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译我和承式一同参加乡试，在礼部会试中都没有考中；但承式把依靠俸禄奉养父母看作急务，徘徊留在京城，送我到崇文门外，说将来应当能在浙江得到官职，于是约我游览钱塘西湖，远一些则到天台、雁荡之间，想做我的东道主，但几次都没有实现。今年他才得到青田的职务。青田处在万山之中，足以读书谈道，从容自得。近年浙东学者渐渐受到阳明之教的影响，研究致良知之学。承式为人敦厚朴实、收敛简约，不喜欢议论，但内心自有所得；如今做了别人的老师，不能沉默，也将拿出自己所学来考察、讨论与阳明学说的同异，究竟会怎样呢？浙东道学的兴盛，大概始于宋代末年。何文定公得到黄勉斋的传授，后来又有王会之、金吉父、许益之，世人称为婺州四先生。许益之的弟子是黄晋卿，而宋景濂、王子充都出自黄晋卿门下。高皇帝刚平定建康时，青田的刘文成公正和宋景濂以及丽水叶景渊、龙泉章三益四人首先应聘而来。当时他们居住在礼贤馆，每天参与机密谋议，浙东儒者也都在那里。国家兴办礼乐、制定制度、建立学校、培养士人，科举法全都出自宋儒；它的渊源就是这样。近年来，处州的科举考试甚至全郡都没有一个中第之人，有人于是把那里看作深山荒僻、荒凉绝远的地区，却不知道即使一个县每年贡送几十人，难道就能全都称作有才有德、选得其人吗？以瓯粤这样小小的地方，在两百年间出了文成公这样做皇帝老师的人，不能说那里缺乏人才。天下太平日久，士大夫不懂军事，一旦边境有警，就束手无策，只能寄希望于勇猛强力的人；这样一来，古人所说在学校举行比射、献俘的礼仪又是为了什么呢？文成公以书生身份面对方国珍在海上起兵，毅然提出剿灭他的策略，辅佐石抹元帅擒灭山寇，最终保护乡里，带领全城归附兴王的事业。他的文武大略，不能只把他当作一乡一国的人才来衡量。承式进入文成公的乡里，又同他的子弟交游，难道能不慨然有所感触吗？山川的灵气积聚了两百年，应当有杰出人物出现；何况又用先贤的道统、六经和孔孟之言来教导他们，将来一定会看见括苍的士人中，有文武兼备、忠孝双全的人出来为国家效力。送熊分司赴任滇南序 官府与百姓的利害关系，已经密切相连很久了。官制简省，百姓必然安静；官制繁琐，百姓必然受到扰乱。然而法制常常由简趋繁，并不是人情喜欢自作主张、诋毁前代，而是必然把自己所做的看作正确；这只是由于因循和变革，日复一日地不知不觉与古代走向不同。等到听闻古代的治道，又没有不感慨仰慕、想要恢复它的。汉代设置郡太守，属官中有都尉，掌管军队、防备盗贼；有时也裁撤都尉，把职权并入太守，却没有举行都试的差役。后来又设置刺史加以监察，有时派光禄大夫、博士巡行天下，但并不常有。郡国发生寇盗时，所派的大将也极少。如今的制度，在州郡之上不断增加奉命出使的官员，因此各职司不能充分施展，往往临郡监视的官员多达数人，却不过是代替郡守处理事务而已[原文“而巳江南”疑有脱字或串句]。江南作为京畿辅郡，近年以来又派省司来统辖内郡，这不是祖宗旧制，大概只是权宜之计。公最初以进士出任太仓知州，恰逢有倭夷入侵，朝廷议论认为公宽厚仁慈、正直诚信，远近百姓都敬畏爱戴，可以担当东南重任，于是逐渐升为郡丞。后来又以按察司的身份统辖各郡。议论者认为，官制虽然不同于古代，但公以一人历任数职，都是治理民政、军务的职位，而始终没有离开太仓境内，正如汉代任用魏尚为云中太守、龚舍为泰山太守、祝良为九真太守，以及张乔为交趾刺史一样。自从公任官理事以来，岛夷不再侵犯，沿海清平安宁，这就是前代刺史、郡守的明显成效。于是公在吴地任职十二年，才获得升任滇南的任命；吴地百姓叹息，以不能再挽留公为遗憾。我料想朝廷因公的资历声望已经很高，姑且借此任命作为召入内台的途径，滇南任职不会长久。或者如今的制度，常让部院大臣巡行天下，百姓都盼望公像从前周文襄、夏忠靖二公那样再次驾临；我知道滇南百姓不能同我们吴地百姓争夺公。今天子与几位大臣革新各项政务，必定顺应百姓的需要；官制即使不完全合于古制，但像前日那样任用公，也可以说得到了古代制度遗留下来的精神。滇南虽然距离京城万里，但公是楚地人，从巴、黔以西，没有什么能够阻隔通往滇南的道路。如今那里风土清美，四季景候如同春天，花草鲜艳美丽，中原有的物产那里多半也有，百姓安乐；叶榆、西洱之间，连狗叫示警都没有，只要安卧治理那里就够了[原文“直卧”或有讹误]。《诗经》说：“君子来朝，拿什么赐给他？即使没有赐给他路车乘马，又拿什么赐给他玄色礼服和绣黼的礼服？”又说：“君子快乐啊，福禄厚重。”这样悠闲自在，也正是合宜的境遇了[原文“膍”字疑有讹误，诗句含义据上下文疏通]。总的来说，我日日都在盼望公的消息。○《送计博士序》

译从前先王用道术教化天下；自周代盛世以来，以《诗》《书》《礼》《乐》来造就士人，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后来孔子加以整理并阐明。所谓“博学于文”，就是广泛学习这些内容；广博之后归约于礼，就是所谓“一以贯之”。孔子平日教人讲学，并不是能够舍弃这些而另求所谓的道。孔子的弟子中，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可以说文质彬彬、盛况空前。孔子去世以后，弟子们各自凭借所长到诸侯国教导，历代君主也知道尊崇提倡，于是博士这一官职大概从此时开始出现。秦朝遭逢焚书禁学，这一官职仍未废除，汉代便得以沿用。汉武帝表彰六经，设置五经博士；后来历代逐渐增加，到东都时终于有十四名博士，由太常总领。当其盛时，石渠阁、白虎观的讲论会，天子亲自裁定。秦汉之际，六经之学几乎断绝，却仍然幸存并重新显著；上天对于这种文化，好像暗中有所护佑，而国家的气运也依赖它来维系，它所关系的难道还小吗？汉代以后数百年间，朝廷官职世代有所变更，唯独博士一直设置。贾逵、马融、王肃、郑玄的学说盛行于魏晋以后；梁代的皇甫偘、褚仲都，周代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代的何妥、二刘，都以博士之名闻于当世。到了《贞观正义》施行，前代各家的学说不再同时保存，其学说才归于一统；学者们只是一味诵习它来求取功名，于是唐代的儒学衰落了。宋代的大儒开始著书，阐明孔孟失传的学术，以辅佐和发扬遗留下来的经典；直到今天，朝廷把它颁行给学校，定为选取士人的标准，可以说是使道德归于一统、风俗趋于一致了。然而从太学直到郡县学校，学者只是专攻应试文章，却没有讲习诵读的功夫；古今选取士人的途径，没有像如今这样专门限制在一科之中的。假如只会写应试文章，却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我恐怕国家对于士人，使用他们时非常看重，而培养、教育他们的条件却还不完备。倘若只习惯写应试文章，只为谋求一日的富贵，士人用来要求自己的标准也就太轻了。懂得讲习诵读、追求亲自领会，那么孔子的教诲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天下学者想要阐明道德性命的精微，也没有舍弃六艺而只靠空泛言论讲论的。柳州计君来昆山教书，以宽厚仁慈教化引导学者，不到两年，便以优异成绩入朝任国子博士。我感叹计君的贤能，希望他有志于举明博士之职的意义，因此写这篇序赠给他。○《送张子忠之任南昌序》从前孔夫子同弟子们谈论政事，《论语》记载得十分详细。虽然他们所说不尽相同，但都是为政的道理，对于具体的行政事务却没有涉及。若要找一句话概括它，就是：“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罢了。”当今社会的弊病，是不懂道理而不能爱护百姓。不懂道理又不能爱护百姓的人，成为猥琐放纵、横暴任性的徒众，本来不值得谈论。至于那些有所建树、号称能干的官吏，也不过只在声势和表面功绩上用力，一时显得赫赫耀眼，众人以为美好；天下的元气却日益消耗，而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世间又能依靠这种人什么呢？所以，只要学习道理而能够爱护百姓，就不必再计较当地水土风气以及时代变化，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治理。譬如水只要能够流动，至于流成灉、濋、澜、波、潜、浒、沱、洵、沙、濆、汧、汜、沦、径，都只取决于它流到哪里，不能预先限定。君子只要能够实行道，就至于表现为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以及平康正直、强弗友的刚克、夑友的柔克、沈潜的刚克、高明的柔克；都只取决于道所达到的地方，不能预先限定。这样的人不只适合在杨、粤之间任职，在齐、鲁、燕、赵、秦、晋之间任职也同样合适。即使不断升迁，直到入朝任九卿、做天子的宰相，也是适宜的。如今南昌是三司的治所，大官在上面镇守控制；你可以抗拒，但有时也有应该承受的事情；你可以顺从，但有时也有应该坚持的事情，难道就没有什么能够感动、劝谕他们的吗？士大夫入朝任职，著名人物与居于乡里的贤者接连不断；裁判如果只依据法律，就会违背人情，徇私如果只依据人情，就会歪曲法律，难道就没有至公的大义吗？对于道德高重的人，难道不能提高礼敬南州高士的礼节吗？当地百姓喜欢揭发争讼，应当惩治他们的狡猾，难道不能使吏治日益清明，不至于陷入奸邪吗？当地财赋不如我们吴地繁重，但上供不可废止；已经搜查隐匿的财赋，难道不能体恤灾害，减免赋税以施给百姓吗？地处江湖之间，盗贼很多；即使歼灭了首领和凶悍者，难道不能再使他们听闻教令而自行解散，安居乐业，像渤海的治理那样吗？从前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同伪汉争夺天下，各将领浴血奋战，坚守豫章，挫败伪汉锋芒，终于成就平定天下的功业；如今那里还建有忠臣庙。然而二百年来，强藩图谋不轨，蛮夷侵扰洞庭，江湖盗贼无处不有，而议论者认为如今四方边境多有警报，只有江右安宁，就把这看作子忠的功劳。可惜这仍然只是从政务繁简和利害上来谈。我所说的，只是道罢了。我听说安丘邹祭酒、吉水罗谕德，正在深山中讲明圣贤之学。子忠不妨前去向他们请教，他们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送蒋助教序》

译全州蒋先生在昆山教书六年，入朝任国子助教。昆山的四百多名学生，跟随两位先生到城门外为他饯行，并请我写文章作序。国家文治兴盛和谐，天下万里之内，无论远近的士人都通晓六经，文质彬彬地出来为王国效力。所以蒋先生从领表司来到京畿教书，如今又升任天子的成均之官；由他在一县施教推及天下，便可以知道其意义了。古代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先圣的礼乐，并懂得朝廷君臣之间的礼仪。其中才智秀异的，转入乡学的庠序；庠序中才智秀异的，转入国学的少学。诸侯每年把少学中才智杰出者贡给天子；在大学学习称为造士，然后授予爵位官命。如今州县贡举，接近古代逐级升迁的制度；而太学的官属也选取郡邑博士中的优等者，这难道也是沿袭古代制度的本意吗？夏、商、周三代教育培养的制度，已经不能详细恢复，但保存下来的古书，仍可以使我们知道其中一二。自宋代大儒把《戴记》所记的《大学》篇看作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以来，其学说认为，古代要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必定先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做起，然后才能平定天下。关于格物致知的论说，条理分析得十分细密。但近世的说法又有不同。若在太学学习，却不知道太学为什么这样教，那么所谓治国平天下，究竟依据什么道理呢？天下的士人正喧然争论，有人把从前流行的学说用来应付有司的要求，却把自己另外创立的学说当作私门传授的深奥旨意，使有司无法参与其中，这难道不是违背建立学校、设置学制的本意吗？如今贡举的标准，被规定为固定不变的学说，士人只是徒然学习它的辞句罢了；如果追求它的本意，就会发现六经中圣人的言论，并不是一个人的学说能够限定的。汉代儒者号称专门名家，到了博士大会讲授时，各家异同纷纭，务求正确而不偏执一端，所以有石渠、白虎的讨论；这才是使道德归一、风俗相同的方法。天子遵循天道、考察古制，几十年来，郊丘、宗庙、明堂的礼仪多有裁定；天子的车驾亲临太学也有两次了。但我唯独怀疑如今六馆的条格，仍受拘束于选官议论；按月记录、按季考核，并不是用来成就天下人才、仰体天子崇尚教化、激励贤能的本意，反而只得到猥琐流俗之徒，让他们学习辞句来应付有司的标准；这并不是用来兴起四方太平的根本、制定礼乐、镇抚四夷的工具[原文“立十”“选愞”“成成”“庂”等字句疑有讹误，末句疑有脱文]。我是太学的学生，所以在先生启程时，私下把这些话拿来向先生请教。○《送阳曲王公□参政陕西序》陕西省的治所原在长安，这里是周、秦、隋、唐的都城。古人称它背靠山、环带河流，四面关塞足以固守；从汧、雍以东直到黄河、华山，都是肥沃的土地，千里沃野。即使三河位于天下中央，是历代帝王更替建都的地方，论古今建都的险要形胜，也没有超过关中的。太祖高皇帝刚平定天下时，曾驾临汴、洛，还将驾临关陕；当时由于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作乱，战马践踏，所经过的地方都成为空城，千里之内没有人迹，而金陵的宗庙已经确定，于是成为帝都，这也是形势所迫、时势不得不然。永乐年间迁都北方，万世帝业才确定下来。然而以长安为大省，设置布政司，那么前代行省的官员，大概相当于周代的师保，承担天下百姓的重任，并不轻微。布政司有布政使，其副职为参政，就是前代的参知政事，是宰相的副贰。安抚教化数千里土地，并不只是汉代京兆、冯翊、扶风三郡的职责。今天子怜悯百姓，振兴吏治，还未到三年考核政绩的期限，便特意施行黜陟之典。因此阳曲王公原以按察司副使分理江南事务，便晋升为这一官职。我平素接受过公的教诲，于是依附古代赠言的意义，来赞助公此行。大凡帝王把天下四方作为自己的家，根本在于养育百姓；并不一定非要亲自行走到那里，才值得忧念。长安人口众多、物产丰饶，被称为陆地之海，河山土地与从前没有改变，如今却已经严重衰败，难道不是任职岳牧之官者的责任吗？从前郑国渠、白渠两条渠的富饶，养活了京师亿万百姓。到了唐代，杜佑认为大历初年两渠灌溉的田地，比汉代少了三万八千顷；当时长安仍是京师，而杜佑已经这样说了。假如确如杜氏计算的那样，恢复这两条渠，劝导农业、设置官员，严格修治堤障，积储粮食、修缮兵器，以收复漠南之地，那么汉唐的盛况难道不是可以接近了吗？从前宋代庆历初年，当时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请求修筑东京城，议论者认为迂阔，后来才想到他的话。先朝丘文庄公也认为幽燕逼近胡虏，漕河容易阻塞，想加强山后地区的守备，不久又想起前元海运的方法。如今凭借关中百二之险，如果真能使千里沃土肥美、百姓富足，而汉唐时期河渭漕运的旧制又在这里恢复，把它作为国家的陪都，这是为万世着想。公很早显贵而又喜爱学习，正有志于经世济民；他治理吴地宽厚安靖，文雅清廉，慈爱吏民，百姓歌咏思念都来不及称颂。我只能用这些迂阔愚拙的说法赞助公，以仰答天子的宠遇。《归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归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吴郡归有光著 门人周诗校 序五 ◆序五 《送同年李观甫之任江浦序》《送龙阳丁聘之之任平湖序》《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送孟与时之任成都序》《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送陈子达之任元城序》《送浚甫魏鸿胪荣授南还序》《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送南驾部吴君考绩北上序》《送周给事兴叔北上序》《送余先生南还序》《送顾太仆致政南还序》○《送同年李观甫之任江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