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译我的族亲陈敦书在郡城一角建造房屋，把它题名为“可斋”。嘉靖四十一年春天，敦书同我一起参加礼部会试，多次来拜访我，请我为书斋写记。我想到从前我和敦书一同在乡试中举，考官张文隐公以孔子为题；我当时的议论，大概没有完全说明，曾经想向敦书加以说明。孟子说：“孔子是圣人中通达时宜的人。孔子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处就退处，可以迅速行动就迅速行动，可以长久等待就长久等待。”孟子所谓“可”，是说孔子能够因时制宜、随时应变而不拘滞。圣贤对于天下，并不是只能留下固定不变的行迹，而是遇到当时适宜的情况，便不能不有所不同。孔子处在春秋时代，也一定有自己的处置方式，并不是说出仕、退处、久留、速行都可以随意，没有一定取舍，而只是任凭环境决定。我认为孔子既然已经出仕而不隐居，那么可以出仕、可以久留，是孔子的本心；只是如果不能出仕，便不得已退处；如果不能久留，便不得已迅速离去。迅速离去和退处，并不是孔子的本心；孔子自己所取的，是出仕和久留。因此他自称不同于隐逸之士；所谓“无可无不可”，是圣人出仕应世、随顺事物而行的道理，并不是说因为没有什么可做便隐居。上天保佑百姓，为他们树立君主和老师。自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圣人以来，没有不居于君位的人，由此可知孔子对自己的期许。总的说来，伯夷、伊尹、柳下惠这三个人中，伊尹最接近孔子。伊尹五次前往商汤那里，五次又前往夏桀那里；从亳进入夏境，既然认为夏国可耻，便又回到亳地。孔子离开鲁国，在齐国受到排斥，在宋、卫受到驱逐，被困在陈、蔡之间，十四年后才返回鲁国；他承担天下责任的心志，与伊尹有什么不同呢？只是当时世上没有成汤，所以伊尹一定不能像孔子那样出仕。这正是他不及孔子的地方。孔子大概认为文王的文化传统还在自己这里，有责任使它延续，不能停止。至于大贤以下的人，如曾参、闵损之类，本来就不曾让他们出仕。他对于逸民，也没有加以讥讽。唉！士人生在后世，如果不是圣人，那么在可仕与不可仕之间，应当知道仔细审察自己的处境。敦书认为我的话对《论语》《孟子》的义理有所发明，请我写下来供他阅读。陶庵记 我年轻时喜欢读司马子长的著作，看到其中感慨激烈、愤懑不平的气势蓬勃而不能自抑，便认为君子处世，衡量轻重的尺度总在自己手中，决不应因为一时遭遇而随之升沉。假如不幸处于困厄之中，那么用来平定心志、调和性情，也一定有相应的方法，怎么会像街巷中的小人那样，稍有不如意，悲伤怨恨、憔悴不堪的神色就流露在眉宇之间呢？孔子屡次称赞颜渊，却责备子路的恼怒，可见自古以来难得这样的人已经很久了。后来我读陶渊明的文集，看到他平淡冲和、潇洒超脱，悠然处在得失形势之外，不仅没有被困穷压倒，反而把困穷当作乐趣。百代以后，人们吟诵他的文辞，和煦的气息使尘埃俗垢一同消融，这确实是古代善于处困穷的人。推究陶渊明的处世之道，可以进入孔氏的门径；而世上的评论者只把他处在元熙改朝换代之际看作大节，却不探究他安于天命、以天为乐的实情。困穷艰苦逼迫于外，饥寒刺痛肌肤，而性情不受动摇，那么晋、宋之间的兴亡，实在就如蚍蜉的聚散一般。过去虞伯生仰慕陶渊明，把他同邵雍相提并论；我不敢奢望达到邵雍的境界，却唯独喜爱陶渊明。我如今又把自己的居室题名为“陶庵”。畏垒亭记 从昆山城沿水路行七十里，有个地方叫安亭，在吴淞江旁。大概图志中有安亭江，如今已经看不见了。这里土地贫瘠，风俗浮薄，县里人都争着抛弃它。我的妻家就在这里，我却独自喜爱宅院中的幽静清雅。壬寅年，我在这所宅院读书。那里有清澈的池塘、古树，堆叠石头筑成假山，还有一座亭子，登亭隐约可以看见吴淞江环绕着向东流去。风帆有时从荒废的原野和树梢之间驶过，华亭九峰、青龙镇的古刹佛塔，都正对着亭子。亭子原来没有名称，我开始把它命名为“畏垒”。庄子说，亢桑子得到老聃的道，居住在畏垒山；他臣属中精明有才智的人离开了他，妾中自以为仁厚的人也远离了他。他让那些身材臃肿的人与自己居住，让那些忙碌能干的人供自己役使，三年之后，畏垒获得大丰收。畏垒的百姓把他当作神尸来祭祝，把他当作土地神、谷神来祭祀。我住在这里，整天闭门不出；有两三位朋友有时从远方来，我们就在荆棘丛中一起歌咏。我妻子耕种四十亩田，遇到大旱，便用牛拉车，昼夜灌水，颇为获得一些粮食，酿了好几石酒。寒风凛冽，树叶黄落，我叫孩子斟酒，登上亭子长啸，心中欢欣快乐：谁会因为远离我而离开我呢？谁愿意和我居住而又让我役使呢？谁愿意把我当神来祭祀、把我当土地神和谷神来奉祀呢？于是写下《畏垒亭记》。栎全轩记

译余峯先生隐居在安亭江边，在住宅北面建了三间屋子，题名为“栎全轩”。先生为人平易坦荡，任性自适，不作周密防范；对于别人心意所到之处，即使有人不认为这样是对的，先生也不在意。因此无论贵贱，人人都乐意同他相处。不过，他也因此与世俗不合。先生二十多岁时考中进士，任职郎署，不到十年便做了两司官。当时两司官中只有他最年轻，他又态度从容，不肯逢迎承奉，于是人人都有意倾陷他，最终因此被罢职离去。适逢我也来到安亭江边居住，住处隔着一条水道，常常同先生相会。先生不喜欢饮酒，但每次相会都谈论一整天，有时直到半夜还不离去；即使到了别处，也总是如此。他同人交往没有界限，欢快相处而情意常常有余，就是这样。先生喜爱山水，任郎官时奉命出使荆湖，每天登黄鹤楼，赋诗饮酒。他在东藩任职时，拜谒孔林，登临岱宗，观看沧海日出的地方。回来以后便仰慕陶岘的为人，驾一叶扁舟往来五湖之间。有人去拜访他，他常常不在家。去年他到越地，泛舟西湖，经过钱塘江，登上子陵钓台，游览齐云岩，将要登黄山，经过九华山，兴尽之后才回来。一天，他邀请我坐在轩中，纵论世事，自己说年轻时刚入朝为官，官资比同时的许多人都高，颇有越级之嫌；一旦被贬抑，心情也不能自我排遣。回头看看当时的事情，如今已经十多年了。处在寂静中观察躁动，居于闲逸中窥见劳苦，这才知道今天所得的可贵。天下人谁不自称有才？所以任用他们而不知道适可而止。正因为不知道停止，才走到困穷的地步。汉代党锢之祸、唐代白马之祸中，成排被杀的人，哪里数得尽？二十四友、八司马、十六子之类，哪一个不是一时的才俊？李斯在秦国受到任用，陆机、陆云进入洛阳，一时之间声势如风雷，光彩照耀日月，天下人奔走仰慕。可是时势转移、世道变易，想要牵着黄犬走出上蔡东门，听华亭鹤鸣，哪里还办得到呢？那么庄子所说“不才而终其天年”，确实是通达生命的至理，也是我所寄托的道理。我听了叹息，认为这是懂得道理的话。不过，有才和无才，难道是固定不变的吗？世上所任用的是楩木、梓木、豫章木，那么楩梓豫章就是有才，而栎树就是无才；世上所任用的是栎树，那么栎树就是有才，而楩梓豫章反而无才。先生因为清庙、明堂所要取用的木材，以及匠石所轻视的栎树，便把自己比作社树。先生大概也有可以自我庆幸的地方吧？但这也实在令人感慨啊！悠然亭记 我的外祖家世代居住在吴淞江南面的千墩浦上。我的表兄淀山公从田野间进入朝廷，仕宦游历二十多年，回来后才租住在县城。嘉靖三十年，他在马鞍山南面、娄水北面选择地点定居。我年轻时曾在外祖家住过，那里距县城约三十里，远望山势颓然如同堆积的灰，而烟云迷蒙，仿佛在有无之间。如今淀山公每天亲近这座山，高楼曲槛、几案席位、门窗之间经常可以看见它。他又在屋后建了一座小园，在园中修亭，取靖节“悠然见南山”的话作为亭名。靖节的诗，大多不是晋、宋那些雕琢辞藻的人所能写出的；“悠然”的意味，常常在言语之外显现，不只是当时一时的适意，而是内心没有滞碍，看见天地间的万物，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我曾认为“悠然”其实与道相伴，不能说靖节不懂道。淀山公具有卓异而有作为的才干，所到之处任官多有声望功绩，却被嫉妒他的人所不容。然而直到今天，朝廷谈到有用的人才，必定推重淀山公。淀山公大概还不能忘怀世事，而他使自己忘却世事的方式就是这样。靖节离我们很远，我无从向他请教；我将向淀山公请问达到悠然境界的方法。那“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靖节尚且无法把它说尽，淀山公又怎么能够说尽呢？淀山公走遍天下，曾登泰山，游览邹峄，行经嵩山、少室山之间，渡过两海，进入闽越险僻之地；这座山哪里只是泰山的一块小石头呢？只是他所感到的悠然，恰好寄托在这里。庄子说：“旧国旧都，望见它就心情舒畅，即使丘陵草木中侵入了十九分，仍然会觉得舒畅。”何况是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事物呢？我有幸侍奉于这座亭中，冒昧为它写下这篇记。菊窓记 距离安亭约二十里，有个地方叫钱门塘，洪氏居住在那里。吴淞江东面是顾浦，转向北流，洪氏住宅在顾浦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没有丘陵；但浦岸隆起，远远望去，洪氏住宅仿佛坐落在山坞之中。过去仲长统曾说：“假使居所有良田广宅，背山面水，沟渠池塘环绕，竹木遍布，舟车足以代替步行涉水的劳苦，役使的人足以解除身体的劳役，奉养父母有多种美味，妻子儿女没有劳身之苦；好朋友聚集，就摆设酒肴使他们欢乐；良辰吉日，就烹煮羔羊、小猪来奉待他们。在田园中徘徊，在平林中游玩，永远保全性命的期限，不羡慕进入帝王之门。”大体说来，如今洪氏的居所，隐约正像仲长统《乐志论》中所说的那样。可是洪氏家中多竹木，门前又面对大池塘，夏日清风徐来，荷花交相映照；最优美的地方，洪君却不取这些，反而把自己的居室题作“菊窓”。大概他曾吟诵陶渊明的诗：“酒能祛百虑，菊能制颓龄。”又说：“我屋南窓下，今生几丛菊。”仲长统的议论虽然美好，但如果人人都必须等到具备这样的条件才有乐趣，那么不能快乐的事情仍然很多。仲长统最终做了尚书郎，在初平、建安年间涉足仕途，与鸿雁高飞、隐遁不仕的志趣相比，实在有所惭愧。说这些高论又有什么益处呢？陶渊明在东篱下采菊，悠然看见南山；在东轩下放声笑傲，姑且又获得了这一生的快乐。可以说无论处在什么环境，都能自得。如今洪君有仲长统所说的快乐，却又仰慕陶渊明的高洁，这正是我无法揣测他为人的地方。我将带酒到洪君的菊窓下拜访，向他请教。顾原鲁先生祠记

译前元末年，昆山有位隐居的君子，名叫顾原鲁。先生居住在海滨，读书学道，不求在当时闻名。他端坐在一间屋里，凭几而坐；两臂所倚之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亲手批注经史。后来他的家人害怕招祸，把这些东西全部毁掉，没有流传下来。然而海滨的父老直到今天还能谈说他的事。传到第四代，到了他的孙子启明，启明如今是太仓人，后来稍稍迁居到郡城。他有个儿子叫存仁，考中进士，任礼科给事中，得以推恩封赠他的父亲。不久因为议论政事触犯圣旨，被贬居到居庸关以外；过了很久才得以返回。吴给事被废黜以后，居家尤其喜欢考订评论先世的故事。郡太守历下金侯城颇多采纳父老的说法，又认为封君敦厚崇尚诚朴，足以教化激励末世的风俗，于是发檄令在郡学中设立祠堂，如同州里的乡贤祠；又在齐门外卧佛寺东边建祠，把封君列为从祀，以为那里靠近他的家，可以在岁时举行祭祀。给事认为我完全知道事情始末，请我为此作记。我想古代的人遇到时机，辅佐君主建立功业，施惠天下，名声便流传在史册上。后世所称述的，往往就是这些人。至于隐居岩穴、幽栖山林的士人，即使长久离去而不返回，也一定要等到君主因时求贤、虚席以待，弓旌玉帛来到山丘园圃，他们的名字才被世人称述。至于许由、卞随、务光这些人，竟能同君主相互谦让天下，这自然应当十分显著。像谷口的郑子真、蜀地的严君平，都只是修养自身以求保全。杨雄年轻时曾跟随君平游学，后来在京师做官、显名，多次被朝廷在位者称道这两个人，所以他们能够在岩石下耕作，而名声震动京师。由此说来，除这几个人之外，即使终身隐没，也未必有人称述。可是又有不同的情形：古代君子修身学道，宁可憔悴在江海之上，也不顾念世俗。他们并不是向世间有所求，却越是简约，名声越显；越是隐晦，声名越彰；想逃避名声，名声反而跟随他们。传记所记载的，这样的人数不胜数。他们无求于世，而世间也不能不知晓他们。这又何必一定要有所等待呢？像原鲁先生死在海滨，直到今天已过二百年，他幽隐的德行才得以显扬，那么有志于修德砥行的士人，又何必担心后世不能听闻呢？郡太守表彰先生的用意就在于此。祠堂共建有正堂、寝堂、廊庑、门等若干楹，始建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某日落成。某作记。娄曲新居记 娄江新居，是我们县城在娄水转弯处的居所，沈先生特意用它来命名自己的住宅。起初吴国建立时，它的东门叫娄门，震泽的水从这里向东流入海，所以这条水叫娄江，古代娄门外的马亭溪就是这里。溪上重新筑城，是越王余复君治理的地方，于是沿用其名称为娄县；王莽时称为娄治。吴国有娄侯，有人又称它为疁城。娄江入海处叫刘家港；“漻”与“刘”读音相近，讹传为吴大疁，大概就在北野禺■〈礻乐〉东面的住舍一带。沈先生世代是本县人，如今七十岁，从未走出娄曲，却用它为居所命名，大概是说自己将在这里终老。过去伏波将军平定交阯回来，说他的弟弟少游哀叹他慷慨而有大志，说：“士人生在世上一辈子，取得衣食刚好够用，乘坐下泽车，驾驭欵叚马，做郡中的属吏，守护祖坟，乡里称为善人，这就够了。还要追求多余的财富，只是自找辛苦罢了。”当我在浪泊西里之间时，下有积水，上有雾气，毒气熏蒸，抬头看见飞鸢低低地落在水边，想起少游平日的话，那种生活哪里还能得到呢？班定远在西域，年老后请求哀怜，求得还乡，不敢希望能够到达酒泉，只愿活着进入玉门关。这两个人，君子大概都为之悲伤。唉！人生百年之内，真正能用来生活的日子有多少？想要走遍万里之路，每天奔波驰逐而不知道停止，这是为什么呢？沈先生大概叙述自己年轻时艰难的经历说：“我晚年才在郊外得到一块地，安居其中并以此为乐，把园子命名为南园，把馆舍命名为星槎，把堂屋命名为卅有。说等到我之后，希望也许还能拥有这些。”后来又买下别姓的房产，到如今才在县城南街选择居所。亲朋往来，乡里的风俗淳厚。有一所住宅，有几间屋子，有花有竹，一壶浊酒，几茎黄虀，焚香赋诗，自己体会桑榆晚年的乐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它。傅说旅舍居无定所，是迁徙不定的人；这样看来，大概可以免于这种命运了。我读他的文字，感到其中有隐居的情趣；又想到过去那些发愤立志、在万里之外争逐功名的人，直到白头回首，忽然产生狐死首丘、依恋故土的感受，于是感叹那些漂泊不定的人究竟何时才是尽头。于是写下这篇文字作为记。清梦轩记

译我的朋友王子敬在住宅西面建了一间书室，题额为“清梦轩”，请我为它作记。我读《无羊》这首诗，怀疑解说《诗经》的人没有得到它的本旨；这大概只是牧人的梦罢了。牧人在梦中所见，羊角牛耳，群羊牛群密集湿润，从河中下来饮水，有的睡着，有的惊醒；牧人还戴着蓑笠、背着干粮，为它们拾取柴薪，捕捉禽兽回来，然后用手臂挥动着召唤牛羊前来。以牧人的愚钝，而梦中的景象却如此丰富，所以我曾说人的心灵，没有什么不能达到。即使列子所说黄帝游华胥之国、周穆王化人所居之处，以及心神所产生的种种幻化，也应当是可能的。只是庄周、列御寇一类人厌恶世间的混浊，恍惚放纵，把这些说成蕉鹿、蝴蝶的譬喻；想成为鸟却违背天性，想成为鱼却沉没深渊，他们的心意也很可悲。人的生与睡，是魂魄交会；夜间运行的规律，是醒来，是形体舒展；白昼运行的规律，也是如此。《易大传》说：“范围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度，曲折成就万物而不遗漏，通晓昼夜的规律而获得智慧。”所以精神没有固定的方位，《易》也没有固定的形体。只有通晓昼夜的规律，才明白死生、梦醒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子思说：“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发作出来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道路。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得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喜怒哀乐不能扰乱他的内心，所以内心虚静明澈，天地万物都完整地显现其中。古代圣人端正冠冕、凝神垂旒，在俯仰之间，便能抚临四海之外，如同牧人梦中所见；而清庙、明堂、郊丘、庐井，以及俯仰升降的礼节、衣服器械，都出自他心灵的自然感通罢了，哪里是刻意作为的呢？子思说：“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也戒慎恐惧，在无人听见的地方也戒惧畏慎，这就是君子慎独。”孟子说：“夜间的清明之气足以保存这种本心”，这不正是清梦的道理吗？王子敬聪敏而好学，渐渐有志于道，仰慕近世儒者从梦寐中察验自己所学，所以用“清梦”命名他的书斋。我因此把子思、孟轲的说法告诉他。宝界山居记 太湖是东南方的大水泽，广阔五百里，群山从波涛之间冒出，数以百计；重重山崖、分隔的山坞、幽深的山谷和曲折的山湾，无不是仙灵栖息的地方。天下的山得到水便显得秀美，但水有时束缚狭窄，不能充分展现山的奇异；天下的水得到山便有所停聚，但山有时孤立低小，也不能充分体现水的情趣。太湖浩瀚深广，浸润着群山，山多而湖水足以容纳它们。想来只有海外的绝岛能胜过这里，中原没有这样的地方。因此凡是奔涌排列在湖岸边的山，都借着太湖而显得胜绝。从锡山经过五里湖，便到了宝界山；它在洞庭山北面、夫椒山与湫山之间，仲山王先生居住在那里。先生早年弃官，而他的儿子王鉴刚刚考中进士，也告假归来。父子在家庭之间日日以诗画自娱。于是因长洲陆君来请托，我为这座山居作记。我还没有到过宝界山，但曾在万峰山读书，完全领略了湖滨群山的景色；虽然山势朝向各不相同，却无不借太湖而显出胜景。而马迹山、长兴一带，往往处在残霞落照之间，于是认为宝界山也许可以远远望见。过去王右丞的辋川别墅，诗画的妙处直到今天还可以想见其景。仲山的居所，难道会比华子冈、欹湖等奇异胜境逊色吗？然而千里湖山，难道是蓝田所有的吗？王摩诘清幽的思致、超逸的韵味，超出尘俗之外；但在开元、天宝年间，他却不能自行决断，最终沾染了羯胡的腥膻。由此可知，士大夫出仕或退隐自有其道，一旦失足，便再也无法洗刷。像王摩诘这样，实在令人千年之后仍有遗憾。如今仲山父子能够在清明的时代美好隐退，哪里是他人所能比得上的呢？哪里是他人所能比得上的呢！南陔草堂记 我的朋友陈吉甫在县城东南门湏浦之上选择居所。大概从城门向南出去，是通往松江的道路；江南江北的村民要征集名册、聚会集会，必定经过这里，所以集市很喧闹杂乱，而吉甫的住宅在浦西。我家旧居在东南门，所谓河西就是那里；湏浦流出的水形成县城的护城河，娄水沿此向东，直到太仓入海，舟船昼夜往来，呼喊声不绝。吉甫家背靠护城河，毗连湏浦，却独自保持着萧然的林野趣味。他在住宅后面建了若干间堂屋，前面面对小池，有亭台、花木和奇石；池塘南面有幽静小径，向西出去便是开阔平坦的田野。堂屋西面是园圃，种有许多竹树、花木和果树，另有若干间堂屋。吉甫把这里作为奉娱父母的地方，所以命名为“南陔”。我读《诗经·小雅》，读到《六月》的序，认为从《鹿鸣》到《菁菁者莪》共二十二篇，大概古代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全都在这里。小雅废弃以后，四夷交相侵扰，而中原衰微了。然而这些诗一定以《南陔》为根本：如果人本来没有孝亲友爱的心，那么君臣、兄弟、朋友之间凭什么能够获得有序和乐？忠信、廉耻、礼义凭什么能够得到正确的规范？法度、蓄积、训练军队、征伐和功业凭什么能够有适当的尺度？福禄凭什么能够安抚？阴阳凭什么能够得到条理？贤者凭什么能够得到安置？万物凭什么能够顺利成长？国家的根基怎么会不坠落？恩泽怎么会不乖离？万物怎么会不失去规律？万国怎么会不脱离华夏？中原怎么会不衰微？这就是四夷交相侵扰而中原衰微的原因。所以乡饮酒礼、燕礼都要先击瑟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然后笙进入堂下，演奏《南陔》《白华》《华黍》。这大概是先在外部尽到君臣之义，再回到内部父子关系上；如此王道便完备了。汉代儒者在秦火之后搜集残篇，这几篇亡佚至今，于是认为笙奏只有乐声而没有歌词，却不知道古代《诗经》三百篇，孔子都曾用琴弦伴奏歌唱，以求与《韶》《舞》《雅》《颂》的音乐相合。如果本来没有歌词，又为什么会有《南陔》《白华》《华黍》这些篇名呢？如今世上流传的《新宫》《采荠》《狸首》《骊驹》，以及三《豳》、三《夏》、九《夏》之类，歌词亡佚的本来就很多。束广微补写亡诗的篇章，也许相当接近原意，但用意只停留在早晨进献膳食、晚上供奉饭食之间；若从《诗经》的《卷耳》《采苹》等作品去看，虽然闲淡，意味却深远。至于《陟岵》《蓼莪》，其中有幽深遥远、思念无穷的感情，束氏就不能相比了。吉甫的尊长同我的父亲是同学，年老后又一同参加乡社，在社中整天欢喜饮酒，一定喝醉后才离去；他一生有孝友的行为，吉甫又能承奉他，那么凡是登上这座堂屋的人，就像听见钟鼓、听到笙瑟一样，可以知道《南陔》之诗并没有被忘记。因此我推阐《小雅》的意义，把这些写下来。莪江精舍记

译我们乡里的严氏居住在吴淞江大直浦东面，世代凭借财富显赫。到了都事君兄弟，他们通过选拔进入成均，成为国子监生；廉卿还常常和我一同参加礼部会试。我的弟弟亨甫是都事君的女婿，所以我在启贞还幼年时就认识他。都事君仪表伟岸，须髯美好；启贞年少时已经丰厚壮实，来到我家，对答、揖让都像成年长者一样，见到他的人常常称赞说：“生儿子何必多，有这样一个儿子，就知道严氏后继有人了。”都事君去世后，启贞承担继承家业的责任，更加能够壮大家族，却不幸早夭。他的遗孤严润当时还在幼年，由他的母亲诸孺人抚养、教导，直到成人成才。如今距离启贞去世忽然已经超过十二年，严润也将加冠、娶妻了。诸孺人是宁邑令贞伯的女儿。她修身有卫国共姜那样的操守，教育儿子有欧阳太夫人那样的严格。严润仰承母亲慈爱的容颜，把母亲当作依靠，足以自我排遣；但想到父亲早早离世，吟诵《蓼莪》诗篇，日日因此哭泣。他在江上游行，痛惜流水逝去而不能返回，所以用“莪江”命名自己的精舍。有一位客人怜惜他的志向，请我作记，并且请我为他解释其中的意义。我认为人的感情都有应当停止的限度；至于悲伤过度，也应当寻求方法来排遣。孝顺啊，严先生只是为自己的父亲悲哀，难道可以用常理来为他排遣吗？不过，悲哀也有应当停止的限度。三年的丧期，到二十五个月便结束；悲痛还未尽，思念也没有忘，但丧服在此时除去，是因为送死之事已经完成，而恢复正常生活也要有节度。所以说：“先王制定礼制，不可以超过限度。”我怜悯严先生每天诵读《蓼莪》，难道还要使恢复生活也没有节度吗？严先生应当继承祖先的志向，思考如何慰藉母亲的心，追求所谓立身行道、在后世扬名的事业，这才是使这种感情流传无穷的办法。我过去曾两次经过严氏家。第一次见到都事君时，他和乐饮酒，整天欢宴。第二次经过时，启贞已经成为主人，而我的朋友徐直言正在他家塾中，我在那里住宿，第二天告别离去；那就是如今所谓精舍的地方。往年严先生来为他的外祖父陆冢宰家求祝寿的文辞，我才开始认识他。大概二十年间，看到严氏三代的变迁，足以令人感慨。我又嘉许严先生的志向，因此为他写下这篇记。题玊女潭记 阳羡的山水奇特优美，以张公洞、善卷洞和玊女潭最为著名，这些名称都寄托于神仙之说。我读《山海经》，其中昆仑山、广都之野、轩辕之丘、不死之国等说法，认为不过是齐谐、邹衍一类人的传说罢了。如今天下名山多在中原，往往有许多仙人的遗迹，难道这些事情都确实可信吗？溧阳史氏，自汉代杜陵壮侯以来，数百年间世人都称为史侯家。从溧阳到玊女潭四十里，史君在途中铲除荒草，焚烧茅草，砍伐石块，疏理土石；人力已经用尽，天然的景致才开始显现。从潭往前，又得到二十四处景观，分别命名并题写出来，如所谓仙馆、佛窟、瑶台、琪树、鹤坡、鼍峡之类。爱好山水的人听说后心生仰慕，即使不能到达，也像远远望见了一样。天下太平，天子圣明，史君身为朝廷贵臣，却竟自行隐遁到山泽之间，点缀青山碧水，凭借奇异景物来寄托自己，使百年以后的人便把史君当作仙人。由此说来，我大概可以怀疑所谓仙人遗迹，都是遁世长往的士人有所寄托而造就的；史君也属于这一类吗？震川别号记 我生性不喜欢称呼别人道号，尤其不喜欢别人把号加在我身上，往往称字来表示尊敬。一天，乡里的几位先生聚会，认为不能唯独没有号来称呼我，于是称我为“震川”。我生长在大江东南，东南的水泽只有太湖最大。太湖也叫五湖，《尚书》称它为震泽，所以称作震川。后来人们传开互相这样称呼，时间久了，便以为这是我自己取的号；其实我只是随口应付，并不想接受这个称号。今年我居住在京师，结识了同年进士、信阳人何启图，他也号震川。不知启图为什么取这个号？启图是大复先生的孙子，是汴省乡试第一名，才华很高而且好学。和他相处，他恭敬谦逊，正是我所欣喜仰慕的人。过去司马相如仰慕蔺相如的为人，便改名为相如。我有幸和启图同号，于是就接受了这个称号。大概我自己称作震川，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于是写下这些送给启图，表达我对他的仰慕推重之意。耐斋记 万安刘先生来昆山主持县学，有三位先生，先生所居之处称为东斋。在此以前，两斋的官署都在讲堂东边，近来才迁到西边，位置很深远。清閟先生到任后，便把自己的居所题名为“耐斋”。我曾到斋中拜访先生。当时秋风飒飒，黄叶铺满庭院，门外没有行人的足迹，只有一名穿黑衣的差役在左右迎接，送上茶水，于是我坐下同先生谈了很久。先生说：“我做这个官，品秩低而俸禄少，每月只领取廪米三石，用来备办稀粥供养妻子儿女，常常还不够。这是为了忍耐贫困。上级官员巡视县境，我在职务上没有什么可以管辖的事情，常常率领诸生到郊外迎接；到了以后便跟随县令、县丞，低头行礼，快步应诺。这是为了忍耐屈辱。久任官员的制度不能实行，无论官职尊卑，大都按期月迅速迁调，而我的官职常常不能升迁。这是为了忍耐长久。有这三种忍耐，所以我用它来命名我的书斋。”先生告别后，有一天派弟子沈孝来请我作斋记。过去孟子谈论士人不以道为志，到了为了贫困而做官的地步，认为只有守门、击柝的职位适合他。舍弃学者的本业而去守门击柝，大概也是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唯独近代设置学官和书院山长，是为了安置那些有道而不任职的士人，使谋生与求道能够同时进行而不相冲突；这种制度足以优待天下的学士，特别胜过前代。所以当时把这类官职称为清高。不过，想要做到清高，其中也可能有不能忍耐的人。假如不能忍耐，那么即使是博学之士也不能担任这种官职。假如能够忍耐，像孟子所说的守门击柝也可以做。扬雄说过：“不赞同伯夷、叔齐而赞同柳下惠，那么首阳山的隐居就是笨拙，柱下史的出仕就是聪明。士人立身处世，各自有不同的选择。”假如能够忍耐，即使做到大臣、宰相也可以。于是写下这些话，让沈孝回去向先生求证。《归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归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昆山归有光著 门人王执礼校订 记二 ◆记二 见村楼记 真义堂记 世美堂后记 花史馆记 杏花书屋记 遂初堂记 见南阁记 梦鼎堂记 重修承志堂记 重造承志堂左右夹室记 顺德府通判厅记 顺德府通判厅右记 重修阙里庙记（代作） 见村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