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七

译左氏引据《诗》《书》《易》三经表

从前孔子曾想多活几年以学习《周易》，对子夏、子贡称赞他们“可以谈论《诗经》”，这表明其他弟子不能与之相比。太史公说：“孟子擅长《诗》、《书》。”而孟子说：“解说《诗经》的人，不因文字而损害词句，不因词句而损害本意，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这才算是掌握了要领。”又说：“我对于《武成》篇，只取其中两三页。”孔子、孟子的教诲，人们读书应当如此。大概圣贤通过经典来垂示教化，凡是学者修身治人的方法，都在于此，难道会拘泥于文字意义、固守于训诂解释，如同固执老翁的见识吗？自从汉代儒者各自坚守师说，专门名家，于是出现了同一部经典却党同伐异、各执己见，这是彼非，想要解说经典而经典反而更加晦涩。我观察左氏所载赋《诗》共二十五次，引《书》据义二十二次，言《易》十七次。郑夹漈的话说得好啊！他说：“我从敬仲的占卜中，得到了互体的说法；从毕万的占卜中，得到了变卦的说法；从穆姜的占卜中，得到了动爻以静爻为主的说法；从南蒯的占卜中，得到了不占凶险的说法；从秦伯的占卜中，得到了《系辞》与今文不同的说法。”难道只是《周易》如此吗？凡是《诗》与《书》，没有不是这样的。《洪范》说“深沉潜默者以刚强克服，高明显耀者以柔和克服”，而左氏称之为《商书》，表明箕子有不臣服周朝的道义；《巧言》篇的末章，愤怒于孙文子，认识到河流变迁的开始；在《褰裳》、《蔓草》、《有女同车》与《萚兮》的赠答中，韩宣子知道毛亨、郑玄的说法有所本，而朱子一概斥为淫奔，这有不安妥之处。唉！当时经学昌明，君卿大夫亲身践行《尔雅》，谨守规矩，一举一动必有占卜，一酬一答必有赋诗。所以赋《吉日》而具备田猎的装备，赋《匏有苦叶》而具备船只，而歌《相鼠》而不知晓，诵《蓼萧》而不回答，就知道他们有败亡的祸患。不仅仅是士大夫，穆姜作为一个淫乱妇人，占卜《易》而知道筮史的错误，赋《诗》而拜受大夫的羞辱，难道不是先王《诗》、《书》、象数的教化，浸渍于人心已久，所以通行于天下而没有隔阂吗？后世遭遇秦朝焚书灭学，汉代儒者在灰烬之余捡拾残篇，有的经过口授，所以有南北之说，经典各异，于是《诗》有齐、鲁、韩、毛四家，《书》有今古文，《易》有《连山》、《归藏》、《周易》，而《春秋》的经学就亡失了。辑《左氏引据诗书易三经表》第四十七。

《周易》

占《易》共十七次

《诗经》

赋《诗》共二十八次

《尚书》

左氏引经不及《周官》《仪礼》论

我十八岁时，跟随高先生学习经典，他就让我读《周礼》二十一卷。先父去世后，我从他那里学习丧服及《士丧礼》三篇，后来逐渐通晓经义。当时深信笃好，见有人斥责《周礼》为伪书，心里就厌恶他。五十岁以后，辑录《春秋大事表》，经过十四年才完成，才开始恍然有所怀疑。不仅《周礼》是汉代儒者附会而成，即使《仪礼》也不敢确信是周公的原文。为什么呢？《周礼》六官所掌管的事务，凡是朝觐、宗庙相遇、会盟、聘问享礼、燕饮，其期限的疏密，币帛赋税的轻重，牺牲酒醴的厚薄，都按照五等爵位来制定。下等爵位的世子向天子发誓，就降低其君礼一等；未发誓的，就用皮帛继子男之礼。而《仪礼》有《燕礼》，用来招待四方宾客；《聘礼》，用来亲近同国的诸侯；《公食大夫礼》，用来款待小聘的大夫；而《觐礼》是诸侯秋天朝见天子的礼仪。其米禾薪刍有定数，牢鼎几筵、笾豆脯醢有常等，无不详细记载。这应当天下诸侯卿大夫遵循从事，如同现在《会典》那样不敢逾越尺寸。而春秋二百四十年，像子产争承，子服景伯拒绝百牢，没听说依据《周礼·大行人之职》来折服强敌；甯俞不拜受《彤弓》及《湛露》，叔孙穆子不拜受《四牡》及《文王》，没听说陈述《仪礼》燕食之礼来固辞好惠；郤至聘问楚国，而在下面奏乐；宋国享晋侯，用《桑林》之舞，都逾越制度，虽然恐惧失席，却没听说依据周公的典制来折服他们。其他如郑成公到宋国，宋公向皇武子问礼；楚子干逃奔晋国，晋叔向让他与秦公子同食，都是百人

译供给的祭品；而楚灵王大规模会合诸侯，向左师和子产询问礼仪，左师进献了天子会合诸侯的礼仪六篇，子产进献了伯爵、子爵、男爵朝见天子的礼仪六篇，都不说他们所考证依据的来源，只是根据当时国家的大小强弱来划分等级。这些都是春秋时期博学多闻的人士，但对于周公所制定的盟会聘问享宴的礼仪，却好像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如果周公将这些礼仪束之高阁，未曾颁布给各国，那么当时就没有制定这些礼仪的必要；如果已经颁布给各国了，而周公的后代子孙先前却没有称述过，难道真是轻视王制，不遵守法度吗？不应该整个世道都如此茫然无知。况且孔子曾经说：“我学习周礼。”而孔子一生所引用，没有涉及现在《周官》中一个字的地方。孟子论述分封爵位俸禄的制度，与《周官》互相不同；《家语》记载孺悲曾向孔子学习士丧礼，但其详细情况无法得知。既然这本书是孔孟未曾讲过的，《诗》、《书》、三礼所没有见过的，却忽然出现在汉武帝时代，那它是汉代儒者搜集编缀而成的无疑。虽然其宏大的纲目和重要的典章，未曾不稍微保留一二，但如果过分相信它是周公所作，那就错了。我从事经学研究五十年，起初相信，中间怀疑，后来才确信它不是真品。《易传》说：“对可疑之事没有确证，要正直而不妄加肯定。”请以此质询当今喜好古道的君子，日后对此事做出定论的人，也将会采纳我的言论。

译《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八

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撰

《左传》杜预注正误表

从前杜预（字元凯）撰写《春秋释例》，世人并不看重它，只有挚虞赞赏它说：“左丘明原本是为《春秋》作传，而《左传》却独自流行。《释例》原本是为《左传》而设，但其所阐发的内容何止限于《左传》，应当也能独自流行。”直到今天历经百代，这便成了定论。然而我曾研读他的书并反复推敲，杜预的学问，精深且广博的，没有比得上他作《长历》以纠正《春秋》中闰月的错误，作《土地名》以考证列国的地理，他的学问确实超越古今。至于他解释经文，无不有抵牾之处，而他最大的错误，尤其在于昭公十五年周景王为穆后服丧一事，杜注说：“天子诸侯除去丧服，应当在卒哭祭之后。”又在隐公元年宰咺归赗、昭公十二年子产辞谢享礼这两件事上，疏通证明这一观点。杜预解释经文既然有误，便以此作为断案朝廷大典的依据，成为一代的定制。后世批评杜预的短处，其详情都见于《晋书·杜预传》。考证晋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去世，已经下葬，博士张清议论皇太子应当权且依照制度除去丧服即行吉礼，陈逵议论认为应当服满三年丧期。皇帝下诏令更加详细地议论，当时杜预担任尚书，建议认为古代天子诸侯三年的丧服，起初同样穿齐衰斩衰，下葬后除去丧服，在谅闇中居心守丧以终丧制，不与士庶人的礼仪相同。皇太子应当在卒哭祭后除去衰麻丧服，以谅闇居心守丧终了丧制。卢钦、魏舒询问杜预证据所依据的理由，杜预说：“周公不说高宗服丧三年，而说谅闇三年，这是解释除去丧服而居心守丧的文献。叔向不讥讽景王除去丧服，而议论他宴乐过早，说明下葬后应当除去丧服，而违背了谅闇的制度。《春秋》记载晋侯宴请诸侯，子产辅佐郑伯，当时简公尚未下葬，请求免除丧服以听命，君子认为他合乎礼仪。宰咺来归送惠公、仲子的赗赠，经文说：‘吊唁活人赶不上哀悼。’这些都是下葬后除去丧服、居心守丧的证据，学者没有思考罢了。丧服中诸侯为天子也穿斩衰，难道可以说服满三年丧期吗？不是不能，而是事势不允许，所以知道圣人不虚设不施行的制度。”于是便详细议论上奏，奏章呈上，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议论。皇太子在卒哭祭后除去衰麻丧服。当时杜预的议论刚提出，内外多有人感到奇怪，有人说他违背礼制以迎合时势，杜预便让博士殷畅广泛采集典籍，作为证据，可以垂示将来。唉！杜预经历世事很久，读书很深，亲眼见到当世行三年丧制的人，多饮酒吃肉，宴乐嫁娶，不遵循规矩法度，何况是天子的丧事，勒令天下士庶人都穿重丧服，势必小人都会违法犯禁，君子都会徇名失实。认为制度不符合人情，读《春秋》而见到当时诸侯的惯例，都是下葬后成君，列于丧盟，不知道这自然是当时的失礼，并非先王的本来制度。想要执此为定制，令上下可通行，为短丧树立旗帜，议论者认为他得罪名教，难道不是过分的议论吗！唉！杜预解释《春秋》以至于倡导短丧，欧阳修援引《仪礼》以至于倡导两本二父，经术的错误，危害政事，千古同病，不可不警惕啊。谨条列他注解《左传》的几条错误，与他当时所提出的建议，列在简端，令后世考古的人知道辨别选择。辑《春秋左传杜注正误表》。

以上系杜预论礼的错误，其说法详细见于序中。孔颖达说：“下葬后除去丧服，只有杜预有此说。”那么孔颖达已经心中不以为然了。

以上系杜预地理的错误

以上系杜预日时的错误

杀大夫书名

以上系杜预称名的错误。杀大夫没有不称名的道理，而杜预却以称名为贬斥，以至于将泄冶因直谏而死，与里克、宁喜的弑逆同列；大夫出奔没有不称名的道理，而杜预以称名为贬斥，以至于将公子憖为国除恶，与栾盈、良霄的叛臣同罪。一字之误，玉石俱焚。他以称字为褒奖，则如司马华孙来盟，认为他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