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六

译问：古代国家有大事，一定汇集天下人的意见，是为了集中众人的思考。王通著《续书》，曾说：“这样议论，难道能够穷尽天下最公正的意见吗？”黄帝有在合宫听取意见的制度，尧有在衢室询问民情，舜有在总章访问众人，这些都属于集议。黄帝、尧、舜的时代距离太远了，三代以后只有汉代接近古代。请举出汉代集议的事例：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被废止，有的得以施行，也有值得评论的吗？匡衡、张谭关于郊祀、社祀的说法依据是什么？贡禹、韦玄成关于祖庙的议论本于什么？董仲舒、师丹请求建立限田制度，为什么被废止而没有实行？祝生、唐生请求废止盐铁官营，为什么议论之后仍未采用？公孙卿、壶遂、司马迁关于改定历法、正朔的议论，采用了什么意见？贾让、关并、韩牧、王横治理黄河的策略，谁的意见正确？先诛讨先零的谋划，为什么最后听从了？赵充国请求撤除边塞、安置吏卒，为什么最后被采用？这些都是汉代的大事，是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应当考察的。过去韩退之批评三代、两汉的文章，不敢拿来给士子看；你们都通晓经学、学习古代，等待有关部门选用，其中一定有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人，请把意见说出来，以考察你们所学。问：六经的教诲，未曾专门以仁为主题；到了《论语》一书，孔门对于仁的论述才开始详细。现在看孔子回答关于仁的提问，已经有多次了，但每次都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如果这样，那么仁应当可以由每个人达到。然而孔子所肯定的人却很少。当时只称赞颜子能够三个月不违背仁；至于仲弓、冉有、子贡、公西华这些门人中的高才弟子，以及令尹子文、陈文子这些《春秋》时代的贤大夫，孔子大体都称许他们，却唯独不许他们达到仁。只有对微子、箕子、比干，称为“三仁”；对伯夷、叔齐，称为得仁；甚至对于管夷吾这个成就霸业者的辅佐，也说“如其仁”，这又是为什么？仁如此难以达到，却又说广泛施舍、救济众人，难道还不算仁吗？如果一定要说那是圣人之事，那么仁和圣之间难道还有等级差别吗？后世学者都认为，孔子未曾说明仁的本体，只是对弟子谈达到仁的方法；果真如此吗？如果这样，那么究竟凭什么称作仁呢？士人自以为知道求学，便只读《论语》，却不探求它的本意，只看见各家说法纷纷，无法取其中正。现在想把这些说法会通起来，其中一定有极为恰当、不可改变的论断，请试着说明大意，以考察你们是否有独立领会的学问。问：两浙是天下重要的藩镇，受到至善政治的浸润，百姓安居乐业，到现在大约已经二百年了。只是由于太平日子太久，吏治逐渐松弛，祸乱的根苗有时萌发，大概不能不成为百姓的祸患。就田赋来说，豪强兼并土地，里甲分摊赋税，其中有欺骗隐瞒、转移逃避等情形，奸人盗贼到处出现。现在想寻求划定田界的正确办法和丈量土地的方法，果真应当实行吗？就差役来说，官府征发派遣，应办事务频繁不断，其中有凭借关系逃避差役的，弊病累积为许多方面。现在想实行均平的政策，改用募役的方法，果真应当沿用吗？自从倭寇入侵，民间的征调日益扩大，近来虽然称说裁减，兵事仍未停息。现在想商议节省军费粮饷，训练本地百姓，可以吗？自从矿工成为祸患，州郡骚扰尤其严重，近来稍稍平息，不久又聚集众人，仍然隐藏着内乱的忧患。现在想堵塞抢夺的根源，严格执行封闭矿山的禁令，可以吗？丈量土地似乎是好办法，但增加税额又恐怕一概牵连下等田，不知怎样才能符合《周礼》遂人辨别田野等级的制度？募役似乎是好办法，但缴纳役值又恐怕连累贫困户，不知怎样才能得到司徒保养民力、使民休息的办法？训练土兵似乎是好办法，但变化或许不可预测，事情应当预先防备；对于已经渡过险境仍须戒备的教训，难道可以不加思考吗？修筑边塞似乎是好办法，但利益所在，人们就不怕死；对于□人严厉禁绝的守令，难道可以恢复吗？这四件事都同样是百姓的祸患，确实应当及早考虑，赶快谋划。善于救治的人，好比良医治病，病已经除去而人们还不知道；否则投药稍有错误，免不了使病情更加困重，那样就不是救治的方法了。因此可知，改革的办法一定要斟酌分量，懂得随时变化、适当裁制的原则，然后才可以同处在穷困中的士人谈论天下事务；这些人对于天下事务应当没有不尽心研究的，何况这是为乡土尽忠的事情呢？各位士子一定能够详尽说明其中的利弊，不要只推说自己不知道。问：我太祖高皇帝自开始建立国家，百事草创，就命令世子以师礼侍奉宋濂，又选国子生国琦、王璞等人在宫中侍奉太子读书。后来大本堂建成，制度、文物都很盛备。太祖在同詹同等人商议东宫官属时，想任用有功勋、有德行而老成的人，当时群臣中符合选择条件的人，可以举出来说说吗？至于皇太子侍奉圆丘，侍奉文华殿，侍奉文楼，没有任何时候不接受训诫。太祖对国家根本的重视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列位圣主登临帝位以后，用来设置教导、配置属官的办法，果真能够完全得到圣祖的本意吗？圣明天子慈爱深厚，近来朝廷大臣请求皇太子出阁读书，仍因为皇太子年纪尚小而没有允许。关于明堂保傅的篇章，无不在于及早教诲、选择左右辅导之人，所谓“年少形成的习惯就像天性”，尤其是今天应当急切办理的事。即使举行出阁的仪式，现在东宫官属以及讲读仪注，果真足以完全实行教诲太子的办法吗？过去贾生年少时，常常把这些事陈说给汉文帝，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各位学生今天应当知道的，请直说，不要推辞。问：国家遇到非常的灾害，是上天用来警戒君主，使君主修养德行以保全大业，并接受更多福祉的。今天皇帝承继帝统和国运，宽厚仁慈，恭敬节俭，天下人都伸长脖子盼望达到大治。近来灾异接连发生，难道是上天显示征象，表示对君主仁爱到了极点吗？今年洪水泛滥，漫延数千里；大江以南海水震荡，沿海居民被漂没淹死的以百万计。按照《洪范》五行推求这类事情，可以认为容貌举止不庄重，所以说容貌受到损伤就会招致秋季阴冷而经常下雨。然而像江河横流、海水飞涌泛滥这样的灾变，并不只是经常下雨的应验而已。汉代像董仲舒、郎顗这一类人，都能推求阴阳，用来向当时的君主进言；学者有时认为这流于术数，是借经典寄托己意，不是我们儒家的正道。然而前代因天灾下诏寻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今天天下的事情可以拿来告诉我们的君主的实在很多。各位士子胸怀忧虑世事的志向，请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见回答。

译问：过去孔子同他的门人讨论学问，后来七十子一派的弟子凭借这些学问教导诸侯。汉朝兴起以后，六经都有著名的学派，以师法相互传授，历经千百年而求学的人没有废弃。到了宋代，周子出现，河南二程子跟随他求学。同时有张子，与二程并称，认为他向上接续了孔子失传的学统。到了朱子，又独自得到程氏的正统传承，那么汉代以来各位儒者和学者，本来就可以置之不论了。然而像程门中谢、杨、吕、游等高才弟子，都亲自从老师那里有所领会，朱子却往往批评他们违背师说。与朱子同时代的陆子静，他的学问造诣已经达到高明境界，但在鹅湖的辩论中，最终也不能与朱子相合。今天谈论学问的人之所以互相攻击、彼此不能相容，原因就在这里。道理本来只有一个，千古以来人的心性并没有不同，为什么唯独研究圣人学问的人，竟然如此纷纷争论？希望听听各位儒者的过失，以及朱子为什么能够独自得到正传。问：北方胡虏成为中国的祸患，我们用来防备抵御他们，常常因为力量不足而处于屈势。强盛了二百年的中国，最终也没有找到能够战胜他们的策略，只能侥幸希望他们不来罢了。不过，他们是上古以来就不向中国臣服的人，这样说还可以。至于闽、广在我们的疆域之内，那里的声名文物同齐、鲁没有不同，不是秦、汉时期可以相比的。然而几年来，叛逆命令的人接连出现，虽然告捷的消息屡次传来，他们仍像过去一样出没，不再是先朝斩断藤峡、八寨那类可以很快扑灭的叛乱，如今几乎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了。议论的人说，不是担心没有兵，而是担心没有财；不是担心没有财，而是担心没有将领。又说谨慎选择州牧、郡守，就能招抚晓谕、使叛乱者解散，即使不专门选择将领也可以。果真如此吗？宋代侬智高在岭南反叛，得到狄武襄以后才平定。汉代李固推荐祝良、张乔担任刺史、太守，于是不出兵，交趾、九真自然安定。前代得到人才而取得成效就是这样。如今朝廷广泛询问群臣，议论推荐人才，自以为已经选尽了当世最合适的人，难道有智谋勇力的将领、奉行善政的官吏仍然隐藏着没有出来吗？还是说，即使得到像先朝韩襄毅、王新建那样的人，今天也果真可以肯定他会成功吗？其中有能够告诉我的，请说出来。问：杨子云的《太玄》，只有弟子侯芭能够理解它；即使刘子骏、班孟坚，大概也不能探究其中的深意。然而桓谭认为它胜过《老子》，张衡把它比作五经。到了范望这一类人，都把杨子云看作圣人。难道他们不是有所见识才这样说的吗？那么，关于吴、楚僭越称王的讥评，我就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这样了。到了司马温公，又说《太玄》这部书，归根到底是用来赞助《易》的，并不是另作一部书同《易》相抗衡。既然如此，如今的学者都知道读《易》，却不能相信《太玄》，那么他们所谓学习《易》，难道也可能其实一无所得吗？侯芭是各位士子的同乡，所以我拿《太玄》同各位士子讨论。问：我太祖高皇帝重新建立天下，创业初期经营治理万事，忙得没有闲暇，却仍然纷纷著述，上溯古代典谟，用来教导圣子神孙，龙图阁、延阁中所搜求的著作，实在多得很。姑且举出一两部，给各位士子说说。太祖曾认为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想到心念之间或许会有警戒松懈、无法彰明神灵的时候，便命礼官和儒臣编纂《存心录》。又将要祭祀太庙，在武英殿斋戒，命东阁大学士吴沉等编纂《精诚录》。《存心录》和《精诚录》这两部书，说明圣祖严肃侍奉上帝、神明的心意，已经到了极点。它们的大旨和条目，可以举出来说明吗？我太祖对祭祀尚且如此，那么对于深宫中的居处、亲近的侍御，难道肯稍稍放纵吗？大概这正是他面对神明时的心意。自古以来帝王的著作很多，能够用儒者的学问承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统绪，这就是它达到千古而无人能及的原因。这两部书，实在是今天经筵劝讲最应当先讲的，各位士子已经庄重诵读很久了，应当恭敬地陈述出来。问：近来洪水成为灾害，四方奏报每天都能听到。诏令所到之处都赈济借贷，皇上的恩德心意十分深厚。古代先王所储备的九年粮食，如今已经不能指望了。《周礼》说大司徒按照十二项救荒政令聚集和安定万民，其中也有可以斟酌采用、在今天实行的吗？《管子》一书说：“商汤时大旱七年，禹时大水五年，百姓没有粮食，以至于有卖儿女的。商汤用庄山的金铸钱，赎回因没有粮食而卖掉儿女的人；禹用历山的金铸钱，来救济困苦的人。”圣人处在最高的地位，尚且能够怜念没有粮食而卖儿女的人，那么当时的百姓一定不至于死亡。吕成公说：“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以实行的办法都已经施行过了，今天只须把它们举出来采用罢了。”试举出前代适合今天的救荒办法，有多少呢？像尧、汤时代那样，能够怜念没有粮食而卖儿女的人，可以做到吗？过去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不好，国家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的彻法呢？”年成饥荒而用度不足，却建议实行彻法，这更是今天世人所谓迂腐的做法。然而，发放粮食救济百姓、减轻赋税，确实是救荒的首要事务；如果只发放粮食而不减轻赋税，还不如不发放的好。如今商议赈济借贷，没有不实行的，却一说到免除百姓田租，动辄就以国家财政为理由。那么，怎样才能一定使百姓得到实际的恩惠，不辜负我们圣明天子怜悯百姓的心意呢？问：程子答张子关于定性的书信，认为活动时也应当安定，静止时也应当安定，不迎合外物，也不拒绝外物，论述已经很透彻了。然而《易传》解释艮卦的卦辞，说要止于所看不见的地方，使外物不能接触，内在欲望不萌发，这仍然像张子所担心的那样，害怕受到外物牵累。《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叫作中”，程子认为刚一思考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不知道戒慎恐惧是不是也已经涉及思虑了呢？吕氏在喜怒哀乐尚未表现时求取中，杨氏在尚未表现时用心体察，那么中的意义自然显现，这些说法似乎都同程子的言论相违背。至于李愿中向罗仲素学习，知道天下的根本就在这里，这就是从杨氏那里得到的，所以吕氏、杨氏的说法也不容易诋毁。或者，程子所谓“内外两忘”以及“外表顺应空虚的缘分，发怒而心中并不愤怒”的说法，怎样同《艮卦》传文中“止息外缘，返观内心，顺从耳目，使内心通达而不受外物支配”的说法区别开来？“刚一思考就是已经发动”和“可以使心如同枯木死灰”，二者有什么不同？学者对于佛教、老氏之学都知道排斥它们，至于我们儒家的心性之学，却常常免不了同它们有所牵涉。这些都是各位平日应当亲自体验，并细致辨析到毫厘的地方，希望听听你们的说法。

译问：刘向称赞贾谊通晓国家大体，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远远超过他；又称董仲舒有辅佐帝王的才干，即使伊尹、吕尚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的。汉文帝是孝文一代的贤明君主，起初未尝不深知贾谊，最终却被东阳侯、绛侯、灌婴一类人排斥废弃。贾谊被贬到长沙，汉武帝即位后开始三次策问，董仲舒便被任为江都相，后来又被公孙弘嫉妒，再任胶东相，最终废居家中。过去有人说贤能人才的任用和弃置，关系到国家的治乱。贾谊虽然没有被任用，并不妨碍文帝的治理。武帝因为汲长孺在朝廷上争论，而皇上所倾向的却是公孙弘、张汤；即使让仲舒位列九卿，又能挽救什么呢？即使这两个人得到君主如同伊尹、吕尚那样的信任，果真能够追及三代的治理吗？或者班固说贾谊所陈述的意见，孝文帝已经略有施行；董仲舒居家时，朝廷有重大议论，还派使者到他那里询问。等到武帝推崇阐明孔氏学说，废黜百家，设置学校官，荐举茂才、孝廉，这些都由仲舒首先提出。那么这两个人在当时大概并不是没有遇到知己，只是贾谊竟至于自我伤感，把自己比作沉入沙中的屈原；后世尤其因为仲舒没有被重用而替武帝惋惜，这是什么原因呢？问：孔子赞述《易》从庖羲氏开始，删定《尚书》从帝尧开始，在此以前的事情就没有涉及。即使像司马子长这样喜欢探求奇异的人，也把黄帝作为《史记》的开端。然而图谶纬书所记载的内容，世代仍然流传着泰皇、九皇等称号，也许在《史记》中见到过。管子说古代封禅泰山的有七十二家，《春秋纬》有“十纪”的名称，这些也可以相信吗？有人说古代有浑沌氏，大概是天地开始生成的时代；如屈子《天问》、淮南子所说的内容，多有奇异诡怪之处，但都没有涉及这里。至于豨韦、冉相、容成这些称号，又有什么证据呢？孔子说《易》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又论述十三卦制作器物、取法卦象的起始，那么上古有天地，后来逐渐出现帝王，本来是必然的道理。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书，在孔子的时候，上古的书还保存着一些，为什么孔子全都舍弃而不记录呢？宋代司马温公编纂《资治通鉴》，刘道原同温公深相契合；然而《通鉴》不敢续写到获麟，刘氏作《外纪》却从盘古氏开始，这又是为什么？各位正在书院中读《外纪》，请相互讨论一下。问：《周官》的制度规定：五家编为一比，十家编为一联；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联；四闾编为一族，八闾编为一联，使他们彼此保护、彼此亲爱，刑罚和庆赏相互关联，共同承担国家职务和劳役。周公治理天下的制度，详细周密了。建国初年斟酌前代制度，制定里甲制，实际上就是以此为根本。如今天下的户籍编制不完备，黄册无法查考，流动逃亡的人同土著杂居；按现有丁口派役，牌面沿门轮流传递的办法，在各郡很少实行。奸邪盗贼之所以屡屡发生，四方夷狄之所以交相侵扰，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吗？《周官》从乡大夫到闾胥，无非是教导百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睦亲族、尊敬长上、勤勉任事、相互救济。汉代设置三老，仍然有这个意思。我太祖高皇帝亲自颁发的教民榜文，本来还在。如今想遵照实行，让乡老教导百姓、裁决诉讼，议论的人认为不可行，这是为什么？不遵奉典章法令，却只求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来谋求声名，难道是国家任用乡里属官和长吏的本意吗？现在想求得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成效，应当采用什么办法？请各位士子告诉我。问：古代君子顺应时势，竭尽忠诚直言，提出宏大的论说，在世上卓然有名，载入史传的很多。现在来不及全部举出，姑且选取其中最著名的同各位士子讨论。有的受到世人共同称赞，却也不免有缺点和非议；有的只在一时救治弊病，却不是通行长久的办法；有的言论可以作为常法，足以施行到后代；有的意义深远，可以作为历代君主的法则和警戒。这些人都可以说是通晓国家大体的。有的人学问出于申不害、商鞅，专心经营国家大业；有的人方法却流于灾异之说。有人明智而少有匹敌，却受到阿谀奉承的讥讽，那么他的言论可以废弃吗？有人博学多闻，却拘泥于五行之说，他的意见也有可以采纳的吗？谈论当时政治治乱，晁错这一类人不能超过他，果真如此吗？有志于向君主进献可行、纠正错误的意见，他的论辩通晓政体，也值得叙述吗？至于竭尽忠诚奉献国家，而道理归结于切要之处，可以同政论相比的，谁最为正确？议论和劝谏以仁义为根本，光明如丹青；一生努力学习而有所成就，足以成为世人的借鉴。拿它同《申鉴》相比，谁更高明？求学的人称道古代，是为了作为当代的法式。几位先生的著作很多，难道可以摘取其中一两条足以作为警诫、用来办理当世事务的吗？希望能够像魏相的条陈、晁错和董仲舒的对策、苏轼的进读、陆贽的论说那样，用来考察经世致用的学问。问：《周官》说宗族凭借族属关系得到民众。古代圣人治理天下，注重敦厚根本，所以百姓彼此维系而不可分离。氏族的起源、宗法的建立，可以详细说明吗？宗法废弃而谱牒受到重视，历代研究谱学的人可以举出哪些？魏氏兴起于北方，为什么唯独重视高门？唐代崇尚文雅，为什么反而更加尊重氏族？袁谊、柳玭，难道不是世家中的贤者吗？如今谱牒已经亡佚，宗法难道还能够恢复吗？同各位士子谈论道理而说到这些，不要认为这是迂腐。问：如今河南设置行省于大梁，包含郑、卫、梁、楚、颍川、南阳一带的地方。前代人才兴盛，难以全部举出，姑且选择当时任事而属于豫、冀之地的人，各举其大概，同各位士子讨论。现在正逢群雄角逐的时代。有的人运筹帷幄，推辞万户的封赏；有的人尊崇光明君主的谋略，拒绝接受九锡。比较他们的心志和行迹如何？他们都遭遇了外戚和宦官的艰难处境。有的人犹豫观望、顺从旨意，建立了拥护某方的功劳；有的人坚持正道、嫉恶如仇，却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的道义谁对谁错？他们都辜负了天下百姓的期望；一个因此造成山桑之败，一个因此取得淮淝之捷，他们的名声和实际功业谁更相称？他们都处在中兴的时运中；一个因此成就著述的才能，一个因此成就应付变故的事业。他们的功名谁更优越？时局多难，有的人抱负很高，却不能避免陈涛斜的失败；有的人有胆略，却不能抵御封丘门的攻入。他们的才干谋略谁更强？遭逢太平时代，有的人见识宏大、器量雄伟，制定安定国家的策略；有的人面对事变果断处置，具有大臣的风范。他们的德行事业谁更为崇高？各位士子尚且要评论古人，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应当用心研究的，何况是你们乡里的先哲呢？请把它们详细叙述出来作答。

译问：军队所谋划和绘制的，是地形。古代有九处关塞，仍然分布在中原之间。至于北方边界同夷狄相接，是夷夏之间的大防线，没有比这里更严密的了。秦、汉取得黄河以南的土地，凭借黄河作为险固屏障，议论的人却不认为这是上策，为什么？魏、晋时期，戎夷同汉人杂居，江统、郭钦曾经论述过这件事。凭魏武帝的英明谋略，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北魏的六镇、唐代的三座受降城，以及源怀所论述、张仁愿所营建的边防，果真是周、秦旧日的关塞吗？石晋把十六州贿赂给契丹，中国因此失去优势；以宋太祖、宋太宗的威烈，也不能争回一寸土地。宋代始终武功不振，最终留下青城之祸，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朝驱逐胡元，中国的形势尊严起来了。然而朔方旧郡、统万旧城，仍被胡虏占据。朝廷中有谋略的大臣时常提出建议，却未能收复。各位士子从今天的形势筹划，必定有胜过前人的策略。问：军队聚集在一起，必然要有行列编制。《司马法》关于军队按什、伍编制的数目，已经记载得很完备。管夷吾制定内政制度，为什么能够使军队容易变动，古代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世人所说的阵法，大概本于黄帝的握奇阵；而公孙弘、范蠡、乐毅的说法，果真领会了其中的意义吗？诸葛孔明推演它，创制八阵图；后世只有晋代马隆、隋代韩擒虎最能阐明它的道理。李靖传承这种方法，创制六花阵，用来变化九军的阵法。李筌把四正、四奇的位置配合到八卦中，裴绪的新令又有九阵图，这些说法可以详细说明吗？孙子说：“纷纷纭纭，战斗混乱而不可使自己混乱；浑浑沌沌，阵形圆转而不可击败。用兵的最高妙处，不通过阵法就不能达到。”而李筌又认为：“用兵如同用水，水因地势来决定形态，军队因敌情来决定取胜；能够随着敌情变化而取胜的，称为神妙。”这样看来，李筌虽然绘制了阵图，但他的理论又超出了阵图本身。由此确实知道用兵是不可不深入研究的，希望能够听到相关见解。问：古语说：“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军队。”将领是三军的主宰。君主寻求天下人才，却仍然难以得到将帅之才。兵法谈论选拔将领的办法，有所谓五种才、十种过失、八种考察征验，求取将才可以说很详细了。又说：“将领应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品德。”又说：“将领所应谨慎的，有治理、准备、果断、戒备、约束五件事。”对将领的要求可以说很全面了。然而过去君臣相遇，风云际会，往往片刻之间就确定了名分；如商汤在莘野聘请伊尹，周文王在渭水边载着尚父回来，难道真是经过详细寻求才找到的吗？齐桓公在车中登用管仲，秦穆公在牛口发现并任用百里奚，难道真是按照完备的标准考察他之后才任用的吗？古人相遇，是如此盛大。如今天下常常苦于将帅人才难得，但恐怕是有这样的人却不能发现和任用。诸葛孔明若没有遇到刘先主，最终也只会老死在南阳罢了。桓温看重王猛，却另外寻找所谓三秦豪杰，难道是豪杰隐藏而不出来，原因就在这里吗？还是即使整天同他们相处，也不能识别其中的人才呢？请各位士子回答这个问题，以考察你们如何自我期许。问：从战国以权力治理国家说起，关于用兵的议论才开始纷纷出现。它们的著作大体不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后世又有所谓三门，这是什么原因？用兵不过是以智慧同智慧斗争，智慧充足的取胜；以力量同力量较量，力量强大的占优势，本来不必涉及最高深的理论。如今兵书却往往谈论像大道一样的道理，例如所说“微妙啊微妙，达到无形；神奇啊神奇，达到无声”。又说：“精诚在于同神明相通，战斗的权变在于达到道的极致。”又说：“神明的德性，以端正宁静为最高境界。”如果真像这样，那么古代能够做将领的人，必定都要是圣人了。果真如此吗？又说“度量、数字、称量这些方面，兵法的依据是什么？又本于六律”。至于荀卿子关于用兵的论述，《吕览》关于简选士卒的言论，《淮南子》叙述兵略的篇章，各位士子也能通晓它们的说法吗？古代谈论大道的人说，经过五次变化就可以列举形名，经过九次变化就可以谈论赏罚。那么用兵属于礼乐刑政，是最粗浅的事情。如今如果能够通达这个说法，就会知道用兵并不是最粗浅的事。希望听听其中的意义。问：用兵是天下最变化不定的事情，国家的安危存亡，常常在一反掌之间。谋略的得失，已经很明显了。请以前代史事来论说：成安君抵御汉军时，如果果真采用李左车的意见，淮阴侯韩信将会困在井陉吗？吴王刘濞向关中进军时，如果果真实行田禄伯、桓将军的计策，条侯周亚夫将会把关东拱手让出吗？董卓专擅汉朝政权，梁衍向皇甫义真献策，如果采用了他的策略，能够成就匡正天下的大业吗？夏侯楙镇守长安，魏延向诸葛孔明进计，如果采用了他的计策，能够成就攻打魏国的功勋吗？淝水之战取胜，苻秦军队奔溃，谢安石为什么不知道乘胜追击？渭桥之战获胜，关中几乎可以收复，宋武帝为什么不知道乘势夺取？澶渊之战侥幸成功，议论的人说寇忠愍拘泥于小信，没有立即袭击辽军；否则能够使辽军一辆车轮也回不去吗？朱仙镇大捷，议论的人说岳武穆守着小忠，不能纠正诏令；否则能够使中原彻底肃清吗？各位士子来应武科，承担一剑之任，主考官不会拿这些问题欺骗你们。你们一定有人独自明白将帅的大略，姑且举出一两件来互相考验。问：古今谈论用兵的人，没有谁比孙子更高明；他的著作对于战争的情势和变化，没有不阐述尽的。后世用兵的人，就像方形不能再加方矩、圆形不能再加圆规一样，也难以超出他的范围。试举同类事例：司马懿不贪取小利而斩杀文懿，这是有能力却故意显示没有能力；班超假称要遣散部众而使龟兹投降，这是准备采取行动却故意显示不行动；韩信陈列船只想在临晋渡河，却把伏兵从夏阳派去袭击安邑，这是把远处显示为近处；岑彭向西攻击山都，却暗中派兵渡过沔水击败张杨，这是把近处显示为远处；耿弇攻打西安而攻取临淄，善于进攻的人使敌人不知道应该防守哪里；邓艾占据洮城而使姜维困顿，善于防守的人使敌人不知道应该攻打哪里；徐晃用飞箭使韩范投降，攻下别人的城池却不靠强攻；陶侃用书信擒获温邵，使敌人屈服却没有交战。像这类事情，难道是熟习孙子兵法后逐条按照它来做的吗？还是孙子之书足以应付无穷的变化，而这些人的行动自然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如果人的巧妙本来就同孙子之法暗合，那么孙子的书也可以没有用了吗？骠骑将军说：“只看谋略怎样，不必学习古代兵法。”这话对吗？请替我说明。

译问：禹的事迹距离现在很远了，《尚书》只记载九州所到的范围，大概已经遍及四海之外。然而古人却说禹治理洪水，益负责记录奇异的事物，海外山川之外，没有遥远不到的地方；益根据听闻和见闻写成《山海经》，不是禹走得远就不能做到。到了后来，学者谈论禹的事情，多有奇异怪诞之说。史书说禹曾在江南召集诸侯，在会稽计功。到了杜元凯注《左传》，认为涂山在寿春；会稽和涂山，难道是两件事吗？会稽本来就是今天浙江境内。到少康时，把庶子封在那里，以奉祀禹，称为于越。由此越地世世代代成为君王之国，这果真是禹留下的功业吗？进入这个地方，有人观看河洛而兴起思古之情；各位士子都是越地所产生的人才，一定知道本国的历史，请说一说。《归先生文集》第六卷。●《归先生文集》第七卷。吴郡归有光著。门人王执礼校订。志。◆志。马政志。○马政志。学者谈论官制，一定以《周礼》为根本。《周礼》这部书，世人有时怀疑它同周代制度不相符合。然而文王、武王、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也颇可考见。至于谈到牧养马匹的事情，夏官所属有校人、趣马、巫马、牧师、庾人、圉师、马质等官，他们分别管理六种马，所以天子有十二闲、六种马。有关职事，从校人、左右驭夫直到皁师，都负责登记、选择、分配良马，供给乘用；劣马的数量是良马的三倍。他们的政令是调齐马的饮食，考察六项节令：春天除去马厩垫草、清洁消毒马厩，开始放牧；夏天为马建造凉棚；冬天进献马匹。举行射礼时，就准备箭靶；修筑墙垣时，就剪除门扇；马病了就乘车或治病救治。牧地有严格禁令，有驾车用马税的分配，有评定马匹的标准。毛色相同的马要使毛色整齐，役用的马要使力量相称。禁止养第二代蚕。凡是单独饲养的公马，占马匹总数的四分之一。春天祭祀马祖并牵出马驹，夏天祭祀先牧，分配马匹并训练公马，秋天祭祀马社、安葬马匹，冬天祭祀马步，进献马匹，讲习驭夫，休息公马，训练马驹，分散马群，割去马耳，焚烧牧草，疏通淫水。而吕不韦《月令》说：季春时节，使累牛、腾马交配，把母马放到牧地；仲春时节，把马群分开，就拴住腾马的马驹。这些都是自古以来传下来的方法，是能够充分顺应万物本性的办法。它又说，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四丘为甸，一个甸有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天子王畿之内方圆千里，按制度应当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有人说，周代大概命令民间养马，考察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丘、甸所出的马，大概是国家征收赋税、调发军需，百姓自己准备马匹以供出征；百姓平时养马，官府并不干预。只有校人以下各官的职掌，才是为天子养马，是天子派人亲自饲养的马。牧师所说的牧地，都在草木丛生、水泉丰富的区域，就像今天的苑马。后来天子也不能完全按照周礼的制度，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思派人养马。周穆王时造父驾驭八骏，周孝王命令非子在汧水、渭水之间主管马政，都不是像《周礼》那样有固定的官职。春秋时鲁、卫都是弱国，但鲁僖公的垧牧兴盛，卫文公有騋马、牝马三千匹，诗人都歌颂它们。秦国兴起于西北，牧养的多是健壮的马；《诗经》说：“四匹铁骊马多么肥壮，六条缰绳握在手中”；又说：“骐马、骝马在中间，騧马、骊马作为骖马。”说的是秦国马匹的优良。诸侯竞相以武力治理国家，各国都有马，达到数千万骑。后来秦国兼并六国，马匹都归入秦国。等到崤山以东的豪杰兴起，章邯率领百万军队，几次进攻又几次退却，最终失败投降。秦国的马却再没有听说有什么作为。汉初高祖同匈奴冒顿相遇时，正值高祖被围困在白登山；匈奴骑兵西边全是白马，东边全是青骢马，北边全是乌骊马。南边全是赤黄色的马，高祖因此陷入极大的困境。当时汉朝的马更加缺乏，所以采用娄敬的计策，委曲求全实行和亲。孝文帝、孝景帝遵循古代的节俭，马厩中只有一百多匹马。孝武帝仗恃中原富强，两位将军出塞，杀死敌军八九万人，而汉军死去的马有十多万匹。汉朝也因为马少，无法再次出兵。后来天子为了征伐胡人，大规模养马，到长安供养的马有数万匹。此后大将军、骠骑将军不断出兵，汉军死去的马又有十多万匹。于是下令百姓可以在边境各县畜牧，官府借给马母，三年后归还母马，并连同所生马驹按十分之一计算利息。后来车骑所用的马完全缺乏，县官又没有钱买马，于是制定法令，封君以下直到秩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级出母马；天下各亭、每一亭都畜养母马。在这以前，天子发现书中有“神马应当从西北来”的话，得到乌孙马，认为它很好，命名为“天马”。后来得到大宛的汗血马，认为它更加壮健，便把乌孙马改名为“西极”，把大宛马命名为“天马”。听说大宛当地人喜欢酒，马喜欢苜蓿，汉朝使者便带回苜蓿的种子。于是天子开始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苜蓿、蒲萄；因为天马增多，外国使者来得很多，离宫别馆旁边都种满了蒲萄和苜蓿，一眼望不到尽头。后来天子下诏，深切陈述过去的悔恨，只是重新修整马政，使武备不再缺乏而已。孝昭帝下诏停止百姓共同出马，撤除天下各亭的马匹和马弩关。孝宣帝减少御马和苑马，用来补充边郡以及三辅地区驿传所用的马。到了元帝、成帝时期，数次下诏减少御马。光武帝中兴以后，官署都裁减合并，太仆只设置一座马厩，后来又设置左骏令。和帝裁减外厩以及凉州各苑的马。此后世承华、騄骥等马厩的马也达到一万匹。汉代的马没有比孝武帝时期更盛的；但由于征伐胡人而使马匹大量耗损，所以制定借给民间马匹、母马不归还而计算孳息等一系列办法，这就是后世民间养官马的开始。然而不久就废止了。汉代太仆所统领的车府、路軨、骑马、骏马、龙马、闲驹、騊駼等监厩，都是内地的马厩。边郡的六处牧师苑以及汉阳的流马苑，都在外地；各牧师苑分布在河西六郡之中。北地、灵州有河奇苑，号非、归德有堵苑、白马苑，郁郅有牧师苑，襄平有牧师官，鸿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马官。后来又设置越隽、长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万岁苑，犍为有汉平苑，这些都隶属于太仆。魏晋以后直到隋代，天下变乱很多，战争频繁使用兵马，但马政却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只有北魏的马匹，自从世祖平定统万以后，便把秦州、凉州以西水草丰美的地方作为牧地，马匹大量繁殖，达到一百多万匹。高祖在河阳设置牧场，常年蓄养戎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迁到并州放牧，稍后又南迁，而河西的牧马更加繁盛，所以天下都称赞魏马兴盛。唐代尚乘掌管天子的御马，左右设六闲：一叫飞黄，二叫吉良，三叫龙媒，四叫騊駼，五叫駃騠，六叫天苑；总共十二闲，分为两厩：一叫祥麟，二叫凤苑。每年河陇各牧场都把良马进献上来，供给御用六闲马。后来宫禁中又增设飞龙厩，起初得到突厥马二千匹，又在赤岸泽得到隋代遗马三千匹，迁到陇右，从此开始实行监牧制度。主管官署由太仆统领，属官有牧监、副监；监中有丞、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都有正职和副职。每一群设置长一人，每十五长设置尉一人，每年考核成绩，按等次进用排马官。又有掌闲，负责调教马匹，使之习惯供上使用；起初由太仆少卿张万岁统领群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