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十

译从前天下太平，士人哪怕只有一项才能、一种技艺，都想着奋发建立功业，使自己在世上显露出来。上面用来甄别、升降、激励、鼓舞士人的办法，没有不做到极致的。天下小官的名声，也常常能够传到天子的朝廷；早晨做了善事，晚上就有人把它报告朝廷，表彰提拔的命令随即下达；晚上做了恶事，早晨就有人报告朝廷，惩罚削职的命令随即下达。因此怀有不肖之心的人畏惧而不敢放纵；即使只受一命之寄托的人，也都自爱，不轻易毁掉自身。正因为这样，才能鼓舞、改变一世的人才，使贤能之士常常从低级官吏中崛起，卓然成为天下所仰望的人。庸碌无能之徒终身沉沦，也不敢产生非分的念头。太平日久以后，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大都凭资历次序争先奔走，横冲直闯，排列在天下的重要职位上，以施行他们肆意妄为的意图。穷乡僻壤的百姓愁苦呼告，而那些人凭借援引关系和巧饰文辞加以掩护，时常还能得到忠勤的褒奖。至于仁人志士，不幸困顿于卑微职位，却竭尽力量实行自己的志向并蒙受恩惠，众人反而异口同声地赞美他们。上面的人仍然捂住耳朵不听，只凭自己的意愿在其中决定轻重。公论存在于下层，上面却不知道。有识之士因此郁结失意，长声叹息。我的老师夹江张先生主持本县的教化，宽厚和蔼、平易近人，不设置隔阂；但他坚定的操守并不因权势和利益而受挫屈服。他完全了解士人所急切需要的事情，时常用从容的几句话洞察、剖析他们的心情。先生爱护士人，士人爱戴先生，简直如同一家人的父子。县中之人，从士绅先生直到市井儿童，都知道他的贤能。近来朝廷任命他到同州任职，大家无不叹息，为他到处访问那些在长安做官的士大夫，得知那里的风土不如我们吴中，便为先生担忧。又认为凭先生的贤能，应该得到显著提拔，破格任用；如今反而还要奔走于通常的调任途径，这更加令人抱恨无穷，也伤感于公论尚未彰明。天下的官职，从上面的公卿到下面州县的小吏，等级不知有多少；等到学官这一层，难道有意了解他们的可否，再决定黜陟进退吗？既然如此，又怎么能知道我县百姓竟有这样的心情呢？我作为弟子员，在学官任上侍奉先生四年，亲眼见先生两次遭遇女婿丧事，守寡的女儿和年老的寡妇还要抚养幼孙；先生客居万里之外，所任官职又是世人所谓穷苦寂寞、百无聊赖的职位，但他处之泰然，从未露出愠色。那些只在细枝末节上斤斤计较的人，并不是先生的心意；只是我和全县百姓的心情，不能不如此罢了。送何氏二子序 从周代到今天两千年间，先王的教化已经不能再见。幸亏孔氏的书还保存着，学者世代遵守，把它作为家法，用来治理心性、涵养品德，讲明治理天下国家的工具。然而孔氏之书经过多次毁灭学术、割裂典籍之后，又不能再完整地获得。其中文意还足以凭心意推求、明白判断而不感到疑惑的，不过十分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前后推衍解释，撰作传注，对保存古经的功劳很大。但是身处千年以后，凭一个人、一个时代的见解，难道一定都不违背孔氏的旧说、没有一句错误吗？后世儒者果断地相信传注，却不深入思考经书的本意。至于传注不能确定相合的地方，他们宁可委屈经文去迁就传注，也不肯违背传注而遵从经文，拘拘地守着一种说法，到老也不能获得经书要旨的人很多。偶尔有人对此不安，便又敢于提出异说，务求胜过前人；他们的言论汪洋恣肆，有时也足以震动当世之人。大概汉代儒者称为讲经，而今世称为讲道。能够阐明圣人的经书，道就明白了；道又哪里需要讲呢？今天世人纷纷产生异说，大都起因于讲道。我认为圣人的言语简易明白，只要去掉求异的心，不完全被儒者的说法所拘限，就一定能够接近所谓十分之三四的本意。南陵何氏兄弟从芜湖乘船沿江而来，跋涉千里，到荒野寂寞之地跟随我。我常把这些话告诉他们，兄弟二人没有一次不认为我的话正确。年末，他们辞别我离去；可惜他们正忙于进士学业，还没有时间实践我所说的事情。然而两人终究是了解我的，他们的志向并非草率。过去杨子云作《太玄》给刘歆看，刘歆号称博览群书，我只是奇怪他没有说一句《太玄》的是非，反而只担心后人拿它去覆盖瓦瓿；这大概才是刘歆的真实想法吧。后世之人哪里有闲暇评论呢？后来杨雄的弟子侯芭，独独知道喜爱杨雄的书。我并不是要赞成杨雄的学问，但士人能否被理解，千年之后仍然会有同样的感慨。送宋知县序 宣宗章皇帝时，苏州守臣认为吴中的赋税太重，上疏为百姓请求生路。当时虽然没有来得及大加扩张，以充分施行宽广的恩德，但诏书已经裁减了赋税，皇帝的仁德用意十分美好。当时又专门委任重臣考察土地物产和贡赋，法令极其细密。这并不是喜欢把事情做得繁琐，而是由于各地土产不同，顺应百姓的习性，不得不这样。年代久了，弊端逐渐滋生，吏胥借此作奸。议论者没有深入思考立法的用意，只求一概简便，名义上说从未纷更，实际上却大大改变了祖宗的旧制。众人随声附和，认为这才真正得到了变通的办法，却不知道三吴百姓暗中已经受害多年。税籍一天比一天混乱，稽查一天比一天严密，催收赋税一天比一天急迫，而拖欠的赋税一天比一天增多。因此，做吴中官吏的人，督促赋税尤其困难。宋侯任昆山知县时，宽厚却不废弃法令，威严却不伤害百姓；在承受旧弊败坏的局面下，税赋办妥而百姓和顺。宋侯尤其深切地说，旧制应当恢复，并写成文书向大府申明。大府没有能够实行。于是宋侯带着征召文书北上，将要成为天子的近臣，能够分条上奏天下大事；这件事难道可以放过吗？国家依靠东南供给财赋，以小小的一隅承担天下一半的财赋，到如今已经力量耗尽、元气衰竭，不能承受这些弊病了。又加上反复更改法令，就像人衰老了还服用乌喙，恐怕也难以长久。法令沿袭已久，不可轻易改变；改变法令而做得不好，也不可不恢复旧制。有人说纷纷更改已经确定，害怕再次更改困难，这难道不是大错吗？昆山东部边境土地贫瘠，百姓尤其贫困，自从均税以来，困顿跌倒得更加严重，年年又屡遭饥荒。宋侯特别用心抚恤，原先逃亡的人，个个形如鹄、面如鸟，竟争相出来服役。宋侯将要离去时，百姓无不悲哀，如同失去了父母；这真是可喜啊！富人也为这些孤苦无依的人哀伤，宋侯的德政因此更加显著。当地父老知道我寄居在东部边境，请求我写文章送他。可惜我文才不足，无法充分表达父老的心意，只把我所听到、看到的写下来，赞美宋侯的行迹。宋侯是南阳人，时在嘉靖二十四年八月。

译送郡太守历下金侯考核政绩序（代作） 吴郡是太伯建立国家的地方，秦朝设置郡守，隶属于会稽。东汉中叶以后，人物和财赋在东南首屈一指；自唐代以来，繁盛达到极点。如今这里是王畿千里、甸服之地，太守的尊贵程度，近似古代王畿以内诸侯，地位极为尊重。星纪分野的五个区域，四周环绕着大海，以具区泽汇聚水流。田地肥沃美好，万物茂盛生长。水陆珍品，以及包匦筐篚中的贡品，细绢、茶叶、苎麻、空方等物的输纳，三服官所供的物品还不算在内。一年中漕运车辆接连不断，运来的物资多达四百万。乡邑中的俊秀之士，佩玉鸣响，接踵进入朝廷。四方宾客奉符乘轺，络绎经过驿舍。名义上只是一个郡，实际上俨然是一个大藩镇。因此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必须是天下精选的人才。我金公是济南的名儒，从科举甲科中奋起，曾任御史，奉使持节，声威遍行闽峤。天子忧悯百姓，考虑到这是股肱之郡、根本所寄，便在朝廷询问群臣，认为没有谁超过您，于是让您来治理这里。壬子年，正是考核政绩的时期。当时春风徐徐吹来，副车刚刚出发，州县属吏相继在都亭设道饯行。我环视阊阖门附近，追想前代政绩，韦应物、白居易那样的风范政绩已经相距久远了。国家考察古代来治理天下，精心选任贤能的二千名官员；两百年来，声名和大德可与前代相比、被父老称颂的人，代代都不乏。然而当天下无事、休养生息、连续几代安定和谐时，吏治宽缓，规章简略；虽然赋役繁重，但减免和借贷的政令屡次下达，因此做郡守的人能够在其中从容施政，仰慕前代循良之治，以温暖抚育之政，表达自己的仁慈。至于上计述职时，能够同文学侍从一起参加赐宴赋诗，皇帝又多次下玺书，依照周、汉增加俸秩、晋升官阶的典制行赏。如今太平日久，吏治磨损败坏，边境不得安宁。诏使往来频繁，要在奢侈风气、百姓贫困、灾荒死亡、民生凋敝之后，追讨数年拖欠的赋税；宽缓就会废弃上级的供给，急迫追征又会伤害百姓性命。如果不是通晓时势、善于变通的人才，在上下得失之间，便不能调节而不失其宜。金公在这个时候，以宽和沉静镇守，以弘大简约处事，不震惧，不慌乱，能使上级安心、下属服从，可以说是很难得了。我曾经常在郡中办事，看到金公举止严肃端庄。《诗经》说：‘恭敬谨慎地保持威仪，是百姓的准则。’又说：‘以古训为法式，以威仪为力量，顺从天子，接受明白的命令而施行赋役。’金公都有这些品德。我自己生长在济水以西，距离历下不到二百里，乡里后进仰慕您的德行声望，不是一日了。如今我承乏做小吏，能够列在奔走效劳的末位，瞻仰您的德容，每件事都依靠您作为师法，只是担心这次任职会像汉代刺史入朝那样。如果按照三公的惯例，将您留在御史台或尚书省，那么又用什么来安慰我们这些属吏和百姓对您的思念呢？所以我向各位属吏说明其中的缘由，并写下这些话作为序。送王别驾进京考核政绩序 《周官》说，小宰依据考察官府的六项标准，来考核群吏的政绩：第一廉善，第二廉能，第三廉敬，第四廉正，第五廉法，第六廉辨。善、能、敬、正、法、辨这六项用于官吏事务，可以说已经完备了；但一定把廉洁作为根本，大概是不廉洁，就不足以考核群吏的政绩。因此，廉洁的官吏，不只是不会损害百姓的财物而已；推究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有利于百姓的。贪婪的官吏，不只是损害百姓财物而已；推究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危害百姓的。为什么呢？廉吏所取用的东西，不是拿自己的私欲去给予别人，而是完全按照廉让之道行事，也能够顺应人的真实情感。即使偶尔有过失，也不过一两件罢了。贪吏所取用的东西，必定是拿自己的私欲去满足自己，完全是在攘夺，不能顺应人的真实情感；即使偶尔得到一点好处，也不过一两件罢了。孔子说：‘天下有道，盗贼是不是首先会改变呢？’天下有道，官吏就没有人肯做不廉洁的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首先改变。吴地是东南财赋汇聚之处，每年漕运收入，常常一个郡就相当于天下的一半；土地广大、物产丰饶，号称富庶。过去倭夷从外海转入吴境，年年侵扰。天子震怒，多次诛杀或更换巡抚，调集天下军队屯驻海上，军队出动一年多仍没有功效。百姓既苦于侵扰暴行，又受到供应军需的困扰，官吏又乘机作奸牟利。可见蛮夷之祸，本来就是吏治造成的。等到军队频繁兴发，奸猾之徒攫取利益的门路无穷无尽，吴地的子女玉帛不只倾覆堆积在浩渺的海浪之中，也暗中输送进刀笔文书和竹筐绢囊之间了。自从前一年携李报捷以后，倭寇也不再大举而来，逐渐向北海退去，百姓才偷偷得到暂时休息。然而海防尚未完备，警报还未解除，仍然没有卸下重担的日子。所以我曾认为，要使夷狄不再侵害，关键在于使百姓能够安稳地生活；要使百姓安稳生活，关键在于吏治良好。寻求良吏没有别的办法，也不过在于不把心思全放在财货上而已。【疑文】天子和几位大臣郑重考虑东南的重任，慎重选择牧守，任用了云中的温侯。他宣布诏令，整顿纲纪，威严与仁爱一同施行，百姓仰望归附，似乎看到了太平的希望；庐陵王侯实际上辅佐了他。当时属县长官多有空缺，按任职以来的计算，他在郡中的日子很少，却常常单车往来，走遍所辖地区：东边到海滨，沿着大江行进，渡过西湖一带；时间长的经过一年，近的也有数月，最久到了昆山。百姓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温侯能够把王侯降屈到百里小县的事务上，而是又看到了汉代郡太守、刺史巡行县邑的旧事，并且比汉代更加亲民、持续更久。王侯为人清廉，不扰害百姓，确实有暮夜却金、饮贪泉而不改变操守的品格。因此百姓喜悦而安定地拥护他。让王侯屈身处理县邑事务，本来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但百姓习惯以后，反而把它视为理所当然，那么等到他离去时，难道能不忧伤悲痛吗？于是乡中进士等人在江边为他饯行，认为这种不能忘怀的心情正是百姓的真情；而铺陈文辞、叙述王侯的盛大美德，是我们这些人的职责，于是写下这篇序来记述他的行程。送南京虎贲卫经历郑君赴任序（代作）

译国家改变前代枢密院的制度，用五位都督统领天下军队，将留守四十八卫的京军分别隶属其下；而锦衣卫等上十二卫没有隶属，作为环卫之军，是天子的亲军。虎贲卫就是其中之一。虎贲之官自周代便有，虎士八百人，掌管在君王前后奔走，按军伍守卫宫门，跟随出征四方，作为行卫。汉代则隶属于光禄勋，与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合称八校尉。虎贲中郎将插着两根鹖鸟尾羽，车衣用纱縠，穿虎纹锦裤，是武卫中的贵选。国家保留了虎贲的旧名，职掌也没有不同。自从永乐年间建都北京，六宫百官都迁往北方，但皇祖的宫寝和官署留在南京的仍旧如常，兵卫也没有改变。它依靠长江险阻，控制南北，祖宗的考虑长远啊。太平二百年间，不仅各曹职务清闲简约，禁军也安闲无事；佐幕官员每天骑马，带着名帖，彼此往来饮酒游山而已。近来海上出现警报，江淮之间往往骚动，留守各卫尚且不能一天安然，何况担负环卫重任的军队呢？临安郑君起初辅佐太湖县，因为能够治理繁剧事务，调到我们昆山。昆山在海滨，正当寇盗冲击之处，郑君选练民兵，教阅有法。到任不久，便奉檄令到闽越造船，年初出发，直到年末才回来；而京城幕府的檄令又来了，大概因为上官一向了解他的才能，所以升调特别迅速。县中百姓虽然舍不得他，却无法挽留。凭郑君的才能，前去辅佐军政，在有事之日一定会有机会显露自己。只是当初定鼎时设置的十二卫、四十八卫，都是天下精锐的军队。皇祖当年平定楚地、举兵取吴、廓清海疆、收复闽越、攻取中原、击败宋军、消灭秦军、制服赵国、攻克燕地所依靠的，正是这些军队；如今部伍却残缺到没有士兵可补充。它废坏的原因以及应当修复的理由，不可不加以思考。《诗经》说：‘丰水向东流去，这是大禹的功绩；四方因此归同，皇王因此开辟天下。’又说：‘丰水边长着芑草，武王难道不任用贤才吗？把谋略留给子孙，使后代安享福泽。’希望您把这些话告诉担任保卫、整顿之责的人。送太仓熊太守赴任光州序 从前侬智高在岭南反叛，拥有一万多部众，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官吏百姓都望风逃跑。天子认为县官平素没有设置防备，却责备守臣不能赤手空拳抵御贼寇，应当体察他们的情由，所以一概减轻法令。凡是失守的人都罢免两级官职，只有能够任用属下将领、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的人，最终才击退侬智高，使岭南平定。国家太平日久，东南吴越地区山川秀美、物产丰饶，百姓终身老死也没有见过战争，官吏只是按期限催打、征集赋税罢了，任职不过三年便能得到京官而离去，因此天下士人都聚集在吏部，把那里看作乐土。一旦倭奴从海外侵凌内地，大江以南的州县无不骚动；官吏平时没有防备，只能据城自守，惶惶不能保全。在这时，朝廷虽然有任命将领的命令，但官吏因罪罢免离职的也时时有之。议论者认为，应当把守城的责任交给有土地之职的官吏，而战胜和统率军队的职责，自有将帅承担。官吏如果失守，应当像皇祐年间的诏令那样处理。如今熊侯镇守太仓，太仓东面靠海，贼寇进入境内便会首先攻打它；这样已经三年而城池没有陷落，本应列入褒奖之列，却被使者弹劾而革职，改任光州固始县的幕官。吴中士大夫无不为此叹息惋惜。过去岭南的贼寇敢于攻打城池，而如今海岛贼寇只以劫掠郊野为利，所以守住城池并不难；但太仓城正处在贼寇冲击之处，能够保全它尤其困难，而熊侯的贤能仍然为人所称道。熊侯为人沉着稳重而有器度，即使在仓促纷乱之际，也能从容不乱。军书接连到来，他仍安闲自若。武夫和守卒见到他都安静服从，不敢出声。这也是他才气过人之处，是州民所依赖而获得安宁的原因。天下无事时，使者乘势作威作福，凭自己的意愿升降州县官吏，根本不顾百姓的好恶。若在战争兴起之际，赏罚任用，举手投足之间就关系到人的死生存亡，却仍然按照私意行事，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把什么放在心上。海上战事至今已有三年，百万军队每战都失败，原野上暴露着人的尸骨，河流湖泽中流淌着人的鲜血，东南的灾祸也太惨重了。若沿着这种道路而不改变，我不知道它将走向怎样的尽头。贼寇刚到时，有奸人从中作间，挟持大吏图谋骗取城池，登高指挥，众目所见；熊侯在他尚未发动之前，就先把他擒获了。大吏惭愧出汗，夜里开门逃走。如果不是熊侯破坏了他们的阴谋，贼寇占据太仓城，灾祸就不会只到今天这个程度了。前年秋天，贼寇乘西风返回岛屿，剩余数百人被官军包围，只得暂时藏身南沙。有人认为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的贼寇，应当放开包围的一角；使者不听，命令熊侯和各位将帅坚守。接近年末时，各位将帅都离开了，熊侯估计自己无力独自支撑，也解围回去了。贼寇于是得以乘船逃走，使者弹劾熊侯，就是因为这两件事。南沙失守的责任，应当有所分担。至于奸人从中作间，明明是熊侯擒获的，却反而说熊侯把这个人推荐给大吏。凡是弹劾举荐，都因个人好恶而歪曲事实，大多如此。当时熊侯过去所提拔奖掖的州学生张元蒙等人前来告诉我，说我一向了解熊侯，不可以没有一句话。听说熊侯待罪虎丘寺，每天以登临游览为乐，尽情观赏五湖的胜景。不久又奉帅府檄令，返回州中招募士兵，州中父老前后欢呼，仿佛见到了父母。熊侯虽已罢官，面对州中百姓，自认为没有可惭愧之处。我于是勉强像是在替他申辩，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们东南百姓无穷忧虑所不能不发出的怨愤之辞，实际上也是州民的心声。送吴郡别驾叚侯进京序

译天下所需要的，大概就是人才。才能不足以胜任职责，却给他百里之地让他治理，他便小心局促，常常像是不知道该怎样施展。抱持胶固不变的见解，自以为能够有所坚持，但大的事情往往废弛败坏而自己还不知道。他的见识和力量，只能达到处理小事的程度；既闭塞又强横，抵挡不住任性妄为的习气，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呢？孔门谈论为政已经很详尽了。选取果断、有才艺、通达的人，似乎不是为政首先要求的；然而没有这三点，就无法理解人情。因此我曾经说治理百姓的人好比驾船：需要张帆时就张帆，需要收帆时就收帆，因为能够掌握风和水的情势；否则没有不失败的。叚侯有通达敏捷的才能，对于赋籍、兵务等琐事，一看就全能记住；无论大小诉讼，没有不能立即裁决的；而取舍、操纵都合乎人情，所以从士大夫到里巷小民，都感到便利安定。叚侯曾任喜祥县令，又任淮阴郡丞，能够把治理兖州的办法用于治理淮阴，把治理淮阴的办法用于治理吴地；风土习俗难道会完全不同吗？他通达人情，始终如一。因此我曾说，治理百姓的人好比父母生育子女，为他们选择乳母；乳母因为别的缘故离去，邻家的母亲代替她哺乳，仍然算是乳母；如果又重新为孩子另找乳母，那就过分了。古代的郡守县令有代理、守任、摄任等名目，但任职久了就成为正式官员。郡丞常常代行县令事务，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却一定要另选县令，这也是法令的过失。叚侯是河东儒者，每到学校便和诸生讲论经学，尤其精通经学；他的门人中有许多人在朝廷显贵。此前数年间，昆山县令职位空缺，栗侯永禄任职，叚侯环、李侯敏德、王侯如瓒都以别驾身份来署理县事；只有王侯是泰和人，其余三位都是上党同县昆山人，并且都称赞昆山贤能。如今叚侯接替他们，又是一位贤者。现在太守王公年少而德盛，正在任上；王公是阳曲人，而参佐以下大多出自山西。一时人才之盛，并不是偶然的。大概平阳、蒲坂保存着先王遗教，那里的君子对此有深刻思考；这难道不是我们吴地百姓的福气吗？接替叚侯署理县事的别驾周侯，又是绛州人。我因此惋惜叚侯离去，也庆幸昆山百姓又得到与叚侯同官、同乡的人；晋地君子施惠于我们百姓的影响，真是长远啊。《归先生文集》卷十 《归先生文集》卷十一 吴郡归有光著 门人王执礼校订 序四 序四 送童子鸣序 送狄承式任青田教谕序 送熊分司赴任滇南序 送计博士序 送张子忠赴任南昌序 送蒋助教序 送阳曲王公□任陕西参政序 送童子鸣序 越中人多往来我们吴中，以贩卖书籍为业。从前童子鸣跟随父亲到昆山游历时，年纪还小。几年前，他把船停泊在娄江，我路过那里，他拿诗给我看，已经能够超出常人。今年他又来了，我的朋友周维岳见我思念曾与他父亲交往的旧情，便说童子鸣旅居在外、处境萧条，遗憾没有办法救济他。不久童子鸣拿诗来给我看，诗更加清新俊逸，值得诵读。然而童子鸣依依不舍地亲近我，有求学问道的意思，我更加怜惜他。我曾见元人题写在他所刻书籍上的话：‘自从科举废止，古书才稍稍显现。’我对这句话深有感慨。如今世上的进士之业日益兴盛，士人却不再知道有书了。不读书而谈求学，这是子路的佞巧，是孔子所厌恶的。难怪他们内不知修养自己的道理，外不知对待他人的方法，纷纷整日争逐荣华利益，终于形成流俗，而天下常常有缺乏人才的忧患。童子鸣对于书，大概历来都能诵读；我因此更加惊异于他。典籍是天下的神物。人每天和它相处，性灵一定会自行得到开发。玉藏在山中，草木便润泽；深渊中生出珍珠，山崖就不会枯槁。书籍聚集的地方，应当有如金宝般的气象，如卿云盘旋覆盖、护卫在上；受到它滋润的人，就不会枯槁。庄渠先生曾经对我说：‘东广的陈元诚年轻时从未识字，有一天自己受到感发，拿出《四子书》整天向它拜礼，忽然就能识字了。’由此可知书籍的神妙，但不是书本身能够制造神灵。古人虽然已经亡故，但他们的精神从未不存在；今人虽然距离古人久远，但其精神仍然能够同古人相遇。这就是书籍可贵的原因。可是如今的学者只把书当作土偶木梗罢了。童子鸣以贩卖古书为业，却尚且几乎不能振作自己。如今想要探求古书的意义，我担心他将更加困窘。年末他将要前往锡山寓居，之后回到太末，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送狄承式任青田教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