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二

译倭寇侵犯边境，被杀死的百姓有几千人，流离迁徙，所到之处村落都因此空了。直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倭寇的势力更加嚣张。州县勉强依靠城墙自保，事态逐渐蔓延，东南各郡大有可忧。如今贼寇正在嘉定，有司却紧闭城门，任凭他们杀掠，这已经不是仁者应有的用心了。他们只想保全仓库和城池，以免承担罪责，却不知道四郊一旦空虚，便有剥肤之势；贼寇气势更加旺盛，粮资更加充足，合力来攻，一座孤城势必不能独存。这对于保全自身、保护妻子的打算，也未必算是好办法。现在贼徒出没于罗店、刘家行、江湾、月浦等地，这些道路都可以预先知道。请求秘密而周密地派兵设伏，见机截击杀敌。他们因多次获胜而骄纵，以为我军不会作战，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出其不意，就可以取胜。古代用兵，只怕敌人不骄不贪，兵法说“使敌人轻视自己而骄纵”，又说“以利益诱使敌人上钩”。如今贼寇正犯兵家的忌讳，可以袭击而取胜。我访得吴淞所的一支军队，向来号称精悍，倭贼很害怕，称他们为“白头虫”。去年宗百户、冯百户看见倭船接近城池，仓促出战，被倭寇杀死；有司不加怜恤，反而把罪过归到二人身上，从此以后人人都以此为戒。又由于城墙崩塌毁坏，一半落入海中，而且多年不给军粮，士卒都饥饿疲惫，常常在道路上乞食，于是导致新城失陷，反而成为贼寇的巢穴。嘉定、上海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孤危。如今请求召来新城失事的指挥官，命令他收集归拢散失的士卒，允许他以功赎罪，并许以厚赏，使他在贼寇进入嘉定以及前往南翔等要道狭窄之处，使用长枪、强弩设伏等待。新城败散后剩下的兵力约有二百多人，人数太少，请招募沿海大姓沈、濮、蔡、严、黄、陆等家族中向来能抵御贼寇以及曾受其祸害的人，把他们合在一起，专门担任伏兵和往来游击，贼寇自然不敢接近太仓、嘉定、松江。而且可以依靠新城的军队，等待时机袭击，城池也可以乘机夺回。兵法说：“善于防守的人，守在敌人不能进攻的地方。”又说：“使敌人不能到达，就要从中阻害他。”如今所谓守城，只是在城内防守，却不知道要在城外防守，惶恐不安，仿佛已经处在包围之中；贼寇还没有到，自己已经先陷入困境，前怕狼后怕虎，还能剩下多少力量？所以说，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鲁国的酒太薄，邯郸却因此被围。苏州的防守，不在娄门，而在昆山、太仓。太仓的防守，不在太仓，而在刘家港，这是容易明白的。如今贼寇已经抢掠了罗店等地，必然会进犯南翔。贼寇占据南翔，夺取民船进入吴淞江，一天就可以到达葑门，那样苏州就危险了。向南经过唐行，松江就危险了。如今又听说贼寇到了太仓、昆山等地，那么常熟就危险了。所以要从外围加以阻害，使他们不能到达，这才是防守。不过，所谓设伏，就是使用奇兵；又要不时出动正兵，与奇兵互相配合，形成表里，这样才可以。嘉定又临近海边，是内地的屏障；其县令怯懦，不懂军事，请委任百姓所信服的人，如任同知、董知县、武指挥等，共同协力主持决断军务；由知县负责筹办粮食，不得从中阻挠。倘有疏忽差错，苏州、松江二郡就不可保全了。又考察得知，白茆过去有白茆寨，刘家港过去有刘家港寨，青浦过去有青浦寨，这些都是前朝拨置军士防备倭寇的地方，大概春夏巡哨，秋冬回卫。此外，白茆、吴塘、茜泾、刘家港、甘市等处，各有烟墩，烽火相互连接；由此可见从前遭受倭寇侵扰的痕迹，而如今防备如此疏阔，想只凭一座城池自我固守，是不可能的。又访得贼寇所据海岛上的夷洲，真正的倭人不过一百多人，其中内地逃亡的亡命之徒本来很多，但也常常有被劫掠后不能自拔的人。近日贼寇抢掠娄塘、罗店等地，驱赶居民为他们挑包；那些看守包裹的人同我们的百姓私下交谈，说某府、州、县的人被贼寇胁迫，未尝不思念家乡，只是已经剃发、穿着他们的服装，与贼寇没有区别，想要自行逃走，反而会被州县官府杀死，因此只得依违周旋，苟且延续性命。我希望官府设法招抚他们，明确以绘制丹青、保障生活的信约招来，务必使贼党孤立削弱，贼寇的势力不久自然会解散；这是古人控制夷人、遏制盗寇的上策。又听说民间看不到官府出兵，认为应当等候请旨，等待大军到来。我私下看到，祖宗在山东、淮浙、闽广沿海设置卫所和镇戍，彼此联络；每年按照风候调发水师出海，后来又设置一名都指挥统领各卫，专门以备倭为名。如今倭寇横行各地，没有人过问，只见官司纷纷抽调壮丁以及原来服役的民快；这些人平素没有训练，却驱赶他们去杀贼，以至于一人被杀，千人自行溃散，只是助长贼寇的气焰，使海外蛮夷听闻此事，都产生轻视中国的念头，这不是祖宗设置沿海军卫的本意。负责此事的人拘泥于文书法规，动辄以“擅自调动官军”作为解释。我私下恭敬地读过《大明律》“擅调官军”一条，其中规定：如果暴乱的军队突然来到，想要攻袭，事情紧急而路途遥远，也允许就近从权，火速调拨军马，乘机剿捕。如果寇贼滋蔓，应当会同捕剿，那么邻近卫所即使不属于本管辖范围，也可以调发兵力策应。如果不立即调遣会合，或者不立即向上司申报，以及邻近卫所不立即发兵策应的，和擅自调动官军同罪。这是各卫可以自行调拨兵力策应的明文规定。如今贼寇杀害百姓，震动京畿，苏州、松江内地的城门数月不开放，百姓忧惧哀叹；各卫拥兵深居，贼寇就在近郊却不发一箭，难道忍心把百万生灵送给贼寇，侥幸盼望他们自行退去吗？沿海卫所本来足以防御，如今却只让民兵勉强支撑，姑息养寇，等到实在不能再拖，才请旨调动大军。使用民兵，力量孱弱；使用大军，事情声势重大，这就是把沿海数百万士兵虚置不用。何况大军到来时，我方百姓已经被贼寇吃饱，豺狼的肚子早已饱足。贼寇听说天兵已经出动，转眼就逃走；即使有百万勇猛之士，也只能对着空荡的海波惆怅，徒然使百姓骚动罢了。请求尽早裁处，遵照《大明律》关于军政调拨、互相策应的规定办理，这样消灭贼寇就有期限，不必烦劳朝廷调动大军，实在是地方百姓的幸运。○《御倭议》。

译日本在百济、新罗东南的大海中，依傍山岛居住，位于会稽以东，与儋耳相近，建都于邪摩堆，也就是所谓的邪马台。古代未曾同中国往来，汉建武年间才开始派使者入朝进贡，前代从未侵犯边境。自前元年间在四明开通互市以后，日本便乘机抢掠居民，而到了本朝初年，倭寇侵扰才开始严重。然而自宣德以后，因金线岛之战获胜，也再没有倭寇来到。如今开启战端、招致祸衅，实在是由于中国奸民冒犯禁令，私自越境出海，防范失当。事情既已过去，再后悔也来不及了。但国家的威灵所及，海内海外无不称臣进贡；这样一个小小的蛮夷，竟敢肆意侵凌。魏正始年间，宣武帝在东堂召见高丽使者，因为夫余、涉罗的贡物没有送到，宣武帝说：“高丽世代承受上将军之职，专门统制海外，九夷中的狡黠贼虏，实在应当征讨。贡物误期的责任，在于统辖各地的长官。因此，高丽世代都有‘都督辽海征东将军’、‘领东夷中郎将’的称号。”如今朝鲜国虽然没有专门负责征讨的职任，但从形势上说确实能够制服倭寇，何况朝鲜王一向以恭顺著称。倭奴侵犯，正应当用这件事责问他。否则就一定要出兵直捣其国都，拘系其国王，这样才足以伸张中国的威严。像前代的慕容皝、陈棱、李绩、苏定方，都曾在海外取得成功；而元人五龙之败，是由于将帅失误，使中国世世代代因此受到创伤，甘心忍受他们的侮辱，这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不过，如今的财赋和兵力还不容易达到那种程度，只能谋求自守之计。所谓自守，我认为应当恢复祖宗的制度：沿海从山东、淮、浙、闽、广的卫所，像经络一样相互联络，如果能够恢复旧日编制，那么不必烦劳征调，兵力便足够了；再由都司备倭指挥等官，等倭寇来到海中便截击歼杀，这样也不必增设许多提督、总兵。为什么不考虑恢复祖宗旧制，却偏偏制造这些纷乱呢？之所以一定要在海中截击，是因为贼寇在海中时，船只和火器都不能胜过我军，而且他们又多饥饿困乏；只有一旦登岸，才难以抵御。因此，不要在外海抵御他们，而要在内海抵御；不要在海上抵御，而要在海口抵御；不要在海口抵御，而要在陆地抵御；如果不能在陆地抵御，就只能闭城自守而已。这样一来，抵御地点便越来越向内退了。应当责成将领，严格制定条文：在海上击败贼寇的，算最高功劳；能够截守海口、不让贼寇登岸的，也按功劳论处；贼寇从某个港口进入，守港官员必处死，决不赦免；如果有关官员关闭城门坐视不救，致使四郊百姓尸横遍野，也应当按照失守城池论罪，这样百姓才会知道尽力效命。即使死战，也不能让倭寇侵犯。○三途并用议

译我任都水司试吏时，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考核各位进士，奉命撰写《三途并用议》。议论说：所谓三种途径，就是进士、科贡和吏员。国家初建时，用人有征聘，有经明行修，有人材，有贤良方正，有才识兼人，有楷书，有童子等科目。后来大多废止，太平以来，专门任用进士、科贡和吏员。这三种途径起初并没有废除，只是近来想整顿天下吏治，于科贡、吏员中稍微增加破格提拔，所以有三途并用的说法。其实此前从来没有不并用的。愚以为，朝廷想收到任用人才的实际效果，对于科贡、吏员所应采取的措施，应当先从清理源头做起。清理了源头，后来流弊才可以治理。如今进士和科贡都出自学校，都以考试经义、论策为取士方式。进士考试不中，便进入国子监成为举人监生；举人考试不中，依照年资和财赀贡入国子监，成为岁贡监生。这不像汉代贤良、孝廉对策与博士弟子那样截然分为两途，实际上只有一途而已。然而进士升入礼部，成为高等选拔；举人落第和岁贡，国家也并不轻视他们，所以让他们在太学学习，以观察其成就。如果确有成就，即使授予进士的官职也可以。如今成均的教养制度不完备，只让他们凭资历等待选用，已不再像古代那样实行舍法；这就是科贡的源头没有清理。吏员在古代本来与士大夫没有区别，后来等级品流分开，便成为另一类人，士人也不肯再屈辱地充任吏员。因此本朝的资格制度中，吏员最高只到七品，大多任用为属官、幕僚、监当和管库等职；没有保荐，不能出任州郡官职，于是吏员这条道路本来就不能与儒者并列。然而吏员起初都由藩司、按察司、卫所、府、州、县任用，还保留着前代辟举的遗法；如今一开始做吏，就先要求缴纳钱粮，自提控以下直到吏典，只按照所缴纳的财赀来评定出身等级，这就是吏员的源头没有清理。要想使举人、贡生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关键在于修整太学制度，这样科贡人员就可以任用。要想使属官、幕僚、监当、管库人员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关键在于遵循旧日辟举制度，这样这些职位也可以任用合适的人。然而吏员只能按资历递升，依照祖宗制度，不能与科贡并列。我对科贡还有一点意见：会试有甲、乙榜，乙榜其实也是考中举人的人，只是受钦定名额限制，所以列在甲榜之后。乙榜授予教职，实际上与进士没有不同；如今却专把落卷列入乙榜，又把请求恩典的人一概授予教职，这就使教官的选任降低了。岁贡本来应当选取州县中的俊秀之士，就像从前所谓选贡；如今不依据洪武旧制，只按年日拖延，因此岁贡中没有多少俊秀之士可以接受成均的教育了。我还奇怪，如今没有清理源头，反而堵塞源头的事情，又不止这一项。自从纳粟、买马、挖运、纳级等条例日益开放以后，吏员之路变得混杂而多头，官吏选用的制度也因此日益紊乱。科贡和吏员都由此受到阻碍。所以想振兴整顿吏治，不如清理源头而不要堵塞它。这些措施不过是在现有条例中修复已经败坏的部分罢了。对于这两方面，源头既已清理，条例也恢复正常；再从其中选拔卓异之人，给予破格提拔。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道的做法，是先制定制度，使天下中庸之士都能有所成就；至于精神才力的运用，则可以专门用于奇俊之士，使他们超出常法而不受法令限制。这就是王者能够鼓舞一代人才的原因。有人说：‘您说吏员之路不能与儒者并列，那么前朝像尚书徐熙、知府况钟这样的人，都是显著任用的吏员，这又是为什么？’我说：‘这又不能按吏员这条途径来论。前朝用人，有时从常格之外选取。宋景濂是一代文章宗师，杨士奇是三朝辅相之首，他们都以布衣身份特别起用，后来竟掌管皇帝诏制、主持机密事务，哪里是拘拘于循序升迁的人可比的呢？’自古以来，即使在中古时期，也未尝不从旁招致俊杰，广泛采纳有声望的人，礼聘隐居之士，殷切思求众多人才。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寥寥无几地再也看不到这种情况，却专门按照资格逐级晋升，现在也很受其拘束狭隘之苦，不能达到开阔通达的境地。因此才有人提出三途并用的说法。我认为，如果不大力打破因循守旧的议论，考察国家历来的故事，追随三代、两汉的崇高传统，以振作、鼓舞一代人才，恐怕不足以革除历代积累的弊病，也不能收到任用人才的实际效果。谨此议论。○马政议

译我私下认为，古代的马只由官府饲养，民间饲养的马，官府起初并不管理。《司马法》所说的每甸出长毂车、牛、马，以及所谓万乘、千乘、百乘，都是把兵役寄托于农民；有事时征发调取，官府并不参与平时管理。至于官府饲养的马，如《周礼》中的校人、牧圉之属，以及《月令》所记载的饲养方法，十分完备，这是官府自己饲养的马。周代既然有官养的马，而民间的马官府又不干预，所以百姓各自尽力饲养自己的马，无不尽心尽力；一旦有事征发，车和马都能备办。汉代的苑马，就是校人所掌管的王马；民间私自牧养，官府不加干预，都可以自行繁殖，所以街巷之间都有马，桥姚一带甚至多到有马千匹。到汉武帝征伐匈奴，马匹减少，才开始有借母马繁殖、归还幼马的命令；那也是战争兴起时的权宜制度，不是长久之法。秦汉以来，唐代的马最为兴盛，都是天子自行设置监牧，扰害没有波及百姓，而马匹却如此兴盛。我国设置苑马，正是继承这一遗意；但又在两京畿辅、河南、山东编户养马，这又兼用了宋人的保甲之法，可见不只是官养，也让民间养马。如今监牧的马没有见到繁殖兴旺，民间牧养的马又日益减少。仅以今天畿郡养马的情况来说，马既然系属于官府，百姓便认为马不是自己的；官府既把马委托给百姓，又认为马不是官府专有的，马怎么能不衰败？从最初制定这项法律时，就应当知道它必然会产生今天这样的弊病。况且天下只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一成不变而自动有效的法令。如果能够依照旧制，并且得到合适的人来求取实际效果，也未尝不能借此发挥作用。如今保马制度既不能改变，其中又不能守住旧制，往往屡次纷纷更改，只沿袭末流而不追究根本，越改越坏，最终一定要到了无法恢复才会停止。这是今天天下各种事情的共同弊病，并不只是马政如此。我曾考察洪武初年的制度：命令有关官员督促繁殖牧养，江南每十一户共同养马一匹，江北每五户共同养马一匹；以丁口多的人家充任马头，专门饲养一匹马，其余各户让他们分摊补贴，以备马匹死亡或走失时购买补充；每两年交纳马驹一匹。又设置群头、群长，授予官印，与守令分头管理百姓；设有牧马草场，又免除其粮草的一半，并且常常加以优恤。若有关官员能够责成实办，长期让百姓得到养马的利益，那么马匹又何愁不能繁殖兴旺？如今反而不能修复旧制，只因法令有弊便急于改变它，天下怎么会有好的法令呢？况且让百姓 养马，国家的本意本来只是想得到马罢了；那么所谓本色、折色又是为什么呢？既要求百姓养马，又要求他们缴纳银两。这样既然只取银两就可以了，又为什么还要马呢？于是百姓不把养马放在心上，而把缴纳银两当作急务。牧地本来是供百姓养马的，却又征收其子粒，并且不断增加。子粒征收到了这种程度，后来就干脆并入田税；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还要向马户征收？于是百姓不把养马放在心上，而把缴纳子粒当作急务。养马的人，征收其马驹就可以了；如今不用其马驹，却让他们购买马匹交纳，于是百姓不把养马放在心上，而把买马交纳当作急务。折色的议论，本来是因为江南、应天、太平等地不是产马之地，为了变通而制定的，折交银两也还可以。后来却把它推行到河北，如今又变卖种马，征收草料银。推想如今变更制度的人，其用意只是要责令百姓缴纳银两，而不是要求百姓养马。官府既然不再从事养马，只图眼前利益；百姓也任意作奸作伪，为自己谋利。有马驹却不上报，专门从事隐瞒欺骗；不肯用马驹充作军用，只愿用银两购买马匹交纳。甚至有人残害怀孕的母马，断绝母马交配，上下都相互逐利、互相欺骗而已。卫文公一心深沉诚厚，因而使良马、母马达到三千匹；鲁僖公因为心思纯正无邪，使马匹得以繁殖到成群而去。官府和百姓都只一心逐利、相互欺骗，又怎能指望马匹繁殖兴旺呢？如今议论马政的人，又不断提出新主意，认为只变卖一半马匹还不彻底，于是想把种马全部卖掉，只按折色征收银两，丝毫不考虑祖宗立法的深意，实在令人叹息。河北人骁勇强健，良马也是冀州所产。古人之所以说这个地方，王者不能没有它来成就王业，霸者不能没有它来成就霸业，正是这个原因。如今把冀州所有的良马都抛弃了。一旦国家有事，西部边地的马能够拿来供京畿使用吗？古语说：‘变更制度却不如从前，改易之后反而多有败坏的，也不能不恢复。’如今要讲明马政，必须全部恢复洪武、永乐年间的旧制。江南实行折色可以，畿辅、河南、山东实行折色不可以。草场原有的定额可以清理，子粒却不可征收。官吏侵吞渔利，可以罢黜、惩罚；但管马官、群长、兽医不可裁减。实行恢复马政的命令，使百姓得以减轻负担；百姓知道养马有利，那么即使是官马，也会把它当成自己的马。还应修整金牌制度，开放关禁、互通贸易，以增加取得良马的途径；另外征收百姓的马匹作为种马，并让有关官员加强督察。洪武、永乐年间的旧制，仍然可以恢复。修整茶马贸易，渥洼所产的良马就会到来；放宽草场禁令，圈养牧放的马匹就会繁殖兴旺；体恤编户，放宽刍牧限制，乌倮、桥姚一带的马匹财富就会达到极盛。所以说，车骑是天下的武备。它用来壮大京城声威、防备后患，哪里是浅近的事情呢？况且古代相、卫、邢、洺等地都有马监，这些地方也就是今天的畿辅地区。假如把官民耕种、租佃、牧马的草场全部核查清楚，把它们全部划出；至于那些成片而未开垦的土地，也都筑起界堆，作为牧监的土地，全部归入苑马管理。宋人的户马、保马制度，即使废除也可以，何必拘拘然沿袭它的末流，天天忙于纷纷更改呢？《归先生文集》卷二 ●《归先生文集》卷三 吴郡归有光著 门人周诗校订 书一 ◆书一 答顾伯刚书 示徐生书 在山舍给求学者的示文 给潘子实的信 论三区赋役水利书 上方参政书 答俞质甫书 论防御倭寇书（代拟） 上赵侍郎书（代拟）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寄王太守书 遗王都御史书（代拟） ○答顾伯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