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邻交志上三

译郑成功被封为平虏侯。他曾经绘制军事地图，并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请求送回他的儿子，日本方面将孩子交还，因此郑成功与日本素来有往来。书信传到日本，将军德川家光召集宰相酒井忠胜等人商议此事，又向下咨询三位亲藩，赖宣建议说：“如果出兵援助并立下战功，对国家并无益处；倘若没有战功，不仅会羞辱国家，还会与强大的邻国结下怨恨，实在会给后世留下祸患，不如不援助为宜。”于是商议停止，命令日根野吉明前往长崎告知这一决定。恰逢听说大清军队攻下福建，郑芝龙接受招抚，于是罢免使者，退回信物，命令西北各大大藩暗中戒备意外情况。冬季十二月，崔芝再次派遣使者送信请求出兵。按：崔芝是福清人，起初是海盗，后来接受招抚，乙酉年秋季，唐王授予他水师都督的官职，驻扎在舟山，黄宗羲《行朝录》中记载的崔芝就是此人。各书大多误作周霍芝。信的大意说：“崔芝愧任水师都督，有志向却无力，有力气却没有士兵。贵国的人都是义勇之士，士兵都精悍勇猛，惯用刀枪，熟悉舟船。崔芝想着竭尽君辱臣死的忠诚，难忘泣血枕戈的举动，敢效仿七日之哭，借三千士兵，壮大我们同袍同泽的气势，永远缔结如带如砺的盟约。”又送了一封信请求给予日本铠甲二百副，都没有被接受。两年后戊子年，郑彩送信请求兵器，郑成功也寄信给长崎的官府，信的大意说：“大明兴起三百多年，太平日子久了，人们都忘记了战乱，以至于今天。郑成功发誓报国，在浙江福建一带徘徊，颇有感愤乐从的人，然而孤军悬绝，四面没有援助。郑成功出生在贵国，值此艰难时刻，如果惠赐数万甲兵，感激之情岂有穷尽。”也没有得到回复。戊戌年，郑成功又派遣使者赠送书信和土特产，表达眷恋之意，也没有得到回答。郑成功后来占据台湾时与长崎通商，直到郑氏投降才断绝往来。己丑年，冯京第、黄宗羲奉明鲁王朱以海之命来到长崎请求出兵，没有成功。朱之瑜也来请求出兵，没有成功。朱之瑜字舜水，是明朝余姚的贡生，也是鲁王的遗臣。他曾到安南，又三次到长崎，图谋借助外援，最终没有实现他的志向。到了己亥年，就留在长崎不再回去。筑后的人安东守约分出俸禄的一半来侍奉他，德川光国钦佩他的德行义气，向幕府请求，聘请他为宾客老师，水户文教的兴盛，他有力焉。这时有一位僧人陈元赉，是明朝进士，避难削发来到西京居住。有一位福建僧人隐元，德川家纲派人迎接他，命令他在宇治创建万福寺，名叫黄檗，传授衣钵的多是汉人。后来有一位画工沈诠，号南苹，幕府聘请他来到长崎，也留下来不归。都被日本所重视，附记于此。等到明朝唐王、鲁王二王灭亡，就断绝了音信。日本籍称我国康熙十二年七月，平南王尚可喜及刘进忠给长崎奉行送信，赠送销金马鞍以通商舶，信中有“山丽水秀，人物清华”的话。考察尚可喜在十二年三月告老还乡，将兵事托付给他的儿子尚之信。刘进忠，当时任潮州镇总兵，十三年叛变，随即勾结郑锦掠夺潮州、惠州。大概郑氏素来与日本往来，刘进忠知道这一点，将要萌生叛变之志，预先图谋外援，所以有此举。尚可喜当时被尚之信控制，不能发出一令，未必知道这件事。而来到日本的华商日益增多，有船一百八十四艘，杂居在长崎街市，和平贸易，不经过官府。直到德川纲吉才开始设置官员管理，限制为七十艘，随即增加十艘，德川家宣又限制为五十艘，德川吉宗又限制为四十艘，尔后递减至二十艘，德川家重在限制为十五艘，随即允许例额外加二十艘，德川家治又限制为十三艘，到德川家齐定为十艘，直到德川氏终结，没有再增减。起初，限制输出货物每年价值银八千贯，后来减至二千七百四十贯。国朝以来，商船日益增加，起初没有定额。纲吉开始限制为七十艘，实行了十一年。改为八十艘，限制输出物每年银值八十贯，实行了十七年。家宣限制为五十艘，输出值三千贯，又铜一百五十万斤实行了三年。吉宗改限四十艘，输出值八千貫，实行了二年。更限四千贯，实行了十四年。限二十九艘，实行了三年。限二十五艘，实行了四年。限二十艘，实行了九年。家重又限十五艘，输出值四千貫，实行了十年。允许例额外加二十艘，实行了六年。家治又限十三艘，输出值三千五百一十貫，实行了二十六年。家齐定限十艘，输出值两千七百四十貫。开始设置长崎奉行三员，两员驻长崎，一员驻江户，后来又增加一员驻江户。在长崎、小濑户浦及横濑修建哨台，以讥察来船，巡禁私商。又在长崎修建华商馆，来去出入都有法制。家宣时，特遣使长崎更正贸易法规，开始发给信牌。船有信牌的才能靠岸。世以大村氏监护长崎，到嘉庆时，大村纯昌在商馆门外修建逻所，严格检查出入，华商愤怒，于是与哨兵打斗，毁坏逻所，随即又修建。后来又因为捕兵株连毁坏商馆滋事。长崎奉行久世广正逮捕华商漏税者七十六人交给大村纯昌监禁，派遣监察议治其罪，华商群起毁坏商馆门。筑前戍卒捆绑二百余人，诛杀党首

译沈扬等人，其余都释放了。这是日本天保六年的事。

关于华商输入的货物：

绵糖：在德川将军家重时期，长崎人某人开始向华商学习制糖的方法，幕府命令长崎和平户的人制造，未能成功。不久，尾张和长门制造糖成功，派遣官吏检验，质量相当精良，但还没有得到制作精白糖的方法。

绸缎：在德川纲吉时期，禁止呢绒、布帛、玩好之物、珍奇异宝进口。除了药物外，一切动植物都禁止进口。实行九年，开放呢绒、布帛、动植物的禁令。又过了六年，开放玩好珍异的禁令。

书籍：诗文集和类书居多。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学盛行，日本争相购买这些书，于是日本也兴起了考据之学。只是日本因为禁止耶稣教，凡是进口的书籍，有翻译西方文字的，一概涂抹掉。到了德川吉宗时期解除禁令，日本因此得以窥见西方人的星象、算术、测量之学。

文具：数量较多。只是禁止广东人参进口，曾经在商馆门外焚烧了四百五十斤人参。

输出的货物中，铜是最主要的大宗。

考察日本的各类典籍，称从庆安戊子年到宝永戊子年，六十一年间，华商与荷兰商共同输出黄金三百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两，白银三十七万四千二百九贯，铜则在宽文癸卯年到宝永戊子年，输出一亿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九万八千七百万斤，中间五十七年的情况不详。从明和丙戌年到天保壬寅年，七十七年中，共输出铜一亿四千二百八十五万八千一百四十斤，反而输入白银一万零九百四十七贯，我们与荷兰分别购买铜的数量不详。大约华商每年购买铜约一百五十万斤，而金银出入前后差异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向来没有蔗糖，后来在乾隆年间学到了制糖方法，竞相栽种，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外部供给，所以节省的费用非常多。货物出入相抵之外，仍有输入的白银。其余则是昆布（即海带）、鲍鱼以及铜漆杂器。

而日本商人绝无来到中国的，考察乾隆四十六年，户部颁发的江海关则例中刊载了东洋商船进出口货物的税则，并有洋商入市的条款，似乎日本也有商人来到上海。只是日本当时严禁国人出海通商，在此之前，有长崎代官末次平藏父子私自制造商船，装载军器到台湾等地贸易。事情败露后被判处流放。或许当时有一两个商人偷偷搭乘我们的商船而来，又或许是荷兰运铜的船转而贩运到中国，所以称为洋船，都无法确知。只有因风浪漂流遇难船只的人员，给予资助并送还而已。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九月，兵部复议：广东广西总督石琳上奏称，风漂日本国船只到阳江县地，共计十二人，请求发回他们的国家。应当如所请。皇上谕示说：“外国的人船只被风漂到广东，情形特别值得怜悯，着令该督抚酌情供给衣食，护送到浙江，让他们回国。”

又嘉庆元年十月，皇上谕示军机大臣等：“日本国贸易的夷民，在海上猝遇暴风，漂到赫哲地方，特别值得怜悯。向来该国遭风难的难民，都送到浙江乍浦，遇到有去东洋的便船就附带回国。现在安治录等三名，令带回浙江，传谕该抚派委员送到乍浦，转搭便船回国，以显示体恤怀柔远方的至意。”

这是因为德川氏掌握政权，专门以锁国为国家的根本政策，长崎通商只允许华商和荷兰商，其他都禁止。等到三十年前，美国军舰、俄国船只接连以武力胁迫结盟，国内纷扰，于是导致废除幕府，尊崇王室，与西方各国互相缔结条约。

译到我同治九年，即当今皇帝即位后的明治三年，日本实行王政维新，大力拓展外交事务，念及与我中国有千余年的友好关系，且两国同处亚洲，不可不缔结友好条约以显示亲睦。七月，于是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携带外务卿的国书，呈递给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预先商议通好事宜。国书上写道：“大日本从三位外务卿清原宣嘉、从四位外务大辅藤原宗则，恭敬呈书给大清国总理外国事务大臣阁下：当今文化大开，国际交往日益兴盛，我国近年已与西方各国订立盟约。邻近如贵国，理应最先互通情谊，结为和亲。然而目前仅有商船往来，未修邻邦交往之礼，这难道不是一大缺憾吗？我国维新之初，即想派遣公使修好盟约。因国内多事，拖延至今，深感遗憾。现在谨奏请朝廷特遣从四位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正七位外务权少丞花房义质、从七位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人，前往贵国预先商议通信事宜，作为日后派遣使节修好立约的基础。恳请阁下优礼接待各位官员，采纳他们所陈述的意见。谨此禀告。”

在此之前，我同治元年，长崎奉行派遣下属依附荷兰船只携带货物到上海，借由荷兰领事拜见上海道台吴煦，请求说：“日本向来只与荷兰通商，自从英法各国凭借武力逼迫订立条约，利权全被西方商人占据，无奈力量无法抗衡，未能拒绝。我国官民共同商议，一致认为如果自行贩运货物，分赴各国贸易，或许可以稍微削弱西方商人的势力。现在既已到上海，愿意仿照西方无约小国的先例，不敢请求订立和约，只求专门来上海一地贸易，并设立领事官照料完税等事务。”通商大臣薛焕允许其暂时由荷兰商人报关验货，但尚未允许其购买货物，商人回国时，又请求如果允许通商，乞请告知荷兰领事转达将来或许派遣公使吁求立约。

到同治三年，又有日本商船到上海，请求英国领事巴夏礼作为介绍人，通商大臣又允许其以日本商人的名义自行报关。同治七年，长崎奉行河津某人又通过英国领事致信给江海关道应宝时，信中说：“与欧洲各国往来，时常有公使奉命、绅士游历，搭乘洋船西行过境，请求予以照料。又有日本商民，请求赴内地学习学术、经营商业，顺便侨居的，都有本国护行印照。请求查验符信，顾念邻邦情谊”等等。这些都是德川将军时期所派遣的，至此朝廷才开始派委员。

柳原前光等到天津拜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隶总督李鸿张，成林代为上书，命令留在天津等候命令。总理衙门商议允许其所请，回函允许通商，但仍有“大信不约”（诚信无需约定）的话。柳原前光再三恳请，拜见李鸿章说：“英、法、美等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中不甘，但力量难以独自抵抗，对于可以允许的便允许，不可允许的便拒绝。只是念及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应当先通好以期望同心合力。”李鸿章将这话转达给总理衙门。

柳原前光又给成林呈递国书说：“我国与西方十四国都已交换条约，各国与我国相距十万里程，尚有公使、领事来驻我国，保护商民唯独中国虽有商贾来往，却没有官员约束。西方人说依附西方船只来的中国人应按西方人看待，竟然让华人归其管辖，长久以来有如捆绑湿柴之势（难以挣脱）。我国外务卿念及此，在戊辰年春天曾发函给上海道应宝时，请求将华人暂时归地方官约束，得到回复允许执行。我国立即将此告知各领事，令华人归还我国管辖，才脱离牢笼，现在已安置在别区，编立户籍，加以优待保护。然而终究不免西方人非议，因为未曾交换条约的缘故。以前我国商人到上海，因为没有条约竟然依靠荷兰领事作为介绍，中国也似乎将西方人看待。中日两国利权不能自主，都被西方人占据，我国廷臣会商此事，认为应当预先派遣人员通好，为将来派使换约奠定基础，所以特派柳原前光等人前来。当启程时，有人说如果不通过西方人介绍，事情恐怕办不成。我国外务卿于是与他们争论，说两国唇齿相依，何必自弃旧好，转而倚仗外人。如果以至诚之心请求贵国当道，必定更加亲厚。现在如果回报说不必换约，实在不符合我国外务卿的一片苦心，柳原前光等人也无以回报使命”等等。

又拜见成林时说：“我们来的时候，西方人说：西方小国都邀请我国大国一同前往，中国才允许立约。现在日本派员自行前往，恐怕未必成功。外务卿置之不理，所以仅持英、美两国致驻津领事的函件，托付其照拂。现在总署回复说不必立约，如果带着这话回国，如何面对西方人的耻笑？”又用手比划说：“他们似乎太高傲，我们似乎太卑微。”又指着自已说：“实在觉得无颜，如果不获允准，即使死也不敢东归。”成林都代为转达。总理衙门鉴其诚意，于是允许订立条约，等到派遣大臣来时商议，柳原前光等人感谢后回国。

第二年四月，特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大臣，出使我国大清缔结盟约，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作为副使。外务权大丞津田真道、文书

译郑永宁等人随行。我朝特意简选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充任全权大臣，办理与日本通商的事务，江苏按察使应宝时、代理直隶津海关道陈钦随同协助办理。六月，宗城等人到达天津，双方往返商议讨论。到了七月，于是订立了《修好条规》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条，并附带《中国日本海关税则》。在此之前，前光等人回国后，我朝边疆大臣有人以明朝倭寇为借口，上奏请求拒绝与日本通商，钦差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驳斥了这种观点。大致说：“我朝朝鲜归附，声威显赫，日本固然不敢越过属国藩篱而窥探侵犯北边，也从未勾结内奸而侵掠东南，实在是敬畏归顺已久。从顺治到嘉庆、道光年间，常与江浙通商，设立官商定额船只，每年购买铜一百万斤。咸丰以后，苏、浙、闽的商人前往长崎贸易寄居的络绎不绝，其安心归化之心可见一斑。那些主张拒绝的人，对于今昔时势和彼国事实，大概没有深入探究。如今他们看到泰西各国与中国订立条约，他们也曾与泰西各国订立条约，援引先例而来，似乎属于情理之中。如果拒绝得太厉害，必定会因为泰西各国的介绍而坚持请求，倒不如趁他们表示归顺的时候以诚相待。委员柳原前光等人来拜见，常说想要与中国结好，同心协力，言语也很得体。既然先前已允诺议约，断难后来拒绝。”等等。钦差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也上奏说：“臣私下认为，道光二十一、二十二年间，与西方人订立条约议和，都是因为战守无功，隐忍息事。后来屡次换约，也多在兵戎扰攘之际。左手拿着兵器，右手陈列文书，一句话不合，就担心决裂，所以所缔结的条约，间或有未能深思熟虑的地方。日本二百年来与我中土并无丝毫嫌隙，如今看到泰西各国都与中国订立条约通商，援引先例而来请求，叩关陈述意见，其理很顺，其意无他。如果我们拒绝得太厉害，无论他们转而请求西方国家介绍坚持请求，势难中途拒绝；即使外国前后观察，怀疑我中国交际之道，违背常理胁迫就容易成功，顺从请求就难以修好，也实在不符合圣朝怀柔远方的本意。自从同治元年，开始有日本官员乘商船抵达上海，凭借荷兰国报关进口中国，随意拒绝也已经很久了。如今既然命令他们特派大员到时再商议，怎么可以再加以拒绝。那些主张杜绝的人，大概未能综合各国统筹考虑，权衡前后斟酌核定。日本素来被称为邻邦，不是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比，他们自居邻敌比肩的地位，想要仿照泰西英法诸国的先例，自在意料之中。其海关税则的轻重，也必定与泰西相同。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邦，如果不以泰西诸国的先例对待他们，他们将会认为厚此薄彼，积疑生隙，臣愚以为全部仿照泰西的先例，也未尝不可。只是条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通例办理，尤其不可载明恩施利益一体均沾等语。逐条详细记载，每国详细书写，有什么不可以。何必使用这种简括含混的词句，坚定他们的党羽而扰乱我们的章程。总之，圣朝驾驭远方，一秉大公。万国都将谅解其诚意，何独日本永远相安呢。”朝廷旨意认为正确。宗城订约之后，随即进京拜谒总理衙门大臣，携带呈献大皇帝的仪物，朝廷也加以酬报，命令宗城携带回去。起初，前光来的时候，先呈递约稿，以两国利益为辞。等到跟随宗城再次到来，则专门想要仿照泰西诸约，议约大臣认为中东两国有来有往，每件事必须作彼此两国的词句，才彰显公允，坚决持议，很久后才定下来。前光给应宝时、陈钦的信说：“伊达大臣离开东都时，各国公使送行，说‘此去应当与大清连盟结衡’。我国大臣回答说‘但看他日约成，当知其实’。如今看来的约稿，大概与西人相同，不同的也不少，交际之道，万国只可划一，不可有轻有重。想要重视他们，西人嫉妒而分化他们；想要轻视他们，西人侮辱而诋毁他们。如今两国都有西客，旁观出入，颇生枝节，如果有参差，不仅不能通行，而且会说使者不力，有什么面目回国复命呢？当今之计，我们两国只有内求自强，外御其侮，如果能心照意援，条规章程，不如暂且跟随西人的痕迹，无事更张，不露声色为好。”应宝时、陈钦也回信说：“贵国特派大臣前来，原本是为了通两国之好，如果因为迹类连横，担心招致西人的忌恨，那么伊达大臣不来，更没有痕迹。自主之国，应有自主之权，何必瞻顾他人，过分忧虑？况且条规中也没有可令西人生疑之处。两国有来有往，迥异于泰西辽远有来无往者，断不能完全相同于泰西。而且西人所得之利，未曾独独吝惜于日本。今送去条规，不知较西约哪者重？哪者轻？希望一一指明，借以开导蒙蔽。去年送来的约草，均以两国立论。此次章”

译程，全改作一面之词。荟萃西约中可取益的各款而择其尤，竟尔自相矛盾，反而欲将前稿作为废纸，则是未订交先失信，将何以善其后乎？我中堂又以何覆命乎？"其中有不与西约完全相同之处。惟内地通商一事，先是泰西诸国条约既已指定口岸通商，而约中混入允许其游历内地通商一语。本系牵连附带，出于疏漏，而西人据此遂谓允许进入内地买卖货物。各国援引一体均沾之词，纷纷效仿。于是华商也多假借西商名义，希图免税厘，抗法度，流弊极多。及是，章程中声明不准运货进入内地，不准进入内地置买土货，前光等坚持以与泰西不同为辞。鸿章当面驳斥说：华人前往西国随处通行，并无限制，如今日本是以八个口岸与中国通商，华人既然不能到日本内地贸易，日本人又岂应进入中国内地贸易？此系两国同等对待，确乎公允，何得引西约为例？前光始语塞而退。宗城归国后，日本心意尚感不满，宗城旋即因事免官。五年二月，以外务大丞柳原前光环兼少办务使即四等公使。出使我国，商议改约，不得要领而还。前光携带有外务卿副岛种臣、大辅寺岛宗则致我北洋大臣李鸿章节的文书。大略说："承蒙订立《条规》经奏闻允行，惟去年我国特派大臣出使欧西，欲仿万国通例，商议改约。将来改定后，条规中所载以自己国法讯断本国国民等事，必须更正，故先商明。又《条规》第二条遇事彼此相助、从中调处之语，两国既然结为和谊，虽无此语，亦有此权可行，应请裁撤。第十一条带刀之禁，佩戴刀乃我国礼制，若以入国问禁为由，只交我国理事官检束即可，不便明文禁止，亦宜削去。今特派前光等当面陈述，希望与贵大臣时常备文书往来拟议，以为他日批准互换之据"云云。前光又陈述《通商章程》所载进出口税各条，须商议由日本海关按照成规抽收，不必指明税则前光拜见鸿章，鸿章说："日本与泰西改约，成否未可知。事情果有成，可以换约，后再商议海关收税，亦可俟届时商议办理。带刀之禁原虑细民滋事，预先防范，由理事官布告禁令亦无不可，待约满时删除。至从中调处一语，诚如外务卿所谓各国均有此权，但议定时不载入则可，既载入又裁撤，转贻耻笑。两国交际在定约之后、未换之前，遽尔遣员议改，旋允旋悔，不是几乎与全权立约之命相抵触乎？《条规》所载信守不渝之谓何？万国公法，最忌失信，尔国何可蹈此不善，贻笑外人？"前光嗫嚅缩伏，只说惶恐惭愧，惟求赐复。鸿章亦以书回复。按万国公例，各国流寓之民，均归当地官管辖，海关收税轻重多寡，悉由自己决定，他人不得干预。日本此时既悉外交利弊，特遣岩仓具视等出使欧美各国，欲仿泰西通例，将旧条约中"领事官以己国法审断己民"之条，及"海关收税，彼此会商"之语，一概删改，权归自主，所以种臣等有此商请。惟西人已得之利，难以遽夺。自岩仓归来后，今已逾十年，尚无归宿。带刀一事，凡世族悉佩双刀，庶民也或带单刀，实为日本礼制。然而后来采纳森有礼之议，终于自行革除禁令。至彼此调处之言，闻宗城等携约归国，颇受西人揶揄，所以欲删去云。十月，有秘鲁国商船"玛利亚留士"在澳门骗诱华民三百余名为佣工，载赴其国。继而遇飓风，泊于横滨，佣工苦于舟师虐待，投水遇救。英国兵舰长挨仁救之，引告神奈川县。走诉神奈川县厅。时副岛种任外务卿，命阻留商船，解放众佣工，告知我国。我国遂遣同知陈福勋来日本，携带他们回国，深谢其邻谊。时日本与秘鲁尚未立约，秘鲁随即遣使责备日本越俎代庖多事，要求赔偿，彼此驳论久未决，于是会请俄皇公判。至明治八年六月，俄皇帝断以日本所办合于公法，秘鲁不得要求赔偿，议乃结。某月，以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全大使，出使我国换《条规》。先以书致北洋大李鸿章说："前派使员请暂缓换约，并商议改章。今我改约大使东徂西转已逾一年，若俟其归来，似太迟缓，今已疏请先行换约，受命以种臣为大臣，即日来到中国。"种臣拜见鸿章，又自陈前光之来并非其意所乐为云。六年四月到达天津，我朝命北洋大臣李鸿章为换全大臣，遂互换《条规》。种臣随即入京。时穆宗毅皇帝亲政，礼成。泰西公使皆吁

译请求觐见以表达庆贺。六月，穆宗毅皇帝在紫光阁召见，副岛种臣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在俄国、美国、英国、法国等使节之前，捧着国书入宫觐见。国书上写道：“大日本国大皇帝敬问大清国大皇帝：以往两国都与西方各国交往往来，唯独两国未曾修好亲睦，因此在去年选派亲信大臣大藏卿伊达宗城前往贵国议定条规，已经予以批准，理应派遣使节互换。恰逢听闻大皇帝已完婚，并且亲理朝政，朕深感欢喜。于是特意派遣外务大臣副岛种臣到贵国交换条约，并表达庆贺。朕深知种臣足以担当使节，专门负责外交事务，无不代朕承担促成两国和好之责。希望大皇帝念及交情，厚待邻邦友好，对该使臣格外施以仁厚，使两国蒙受永久不变的喜庆，特此恭敬告知。并祈愿大皇帝多福长寿。”种臣完成觐见礼仪后，鞠躬恭敬地退下。皇帝命令回复国书，国书上写道：“大清国大皇帝回复问候大日本国大皇帝安好！现在接到使臣副岛种臣带来的国书，阅读之后实在非常欣喜。朕恭敬承受天命，继承伟大的基业，视中外为一体，没有歧视。何况关乎邻邦情谊，尤其重视推诚相待。上年所立的《条规》，现在已经颁布昭示。美好的仪节很多，足以证明深厚的意旨。因此回赠微薄礼物，借使臣携带回去，愿我们两国永远敦厚友好，共同承受上天的福佑，朕对此抱有厚望。”仍然让种臣携带国书返回。自从中国与外国缔结邦交三十多年来，如今因特殊恩典召见种臣，位居首席，世人称赞为至高荣耀。种臣交换条约之后，任命井田让为总理事，管理十五个口岸的商务；品川忠道为理事，驻扎上海，兼管宁波、镇江、九江、汉口四个地方。林道三郎为副理事，管理广东、琼州、潮州三个地方，而驻扎在香港，各自命令他们赴任处理事务。种臣回国后，留下前光担任公使。第二年，就发生了台湾生番的事件。

译在此之前，辛未年十一月，有一艘琉球船遭遇飓风漂流至台湾，被生番劫杀了五十四人。癸酉年三月，小田县的四名百姓也漂流至此遭到杀害。好事者因此说生番如同豺狼，不可不加以惩罚，特意指出生番与熟番有所不同，想要先向我方质问边界归属。恰逢副岛种臣在北京，便寄信给种臣，命他询问台湾之事。种臣难以开口，于是派遣副使柳原前光向我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询问，昶熙等人回答说：“番民杀害琉球人，我们已经听闻此事，但杀害贵国百姓的事我们未曾听说。这两座岛屿都是我国的属地，属地上的人互相杀害，裁决权自然在于我国，我国抚恤琉球人，自有安排，何干贵国之事而烦劳过问。”前光于是大力争辩琉球属于日本版图，又详细陈述小田县百姓遇害的情况，并且说：“贵国既然已经抚恤琉球人，却不惩罚台湾番人，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杀人者都是生番，所以暂且将其置于教化之外，不便深究。日本的虾夷，美国的红番，都不服从王化，这也是万国时常有的事。”前光说：“生番害人，贵国舍弃而不治，然而百姓没有不是赤子的？赤子遇害而不问，哪里配做他们的父母？因此我国将要向岛上的人问罪，因为盟好关系派我先来告知。”反复争论诘问多日，最终未能达成决议。等到前光回国，禀报情况，于是征讨台湾的决议遂定。甲戌年三月，任命陆军少将西乡从道为都督，陆军少将军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谋，率领军队前往台湾。陆军少佐福岛九成担任厦门领事，兼管番人事务，另外聘请美国人李仙得参与谋划，李仙得曾担任驻厦门的美国领事，因美国船只之事曾到台湾生番各社，后被外务省聘用，副岛种臣出使中国，他也曾随行。雇佣英、美船只作为运输，并特别任命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总领其事。四月，从道等人率领海陆军从品川出发，随即抵达长崎。以萨摩藩邸作为番地事务局，重信等人随后到达。当时美国公使某坚持局外中立的惯例，建议说：“大国无故率领军舰兵卒进入中国境内，他们必定认为这是侵犯边境，我国船舶人民如果被大国所雇佣，他们又必定认为我国是在应援。我国与华人也是同盟，岂敢偏袒大国而结怨邻好？凡属美国所有的，希望全部收回。”于是布告其流寓商民遵守中立惯例，并命令厦门美国领事逮捕李仙得等人。英国公使也说中国必定产生异议，按照公法实在没有此举。于是内阁大为纷议，急忙派遣权少内史金井之恭传达内旨到长崎，命令重信停止军队行动，并且回京。重信跑去告诉从道，从道不奉命，说：“近日朝政朝令夕改，令人危惧疑惑。况且招集精锐，驾驭一旦失误，溃败四出，祸患不可预测，岂止是佐贺之乱那样？佐贺，指是年前参议江藤新平叛乱之事，见于《国统志》中。如果一定要强留我，我就奉还敕书，亲自捣毁丑虏巢穴，死而后已。万一清国产生异议，朝廷视臣等为亡命流贼，那又怎样？”在此之前，日本想在番地实施屯田计划，因此命令从道在鹿儿岛县募兵，其兄隆盛招募骁勇子弟八百余人。恰逢停师令下达，忽然有流言，说熊本、大阪的兵将东上叩阙请命出师，所以从道以此要挟。从道又说：“即使内阁大臣西下亲自谕令，也不能听从。”言辞神色都很愤怒。重信于是说：“内旨并非一定要停师。只是外国公使有违言，将等待后续图谋。”恳切晓谕一端，从道终究不肯，当夜下令发师。次日，领事九成等人便率领士兵二百人乘坐有功舰先行出发。重发电报报告情况，朝议大为忧虑，又命令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到长崎，从道终究不听，于是告诫他暂且行动，不要妄自交战，以等待后续命令。利通等人于是带着李仙得返回东京。五月二日，各舰相继出发，日进、孟春、三国，共三艘。不久到达社寮港，登陆后，移阵到龟山，社寮一带空旷，无可扼守，当时日进舰放小舟测海，生番在岸上出没，发射小铳狙击，于是移营到龟山。扼守内山冲路，随即派遣轻兵入山，牡丹社番人伏匿在茂草中，突然起身拦截攻击，杀死了伍长某。过了几天，以熟番为向导，生番也出来战斗，日本兵在丛莽中放枪，打死一个，其余都奔逃，熟番告知是佯装逃跑，有埋伏，日本兵不敢追击。进攻竹社、风口、石门各番，石门距离龟山二十多里，岩石险峻，生番堆叠石头为壁，据险力拒，日军不能前进。有别道军队绕到其背后，于是惊慌奔逃，日本兵追杀三十余人。从道也乘坐高砂舰随后到达，起初，因为美、英公使有违言，所租赁的船舶全部解约归还。于是运粮调兵都失去便利，众人都愤郁，于是谋划购买，而外国船只突然加倍其价，用银六万圆购买一艘美国舰，可容兵五百，名叫社寮。又用十万圆购买一艘英国舰，可容兵一千，载物千吨，就是高砂舰。社寮也随后到达。到达后分道进攻，不利，于是退守龟山，修筑桥梁、

译开辟荒芜之地作为屯田的长远之计。六月一日，仍然分竹社、风口、石门三路进攻牡丹社，指向四重溪，此地距离龟山仅八九里，途中有一条河，众水奔涌注入，势头如同激射的箭矢，各军提着行李在乱流中渡河，士兵有的被水漂溺，随后深入山谷，涧水横流，泥泞没及脚踝，土著人砍伐树木堵塞道路，日本士兵摸着葛藤、攀爬岩壁，像蜗牛盘旋、鱼贯而行，屡次被土著人阻挡。奋力前进奋击，焚烧了几处土著人的房屋，土著人赤脚登上险峻之地逃跑，其快捷如同飞一般，日本士兵追赶不上。从道等人于是说：土著人出没无常，我军追击则他们像鸟兽一样逃散，忽然消失不见，功劳抵不上辛劳；计策不如堵塞他们的巢穴、断绝他们的粮道、用策略制服他们，以等待他们陷入困境。于是镇守于双溪、石门、风港各道，收兵回到龟山，建造都督府，设立医院，修桥铺路，作为开垦长久防守的计划。起初，军队从长崎出发，又派遣柳原前光到北京，领事九成到厦门，也写信告知闽浙总督李鹤年。信中说：“去年副岛大使以下已经向贵国政府报告，现在将起兵问罪于贵国教化之外的地方。如果贵国声教所及之处，则秋毫不敢侵犯。疆界邻近，希望不要导致骚扰。”李鹤年回信说：“台湾全岛，由我管辖，土著人犯禁，我自会处置，何必借助日本兵力。至于贵国四名百姓遭遇祸患，我台湾府吏确实救护了他们，怎么能以怨报德？请迅速收兵退离我的土地，不要开启两国争端。”李鹤年将此上报，当时总理衙门、北洋大臣已经先上奏，朝廷于是命令船政大臣沈葆桢巡视台湾，调集军队警戒防备。柳原前光到北京拜见总理衙门，言辞旨意抵触，于是两国形势即将交战。日本就在各国征兵，向英国商购铁甲舰。我们则在澎湖各岛修筑炮台，在台湾、厦门之间铺设海底电线，向德国购买新式洋枪三万枝，调淮军来台，商议向丹麦购买铁甲舰。在两国之间的欧美海客议论彼此的曲直强弱，每天刊登在报纸上，趁机鼓动煽惑，船舰兵器的价格顿时增加三倍。日本士兵长期驻扎龟山，因为酷暑多病疫，棺材相望，进退两难。天皇特别派遣侍医及外国医生前往治疗，命令御库制冰运往，另外招募新兵，让生病的人罢归。而此时赤松则良在上海侦探驰报，巡抚王凯台率领两万士兵向台湾进发，日本非常恐惧，八月，于是以参议大久保利通为办理全权大臣，授予他和平与战争的权力。陆军大佐福原和胜、三等议官高崎市风、租税助吉原重俊、权少内使金井之恭等人跟随他，另外任用法国人披萨拿参与机密。六日，从东京出发，十九日到达上海，李仙得也随行。起初，李仙得已经罢免职务，改任特例办备使，赴厦门。美国领事以违反局外中立命令逮捕他，李仙得不服，说：“日本得以聘用美国人，载于条约，日本聘用我时台湾事件尚未发生，现在擅自禁止使用我，这是使美国对日本失信。”领事最终释放了他。李仙得于是前往天津会见利通，一同到北京。九月十四日，利通拜见我国总理衙门王大臣，先辩论番地所属的边界，互相龃龉，经过二十天未决，利通于是宣布回国再议，利通给总理衙门写信说：“各位所说的，总是引用《条约》，以背盟罪责我。这是表面唱和我而暗中疏斥我。我已经收拾行装，回国在即，是和还是否，请在十天内答复我。”而暗中委托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起初，利通要求赔偿军需金三百万圆，总理衙门认为日本无理横肆，坚决不允许。当时我军机大臣文祥坚持意见不给一钱，巡视台湾大臣沈葆桢也上奏说：“日本装备虽然增加，日本情势逐渐怯懦，他们并非不知道难以思考退兵，而谣言四布，希望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和。如果落入他们的圈套，必定得一步又进一步。只要使我厚集兵力，没有空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姑且宽恕他们起兵既往的罪过，已足以显示朝廷逾格的恩德。如果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极力拒绝。”葆桢又写信给北洋大臣李鸿章说：“大久保的到来，其中情势窘迫急迫可以想象。然而必定故意显示整肃闲暇，不肯立即就我范围，这是想要速成的意思在彼不在我。我既然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然不必急于达成和议。”鸿章将此告知总理衙门，朝廷议论非常赞同。随后考虑到日本近在肘腋，无法满足其欲望，恐怕妨碍亚细亚洲后来的和局。于是最终答应抚恤筹补银，限期撤兵，两国于是和好如初。《条款》说：“照得各国自行设法保全，如在何国有事，应该由何国查办。现在因为台湾生蕃，曾经将日本国政府属民妄为加害，日本本意为该蕃问罪，于是派遣军队前往，向该生蕃诘责。现在与清国商议退兵，并善后办法，开列三条如下：一，日本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清国不以之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清许诺给予抚恤银十万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

译对于上述各项，清朝愿意留作自用，先行议定筹补白银四十万两。第三，关于此事两国的一切往来公文，彼此撤回并注销，当作罢论。至于该地的生番，由清朝自行设法妥善约束。”当天，我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军机大臣兼管理工部事务的文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鋆、吏部尚书毛昶熙、户部尚书董恂、礼部尚书崇纶、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兵部右侍郎成林、兵部左侍郎崇厚、通政司副使夏家镐，以及日本特命办理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驻京公使柳原前光，在总理衙门集会，议定各项条款并签字盖章。大久保利通在定约当晚便去拜谢威妥玛。第二天便离开北京。到达天津后拜见李鸿章，双方倾心交谈，尽欢而别。起初，柳原前光因台湾之事拜见李鸿章时，柳原前光气势低落，担心议论相左，于是顾左右而言他，不再谈及时事。大久保利通前来时，也没有去拜见。到了这时才前去拜访。回国抵达横滨后，商人和百姓纷纷张挂灯彩迎接，以庆祝和约达成。天皇也在正殿接见，下诏赏赐其功勋劳绩。李仙得先期回国，天皇也引见慰劳他。不久召见英国公使巴夏礼，温和地谕示奖谢，这是因为威妥玛等人调停尽力。随即特意派遣敕使前往台湾，下诏班师回朝。十二月，从道等人整顿军队归来。天皇也召见慰劳他们的辛劳。这次战役，日本耗费六百多万圆，士兵因疫病死亡的人数很多。

译光绪八年十月，清廷任命外务少辅森有礼为特命全权公使，派遣他前往北京。次年丙子年，因朝鲜炮击日本“云扬”号军舰一事，清廷命令森有礼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劝告朝鲜修好。森有礼又前往保定拜见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设酒宴款待他，并纵论道：“丰臣秀吉想必是千古伟人，然而征伐朝鲜的战役，前后历时七年，明朝因为朝鲜是中国的藩篱，认为势在必争，导致军队损失、军费耗竭，双方都遭受了祸害。”森有礼说：“朝鲜果真算是中国的藩属吗？”李鸿章说：“这是天下万国都知道的，而且《中日修好条规》中已经记载了。”森有礼说：“《条规》中哪里提到过这个？”李鸿章说：“两国屡次邦交的领土，不指朝鲜等国又指什么呢？等日后修订条约时补上注明也可以。”森有礼于是说：“朝鲜屡次拒绝我国的国书，现在又无缘无故攻击我国的军舰，我国因此有了征伐朝鲜的议论。”李鸿章说：“朝鲜是因为无知而犯错罢了，况且亚洲各国应当合纵连横，共同抵御外侮，怎么能对兄弟之国天天寻找借口动武。如果真兴师动众，中国又岂能袖手旁观。以大带小，希望贵国仔细考虑。”李鸿章又拿起笔写下“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字给他看。森有礼连连应诺，临别起身告辞时说：“今晚所谈论的战事，只是森有礼个人的意见，并非日本使者的官方立场。”起初，《中日修好条规》已经互换批准，流寓在日本的中国百姓，因为日本没有设立领事官，于是颁布告示，规定居留华民规则令其遵守，并征收税款作为经费。在此之前，中国商人只居住在长崎一个港口，后来新开的各个港口，商人都陆续聚集。横滨有一千多人，神户有数百人，长崎有一千多人，筑地、箱馆各有百十余人，大致福建、广东、浙江籍的人最多。日本命令他们各自推举董事管理，每人每年征收银两二圆以充作经费。

到了丙子年，即光绪二年，对应日本明治九年。清朝于是特别简选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钦差大臣，候补知府张斯桂为副使，并分别设置理事官。在此之前，商议条约之初，曾国藩上奏称：“日本物产丰饶，货物价格低廉，距离中国不过几天的路程，订立条约之后，该国的商船将络绎不绝地来到东方，中国的商船也必然接连不断地渡海而去。不像西方各国洋商来而中国商人不去，中国商人前往的已经很多，中国似乎需要派员驻扎日本，约束内地商民，讯办中国与洋人之间的争讼案件。”李鸿章也上奏称：“中外已经定下的和约，都应当各自派遣官员驻扎在对方国家，这样消息容易通达，势力均衡对抗。近年奉诏屡次派员前往西方各国通好，已经与从前隔阂的情形稍有不同。日本近在肘腋，自从变更西方制度，制造兵船，开辟铁路，又派人前往西方学习技艺，其志向固然想要自强以抵御外侮。终究是日本距离中国近而西方国家远，联络它则成为兄弟，拒绝它或许反而成为仇敌。确实应当简选官员前往驻扎，随时侦察其动静，与之推心置腹，共同设法笼络，也可以管束我国的商民”等语。其后福建巡抚王凯泰、丁日昌，湖南巡抚王文韶都为此进言。九年十二月抵达东京，拜见当今天皇，递交国书。国书上写道：“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我诞生承受天命，恭敬地继承伟大的基业，眷念友好邻邦，言归于好。现在特别简选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作为钦差出使大臣，三品顶戴即选知府的张斯桂作为副使，前往驻扎贵国都城，并命令他们亲自携带国书以表示真心好意的凭证。我知道何如璋等人和平通达，办理交涉事件必定能够完全达到妥协，只希望推诚相信，得以永远达到友好和睦，共享太平盛世，我对此有厚望。”何如璋率领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进入拜见，行三鞠躬进退礼。天皇欢喜地接受了国书。日本的汉学者都说，自从隋唐通好以来，一千多年了，直到这时使者才奉皇帝国书，以邻邦之礼相待。记载在史册上，实在是极大的荣耀。随后在东京的霞关购置了使馆，又在横滨设置理事官一员，兼管筑地；在神户设置理事官一员，兼管大阪；在长崎设置理事官一员，中国商民都归其管辖。

卷七 邻交志下一

泰西

环绕地球而居，南北极有固定方位，东西方没有固定方位。然而居住在中国而看待欧洲，则称为泰西，日本又居住在中国的东方，所以也沿用泰西的称呼。美洲这一洲，自从太平洋海路开通，由东边到达该国，也可以称为太东。然而它最初来时，横渡大西洋到达欧洲，才能到达亚洲，而且其种族、国俗实在是欧洲分支的国家，现在也将其统称为泰西。至于欧美各国的国名，翻译成华语没有固定的字，用日本音读更没有固定的字，比如英吉利，有的写成汉义利亚，有的写成谙厄利亚，有的写成英机黎，有的写成英圭黎，又写成伯理敦，这是三岛的总名。又写成不列颠，又写成蒲利丹尼亚，又写成貌利太泥亚。俄罗斯多写成鲁西亚，有的写成鄂罗斯，又写成露西亚。美洲多写成阿墨利加，有的写成米利坚，有的写成亚美利驾，又翻译其义称为合众国，或者称为联邦。法兰西有的写成佛兰西，有的写成佛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