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译凡是同榜进士彼此友善，同门进士之间尤其亲厚。同年，是因为主考官分经考校、共同被一位主考官录取；既然同主考官之间有师生之分，情谊比其他同年聚会更多，也常常以德行事业相互考察，从而知道彼此志向所达到的程度。像我们李君这样，诚实谨慎、谦恭有礼，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器量见识远大。如今他奉命出任江浦县令。按旧例，同门进士外放，而留在京城或尚未选官的人，照例应分别撰写文章为他送行；我恰好分到了李君。为人送行作文章，必定要有芬芳美好的辞句；我本来就是最笨拙的人，又不能说世俗应酬的话，加上煞、源、俞尤两位屡次催促我；我又因病不能执笔，但感情上终究不能自我排遣，于是勉强写下这篇文章。江浦是京县，但在大江以西，所以过去六合隶属于淮阳。高皇帝定都以后，特意把六合分为江浦、六合两县，使两县分别设置，并隶属于京兆；大概是因为京畿重地，不应被一衣带水的江河隔开，凡是担任江浦县令以及在那里居住的百姓，早晚都要同京兆发生事务，渡江便成为常事。我曾经北上，出龙江关，渡江经过江浦县；县城质朴简陋，不像江南地方。但从这里向西北走到滁州，经过清流关，是通往建康的要道；作为神州赤县，这个地方本来就不能轻视。只是凭借您的才干，本应得到更重要、更繁剧的职位，却反而屈身就任这里。大概如今选用人才的办法，有的是把困难的地方交给他来考察才干，也有的是因为地方困难，特意选择才干优异的人交给它治理；那么如今江浦的任命落到您身上，难道不正是因为那里是应该开垦治理的荒芜土地，是应该抚慰照料的困苦百姓，是应该封固守护的京畿县邑吗？如今天下各地，独独忧虑百姓贫困而上级不加体恤，财力极其困窘却仍不断搜刮；如果能够懂得使百姓生存发展的道理以及向百姓征取赋税的方法，那么即使是贫瘠简陋的地方，也足以取得富庶的成效。像江浦这样的地方，尤其应该休养生息。当天下刚刚平定时，曾经迁徙百姓到和州等地屯田，又多次赐给百姓田租；其用意从未不在于壮大京畿、加重根本。只是如今天下县邑都疲惫困顿，难道只有江浦如此吗？即使号称天下膏腴之地的江南，如今也接近贫瘠了；再过几年，恐怕更不可收拾。这正是今日守令的责任。李君努力吧！我看三年考核政绩时，以治理成绩被征召并列为天下第一的，将会是您。○《送龙阳丁聘之之任平湖序》同榜进士起初有几百人，常常聚在一起。自礼部考试后进呈宰相，然后分别送到各曹，各随所属部门离开，称为办事。今年赐进士及第的有三百九十四人，分曹以后，与我一同在工部办事的有四十六人，其中五人进入史馆。今年夏天首先选出的若干人，都得以外放补官。同年又同部，按理应当每天相聚，观察彼此的德行事业。然而每天早晨进入工部，升堂恭敬作揖便退下，最终无所事事；而那些被选中的人没过多久又各自得到官职离去。所谓同榜进士，也不过是偶然相遇罢了。这就是我面对各位同年时，始终感叹相聚困难的原因。这次选官，我们龙阳丁君得以出任嘉兴平湖县令；按照旧例，同部官员为他送行，轮到我作序。因此我叙说我对同年情谊的感受。嘉兴本是古代会稽、吴郡的土地，唐代仍隶属苏州为县，后来才从吴郡划出，但风土民俗仍然相同。我本来是吴地人，冒昧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您。如今凡是被选为吴中县令的人，人们没有不为他忧虑的，忧虑的从来都是赋税难以征办。天下的财赋大多出在东南，要把它们办集起来，确实困难。田租收入通常是天下其他地方的几十倍，然而父子祖孙二百年来都把它视为当然，本来不能指望减免，只怕它每天增加。三十六年以来，民间从未得到过减免，水旱灾害后的蠲免、借贷诏令也少了。又经过岛夷焚烧掠夺以后，海上的戍守没有撤除，海防编制还逐年逐月增加，江淮以南更加骚扰不安。军府侵吞的数额，动辄数百万，这些全都是百姓的膏血。凡是大官，权势使他同百姓日益疏远，一切只把催办赋税看作能干，百姓的疾苦并不牵动他的内心。若是县令，百姓都是自己的赤子，早晚都能见到他们，又怎么忍心让他们被逮捕拘系、鞭打、流离失所、僵仆在地而不加体恤呢？规定应交的数额，本来是百姓乐意缴纳的；至于水旱灾害、流亡人口、荒芜土地、奸蠹侵蚀所积累的欠额，以及如今权宜之计下各种临时征求，都应当在其中加以调停、委婉处理，这正是县令应当留意的。我的历次观察表明，有些前任并不把催征赋税作为唯一事务，赋税也从未不能办集，往往还因此被大官征召离任；而那些急于催征赋税的人，功名反而有时比不上他们。既然如此，若只把催征赋税作为东南官吏的职责来告诫他们，那么它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就太多了。《左传》说：“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百姓，内心真诚地去谋求，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也不会相差太远。”《庄子》谈解牛说：“骨节之间有空隙，而刀刃没有厚度；用没有厚度的刀刃进入有空隙的地方，宽绰得很，刀刃运转起来就有余地了。” 如果这样做，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可忧虑其困难的呢？我固然是向我们丁君这样告诫，也一并向各位在东南任官的同年告诫。○《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译我读史书，看到项羽救赵时，诸侯的军队在巨鹿城下扎营十多处，却没有谁敢出兵，将领们都站在营垒上观望。楚军士卒无不以一当十，楚军的呼喊声震动天空，诸侯军人人都惊恐不安。韩信率数万军队向东进至井陉，树起大将的旗帜和鼓，擂鼓出井陉口，与赵军大战，击破赵军，在泜水上斩杀成安君。楚军的威势震动天下。后来汉军在垓下击败楚军，因而得到淮阴侯，而淮阴侯的功业也由此开始；这些地方都在今天真定的境内。我曾想亲自到那里看看当年的战场，却未能实现。真定本是古代中山国，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向北开拓土地，这件事本来已经很伟大了。西晋南渡以后，刘氏、石氏、慕容氏、苻氏、秦氏相继兴起；燕、赵地区，慕容道明在这里建都立国，本来也是一代雄主。唐代自大历、贞元以后，强藩失去控制，成德一军尤其骁勇强悍；天下人看待河北，就像看待回鹘、吐蕃一样，那里有一百年不属于王土。宋代因石晋丢失山后诸州，真定便与契丹接壤。后来金人攻陷两河二路，不久宋也不能守住，国事便不可挽回了。如今国家把这里作为京畿重地，太平了二百年；议论者认为这里悲歌慷慨的习气已经大大改变，不知道燕赵人的气质本来就出于天性。然而这只是因为朝廷的威灵使他们低头畏服，终究不能使他们完全安定顺服。古人所谓骁勇强悍、不可制服的人，平常未尝不低头屈服；等到有一天被触动了不能忍受的事情，骁悍的本性才会显现出来。中山这片土地，既是古代豪杰奋力作战的地区，也是奸雄窃据建都的地方；唐代失去河北，国势日益衰弱，宋代丢失两路，国家于是南渡。何况如今这里护卫京城，是万世帝王基业的屏障；与古代京兆、冯翊、扶风之地相比，如果没有贤能的地方官安抚教化，就无法使百姓安土乐业、壮大国家的藩篱屏卫。如今驿站使者从这里出发，征调兵力的负担加在这里，各种摊派日益增加，民生已经非常困窘衰耗；议论者却只想着加强三关的戍守，专门烦劳边地供给军需，认为燕赵百姓软弱畏缩、可以恐吓驱使，也没有想到后果。栾城韩山童的事情就可以作为鉴戒。如今制度规定推官辅佐府、州审理狱讼，但常常受监察御史委托办事，而监察御史实际上能够控制一方政令。我把这些话告诉光君。您与我是同榜进士，如今被选为真定府推官；学问深厚、才智通达，为人聪明仁厚宽恕。关于狱讼之事，我没有什么足以再为您赘述的了。关于狱讼之事，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为您多说的了。○《送孟与时之任成都序》安定的孟与时与我是同榜进士，因为我年长一些，他常常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我。我喜爱古文辞，但同世间那些写古文的人不相合；唯独与时内心推重谦让，出于真诚。与时被选为成都推官，我也将到越中任县令；临将分别，没有什么可以赠给与时的，只有推官是郡府的司法官。儒者对于前代论刑的学说，讲得很详细。我读《尚书》古文：“敬慎啊，敬慎啊，只有刑罚之事要加以忧恤。”这是今世通行的孔安国本《尚书》中的话。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把“恤”写作“谧”，汉代儒者沿袭了它。太史公《史记·本纪》又说：“惟刑之静哉。”静就是谧。自古以来谈论刑罚，取其要旨，没有哪一个字像“静”这样达到极致，这真是圣人的话。我用这些话告诫与时。我生长在吴中，只有因为应试经行齐、鲁、燕、赵的郊野，曾经羡慕想游历西北，却没有途径前往。与时从安定往来长安，又从太行山一带来到京师，如今又到蜀中任官，要走卬郲九折坂，观览剑阁、石门的胜景，难道不也是壮观的经历吗？从前王介甫初次做官，在大名任司理，韩魏公担任长官，曾经告诉他说：“你年纪轻，应当读书，不宜只专注于吏事。”但王介甫实际上从未停止读书，因此怨恨韩公不了解自己；不过韩公的用意却是美好的。所以我尤其希望与时在处理政务的空闲，不要忘记学习古学的功夫。孔子说：“居住在这个国家，就侍奉其中贤能的大夫，同其中仁厚的士人交友。”从前张文隐公曾对我说，当今人才只有赵孟静在史馆，实在难得。嘉靖二十九年，虏骑逼近都城，公卿在内廷聚会，先生独自申明大政，甚至在朝廷上斥骂阿谀结党的风气，气节凛然，有汲长孺也比不上的地方。京城人至今还能谈论此事。赵先生是成都人。我本来受到文隐公的知遇，赵先生因此也了解我；本来没有机会见面的士人彼此相知，难道一定在于见面或不见面吗？然而我怀念赵先生已经很久了，也羡慕与时能够见到先生，更为与时能够得到这样的老师而高兴。○《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

译我刚五六岁时，就知道有紫阳先生，并且能够读他的书。长大后学习进士业，对于朱氏的书，也颇能精熟诵读。然而有时虚心反复体会圣人的本意，对于朱子当时的论说，也未必一一符合；有时还会过分作分解、附会。但其根本大义，本来并没有违背圣人。朱子同金溪往来辩论，始终不能取得一致。后世学者分门立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过两位先生当时所争论的，也只是言语文字之间的差别；在根本纲目这些大处，却从来没有不同。朱子去世以后，他的学说广泛流传于世，世上的君主也正加以推崇。自从九位儒者配享孔庙以来，天下把朱学看作正学的源流；国家选取士人，稍稍因袭前代，便把他的书列入学官，没有人提出异议。近世一两个君子却起而争辩，自创学说，提出独到见解；天下学者彼此树立旗帜，号称讲道，同时海内各派鼎立，直到现在也互不相让。余姚一派的学说尤其盛行，中间虽暂时停息，却又重新大为昌盛。倡导它的人固然有绝世聪明的资质，其中也一定有独自的见解；但到了成为他们门徒的人，大多只是随声附和、反复抄袭他们已经说过的话，并不知道其中的所以然，只因先有当世显贵、声名很高的人作为宗主，便足以鼓舞声势，彼此在其中踊跃趋附。这就是一时士人习惯追求名声高位，却不知道寻求自己的本心，不懂得那种即使避世而不被人知也不悔恨的学问，所造成的流弊。孔门弟子终身勤勉不懈所追求的，只是求仁罢了。后来子思提出尊德性、道问学的说法，以及高明广大、精微中庸、新故等条目，都是向学者说明求仁的功夫，希望使整体不偏，就像皋陶所说的正直、温和、宽厚、严栗等品德一样。只是有人专门揭举其中一端来建立门户，称作讲学；朱子与陆氏的争论，本来已经开启后世纷纷争论的源头。至于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只是说婴儿自然具有这样的知能；这已经把孟子所说的性善讲尽了，又何必偏偏揭举“良知”作为旗帜呢？如今世人不追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实际功夫，却喧嚣着向天下求取名声，聚集数千门徒，称为讲学，以此自命高明，难道不正是庄子所谓圣贤之道不明、道德不一，天下人各自得到一端认识便自以为得意吗？如今想凭讲学胜过朱子，但朱子一生立心行事以及在朝廷任官，没有一件不能与天地相对而无愧；讲学的门徒考察自己的言行，果真能达到朱子的万分之一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为什么还想凭区区空话胜过他呢？我的朋友王子敬考中进士，得到建宁推官一职。我本来仰慕想游历朱子故乡，却一直未能实现，因而欣然希望跟随他前往，却又不能做到，于是告诉他：凡是做官，都只要以朱子为法就够了。若有机会拜谒紫阳祠，请替我以一瓣香默默致礼；假如先生有神灵能够知晓，数百年之后，也会知道还有我这样自信而不受疑惑的人。○《送陈子达之任元城序》陈氏在我们昆山，世代以科举功名显达。子达前年参加南宫考试没有考中，想要接受选官。当时有人传达权贵的话，说可以许给他某地某官；子达说：“难道我可以用贿赂来求取官职吗？即使去了，难道可以向那里的百姓索取补偿吗？”于是拂袖回乡。今年他再次参加南宫考试，却因一个字不合格式而不能考完，于是又接受选官。恰逢铨部政治清明，请托求官不能行得通；有人把中等地区安排给他，通常都会把这种人放置在偏远蛮荒之地。天下士人聚集京师，都认为朝廷清明、太平有望；子达却得到担任大名府元城县令的任命。元城赋税轻，民风淳朴，虽处三河之间，在今天的京畿地区却独自偏僻遥远，做官的人得到这个职位，认为它清高。子达顺应当地风俗而不加扰乱，便容易治理。然而我认为如今做县令的困难，不在于官职本身，而在于官职之上那些管辖他的人。从前设置县令，把方圆百里的地方交给他，所以把县令比作牧人牧养牛羊：替牛羊修好圈舍、准备饲草，选择水草丰美之处，按时给它们系放，而主人不过问，只观察牛羊是瘦弱还是肥壮。如今一个县令上面有几十名大官控制，既不问牛羊是瘦是壮，也不让他做修圈、备草、选择水草、系放牛羊的事，却烦琐地派遣他去做其他事情，苛刻地责求他；想让他向左，却牵制他向右，想让他向右，又牵制他向左。一个牧人却要侍奉十个主人，而每个主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他喜怒无常。凡是官吏的辛劳焦虑，日夜都用来承迎上级，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所以说，县令的困难，不在于官职本身，而在于他的上级官员。如今皇帝委任元辅，革新吏治；子达正有志于为百姓办事，而那些作为他上级的官员，希望能够稍稍改变从前的做法，使他可以尽力履行牧养百姓的职责。我对子达此行有所期待，也借此告诫那些作为他上级的官员。○《送浚甫魏鸿胪荣授南还序》从前我们的庄渠先生出自吴郡，天下士人跟随他讲道，与余姚、南海两派对立而立。如今先生去世二十多年，先生的门人幸存的已经很少；在朝廷任职和出外做官的，几乎一个也没有了。今年，先生的儿子仁父和侄子温父参加南宫考试，都没有考中。东仓王明得与我都是先生家的女婿，幸而同榜中式；王明得又先因病请假还乡。仁父留在京城，请求恩准到慈溪任教；温父的母兄浚父通过舍选得到鸿胪寺序班一职。浚父与我前妻是同母兄妹。回想年轻时，庄渠先生把弘扬斯文当作自己的责任；他有时从南海来到成均，士大夫经过吴中，必定到先生的住所拜访。而如今两京以及各地的讲席常常坐满，众说混杂，先生的道统却声息断绝，正因为他的门人子弟没有显达之人。我既然孤立无能，不能振兴先生的道统，而两位又要南归，因此更加默默不乐。于是作这篇序为浚父送行，又作七言绝句一首为仁父送行，希望他把先生的道统在浙东振兴起来。○《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译先王设置官职，必定有牧、监等职，参伍相辅，设长官和正贰，大夫接受县邑。县邑的长官称尹、称公、称大夫，这种制度在古代十分重要，大概也必定有参伍、两贰之类的属官。到了汉代，仍沿用秦代郡县制度。县户数在万户以上的称令，秩禄千石至六百石；不足万户的称长，秩禄五百石至三百石；都设置丞、尉，秩禄四百石至二百石，这些都是长吏。秩禄百石以下的，有斗食佐吏的秩禄，属于少吏。由此可知，令、丞、尉都是长吏。县令是天子亲自用来亲近百姓的官，临轩顾问时，县令佩墨绶、戴进贤冠、冠有两梁；县令被选拔后就可升任州牧、刺史。丞是县令的辅佐，也不是轻职。如今制度重视京官，所以轻视县令；县令被轻视，县丞也就被轻视了。县令又往往任性横暴、傲慢放诞，自行轻视县丞，这是为什么呢？县里的事务，县丞处理繁杂部分，县令因而可以简省；县丞承担劳苦，县令因而可以安逸。县令有过错，县丞规劝他；县令有所不及，县丞辅助他；那么县令对于县丞，怎么可以轻视呢？我的朋友陈子达受命担任大名府元城县令，已经三个月了。皖城的毛君文高如今前往担任他的县丞。子达刚强正直、不阿谀逢迎，遇事奋发激切；毛君为人谨慎厚道，前去辅佐他，一定能够和谐共事并取得成效。元城的百姓，大概有可以依赖的人了吧？我看郡志，自古以来在魏郡做官而知名的人不少。在元城，乐广曾任县令，李若水曾任县尉；仇览不过是蒲乡的一名亭长，汉史尚且为他立传。毛君难道也可以自己轻视这个官职吗？您的先人乐于行善、喜好施舍，晚年没有儿子，曾经捐出钱财修建县里的崇惠观。上梁那天，县令亲自在三清像前洒酒祭祀，说：“毛某是善人，高兴地捐资重新修建这座道观，愿上天赐他四个儿子，先赐给他们取名为梁、栋、材、柱。”后来果然生了四个儿子，便按照当时所说的名字命名；这件事颇为奇异。梁就是文高。由此确实知道，古人所说向神祈祷而生子，确有这样的事情。如今毛氏的后代，仍应当有人才出现；毛君担任县丞，生来便有神明的符应，他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政绩，怎么可以轻视这个职位呢？○《送南驾部吴君考绩北上序》国家自永乐年间迁都以来，南北两京同时营建，如同古代镐京、洛邑的制度。各部门府署设在南京的，都仍旧保留，只是稍微裁减员额。兵部尚书预先掌管留守京城的钥匙，所托付的责任特别重大；车驾清吏司还可以从上十二卫中选拔勇健的翊卫。皇官，大概相当于古代光禄勋的职掌，统领五营七署的事务，用来辅佐大司马，把军事机要寓于宫廷宿卫之中，并不只是掌管车舆、车辆、邮驿和牧养马匹而已。高皇帝凭武力平定天下，把百万军队收聚在神京，国家安然，有泰山一样的安定，到现在将近二百年了。近来营兵成群喧闹，极其猖狂，几乎像元魏时神策、虎贲、羽林诸军造成的祸乱。朝廷的纲纪所关系的事情，实在不小。军队聚集的地方，统领驾驭他们的人有时不能了解他们的实情；不能了解他们积蓄已久的情绪，他们便愤懑而想要一举发泄，这本来就是势所必然。于是想要探求他们的心情，给予安抚慰藉，他们反而自以为得意，安于任性放纵。这样一来，先前所谓的情绪就不再只是偶发的情绪，而将变成习惯；他们会因一时愤懑的气势而形成习惯。国家难道可以有一天把这种情况当作安定的凭借吗？从前辽阳的军队曾经喧闹，安抚之后才平静；云中的军队又曾经喧闹，也是安抚之后才平静。这是边疆的祸患，如同四肢的忧患。如今京城腹心之地竟然惴惴不安到这种地步，然而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因为从前的事情没有受到惩处，便仿效前例呢？假如再次没有受到惩处而让人仿效，那么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天下的变乱，没有不是从细微处开始的。唐朝中叶起初只是平卢一军作乱，当时没有折断它刚萌发的枝芽，终于酿成延续到五代的祸患，成为一百六十年不能除去的痼疾。武宗时，泽潞擅自发号施令，李德裕请求讨伐；这时横水戍的士兵叛乱进入太原，拥戴杨弁主持留守事务。议论的人多说军队都可以罢除，德裕立即催促王逢起率领榆杜军，斩杀杨弁，把首级献到京师，泽潞也随即平定。德裕做宰相时，不能完全使人人满意，但遇到事情能这样有制度、有决断，所以能够使河北三镇畏惧服从，会昌年间的政治也因此受到世人称美。大概天下的善治，在于能够掌握事变的机括，虽衰弱、收缩、变化，也没有什么不能应对；唯一可忧虑的是因循迟疑不决，侥幸以为眼前没有祸患，却不能主动加以制御，这正是值得忧虑的地方。人们说您勤勉敏捷，长于处理政务，凡是牧监、舟舰等方面的弊病，多有整顿改革；亲王就藩后，又兼管兵部、工部的事务，仍然绰绰有余。我认为这只是了解您的粗略一面。如今您北上，一定能够着眼于天下大事，在朝廷中辅佐谋划。我还有什么话可以帮助您呢？○送周给事兴叔北上序

译如今世上任用人才，以及士人被天下任用，与古代不同之处在于：选求人才的人和求取任用的人，都不是本来应有的样子。古代的士人，上位者知道尊重他们，所以士人也能自重，不轻易求进。如今则只是自行求进而已。不过，即使到了今天，也仍有不可改变的地方：自重的道义常常还存留在其中，只有这样，才可以担当天下的事务。孔子、孟子的时代，世人已经不知道尊崇并任用他们的道术，但孔子、孟子本来仍不能忘情于世间，也同世人一起奔走，最终因为知道事情不可为而停止，这就是孔子、孟子自重的地方。后世学者遵守他们的家法，即使过了千百年也未曾改变。孟子谈到伊尹和孔子，大力抨击当时好事之人诬蔑圣人，以成全自己苟且求进的私心；至于百里奚自我出卖，也深为他辩护。孟子认为百里奚所成就的事情已经很小了，但他仍不肯出卖自己来成全他的君主。一个人如果竟至于自我出卖，即使是五霸的功业也无法成就。由此说来，士人想要寄托于功名，苟且冒进，即使自己欺骗自己说能够有所成就，也是在诬妄。临安人周兴叔凭进士身份任江南令，后来入朝任给事中。当时的宰相仰慕他的声名，颇为暗示意旨，想把他招致门下。兴叔立即以疾病为由辞职离去。先皇帝末年，朝廷正要举荐隐逸之士，恰逢新天子即位，一时间人才云集宫阙之下，无不很快得到显要升擢。兴叔本应乘时起用，来观察天子的新政，却仍然高卧如常。国家旧例，大臣请假在家，没有召见不得入朝；不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凡是在朝官员获准休假，都要亲自到宫阙，然后由天子授予职务。二年冬天，兴叔还没有赴阙，唯独任命他的诏书已经下达，于是才接受诏命出仕。兴叔可以说真正得到了古人自重的道义。我任职吴兴，往来临安时，曾在西湖古寺访问兴叔，只见他读书作文，那里山深路曲，人迹罕至。临安全城的士大夫都推重他的道义。如今兴叔出仕，确实是能够自重而不苟且的人。给事中是负责进谏的官员，天子既然嘉奖直言，臣下便能够有所建言议论；每次把意见呈给公卿大臣，他们也不违逆他的意见，所上奏章往往都能施行。大概是遇到了圣明的时代，他的话这样容易施行。正因为言论容易施行，更应当想到提出这些言论的困难，然后才可以做到。自古以来像贾谊、陆贽、王吉、崔寔、魏征这些人，他们的言论无不关系到一代政治的根本。今天子承继帝统登上帝位，正值世道将要发生变化的时候。天下政治治乱的关键，以及人心风俗趋向的变化，兴叔独自居住深山，已经长期仔细观察过了；他一定不会只是空谈，而会用实际行动来符合朝廷任用他的意旨。我想到自己正徘徊在出仕和退隐的道路上，还不知道如何裁决，哪里足以帮助兴叔此行呢？只是我平生受他的知遇最深，又乐于看到兴叔的道义得以施行，因此写下这篇序。○送余先生南还序 太史余先生以进士第三名入翰林。今年礼部考试士人，先生奉命主持考校，录取了三十人，天下人都认为选得了人才。不久，因任官满一考，推恩封赠他的父母，随后获准告假还乡。被他录取的士人认为先生南行，应该有一篇文章为他送行，按年龄次序请我来写。大人君子处在职位上，要看他对天下施行了什么；尚未居于职位时，只要看他用什么来修养自己就够了。如今的馆阁，本来还没有承担天下的职责。一个人从最低的一命官开始，都各有职掌；馆阁却是辅佐宰相、培养人才的地方，应当对天下事务一概不让它牵累自己的思虑，使自己保持虚静纯明来涵养德业，并广泛考察古人的书籍，从圣人的经书直到诸子百家的学说，以及古今治乱的原因，无不尽心研究，这样，成为辅相的条件就具备了。以后有一天把职位交给他，使他承担天下的责任，就没有不适宜的。这就是国家储养馆阁之臣的用意。我到京师时，看见先生和同郡的王太史先生，都年少而考中高第，入朝则同在馆阁，出行则并辔而行；他们意气昂扬，却仿佛仍觉得不足，神色谦抑，又仿佛有所不能，急切地想着怎样才能赶上古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声望地位已经很高，足以成为大臣、宰相的材料了。我们的余先生对待他所录取的士人，未尝不是满心喜悦地加以教导引进，唯恐他们不能有所成就。被录取的士人听说先生离去，都惘然若有所失，每天盼望先生归来。士人只因一日相遇，便可能决定终身的情分；不只是主考官求取士人希望得到合适的人，士人也希望遇到贤明的主考官，把他当作自己的归依。韩愈称赞陆贽考校文章十分详尽，也庆幸自己在选中之列；凭韩愈看重当世人物的眼光，他还把自己依附于陆公，认为做他的门人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我长期困于科举考试，特别受到先生识拔，天下人尤其因此称许先生。我所受的感恩本应比寻常更加深厚，这里不敢一一陈述，大概是因为请我写序送行的诸位君子的意思就在于此。○送顾太仆致政南还序

译士大夫在出仕、退处、进用、退让的时候，常常在内心自我揣度，并不是别人能够知道的，别人也无从知道。只要内心有一丝不安，就不能在那里过一天；至于内心没有什么不安，即使召公已经告老，周公还会恳切地挽留他。周公、召公两位圣人都在职位上，周公对召公的心意，就如同召公自己对自己的心意一样。为什么一定要把离去当作高洁，而嫌疑于不离去呢？如今世人评论士人离开职位，只说是为了高洁而已，难道这就是谈论出仕退处、进退取舍的道理，以及知道道理的人所能议论的全部吗？然而，如果内心确实有一丝不安，那么离去也正是他高洁的表现。疏广接受二子之后，以年老为由辞去官位，《汉书》详尽记载了这件事。韩退之又称赞他们，认为《送杨少尹序》也充分说明当时的人能够知道仰慕爱重二疏；至于二疏之所以离去，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坚决态度无法用言语表达。韩退之对杨侯也是如此；曾子固送周屯田，则只是把能够从烦劳中解脱出来当作快乐。士大夫把自身献给国家，难道只是因为能够从烦劳中解脱便感到快乐吗？班固与韩愈、曾巩的文章，世人都认为无人能及，我却仍认为它们没有完全穷尽出仕退处的道理，也没有从人的内心来揣度，这并不是论说精当的文章。我年轻时就同太仆顾公相识。顾公任给事中时，后来被罢废二十多年；我同他谈到做官时的事情，他总是笑笑，从未自己谈起过。到了京师，我开始叩问他，才知道当时他奉命出使查勘蜀地事务，能够替朝廷不把骨肉亲属区别对待，维护大体；他请求赦免、召还因大礼、大狱等事获罪的臣子，只祷告祭祀一事除外，这尤其是当时难以说出口的话。后来他被起用，四次升迁，直到今天的官职；他在寺中提出的建议，大多记录在重要事项中。他任职必定想有所作为，与往日任给事中、年轻锐气锋利的时候没有不同，也可以说完全尽到了职守。他一旦以年齡为由辞职离去，难道不可以说是高洁吗？然而他的志向究竟在哪里，他自己不说，别人也无法揣测。此前我们吴地告老离职的人，有阳羡的万宗伯，海虞的陈奉常则以病请退；两位都是了解我的人。顾公回乡后，如果把我的文章给他们看，他们一定会认为其中有合乎自己心意的地方。我所论说的士大夫出仕、退处、进退取舍，正是韩退之、曾子固未能达到的地方。《归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归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吴郡归有光著 门人王执礼校订 序六 ◆序六 赠张别驾序 赠阳曲王公分司太仓序 赠戚汝积分教大梁序 赠俞宜黄序 赠弟子敏授尚医序 赠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赠峨眉寺觉义海上人序 贺戚总戎平倭序（代作） ○赠张别驾序 张侯从秋官郎、尚书属官出任苏州判官，恰逢所属昆山县令职位空缺，便来代理县政。不到一个月，新县令就将到任。我们这些士人聚会于玉山南面，请张侯来共同欢聚一天。大家没有不因侯将离去而感到忧伤的。唉！人与人相交，虽然相处多年，也未必彼此相爱；不但不能相爱，甚至还会厌恶相处日久而设法驱逐，只怕他不快点离开。像张侯这样不轻视我们，以及我们这样爱戴张侯，可以说是有真情了。做官的人来到这里，都是四海九州的人，原本没有亲友关系，一旦奉天子的命令突然来到这里做官，像这样，难道只是法令和威势能够做到的吗？也不过是依靠彼此有情而相爱罢了。如今有些人自称能够掌握百里之内百姓的生死，依仗法令威势，冷漠地对待百姓，只顾实行自己的恣意暴虐，这就是当今俗吏大多的样子。张侯为人慈爱和善，远远看去就知道他的真情，所以不到一个月，县里的士民没有不爱戴仰慕他的。唉！我们县里的人，努力耕作来供应赋税贡物，曲意侍奉天子派来的官吏，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即使成排地死在鞭打刑具之下，也未曾敢有憎恨怨愤之心。只是对于事情的是非真相，也有不能蒙昧的地方，有时仅仅表现在街巷里的歌谣中。孔子删定《诗经》三百篇，赞美一篇而讥刺九篇，就是为了引导百姓的情感，使他们把情感宣泄为言语。像《十月之交》《雨无正》这样的诗，即使幽王、厉王的暴虐，也不能禁绝。如今有些大官互相勾结以应付上级，不说是官吏没有良心，反而还辱骂我们，认为风俗浅薄恶劣。二百年来仁爱、孝顺、忠诚、厚道的风俗，为什么到了今天偏偏就变坏了呢？张侯一到任，就遇到倭寇警报，贼寇从海滨深入百里，接连不断地来到城下。张侯用安定镇守此地，即使在仓促危急之中，也不肯因循旧日弊政而扰害百姓。前年贼寇到来时，县里常常提前关闭城门，又严格禁止从城上缒人下城；小民带来的斗米束菜，全被吏卒苛取。近郊百姓扶老携幼，来到城门前呼喊，城上却没有人回应，只坐视他们辗转于刀锋之下；还每天把疑似贼谍的人捉来，作为贼寇间谍加以剖杀。因此受冤受苦而无处申诉的百姓，有些并不只是死在贼寇手中。像过去那样的事情，今年全都没有了，这难道不是贤人君子到任的结果吗？贤人的恩泽如同及时雨滋润万物，哪里有边际呢？这样以后才知道张侯之所以不是当今的俗吏；而在一月之内，我们爱戴仰慕他竟这样深，那么最能知道我们县风俗并不浅薄的，也没有谁比得上张侯。所以我乐意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张侯名叫牧，是辛丑年进士，山阴人。○赠阳曲王公分司太仓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