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六

译问：古代国家有重大事情，一定汇集天下人的意见，用来集中众人的思考。王通撰写《续书》，曾说：“这样议论，难道穷尽了天下人的公意吗？”黄帝有合宫之听，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这些都是所谓集议。黄帝、尧、舜的时代当然高远，三代以下只有汉代接近古代；请列举汉代集议的事例，其中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有的废止，有的实行，也有可以评论的吗？匡衡、张谭关于郊社的说法有什么依据？贡禹、韦玄成关于祖庙的议论以什么为本？董仲舒、师丹请求制定限田，为什么废止而没有实行？祝生、唐生请求废止盐铁，为什么经过议论仍未采用？公孙卿、壶遂、司马迁关于改正朔的议论，采取了什么意见？贾让、关并、韩牧、王横治理黄河的策略，谁的意见正确？先诛先零的谋划为什么最终得到采纳？赵充国请求撤除边塞、设置吏卒，为什么最终得以实行？侯应的事例也在其中；这些都是汉代的大事，也是治国者应当考察的。从前韩退之若不是三代、两汉的文章便不敢阅读；诸位士子都通晓经学、研习古代，以等待有关部门的询问，必定有人能够达到这个程度，请说出来让我看看你们所学。又问：六经的教诲未曾专门以仁为主题，到了《论语》一书，孔门关于仁的论说才详细起来。如今看孔子回答关于仁的提问已经有好几次了，但每次都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这样，那么仁应当可以由每个人达到。然而孔子所认可的人大概很少。当时只称许颜子能够三个月不违背仁；至于仲弓、冉有、子贡、公西华这些弟子中的高才，令尹子文、陈文子这些《春秋》中的贤大夫，孔子大体上都称许他们，却唯独不认可他们达到了仁。只是对于微子、箕子、比干，称他们为三位仁人；对于伯夷、叔齐，称说他们得到了仁；至于管夷吾这个霸主的辅佐者，也说“如其仁”，这又是为什么呢？仁如此难以达到，却又说广泛施恩、救济众人，难道还算不上仁吗？一定要成为圣人吗？既然如此，仁和圣之间难道还有等级差别吗？后来的学者都认为孔子未曾真正解释仁，只是特意对弟子讲达到仁的用功方法；这果真如此吗？如果这样，那么究竟凭什么称作仁呢？士人自己知道求学，便阅读《论语》，却不探求其中的意义，只看见各种说法纷纭，无法决定取舍。如今想把这些说法会通起来，必定有最为恰当而不可更易的论断，请试着说出它的大旨，让我看看你们自得于学问的程度。请问，两浙是天下重要的藩镇，长期沐浴在太平政治之中，百姓安居乐业，到如今大概已有二百年了。只是由于承平日久，吏治日渐败坏松弛，祸乱的苗头有时已经萌发，恐怕不能不成为百姓的忧患。就田赋来说，豪强大族兼并土地，里甲摊派税粮，其中欺瞒隐匿、虚报诡寄的情形很多，奸邪盗乱四处发生。如今想要寻求划分田界的正确办法和丈量田地的制度，果真应当实行吗？就差役来说，官府的征发派遣、应办事务接连不断，其中又有人借机钻营、设法逃避，弊端和拖累多种多样。如今想实行均平的政策，难道募役之法果真应当沿用吗？自从倭寇入侵以来，民间征发调遣日益增多，近来虽说裁减了一些，战争仍未停止。如今想减免额外加派的赋税，商议节省军费，同时训练本地百姓，可以吗？自从矿工成为祸患以来，各州郡纷纷骚动，尤其严重。近来稍稍平息，随即又聚众作乱，仍隐藏着内乱的忧患。如今想堵塞抢夺的根源，严格实行封禁山场的法令，可以吗？丈量田地似乎是可行的，但又恐怕增加的税额一概波及下等田，不知怎样才能符合《周礼》所谓遂人辨别田野等级的制度？募役似乎是可行的，但又恐怕交纳的代役钱连累贫困户，不知怎样才能符合司徒保养民力的办法？训练土兵似乎是可行的，但一旦发生意外，事情应当预先防备；已经有渡水时把衣服藏在器物中的警戒，这难道不值得考虑吗？筑塞防守似乎是可行的，但利益所在之处，人们连死都不怕；□人严厉禁绝的防守办法，难道还能恢复吗？这四件事都足以成为百姓的忧患，实在应当及早考虑，赶快谋划。善于救治的人，就像良医治疗疾病：病已经除去而人们还不知道；否则，投药稍有错误，便不免使病情更加困重，这样的救治方法就是不对的。由此可知，变革的方法必须斟酌轻重、调剂分量，懂得因势变化、裁制适宜，然后才可以同这些士人在穷居之中讨论天下事务；他们对于天下事务，应当没有不尽心研究的，何况这是关系乡土的忠诚之举，诸位士子一定能够详尽说明其中的利弊，不要只是推说自己不知道。请问：我太祖高皇帝刚开始建立国家、百事草创时，就命令世子拜宋濂为师，又选国子生国琦、王璞等人在宫禁中陪太子读书。后来大本堂建成，制度文物盛备；而在回答詹同等人关于东宫官属的议论时，想任用功勋、德望兼备而老成的人。当时群臣中符合这一选择的人，可以举出来谈谈吗？至于皇太子侍奉圆丘、侍奉文华殿、侍奉文楼，无时无刻不接受训诫，太祖留意国家根本到了这样的程度。历代圣主登极后设置教导官属，果真都完全领会了圣祖的用意吗？圣明天子慈爱深厚，近来廷臣请求皇太子出阁，尚且因为皇太子年幼而未获允许。《明堂保傅》一类篇章无不强调及早教谕、慎选左右，所谓“少成若天性”，正是今天应当急切办理的事。即使举行出阁的仪式，如今东宫的官属和讲读仪注，果真足以完全实行教谕之法吗？从前贾谊年轻时常把这些事向文帝陈说，这也是诸位生员今天应当知道的，请尽管说，不要推辞。请问：国家发生异常灾害，是上天用来警戒君主，使他修养德行以保全大业，并接受许多福祉的。今天皇帝承继统绪和帝位，宽仁、恭敬、节俭，天下人伸长脖子盼望达到至治。近来灾异接连不断，难道是上天显现征象，表示对君主极其仁爱吗？今年洪水泛滥，漫延数千里；大江以南海水震荡，沿海居民漂流淹溺的以百万计。按照《洪范》五行推究这类事情，可以认为容貌举止不恭敬，所以说容貌受伤便导致秋季阴晦而常常下雨。然而江河横流、海水飞溢，这种灾变并不只是常雨所对应的征兆而已。汉代像董仲舒、郎顗这些人，都能推演阴阳，用来向当时的君主进言。有些学者认为这流于术数，借经典寄托自己的说法，不是我们儒者的正道。然而前代因天变下诏，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如今天下的事情，可以进言来告知君主的实在很多。诸位士子都抱有忧虑世事的志向，请各自按照心意作答。

译请问：从前孔子和他的门人讨论学问，后来七十子一类的弟子凭借这些学问教导诸侯。汉朝兴起后，六经都有著名的学者，师法相互传授，历经千百年而学者仍未废弃。到了宋代，周子出现，河南二程跟随他学习；同时又有张子，与二程并称，认为他承接了孔氏失传的统绪。到了朱子，又独自得到程氏的正统传授，那么汉代以来的儒生学者，本来都置之于不足称道之列了。然而像程门高足弟子谢、杨、吕、游等人，都亲自从老师那里有所领会，朱子却常常认为他们违背了老师的学说。与朱子同时代的陆子静，其学问造诣已经达到高明境界，但鹅湖论辩最终仍不能相合。如今论学的人之所以互相排斥、彼此不能相容，大概就是这个原因。道本来只有一个，千古以来人的心性也没有不同，为什么唯独讲求圣人之学的人，竟然如此纷纷争论？希望听听诸儒的过失，以及朱子为什么能够独自得到正传。请问：北方的胡虏成为中国的祸患，我们用来防备抵御他们，常常因为力量不足而处于劣势。强盛了二百年的中国，最终也没有办法取得对他们的胜利，只能庆幸他们不来罢了。不过，他们毕竟是上古时代不肯臣服的族类，这件事还可以这样说。至于闽、广本来就在我们的疆域之内，它们的声名文物与齐、鲁没有不同，并非秦汉时代可比。然而几年来叛逆命令的人接连出现，虽然捷报屡屡传来，他们仍像过去一样出没，这已不再是先朝平定断藤峡八寨那样可以很快扑灭的事，如今几乎成了我们的心腹之患。议论的人说，不是忧虑没有兵，而是忧虑没有财；不是忧虑没有财，而是忧虑没有将。又说，慎重选择州牧郡守，就能招抚劝谕、使叛乱者解散，即使不选择将领也可以。果真如此吗？宋代侬智高在岭南反叛，得到狄武襄以后才平定；汉代李固推荐祝良、张乔担任刺史、太守，于是不出兵，交趾、九真自然安宁。前代得到人才的效果就是这样。如今朝廷反复咨询廷臣、讨论推荐，自认为已经选尽当世人才，难道有智勇的将领、奉行善政的官吏仍然潜藏而未出吗？或者即使得到像先朝韩襄毅、王新建那样的人，今天果真可以保证他们成功吗？请把这些意见告诉我。请问：杨子云的《太玄》，只有弟子侯芭能够理解，即使刘子骏、班孟坚，大概也不能测知它的深意。然而桓谭认为它胜过《老子》，张衡把它比拟为五经。到了范望一类人，都把杨子云看作圣人。难道他们不是有所见解才这样说的吗？那么，把吴、楚僭越称王拿来讥刺《太玄》的说法，我还不知道究竟对不对。到了司马温公，又说《玄》这部书，归根结底是用来赞明《易》的，并不是另作一部书与《易》抗衡。既然如此，如今的学者都知道读《易》，却不能相信《玄》，那么他们所谓学习《易》，难道不也是没有所得吗？侯芭是诸位士子的乡人，所以拿《太玄》来同诸位士子讨论。请问：我太祖高皇帝重新建立天下，创业之初，经营治理各种事务，忙得似乎没有闲暇，却还纷纷著述，上承古代典谟，用来遗留给圣子神孙；龙图阁、延阁所搜求的著作，实在多得不可胜数。姑且举一两部来对诸位士子说说。太祖曾认为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想到祭祀时心念稍有懈怠，便无法彰明神灵，于是命礼官和儒臣编纂《存心录》。又将要祭享太庙时，在武英殿致斋，命东阁大学士吴沉等编辑《精诚录》，一部名为《存心》，一部名为《精诚》。圣祖以严肃的心情侍奉上帝神明，可谓极其周备了。它们的大旨和条目，可以举出来谈谈吗？我太祖对于祭祀尚且如此，那么居处深宫、接近内廷侍御时，难道肯稍有放纵吗？这就是他面对神明时的心意。自古帝王著作很多，但以儒者的学问承接尧、舜、禹、汤、文、武的统绪，这是后世千古也无人能及的原因。这两部书确实是今天经筵劝讲最应当优先讲读的，诸位士子已经恭敬诵读很久了，应当恭敬地陈述出来。请问：近来洪水成为灾害，四方的奏报每天都能听到。诏令所到之处便赈济借贷，皇帝的恩德心意十分深厚。先王储存九年粮食的办法，今天已经不能指望了。《周礼》说大司徒按照十二项荒政聚集万民，其中是否也有可以斟酌采用实行的呢？《管子》一书说：“商汤时七年旱灾，禹时五年水灾，百姓穷困到有人卖掉子女；商汤用庄山的金铸钱，赎回那些因贫困而卖子的人；禹用历山的金铸钱，来救济困苦的百姓。”圣人处在最高的地位，尚且能忧念百姓穷困到卖儿卖女，那么当时的百姓一定不至于死亡。吕成公说过：“天下古今不同，古人能够实行的办法都已经施行过了，今天只须拿来安排实行。”试举出前代适合今天的救荒办法，有多少呢？像尧、汤时代那样，能够忧念百姓穷困到卖儿卖女的办法，今天能做到吗？从前哀公问有若说：“年成不好，费用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什一而税呢？”年成饥荒而费用不足，却劝他减轻税收，这尤其是今天人所谓迂阔的说法。然而，发放财利、减薄赋税，确实是荒政的首要事务；只发放财利而不减轻赋税，还不如不发放更好。如今商议赈济借贷，没有不实行的，但一说到免除百姓田租，往往就拿国家财政来作为理由。那么，怎样才能一定让百姓得到实际的恩惠，不辜负我们圣明天子怜悯百姓的心意呢？请问：程子答张子关于定性的书信，认为动时也是定，静时也是定，不迎不拒，不受内外事物牵引，这个议论已经很精深了。然而《易传》解释艮卦的卦辞，说要止于所不见之处，使外物不来接触，内在欲望不萌发，这似乎仍像张子担心心神被外物牵累一样。《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作中”，程子认为一有思虑就是已经发作，不知戒慎恐惧是否也已经涉及思虑？吕氏在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求取中，杨氏在未发之时以心来验证，于是中的意义自然显现，这些似乎都同程子的说法相违背。至于李愿中向罗仲素学习，知道天下万物的大本存在于此，这正是从杨氏那里得到的，那么吕氏、杨氏的说法也不容易轻易诋毁了。或者，程子所谓内外两忘，同“顺应外物而内心虚静”“发怒而心不怒”等说法，怎样区别于《艮卦》传所说的息灭外缘、返观内心、放纵耳目、内心通达而外在超出心知？一有思虑就是已经发作，同可以使心如枯木死灰，二者有什么不同？学者对于佛、老之学都知道排斥，至于我们儒家的心性之学，却常常不免同它们相涉；这些都是诸位平日应当亲自体察，并精细辨析到毫厘之处的，希望听听你们的说法。

译请问：刘向称贾谊通达国家体要，即使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远远超过他；又称董仲舒有辅佐君王的才干，即使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孝文帝是一个时代的贤明君主，他起初未尝不深知贾谊，最终却被东阳侯、绛侯、灌婴一类人排斥弃置。贾谊被派到长沙，武帝即位后才开始三次向他提出策问；董仲舒于是被任为江都相，后来又受到公孙弘嫉妒，再任胶东相，最终废居家中。古人说贤才是否被任用，关系到国家的治乱。贾谊虽未被重用，并不损害文帝的治理。武帝因为汲长孺在朝廷上争辩，而皇帝所倾向的却是公孙弘、张汤；即使让仲舒位列九卿，又能挽救什么呢？即使这两个人遇到像伊尹、吕尚那样的君主，他们果真能够追复三代的治理吗？或者班固说贾谊所陈述的主张，孝文帝已经略有施行；仲舒居家时，朝廷有重大议论，武帝还派使者到他那里询问。后来武帝推明孔氏，罢黜百家，设立学校官，举荐茂才、孝廉，这些都由仲舒首先提出。这样看来，这两个人在当时大概并不是没有受到知遇；但贾谊竟至于自我伤感，把自己比作屈原沉入沙中，而后世尤其替仲舒未被任用感到武帝可惜，这是什么原因呢？请问：孔子推究《易》从庖羲氏说起，删定《书》从帝尧说起，在此以前的事便不再涉及。即使像司马子长那样喜欢探究奇异，也把黄帝作为《史记》的开端。然而图纬所记载的事情，世上仍然流传着泰皇、九皇的称号，或许也见于《史记》；《管子》说古代封禅泰山的有七十二家，《春秋纬》有“十纪”的名称，这些也可信吗？有人说古代有浑沌氏，大概是天地开始生成之时；如屈子《天问》、淮南子所说的，很多都奇诡怪异，但都没有涉及这些。至于豨韦、冉相、容成这些称号，又有什么证据呢？孔子说《易》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又论述十三卦开始制作器物、取法形象的事，那么上古有天地，后来逐渐出现帝王，确实是事理必然。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书，在孔子时代，上古的书仍有保存，为什么孔子全都舍弃而不记录呢？宋代司马温公编纂《资治通鉴》，道原刘氏同司马温公深相契合；然而《通鉴》不敢续写到获麟，刘氏作《外纪》却从盘古氏开始，为什么呢？诸位正在书院中读《外纪》，请相互讨论这件事。请问：《周官》的制度规定：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他们彼此保护、彼此亲爱，刑罚、庆赏相互连带，共同承担国家职务、服事国家事务。周公用来治理天下的办法，详细周密。开国初年斟酌前代制度，制定里甲制，实际上就是取法于此。如今天下编户不完备，黄册无从查考，流动杂居者与土著混在一起，按现有丁口派役、牌面沿门轮流传递的办法，各郡很少有实行的。因此奸邪盗乱接连发生，四方夷狄交相侵犯，难道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吗？《周官》从乡大夫到闾胥，无不教导百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睦亲族、敬慎勤敏、相互扶助。汉代设置三老，仍有这个意思。我太祖高皇帝亲自颁发的教民榜文，本来就在。如今想遵照实行，让乡老教导百姓、裁决诉讼，议论的人却认为不可行，为什么呢？不遵奉典章法令，却只求用权宜办法追求声名，难道是国家任用属下长吏的本意吗？如今想求得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的成效，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请诸位士子告诉我。请问：古代君子顺应时势，竭尽忠诚正直，提出宏大的议论，卓然有名于世，被记载在史书传记中的很多。今天来不及全部列举，姑且选取其中最著名的同诸位士子讨论。有的天下人共同称道，却也不免有瑕疵非议；有的只在一时救济弊病，却不是通行天下的办法；有的言论可以作为常法，足以施行于后世；有的意义深远，可以作为世代君主的法则和警戒。这些人确实通达国家体要。有的人学问出自申不害、商鞅，却潜心于国家大业；有的人方法流于以灾异论政。明智通达而少有匹敌的人，受到阿谀奉承的讥讽，但他的言论难道可以废弃吗？博学多闻的人拘泥于五行的传说，但其中也有可以采纳的吗？谈论当代政治治乱，晁错一类人不能超过他，果真如此吗？志在向朝廷提出劝善规过的意见，他的论说能够通晓政体，也可以称述吗？至于竭尽诚心奉事国家而论理归于切要，拿它同政论相比，哪一种更好？论谏以仁义为根本，光明如丹青；平生努力学习而有所获得，成为后世的借鉴；把它同《申鉴》相比，哪一部更优？学者称述古人，是为了给当代建立规范。几位作者的著作很多，是否可以摘取一两点足以作为警戒并有助于处理当世事务的内容？希望能够像魏相的条陈、晁错和董仲舒的对策、苏轼进读的文章、陆贽的言论那样，用来考察经世致用的学问。请问：《周官》说宗族凭借族属关系取得民众。古代圣人治理天下，注重敦厚根本，所以百姓相互维系而不可分离。氏族的起源、宗法的建立，可以详细说明吗？宗法废弃而谱牒受到重视，历代从事谱学的人可以列举吗？魏起于北方，为什么独独重视高门？唐朝崇尚文雅，为什么反而更加推重氏族？袁谊、柳玭，难道不是世家中的贤者吗？如今谱牒已经亡失，宗法难道还可以恢复吗？同诸位士子讨论道理而谈到这些，不要认为这是迂阔。请问：如今河南设省于大梁，包含郑、卫、梁、楚、颍川、南阳一带，前代人才兴盛，难以全部举出，姑且选取当时任职而属于豫、冀出身的人，各自概括列举。请同诸位士子讨论；如今正共同遇到角逐争胜的时代。有的人运筹帷幄，却辞谢万户侯的封爵；有的人尊崇彰明王道的谋略，拒绝接受九锡的建议。他们的心志和行迹如何？同样都遇到了戚宦造成的艰难。有的人依违两可、顺从旨意，成就了拥护某一方的功劳；有的人坚守正道、嫉恶如仇，却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的道义谁更正确？同样都辜负了苍生的期望：一个因此造成山桑之败，一个因此取得淮淝之捷。他们的名声与实际谁更相称？同样处于中兴的时运：一个因此成就著述的才能，一个因此成就应对变故的功业。他们的功名谁更优胜？时局多难，有的人胸怀高远志向，却不能避免陈涛斜之败；有的人有胆略，却不能阻止封丘门的攻入。他们的才略谁更强？遭逢太平之世，见识、器量英伟，能够制定安定社稷的策略；临事果断，具有大臣的风范。他们的德业谁更盛？诸位士子研论古人，这些本来就是你们应当用心研究的，何况是本乡的先哲呢？请把这些事全部叙述出来作答。

译请问：军队所要筹划绘制的，是地形。古代有九塞，至今仍在中国境内。至于北方边界同夷狄相接，夷夏之间的大防，没有比这里更严峻的了。秦汉取得河南之地，凭借黄河作为险固，议论的人却不认为这是上策，为什么呢？魏晋时代，戎夷杂居，江统、郭钦曾经论述过这件事。以魏武帝的英明谋略，为什么不知道考虑这一点呢？北魏的六镇、唐朝的三座受降城，以及源怀所论述、张仁愿所营建的防御设施，果真都是周、秦旧日的要塞吗？石晋把十六州贿赂给契丹，中国因此失去形势；以宋太祖、太宗的威烈，也不能争回一尺一寸的土地，终宋一代武功都不能振作，最终留下青城之祸。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国驱逐胡元以后，中国的形势尊盛了。然而朔方旧郡、统万旧城还被胡虏占据，朝廷中有深谋远虑的大臣时时提出建议，却始终不能收复。诸位士子从今天的形势筹划，必定有胜过以往的谋略。请问：军队聚集，必定要有行列编制。《司马法》关于军旅什伍编制的数目，已经记载得很完备。管夷吾制定内政制度，用来使国家容易改变旧制，古代为什么这样做呢？世人所说的阵法，大概本于黄帝的握奇阵；而公孙弘、范蠡、乐毅的说法，果真领会了它的本意吗？诸葛孔明推演它，制定八阵图；后世只有晋代马隆、隋代韩擒虎对它的说法最为明白。李靖传承此法，创制六花阵，用来改变九军的编制。李筌把四正、四奇的位置配合八卦，裴绪的新令又有九阵图，这些说法可以详细说明吗？孙子说：“军队纷纷纭纭，交战混乱却不能使自己混乱；浑浑沌沌，阵形圆转而不可击败。用兵的最高妙处，不是阵法就不能做到。”李筌又认为：“用兵如同水，水因地势而形成不同形态，军队根据敌情而取得胜利；能够随敌变化而取胜，就叫作神妙。”那么李筌虽然绘制阵图，他的理论却又超出了阵图本身。由此可知，用兵的学问不可不深入研究，希望能够听到其中的道理。请问：古语说：“有必胜的将领，却没有必胜的军队。”将领是三军的主宰。君主寻求天下人才，却仍然难以得到将才。兵法谈论选择将领的原则，有所谓五种才能、十种过失、八种考察征象，对将才的寻求可以说很详尽了。又说：“将领要具备智、信、仁、勇、严。”对将领的要求可以说很全面了。又说：“将领所应谨慎的，是治军、备战、果断、警戒、简约。”对将领的责任也可以说完备了。然而从前君臣相遇，像风云际会，片刻之间便确定了名分，例如商汤在莘野聘请伊尹，周文王在渭水边载着尚父回来；他们果真是经过详尽寻求才得到的吗？齐桓公在车中提拔管仲，秦穆公从牛口得到百里奚；他们果真是经过全面考察、严格要求才任用的吗？古人相遇竟然如此盛大。今天天下常常忧虑将才难得，但恐怕是有将才却不能发现和任用。孔明如果没有遇到先主，最终也只会老死在南阳罢了。桓温看重王猛，却又另行寻找所谓三秦豪杰，难道是豪杰潜藏不出正因为这个原因吗？还是虽整天同他们相处，却不能识别其人呢？请诸位士子评断此事，以观察你们对自己的期许。请问：从战国以力量治理国家说起，关于用兵的议论才开始纷纷出现。这些兵书大体不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罢了。后来又有所谓三门，这是什么意思呢？用兵不过是以智慧对抗智慧，智慧多的一方取胜；以力量较量力量，力量强的一方占优势，本来不应当涉及过于高深的理论。如今这些兵书却常常谈论像大道一样的道理，例如所谓“微妙啊微妙啊，达到无形；神妙啊神妙啊，达到无声”。又说：“精诚在于神明，战事的权变在于道的极致。”又说：“神明的德性，以端正安静为极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古代的将领一定非圣人不可了。果真是这样吗？又说：“度量、数目、称量都有一定准则，那么用兵的方法是什么？又本于六律。”至于荀卿子关于用兵的议论，《吕览》关于简选士卒的说法，淮南子关于兵略的叙述，诸位士子也能通晓其中的道理吗？古代谈大道的人说，经过五次变化便可以列举形名，经过九次变化便可以谈论赏罚。这样看来，用兵属于礼乐刑政，是最粗浅的事务。然而如今若能通达这个说法，就会知道用兵并非最粗浅。希望听到其中的意义。请问：用兵是天下最为变化莫测的事情，国家的安危存亡常常就在反掌之间，筹划得失的作用显而易见。请以前代史事来讨论：成安君抵御汉军时，如果果真采用李左车的建议，淮阴侯难道就会困在井陉吗？吴王刘濞向关中进军时，如果果真实行田禄伯、桓将军的计策，条侯周亚夫难道就会放弃关东吗？董卓专擅汉室政权时，梁衍向皇甫义真献策，如果采纳了，皇甫义真能够成就平定天下的大业吗？夏侯楙镇守长安时，魏延向诸葛孔明进计，如果采用，能够成就攻取魏国的功勋吗？淝水之战取胜，苻秦军队奔溃，谢安石为什么不知道乘胜追击？渭桥之战获胜，关中几乎可以收复，宋武帝为什么不知道乘势夺取？澶渊之战侥幸获胜，议论的人说寇忠愍拘泥于小信而没有急着邀击敌军，否则能够使辽军一辆战车也回不去吗？朱仙镇取胜，议论的人说岳武穆拘守小忠而不能违抗诏书，否则能够使中原彻底清平吗？诸位士子来参加武科，承担一剑之任，主考官不会拿这些问题欺骗你们。你们一定有人独自明白将帅的大略，姑且举出一两件来相互考验。请问：古今谈论用兵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孙子。他的书对于战争的情势变化，没有不阐尽的地方。后世用兵的人，尚且到了方形不能再加矩、圆形不能再加规的程度。试举同类事例：司马懿不贪图小利而斩杀文懿，这是有能力却故意显示没有能力；班超假称要遣散部众而使龟兹投降，这是要采取行动却显示不采取行动；韩信陈列船只，表示要从临晋渡河，却把伏兵从夏阳派去袭击安邑，这是把远处伪装成近处；岑彭向西攻打山都，却暗中派兵渡过沔水击败张杨，这是把近处伪装成远处；耿弇攻打西安而攻取临淄，善于进攻的人，使敌人不知道应当防守什么地方；邓艾占据洮城而困住姜维，善于防守的人，使敌人不知道应当攻打什么地方；徐晃射出飞箭使韩范投降，攻取别人的城池却不是强攻；陶侃用书信擒获温邵，使敌人的军队屈服却不是交战。像这些事例，难道只是学习了孙子的方法，然后一一同它相合吗？还是孙子的书足以应对无穷的变化，而这些人自己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呢？如果人的机巧能够自然同孙子之道相合，那么孙子的书也可以没有用了吗？骠骑将军说：“只看谋略怎样，不必学习古代兵法。”这话对吗？请替我说明。

译请问：禹的遗迹年代久远，《尚书》只记载九州所到之处，大概已经遍及四海之外了。可是古人却说，禹治理洪水，益主管记载奇异事物，海外山川之外没有遥远不到的地方，把所听所见写成《山海经》，不是禹走遍远方就不能写成。后来学者谈论禹的事迹，多有奇怪之处；史书说禹大概在江南会合诸侯，在会稽计功。到杜元凯注《左传》时，认为涂山在寿春，那么会稽和涂山难道是两件事吗？会稽本来就是今天浙江境内。到了少康，把庶子封在那里，以奉祀禹，号称于越，从此越国世世代代成为君王。果真是禹留下的功业吗？进入这个地区，有人观览河洛而兴起感慨；诸位士子都是越地出身，一定知道你们国家的往事，请说一说。《归先生文集》卷之六 ●《归先生文集》卷之七 吴郡归有光著 门人王执礼校订 志 ◆志 马政志 ○马政志 学者谈论官制，一定以《周礼》为根本。《周礼》这部书，世人有时怀疑它同周代制度不相符合。然而文王、武王、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也颇有可以考察的地方。至于谈到牧养马匹的事，夏官所属有校人、趣马、巫马、牧师、庾人、圉师、马质；它辨别六种马的类别，所以天子有十二闲、六种马。它的职事包括校、左右驭夫，直到皁师，都是按名额选用，分配良马来饲养、驾车；劣马的数量是良马的三倍。它的管理办法，是调齐饮食，考察六项节令：春天除去马厩中的蓐草，清洁熏治马厩，开始放牧；夏天使马进入凉棚；冬天献马。举行射礼时，供给靶心；修筑墙垣时，剪除门阖附近的杂草；马生病时，乘车带它去治疗。牧地有严厉的禁令，有驾车马匹税的颁行，有评定马匹的标准。毛色相同的马要使颜色整齐，物力强健的马要使力量相称。禁止养第二季蚕。凡是公马，数量占四分之一。春天祭祀马祖并执牵马驹，夏天祭祀先牧、分发马匹并训练公马，秋天祭祀马社、收藏马具，冬天祭祀马步、献马、讲习驾驭之法，训练驭夫，放散公马，教导马驹，训练幼马，给散放的马割耳作标记，焚烧牧地以通达交配。吕不韦《月令》说：季春时配合累牛、腾马，放游母马于牧地；仲春时分开马群，便拴住腾驹。这些制度都是自古以来流传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才能充分顺应各种牲畜的天性。它又称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四丘为甸；甸有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天子王畿之内方圆千里，规定应出赋的田地有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有人说周代大概命令民间养马，考察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丘、甸所出的马，大概是国家征收赋调，百姓自己准备马匹以供军用；百姓平日养马，官府哪里会参与呢？只有校人以下各职，才是管理王室马匹的官职，是天子派人专门饲养的。牧师所说的牧地，都在草木荒野和有水泉的地区，如同今天的苑马。后来天子也没有完全按照周礼制度，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思派人养马。穆王时造父驾驭八骏，孝王命非子主管汧水、渭水之间的马政，都不是像《周礼》所说那样有固定的官职。春秋时鲁、卫都是弱国，但鲁僖公时垧牧兴盛，卫文公有騋牝三千，诗人对此歌颂。秦国兴起于西北，牧养的多是健马，《诗》中说：“四匹铁色马非常肥壮，六根缰绳握在手中”；又说：“青黑色和赤黄色的马居中，黄黑色的马在两侧。”这是说秦马优良。诸侯以武力相争，各国都有马，达到数十万乃至上千万骑。后来秦国兼并六国，马匹全都归入秦国。到山东豪杰起兵，章邯率百万军队，屡次进攻又屡次退却，最终失败投降，秦国的马却没有再被人提起。汉初高祖同匈奴冒顿相遇，当时高祖被围在白登，匈奴骑兵西方全是白马，东方全是青骢马，北方全是乌骊马。南方全是骍马，高祖因此陷入极大困境。当时汉朝的马更加缺乏，所以采用娄敬的计策，屈意实行和亲。孝文帝、孝景帝遵循古代节俭，厩中的马只有一百多匹。孝武帝倚仗中原富强，两位将军出塞，杀死敌军八九万人，而汉军死去的马有十多万匹。汉朝也因为马少，无法再出兵远征。后来天子为了攻打胡人，大量饲养马匹，到长安来食用草料的马有数万匹。再后来大将军、骠骑将军的军队更加频繁出征，汉军死亡的马又有十多万匹。于是下令百姓可以在边郡畜牧，官府借给马母，三年后归还，并交纳所生马驹的十分之一。后来车骑所用的马极其缺乏，县官没有钱买马，于是制定法令，封君以下、秩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级出母马；天下各亭、各亭都要畜养母马。此前天子读《易》时得到谶语：“神马应当从西北来。”后来得到乌孙马，马很优良，命名为“天马”。又得到大宛汗血马，认为更加强壮，便把乌孙马改名为“西极”，把大宛马命名为“天马”。据说大宛当地人喜爱酒，马喜爱苜蓿，汉使便把苜蓿的种子带回来。于是天子开始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苜蓿、蒲萄；由于天马增多，外国使者来得很多，离宫别馆旁边都遍种蒲萄、苜蓿，一眼望不到尽头。后来天子下诏，深切陈述过去的悔恨，恢复马政，只是重新下令不要使武备缺乏罢了。孝昭帝下诏，停止百姓共同出马，撤销天下各亭的马匹和马弩关。孝宣帝减少御乘马和苑马，以备边郡和三辅的驿传马。到了元帝、成帝时期，多次下诏减少御乘马。光武帝中兴后，官府机构都裁省合并，太仆只设置一座马厩，后来设置左骏令。和帝裁减外厩及凉州各苑的马。后来承华、騄骥两厩的马也达到一万匹。汉代马政没有比孝武帝时更兴盛的；到了因攻打胡人而使马匹大量耗损，于是制定借给民间马母、允许繁殖后归还并交纳孳息等一整套办法，这就是后世百姓养官马的开端。然而不久又废止了。汉代太仆所统领的车府、路軨、骑马、骏马、龙马、闲驹、騊駼等监厩，都是宫内的马。边郡的六处牧师苑以及汉阳流马苑，都是宫外的；各牧师苑分布在河西六郡中。北地、灵州有河奇苑，号称“非苑”；归德有堵苑、白马苑；郁郅有牧师苑；襄平有牧师官；鸿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马官。后来又设置越隽、长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万岁苑；犍为有汉平苑；这些都属于太仆的管辖。魏晋以后直到隋代，天下变故很多，战争频繁使用马匹，而马政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只有北魏，自从世祖平定统万以后，便把秦州、凉州以西水草丰美的地方作为牧地，马匹大量繁殖，达到一百多万匹。高祖在河阳设置牧场，常年畜养戎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迁到并州放牧，后来逐渐又向南迁移，而河西的牧场更加繁盛，所以天下称赞魏马兴盛。唐代尚乘掌管天子的御马，左右各有六闲：一名飞黄，二名吉良，三名龙媒，四名騊駼，五名駃騠，六名天苑；总共十二闲，分为两厩：一名祥麟，一名凤苑。每年河陇各牧场都进献良马，供给六闲御马。后来宫禁中又增设飞龙厩，起初得到突厥马二千匹，又在赤岸泽得到隋朝马三千匹，把它们迁到陇右，监牧制度从此开始。官职由太仆统领，属官有牧监、副监；牧监有丞、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都有正职和副职。每一群马设置长一人，每十五个马群设置尉一人，每年考核功绩，逐级升任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的官职，起初由太仆少卿张万岁统领群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