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译我和承式一同参加乡试，在礼部考试也都没有中第；承式却把谋求俸禄奉养双亲看作急务，滞留京城，送我到崇文门外，说将来应当能在浙江做官，于是约我同游钱塘西湖，远则到天台、雁荡之间，想做东道主人，却又几次未能成行。今年他才获得任职处州青田。青田在万山之中，足以读书论道，悠闲自得。近年浙东学者渐渐受到阳明学说的影响，学习致良知之学。承式为人敦厚朴实、收敛简约，不喜欢空谈，但内心自有所得；如今做了别人的老师，不能默默无闻，也将拿出自己的见解，考察评论与他们相同或不同之处，怎么样呢？浙东道学的兴盛，大概从宋朝末世开始。何文定公得到黄勉斋的传授，后来有王会之、金吉父、许益之，世人称为婺州四先生。许益之的弟子是黄晋卿，宋景濂、王子充也都出自晋卿门下。明太祖高皇帝初定建康时，青田刘文成公确实与景濂以及丽水叶景渊、龙泉章三益四人最先应聘而来。当时，他们住在礼贤馆，每天一同秘密商议政事，浙东儒者都在其中。国家兴办礼乐、制定制度、建立学校、培养士人，科举制度全都出自宋儒；它的渊源就是如此。近年以来，处州在科举中甚至全郡看不见一个中第的人，有人于是把它视为深山荒凉偏僻之地，却不知道即使一个县每年贡举几十人，难道就都能称作贤才、说是选得了人才吗？瓯越这个小地方在二百年间有文成公做皇帝的老师，不能说那里缺乏人才。天下太平日久，士大夫不懂军事，一旦边境发生警报，便束手无策，只能仰赖勇猛强悍的人；这样一来，古人所说在学校举行合射、献俘首的礼仪又是为了什么呢？文成公以书生身份面对方国珍在海上起兵，毅然制定剿灭他的策略，辅佐石抹元帅擒灭山寇，最终保障乡里，带领全城归附兴王的事业。他的文才武略，尚且不能只以一乡一国的人才来概括。承式进入文成公的乡里，又同他的子弟交游，难道能不感慨而有所触动吗？山川的灵气积蓄了二百年，应当会有发泄出来的时候；何况又用先圣之道、六经和孔孟之言来训导他们，将来一定能看到括苍的士人中有文武兼备、忠孝双全的人出来为国家效力。送熊分司赴任滇南序 官府与百姓的利害关系由来已久。官制简明，百姓必定安静；官制繁琐，百姓必定受到扰乱。然而法制曾经由简趋繁，人情并非喜欢自作主张、诋毁前代，而是必定把自己所做的视为正确；这只是由于因循和变更，不知不觉间一天比一天偏离古制。至于听说古代的治道，又未尝不感慨仰慕，想要恢复它。汉代设置郡太守，其属官有都尉，掌管军队、防备盗贼；有时也裁撤都尉之职并归太守，却没有举行都试的差役。后来又设置刺史加以监察，或者临时派遣光禄大夫、博士巡视天下，但并不常有；郡国发生寇盗时所派的大将也极少。如今在州郡之上任命的使者日益增多，因此各部门不能充分施展职权，往往同时有数名巡察官临视，却不过是代替郡守处理事务罢了。江南是京畿辅郡，近年以来又用省司来统辖内地各郡，这不是祖宗旧制，大概只是权宜之计。熊公起初以进士身份任太仓知州，正好遇到倭寇侵扰；朝廷议论认为熊公宽厚仁慈、正直诚实，远近都敬畏爱戴，可以承担东南的重任，便逐渐升任郡丞，后来又以按察司的身份统辖各郡。议论者认为，官制虽然改变了古制，但熊公一人历任数职，都是民政和军事方面的职位，并且始终没有离开太仓一带，这正如汉代加授魏尚为云中太守、龚舍为泰山太守、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一样。自从熊公任官掌职以来，岛夷不再侵犯，沿海清平安宁，这就是前代刺史、郡守施政的明显成效。于是熊公在吴地任职十二年，才获得升任滇南的机会；吴地百姓叹息惋惜，恨不能再把他留下。我猜想朝廷因为熊公资历声望已经很高，姑且借此任命作为召入内台的铺垫；滇南这个职位恐怕不能久任。或者，如今制度常常由部院大臣巡视天下，百姓都盼望熊公像从前的周文襄、夏忠靖二公那样再次到来，我知道滇南百姓不能同吴地百姓争夺熊公。今天子和几位大臣正在革新各项政务，必定会根据百姓的实际需要办理；官制虽不一定完全合于古制，但像前些日子任用熊公这样的做法，可以说得到了古代遗留下来的精神。滇南虽然距京城万里，但熊公是楚地人，从巴、黔以西没有道路能隔绝滇地。如今那里风土清美，四时景色气候如同春天，花草秀丽，中原所有的物产那里大多也有；百姓安乐，叶榆、西洱之间没有犬吠报警之事，只要安卧治理它就够了。《诗经》说：‘君子来朝，拿什么赏赐他？即使没有赐给他高车骏马，又何不赐给他黑色礼服和绣黼呢？’又说：‘君子快乐啊，福禄丰厚。’这样悠闲自在，也就是得以安宁了。我们将合着日期一同等待熊公归来。送计博士序

译从前先王用道术教育天下人。自周朝盛世以来，以《诗》《书》《礼》《乐》培养士人，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后来孔子加以整理并阐明。所谓‘博学于文’，就是广泛学习这些；广博之后归于简约，用礼来约束自己，就是所谓‘一以贯之’。孔子平日教人讲学，并不是舍弃这些经典而另外寻找所谓的道。孔子的弟子中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可以说文质彬彬、盛况极盛。孔子去世以后，弟子各自凭借所长到诸侯国中施教，世代君主也知道尊崇它；大概博士这一官职就是在这时开始出现的。秦朝遭遇焚书坑儒，但博士之官仍未废除，汉朝得以沿用。汉武帝表彰六经，设置五经博士；后世不断增设扩充，到东汉都城洛阳，终于有十四名博士，由太常总领。在它最兴盛的时候，石渠阁、白虎观的聚会，天子亲自裁定学术争议。秦汉之际，六经之学几乎断绝，却仍勉强保存并重新显著起来；上天对于这篇文化，仿佛在暗中扶助，而国家的国运也依靠它来维系，它所关系的难道还小吗？汉代以后数百年间，朝廷官职世代都有变更，唯独博士始终设置。贾逵、马融、王肃、郑玄的学说在魏晋以后盛行；梁代的皇甫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代的何妥、二刘，都以博士的身份闻名于当世。到了《贞观正义》颁行，前代各家的学说不再并存，其解释才归于一统；学者只是诵读学习它，以求迎合世俗，于是唐代的儒学衰落了。宋代的大儒开始著书，阐明孔孟失传的学问，以辅翼遗留下来的经典；直到今天，朝廷把这些书颁行于学校，定为选取士人的标准，可以说在道德上已经统一、风俗上已经相同了。然而从太学直到郡县学校，学者只致力于写应试文章，却没有讲习诵读的功夫；古今选取士人的道路，没有像当今这样专门只为一科的。假如只是写应试文章而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我恐怕国家对于士人的任用极其看重，而培养、教育他们的措施却仍不完备。士人如果只学习应试文章，只想凭此博取一日的富贵，那么他对自身的要求也太轻了。知道为什么要讲习诵读并求得自己的领会，即使孔子的教导也不超出这一点。天下学者想要明白道德性命的精微，也没有舍弃六艺而只凭空谈议论就能做到的。柳州计君来到昆山教书，用宽厚仁慈来感化引导学者，不到两年便以优异成绩入朝任国子博士。我感叹计君的贤能，希望他有志于履行博士的职责，因此写这篇序赠给他。送张子忠赴任南昌序 从前孔夫子和他的门人谈论政事，《论语》记载得很详细。虽然他们的说法不尽相同，但都是治理政事的道理，对于具体的行政事务却未曾谈到。若要寻求一句话来概括它，那就是：‘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罢了。’如今世上的弊病，在于不懂得道，也不能爱人。不懂道而不能爱人的人，如果只是猥琐放纵、横行霸道之徒，本来不值得一提。至于那些有所建树、号称能干的官吏，也不过只在声名事迹上做文章，某一时刻显得赫赫耀眼，众人认为这是美事；可是天下的元气却日益耗损，而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世间又能依靠这种人什么呢？所以，学习道而能够爱人，就不必再计较水土风气以及时代变化，也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合。譬如水只要能够流动，至于流成大水、细流、波澜、波浪、潜流、水边、支流、曲水、沙洲、喷涌之水、汧水、分流、回旋的水流、道路，完全取决于它流到哪里，不能预先限定。君子只要能够实行道，至于成为栗然严肃、坚定、恭敬、敬慎、刚毅、温和、廉正、充实、合于义，成为平和安康而正直，成为强健而不亲附人的刚强，成为和柔而能胜任的柔德，成为深沉潜藏的刚强，成为高明通达的柔德，也完全取决于他的道达到哪里，不能预先限定。这并不只是适合在杨、粤之间做县令，在齐、鲁、燕、赵、秦、晋之间做县令也同样适合。即使屡次升迁，直到入朝做九卿，做天子的宰相，也完全合宜。如今南昌是三司治所，大官在上面镇守压制，有时可以抗拒而有些事情又应当承受，有时可以顺从而有些事情又应当坚持；难道就没有什么可以感动、规劝他们的吗？士大夫入朝做官，与那些居乡任职的人接踵相连；有时只按法律办事而违背人情，有时徇顺人情而歪曲法律，难道就没有至公的大义吗？对于道德上重要的事情，难道不能提高对南州高士的礼遇吗？当地百姓喜欢攻讦诉讼，应当惩治他们的狡猾，难道就不能使官府的治理日益兴盛而不至于滋生奸邪吗？财赋不如我们吴地繁重，但上缴的供赋不能废除；搜查隐匿的财赋之后，难道就不能体恤灾害，减免赋税以施予百姓吗？地处江湖之间，盗贼很多；消灭首领和强悍者之后，难道又不能使他们听闻教令而自行解散，安居乐业，达到像渤海郡那样的治理吗？从前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与伪汉争夺天下，诸将浴血奋战，坚守豫章，挫败敌军锋芒，最终成就平定天下的功业；如今忠臣庙还在那里。然而二百年来，强藩图谋不轨，蛮夷和洞蛮屡有动乱，江湖盗贼到处都有，而议论者认为如今三面边境多有警报，唯独江右安宁，因此把这归功于子忠。幸好这还只是从政务的难易和利害来谈。我所说的只是道罢了。我听说安栯的邹祭酒、吉水的罗谕德，正居住在深山中，讲明圣贤之学。子忠可以试着前往向他们请教，他们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送蒋助教序

译全州蒋先生在昆山教书六年，入朝任国子助教。昆山的四百多名学生跟随两位先生到城门外为他饯行，并请我写文章作序。国家文治兴盛融洽，天下万里之内，无论远近，士人都通晓明白六艺，文质彬彬地出来为王国效力。所以蒋先生从岭表来到京畿任教，如今又升入天子的成均太学；把他在一县施教的情况推及天下，便可以知道他的成效了。古代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先圣的礼乐，懂得朝廷君臣之间的礼仪。其中有才华出众的，便从乡学转入庠序；庠序中才华出众的，再从那里转入国学和少学。诸侯每年把少学中的优秀者贡给天子，在大学学习称为造士，然后才授予爵位。如今州县的贡举，近似古代逐级升进的制度；而太学的官属又选取郡邑博士中的优等生，难道不也是依循古代的本意而设置的吗？夏商周三代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制度，已经不能详细恢复，但保存下来的古书仍然可以让我们知道其中一二。宋代大儒认为《戴记》所载《大学》篇就是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它说，古代要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必定先从穷究事物、获得知识开始，做到意念真诚、心正身修、家庭整齐，然后治理国家，最后使天下太平。关于格物致知的论说，条理分析得非常清楚；可是近世的说法又有不同。既然在太学学习，却不知道太学为什么这样施教，那么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究竟应当依据什么道呢？天下士人正喧闹争论，把前人所说的作为应付有司要求的文章，又把自己另行提出的说法作为私门传授的深奥宗旨，使有司完全不参与其中，这难道不是违背建立学校、教育士人的本意吗？如今科举的格式，主要把某一种说法定为固定标准，只是徒然学习它的辞句罢了；如果追求它的真实意义，那么六经和圣人的言论，有些并不是一个人的说法所能定论的。汉代儒者号称专门名家，到了博士大会讲授时，各家意见纷纷不同，务求探究正确之处而不偏主一端，所以才有石渠阁、白虎观的讨论；这才是统一道德、使风俗相同的方法。天子效法上天、考察古制，几十年来，郊祀、封丘、宗庙、明堂等礼仪多有裁定；天子的车驾亲临太学也已有两次。可是我唯独怀疑如今六馆的条格仍受拘泥于选官议论的影响，按月记录、按季考核，并不是用来成就天下人才、充分体现天子崇尚教化、激励贤能的心意，反而只是得到一些猥琐随俗之徒，让他们学习辞句来应付有司的标准；这不是用来兴起四方太平的根本、制定礼乐、镇抚四夷的器具。我是太学的学生，所以对于蒋先生此行，私下把这些话向他请教。送阳曲王公任陕西参政序 陕西省治所在地原为长安，是周、秦、隋、唐的都城。古人称长安背靠山、面临河，四面险塞可以固守；从汧、雍以东直到黄河、华山一带，都是肥沃土地，沃野绵延千里。即使三河地区处于天下中央，是历代帝王更替建都之地，其形势优越也没有超过关中的。太祖高皇帝刚平定天下时，曾到汴京、洛阳，又将要前往关陕；当时由于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作乱，兵马践踏，所经过之处都成了空城，千里之内没有人迹；而金陵的宗庙已经建定，于是便成为帝都，这也是当时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永乐年间迁都北方，万世基业于是确定。然而把长安设置为大省，建立布政司，则相当于前代的行省官职，大概如周代的师、保一样，所承担的百姓托付并不轻。布政司设使，其副职为参政，就是前代的参知政事，是宰相的副贰。安抚百姓、推行教化，治理数千里土地，并不只是汉代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职责。今天子怜悯百姓，振兴吏治，还未到三年考核政绩的期限，便特意实行黜陟官员的典礼。于是阳曲王公原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南，便晋升为这一官职。我一向受教于王公，便依附古代赠言的意义，来赞助王公此行。帝王把天下四方当作自己的家，根本在于养育百姓，不一定非要亲自巡视到应当特别忧念的地方。长安人口众多、物产丰盛，号称陆海；河山土地与从前没有改变，如今却已经严重衰败耗损，难道不是担任地方长官者的责任吗？从前郑国渠、白渠两条水渠的富饶，供养京师数以亿万计的人口。到了唐代杜佑，他认为大历初年两渠灌溉的田地，相当于汉代的三万八千顷；那时长安仍是京师，而杜佑已经这样说了。如果确如杜氏所计算，恢复这两条水渠，劝导农业、设置官员，严格修治堤防关塞，积储粮食、整修军备，以收复漠南之地，那么汉唐的盛况难道不是可以接近了吗？宋庆历初年，当时天下正处于全盛时期，范文正公请求修筑东京城，议论者认为迂阔，后来才想起他的话。先朝丘文庄公也认为幽燕逼近胡虏，而漕河容易堵塞，想要加强山后地区的防守，恢复前元海运的方法。如今凭借关中百二之险，确实能够使千里沃野、百姓富足；况且汉唐时期河渭水运的旧道还在这里，如果把它作为国家的陪都，这是为万世考虑的大事。王公年轻时便显贵而又好学，正有志于经世致用；他治理吴地宽厚安定，文雅清廉，慈爱官吏百姓，百姓歌颂怀念他的情意难以尽述。我只是用迂阔愚拙的言论为王公作赞助，以仰答天子的宠遇。《归先生文集》卷十一 《归先生文集》卷十二 吴郡归有光著 门人周诗校订 序五 序五 送同年李观甫赴任江浦序 送龙阳丁聘之赴任平湖序 送同年光子英赴任真定序 送孟与时赴任成都序 送王子敬赴任建宁序 送陈子达赴任元城序 送浚甫魏鸿胪荣受任南归序 送毛君文高赴任元城序 送南驾部吴君考核政绩后北上序 送周给事兴叔北上序 送余先生南归序 送顾太仆辞官南归序 送同年李观甫赴任江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