<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

译禹州是栎邑的都城。汝州的鲁山、郏县，本来是楚国用来诱骗郑国的地方，随后又被楚国夺回。又越境侵入卫辉府的延津县，河南府的登封县、巩县、偃师县，陈州府的扶沟县，怀庆府的武陟县，归德府的睢州，这些地方都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其中越境侵入直隶大名府长垣县的，是祭仲的封邑；东明县有武父之地，仅仅像弹丸和黑子那样微小罢了。

译郑疆域论

论曰：郑国在周幽王时期，王室尚未东迁，就急忙策划寄居他国以保全宗庙的计谋，侵夺虢国、桧国的土地并占有其地，首先扰乱了周天朝的疆界，郑国确实是周王室的罪人。进入春秋时期后，郑庄公凭借狡诈的资质，在东方诸侯中倔强行事。当时楚国偏居南方边远之地，而晋国正发生内乱，庄公与齐国、鲁国共同执掌盟主之权。他的儿子郑昭公、郑厉公都是才智出众的枭雄，如果兄弟和睦，三代相继，郑国谋求霸业的图谋或许不可限量。然而三位公子争夺君位，最终归于厉公，他与虢国共同平定王室，差不多符合齐桓公、晋文公勤王救主的道义。但从此楚国祸患兴起了。齐国、晋国交替称霸，与楚国争夺郑国长达二百多年。当时郑国西部有虎牢关的险要，北部有延津的坚固，南部占据汝水、颍水一带的土地，依仗这些险阻，左右周旋。大概荥阳、成皋自古以来就是战争之地，南北发生战事，郑国首先遭受兵祸，这是地势造成的。到了子产的时代，虎牢关已经先归属晋国，犨、栎、郏等地已经先归属楚国，郑国的地理险要全部丧失，只擅长那些细微的外交辞令，用大义折服晋国和楚国，即使是楚灵王那样暴虐横行，也不敢凌辱郑国，这大概是人的谋略得当，与地势无关了。然而此后三家分晋，韩国得到成皋，最终因此灭亡了郑国，那么郑国的虎牢关，难道不是得到它就能兴盛、失去它就会灭亡的地方吗！

秦

当时兵力还不强盛，不敢对西周遗留的旧地有所觊觎。恰逢周平王、周桓王懦弱，延续到宁公、武公、德公，依次蚕食，全部收编了虢国、郑国遗留在西畿的土地，将近百年。到了穆公时，于是灭掉芮国，修筑堡垒作为王城，以堵塞西来的道路，而晋国也灭了虢国，东西两京隔绝从此开始。占据丰、镐的故都，截然成为敌对国家，与中原抗衡了。然而灭掉滑国后滑国被晋国占有，不能越过崤山、函谷关向东前进一步；灭掉鄀国后鄀国被楚国占有，不能越过武关向南前进一步。它的辖地有凤翔府、延安府、平凉府、秦州、西安府、商州、同州府、干州，不超过陕西一省，其中同州府与商州的土地，还与晋国、楚国交错接壤。

秦疆域论

论曰：秦国与晋国以黄河为界，黄河以东是晋国，黄河以西是秦国。然而秦国在春秋时期，疆域狭小，不仅被函谷关隔绝在外，被晋国限制阻隔而不能出去。考察《史记》：缪公即位五年，晋献公灭掉了虞国、虢国。这时秦国新立，刚在岐山、雍地兴起，基业尚未稳固，而晋武公、晋献公已经极其强盛，灭掉虢国后桃林地区已被攻取，秦国的门户在晋国的肘腋之中了。后来晋文公刚称霸，驱逐白狄，开辟西河，魏国得到它作为西河、上郡。白狄的土地，是现在陕西延安府向东到山西黄河边界四百五十里。到了战国惠王六年，魏国才开始献出阴晋；八年，献出河西之地；十年，献出上郡十五个县。阴晋，是现在的华阴县；河西，孔氏说：是同州、丹州两地。丹州，是现在延安府宜川县；上郡，是延安以北。又惠公时期，韩之战，说：“敌人深入了，怎么办？”可见晋国的疆域广阔深远，深入陕西内地，不始于文公时期，这也可以作为秦晋疆域的一个证据。所以终穆公一世，没有一天忘记向东发展。他援立惠公，实际上是贪图河外列城的贿赂，大概是想谋取虢国的故地，作为向东发展的谋划。不久在韩之战中，秦国开始征伐晋国河东地区，不久又归属晋国，秦国在晋国那里不得志可以知道了。等到刚拥立晋文公，秦国想护送周王，而晋国推辞秦国军队独自南下。文公是枭雄，依靠秦国的力量，却暗中忌恨秦国，一定不让勤王的举动让秦国分得功劳，晋国压制秦国又可以知道了。到了他晚年，日暮途远，背叛晋国与郑国结盟，又袭击郑国，悬师深入，年老智昏，而穆公始终不忘向东发展，他的心情大概是急切了。此后断绝与晋国的关系，天天寻找战争，少梁、北征、彭衙、刳首，迭有胜负，然而终究不能越过黄河向东前进一步。大概有桃林堵塞秦国的门户，而河西之地又犬牙交错在秦国境内，秦国的动静，晋国没有不知道的。二百年来，秦国人屏住呼吸不敢出声，就是这个缘故。到了孝公奋发图强，向东渡过洛水，魏国人献地唯恐落后，而河西才全部成为秦国的所有。吴起离开西河而哭泣，难道没有原因吗！

吴

据查周武王平定天下时，此时泰伯的子孙已经在勾吴自立，武王因而分封他们。当时大江以南还属于蛮夷之地，分封土地所不及的地方，不像中原齐鲁那样星罗棋布。所以它的土地最广阔，春秋初期还服属于楚国，此后逐渐强大，于是成为劲敌，而它所吞并的国家也历历可数。大概向北出兵就骚扰庐州、寿州，向东出兵就指向番阳，它的土地略占江南全省，而徐州归属宋国，庐州、凤阳归属楚国，安庆归属群舒，最后庐州、凤阳也并入吴国，而攻入郢都的祸患从此开始。太平府则与楚国的和州【即昭关】隔江对岸，江宁府则与楚国的六合【即棠邑】接壤。从浙江的嘉兴到湖州、杭州，则是与越国日日角逐的地区；从浙江的严州到江南的徽州、江西的饶州，则是

译这里是与楚国每日互相窥探伺机的地方。地理学家认为江西全省也都属于吴地，但在经典和传注中并没有相关记载，只是保留这种说法如此罢了。

译吴疆域论

论曰：我考证《春秋》中吴国的疆域，私下对明太祖的事迹有所感慨。当明太祖与张士诚、陈友谅相持不下时，刘基（诚意伯）说：“陈友谅占据上游优势，应当先平定陈友谅。”当时的分界形势，与春秋时期吴、楚两国大致相似。而明太祖的地盘比吴国更加狭小紧迫，他日夜急切地争夺池州、太平、徽州、宁国、庐州、凤阳等地，等到攻下南昌并守住它，一战就覆灭了陈友谅。唉！这正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闾攻入郢都的态势。长江的险要，是吴、楚两国共有的，而楚国占据上游，所以在长岸之战中，司马子鱼说：“我占据了上游，为什么不利？”最终缴获了楚国的战船余皇。所以吴、楚交战数百次，在水上作战则楚国常胜，在陆上作战则吴国常胜。楚国用水军逼近吴国，而吴国常从东北方向出击，出乎楚国的意料。当吴国刚背叛楚国时，就攻打巢国、徐国、州来，在庐州、凤阳之间争斗，大概是想从上往下俯瞰压制。子重攻克鸠兹，即今天的太平府芜湖，这是利用水路；而吴国报复，攻打楚国夺取驾地，则在庐州的无为县。楚灵王攻克朱方，即今天的镇江丹徒，这是利用水路；而吴国报复，夺取棘、栎、麻，则出兵到了砀山与汝宁。到了鲁昭公二十三年，州来归入吴国。州来即今天的寿春，以淮河为坚固屏障，撤除楚国的藩篱而占据其要害，攻入郢都的祸患就由此萌生了。当时在淮汭弃舟，从豫章与楚国夹击汉水，淮汭就是州来，豫章即今天的南昌。弃舟是沉船破釜的举动，陆路从南昌出兵是出奇兵捣毁险要的策略，想要避开自己的短处而发挥长处，悬师深入千里袭击敌人，大概也是预先知道楚国令尹子囊不仁义，所以才敢这样做。假使当时只是收敛兵力持重待机，不与敌军交锋，断绝其粮道，吴国人轻锐，军队疲敝想回家，正不必采取毁船和堵塞城口的计策，正想慢慢驱赶他们。吴人遇到险阻，就必然争船渡河，争抢就必然混乱，在半渡时攻击他们，可以让他们连一只车轮都回不去。所以当时楚国的失策在于速战，而吴国也只是侥幸一次得胜罢了。假使只是固守钟离、居巢、州来三座城池，屹立不动，而用多种方法扰乱吴国，挫败其频繁进犯的算计，吴国既然在东北方向不得志，就一定不能通过水道窥视楚国，而吴国将会坐困而死。所以明太祖当时经营庐州、凤阳而随即得到南昌，就是折断了楚国的左臂；吴国先占有豫章又得到州来，就是扼住了楚国的咽喉。申公巫臣、伍子胥的谋略，与明太祖君臣前后的策略完全一致。地势哪里是固定不变的？人能利用它就能取胜。后来越国兼并了吴国的土地，最终却被楚国覆灭，难道不是楚国常常得到地势的便利吗？

按：此论仍然沿用旧说，认为豫章就是南昌，其实豫章不是南昌，另有论述见后。

越

按：越国自从少康初年受封，历经商朝到周初，有一千多年，周武王沿袭其旧制而不改变。延及春秋末年，又过了五六百年，到允常才开始与吴国互相攻伐，见于经传。然而其封地极其狭小，《国语》与《越绝书》所载不同。其向北所到的地方，叫御儿，叫平原，都在今天嘉兴一府的地界。其西南至于姑蔑（《越绝书》作姑未），则在今天衢州府龙游县。然而过去人称余汗为越地，淮南王刘安说：“越人想要作乱，必定先在余汗境内耕作”，《通典》也说那是越国的残余，那么从江西广信到饶州都是越国的西界，《国语》所说的姑蔑，大概没有说尽。我曾经从淮河到余杭，走遍了吴国的境地，又亲自到了左蠡，才知道越国大夫胥犴在豫章的滨水处慰劳越王，实在是在今天的鄱阳湖。大概鄱阳属于楚国，余干属于越国，分峙于湖的两岸。楚越相结，越王乘船，应该就在这里。如果向北出发，那么一千多里都是吴地，越国正仇视吴国，怎么能以孤军径直穿过其地而与楚国会合呢？其地全部拥有浙江的绍兴、宁波、金华、衢州、温州、台州、处州七府的地界，其嘉兴、杭州、湖州三府则与吴国分界，由衢州经过江西广信府到饶州的余干县与楚国分界。

越疆域论

论曰：越国自从允常开始见于《春秋》，传两代到勾践，于是成就了霸业，天子赐肉。传五代到无疆，最终被楚国所灭。我奇怪勾践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却能覆灭方圆两千里的吴国；其后代土地兼并吴越，而楚国灭掉它却像翻手掌一样容易，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这缘故仍然是勾践自己造成的。当他灭掉吴国时，却不能整顿江淮以北的地区，致使楚国向东侵扰，扩展土地到泗水边上，这是画江自守的计策，放弃地利给别人，能够延续到五代，已经是侥幸了。从前有人说：“守江不如守淮，守淮必须在庐州、凤阳、徐州、泗水部署重兵，然后前进可以作战，后退可以防守。”当吴国与楚国角力时，争夺钟离、州来、居巢三邑七十多年才夺取它们。等到得到州来，攻入郢都的态势已经显露。所以孙氏保卫江东时，守卫濡须，与魏国争夺合肥；东晋拥有江东时，在淝水覆灭苻坚的八十万军队；萧梁定都建业时，在钟离打败拓跋部的二十万军队；到了北宋稍显不振时，而刘、杨等将领还在寿春、藕塘之间力争，而后刘豫不敢南渡。这不是昔日吴楚的旧事吗？越国既然有了吴国，不能遵循吴国旧有的路线，在北面扼守州来，在西面

译凭借豫章的险阻，却贪恋三江五湖的利益，心志骄横自满，自称为霸主，这就像项羽放弃关中而定都彭城一样，都是沐猴而冠的短见罢了。楚人既然已经占据了上防，又兼有广陵、徐、泗等地，长江虽如衣带之水，但马匹尚且可以渡河，勾践当时难道是为子孙做长远打算吗？问：勾践本是为了报仇，恰逢吴国荒废懈怠而侥幸战胜它，凭借范蠡的谋略却不发表一言，这是为什么呢？答：吴王寿梦争夺州来，是申公教他的；阖闾舍弃舟船在淮水北岸，从豫章与楚国夹击汉水，是伍子胥教他的。这都是处于创业初期，心志明确锐利，所以他们的言论容易听进去。等到劝谏夫差与越国议和，伍子胥尚且被赐死。假使范蠡在夫差志得意满之后再次进言，怎么知道不会像文种那样被杀呢？所以他缄口不言、高蹈远去是适宜的。问：项羽放弃关中，自身就灭亡了，而越国却延续到第五代，这是为什么呢？答：项羽确实有雄据天下的志向，所以汉高祖集中力量夺取它；而楚国既然得到了广陵、徐、泗，知道越国没有争雄之心，把它视为掌中之物而不加忌惮，而越国兵力尚强，所以姑且互相拖延，等待越国自己挑起战端然后再夺取它。唉！自古以来披坚执锐如项羽，卧薪尝胆如勾践，却都坐失夺取天下的大计，人们都知道为项羽惋惜，却不知道为勾践惋惜，这还只是有目睫之见的短视啊！

译考察这一论述仍然沿袭《史记》的旧说，认为越国灭掉吴国后抛弃了江淮以北的土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应当采纳《吴越春秋》、《越绝书》等书的观点，越国迁都琅琊才是正确的，另有论述在后文。

列国疆域表后叙

有人问：“周王室实行分封制，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地势，这话可信吗？”回答说：“这是针对后世守成的君主而言的。周武王战胜殷商，拥有天下，大规模分封功臣和宗室。凡是山川交错、地势险要的地方，全都分封给周王的至亲和子弟，用来镇抚不安定的地区，辅佐拥戴王室。除了三监监视殷商之外，封东虢在荥阳，占据虎牢关的险要；封西虢在陕县，凭借崤山函谷关的坚固；封太公在齐；封召公在燕。周成王又封叔虞在晋。四面环绕对峙，而王畿地区东西长、南北短，长短相互覆盖，方圆千里。没有战事时就建都洛阳，居于土地中央来号令天下；有战事时就居住在关内，凭借四面险塞来防守，何尝不是凭借险要地势来统制天下呢！褒姒煽动暴虐，祸乱从内部产生，周室东迁至东周，而西虢实际上是东西两都出入往来的必经之地。周王室有西归的志向，不得不向虢国问路，所以周平王末年，就想让虢公担任卿士。等到周惠王时，郑国和虢国最终平定了王室。当晋国图谋虢国时，周王为什么不赫然震怒，命令方伯去讨伐晋国的罪行？晋国必定不敢行动。结果却谈笑间置之不理，虢国被晋国吞并而晋国日益强大，周室日益削弱了。等到周惠公回国，用虢国的土地贿赂秦国，秦国如果得到它，就可以向东与晋国抗衡，即使有晋文公，也不能图谋霸业；而晋国的各位大臣本来也不赞同。虽然晋惠公在韩原之战被俘，秦国在这个时候，几乎可以分割晋国的一半土地，但最终秦国整修军备来辅佐周惠公，关闭城门谢绝秦国。秦国知道空有名义作为人质没有用处，最终送回了周惠公。吕甥、郤芮等人，可以说是智勇超群的人了。秦国拥立晋文公以后，知道晋文公是枭雄，决不敢觊觎桃林以东的一步土地，于是便联合晋国军队灭掉了鄀国。鄀国靠近武关，秦穆公的意思是，既然在东方得不到利益，还可以经营商雒地区，图谋武关作为向南出击的门户，但最终也没有能够占有。从此二百多年，秦国屏伏在西陲不敢出来，因为秦国地形四面险塞，而函谷关、武关的门户都被别人占据了。等到三晋分裂，秦国得到那些土地设置关隘，函谷关归入秦国，而三晋的灭亡从此开始了。唉！晋国自从晋献公灭掉虢国以后，固守桃林的险塞，主宰天下霸业达二百年。等到三晋分裂，才失去了它。而周室东迁，不到三代虢国就已经被晋国占有，抛弃国家的利器给别人而不醒悟，难道不是依靠德行而不依靠险要的说法误导了他们吗！”

春秋时晋中牟论

河南今天的中牟县，就是郑国的圃田，春秋定公、哀公时期属于晋国。三家分晋时属于魏国。前汉《地理志》说赵献侯从耿迁都到这里，这是不对的。《地理志》既然说河南的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都是魏国分封的土地，既然属于魏地，赵国怎么能建都于此呢？这是自相矛盾的。到了春秋定公九年，齐侯攻打晋国的夷仪，晋国一千辆战车在中牟，这与今天的中牟完全不相干。根据本注说：“这是去救援夷仪。”夷仪以前本是邢国的土地，《左传》说：“邢国迁都到夷仪。”在今天顺德府邢台县西，距离河南的中牟六百多里，路程遥远不相及，这是第一点。卫侯去晋国，经过中牟。卫国本来在河北，去晋国何必再经过河南的中牟？这不是路途所经，这是第二点。孔子去赵国，听说赵简子杀了窦鸣犊、舜华，在河边返回，此时赵国的边界明显在大河以北，中牟不可能还在河南境内，这是第三点。《国语》记载晋侯问赵武说：“中牟，是邯郸的肩髀（重要部位），我想要那里的令尹贤良，谁可以？”赵武说：“邢伯可以。”这说明中牟与邯郸接近。日后赵献侯从耿迁到中牟，赵敬侯又从迁都中牟迁到邯郸，相距本来不远。现在河南中牟距离邯郸的里程与所说的肩髀不符，这是第四点。赵鞅与范氏、中行氏交战，哀公四年九月包围邯郸，荀寅逃奔鲜虞，鲜虞接纳荀寅进入柏人。五年春天攻克柏人，于是包围中牟。《史记》也说：“赵简子攻打范氏、中行氏，讨伐中牟，佛肸叛变。”这说明中牟是范氏、中行氏的城邑，与柏人一起应当都在直隶顺德府界，距离大河以南非常远，这是第五点。大概河南的中牟，在春秋时期只称圃田，没有中牟这个名字，直到汉初才设置中牟县，属于河南郡。而《左传》、《史记》所载的中牟，在杜预时已经不知道它的处所，只是说应当在河北。后人只应当存疑，不必强行解释。臣瓒说这个中牟应当在温水之上，张守节《史记正义》又说相州汤阴县西有牟山，认为中牟应当在其旁边，都是臆测之说，没有明确证据。而且《春秋左传》记载卫军经过中牟，中牟人想攻打他们，褚师圃说：“卫国不可战胜，齐军攻克城邑而骄傲，不如跟随齐军。”于是攻打齐军，打败了他们。克城是指攻克夷仪，那么中牟与夷仪应当朝夕可达，怀疑应当在邢台、邯郸之间，温水、汤阴两处离这里尚远，也不对。

雍正元年春，我接受河东田制台的聘请，编修《河南省志》，作了这篇论述，极力辩明今天的中牟，不是《论语》、《左传》、《史记》所载的

译中牟，而旧志竟于县内载入佛肸墓，可〇一笑。然攷《杜氏通典》，已先误，千虑一失，往往有此后阅宛溪氏《方舆纪要》，谓在彰徳府汤隂县牟山之侧，此亦承张守节《史记正义》之譌非〇然也。因思春秋时晋之中牟、楚之豫章，虽使杜元凯复生，亦不能〇知其处，况更在元凯千五百年后乎？因检〇旧稿，入于卷内，漫识于此。乾隆五年三月上浣识。

译春秋时期楚国豫章考论

先王建立国家，那些小国方圆不超过五十里，像邾、滕、郳、薛这些国家，大约只相当于现在一个县的面积，所以当时它们的城邑非常小。《论语》中提到“十室之邑”，《周官》和《司马法》中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达到十户人家就算大的了。而像荆、舒、吴、越这些国家，地处荒远，井田制度所不及，就像后世新收复的苗疆地区，动辄方圆千百里，不能用一般的区域来衡量。所以今天想要寻找春秋时期的豫章之地，也不能一概用一州一府来对应。我曾读《春秋》中关于吴、楚、越的传记，其中提到豫章的共有六处。昭公六年，楚国派防泄讨伐徐国，吴国人去救援，令尹子荡率领军队讨伐吴国，军队驻扎在豫章，然后停驻在干谿，吴国人在房钟打败了楚军。昭公十三年，楚军从徐国返回，吴国人在豫章打败了他们，俘虏了五位将领。查考徐国在泗州以北八十里，干谿在今颍州府的亳州，房钟在今颍州府的〇城县。昭公三十一年，吴国人围攻〇，左司马戍、右司马稽率领军队救援〇，到达豫章。〇即今河南光州的光山县。又定公二年，桐国背叛楚国，吴国派舒鸠引诱楚国人说：“让军队逼近我，我去讨伐桐国，为我使他们没有顾忌。”秋天，楚国讨伐吴国，军队驻扎在豫章。吴国人在豫章展示船只，却暗中把军队埋伏在巢国。冬天十月，吴国在豫章打败楚军，于是包围巢国，攻克了它。桐国即今安庆府的桐城县，巢国即今庐州府的巢县，舒鸠在庐州府的舒城。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吴国人把船只搁置在淮水弯曲处，从豫章与楚国夹汉水对峙。淮水弯曲处即今寿州。查考这几处记载都是吴楚交战，杜预在前面的注释中说“江北淮水南”，在柏举的注释中却说“汉东”，说法前后不一，又说“从江北迁移到江南”，不知依据什么。又昭公二十四年，楚王率领水军去侵犯吴国边境，越国大夫胥犴在豫章的水湾慰劳楚王，送楚王乘船返回，并且率领军队跟随楚王。这是楚越交接的地方，豫章应当又在楚越边境。各位儒生寻求解释而不得，有的认为是两地，有的认为是三地，始终没有定论。然而我曾考证，豫章是宽泛的称呼，从江西的九江、饶州两府，隔江为江南的安庆府境，北接颍、亳、庐、寿，西接光、黄，都是楚国的豫章地。大概凤阳以西，寿、霍、光、固的边境，都靠近淮水岸边，是吴楚每日交战的地方。柏举在湖广黄州府的麻城县，从寿州沿着淮水向西，经过河南光山县、信阳州三关的险塞，到麻城六百里，到汉口九百里，杜氏所说的“豫章在江北、淮水南”，应当就是指淮水弯曲处而言，大概是这个地方的总称，搁置船只在这里，走陆路也在这里。至于豫章的水湾，就是今天的鄱阳湖无疑。为什么呢？饶州的余干县是越国的西境，鄱阳县是楚国的东境，都濒临鄱阳湖。楚国用水军侵犯吴国边境，而越国送楚王乘船，都在水边，除了这里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交接。总之，吴、楚、越交界处的豫章，不是一个地方，但确实不是有两个名字。就像秦国的会稽、九江两郡统辖广大，都有一二千里，怎么能用一州一县来对应呢！汉朝分割秦国的九江郡设置豫章郡，大概也是以春秋时期的豫章得名，但确实不是当时的豫章地。至于把南昌当作豫章，尤其不对。《左传》说“舍舟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从寿州到汉口的中间，经过光州、信阳州、黄州到武昌、汉阳夹峙的汉口，沿着淮水到汉水，路径非常明确。南昌在其南面一千多里，没有绕道去南昌的道理，而且南昌始终是楚地，与吴国无关。《史记》记载阖闾十一年，吴国讨伐楚国夺取番地，番即今鄱阳县，是饶州府治所，而阖闾十一年是定公六年，在柏举之战之后，那么在柏举战时，吴国还没有饶州的地方，又怎么能越过南康、九江两府而直接到达南昌呢！我曾推广这个说法，凡是列国的边境地区都非常广阔，不止一个豫章。楚国北境的方城，从裕州东北到叶县、唐县，连接数百里；齐国的无棣，今直〇天津府的庆云、山东武定府的海丰，都是；晋国合并温、原、攒茅的土地都称为南阳，几乎占尽怀庆一府的境界；所谓的东阳，则是太行山以东的地方，没有城邑，直到楚、汉之间才设置东阳郡；而秦国的河西，在今同、华两州，总称为大河以西。那么楚国西境的豫章，从淮水以南直到大江南北，连接彭蠡，与吴、越都交界，这是常理，不是后来才迁移到江南的。至于汉东没有豫章地，高氏辨析得很清楚。近代的志书却说春秋时期的豫章离江陵很近，引用宋武帝讨伐刘毅，派遣王镇恶先袭击到豫章口，离江陵城二十里作为证据，尤其错误。后世地名沿袭讹误很多，即使是同时代也有相袭的，比如战国时期韩国的南阳，怎么能用晋国的南阳来对应呢！我写这篇考论实在是在乾隆四年，当时借住在九江大孤山堂，旅途中缺乏书籍，未能广泛查考典籍，只是反复根据《左氏传》主观推断，颇为自负，但也不敢自信。过了一年回到家乡，查找宛溪氏《方舆纪要

译读这段文字，南昌府豫章城的说法称：“郦道元认为昭公六年楚国令尹子荡讨伐吴国，军队驻扎在豫章，就是这个地方，这是不对的。因为江湖地带低湿泥泞，春秋时期舟船交通的便利程度还不及今天，吴楚两国争夺的实地实在淮水与汉水之间，郦道元的说法应当不是确切的论断。”于是逐一列举了我所引用的《左传》六处记载，以及杜预前后的两处注释，说自古以来从江汉之间到达淮水，豫章确实是要害之地，但那个地方如今已无法考证。又说干溪在今江南亳州，徐在泗州，〇在光州，那么豫章应当在靠近淮水的地区，即光州与寿州之间，与汉代所设置的豫章完全不相符合。这与我之前的论述完全吻合，先说出了我的心意，不觉大为痛快。由此知道读书到了深入透彻的地方，自然见解大致相同，只是没有来得及指出豫章的汭角是鄱阳湖，只存疑说它在江汉以北，那么越地本来就不能越过长江向北。余干属于越国，鄱阳属于楚国，后来被吴国夺取，都属于今天的饶州府，那么鄱阳正是三国交汇的要地。况且此时吴越已经兴兵，而楚国与吴国又正相争斗，楚国与越国相通，吴人必定忌惮，越国必定不敢出境一步，公然与楚国交接，以触犯吴国的深怒。如果一概说是江汉以北，越国将远离边境千里，明显打着从楚国牵制吴国的旗帜，难道不害怕吴人压境问罪，近在肘腋之间吗？所以知道归王乘船，是两国在其接壤之处暗中联络，又在水边，那么除了鄱阳左右还能属于哪里呢？我所说的豫章之名范围广大，虽然不能确切知道是什么地方，但可以大致列举几处来概括它，但与今天的南昌绝对没有关系。因此阅读宛溪氏的说法，借来作为我的佐证，而又扩展了他所未能涉及的内容如此。乾隆五年八月上旬三日，复初氏又记。

译晋公子重耳流亡各国考论

左氏叙事，那些隐藏针脚而不显露的地方，是要让人贯通前后传文才能领悟的。我向来怀疑重耳游历遍天下，而他回国最终却依靠秦国，那么当他在狄国待了十二年准备离开时，为什么不直接去秦国以求回国，却一定要经过卫国到齐国？等到他到了郑国，又为什么不进入秦国，却一定要绕道去楚国？楚国是蛮夷国家，重耳难道不知道不能依靠它吗？而当时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事势实在有万不得已的地方。重耳有贤名，而且多得到士人的支持，夷吾作为弟弟越次即位，君臣想要对重耳痛下杀手，不是一天两天了。此时对于重耳来说，隐藏身形，侧足无处容身，幸好有齐、狄、秦、楚等大国，其力量足以与晋国抗衡，能够庇护公子；其余如郑、卫等小国，则晋国的命令早上下达，晚上就会捆绑公子献给晋国。所以他去齐国时，正值秦国送惠公回国的第二年，秦晋新近和好，没有裂痕，而齐桓公正礼贤下士，所以暂且去齐国以求庇护。等到桓公去世，孝公国内动乱，兄弟相争，诸侯的军队屡次到来，不得不改去他国。他经过曹、宋、郑，只是作为过客罢了。宋国刚遭败绩，而曹与郑都是小国，从郑国进入秦国，路必经周地，而经过晋国殽山、函谷关的地界，晋国像寺人披这样的人，拦截他绰绰有余，赵衰、狐偃等人考虑得很周密了。这时楚成王正强盛，气量大度，力量足以容纳公子，开口就说：“公子如果返回晋国，拿什么报答我？”大概送重耳回国的事，楚王已经亲自承担了。恰逢子玉有言，而秦穆公来迎接公子，于是送公子去秦国。秦楚之间有间道，而楚国又设兵防卫以备不测，那么重耳回国，虽然借了秦国的力量，但楚王实际上促成了此事。所以日后还说：“楚君的恩惠，不敢忘记。”又说：“没有楚国的恩惠，达不到这一步。”这难道是仅仅为了当日一顿饭和不杀之恩而已吗！左氏平平地叙述八国，好像公子无故遍访天下，而不知道当日的事势实在如此，左氏只是不曾明说原因罢了。等到看到寺人披为惠公求杀重耳，以及怀公因为狐毛、狐偃的缘故而杀狐突，当日的原因才清楚了。谨详细列出，以告诉世上善于读左氏的人。

春秋时楚地不到湖南考论

考察春秋时代，楚国经营中原，先向北发展而后向东图谋。其始封地在丹阳，在今归州东南七里，是最南的边界。武王、文王迁都于郢，为荆州府治江陵县。昭王迁郢于鄀，为襄阳府宜城县。顷襄王二十八年，秦将白起攻拔郢都，楚国向东北退保于陈，即今河南陈州府治。第二年又迁到寿春，为江南寿州。历代自南而北，其所吞灭的各国，未曾越过洞庭湖以南一步。大概那时湖南与闽广，都是荒远之地，如今交趾、日南相似。估计只有群蛮百濮居住在那里，与中原的利害无关，所以楚国也有所不争。我私下曾遍考《诗》、《书》及《春秋》三传，与《职方》、《尔雅》的文字，没有提到“洞庭”二字的。直到屈原被放逐到江边，彷徨于山泽，创作《九歌》，抒发其愤懑，才开始说：“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大概楚俗喜好歌舞淫祀，屈原作迎神送神之曲，以湘君、湘夫人来充实它，引导它归于正途，以表达其忠君爱国之意。到秦始皇野心膨胀沿长江而下，到达湘山，问湘君是什么神，博士所回答的，大概是沿袭屈原的话。而汉儒作《戴记》，于是有舜崩于苍梧的说法，其沿袭附会大概由来已久。其实唐虞三代之世，湘山、洞庭何曾列入职方？况且舜既然禅让给禹，却一定要亲自经历荒远之地；舜崩，而二妃作为天子的后妃，离开宫阙，远行万里，死于绝域荒野，这些都是必无之事，儒者可以以理判断。由此可知《尚书蔡传》说九江就是洞庭湖的错误，而临川先生认为九江就是彭蠡之源，而以彭蠡为九江，汉水为北江，并岷江为中江，合为三江的说法，是断然不可改变的。蔡传的说法祖述朱子，而实际上出自晁氏之说，大概因为经文“过九江至于东陵”，曾氏认为湖广岳州府的巴陵县，在洞庭湖之东。不知道程氏大昌已经驳斥他，说其绝无根据。而“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则是今德安的敷浅山，而朱子以庐阜当之。庐阜在今江西九江府的德化县，与彭蠡尤其接近。况且《水经注》又说：“防水出庐江郡之东林乡，西南注入江水，《尚书》‘过九江至于东陵’说的是这里。”东陵在庐江，那么九江为寻阳的九江更加可信，且刘歆、班固、应劭都说江到寻阳分为九派，晋郭璞《江赋》也说：“源二分于崌崃，流九派于寻阳。”随取之以名郡。到张僧监《寻阳地记》又列出其名为九，唐孔颖达引之以解释《禹贡》，贾公逵用以解释《周礼·职方》，宋乐史《寰宇记》、李宗谔

译《九江图》一并推崇他的说法。如今舍弃汉、晋、隋、唐、宋数千年博学雅正的说法不用，却唯独采纳晁氏一人的说法，他的立论可以说是偏颇枯槁了！我更加曾经推究经文，说“九江孔殷”，殷，是归往趋向的辞令。《周礼》中诸侯朝见天子称为“殷见”，与“朝宗”二字大致相同，这是河流所取的形象。如果洞庭是大泽，就不适宜设立这样的名义。《禹贡》对于大野、彭蠡、荥波、雷夏都说“既潴”“既泽”，可以证明这一点。明确显示九江是彭蠡的上游源头，彭蠡是九江的下游归宿。殷，是归往趋向得其正道；潴，是容纳蓄积得其归宿。荆州、扬州正是首尾相应，那么荆州的河流为长江、汉水，为九江，其沼泽为云梦；扬州的河流为三江，其沼泽为彭蠡、震泽，不是直截了当吗！况且长江、汉水、九江合在一起，恰好成为扬州的三江，尤其是一线不差。有人问长江到了扬州，又从哪里分为三条？回答说：“五湖只是太湖，三江只是大江。九河分为九条，到入海之处合为一条，却仍然说‘九河既道’；三江其源头分岔为三，到入海之处合为一条，却仍然说‘三江既入’，有什么不可以呢？”过去曾采纳归有光的论点，以三江为扬子江、钱塘江、吴淞江，并从《国语》“三江环之”中寻求证据，自以为得到了真理，现在才知道这还不够。越地在钱塘江之外，三江只能说环绕吴地，不能说环绕越地。哪里比得上大江横截南区，吴、越都在襟带之内，如同两只老鼠在洞穴中争斗，所说的“民无所移”，更加可信。况且吴淞江与钱塘江，《禹贡》中并没有这两条水，尤其不可取作为依据。如果按照《尚书蔡传》的说法，那么洞庭到春秋时代应当更加显著了。于是反复查阅《左传》，才知道楚国的疆域绝对没有这样。为什么呢？楚灵王淫乱奢侈，周游各地无所不至，曾经召集诸侯在江南的云梦打猎，没听说他在洞庭打猎，这是证据一。入郢之战，吴兵从东北方向的光州、黄州来，楚国应该向南逃往洞庭的原野，反而向西北渡过睢水逃往随国，这是证据二。昭王论述祭祀，说：“长江、汉水、睢水、漳水，是楚国的望祀。”没听说涉及洞庭、湘水的神灵，这是证据三。想来当时不仅没有纳入版图，而且洞庭也尚且微小，如屈原所说“洞庭波兮木叶下”，也是微波浅滩，可供喜爱玩赏，没有今天浩渺的景象。大概当时云梦方圆八九百里，跨越长江南北，所以文人学士多夸大其词。等到云梦干涸，水都流入洞庭湖，才开始包山络泽，而洞庭山浸在其中，因此以山得名。古往今来盈虚的规律，如济水断绝而成为大清河，钜野干涸而成为南旺湖之类，河流沼泽的改易很多了，难道只是疆域的变迁没有固定之处吗！

译《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与《吴越春秋》、《越绝书》、《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越国史事各不相同，对此加以论述。

《史记》说：“越国灭掉吴国后，却不能整顿江淮以北的地区，所以楚国得以向东侵吞，疆土扩展到泗水一带，与鲁国泗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地方接壤。”张守节《正义》说：“泗上指的是广陵、徐、泗等州。”那么如今扬州、淮安以及徐州、泗州的土地都丢弃给了楚国。我曾著文论述，认为越国丢弃地利不予坚守，能够延续到第五代才被楚国所灭，已经是侥幸了。后来阅读《吴越春秋》中有这样的话：“越国平定吴国后，向北渡过淮河，防备齐、晋等诸侯，迁都到琅琊。”《竹书纪年》说：“晋出公七年，越国迁都到琅琊。”《水经注》也说：“琅琊，是越王句践的旧都。”《越绝书》说：“句践平定吴国，称霸关东，从琅琊建造观台，周长七里，用来眺望东海。”各书所载，大致相同。查考春秋时期，琅琊是今山东沂州府，其所属的日照县向来是海曲，为沿海要地，怀疑所谓建造观台眺望东海，就是在这里。又《吴越春秋》说：“句践听从范蠡的计谋，修筑会稽小城。城建成后怪山自然出现，这山原本是琅琊东武海中的山，一夜之间自己来了。”后来因此迁都到琅琊。我考证越国迁都琅琊一事，不见于《左传》，《国语》也没有记载。《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所记载的都很怪诞，不足以相信。然而《史记》说“越国灭吴后，丢弃江淮以北”，对照《左传》其他记载多不相符。根据《左传》记载，哀公二十二年越国灭吴，二十七年越国派后庸来划定邾、鲁两国的边界，鲁公在平阳与他结盟。后来鲁哀公曾想借助越国讨伐鲁国并赶走季氏，鲁公又曾前往越国。曾子居住在武城，有越国入侵的事见于《孟子》。武城在今沂州府费县西南九十里，季氏的私邑也在费县，这与迁都琅琊的说法相合。既然越国已灭吴国，与齐、晋诸侯在徐州会盟【徐州本是薛地，今为兖州府滕县，不是江南的徐州】，周天子赐予祭肉，正想整顿邾、鲁等山东诸侯的侵界，怎么会丢弃江淮地区不管呢？况且既然丢弃给楚国了，那么后庸使命的往来以及出兵侵鲁，难道反而要借道于楚国吗？又范蠡在洗雪会稽之耻后，改变姓名寄居在陶。陶是今曹州府曹县，大概先前吴国屡次讨伐齐、鲁，沂、曹的边地吴国大概已经攻占。哀公八年，吴国曾讨伐鲁国攻入武城，武城人有的在吴国边境种田，拘禁了鄫国浸泡菅草的人，说：“为什么让我的水变浑浊？”等到吴军到来，被拘禁的人就引导吴军去攻打武城。看这些，那么沂州的土地早已成为吴国的交错疆域，越国灭吴后，因而占有这块土地，那么它迁都琅琊，大概是占据了吴国的全部疆域，与北方诸侯争衡，怎么会有反而丢弃江淮土地来资助强敌楚国的道理呢？况且即使如《史记》所说，越国自句践以后五代到无疆，中间曾想讨伐齐国。齐国旧时与吴国接壤，与越国的故土隔着江淮遥远相隔。如果句践丢弃江淮以北，那么其后代必定不能再拓展占有吴国疆域，与齐国远远不相及，无缘无故会有讨伐齐国的事，那么《史记》的自相矛盾就更明显了。苏辙说：“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而在地理方面尤其疏漏错乱。”我已根据他的说法作了《越封疆论》，又在此附记其他书籍的记载，以等待后来的博学者考证。

春秋大事表卷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五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我已辑录《春秋疆域》，从成周一直到齐、楚、秦、晋，共十一国，而当时的形势，像鱼鳞一样排列，像梳齿一样整齐，犬牙交错。凡是行军用兵，出入往来的迂回直捷、远近，以及筑城戍守的轻重、疏密，没有不清晰明白地呈现的。接着推究其封爵的由来，以及姓氏，与小国并入某国、成为某邑的情况，而春秋的列侯，起初像星星罗列、棋子散布，接着疆域兼并弱小、削弱强大，追究其源流，屈指可数。作而感叹说：“封建制分裂为郡县制，大概不是从秦国开始的。自鲁庄公时代，楚文王已经设置申、息二县，封地界限到汝水。等到后来晋国有四十个县。哀公二年，赵鞅发动铁之战，誓师说：‘战胜敌人的，上大夫受封县，下大夫受封郡。’终春秋之世，国家灭亡成为县邑的，占天下大半，而各国最终因此强盛，那么当时的形势，与周初相比，已经渐渐不同了。即使圣王再起，也不得不改变这种制度。况且进入春秋以来，周王室得以延续数百年，依靠的是齐国和晋国，而齐、晋兼并的国家不少。假使齐、晋谨守诸侯的限度，仍然保持临淄、太原百里之封，那么周天子能统领虞、虢、谭、遂各国，以鞭笞荆楚，驱逐戎狄吗？不能。不能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势力分散，而且有土地的诸侯未必都贤明，即使因为不贤明而更换他们，但政令不能完全出自王朝，百姓的视听不能完全归属天子，所以常常分散而不能聚集，弱小而不能强大。改为县邑则不然，衡量才能而任用，考核能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