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译凡是同榜进士彼此友善，同门关系尤其亲厚。同年进士，是主考官分经考校、共同被一位主考官录取的人；他们既与主考官有师生之分，情谊又比其他同年聚会得更多，也常常以德行事业相互考察，从而了解对方志向所达到的程度。像我们李君这样恭谨谦和的人，从他的表现就可以知道其器量见识远大。如今他奉命担任江浦县令。按照旧例，同门中外放任职的人，以及留在京城尚未选官的人，通常都应分别撰写文章为他送行；而我正好得到为李君作序的机会。送行文章必定要有芬芳美好的辞句，我本来就是拙劣中的最拙劣者，又不能写世俗应酬的话；煞源、俞尤两位君子还多次催促我，我又因病不能执笔，但感情终究不能自我排遣，于是勉强写成。江浦是京县，只是在长江以西；所以过去六合隶属于淮阳。高皇帝定都后，特意把六合分为江浦、六合两县，并隶属京兆，大概因为京畿辅弼之地十分重要，不应被一衣带宽的长江隔开；凡是担任江浦县令的人以及当地百姓，早晚都要到京兆办事，渡江已经成为常事。我曾北上，出龙江关，渡江经过江浦县；县城质朴简陋，不像江南地区，但从这里向西北走到滁州，渡过清流关，是通往建康的重要道路，而且作为神州赤县，其地位本来就不轻。只是凭借您的才干，本应得到声望显赫的重要职位，却反而屈身来任此地。如今选用官员的办法，有时把困难的地方交给他以观察其才能，也有时因为某地艰难，便选择才能优异的人授予他；那么这次任命您为江浦县令，难道不是认为这里是应当开垦治理的荒芜之地吗？是应当抚慰救济的困苦百姓吗？是应当加以封固的京畿县邑吗？如今天下各地，唯一令人忧虑的是百姓贫困而上级不加体恤，财力极度困乏却仍不断征敛。只要能够懂得使百姓生存发展的方法，以及向百姓征取财物的方式，即使是贫瘠简陋的地方，也足以收到富庶的成效。像江浦这样的地方，尤其应当休养生息。天下刚刚平定时，曾迁徙百姓到和州等地屯田，又多次把田地租税赐给百姓，其用意从未不是壮大京畿、加重国家根本。可是如今天下县邑都疲惫困顿，为什么只有江浦如此呢？即使江南号称天下肥沃之地，如今也接近贫瘠了；再过几年，恐怕将不可收拾。这正是今天守令的责任。李君，请努力吧！我将看到三年后考核政绩时，凭借治理成效被征召为天下第一的人，恐怕就是您了。送龙阳丁聘之赴任平湖序 同榜进士最初有几百人，常常聚在一起；从春官考试后进呈冢宰，然后分别送到各曹，各随所属部门离去，称为办事。今年赐予进士资格的共有三百九十四人，分曹以后，和我一起在工部办事的有四十六人，其中五人进入史馆。今年夏天首先选任的若干人，都得到外放任职。同年而且同部，本应每天相聚，以考察彼此的德行事业；可是每天早晨进入工部，升堂恭敬作揖后就退下，最终无所事事。不久，那些被选任的人又各自得到官职离去。这所谓同榜进士，也不过是大致相遇而已。这就是我对于各位同年，未尝不感叹相聚困难的原因。这次选任，我们同部的龙阳丁君得到嘉兴府平湖县，按照旧例，同部之人应当送行，次序轮到我作序。因此我先谈一谈自己对于同年情谊的感受。嘉兴原本是古代会稽、吴郡的土地，唐代仍隶属苏州，为苏州下辖县，后来才从吴地划出，但风土民俗仍然相同。我原本是吴地人，斗胆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告诉您。如今凡是被选派到吴中做县令的人，人们担忧的从来都是赋税困难。天下的财赋大多出自东南，想要把它们征集齐全，确实困难。田租收入通常比天下其他地方高出几十倍；可是父子祖孙二百年来一直把这种状况视为当然，本来就不指望减免，只怕它每天增加。三十六年左右以来，民间从未得到减免，水旱灾害后的蠲免、借贷命令也很少。又经过岛夷焚烧抢掠之后，海上的戍守没有撤除，海防编制还不断增加，年年加、月月增，江淮以南更加骚动不安。军府侵吞的财物动辄数百万，这些全都是百姓的脂膏。凡是做大官的，和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远，一概把赶快办成上级交办的事务当作能干，百姓的疾苦并没有真正放在心上。若是做县令，百姓都是我的赤子，早晚都能看见他们，又怎么忍心让他们被逮捕拘押、遭受鞭笞、流离失所、倒毙在地而不加体恤呢？定额供赋本来是百姓乐于缴纳的；其他因水旱、流亡、荒地、奸蠹而积欠的赋税，以及如今权宜之下各种临时征求的财物，都应当在其中加以调停斟酌，这正是县令应该留意的。​​我历来观察前任官员，有些人不把催征钱粮当作唯一要务，但事务也未尝没有办成，往往因此升任大官；而那些急于催征钱粮的人，功名反而有时赶不上他们。既然如此，唯独把催征钱粮作为东南官吏的告诫，其流弊给百姓带来的祸害就太多了。《左传》说：‘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百姓，内心真诚地去做，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也不会差得太远。’《庄子》论庖丁解牛说：‘牛的筋骨关节之间有空隙，而刀刃没有厚度；用没有厚度的刀刃进入有空隙的地方，刀刃在其中游动，宽绰得很，总有余地。’ 如果这样做，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可忧虑其困难的呢？我固然是为我们丁君提出告诫，也一并把这些话告诉在东南任职的各位同年。送同年光子英赴任真定序

译我读史书，看到项羽救援赵国时，诸侯的军队在巨鹿城下驻扎了十多座营垒，却没有谁敢出兵，将领们都只站在营垒上旁观。楚国士兵没有不以一当十的，楚军的呼喊声震动天地，诸侯军人人无不恐惧。韩信率领数万军队向东攻下井陉，树起大将旗帜和战鼓，击鼓从井陉口出兵，与赵军大战，在泜水上击败赵军，斩杀成安君。楚国的威势震动天下。等到汉军在垓下击败楚军，因而得到淮阴侯，而淮阴侯的功业也从这里开始；这些地方都在今天真定境内。我曾想亲自到那里看看战场遗迹，却一直没有机会。真定本是古代中山国，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向北开拓土地，那件事本来就很伟大。晋室南渡以后，刘氏、石氏、慕容氏、苻氏、秦氏相继兴起；燕、赵之地以及慕容道明在这里建都立国，本来也是一代雄主。唐代自大历、贞元以后，强藩不能控制，而成德军尤其骁勇强悍；天下人看待河北，就像看待回鹘、吐蕃一样，大概有一百年不把它当作王土。宋代因石敬瑭割失山后诸州，真定便成为与契丹接壤的地方。后来金人攻陷黄河以北、黄河以南两路，不久宋朝也不能守住，国事于是不可挽救。如今国家把这里作为京畿重地，太平已有二百年；议论者认为这里悲歌慷慨的习气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却不知道燕赵人的性情本来就是如此。但这只是因为朝廷的威灵使他们低头畏服，终究不能使他们完全驯顺。古人所说骁勇强悍、不可制服的人，平时未尝不是低头伏顺；等到有一天被触动了不可忍受之处，骁悍的本性才会显现出来。中山之地既是古代豪杰奋力作战的区域，又是奸雄窃据建都的地方；唐朝失去河北，形势日渐衰败，宋朝失去两路，国家便南渡。何况如今这里拱卫神京，关系到万世帝王的基业；同古代京兆、冯翊、扶风之地相比，如果没有贤能的地方官安抚百姓、推行教化，就无法使他们安居乐业、壮大国家的藩篱屏障。如今驿站使者所需的供给、军队调发所加的负担、坐派的征取日益增加，百姓生活已经极度困窘；议论者却只想着加强三关的守备，专门加重边地的供应，认为燕赵百姓柔弱畏缩、可以恐吓驱使，也没有认真思考过这种做法。栾城韩山童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如今制度规定，推官辅佐府治，审理狱讼；但他常常受监察御史委托办事，而监察御史实际上能够控制一方政令。我因此把这些话告诉光君。您与我是同榜进士，如今被选为真定府推官；学问深厚、才智通达，为人聪明仁厚宽恕。关于狱讼之事，我没有什么足以…… 为您再作赘述了。送孟与时赴任成都序 安定人孟与时和我是同榜进士，只因我的年纪稍长，他常常把我当作兄长来侍奉。我喜爱古文辞，却不合于世上那些写古文的人；与时独自从内心推重谦让我，这确实出于他的真心。与时被选任为成都推官，我也将赴越中做县令；临别之时，没有什么可以赠给与时的，唯独推官是郡中的司法官。儒者对于前代论刑的学说，讲得已经很详细。我读《尚书》古文：‘敬慎啊，敬慎啊，只有刑罚的事情要加以忧恤！’这是当今所用的孔安国传本中的话。而伏生今文写作‘惟刑之谧’，汉代儒者沿袭了这种说法。太史公《史记》本纪则说：‘惟刑之静哉’，‘静’就是‘谧’。自古以来谈论刑罚，取得其要领，还没有一句‘静’字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这真是圣人的话。我因此把它告诉与时。我生长在吴中，只是因为应试经行齐、鲁、燕、赵的郊野，曾经仰慕西北而想去游历，却没有办法到达。与时从安定往来于长安之间，又从太行山一路来到京师，如今又在蜀中做官，要走过九折坂，观览剑阁、石门的胜景，难道不是很壮观吗？从前王介甫初次做官，在大名任司理，而韩魏公担任长官，曾经告诉他说：‘你年纪还轻，应当读书，不宜只专注于吏事。’王介甫实际上从未停止读书，因此怨恨韩公不了解自己；但韩公的本意却是美好的。所以我对与时尤其有所期望，希望他在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不要忘记学习古道的功夫。孔子说：‘居住在这个国家，就侍奉其中贤能的大夫，和其中仁厚的士人交朋友。’从前张文隐公曾对我说，如今的人才只有赵孟静在史馆，实在难得。嘉靖二十九年，虏骑逼近都城，公卿会集于内廷；赵先生独自提出重大建议，甚至在朝廷上斥骂结党阿附的风气，气节凛然，有些地方连汲长孺也比不上。京城人至今还能谈说此事。赵先生是成都人，我过去本来受到文隐公的了解，赵先生也因此了解我；真正志同道合的士人相互了解，难道在于见面还是不见面吗？然而我怀念他已经很久了，也羡慕与时能够见到先生，更为与时能够得到这样的老师而高兴。送王子敬赴任建宁序

译我五六岁时，就知道有紫阳先生，并且能够读他的书。长大后学习进士业，对朱氏的书颇能精熟诵读。然而有时虚心反复体会圣人的本意，那么对于朱氏当时的论说，也未必一一符合；有时还会过分地分析拆解、牵强附会。但其中的大义本来并没有违背圣人。朱子与金溪往来论辩，始终不能达到一致。后来的学者分立门户，便从这里开始。只是两位先生当时争论的，也不过在言语文字之间；至于根本和纲目的大处，却未尝不同。朱子去世以后，他的学说在世间广泛流行，而世代君主正好加以提倡。自从九位儒者配享孔庙，天下都把它看作正学的源流；国家选取士人也稍微沿袭前代，于是把朱子之书立为学校教材，没有人提出异议。可是近世一两位君子又出来争论，自行创立学说，提出独到见解；天下学者相互树立旗帜，号称讲道，同时在海内形成鼎立之势，至今互不相让。余姚学说尤其盛行，中间暂时停歇，后来又大为昌盛。倡导它的人固然有聪明绝世的才质，其中也一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至于成为他们门徒的人，却都只是仰头呼应，附和他们已经说出的成论，没有人知道其中究竟为什么，只因为先有当世显贵、名望很高的人奉为宗主，便足以鼓舞声势，彼此踊跃地参与其中。这就是一时士人习气喜好追求高名，却不知道求得自己的本心、学习遁世而不被人知也不悔恨的学问所造成的流弊。孔门弟子终身勤勉不懈所追求的，只是求仁罢了。后来子思提出尊崇德性、推求学问的说法，而高明广大、精微中庸、新旧等名目，都是向学者说明实行求仁的功夫，要使整个学问全面而不偏颇；其言语意思，正如皋陶所称赞的正直、温和、宽厚、严肃等品德。只是有人专门揭举这些来建立门户，称作讲学，朱子与陆九渊的争论本来已经开启了后世纷纷争执的先例。至于孟子所谓良知良能，不过是说孩童自然具有这样的知觉和能力；孟子关于性善的意思已经说尽了，又何必偏偏揭出‘良知’来作为标志呢？如今世人不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实际功夫，却喧嚣着向天下求取名声，聚集数千门徒，称之为讲学，以为这样便能取得高名，难道不是庄子所说的‘圣贤之道不明，道德不能统一，天下人各自取得一种片面的见解来满足自己’吗？如今想凭空谈讲学来胜过朱子，可是朱子平生立心、行事，以及他在朝廷做官，没有一件不能与天地相对而无愧；那些讲学之徒考察自己的行为，果真能赶上朱子的万分之一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为什么还想凭区区空言胜过他呢？我的朋友王子敬考中进士，得到建宁推官之职。我本来仰慕游历朱子故乡却一直未能实现，便欣喜地希望跟随他前往，却又不能做到，于是告诉他说：凡是做官，只要以朱子为榜样就够了。请你抽空拜谒紫阳祠，替我以一瓣香默默表达敬意；假如先生有灵，知道数百年之后还有我这样自信而不迷惑的人，也会感到欣慰吧。送陈子达赴任元城序 陈氏在我们昆山，世代凭科举功名显达。子达前年参加南宫考试没有中第，想要通过选官求仕。当时有人传达权贵的话，说可以许给他某地某官。子达说：‘我难道可以用贿赂来求取官职吗？即使去了那里，又怎能向当地百姓索取贿赂来偿还呢？’于是拂袖回乡。今年他再次参加南宫考试，却因一个字不合格式，不能考完，于是又参加选官。恰逢铨部政治清明，请托求情行不通；有人把中人之地作为职位安排给他，却通常把他们安置在蛮荒偏远地区。天下士人聚集京师，都认为朝廷清明太平可望，而子达得到大名府元城县令之职。元城赋税较轻，百姓质朴，虽然处在三河之间，但在如今的京畿地区独自偏僻遥远，做官的人得到这里便以为清高。子达可以顺应当地风俗而不加扰乱，改变旧弊来治理它。我认为如今做县令的困难，不在于官职本身，而在于他所处的上级官员。从前设置县令，把方圆百里的地方交给他，所以把县令比作牧养牛羊的人：替牛羊修好圈舍、准备草料，选择水草丰美之处，按时给它们系放，而主人并不干涉，只观察牛羊是瘦弱还是肥壮。如今一个县令却有几十名大官在上面控制，牛羊是否肥壮无人过问，圈舍、草料、水草、系放等事情又不让县令自己去做，反而不断派人来催逼，苛刻地责求；想让他向左，却牵制他向右，想让他向右，又牵制他向左。一个牧人要侍候十个主人，而每个主人又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他喜怒。所有官吏辛勤劳苦、日夜奔走迎合上级，便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所以说，县令的困难不在于官职本身，而在于他要应付那些高居其上的官员。如今天子把大权委任给元辅，革新吏治；子达正有志于为百姓做事，而那些位于他之上的官员，或许可以稍稍改变过去的做法，使他能够尽到牧民的职责。我对于子达此行有所期待，也借此告诫那些位于县令之上的官员。送浚甫魏鸿胪荣受任南归序 从前我们的庄渠先生出身于吴郡，天下士人跟随他讲论道学，与余姚、南海学派相互抗衡。如今先生去世二十多年了，他的门人还在世的已经很少；在朝廷任职以及游宦四方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了。今年，先生的儿子仁父和侄子温父参加南宫考试，都没有中第。东仓王明得和我都是先生家的女婿，幸而考中同榜进士；王明得又先因病请假回乡。仁父留下来请求恩典，到慈溪任教；温父的母亲的兄长浚父，则凭借舍选得到鸿胪寺序班之职。浚父与我已故妻子是同母兄弟。回想年轻时，庄渠先生把弘扬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不时从南海和成均太学回来，士大夫经过吴中，必定到先生的居所拜访。如今两京及各地的讲席常常坐满，众说混杂，先生的道统却声息断绝；这正是因为先生门人子弟中没有显达的人。我既然孤立无能，不能振兴先生的道统，而两位先生的子弟又要南归，因此更加沉默郁闷、不能自得。于是写这篇序为浚父送行，又写七言绝句一首为仁父送行，希望他能使先生的道统在浙东振兴起来。送毛君文高赴任元城序

译先王设置官职，必有地方长官和监察官互相参佐、辅弼，设置正职、副职，而上大夫掌管县邑。县邑的长官称为尹、公、大夫，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大概也一定有正、副、参佐等属官。到了汉代，仍沿用秦代制度设置郡县。县户数在万户以上的长官称令，俸秩为千石至六百石；少于万户的称长，俸秩为五百石至三百石，都设有丞、尉，俸秩为四百石至二百石，这些都属于长吏。俸秩百石以下的，有斗食、佐吏等等级，属于少吏。由此可知，令、丞、尉都是长吏。县令是天子亲自施恩于百姓所设置的官，临轩咨询政事的人，佩黑绶，戴进贤冠、两梁冠；其中被选拔的，就任州牧、刺史。丞是县令的辅佐，也不是轻微的职位。如今的制度重视京官，所以轻视县令；县令受到轻视，县丞也就受到轻视了。可是县令又常常任性骄傲、放诞自大，自己轻视县丞，这是什么道理呢？凡是县里的事务，县丞处理繁杂的部分，县令便可以从简；县丞承担劳苦，县令便可以安逸。县令有过错，县丞就规劝他；县令有所不足，县丞就辅助他；这样看来，县令对县丞难道可以轻视吗？我的朋友陈子达奉命担任大名府元城县令，已经三个月了。皖城的毛文高先生如今前往担任他的县丞。子达刚正耿直，不向人屈服，遇到事情便奋发尽力；毛先生为人谨慎厚道，此去辅助他，必定能够和睦共事而有所成就。元城县的百姓，大概有所依靠了吧？我看郡志，自古以来在魏郡做官而知名的人不少。在元城县，乐广曾任县令，李若水曾任县尉，仇览不过是蒲乡的一名亭长，汉史却为他立传。毛先生难道也可以轻视自己的官职吗？您的先人乐善好施，晚年没有儿子，曾经捐资修建本县的崇惠观。上梁那天，县令亲自在三清像前洒酒祭祀，说：“毛某是善人，欣喜地捐舍财物重建这座道观，愿上天赐他四个儿子，先赐名为梁、栋、材、柱。”后来果然生了四个儿子，便用神明所说的名字为他们命名，这件事很是奇异。梁就是文高。由此确实知道，古人所说向神祈祷而生子的事，的确是有的。如今毛氏的后代还应当有人才出现，而毛先生担任县丞，是生来便有神明符应的人，他一定会有非同寻常的政绩，怎么可以轻视呢？送南驾部吴君考绩北上序 国家自永乐年间迁都以来，南、北两京同时建立，像古代镐京、洛阳的制度。各部门和府署设在南京的，都仍沿用旧制，只是略微裁减员额。兵部尚书预先掌管留都的钥匙，寄托的责任特别重大；而车驾清吏司能够从上十二卫中选拔勇猛精锐来担任翊卫。皇官，大概相当于古代光禄勋的职务，掌管五营七署的事务，用来辅助大司马，把军事机密寓于宫禁侍卫之中，并不只是掌管车舆、车辆、邮驿、厩牧而已。高皇帝凭借军队平定天下，把百万军队收聚在神京，国家安然无事，有泰山一样的安定，到如今将近二百年了。近来营兵成群喧闹，极其猖狂，几乎像元魏时期神策、虎贲、羽林军所造成的祸乱。朝廷的法纪所系，实在不是小事。军队聚集之处，统领驾驭他们的人有时不能了解他们的情况；人情既不能了解他们积怨已久，便会愤懑不平，想要一下子发泄出来，这本来就是形势使然。于是想了解他们的情绪而加以安抚慰藉，他们反而自以为得计，安于放纵自己。这样一来，先前所谓的怨情并不会因此消失，反而会由于习惯而产生；他们会把一时的愤懑之气习惯化。国家难道能一日把这种情况当作安定的凭借吗？过去辽阳的军队曾经喧闹，安抚之后才安定；云中的军队又曾经喧闹，也是安抚之后才安定。这是边疆的祸患，是四肢的忧患。如今京城腹心之地竟然如此令人不安，又怎么知道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情没有受到惩罚而仿效它呢？如果再次没有惩罚而有人仿效，那么我不知道事情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天下的变乱，没有不是从细微处开始的。唐朝中期起初只是平卢一军作乱，当时没有折断它刚萌发的芽，终于酿成延续到五代的祸患，成为一百六十年都无法根除的痼疾。武宗时泽潞擅自发号施令，李德裕请求讨伐；这时横水戍的士兵叛乱进入太原，拥戴杨弁主持留守事务。议论的人很是说军队都可以罢散，德裕立即催促王逢率榆杜军出兵，斩杀杨弁，把首级献到京师，泽潞也因此平定。德裕做宰相时，不能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意愿，但临事能够这样果断处置，所以能使河北三镇畏惧服从，会昌年间的政绩也因此受到世人称美。大概天下的善治，能够控制事变的关键，哪怕局势收缩、变化，也没有什么不能应付的；唯独怕因循拖延、不能决断，只侥幸求得眼前无事，而控制局势又不出于自己，这才是值得忧虑的。人们说您办事勤勉敏捷，凡是监牧、舟舰等方面的弊病，多有整治改革；亲王赴国时，兼理兵部、工部的事务，也能从容有余。我认为这些还只是您才能的粗略表现。如今您北上，一定能够以天下大事为念，在朝廷中参与谋划国家大政。我还有什么话能够帮助您呢？送周给事兴叔北上序

译如今国家任用人才以及士人为天下所用，与古代不同；无论是选求人才的人，还是被求取的人，都不应有违背本分的行为。古代的士人，上位者知道尊重他们，所以士人也能自重，不轻易求进。如今的世道只是自己求取进身罢了。不过，即使到了今天，不可改变的道理仍然存在：士人常常还须保存自重的原则，之后才可以担当天下的事务。孔子、孟子之时，世人已经不知道尊崇并采用他们的学说，但孔子、孟子本来没有忘情于这个社会，也曾与世俗一同奔走，最终因为知道事情不可为而停止，这就是孔子、孟子自我尊重的地方。后世学者遵守他们的传统，即使经过千百年也从未改变。孟子论伊尹和孔子，大力抨击当时好事之人诬蔑圣人，以成全自己苟且求进的私心；对于百里奚自卖求仕，也极力为之辩护。孟子认为百里奚所成就的事情已经很小了，却仍然不肯自卖以成就他的君主。假如竟至于自卖，便是五霸的事业也不能成就了。由此说来，士人想借功名求取进身而苟且冒进，即使自己强行辩解说有所成就，也仍然是欺骗。临安人周兴叔以进士身份任江南县令，后来入朝任给事中。当时宰相仰慕他的名声，颇为暗示自己的意旨，想把他招致门下。兴叔于是借口有病辞去职务。先皇帝末年，朝廷正要举用遗逸之士，恰逢新天子即位，一时人才云集宫阙之下，没有不很快得到显要擢升的。兴叔本应乘时起用，以观察天子的新政，却仍然高卧自如。国家旧例，大臣请假在家，没有召命不得入朝。三品以上以外，凡在朝廷任职而获准休假的臣子，都要亲自赴阙，然后天子才授予职务。二年冬天，兴叔还没有赴阙，授官的诏书却独自下达了，于是他才应命出仕。兴叔可以说真正懂得古人自重的道理。我任职吴兴时，往来临安，曾在西湖古寺拜访兴叔，只见他读书作文，住在山深路曲、人迹不到的地方。临安全城的士大夫都推重他的操守。如今兴叔出仕，确实能够自重而不苟且。给事中是负责进谏的官员，天子既嘉奖直言，臣下便可以有所建言；每次下诏询问公卿大臣，他们也不违逆他的意见，每次上奏往往都能施行。大概正逢圣明之时，所以他的言论如此容易实行。但正因为言论容易实行，更应当想到提出这些言论的艰难，然后才可以做到恰当。自古以来，像贾谊、陆贽、王吉、崔寔、魏征这些人，他们的言论无不关系到一代国家治理的根本。今天子继承帝位，正逢世道发生变化的时机，也是天下治乱的关键、民心风俗趋向变化的时候。兴叔独居深山之中，长久而深入地观察这些事情，他一定不会只是空谈，必能符合朝廷任用他的本意。我想到自己正徘徊在进退之间，不知道该如何裁断，哪里足以帮助兴叔此行呢？只是我平生受他的知遇最深，又乐于看到他的道义得以施行，所以写下这篇序。送余先生南还序 太史余先生以进士第三名进入翰林。今年南宫考试士人，先生奉命主持考校，录取了三十人，天下人都认为选得人才。不久，因任官考核期满一等，推恩封赠他的父母，随后获准告假还乡。所取士人认为先生南行，应该有文章为他送行，便按照年龄辈分请我作文。大人君子已经取得职位时，要看他对天下施行了什么；尚未取得职位时，只看他用什么来修养自己罢了。如今的馆阁，是让士人尚未承担天下重任的地方。即使从最微小的任命开始，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职责；但馆阁独自承担着培养辅相、储备国家人才的作用，使士人心思空明纯静，以涵养自己的德业，并广泛考察古人的书籍，从圣人的经典直到诸子百家的学说，以及古今治乱的原因，无不尽心研究，这样，成为辅相的条件便具备了。以后有一天授予他职位，使他担当天下的重任，就没有不合宜的了。这就是国家储养馆阁人才的用意。我到京师时，看见先生和同郡的王太史先生都年少而考取高第，入内则同在馆阁，出外则并辔而行；他们意气昂扬，仿佛总觉得自己还有不足，神色谦下，仿佛总觉得自己还有不能胜任之处，急切地想要赶上古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名望地位已经很高，完全可以成为大臣、宰相之才了。而我们余先生对于自己所取的士人以及与他们相处，从来没有不满心欢喜地对待他们，总是引导、提携他们，唯恐他们赶不上自己。被录取的士人面对先生离去，都惆怅不舍，仿佛失去了什么，天天盼望先生归来。士人只因一天的相遇便确定终身的情谊；这不只是主考官求取士人，希望得到真正的人才，士人也希望遇到贤能的主考官，把他作为自己的归依。韩愈称赞陆贽考察文章十分详尽，又庆幸自己在选拔之中；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傲视当世的陆贽，韩愈也自认为依附于陆公，成为他的门人，可以没有惭愧。我长期困顿于科举考试，却特别受到先生识拔，天下人尤其因此称许先生。我所受的感恩本应比常人更加深重，这里不敢详细述说，大概正是因为要替诸位送行的君子写序的缘故。送顾太仆致政南还序

译士大夫在出仕、退处、进取、退让的时候，常常在内心自行权衡，这不是别人能够知道的，别人也无法替他知道。他内心只要有一丝不安，就不能安居一天。至于内心没有什么不安，即使召公告老，周公仍然诚恳地挽留他。周公、召公都是圣人，在朝任职时，周公对待召公，就如同召公自己对待自己一样。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嫌弃不离去，偏要把离去说成高洁呢？如今世人评论士人离开职位，只说他一味追求高洁，难道这就是谈论出仕、退处、进退取舍的道理，以及明白道理的人所能议论的吗？然而，如果内心确实有一丝不安，那么离去也正是他保持高洁的方式。疏广带着两个儿子，以年老为由辞去官位，汉史详细记载了这件事。韩愈又称许他，并把这件事写入《送杨少尹序》，也充分表现出当时的人能够知道仰慕爱重疏广、疏受二人的原因，而二疏之所以离去，大概是因为他们坚定得无法用言语表达。韩愈对杨侯也是如此；曾子固送周屯田，则只把能够从烦劳中解脱出来当作快乐。士大夫把自身献给国家，难道只是因为能够从烦劳中解脱出来就值得快乐吗？班固、韩愈、曾子固的文章，世人都认为无人能及，但我仍认为他们没有穷尽出仕、退处的道理，也没有从内心自行权衡，这不是议论精密的文章。我年轻时就同太仆顾公相识。顾公任给事中时，后来被罢黜闲废二十多年，我同他谈起做官时的事情，他总是笑而不答，从未自己谈及这些事。我在京师开始追问他，才知道他当时奉命出使查勘四川事务，能够替朝廷顾全亲属关系，不另行上疏处理骨肉之亲，深得大体；他请求赦免并召还因大礼、大狱等事获罪的臣子，只请求停止祷祀，这尤其是当时难以说出口的话。后来他起复，四次升迁做到今天的官职；他在太仆寺所提出的建议，大多切中要害，任职便一定要有所作为，与往日任给事中、年少锐意进取时没有不同，也可以说完全尽到了职守。他如今忽然以年老为由辞职，难道不可以说是高洁吗？不过，他内心志向所在而不肯自言，别人也无法推测。此前我们吴地致仕离职的人，有阳羡的万宗伯，海虞的陈奉常则以疾病告退，这两位都是了解我的人。顾公还乡时，如果把我的文章给他们看，他们一定会在内心有所契合。我在这里论述士大夫出仕、退处、进退取舍的道理，是韩退之、曾子固所没有达到的地方。《归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归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吴郡归有光著 门人王执礼校订 序六 序六 赠张别驾序 赠阳曲王公分司太仓序 赠戚汝积分教大梁序 赠俞宜黄序 赠弟子敏授尚医序 赠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赠峨眉寺觉义海上人序 贺戚总戎平倭序（代） 赠张别驾序 张侯由刑部尚书属官出任苏州府通判，正好他的属县昆山县令出缺，便来代理县政。不到一个月，新县令就要到了。我们这些士人聚会在玉山之南，邀请张侯共度一天欢乐。大家没有不因他将离去而感到悲伤的。唉！人与人相处，经历的岁月长久，未必就一定相爱；不但可能不相爱，甚至还会厌恶相处日久，希望对方赶快离开。像张侯这样不鄙视我们，而我们又爱戴张侯，可以说是真有情谊。做官的人来自四海九州，本来同当地没有亲旧关系，一旦奉天子的命令突然来到这里任职，难道只靠法度和威势就能治理吗？也只是依靠彼此有情、互相爱护罢了。如今有些人自以为能够掌握百里之内百姓的生死，以为法度威力无所不能，对待百姓冷漠无情，只独自实行任性暴戾的意志，这正是当今俗吏大多如此的情形。张侯为人慈爱和乐，远远一看就能知道他有仁厚之情，所以不到一个月，县里的士人和百姓没有不爱戴仰慕他的。唉！我们县的百姓辛勤耕作来供给赋税贡物，委曲求全地侍奉天子派来的官吏，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即使成批死在鞭打刑罚之下，也从来不敢产生怨恨之心。唯独对于是非的实际情况，百姓也有不能蒙昧的地方，有时只在里巷歌谣中表现出来。孔子删定《诗经》三百篇，赞美一篇而讽刺九篇，就是为了引导百姓的情感，使他们发泄出来并能够说话。像《十月之交》《雨无正》这样的诗，即使幽王、厉王的暴虐也不能使它们消失。如今大官有时互相勾结，替上级掩饰，不说官吏没有善行，反而责骂我们百姓，认为民风浅薄邪恶。二百年来形成的仁爱、孝顺、忠诚、厚道的风俗，为什么到了今天偏偏就变坏了呢？张侯刚开始处理县政，就遇到倭寇警报。贼寇从海滨深入百里，接连不断地来到城下。张侯用安定镇静的办法应对，即使在仓促紧急的时候，也不肯沿袭旧日弊政去扰害百姓。自从前一年贼寇到来，县里常常提前关闭城门，又严格禁止用绳索缒人上下城墙；平民的一斗米、一束菜，全都被吏卒苛取。近郊百姓扶老携幼，来到城门前呼喊，城上的人没有回应，只坐视他们在刀锋之下辗转受苦；又每天把疑似贼谍的人钩取来，当作奸细剖杀，因此无辜受冤、痛苦无处申诉的百姓，有些并不是死在贼人手里。今年完全没有再这样做。这样看来，贤人君子所到之处，难道一定要经过长久岁月才见成效吗？就像及时雨滋润万物，哪里有边际呢？这样以后才知道张侯之所以不是当今的俗吏，以及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对他的爱戴仰慕如此深厚；那么，最能知道我们县风俗并不浅薄的人，也没有谁比得上张侯。我因此乐意把这些事说出来。张侯名叫牧，是辛丑年进士，山阴人。赠阳曲王公分司太仓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