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译世上研究谱牒学的人，常称道欧阳氏、苏氏。我考察两家的谱书，小处不同，大体相同。大概他们的方法，是让族人各自编写谱牒，并且各自详细记载自己的宗支。人人都详细记载自己的宗支，谱牒就十分完备，可以延续到无穷，这是它的优点。苏氏又说：“古代只有天子的儿子和最初成为大夫的人，才可以成为大宗，其余人不能。只有小宗的制度，还可以施行于天下。”所以编写族谱，都依照小宗，而把大宗的制度空置不用。我的说法却与此不同。古代先有大宗，后来才有小宗，就像树先有根本，然后才有枝叶。继承父亲这一支、继承祖父这一支、继承曾祖父这一支、继承高祖父这一支，随着世代而变化；成为大宗的却不变。因此祖先在上面迁移，宗支在下面更替，却不至于离散，是因为有大宗维系它们。所以说：“大宗用来收拢族人。”如果废弃大宗，小宗制度也就没有可以凭借的东西，不能独自施行于天下。我又认为，谱牒只是记载本族世代次序、姓名和名讳罢了。那些不可知的事情，没有办法；可以知道的事情，就没有不记载的。只要世代次序、姓名名讳已经详细记载，就不必硬性规定宗法，而宗法自然存在其中。所以欧阳氏、苏氏是用有形的宗法来治理无形的谱牒制度，我却是把有形的宗法寓于无形之中；这就是我的谱牒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水利论 吴地低洼，是水流汇聚的地方，水利对百姓的利害尤其严重；治理水利的人都没有弄清它的源流，禹所创立的水利法，废弃已经很久了。吴地东北边境被江海环绕，中间蓄积着太湖；湖州各溪流从天目山西北流来，宣州各山的溪水奔流汇注，从吴江经过甫里，又经华亭青龙江入海。太湖广大三万六千顷，入海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所谓吴淞江。但吴淞江从湖口到海并不远，却有潮泥填塞淤积、泥土倒灌的祸患；湖田肥沃，往往被百姓围垦占有，和水争夺一寸一尺的利益，所以松江一天比一天狭窄。从前的人不遵循根本，只沿着水流追逐末端，贪图眼前的小便利，另外开凿港浦以求一时之利，因而松江的水势日益衰弱，延续到今天，几乎同支流无法区分，有时甚至大腿还不如手指粗，海口终于淤塞。这难道不是治理水利的过错吗？大概宋代扬州刺史王浚认为松江沪渎壅塞不利，想从武康的纻溪开渠，直达大海，开凿别道便从这里开始。江道既然淤塞，就应当从淤塞之处治理；不致力于此，却另寻道路，所以治理越用力，偏离原道越远。太仓公为人治病，诊断预期能够判定生死，但有时也会不应验；他认为病人本来不应服药、针灸，一旦服药、针灸，就会使死亡提前、痊愈推后。治理水利同服药、针灸有什么不同呢？孟子说：“天下人谈论人性，只不过说它的本来状态罢了。本来状态以顺其自然为根本。”禹治理水流，是顺着水势做不妨碍它本性的事情。想谋求天下的大功，却不知道顺着应当顺从的事物去做，造成的祸害是说不尽的。唉，近世的议论，只局限于一十六浦之间；有时涉及松江，也不过是疏导眼前的壅塞，疏浚蟠龙、白鹤、汇等水道，没有看见有人开阔地恢复禹的事业。宜兴人单锷著书，受到苏轼称赞；然而他想修筑五堰，开凿夹苎、干渎，截断西来的水，使它不进入太湖，却不知道扬州的薮泽正是上天用来蓄积东南水流的地方。如今用人力把它堵住，水既是百姓的祸害，也是百姓的利益；即使太湖干涸对百姓有利，难道真是利益吗？太史公说黄河灾害泛滥，对中原的祸害最严重，唯有治理黄河是当务之急。禹治理四海的水，却单独把黄河作为重点；我认为治理吴地的水，也应专力治理松江。松江治理好了，太湖的水自然向东流下，其余水道就不必再费力。有人说：《禹贡》说三江汇入大海，震泽于是平定；吴地还有娄江、东江，和淞江合称三江，震泽入海并不是只靠一条江。我说：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一条江向西南上行，通到太湖，叫淞江；一条江向东南上行，通到白蚬湖，叫东江；一条江向东北下行，叫娄江。这本来是说两条水道都是松江分出来的。《水经》所说“长渎经过河口，向东则有淞江流出”，就是江水奇处分流，称为三江口，并不是《禹贡》所说的三江。大体说三江的说法不止一种，只有郭景纯把岷江、浙江、松江视为三江，较为接近。大概《禹贡》特意记载扬州的水道；现在的杨子江、钱塘江、松江，都在古扬州境内。《尚书》是用来报告治水成功的，而松江从震泽入海，《禹贡》大概没有涉及。由此看来，松江独自承接太湖之水，所以古书把“江湖”通称为笠泽。总的说来，它的源流近，不能和杨子江相比，深度宽度也应当相互争雄。范蠡说：“吴国与越国之间，三江环绕吴越边境，除了岷江、浙江、松江还能是什么？”那么古代并称三江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治理松江，吴中一定没有白水泛滥的祸患；再从旁边引水灌溉田地，就没有不能耕种的田地了。但是治理松江，必须使它宽而深，水势洪大壮阔，和杨子江相等，然后才可以说恢复了禹的事业。水利后论

译单锷认为吴江堤横截江流，东岸江尾茭草芦苇丛生，泥沙涨积堵塞；他想开辟茭芦生长的地方，迁走沙村的百姓，运走涨积的泥土，凿开堤岸，修建千座桥让水流通，又在下游开通白蚬江、安亭江，使湖水经华亭、青龙入海。他虽然知道松江的重要，却不懂《禹贡》的三江，所以他的建议还不够高明，竟想截断西来的水，堵住太湖的上游。苏轼说过：“要使松江不堵塞，必须把吴江县全县的百姓都迁走。”这种说法恐怕不是单锷所能想到的。如今不削去堤岸，而只是修成旱桥，也是拘守常规的见解。崇宁二年，宗正丞徐确提举常平，考察《禹贡》三江的说法，认为太湖向东流入松江，正在下游，应当从封家渡古江开挖疏浚到大通浦，直通海口。当时只有徐确想要恢复古道，但徐确关于三江的说法，如今也无法考察了。元泰定二年，都水监任仁发开浚江道，从黄浦口到新洋江，江面才宽十五丈。任仁发说古代江道狭窄处还宽有二里；然而二里之宽的江道早已淤塞很久了。自宋元嘉年间，沪渎已经壅塞到这种地步，哪里只是千年呢？郏氏说：“吴淞江的古道可以抵得上千条水浦。”又说江旁纵向水浦，自己小时候还看见它宽二十五丈，那么江道的宽阔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古江盘曲如龙形，大概江水从太湖流来，距离海不远，江面既然宽广，如果径直流去又容易泄尽，湖水便不能蓄积，所以使河道迂回曲折。如今江道浅狭，哪里用得着这样盘曲呢？我家安亭在松江上，寻找所谓安亭江，却完全看不见。江南有大盈浦，江北有顾浦，当地人也称那里为三江口。江口有渡口，我询问百岁老人，他们说从前南北渡口终日往来，也只有一两次，由此可知古江的宽阔。本朝都御史崔恭开凿新道，从大盈浦向东到吴淞江巡检司；又从新泾西南的蒲汇塘入江；从曹家河直凿平地到新场，江面宽十四丈。按照郏氏所见的水浦尚且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开江面才达到当时水浦的宽度；到了本朝开江只有十四丈，那么兴工办事，以今天相比古代，江道日益低下微小，怎么还能见到禹时代的江道呢？汉代贾让论治河，主张把冀州百姓向北迁移；水流冲击的地方，就在黎阳遮害亭决口，把黄河水放入大海，即使毁坏城郭、田地、房屋、坟墓成千上万，也要这样做，因为这才是大禹治水的办法。挡在道路上的山陵都要毁掉，破坏截断天地的自然形势；这不过是人力所造的东西，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呢？如果吝惜小小的涨沙、茭芦之地，即使年年开通水浦，而支流和主流的根本不正，水最终还是会横行。如今自嘉靖以来，多年干旱、少有水灾，愚民以为从今以后不会再看到白水泛滥的祸患。我曾听说正德五年秋天，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的雨，吴中就成了巨大的水泽。假使像汉代建始年间那样连续下雨三十天，又将怎么办？天灾流行，国家一旦遇到水灾，我们百姓必然有成为鱼鳖的忧患。有人说：如今只开通天江，其他溪港难道都应当废掉吗？我说：禹疏通九州河川直到四海，又疏浚田间小沟直到大河；江流既已归正，就可以随所在之处引水灌溉田亩。况且大江水流浩大，水势不能不漫溢；如今的小江还有剿娘江，分流四五里后又汇合，那么古代娄江、东江奇处分流、从旁流出的遗迹，也许会自然显现。比如刘家港，元代是海运千艘聚集的地方，至今仍是入海大道；上海的黄浦水势尤其汹涌，难道能废掉吗？只要主流根本壮大，支流旁系就没有不得其所的。三江图叙说 古今论说三江的人，班固、韦昭、桑钦的说法较为接近事实。班固只是说从芜湖向东到阳羡入海；韦昭把钱塘江、浦阳江分作两条江；桑钦说南江从牛渚上行到桐水，经过安吉，沿长渎而行，但这不熟悉地势，程大昌已经详细辨析过了。不过孔安国、苏轼的论说也未必完全正确。现在依从郭璞，把岷江、淞江、浙江作为三江。大概从扬州斜转向东南，杨子江、吴淞江、钱塘江三处入海，而且都以“江”命名，说它们是三江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淞江淤塞细弱，已经没有江的形势，世人于是忽略它而不再讨论。宋淳熙年间，直学边寔编修《昆山志》说：“大海从西面分为南北两支，向东转斜而西流，朱陈沙称为扬子江口；由徘徊头向北流，黄鱼垛称为吴松江口；经过浮子门向上，称为钱塘江口。”三江汇入大海，是禹的遗迹，没有改变；这是今天亲眼可以看到的事实，诸儒出于胸臆的说法不足采信。淞江下三江图叙说 《史记正义》说：“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叫三江口。一条江向西南上行七十里到太湖，名叫淞江，是古代的笠泽江；一条江向东南上行七十里到白蚬湖，名叫上江，也叫东江；一条江向东北下行二百多里入海，名叫下江，也叫娄江。三江分流之处称为三江口。”顾夷《吴地记》说：“淞江向东北流行七十里到达三江口。”庾仲初注《扬都赋》说：“太湖向东注入淞江，七十里有水口，向东北流入海叫娄江，向东南流入海叫东江。”大概淞江有娄江、东江，就像岷江有中江、北江、九江一样，实际上是一条江。古代贤人用这一说法解释淞江下游的三江口，并不是把它当作《禹贡》的三江。《吴郡续志》说：“淞江承接太湖之水，一股从长桥流入同里犁湖瀼，经白蚬江进入薛淀湖；一股从甘泉桥经淞江尾流入东华泽湖，从急水港到白蚬江进入淀湖，再流入大海。”按照《史记正义》和《吴地记》寻找它的位置，淞江向北流七十里分流之处，应当在今天昆山境内。论说者只是想寻找娄江、东江两条江，却不知道正因为淞江细弱，分流出去的水道才终于看不见了。《续郡志》说：“昆山塘从娄门经过昆山通达大海，以刘家港为娄江。”这也是牵强附会。马政蠲贷

译从前先王制定法令，一切依据法律。这样做的本意，是使人丝毫不敢触犯；但法律无法施行之处，也时常有所宽免。所以君子把赦免过错、宽宥罪责看作天地解除禁锢。假如法律一经确定就丝毫不变，人将无从措手置足，势必达到法律无法胜任的地步；法律无法胜任，法令也就穷尽了。所以圣人用赦免来使它通达。向百姓征收赋税也是如此。如今说百姓有固定应缴的赋税，却要求一点也不拖欠，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姑且制定这样的法令，但最终要给天下留下始终有所宽免的意思，使人不必总顾念过去的欠负，那么负担就会减轻，也可以勉力为将来作打算，这就是王者之道。国家向东南征收财赋。先皇帝在位十年间，时常颁布赦令，百姓安居乐业，积欠也少。此后直到三十多年不行赦免，积欠反而更多。积欠很多却不赦免，即使逐户诛杀也不能清尽。天子刚即位，诏书宣布免除拖欠的赋税，天下百姓欢欣鼓舞，好像获得新生；可是执行的人仍然加倍搜求，稽查核对更加严密，百姓不能不失望，而积欠最终也没有真正收回。这难道不是没有给百姓一个免除积欠的名目吗？祖宗命令民户养马，最初制定的法令十分严厉。难道祖宗不希望马匹良好，而是估计无法完全按照法令执行吗？每次下诏都加以蠲免和借贷宽缓，难道不是形势不得不如此吗？但这也能表现天子的仁爱之意，终究不因马政而使百姓困苦。因此我把历年蠲免的事情搜集出来，全部记载在这里。马政库藏 太仆寺掌管马政，而库藏尤其是本寺的重要事务，所以有兑换银两、变卖马匹、草场余地租税等收入，凡是贿赂般的收入也都用来买马。马匹不足，就命令百姓购买。百姓常常根据土地适宜程度和年成丰歉来权衡，财物的收支则把账目上报司马。犒劳军队、修缮城池、府署和军营的制造，都从本寺取给。大司农缺乏财物时，也时常向太仆寺借用。御马监、边屯的马匹不足，来向太仆寺报告，太仆寺就给予，有时给马，有时给财物，财物和马匹是一样的。因此太仆寺的积蓄特别丰厚，而支出也超过苑马寺。苑马政务不能施行，边地马匹就不足；太仆寺不掌管内厩，宫内马匹就没有节制。所以我考察秦汉官制时，常常有所感慨。汉代毋将隆说：“武库的兵器，是天下公用的；国家武备的修缮、治理、制造，都由大司农估计钱财。大司农的钱，皇帝乘舆所用以及日常供养不能拿来支给；皇帝供养、劳军赏赐都由少府出，大概是不以国库的钱供给末端用途，不以百姓的力量供养浮费，区分公私，显示王者之道。”太仆寺专门为国家掌管马匹，其收入又不是大司农可比；如果拿来供给其他部门或借用，就不是守住瓶口的本分了。这关系到军国大计，所以特意记在这里。我考察祖宗时，尚未设置专门的库司，大概当时太仆寺专门掌管马政，而积存的金钱很少。弘治初年才开始设置官吏，难道不是金钱已经多于从前了吗？金钱一天比一天增加，马匹却一天比一天减少。议论的人又说征收金钱方便；如果这样不停下去，几乎就没有马了。有人说积存金钱来购买百万匹骑兵，可以立即得到，那么内库的金钱就等同于外厩的马匹了。这是不对的。过去曾经捐出金钱买马，当时还认为扰民而不能实行；一旦仓促搜括民间马匹，哪里还能得到呢？正如粮仓没有积谷，黄金珠玉在饥荒时也不能吃。冀北的马匹号称天下第一，如今百姓每年交纳马匹，往往还要到其他郡购买。所谓外厩，究竟在哪里呢？而边军的索取没有满足，涓涓细流不足以填满尾闾的泄水口，这件事不能不作长远考虑。言解 言语在什么情况下才适宜呢？适宜于有用之处，不适宜于无用之处。言语接触外物，和喜怒哀乐一样；能够针对所接触的事物，就是言语的原则。整天谈论鬼，人们认为没有用，因为这与自己不切近；整天谈论道，人们认为有用，因为这与自己切近。但因为切近自己就整天谈论它，却不合于所接触的事物，这同谈论鬼有什么不同？孔子说：平常的言语要谨慎，并不是说对不可以说的话谨慎，即使是可以说的话也要谨慎。道存在于人身上，就像耳目口鼻一样；看得见它的人不会追问，具有它的人不会夸说。假如有人整天说：“我的耳朵怎样？我的眼睛怎样？我的嘴和鼻子怎样？”人们就会认为他狂妄荒谬。真正有耳目口鼻的人，不需要说出来。饥饿的人谈论食物，饱的人不谈；寒冷的人谈论衣服，温暖的人不谈。从前宰我、子贡熟悉听闻孔子的言论，能够说出仿佛相近的议论；他们的话并非不依循道，只是当时把它们列为专门的言语科目。求学者的学习，如果舍弃德行而只取得善于言语的名声，那么即使成为宰我、子贡那样的人，也值得羞耻。曾子说：只有颜回好像愚笨；宰我、子贡并不是说没有实际内容的话，只是最终仍达不到圣人的道。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圣人如此看重言语。圣人并不是把言语本身看得珍贵。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这就是圣人的道。解惑

译嘉靖己未年会试结束后，我到这时总共参加了七次考试，仍然没有考中。有人说，翰林院各位学士一向怜惜我，考试时想录取我，极力寻找我的试卷却找不到，都怅然失望。大概是我的试卷被帘外的官员扣住，未能送入考官那里。又有人说，您的名声天下皆知，即使在岭海边远之地，人们谈到您也会肃然起敬，唯独您的同乡必定加以诋毁。您还没有参加考试，就已经有人诋毁您了。既然没有考中，帘外的人又挑出您的文章来毁谤，听到的人都替您感到不平。我说：不是这样的。有人举荐您而您考中了，这是举荐您的人胜利，而排挤您的人失败；有人排挤您而您落第了，这是排挤您的人胜利，而举荐您的人失败；有人赞誉您而您考中了，这是赞誉您的人正确，而毁谤您的人错误；有人毁谤您而您落第了，这是毁谤您的人正确，而赞誉您的人错误。那个人如果既不正确又没有取胜，又有什么值得同他争辩的呢？那个人既然正确而且取胜了，又有什么可以同他较量的呢？没有人促成却自然发生的，是天意；没有人招致却自然到来的，是命运。人不能靠自己去使别人举荐或排挤，也不能靠自己去使别人赞誉或毁谤。这是因为有天命在其中；实际上，天命从未真正举荐过谁，也从未真正排挤过谁，从未真正赞誉过谁，也从未真正毁谤过谁。从前张文隐公担任学士、主持考试时，内江人赵孟静负责《易经》房考。赵孟静又是张公门下的门生，告诫自己一定要录取我，非常想得到我，却还是没有录取。后来文隐公从内阁再次出来主持考试，嘱托吏部主事长洲人章楙实，说：您是他的同乡，一定能辨识他的文章。章楙实也自夸一定能录取我，但最终仍没有录取。当时，帘外究竟是谁排挤我呢？子路被公伯寮诬告，孔子说：“道将要实行，是天命；道将要废弃，也是天命。”孟子受到臧仓阻挠，却说：“我不能遇到鲁侯，是天意。”所以说，一切都有天命在其中。晋代乐广曾和客人饮酒，客人看见杯中有一条蛇，心里厌恶，回去后便生了病。当时河南郡官署厅堂的墙上画着一张漆制的弓，弓角的形状像蛇，乐广知道杯中的蛇影就是弓的影子，便又置酒请客，问客人所看见的是否仍和先前一样，随后把原因告诉他，客人的病就痊愈了。如今有些人的说法，都属于杯中蛇影这一类。我写这篇文章来解除疑惑。《道难》周代的时候，距离先王的时代还不远，孔子受聘游历各国，立志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晨门、荷蒉以及长沮、桀溺等人都讥笑他，孔子却不以为然，但他的道最终还是无法实行。他同求学者谈论政事，没有一次不归结到道；比如回答仲弓、子张关于仁的提问，所说的都是政治。诸子都有志于治理国家，而春风沂水之游的兴味，最终还是比不上曾点，所以孔子舍弃三位弟子而赞同曾点，就是这个原因。子游担任武城县令，以礼乐教化百姓；谈到君子和小人，也都以学习道为根本。这样看来，孔氏门中的施政虽然有大小之别，同孔子治理天下的原则却是一致的。自从管仲、申不害、商鞅这些人把自己的权术用于世间，他们的谋划都足以治理国家，但全都背离了道，所以无不取得功效，却把祸患流传给后世。后世谈论治理国家的人，都知道尊崇孔氏、贬斥诸子百家，但观察他们的实际作为，却反而还不如申不害、商鞅。天下在历代积累的废弛之后，想一举振兴，却没有可以主持和依据的原则，就像庸医寻求治病的方法，杂乱地投下各种药剂；想要采用申不害、商鞅那种峻急切实的办法，也已经无法做到了。永年蔡先生守苏州时，急切地致力于推行道，务求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仿照《周官》中州、党、族、闾组织百姓学习法令的政事，并且时常召集求学者同他谈论道。吴郡是旧日的大郡，唯独先生常能从容处置于吏治事务之外，具有春风沂水般的情趣。然而当地习俗安于旧有状态，有人暗中提出异议；先生心里稍稍感到不安，便悠然离去。求学者和百姓对他的爱慕，就像失去了父母一样。我门人沈孝年纪已到五十岁，贫穷得如同原宪，先生却独独喜欢他讲论经书有师法，时常请他来慰问；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能够想到蓬门陋舍中的士人，先生对境内人才的留意就是这样。我任吴兴县令时，暗中拜服于先生的风范之下，不敢把自己看作当今世俗的官吏。可是邓析一类人的诽谤日益厉害，先生门下有时也有人传播他们的话。只有先生不这样做，说：“归君用大道治理县政，你们凭什么说出这种话？”我确实没有达到先生对我的期许，但志同道合的话，是不能向世俗之人说明的。我任职邢州时，距离永年一百里；先生回家已经很久，我才知道这件事，于是到他的居所去，留下来饮食交谈，完全不把官爵放在心上，只是一谈到担任郡守的事情，便不觉因未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而惆怅。当时风雪布满庭院，他送我出门，约定第二年春天一同游览太行山。我因为入京朝贺而留在京城，后来又接到出任滁州的命令，想回去经过永年同先生告别，于是写作《道难》作为赠礼。《惧谗三首》

译班孟坚为《蒯通传》作赞说：“《尚书》记载流放四罪，《诗经》歌咏青蝇，自春秋以来，因谗言而招致的祸败太多了。从前子翚谋害鲁桓公，使鲁隐公陷入危境；栾书构陷郄锜，使晋厉公被弑；竖牛逃奔，仲叔孙死亡；郈伯诋毁季氏，昭公被驱逐；费无忌进献女子，楚太子建逃亡；宰嚭进谗陷害伍子胥，夫差丧国；李园把妹妹献给楚王，春申君被杀；上官大夫诬告屈原，怀王被扣留；赵高败坏李斯，秦二世自缢；伊戾制造盟誓之祸，宋痤死亡；江充制造巫蛊事件，太子被杀；息夫人作奸，东平王被诛杀。这些都是由小祸覆灭大事、由于疏远的人陷害亲近的人，难道不可畏惧吗！”自汉代以来，像这样覆灭国家、败坏家族的事情，哪里数得清？然而小人危害君子，国家和自身也会受到这种祸害，所以史书还能把它们记载下来。至于有人在不知不觉中陷害别人，就像射工、沙虱一样，使人和国家遭受暗中的祸害，而世人已经无法说清它了；同时又使这个人逃脱刑罚和上天的惩罚，这尤其令人痛惜。唐史记载，卢绚、严挺之都受到唐明皇的特别器重，李林甫最终用计谋排挤他们，使明皇仿佛起初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一样。至于君主没有能够知道的人，李林甫反而能够容纳他们。到了唐德宗时，李希烈反叛，德宗想派使者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卢杞推荐颜真卿，说他是三朝旧臣，忠诚正直、刚强果断，在海内声望很高，人人信服；结果却陷害了鲁公颜真卿，最终使他被李希烈杀害。小人对付君子，对于君主所厌恶的人，就用诋毁来加害；对于君主所喜爱的人，就用赞誉来加害。卢杞对鲁公颜真卿，就是这样。君主如果不是极其英明，怎么能不落入他们的计谋呢！《诗经》说：“变成鬼，变成蜮，就无法看见它；面目厚颜无耻，窥视他人没有止境。”君子不幸同这种人相遇，能够保全自己的很少。韩文公为人坦率正直，小人的计谋无从施展，便因此被人憎恨。任国子博士时，相国郑公赐给他座位，并索取他所作的诗文。随即有人向相国进谗言，又有人向李翰林进谗言。俗话说：“女子无论美丑，进了内室都会遭到嫉妒；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进入朝廷都会遭到嫉妒。”君子招致小人的憎恶，难道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吗？韩文公作《释言》为自己辩解。既然他自己说不害怕，又为什么写这篇几百字的文章呢？由此可见，文公害怕谗言已经很深了。《瓯喻》有个人把瓯放在道路旁，瓯倾斜后掉到地上，已经破碎了，那个人正要离开。恰好有一个拿着瓯的人经过，那个人立即抓住他，说：“你为什么打破我的瓯？”于是夺走对方的瓯，把破瓯给了他。市上的人多半偏袒先前那个破瓯的人，拿瓯的人最终无法申辩，只好离去。唉！如果打破瓯的人当时没有看见人，就会离开了；拿着瓯的人不幸遇到他，竟然用自己的完整瓯换取他的破瓯，又用自己的破瓯换回他的完整瓯。事情的变化竟到了这种地步，而那些市民也丧失了自己的本心吗！《性不移说》人的本性中确实有本来就恶的一面，荀子的论说只是偏于一端，却不能完全斥为错误。小人对于可以做善事的事情，也一定不肯去做；对于可以厚待别人的事情，也一定会采取刻薄的态度。所以凡是同人相处，他们没有不是做伤害人的事的，就像虎豹、毒蛇一样，必定要咬噬、螫伤别人，这确实是他们的本性如此。孔子说：“只有最高的智慧者和最下等的愚人不会改变。”圣人的话，万世都没有弊病。《易经》说：“小人只是改变外表。”小人仅仅能够使自己改变表面，已经是道德教化的极限；如果想使他们像豹一样彻底改变，连尧、舜也做不到。《读金陀粹编》自从宰相监修国史以来，史官失职已经很久了。秦桧为了诬陷鄙国的功勋和节操，企图蒙蔽天下人的耳目。海内替岳飞含冤三十年，直到有了这部《金陀粹编》，才得以昭雪。后来元代的史臣也采纳这部书的材料为岳飞作传，难道它只是岳氏孝子慈孙所作的吗？唉！世人稍稍有一点轻重变化，人情便随之改变，甘心附会，无所不用其极。秦桧这个贼子的权势熏天，万俟卨之流又哪里值得责罚呢？哪里值得责罚呢！《读王祥传》王祥受到后母虐待，后母还要伤害自己的儿子王览；王览却拥护自己的兄长王祥，对他无微不至。王祥、王览都被称为纯孝之人，而王览后来连续几代的子孙都才德贤能，在江左兴盛起来。上天用来报答他们的方式，实在长远啊。《归先生文集》卷十七 《归先生文集》卷十八 吴郡归有光著 门人王执礼校订 杂著二 杂著二 兴安伯世家 记载壬午年封爵功臣 记述安南之事 马政职官 马政祀祠 《兴安伯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