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八

译《玊岩先生文集》是已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周公名广，字充之，另自号玊岩，是昆山太仓人。太仓后来建置为州，所以如今称为州人。周公考中弘治乙丑进士，历任莆田、吉水二县县令，因治理政绩被评为天下第一。征召试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仅仅两个月，便上疏劝谏武宗皇帝。佞幸之臣憎恨他，想置他于死地，但皇上没有治他的罪，所以没有被下诏狱，只被贬为怀远驿丞。然而佞幸之臣怒气未消，派人拦路刺杀周公。周公假装成头陀，手持波嗢啰化缘行走，走了四百多里才得以脱身。武定侯郭勋镇守岭南，迎合皇帝的意旨，假装以白金试探周公，周公拒绝接受。有一天郭勋拘捕周公，关闭府门，把他鞭打得几乎死去。行省官员都战战兢兢，没有人敢去救他。御史有人上奏，这才得以解脱。过了很久，周公调任建昌令，又被贬为竹寨驿丞。恰逢武宗驾崩，今上即位，下诏举荐被遗弃的人才，周公又恢复为御史。不久升任江西按察司佥事，历任九江兵备副使、江西提学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周公从被废弃起用到位列九卿，不到十年，不能说不得志；但最终不幸因病去世，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用。然而天下称说武宗时期能够以直言进谏而显名的人，除周公以外不过几人。天子中兴，想要建立万世功业，那么像周公这样正色立于朝廷的人，难道可以一天没有吗？所以我曾认为，士人的忠言直论，足以匡正皇极、扶助世道，使它们显著于朝廷、恩泽遍及百姓；世人诵读并传布这些言论，是应该的。至于那些诋毁攻击、叫嚣号哭的言论，得不到采纳，只是一时的空话，似乎不值得烦劳史书记录；然而学士仍然不断传述它们，难道不是因为天下人希望获得安生已经很久了吗？只要有一种言论足以把乱世转为治世，使百姓获得利益和安宁，即使没有被实行，实际上也是上天启发这个人，使一代的公道得以昭明，后人仍会扼腕击掌，庆幸当时如果能够采用他的言论，就不至于败坏到那种地步。国家屡次获得太平，到了敬皇帝时代，百姓安居乐业，已经显现出富庶的成效。武宗承继旧业，如果不改变它，百姓该多么幸运！可是佩金貂的近臣、佞幸、倡优一类人横行而扰乱政事，皇上却常常驾临豹房，轻骑纵马游出，后宫都忧愁怨恨，也没有诞育嗣子的喜庆。胡僧借助邪道，用梵呪平息盗贼，于是樊并、苏令聚众作乱的祸患蔓延无穷。武宗时在南方、北方任职的人，觊觎帝位的阴谋乘机发作。当时元老大臣只是从容地劝皇上早朝罢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周公奋不顾身，指斥切责时事，尤其恳切地以应当效法尧舜、应当效法孝宗为言。假如周公的言论得到采用，天下苍生难道不会受到它的福泽吗？这就是我在本朝国运盛衰升降的关键时刻读到周公奏疏时，不曾不反复诵读、叹息的原因。周公喜好性理之学，同魏恭简公交好，所以他的几个儿子都拜在恭简公门下；他做官时的政绩多有可记载之处，详细情况都在他的门人陆光禄鳌所写的行状中。周公去世十多年后，太仓兵备副使、南昌人魏良贵曾是周公在江西培养的门生，他登堂拜谒周公的画像，寻求遗稿，捐出俸禄把它刻印出来。周公的儿子士淹、士洵把作序一事托付给我，因此我记述周公一生的大节并作了这样的评论。《山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即位十年间，我们昆山在朝任职的人遍布九卿和侍从，几乎可以同大省相比。刑部尚书周康僖公和他的儿子大理寺丞周于岐同时在朝任职。永嘉张文忠公当时正执掌国政，父子二人都因为得罪张公，先后被罢免，闲居在家以诗文自娱。康僖公活到八十多岁，而大理寺丞只活到六十多岁便去世了。前些年康僖公的次子太仆丞把《贞庵漫藁》交给我，请我作序；到这时，大理寺丞的孙子廷望从太学回来，又请我为他祖父的文章作序。我曾侍奉康僖公，又承蒙大理寺丞知遇爱护，不能推辞。我曾读《武宗毅皇帝遗事》：当时宁藩图谋不轨，临安人胡永清任按察司副使，在奏事时暗中加以驳斥，而宁王府又同近幸交通，必定要把胡公置于死地。胡公被禁锢拘系多年，给事中、御史章连上奏章请求大臣援救，也拥护胡公。因此把他谪往辽左，姑且用来安慰、酬答骄横的宁王，最终还是依靠朝廷的清正舆论，才使当时熏天的权势始终不能置胡公于死地。正当永嘉掌权时，御史冯恩上书历数斥责大臣，永嘉和吏部尚书汪公尤其厌恶他切责时事，想罗织罪名置他于死地。恰逢皇子出生，皇上将要按照旧例赦免罪犯，各衙门把应办事项分别列条上报公卿，公卿共同评议可行的事项，把它们写入诏书；大理寺丞所列条款，大多是为冯御史留下生路。永嘉和吏部尚书因此恼怒大理寺丞，于是把他罢官，而冯御史也得以不死。唉，正直的大臣和端方的士人，世间一天也不能没有；假如不幸陷入罪罚屠戮，旁观者又不出力争辩援救，那么被囚禁羁押的孤臣，不知哪一天才会死去。我每次谈到这件事，没有一次不流泪叹息。大理寺丞精通法律，有人或许怀疑他的文章过于深奥，然而他的论议从来没有不引用大体的。有两名巨盗被送到易州，其中一人死在狱中，另一人病重；如果两人都死了，他们所诬陷牵连的人就都无法申明清白，于是大理寺丞给他们服药。后来捕获了真正的盗贼，被诬陷牵连的人都得以释放。夷人郎撦松侵犯边境，官府捕获了他的兄长之子郎尚加秃，按照亲属之间相互容隐的法律，减死定罪。大理寺丞以怀远夷人的名义推荐都督马永担任边将，尚书认为根据先前诏令马永永远不得起用，想上奏请求任用，说：“如果上奏不准，这个人终究不能起用。”最终还是推荐了他，朝廷舆论一致称许佩服。惠安伯提督团营，不久有诏令让丰城侯辅佐他；丰城侯认为自己爵位高于惠安伯，惠安伯上奏请求改换敕令，下兵部议论说：“侯爵位次在伯爵之前，这是通常的规矩；如果按照皇上的命令，那么公爵以下的人都不敢抗拒。”他在朝廷中值得称道记载的事，大略就是这些。我曾说，士大夫不能不懂文章，能懂文章，然后才能…… 懂得学习古人；这样，上等的人能够认识性命之理，其次也能够通晓治乱的迹象，以此了解当世的事情，并可以施用于政事。只是如果一味凭借科举中剽窃的学问来应付世务，常常会到了连手也无从下的地步。像大理寺丞所说的有用之学，难道不是从古文中有所获得吗？所以我叙述他的行事大略，留待后世的君子评看。读他的文章并希望由此考求其所处时代的人，共写成若干卷。题作“山斋”，是他的自号。《卓行录》序

译古代圣人治理天下，既先用道德教化百姓，仍担心百姓不能合乎中正，于是制定礼来防范他们。君上的赏罚、施政措施以及一切治理百姓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归于礼。即使到了使用刑罚，也只是说要使百姓受到刑罚而合乎中正罢了。孔子以平民身份承继帝王的道统，却不能在天下推行，于是退下来同弟子修养德行、讲习学问，开始以仁作为教化。然而对于他的高等弟子以及当时有名的卿大夫，孔子似乎都没有轻易许以仁的称号。至于他告诉颜渊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就是仁，孔子的论说从来没有超出礼的范围。只是古代圣人用礼教化天下，使君子和小人都能达到这一境界。孔子对于求学的人，只教导他们做君子的事情，用来治理心术中细微的地方，这本来就是礼的精髓罢了。但孔子最终也没有对人抱有过高的期望，所以说：“得不到合乎中道的人同他相处，那就一定要选择狂放或拘谨的人了。”中行之人，其所达到的境界本来应当接近仁；对于狂放、拘谨之士，孔子大概也没有深深地排斥。因此对于隐逸之士，没有不逐一品评列举的。到了他的孙子子思作《中庸》，论说十分精细，而法度尤其严格，使世上的贤者稍有不合于中道，都被圣人抛弃；乡愿一类的人反而能够偷取与中道相近的表面，用来惑乱世人。孟子知道弊病会这样发展，所以推明孔子的志意，对乡愿尤其深深斥绝。由此说来，到了后世，假如得不到中行之士，那么即使是过分的行为，难道不是君子所看重的吗？像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这些人，难道可以同世间那些追逐名利、廉耻浅薄的人一概而论吗？自司马迁、班固以下，直到范晔，才有“独行”的名目，只取其善良奇异、不同寻常的事迹，并不按科条分类。《唐书》在“卓行”之外，又另设“孝友传”。大体说来，史家的裁定编排虽各不相同，但用来扶助纲常、警戒世人、劝勉风俗，目的终究是一样的。国家拥有天下二百年，金匮石室中收藏的文献没有广泛流传于民间，却也时时散见在文章、碑志和稗官之家的记载中。休宁人程汝玊素来有志于著述，很是摘录并汇编这些材料，共写成若干卷，命名为《卓行录》。这些材料虽然不全属于中行之士，但总的来说不违背孔子的志意，所以为它作序。《草庭诗》序 庐陵康奭，字才难，来到吴中游学，士大夫都乐意同他交往。他将要回去时，我作歌诗赠送他，并以“草庭”为题，共写了若干首，请我为它作序。草庭，是康君居家精舍的名称。康君家在西昌城外，临近大江，每天闭门在里面读书。他采用周子庭前的草不除去的话，来命名自己的书室。大概周子在千年以后获得了孔子、孟子的心意；庭草不除去这件事，同他的心意正相契合罢了。庄子说：“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这是鱼儿的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人同万物承受天地之理，生生不息的意趣是相同的。所以昆虫尚未蛰伏时，不用火烧田；不捕杀幼兽，不取鸟卵，不杀害胎兽，不夭杀幼小的生命；上天不毁坏鸟巢，正是这种心意。草木茂盛，也是这种心意。《易经》说天下雷声震动，万物各得其正，先王因此顺应时令、盛大地养育万物，也只是同样的生生之意罢了。懂得这一点，就知道所谓“鸢飞鱼跃”和“必有事焉而勿正”的意义是相同的。程子再次见到周茂叔吟风弄月后归来，产生了“有吾与点也”的情趣，难道是说他在濠梁上游观，因为庄子不是鱼，便不知道鱼的快乐吗？周子家在道州，二程先生曾跟随他学习，就是今天江西的南安。后来陆象山、草庐先生相继出现，住处都在大江以西。自欧阳公以来，庐陵的文章和节义尤其被称为独盛；说他们都没有从这一道理中有所获得，是不可以的。如今多年过去，天下求学之士已经听不到这种学问的声音，而江西一两位君子还能够抱守仅存的道统，在空谷中振作声名。当世学术沦丧而仍有巍然存在的，康君生在这个地方，难道能说他没有听闻过吗？何君本彻是康君的老师，康君又同我有太学旧交，尤其多次称道康君的品行，超然于世俗的利欲之外。所以我为他作序，说明“草庭”的意义；至于他所作的诗，大概不必评论了。《水利书》序 《尚书》说：“淮海一带是扬州，彭蠡湖已经蓄水，阳鸟有所居，三江已经汇入，震泽得到治理。”《周礼》说：“东南方称为扬州；它的镇山是会稽山，它的泽薮是具区，它的河流是三江，它的水泽是五湖。”世人说震泽、具区，就是今天的太湖。五湖在太湖之间，而吴淞江是三江之一，关于这件事的说法就是这样。不过仍然不可不加以考察。汉代司马迁作《河渠书》，班固在《汉书》中记载东南的沟洫水利，十分简略。自唐代以后，漕运供给天下，国家经费也由此产生，本应有经营、疏浚以及利弊方面的论述，前代史书却遗漏了。宋、元以来，才开始有人谈论水利事务，但多是派遣官员、差遣吏卒，苟且把事情办成；奏报恢复水利的文章，又滥引传闻俗说，并没有清楚明确的见解。如今选取其中专门研究水利的两三家，写在这篇书中。《戴楚望集》序

译世宗皇帝从郢地入继大统时，戴楚望随王府旧例被授予锦衣卫千户，后来逐渐升任锦衣卫佥事，曾经主管诏狱。当时朝廷大臣因进言论事触犯皇帝旨意而被审讯拘押的，前后有十多人；楚望亲自照料他们的饮食、汤药和衣被，常常加以保护，因此很少有人死于狱中。后来他们往往又遇到赦免而得以出狱。例如永丰人聂文蔚因兵书一事被拘押，楚望还在狱中向他求教兵书，因此朝廷士大夫纷纷称赞他的贤能。嘉靖四十四年，我考中进士住在京师，楚望多次来拜访我，把自己所作的诗给我看；他主张远远追踪汉魏诗文，认为近代作品不足取，这使我更加惊异。我后来调任浙西，于是同楚望分别。隆庆二年春天，我到京师朝见，楚望的儿子戴枢收集他一生所作的文章一百卷，来拜见我，请我作序。大概楚望对于道是很勤勉的。起初楚望先认识增城人湛元明，当时湛元明年纪很轻，却已经有志于求道。后来楚望拜泰和欧阳崇一、聂文蔚为师；至于安城邹谦之、吉水罗达夫，虽从未见过面，却通过书信互相问答。他交往亲厚的人，则有毗陵唐以德、太平周顺之、富平杨子修，都是一时天下有道而声名很高的士人。我读他同这些人往来的书信，大体上都遵从阳明之学；至于反复辩论，一定期望达到自得，并不是苟且求取名声。唉，道理难以言说已经很久了！像楚望先前所交往的师友，都以卓然自立于世；楚望又同他们来往，反复讨论他们的议论，那么楚望所自立的境界就可以知道了。我起初认识他，只认为他主管诏狱，是为国家保护善人，算是武臣中仰慕义理的人。后来逐渐同他亲近，看见他谈论诗歌，想要上溯古代作者，又认为他是爱好文章的士大夫。原来我竟不知道楚望对于道有这样的造诣。从前魏舒担任将军，钟毓任长史，钟毓常同属官们射箭，魏舒总是替他筹划安排。有一天，钟毓让魏舒准备成对的箭靶，钟毓起初不知道魏舒善于射箭；但魏舒仪态从容闲雅，发箭没有不中的。钟毓叹道：“我不能完全了解您的才能，竟然像不了解您有这样的射术一样。”楚望起初没有把这些道理告诉我，难道是不愿意用来显露自己吗？还是我为什么这么晚才了解他呢？还是因为我的见识达不到这个地步呢？我同各位先生生活在同一时代，也颇曾听闻他们的名声，只是平日不知道凭什么自信。曾诵读《易经》说：“神妙而明白它，在于那个人；默默成就它，不说话而取信，在于德行。” 老子说：“话说得太多，往往会陷入困窘，不如守持中道。”所以我默默地居处，不敢列身于当世儒者之中，亲自前去求教；而求取正道又是多么奇怪，孟子和荀卿同时代，却终身没有相遇。到了这时，楚望所交游的那些一时名士也都凋零殆尽了。这就是我感到遗憾、又羡慕楚望能够同诸位先生交往的原因。于是读他的文集，感慨长叹，将它归还给他。《项思尧文集》序 永嘉人项思尧同我相遇，在京师拿出自己所作的诗文若干卷，让我为它作序。思尧胸怀奇才而尚未得到施展，却有志于古代的文章；他的著作是可以传诵的。大概当今世上所谓的文章，已经难以说清了。未曾学习古人的学问，却只要有一两个狂妄庸俗的人这样做，臣子们便争相附和，诋毁排斥前人。韩文公说：“李白、杜甫的文章还在，光辉焰彩长达万丈。不知那些小儿多么愚蠢，哪用得着故意诽谤伤害他们。蚍蜉想撼动大树，真是可笑而不自量。”文章到了宋、元诸位名家那里，其力量足以追及数千年前的作者，并同他们相抗衡；而世人偏偏把它看作蚍蜉去撼动大树，实在可悲。莫非是一两个狂妄庸俗的人被奉为巨子，倡导这种说法吗？思尧的文章本来不需要我的话来等待证明，只是如今像思尧这样写文章的人尤其少。我认为文章是天地的元气，得到它的人，其气概同天地一起流行。即使那些人的权势足以使文章作者获得荣耀或遭受耻辱，得到毁谤或赞誉，他们也不能参与到我的文章之事中；而写文章的人，也不能自己控制别人给予自己的荣辱毁誉。这两方面相互背离而不能统一，已经很久了。所以，别人对一个人的了解超过他自己所了解的，他就不能自得；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超过别人所了解的，这才是自得。如今正要在数千年以前追寻古人，面对太古之音，哪里会期待得到析杨、皇华的一笑呢？我同思尧谈论自得之道，就是这样。思尧如果确实认为这些话正确，那么他在古文方面所达到的境界一定会很高远。卷八 《归先生文集》卷之九 吴郡归有光著 门人王执礼校订 序二 序二 《平和李氏家规》序 《浙江乡试录》后序（代作） 《太仆寺志》序（代作） 《华亭蔡氏新谱》序 《龙游翁氏宗谱》序 《西王母图》序 《彩衣春燕图》序 《平和李氏家规》序 漳州南靖的李氏，自从南靖分置平和县后，如今成为平和人；因为居住在西山，所以福建人称他们为西山李氏，世代都是名门望族。他们的先祖有一位西山居士，实在是家族兴起的开端；传到第五世，有一位被封为文林郎、任太常典簿、宁波教授、名叫世浩、字硕远的人，他们的族属更加壮大。到了这一代，居士按礼制本应将文林君迁入祧庙，却不忍心，于是依据义理创建始祖之庙。文林君曾跟随晋江蔡介夫先生学习，努力实行古道，设立义田来赈济族人，又仿照浦江郑氏、吴兴严氏，制定李氏家规六十九条，可以说是有志向的人了。我因此评论文林君制定家规的事情，大概根本在于他不忍把始祖迁入祧庙的心意。既然为始祖建立了庙，就不能不设立宗子；既然设立宗子，就不能不制定法则来会合族人、尊奉宗族。这是义理所产生的结果，不可停止。古代凭借宗族获得民众，天子治理天下，也完全以此为根本，所以能够长久传世而不乱。宗法废除，天下就失去了根本。然而有的儒者认为，秦汉以来没有世代承袭卿位的制度，大宗的宗法不能恢复，只能建立小宗。我认为不是这样：没有小宗，是只有枝叶而没有树干；有小宗而没有大宗，是有树干而没有根。礼制失传以后，应当到民间去寻求；宗子制度虽然不属于法令规定，但只要不是法令所禁止的，士大夫之家听到李氏的风范，能够相继仿效实行，或许就会有逐渐恢复古制的开端。文林君的儿子文，是我嘉靖四十四年的同年进士，居住在京师，偶尔把这部书给我看，于是我为它作了这样的序。《浙江乡试录》后序（代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