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三》>
常谓《春秋》阙误多，自经成以后，左氏不知而强为之说，更有左氏作▯时未甞误，因汉晋以来▯写之譌，为杜氏之傅防曲成者，则如僖二十四年「晋侯夷吾卒」是也。左▯惠公之卒以二十三年九月，而经在明年之冬，杜氏谓晋文定位而后告惠公之丧，经文从赴。程氏端学谓：「惠公之卒，此时非有内乱外伐，安得不告丧？必待文公之至而后告。借使文公入而告，必曰：『先君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卒。』鲁史因而书之，必不书其赴到之日也。」余则谓「四」字当是「三」字之误，晋之九月为周之冬十一月，▯因赴告从晋夏正，而经自用周正耳。然则谓左氏之未甞误何也？曰：「文公告惠公之丧，此出于杜氏之说，左▯无之也。左▯于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纳重耳，曰：『经不书，不告入也。』二月杀懐公于髙梁，不书，亦不告也。此时鲁一意事楚，目中无重耳，谓此亦当如夷吾之俦，不久为秦俘絷耳，故自入国至创伯凡五年，中间无书一晋事者。晋杀吕、郤不书，勤王及围原皆不书，岂有独书一夷吾卒之理？晋文岂有不告已之入，而反告惠公之丧之理？且懐公以逾年之君，晋文来告，岂容没去？若欲讳其弑君之实，而以惠公死期迟至经年，掩耳盗铃，贻笑邻国，晋文君臣必不为也。」窃意丘明作▯时，「晋侯夷吾卒」犹在冬十有一月「杞子卒」之下，自是懐公来赴，此后晋使絶不通往来，故懐公以逾年而见杀，重耳以公子而反国，经皆无从书，非为文公讳而不书也。至丘明作▯以后，诸儒▯写误置在二十四年冬，杜氏曲为迁就，谓文公定位而后告惠公之丧，殊不思告者何人，岂有不预先书其入国之理乎？左▯谓「不书，不告入也」，万无可疑。公羊则以为为文公讳，家氏▯翁、髙氏闶则以为桓公书入以其簒兄，文公于长幼次当立，果尔，圣人宜别有书法，胡乃没而不书》谓之褒乎？贬乎？髙氏更谓：「鲁未与宋通，而此书惠公卒者，以见文公之入。文公不书入者，以申生既死，文公以次当立。」故窃意文公之入，若告自当书，无为书惠公之卒以见文公之入。文公于次果当立，则其入又胡为不书？圣人用心，不宜委曲如此。故余谓左氏作▯时，经文未误。若此时已作「二十四年晋侯夷吾卒」，则文公告惠公之丧，当时左▯▯之，无俟杜氏之补注也。
译我常认为《春秋》中缺失和错误的地方很多，自从经文定稿以后，左丘明不了解实情却强行加以解说；更有的是，左丘明作传时原本没有错误，因为汉晋以来抄写时的讹误，被杜预牵强附会、曲意成全的，就像僖公二十四年“晋侯夷吾卒”这一条一样。左氏记载惠公去世在二十三年九月，而经文记载在次年的冬天，杜预说晋文公确定君位后才报告惠公的死讯，经文是依据报丧的日期来记载的。程端学认为：“惠公去世，此时并没有内乱外伐，怎么可以不报告死讯？一定要等到文公到来才报告。假使文公回国后报告，一定会说：‘先君某在某年某月某日去世。’鲁国史官因此记载，一定不会记载报丧到达的日期。”我却认为“四”字应当是“三”字的误写，晋国的九月是周历的冬十一月，因为报丧遵循晋国的夏历，而经文自己使用周历罢了。那么为什么说左氏原本没有错误呢？回答说：“文公报告惠公的死讯，这是出自杜预的说法，左氏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左氏在二十四年正月记载秦伯接纳重耳，说：‘经文不记载，是因为没有报告回国。’二月在高梁杀死怀公，不记载，也是因为不报告。此时鲁国一心侍奉楚国，眼里没有重耳，认为这也应当像夷吾那样，不久就会被秦国俘获囚禁，所以从回国到创立伯业共五年，中间没有记载一件晋国的事。晋国杀死吕氏、郤氏不记载，勤王以及围攻原国都不记载，怎么会有唯独记载夷吾去世的道理？晋文公难道有不报告自己回国，反而报告惠公死讯的道理吗？况且怀公是逾年即位的君主，晋文公来报告，怎么可以隐瞒不报？如果想要隐瞒他弑君的实情，而把惠公的死期推迟到经年之后，掩耳盗铃，贻笑邻国，晋文公君臣一定不会这样做。”我私下认为，左丘明作传时，“晋侯夷吾卒”还在冬十一月“杞子卒”之下，从此怀公来报丧，此后晋国使者断绝往来，所以怀公因逾年即位而被杀，重耳以公子身份返国，经文都没有依据来记载，不是因为为文公避讳而不记载。到了左丘明作传以后，诸儒抄写时错误地将其置于二十四年冬，杜预曲意迁就，说文公确定君位后才报告惠公的死讯，完全不去思考报告的人是谁，难道有不预先记载其回国的道理吗？左氏说“不记载，是因为没有报告回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公羊传》则认为这是为文公避讳，家铉翁、高闶则认为桓公记载“入”是因为他篡夺兄长之位，文公按长幼次序应当即位，果真如此，圣人应当另有书法，为什么却隐而不记？这算是褒扬吗？算是贬斥吗？高闶更说：“鲁国没有与宋国通好，而这里记载惠公去世，是为了显示文公的回国。文公不记载‘入’，是因为申生已经死了，文公按次序应当即位。”所以我私下认为，文公回国，如果报告就应当记载，没有必要通过记载惠公去世来显示文公回国。文公按次序果真应当即位，那么他的回国又为什么不记载？圣人的用心，不应该如此委曲。所以我认为左氏作传时，经文没有错误。如果此时已经写成“二十四年晋侯夷吾卒”，那么文公报告惠公死讯，当时左氏就会记载，不需要等待杜预的补注了。
凡经▯互异者，学者舎▯从经，此正理也。夷吾之卒不日而时，必因赴告之疎；秋冬之异，必因周正、夏正之别，皆不辨而明。独二十三、二十四经年之隔，致千年聚讼。今定为▯写之误，直是卓识。愚则为左氏原本已为杜氏割裂错置，其误不在▯写，而在割裂时置放失简耳。聊备一说，何如？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国子监司业顾栋髙撰
齐纪郑许宋曹呑灭表
春秋时，齐与宋、郑为大国，而纪邻于齐，许邻于郑，曹邻于宋。三国有狡焉啓疆之计，则必首及焉。顾曹、许之灭，俱在春秋之末季，而纪之亡，转盻在十余年之内，其故何也？曹、许犹差逺于宋、郑，而纪之与齐，近在卧榻之侧【齐为今青州府临淄县，纪为今青州府夀光县】齐不得纪，则不能展舒一步。故虽以桓、庄竭力援之，为之结昏于天王，求介于莒、郑，而仅勉强延旦夕之命也，此则其势为之也。然曹、许所以得延至二百年之久者，盖亦借桓、文之力焉。自突出忽入，而许叔始得入于许。至厉公再得国，而齐桓已霸，诸侯束手聴命，宋、郑、曹、许俱从容受职于坛坫之上，虽有桀▯，无所复施。至桓之耄年，宋襄与曹同受牡丘之盟，而旋伐曹，此时已有吞曹之志。顾方以圗伯为事，未敢遽肆兼并。逮▯败身伤，而曹、许俱折而入于楚矣。晋文执曹伯畀宋人，合诸侯以围许。宋、郑于此，非无耽耽朶颐之意，然迫于公义，欲私攘尺寸之地，而诸侯环视，莫敢先动。至成之三年，晋景中衰，郑两嵗三伐许，且明言疆许田。其意以为许余俘邑也，公孙获所处西偏之地，是郑当有成十五年迁于叶，而许之全境尽属郑。此亦足快其并兼之志矣。乃许之四迁，托楚求庇，流离颠越，靡有止所，而郑如鹰鹯之逐兔，楚师一败，旋即俘其君以归。使楚有保小字弱之仁，而郑为封豕长蛇之暴，岂不重可叹哉！至曹之事大国，尤恭谨，尤非许之甘心从楚比也。方齐桓之世，存三亡国，曹与宋比肩同事。晋累世执霸权，兴师徴召，曹未甞不在诸侯之列。止以地近于宋而畏宋，宋襄始伯而伐曹，宋景再伯而旋灭之。桓、文以定人国为事，而宋至殄文昭之裔，斯又足悲也。夫春秋之世，灭国多矣，而三国之亡，尤为可悯。圣人于此屡书不一书，而于他国无之。余为撮其始末，可以识。圣人微意之所在，呜呼！曹、许之亡，当伯事之已息；而纪之亡，当伯事之未兴。天下之不可一日无伯，此非其明效大騐也哉！辑《春秋齐纪郑许宋曹呑灭表》第四十四。
齐灭纪始末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案：自桓五年齐侯、郑伯如纪，至庄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凡十有七年。
郑灭许始末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案自▯十一年郑入许，至定六年灭许，凡二百零八年。
宋灭曹始末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案：自僖十五年宋人伐曹，至哀八年宋公入曹，凡一百五十九年。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国子监司业顾栋髙撰
乱贼表
春秋弑君二十有五，称人者三，称国者四。三家杂然发▯。左曰：「君无道也【文十六年】公羊曰：「称国以弑者，众弑君之辞【文十八年】谷梁曰：「君恶甚矣【成十八年】其大防略同。啖氏于莒弑其君庶其▯辨之曰：「春秋弑君例，恶甚者不书贼臣之名，惩暴君也。可施乎君臣，犹恐害教伤化，但恐暴君无所忌惮，不得已而立此义，岂有父为不道，子可致逆？」呜呼！三▯谬矣，啖亦未为得也。夫君父一而已
译凡是经传记载互相矛盾的，学者舍弃传而从经，这是正确的道理。《左传》记载夷吾去世不记具体日期而只记季节，必定是因为赴告的疏漏；秋冬季节记载的差异，必定是因为周历与夏历的区别，这些都不辩自明。唯独第二十三、二十四年经文中年份的间隔，导致千年以来聚讼纷纭。现在断定这是传抄的笔误，真是卓绝的见识。我认为《左传》原本已经被杜预割裂错置，其错误不在于传抄，而在于割裂时放置竹简的顺序弄错了。姑且提出一种说法，怎么样？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齐纪郑许宋曹吞灭表
春秋时期，齐国与宋国、郑国是大国，而纪国邻近齐国，许国邻近郑国，曹国邻近宋国。这三个国家如果有扩张领土的图谋，必定首先波及它们。然而曹国、许国的灭亡，都在春秋末期，而纪国的灭亡，转眼就在十几年之内，这是什么原因呢？曹国、许国距离宋国、郑国还稍远一些，而纪国与齐国，近在卧榻之侧【齐国是现在的青州府临淄县，纪国是现在的青州府寿光县】齐国得不到纪国，就不能伸展一步。所以虽然桓公、庄公竭力援助它，为它与周天子联姻，请求莒国、郑国作为屏障，但也只是勉强延续旦夕之命罢了，这是形势造成的。然而曹国、许国之所以能延续到二百年之久，大概也是借助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力量。自从郑突被逐出、郑忽进入，许叔才开始得以进入许国。到了厉公再次得国，齐桓公已经称霸，诸侯束手听命，宋国、郑国、曹国、许国都在坛坫之上从容接受职分，即使有暴君，也无从施展。到了齐桓公晚年，宋襄公与曹国一同接受牡丘之盟，随即又攻打曹国，此时已有吞并曹国的志向。但齐桓公正以谋求霸业为事，不敢立即大肆兼并。等到齐桓公战败身伤，曹国、许国都折服而归属楚国了。晋文公抓住曹伯交给宋国人，会合诸侯包围许国。宋国、郑国对此，并非没有贪婪窥伺之意，但迫于公义，想要私自掠夺尺寸之地，而诸侯环视，没有人敢先动手。到了成公三年，晋景公势力中衰，郑国两年内三次攻打许国，并且明确说要划定许国的田地。他的意思是许国是多余的俘虏城邑，公孙获所在的西边之地，是郑国在成公十五年迁都到叶地时，许国的全部领土就都属于郑国了。这也足以满足他兼并的志向。然而许国四次迁徙，依托楚国寻求庇护，流离颠沛，没有止境，而郑国像鹰鹯追逐兔子一样，楚军一败，随即俘虏许君回国。如果楚国有保护小国弱国的仁德，而郑国像封豕长蛇一样暴虐，岂不更令人叹息！至于曹国侍奉大国，尤其恭谨，尤其不像许国甘心追随楚国。在齐桓公时代，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曹国与宋国并肩共事。晋国累世执掌霸权，兴师征召，曹国从未不在诸侯之列。只是因为地近宋国而畏惧宋国，宋襄公刚称霸就攻打曹国，宋景公再次称霸随即灭掉了它。桓公、文公以安定他国为事，而宋国竟然灭绝了文昭之裔，这又足以令人悲伤。春秋时代，灭亡的国家很多，而这三个国家的灭亡，尤其令人怜悯。圣人在这里多次书写或不书写，而在其他国家没有这种情况。我摘录它们的始末，可以识别圣人微言大义所在，唉！曹国、许国的灭亡，正当霸业已经平息之时；而纪国的灭亡，正当霸业尚未兴起之时。天下不可一日无霸主，这不是明显的效验吗！辑《春秋齐纪郑许宋曹吞灭表》第四十四。
齐灭纪始末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按：从桓公五年齐侯、郑伯到纪国，到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共十七年。
郑灭许始末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按：从宣公十一年郑国进入许国，到定公六年灭许，共二百零八年。
宋灭曹始末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按：从僖公十五年宋人攻打曹国，到哀公八年宋公进入曹国，共一百五十九年。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乱贼表
春秋时期弑君二十五次，称“人”的有三次，称“国”的有四次。三家杂然发表议论。《左传》说：“君主无道【文公十六年】”《公羊传》说：“称国以弑的，是众人弑君的辞令【文公十八年】”《谷梁传》说：“君主罪恶深重【成公十八年】”它们的大致原则略同。啖氏对于莒国弑其君庶其辨析说：“春秋弑君的体例，罪恶深重的不书写贼臣的名字，是为了惩戒暴君。可以施用于君臣，还恐怕伤害教化，只是担心暴君无所忌惮，不得已而设立这个义理，哪有父亲无道，儿子可以导致逆乱的？”唉！三家都错了，啖氏也没有说得对。君主和父亲只有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