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十

译从前天下太平，士人有一技一艺，都想着奋发有为、建立功业，使自己在世上显露出来；上级用来甄别、进退人才，激励、表彰、劝勉士人的办法，也没有不做到极致的。天下的小官，姓名也曾传达到天子朝廷；早晨行善，晚上便有人把事情报告朝廷，表彰提拔的命令随即下达；晚上作恶，第二天早晨便有人报告朝廷，诛罚削职的命令随即下达。因此怀有不肖之心的人有所畏惧，不敢放纵；即使只受一命之寄托的人，也都爱惜自身，不敢轻易毁掉自己。正因为这样，才能鼓舞、变化一代的人才，使贤能之人常常从下级官僚中崛起，卓然成为天下所仰望的人。庸碌无能之徒则终身沉沦，不敢产生非分的念头。太平日久以后，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大都凭资历次序争先奔走，横冲直闯，布列于天下的重要职位，以实行他们横暴放纵的心意。穷困乡里的百姓愁苦呼告，而那些人凭借攀援关系，依靠巧言文饰掩护，时时还能得到忠勤的褒奖。至于仁人志士，不幸困顿于卑微职位，竭尽力量实行自己的志向并蒙受皇恩，反而被众口交相称颂。上面的人仍然捂住耳朵听不见，只凭自己的意志在其中决定轻重。公论存在于下层，而上层却不知道。有识之士因此郁结失意，长声叹息。我的老师夹江张先生主持本县的教育，宽厚和易，平等亲切，不设置隔阂，但他正直的操守也不因权势利益而受挫屈服。他全面了解士人急切需要的事情，常常用从容的几句话洞察分析他们的实情。先生爱护士人，士人爱戴先生，简直如同一家人的父子。县中之人，从缙绅先生以下，直到市井儿童，都知道他的贤德。近来朝廷有命令让他到同州任职，没有人不叹息感慨；大家为他遍访在长安做官的士大夫，得知同州的风土比不上我们吴中，便替他忧虑。又认为以先生的贤德，本应得到显著提拔，破格任用，反而还要奔走于通常的调任，这正是使人更加抱有无边遗憾、悲伤公论尚未彰明的原因。天下的官职，从上面的公卿到下面州县的官吏，等级不知有多少；到了学官这一层，难道还有人真正有意考察他们是否合适并决定黜陟进退吗？既然如此，又怎么能知道我们县里人对先生的感情竟然如此深厚呢？我作为弟子员，在学官任上侍奉先生四年，见先生两次遭遇女婿丧事；他的女儿、寡妇年老，还要抚养怀抱幼孙，客居在万里之外。先生的官职又是世人所谓穷苦寂寞、无所聊赖的处境，但他处之泰然，从没有露出恼怒的神色。可见，那些在细微得失之间斤斤计较的心思，并不是先生所有；只是我和县中人的感情不能自已罢了，就是这样。《送何氏二子序》从周代到今天，二千年间，先王的教化已经不能再见。幸赖孔氏的书籍保存下来，求学的人世代守护，把它当作家法，得以治理内心、涵养本性，讲明修身治国的道理，作为治理天下国家的工具。然而孔氏的书籍经过毁灭、学术破碎之后，又不能再完整获得。其中足以凭意会推求而明白无疑的，不过十分之三四罢了。历代儒者相继衍生解释，撰作传注，对于保存古代经典功劳很大。但是处在千年之后，以一个人、一时的见解，难道一定都不会同孔氏旧说相违，也不会有一句违背孔氏本意吗？世俗儒者果断地相信传注，却不深思经书的本意。至于传注中不能确定相合的地方，他们宁可委屈经文来迁就传注，也不肯背离传注而遵从经文。拘拘然守着一种说法，直到白头也不能得到经书要旨的人很多。偶尔有人对此感到不安，便又敢于提出异论，务求胜过前人。他们的言论汪洋恣肆，有时也足以震动一世之人。汉代儒者称之为讲经，而今世称之为讲道。能够明白圣人的经书，道也就明白了；道哪里还需要另外讲呢？如今世上那些纷纷提出异说的人，大多都起因于讲道。我认为，圣人的言语简易明白；去掉求异的心，不完全被儒者的说法所阻隔，就一定能够接近所谓十分之三四的真意。南陵何氏的两个儿子从芜湖乘船沿江而来，行程千里，到荒野寂寞的地方跟从我。我常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两人没有一次不认为我的话正确。年终时他们向我告辞离去，可惜他们正忙于进士学业，没有时间实行我所说的事情。然而两人终究是了解我的，他们的志向心意并不是随便说说。过去杨子云作《太玄》给刘歆看，刘歆号称博览群书，我唯独奇怪他没有说一句《太玄》的是非，只是担心后人拿它覆盖酱瓿；这反映的只是刘歆的心意罢了，哪里顾得上后人来评论呢？后世之人哪里有闲暇评论呢？杨雄的弟子侯芭，却唯独懂得喜爱杨雄的书。我并不是研究杨雄学说的人，但士人是否有人理解它，千年之后仍然会有同样的感慨。《送宋知县序》宣宗章皇帝时，苏州守臣因为吴中赋税沉重，上疏为百姓请命。当时虽然没能大加扩张，以充分施行宽广的恩德，但诏书所作的裁减，恩德心意十分美好。当时又专门委派重臣考察各地物产贡赋，法令极其详尽。这并不是喜欢把事情做得繁琐，而是由于顺应土地的条件和百姓的习性，不得不这样。年久以后弊端滋生，吏胥便借此作奸。议论者不深思立法的本意，务求一概简化便利，名义上说没有改变，实际上却大大改变了祖宗的旧制。众人跟着附和，认为这才真正适合变通，而三吴百姓暗中受其祸害已经数年了。税册一天比一天混乱，稽查核对一天比一天严密，催收赋税一天比一天急迫，而拖欠的赋税一天比一天累积。因此，做吴中官吏的人，督促赋税尤其困难。宋侯任昆山县令时，宽厚却不废法度，威严却不伤害百姓；在弊政败坏之后，他仍使税赋办妥，百姓也和顺安定。宋侯尤其深切地说旧制应该恢复，并写成文书向上级官府说明。上级官府没能实行。于是宋侯带着征召文书北上，将要成为天子的近臣，能够分条上奏天下大事，这件事难道可以置后不论吗？国家仰赖东南供给，凭小小一隅承担天下一半的财赋，到如今力量耗尽、元气衰竭，已经承受不住这些弊病了。又加上反复变更法令，譬如人已经衰老，却还服食乌喙之毒，恐怕也难以长久。法令沿袭形成的制度不可以轻易改变；变法如果变得不善，也不能不恢复旧制。有人说变更已经确定，害怕再次变更困难，难道不是大错吗？昆山东部边境土地贫瘠，百姓尤其贫困；自从实行均税以来，困顿更加严重，年年又屡遭饥荒。宋侯加意抚恤，先前逃亡的人形容枯槁、面如鸟色，纷纷出来服役。宋侯将要离任时，百姓无不悲哀，好像失去了父母，真是可怜。富人也为这些孤苦无依的人悲伤，宋侯的德政因此更加显著。当地父老因为我寄居在东部边境，请求我写文章为宋侯送行。可惜我文才不足，不能充分表达父老的心意，只叙述自己听到、见到的事情，来赞美宋侯的行迹。宋侯是南阳人，时在嘉靖二十四年八月。

译《送郡太守历下金侯考绩叙》（代作） 吴郡是太伯建立国家的地方，秦朝设置郡守，隶属于会稽。东汉中叶以后，人物和财赋在东南地区居首。自唐代以来，繁盛达到极点。如今这里是京畿千里之内、甸服所属的地区，太守的地位比古代王畿以内的诸侯更加尊贵。它处在星纪分野，四面环海，汇聚于具区泽。原野田地肥沃美好，万物生长茂盛。水陆珍品以及包裹在匦、盛放在筐篚中的贡物，细绢、茶叶、苎麻、空方等物资的输送，三服官所需的物品还不在其中。每年漕运车辆运送到这里的物资多达四百万。乡里优秀人士佩鸣玉、执圭玉，接踵进入朝廷。四方来宾奉符乘轺，络绎不绝地经过驿舍。名义上是一个郡，实际上俨然是一个大藩镇。因此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定是天下精选的人才。我们金公是济南的名儒，从甲科中奋发显达，曾任御史，奉命持节，威行闽岭。天子忧虑怜悯百姓，想到东南这个股肱之郡、根本所在之地，在朝廷上询问众臣，没有人比得上金公，于是让他来临治此地。壬子年正值考核政绩之期，当时春风徐徐吹来，副车刚刚出发，州县属吏相继在都亭为他祖道送行。我环视阊阖之地，追想前代治理吴郡的政绩，韦应物、白居易那样的风范政绩已经久远了。国家考察古代而治理天下，精心选用贤良的二千石官员；二百年来，享有大名和厚德、可与古人媲美的人，父老口中代代都不缺乏。然而在天下无事、休养生息、连续几代和乐安定的时候，吏治宽缓，条目疏略，虽然赋役繁重，但减免、借贷的政策屡次下达。因此做郡守的人可以从容任职，仰慕前代循良的治理，以温和慈爱覆盖养育百姓，来施展自己的仁慈之心。至于向朝廷上计、述职，能够同文学之臣和执掌法度的近臣一起参加赐宴赋诗，天子又屡次下玺书，按照周、汉增加俸秩、晋升爵级的典制来对待他们。如今太平日久，吏治已经损坏，边疆也不得安宁。诏使来往纷繁，偏偏要在民俗奢侈、百姓贫困、灾荒死亡和疲敝凋残之后追讨多年积欠；宽免便会使上供废缺，催逼又会伤害百姓性命。若不是通晓时势、善于变通的人才，在上下损益之间就不能调剂而不失其宜。金公在这种时候，以宽厚安静镇守，以宏大简约处事，不震惧，不惊扰，能够使上面安稳、下面服从，可以说很难得。我曾经在郡中办事，远望金公进退举止庄严肃穆。《诗经》说：‘敬慎威仪，是百姓的法则。’又说：‘以古训为法式，以威仪为力量，使天子顺意，使明确的命令施行。’金公确实具备这些品德。我自己生长在济水以西，距离历下不到二百里，乡里后进仰望、听闻金公的德行，已经不是一天了。如今我暂时承乏任职，得以在金公属吏的末列奔走，瞻望他的德容，每件事都依靠他作为师法，实在担心这次他会像汉代刺史那样入朝任职。如果按照三公的惯例把他留在御史台和尚书省，那又怎么慰藉我们吏民对他的思念呢？因此我同各位属吏说明其中的缘由，并写下这些话作为序。《送王别驾考绩之京序》《周官》说，小宰负责听取官府的六计，以考核群吏的治理。第一是廉善，第二是廉能，第三是廉敬，第四是廉正，第五是廉法，第六是廉辨。善、能、敬、正、法、辨这六项用于官吏事务，可以说已经完备了。但一定以廉为根本，因为不廉就不足以考核群吏的治理。所以官吏廉洁，不只是不会损害百姓的财物而已；推究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不是有利于百姓的。官吏贪婪，也不只是损害百姓的财物而已；推究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不是危害百姓的。为什么呢？廉吏所取所用，不把它归于自己的私欲，而全都出于廉让，能够顺应人的情实。即使偶尔有所失误，也不过一两件罢了。贪吏所取所用，必定把它归于自己的私欲，而全都是攘夺，不能顺应人的情实。即使偶尔有所收获，也不过一两件罢了。孔子说：‘天下有道，盗贼大概会先改变吧？’天下有道，官吏就没有人肯做不廉洁的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先改变’。吴地是东南财赋汇聚之处，每年漕运收入，常常以一郡抵得天下的一半；土地广大，物产丰富，号称富庶。过去倭夷从外海转入吴境，年年侵扰。天子震怒，多次诛杀、更换安抚大臣，调集天下军队驻扎海上，军队出动一年多仍没有功效。百姓既苦于侵掠暴行，又受到供给军需的骚扰，官吏又趁机作奸牟利。蛮夷的祸患，根本上本来就是吏治造成的。等到军队频繁兴发，狡猾之徒攫取利益的门路无穷无尽，吴地的子女玉帛不只倾覆堆积在浩渺海水中，也暗中输送进刀笔吏的筐篚之中。自从前一年携李告捷后，倭寇不再大举到来，渐渐向北海退去，百姓才偷得片刻休息。然而海防尚未彻底整顿，警报还没有消除，仍没有可以卸下肩上重担的日子。因此我曾认为，要使夷狄不来侵害，就在于使百姓能够安居生业；要使百姓能够安居生业，就在于吏治良好。寻求良吏没有别的办法，也不过是不贪恋财货罢了。天子和几位大臣郑重考虑东南的重任，谨慎选择牧守，选得云中温侯，宣布诏令条文，振举纲纪，威严与仁爱一同施行，百姓仰首相望，有了太平的希望；而庐陵王侯确实是他的辅佐。当时所属各县的长吏大多缺员，按计算，他到任以来在郡中的日子很少，却只乘一辆车往来，遍历所属各地，东面直到海边，沿着大江一带，渡过西湖地区，停留久的经过一年，近的也有数月，最久的到了昆山。百姓认为，这不是因为王侯能够屈尊治理方圆百里的县，而是再次见到了汉代郡太守、刺史巡行县境的旧例，并且更加亲近、停留更久。王侯为人清廉，不扰扰百姓，确实有古人暮夜拒金、饮贪泉而操守不变的气节，因此百姓喜爱并安于他的治理。王侯屈尊到县中，本来不是人们所能期待的；但人情习惯以后，反而把这看作理所当然，那么等到他离去时，百姓怎么能不忧伤悲痛呢？于是乡里进士某等在江边为他饯行，认为这种不能忘怀的情感正是百姓的真情，而铺陈文辞来叙述王侯的盛美，是我们这些人的职责，于是写下这篇序来记述他的行程。《送南京虎贲卫经历郑君之任序》（代作）

译国家改变前代枢密院的制度，用五位都督统率天下军队；留守京城的四十八卫京军分别隶属其下，而锦衣卫等上十二卫没有隶属，作为环卫京城的军队，是天子的亲军。虎贲卫就是其中之一。虎贲这一名称周代就有，虎士八百人，掌管在君王前后奔走，编入队伍守卫宫门，随军征伐四方，作为行军卫士。汉代则隶属光禄勋，与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合称八校尉。虎贲中郎将插戴两根鹖鸟尾羽，车衣用纱縠，穿虎纹锦裤，是武卫中的贵选。国家保留了这一旧名，职掌也没有不同。自永乐年间建都北京，六宫百官都迁往北方，但皇祖在南京的宫寝和官署仍旧保留，兵卫也没有改变。它凭借长江的险阻，控制南北交通。祖宗的谋虑长远啊。太平二百年来，不只是各部门的职务清简，禁旅也闲静无事；幕府属官每天骑马，带着名帖，彼此往来饮酒游山罢了。近来海上发生警报，江淮之间常常骚动，留守各卫尚且不能一天安然无事，何况环卫京城的重大责任呢？临安郑君起初辅佐太湖县，因为能够治理繁剧事务，调任我们昆山。昆山在海上，正当倭寇冲击之处，郑君选练民兵，教阅有法；到任不久，又奉檄令到闽越制造船只，年初出发，年末才回来，而京城幕府的檄令又到了，大概是因为上官一向了解郑君，所以升迁调动特别迅速。县中人虽然惋惜他，却不能挽留。凭郑君的才干前去辅佐军政，他一定能够在有事之日显露自己的才能。再说，定鼎之初设置的十二卫、四十八卫，都是天下精兵。皇祖之所以平定楚地、攻取吴地，廓清海疆，收取闽越，攻取中原，战胜宋、秦，制服赵国、攻下燕国，正是依靠这些军队；如今各部队却残缺不全，甚至到了没有士兵可以补充的地步。军队败坏的原因以及应当修复的缘故，不可不思考。《诗经》说：‘丰水向东流，是大禹的功绩，四方因此同归，君王因此开辟天下。’又说：‘丰水边有芑草，武王难道不任用人才吗？把谋略留给子孙，使他们安乐并辅佐后代。’愿郑君把这些话告诉那些承担保卫、治理职责的人。《送太仓熊大守之任光州序》从前侬智高在岭南反叛，部众一万多人，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官吏百姓都望风逃走。天子认为县官平素没有做好防备，却责备守臣不能空手抵御贼寇，应当体谅他们的实情，所以一概从轻处理法律。凡是失守的人都削夺两级官阶，唯独能够任用部属、发挥将领和士卒各自才能的人，最终赶走了侬智高，岭南因此平定。国家太平日久，东南吴越地区山川秀美、物产丰饶，百姓到老死也没见过兵革，官吏只需按期催打、征集赋税罢了，不过三年便能得到京朝官职而离去，所以天下士人都聚集在吏部，把那里指为乐土。一旦倭奴从海外侵犯内地，大江以南的州县无不骚动；官吏平素没有防备，困守城池，惶惧不安，不能自保。当时朝廷虽然有任命将领的命令，但官吏因罪罢免离职的也时时有之。议论者认为，应当把守城的责任交给拥有土地、负责守土的官吏，而战胜敌人、共同承担武职作战的事务，则有将帅负责。官吏如果失守，应当依照皇祐年间的诏令处理。如今熊侯守卫太仓，太仓东边临海，贼寇入境就会侵犯那里；像这样三年而城池没有陷落，本应列入褒奖之列，却被使者弹劾而削职，改任光州固始县幕官。吴中士大夫无不为此叹息惋惜。从前岭南的贼寇敢于攻打城池，而如今海岛来的贼寇乐于劫掠郊野，所以城池能够保全并不困难；但太仓城正处在贼寇冲击之处，能够保全尤其困难，因此熊侯的贤能仍然为人们所称道。熊侯为人凝重而有器度，即使在仓促混乱之中，也能从容不乱；军情文书接连到来，他仍安闲自若，武夫守卒见了他，都安静得不敢出声。这也是他才气超过常人的地方，正是州民赖以安心的原因。天下无事时，使者凭借权势作威作福，任意升降州县官吏，只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却不顾百姓的好恶。到了军队兴起之际，赏罚处置只在举手投足之间，而人的死生存亡都系于此，仍然凭私意行事，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把什么放在心上。海上的战事到现在已经三年，百万军队每战就败，原野上暴露着人的尸骨，河川湖泽流淌着人的鲜血，东南的祸患也太惨重了。若沿着这条道路不加改变，我不知道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贼寇刚到时，有奸人为内应，挟持大官谋划骗取城池；他登高指挥，万人都看见了。熊侯趁他尚未发动之前先把他抓住，大官羞愧流汗，夜里开门逃走。如果不是熊侯破坏、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贼寇占据太仓城，祸患就不止于今天了。前年秋天，贼寇乘西风返回岛屿，余党数百人被官军包围，暂时退到南沙。有人认为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的贼寇，应当放开一角让他们逃走，使者不同意，下檄令熊侯和各位将帅坚守。临近年末，各位将帅都离开了，熊侯估量自己无力独自支撑，也解围回去。贼寇得以乘船逃逸，使者弹劾熊侯，就是因为这两件事。南沙之责，应当由有关方面分担。至于奸人为内应，明明是熊侯擒获的，却反而说是熊侯向大官推荐了这个人。凡是举劾、检举之事，以个人好恶改变事实、扰乱真相，大多如此。当时熊侯过去奖拔的士人、州学生张元蒙等人来告诉我，说我一向了解熊侯，不可没有一句话。听说熊侯待罪于虎丘寺，每天以登临游览、尽览五湖胜景为乐。不久又接受帅府檄令，返回州中招募士兵，州中父老前后欢呼，好像见到了父母。熊侯虽已被罢官，面对本州百姓时，自己并没有惭愧的神色。我于是写下这些近乎替熊侯自我申辩的话，大概是因为想到我们东南无穷的忧虑，不能不发出怨愤之辞；这其实也是州民的心意。《送吴郡别驾叚侯之京序》

译天下所需要的，大概就是人才。才能不足以胜任职务，却把方圆百里的地方交给他，他便畏缩拘谨，常常像是无从施展自己的手脚。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做法，自以为能够有所掌握，但大的事情往往废弛颓败而自己还不知道。他的见识和力量，只达到处理小事的程度，却闭塞强横，不能克制放纵横暴的习气，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呢？孔氏门下论述为政已经很详尽了。选取果断、有才艺、通达的人，似乎并不是为政最先要考虑的事情；然而没有这三种品质，就不能了解人情。因此我曾经评论治理百姓的人，好比驾船，应该让它张帆就张帆，让它收帆就收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掌握风和水的情况；否则没有不失败的。叚侯有通达敏捷的才干，对赋税簿籍、军政琐事一看就全记住，大大小小的诉讼没有不能立即裁决的，而取舍、操纵都合乎人情。因此从士大夫到闾巷小民，全都感到便利安适。叚侯曾任喜祥县令，又任淮阴郡丞；能够用治理兖州的方法治理淮阴，又用治理淮阴的方法治理吴地，风土习俗难道会完全不同吗？他通达人情这一点是相同的。因此我曾评论治理百姓的人，好比父母生了孩子，替孩子选择乳母。乳母或许因为别的事情离去，邻家的母亲代替她给孩子喂奶，仍然就是乳母。如果又重新为孩子另找乳母，那就过分了。古代的郡守县令有代理、守任、摄任等名目，但任职久了便成为正式官员。郡丞经常代行县令事务，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却一定要另选县令，这也是法令的过失。叚侯是河东的儒者，每当到学校讲堂为诸生讲学，尤其受到他们敬服；他的门人中有许多人在朝廷显贵。此前几年间昆山县令缺员，栗侯永禄任职，叚侯环、李侯敏德、王侯如瓒都以别驾身份来代理县令。只有王侯是泰和人，而这三位侯爷都是上党同县昆山人，都称赞昆山贤能。如今叚侯接替他们，又是一位贤者。现在太守王公年少而有盛德，任职当政；王公是阳曲人，而参佐以下大多出自山西，一时人才兴盛，并非偶然。大概平阳、蒲坂保存着先王遗留的教化，那里的君子对此有深厚思考，难道不是我们吴地百姓的福气吗？接替叚侯代理县令的别驾周侯，又是绛州人。因此我既惋惜叚侯离去，又赞美昆山之人；昆山又得到与叚侯同官、同乡的人，晋地君子施惠于我们百姓的影响，实在深远。《归先生文集》卷之十 《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吴郡归有光著 门人王执礼校订 序四 序四 《送童子鸣序》《送狄承式青田教谕序》《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送计博士序》《送张子忠之任南昌序》《送蒋助教序》《送阳曲王公□参政陕西序》《送童子鸣序》越地人很多往来我们吴中，以贩卖书籍为业。从前童子鸣跟随他的父亲游历昆山，那时还很年轻。几年前他把船停泊在娄江，我经过那里，子鸣把自己的诗给我看，已经能够超出一般人。今年他又来了，我的朋友周维岳见我念及与他父亲交往的旧情，说子鸣漂泊在外，处境萧条，却遗憾没有办法救济他。不久子鸣拿诗来给我看，诗更加清新俊逸，值得诵读。然而子鸣对我依依不舍，含有求教问学的意思，我尤其惦念他。我曾看见元人题写在他所刻书籍上的话：‘自从科举废止，古书才稍稍出现。’我对这句话深有感慨。如今世上进士学业越来越兴盛，士人却不再知道有书可读了。不读书而求学，这是子路那样的巧言令色，是孔子所厌恶的。难怪他们对内不知道修养自己的方法，对外不知道治理、面对他人的方法，纷纷整日争逐荣华利益，终于形成流俗，而天下也总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子鸣对于书籍，大概历来都能诵读；我因此更加惊异于子鸣。典籍是天下的神物。人每天同它相处，心性灵明一定能够自行开发。玉在山中，草木便显得润泽；深渊产生珍珠，山崖便不会干枯。书籍聚集的地方，应当有如金宝般的气象，如卿云回旋覆盖其上的祥瑞；受到它润泽的人，也不会枯槁。庄渠先生曾对我说：‘东广的陈元诚年轻时从未识字，有一天自己感奋，取出《四书》整天向它拜礼，忽然就能识字了。’由此可知书籍的神妙，但并不是书籍本身能够施展神异。古人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们的精神从来没有消失。今人虽然距离古人久远，但他们的精神仍然常常能够与古人相遇。这就是书籍可贵的原因。虽然如此，如今的求学者简直把书籍当作土偶木梗罢了。子鸣贩卖古书，却尚且几乎不能振作自己；如今要想求得古书的意义，我担心他会更加困窘。年末他将前往锡山的寓所，之后回到太末，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送狄承式青田教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