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事实类苑》卷五宋江少虞撰祖宗圣训

译【并见于《湘山野录》】

鲁地人李廷臣，前些年在琼管任职，有一天经过集市，有个少数民族男子拿着锦缎臂鞲在集市上叫卖，上面织成了一联诗，李廷臣拿过来看，原来是仁宗皇帝景祐五年赐给新科进士的诗，写道：“恩袍草色动，仙籍桂香浮。”唉！仁宗的文章华美壮丽，固然足以流传到边远之地，大概也是因为仁德醇厚，深深浸润了少数民族的心，所以使他们如此爱戴归服。李廷臣用一千钱换得了它，把它贴在小屏风上，放在几案席位之间，作为早晚赏玩之物。【出自《渑水燕谈》】

译十一月癸巳日，因为皇子出生，在太清楼宴请宗室，并让他们诵读《三朝宝训》，赐予御书，又拿出《宝元天子详异》一书给辅佐大臣看。这本书，是皇帝所编纂的关于天地、星象、云气等杂占的内容，共七百五十六条，分为三十六门，编为十卷。庆历元年七月戊申日初一，拿出御制的《观文览右图记》给辅佐大臣看。天章阁侍讲林瑀献上《周易天人防元纪》，御史贾昌朝说：“林瑀用阴阳小说迷惑圣听，不适宜在劝讲之地任职。”皇帝告诉辅佐大臣说：“臣子虽然有才学，如果过于巧言献媚，终究会露出形迹。”于是免去林瑀的职务，让他任饶州通判。

宝元二年三月壬寅日，编修院与三司上报历代天下户数：前汉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户，后汉一千六百七万七千九百六十户，魏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户，晋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户，宋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户，后魏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户，北齐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户，后周三百五十万户，隋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户，唐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本朝太祖朝二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六十五户，太宗朝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户，真宗朝八百六十六万九千七百七十九户，宝元元年一千一十一万四千二百九十户。在此之前，迩英阁诵读真宗的《养民篇》，看到历代户口增减的数字。皇帝环顾侍读臣子说：“天下户口有多少？”侍读学士梅询回答说：“先帝所写的，大概是说前代帝王恭敬节俭有节制，户口就充实美好；赋税征收没有制度，版图就衰败损耗。自从五代末年，人口损耗。太宗接受天命，而真宗继承圣统，休养生息，天下户口的数量，大概比前代加倍了。”于是下诏三司及编修院检阅上述内容【见《帝学》】

仁宗时，宦官虽然有很受宠信的，台谏官员弹劾他们的罪行，就毫不吝惜地斥退他们，因此他们不能弄权。

仁宗万机之下，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只亲近翰墨，而飞白书尤为神妙。凡是飞白书用笔画象物形，而画最难。又致和年间有书待诏李唐卿，撰写飞白书三百幅进献，自认为穷尽了物象。皇上也很赞赏他，于是特别写了“清净”二字赐给他。那六幅尤为奇绝，更超出三百幅之外【出《庐陵归田录》】

仁宗皇帝暑天不挥扇，每次在迩英阁侍奉，常见左右用拂扇驱赶蚊蝇而已。冬天不使用炉子，以抵御寒气，严重时就在殿的两个角落设置。医者说：“身体中和之气如此【东轩笔录】

庆历四年八月乙卯日，皇上说：“最近看各提举所弹劾举荐的官吏，务求苛刻，不存远大之心，可以下诏约束。”

嘉祐年间，苏辙参加贤良科考试，对策极力直言缺失，其大略说：“听说路上传言，陛下宫中贵妃多达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咨询谋划，便殿无所过问。考官以上，起初没有此事。苏辙妄想要罢黜他们。”仁宗说：“我设置制科，本来是为了寻求敢言之士。苏辙是小官，敢如此极言，特赐给他科名，仍令史官编录【文正公笔录】

孔道辅因为刚毅直谅多闻，在知谏院时，请求明肃太后归政天子。任中丞时，谏止废黜郭后。后来任兖州知州时，近臣有献诗百篇的，执政请求授予龙图阁直学士。仁宗说：“这虽然多，不如孔道辅一言。”于是任命孔道辅为龙图阁直学士【见倦游杂录】玉清昭应宫使王曾请求命馆阁校订道藏经，仁宗因此说那些书多记载飞炼金石服饵之事，不如老子的五千言清净简要。宰相张知白说：“老子五千言，是道德的根本，不同于方士的一曲之说。”

庆历二年正月，光禄寺丞盛中甫、马直方在馆读书，自陈年岁已久，请求授予贴职。仁宗说：“馆儒的职务，岂可求取？”只令大官供给饮食，后三年参加考核。于是下诏罢免馆阁读书。

武宁军节度使兼侍中夏竦，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程琳，推荐尚书屯田员外郎张愿，秘书丞蔡抗，太子中舍李仲昌，节度堂书记李师锡等人试馆职。仁宗说：“馆职应当任用文学之士，名实相称的人居之。近来所多学问浅薄之人，朕甚不敢取用。”于是这些人送审官院，只与记名而已【见蓬山志】

英宗

治平三年，英宗改清居殿为钦明殿，命直龙图阁夏广渊在屏风上书写《洪范》。对夏广渊说：“先帝临御四十二年，天下承平，难道以为朕正属多事，怎敢自逸？所以改此殿名。”于是询问夏广渊先儒对《洪范》的得失。夏广渊回答说张景所得最深，将张景论述的七篇进献。第二天，皇上又在延和殿召对说：“张景所说的超过先儒远矣，以三德为驾驭臣下的权柄，尤为善论。朕对待臣下，常务谦柔，听纳之间，则自以刚断。此屏置于坐右，岂特无逸之戒耶？”英宗对辅臣说：“谏官、御史，贵通达大体。如

译凭个人的憎恶与喜爱，来中伤善良百姓，或者抓住细微的小事加以治罪，只是希望借此塞责以应付言官的指责，这哪里足以弥补职守？你们也应当明察这一点。

译英宗对辅臣说：“馆阁是用来培育杰出人才的，想要从中选拔人员出使，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难道是缺乏人才吗？”参知政事欧阳修说：“如今选拔人才的途径狭窄，馆阁只用来编校书籍，选人晋升稍显迟缓，应当拓宽任用人才的途径，逐渐让他们进入这个职位，或许可以求得人才。”赵概说：“培养人才，应当考察他们的长处而加以任用。”皇上说：“你们各自为我举荐几位德才兼备的人，即使是亲戚世家也不要避嫌，我将亲自询问是否合适。”宰相曾公亮回答说：“如果让臣等自己推荐又自己任用，难免会有嫌疑。”韩琦说：“臣等所担心的是人才难以从中选出，如果真的得到了合适的人，议论他们是否有能力，有什么可避嫌的呢？”皇上于是让他们举荐，于是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赵概所举荐的共三十人，都命令召来考试。韩琦等人又因为人数多而觉得为难，皇上说：“既然委托你们举荐贤才，难道还担心人多吗？”于是先下诏让尚书度支员外郎蔡延庆、尚书屯田员外郎叶均、太常博士刘汾、王效、夏倚、太子中允张公裕、大理寺丞季常、光禄寺丞胡宗愈、雄武军节度推官章惇、密州观察推官王存等十人，其余的再行复试。

治平三年，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汇集战国以下直到五代君臣事迹中可供鉴戒的内容编成年谱，书名叫《通志》八卷，呈献给英宗，英宗阅览后认为很好。又下诏让司马光在秘阁设立书局，征召两名官员继续编写后续内容，〇书成后取法，于是赐名。

英宗刚即位时，辅臣请求依照天圣年间的旧例，每天诏令侍臣讲读经史。皇上既然已经出席经筵，告诉任守中说：“正在每天寻求讲官，长时间等待回答还未进食，必定劳累疲倦，应当等处理完政务后再进食。”于是依照经筵的旧例，讲读完毕后行礼，皇上命令不要行礼，于是这就成为了惯例。

治平元年，下诏安葬皇后的乳母永嘉郡夫人贾氏，而开封府说迁移挖掘百姓的坟墓不容易，皇上说：“难道应该因此扰民吗？”命令不要迁移。这一年，京东、京西路发生水灾，而陈、蔡、宿、亳州尤其严重，皇上既然派遣三司副使李肃之等人分别视察被水灾影响的州县完毕，又命令三司拿出上供米三万石赈济他们【以上出自《两朝实训》】

谏官陈升之说：“近来馆阁的升迁任用越来越轻率，这不是聚集天下贤才、彰显成就人才意图的做法。请求根据现在在职人员的数量，制定固定的员额。有论荐的人，在书籍中记下他们的名字。如果有空缺，就选取那些文学品行卓越、被众人推崇的人，取法召来考试。”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见《国朝事实》】

神宗

熙宁五年六月，皇上说：“人有才能，不可以把他放在闲散的地方。”于是说到汉武帝也能任用人才。王安石说：“汉武帝所见到的层次低，所以所用的将帅只有卫青、霍去病等人。导致天下户口减半，然而也不能消灭匈奴。”皇上说：“汉武帝极其不仁，因为一匹马的缘故，劳师远征万里，封侯的有七十多人，视人命如草芥。然而这就是天下户口减半的原因。人命最重，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养万物，怎么能这样呢？”王安石说：“不仁到这种地步，不仅仅是人为的祸患，阴阳的报应，这难道能逃避吗？”皇上又说：“有政事，那么难道只是人各得其所，鸟兽鱼鳖也都顺从。”皇上说：“尧舜的时候，凤凰来仪，也不足为怪。”熙宁六年十一月，有不依附新法的官吏，王安石想要重判他们的罪。皇上不同意。王安石坚持争辩说：“不这样，法律就无法推行。”皇上说：“听说民间也颇受新法的困扰。”王安石说：“严寒酷暑，小民还有抱怨的，难道值得忧虑吗？”皇上说：“难道连对严寒酷暑的抱怨也没有更好吗？”

熙宁二年，皇上说：“朕常常想到祖宗经过百战才得到天下，如今把九州百姓托付给一个平庸的人，曾经痛心疾首。”皇上侍奉慈圣太后，至诚极孝，用来取悦太后的，没有不做到的。在宫中，跟随太后行走，必定亲自搀扶，视膳定省，非常谨慎。太后曾经驾临金明池，预先准备了百宝船，手持酒杯为太后祝寿。皇上谦逊退让，去除浮华追求务实，终身不接受尊号。这是帝王的盛德。熙宁三年，皇上对执政大臣说：“尊号对我也没有增加什么。即使加上百个字，有什么益处？”元丰三年，下诏说：“朕认为皇以道，帝以德，王以业，各自根据时制定名称，用来符合实际。朕继承祖宗的基业，居于百姓之上，凡是虚名繁礼，全部革除。而近来思考群臣，仍然有人用称号来请求，虽然出于归美报上的忠诚，然而这不是用来仰承先王意图的做法。从今以后每次遇到大礼结束，上尊号。”元丰元年十一月，宰臣吴珪等人说：“功臣不是古制，陛下即位以来上徽号多达数十次，而才允许臣等，何功力例〇恩数？请求在即位中减罢。”下诏按照他们的请求。

元丰四年五月，有人上书请求慎重选择守令。皇上对辅臣说：“天下的守令多达一千多人，他们的才能难以全部了解。在这里立法，使那里效仿，顺从的就是对的，违背的就是错的，以此进退，才有标准，所谓朝廷有政令。像汉代黄霸妄自制定条教以博取名誉，本应当治罪，反而增加俸禄赏赐金钱，各自形成风俗，这是先王必定诛杀的，变风变雅，诗人所讽刺的。朝廷确立一种好恶，定下国家的是非，守令虽然众多，淘汰几年，自然

译应当得到合适的人选。”五年二月，皇上说：“刺史和县令治理百姓最为贴近，汉朝以来，刺史中有升任三公的，大概是重视他们的职责罢了。如今的藩镇郡县不过几十个大姓，大多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县令的情况可想而知。从今以后，应当慎重选择。”

译元丰五年五月，皇上对辅政大臣说：“即使是周朝鼎盛时期，也认为人才难得。只有能以道义广泛观察，不拘泥于流派品级，根据才能任用，那么选拔人才的路径就宽广了。如果不称职，就可以罢免退下，不能因为已经授予官职，就因吝惜而难以依法处置。如果臣下有功劳，朝廷看到了，即使有过失，也应当宽恕。比如吴居厚出使京东治理财政，数额达数百万，假如他因疏忽损失官钱二三千缗，他的功劳自然可以抵销过失。所以律法中有‘议劳’、‘议贤’的规定，这也是周朝八柄的遗意。然而有关部门议罪，自然应当遵守诛杀或宽恕的原则，这取决于主审者的决断。这样，用人之道就不难了。”

有一天，宰相和执政大臣奏对完毕，枢密使退下时，富弼召他留下，于是上奏说：“臣先前蒙陛下宣谕，应当君臣互相体谅，尽心尽节，不要有猜疑和避讳。臣认为这确实是尧舜那样的盛德，但只有臣一人蒙受此宣谕，臣认为中书省和枢密院的臣僚都应当知道陛下圣意如此。”皇上说：“每次都是这样宣谕众人的。”富弼又上奏说：“大臣只有和睦才能成事，如果怀有私心，就会互相推诿而废弛政事。”皇上说：“朕日夜焦心劳苦，正是期望大臣们坚定专一，共同成就国家事务。执政大臣必须不固执己见，务必追求恰当而已。朝廷侍奉君主，舍弃义理，还有什么可考据的呢？”富弼说：“现在大臣们各有抱负，难道不愿意尽心侍奉陛下吗？只是其中有人恐怕冒犯圣意，有人恐怕被小人攻击，有人因为事情重大难以推行，只有彼此一心，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臣衰老无才，但蒙陛下特殊恩遇，有所见解不敢避讳冒犯，必须极力直言。”皇上说：“相公说到这些，能如此用心，那么天下人不胜庆幸。朕没有偏私，只以义理所在，与大臣们共同遵循罢了。”富弼又说：“陛下即位以来，对内讲求典礼，继承统一制度，兴利除弊，总核各种刑狱；对外团结兵将，讨伐违抗命令者，开拓疆土，经制边防费用。凡是所安排的，都是圣明的思虑，一旦奏报，都出自皇上的决断。”皇上说：“朕观察夏、商、周三代直到唐朝，没有百年之间没有患难的。国家继承祖宗基业，太平如此，朕继承大统，日夜恐惧，思考治国之道，没有比得上选择人才的。”又说：“难得人才。唐朝三百年中，只有一个郭子仪。朕观察这个人，本应考中武举，因为诵读杜牧诗句‘未知终始郭汾阳’，感叹了很久。”元丰年间，辅政大臣论及人才，皇上说：“人才固然有大小之分，如果古代立功名的人，管仲对于齐国，商鞅对于秦国，吴起对于楚国，都使政令必定执行。但在道义上却不够。傅说对于商朝，周公对于周朝，可以说是崇尚道德而又兼具功名的。人臣如果能只讲道德而不以功名的实绩，也对世事没有补益。”

谏官杨绘说：“傅范是外戚，不应当镇守郓州，兼任安抚使。”韩琦说：“傅范多次担任郡守，并非因为外戚关系。”皇上说：“得到这样的谏官敢于直言，很好。可以多说，难道会妄求吗？”

九月，辅政大臣有人说：“将帅应当设置副佐。”皇上说：“忌妒别人才能的人很多，现在举荐所知，不过是选取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并不是有至诚恻隐之心为朝廷建立功业。”

神宗皇帝嘉祐八年五月，开始在东宫听讲。天资好学，寻究访问。直到太阳偏西，有时侍从说恐怕饿了，应当进食。皇上说：“听讲很快乐，哪里觉得饿呢？”

英宗认为皇上读书太多，曾经议论事情，如果看到有道理，有什么不听从的？只是恐怕有隐晦的讽谏，不肯尽言罢了。”说：“臣等奏事，言论一旦不被听从，有时甚至再三，陛下未曾有不听从的。”皇上说：“只有先格王正厥事，天地人变，只有正厥事，才是应对的方法。”富弼又进言：“现在所进用的人，可能是小材刻薄之人，恐怕需要多进用醇厚敦实之人。小材虽然看似可喜，但害事败坏风俗，不可表彰，担心触犯奸邪所以害事。”皇上说：“大臣正要与天下图谋治理，三相既然如此，那么参知政事和枢密使也都应当如此。用心务必相互协和，每件事寻求义理所在，朕与卿等终身共同遵守。”于是都拜谢【以上熙宁奏对】

熙宁四年，王安石当权，想让朱东之监左藏库。朱东之推辞说：“左藏库有大禁忌，而且年高宿值不便。”想任命某人主管进奏院，忘了他的名字，实在愿意交换。王安石答应。第二天，在皇上面前进某人监左藏库，皇上说：“不用朱东之监左藏库，为什么呢？”王安石震惊骇异，莫测其故。皇上的机智洞察下属，多知外事，即使细微也不能隐瞒。熙宁十年，王安石初次罢相，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学士知金陵，推荐吕惠卿为参政而去。不久吕惠卿得宠，倚仗权势，担心王安石复进，于是借郊礼推荐王安石为节度使、平章事，方才进用。皇上察见其情，立刻问说：“王安石去职不是因为罪过，为什么用赦令复官？”吕惠卿无言以对。第二年又召王安石执政，而王安石和吕惠卿更加失和了。

神宗皇帝在东宫时，极其年幼。孙思恭为侍读，一日讲《孟子》：“多助之至，

译天下都顺从他；帮助他的人少到极点，连亲戚都会背叛他。”思恭广泛引用古今辅助顺天应人之事的例子，却没有提及亲戚背叛的情况。皇上看着他说：“防子是商纣王的叔父，抱着祭器投奔周朝，这不是亲戚背叛他吗？”思恭顿时释然，惊骇佩服。皇上的明察睿智，可以说是闻一知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