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译我的支族叔陈敦书在郡城一角建造房屋，并题名为“可斋”。嘉靖四十一年春天，敦书同我一起参加礼部会试，多次来拜访我，命我写一篇斋记。我想到过去同敦书一起考中乡试，考官张文隐公以孔子的言论命题，我当时的论说大概没有完全发挥，曾经想要向敦书询问求证。孟子说：“孔子是圣人中最能合乎时宜的人。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出仕就停止，可以迅速行动就迅速行动，可以长久等待就长久等待。”孟子所谓“可”，是说孔子能因时制宜、随时应变而不拘滞罢了。圣贤对于天下，并不是一定要留下固定的行迹；遇到时势所适宜的事情，也不能不有所不同。孔子生于春秋乱世，也一定有自己的处置方式，并不是说出仕、停止、速进、久留都可以随意，而只是任凭环境把自己推到哪里。我的看法是，孔子既然出仕而不隐居，那么可以出仕、可以久任，正是孔子的本心；只是因为不可以出仕而不得已停止，因为不可以久留而不得已速退。速退和停止并不是孔子的本心，孔子自己所处的状态，是出仕和久任。因此他自称不同于逸民；所谓“无可无不可”，是圣人出仕应世、顺应事物的方式，并不是说因为不可为便隐居。上天保佑下民，给他们设置君主和老师；从尧、舜到三代圣人，没有不处在职位上的，由此可以知道孔子对自己的期许。总的说来，伯夷、伊尹、柳下惠这三个人中，伊尹最接近孔子。伊尹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从亳进入夏地，既然认为夏朝可耻，又返回亳地。孔子离开鲁国，在齐国受到排斥，在宋国、卫国被驱逐，在陈国、蔡国之间受困，十四年后才返回鲁国；他把天下责任看得多么重，和伊尹有什么不同呢？只是世上没有成汤那样的君主，伊尹就一定不能像孔子那样出仕；这就是他不及孔子的地方。孔子大概自认为周文王的文德在自己这里传承，有不能停止的责任；至于大贤以下，如曾参、闵损这一类人，他本来就不曾让他们出仕。对于逸民，他也没有加以讥讽。唉！士人生于后世，如果不是圣人，那么在可为与不可为之间，应当知道审慎选择。敦书认为我的话阐发了《论语》《孟子》的意义，请我写下来供他阅览。○陶庵记 我年轻时喜欢读司马子长的书，看见其中感慨激烈、愤懑不平的气势蓬勃而不能自抑，便认为君子处世，轻重取舍的权衡总在自己，决不应当因为一时遭遇而随之升降变化。假如不幸处在困厄之中，那么使心志平和、使性情愉悦，也必定有自己的方法，怎么能像街巷里的小人一样，一旦志愿不能满足，悲伤怨恨、憔悴不堪的神色就表现在眉宇之间呢？孔子屡屡赞美颜渊，却责备子路的恼怒，这说明古代难得有这样的人已经很久了。后来我读陶渊明的文集，看到他的平淡冲和、潇洒脱落、悠然处于得失之外；他不但没有被困厄困住，反而直接把困厄当作快乐。百代之后，吟诵他的文辞，和畅温暖的情感仿佛使尘埃、查滓和世俗污垢一同消融，真是古代善于处困的人啊。推究陶渊明的道理，可以进入孔氏的门径；但世上的评论者只因为他处于元熙改朝换代之际，便称赞那是大节，却不探究他安于天命、以天为乐的实质。困穷艰苦从外部逼迫，饥寒刺痛肌肤，而人的情性却不被动摇，那么在晋、宋之间的兴亡，也不过如蚂蚁的聚散罢了。从前虞伯生仰慕陶渊明，把他同邵子并列；我不敢指望达到邵子的境界，却独独喜爱陶渊明。我又想到如今处于困穷境地的人，便把自己的屋子题名为“陶庵”。○畏垒亭记 从昆山县城沿水路行七十里，有一处叫安亭，在吴淞江旁边。大概图志中记载有安亭江，如今已经看不见了。这里土地贫瘠，风俗浮薄，县里的人争相抛弃它。我的妻子家就在这里，我唯独喜爱宅院中的清闲幽静。壬寅年，我在这所宅院里读书。那里有清澈的池塘、古树，堆叠石块造成山势，还有一座亭子可以登临，隐约可见吴淞江环绕着向东流去。风帆有时从荒墟和树梢之间驶过，华亭九峰、青龙镇的古刹佛塔，都正对着亭子。亭子旧时没有名称，我开始给它命名为“畏垒”。庄子说，亢桑得到了老聃的道，居住在畏垒山中；他的臣子中显露聪明才智的离开了他，他的妾中显露仁德的也远离了他。他和那些形貌臃肿的人相处，任用那些忙碌能干的人，三年以后，畏垒大丰收。畏垒的百姓把他当作神尸来祭祀，在社坛祭祀他、在稷坛祭祀他。我住在这里，却整天闭门不出。偶尔有两三个朋友从远方来，我们便一起在荆棘丛中吟唱。我的妻子耕种四十亩田，适逢大旱，便用牛拉车，昼夜不停地灌水，颇为收获了一些粮食，酿成了好几石酒。寒风凄厉刺骨，树叶枯黄飘落，我叫孩子斟酒，登上亭子长啸，心中十分欣喜：谁会因为厌弃我而离开我呢？谁会同我居住而让我役使呢？谁愿意把我当作神来祭祀、把我当作社神和稷神来祭祀呢？于是写下《畏垒亭记》。栎全轩记

译余峯先生隐居在安亭江边，在住宅北面建了三间屋子，题名为“栎全轩”。先生为人平易坦荡，任性而自得，不事周密防备；对于别人心意所到之处，即使有人认为不对，先生也不放在心上。因此无论贵贱，人人都乐意同他相处。不过也正因为这样，他和世俗往往不相合。先生二十多岁时考中进士，任职郎署，不到十年便成为两司官员。当时两司官中只有先生最年轻，而且他又神态自若，不肯逢迎承接，于是人人都有倾轧他的，最终因此被罢免离职。恰逢我也来到安亭江边居住，住处只隔着一条水道，常常同先生相会。先生不喜欢饮酒，但每次相会就谈论一整天，有时直到半夜还不离去；即使到了别处，也是这样。他同人相处没有界限，欢洽而感情常常有余，就是如此。先生喜爱山水，任郎官时奉使荆湖，每天登黄鹤楼，赋诗饮酒。他在东藩时，拜谒孔林，登临岱宗，观看沧海日出的地方。回来以后便仰慕陶岘那样的为人，驾一叶扁舟往来于五湖之间。有人去拜访先生，他常常不在家。去年他前往越地，泛舟西湖，经过钱塘江，登上子陵钓台，游览齐云岩，将要登黄山，经过九华山，兴致尽了才回来。有一天，他邀请我坐在轩中，激烈地谈论世事，自己说年轻时入朝任职，官阶资历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高，颇有越级超迁之势；一旦受到排斥，心情也无法自行排遣。回头看当时的事情，如今已经十多年了。身处清静之地来观察动荡，居于闲逸之中来窥察劳苦，然后才知道如今所得的好处。天下的人，谁不自称有才？所以任用他们却不知道适可而止；正因为不知道止足，才走到穷困的地步。汉代党锢之祸、唐代白马之祸，成排被杀的人，哪里数得清？“二十四友”、“八司马”、“十六子”之类的人，哪一个不是一世的才俊？李斯被秦国任用，机、云兄弟进入洛阳，一时之间气势如风雷，光彩照耀日月，天下人奔走仰慕他们。可是事情一变再变，世道时移，想要牵着黄犬走出上蔡东门，听华亭的鹤鸣，难道还能够得到吗？那么庄子所说“不才而终其天年”，确实是通达生命的至理，也是我所寄托的道理。我听后叹息，认为这是懂得道的言论。虽然如此，有才与无才，难道是固定不变的吗？世间所任用的是楩、梓、豫、章这些木材，那么楩、梓、豫、章就是有才，而栎树就是无才；世间所任用的是栎树，那么栎树就是有才，而楩、梓、豫、章就是无才。先生正因为清庙明堂所取用的是那些木材，而匠石却看不起栎树，于是把自己比作社树。先生大概应该因此感到庆幸吧？但这也确实令人感慨啊！悠然亭记 我的外祖家世代居住在吴淞江南面的千墩浦上。表兄淀山公从田野间被征召入朝，宦游二十多年，回来后才租住在县城里。嘉靖三十年，选择在马鞍山南面、娄水北面定居。回想我年少时，曾经在外祖家居住；那里大概距县城三十里，远远望见山势倾颓，像堆积的灰，而烟云迷蒙，处在若有若无之间。如今淀山公每天都亲近这座山，高楼曲槛、几席门窗常常可以看见它。又在屋后建了一座小园，在园中造亭，取靖节“悠然见南山”的话作为名称。靖节的诗，大概不是晋宋那些雕琢词藻的人所作的；“悠然”的意味常常表现在言外，不只是某一时刻的适意，而是心中没有滞碍，看见天地间的事物，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我曾认为所谓“悠然”，实际上是同道相伴的；说靖节不懂道理，是不可以的。淀山公负有杰出非凡、足以有所作为的才干，所到之处大多建立了声誉和功绩，却被嫉妒他的人所不能容纳。然而直到如今，朝廷谈论有用的人才时，也必定推重淀山公。淀山公大概还不能忘却尘世，而他用来忘却尘世的方式就是这样。靖节离现在久远，我无从向他询问；我将要向淀山公询问达到悠然的原因。那“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靖节无法把它说尽，淀山公又怎么能够说尽呢？淀山公走遍天下，曾经登泰山，观览邹峄山，经过嵩山、少室山之间，渡过两海，进入闽越险要幽深的地方；这座山哪里只是泰山的一块小石头呢？只是他所感到的悠然，特意寄托在这里罢了。庄子说：“旧国旧都，望见它就心情畅快；即使丘陵草木被水淹没了十分之九，仍然觉得畅快。”何况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事物呢？我有幸侍奉并登临这座亭子，冒昧为它写下这篇记。菊窓记 距离安亭大约二十里，有个地方叫钱门塘，洪氏居住在那里。吴淞江东面是顾浦，转向北流，洪氏的住宅在顾浦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没有丘陵，但浦岸隆起，远远望去，他的住宅仿佛处在山坞之中。从前仲长统曾议论说：“假使住处有良田广宅，背靠山岭，面临流水，沟池环绕，竹木遍布，船车足以代替徒步涉水的劳苦，仆役足以解除身体劳作的疲累，奉养父母有多样的美味，妻子儿女没有劳身之苦。好友聚集，就陈设酒肴来娱乐他们；美好时节、吉祥日子，就烹煮羊羔和猪来奉献给他们。在田园间徘徊，在平林中游玩，长久保全性命，不羡慕进入帝王之门。”大体说来，如今洪氏的居处，隐约就像仲长统所说的乐志论那样。洪氏家中有许多竹木，门前面对宽广的池塘，夏日清风吹来，荷花交相映照；但其中最为优胜的景致，洪君却不取其意，反而把自己的房屋题名为“菊窓”。大概是因为洪君曾吟诵陶渊明的诗：“酒能祛百虑，菊能制颓龄。”又说：“我屋南窓下，今生几丛菊。”仲长统的议论虽然美好，但如果人人都必须等到具备那样的条件之后才能快乐，那么他们不能快乐的事情仍然很多。仲长统最终做了尚书郎，在初平、建安年间任职活动，却有愧于鸿雁高飞、远离尘世的志趣。把这些正直的话说出来又有什么益处呢？陶渊明在东篱下采菊，悠然看见南山；在东轩下傲然自得，姑且又获得了这一生。可以说他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自得。如今洪君享有仲长统那样的快乐，却又仰慕陶渊明的高尚品格，这就是我无法揣测他的原因。我将带着酒到洪君的菊窓下拜访，请求向他询问。顾原鲁先生祠记

译前元末年，昆山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名叫顾原鲁。先生居住在海滨，读书学道，不求在当时获得名声。他端坐在一间屋子里，凭几而坐；两臂所抵触的地方，遗迹仍清晰可见，亲手批注经史。后来他的家人害怕招致祸患，把这些东西全都毁掉，没有流传下来。然而海滨的父老至今还能谈到他。传了四代，到了他的孙子顾启明，如今是太仓人，后来稍稍迁居到郡城。顾启明有个儿子顾存仁，考中进士，任礼科给事中，得以追赠封典给他的父亲。不久因为进谏议论政事触犯皇帝旨意，被谪居到居庸关以外。过了很久才得以回来。吴给事被废黜以后，居家尤其喜欢考订评论先世的故事。郡太守历下金侯城，采纳了不少父老的说法，又认为顾封君敦厚崇尚诚实朴素，足以用来教化和激励末世风俗，于是发檄文命令在郡学中列祠祭祀他，像州里的乡贤祠一样。又在齐门外卧佛寺东边建祠，把顾封君作为从祀者，认为那里靠近他的家，可以每年按时举行祭祀。顾给事说我完全了解事情的始末，请我为此写记。我想古代的人遇到时机，辅佐君主建立功业，施惠于天下，名声载入史册，后世所称述的，往往是这种人。至于隐居山岩洞穴、幽独栖身的士人，即使长久离去而不回来，也一定要等到当时君主侧身等待贤才，弓旌玉帛来到山林，他们的姓名才为世人所称述。至于许由、卞随、务光这一类人，能够同君主以天下相互辞让，这自然应该显赫明白。至于谷口的郑子真、蜀地的严君平，都修养自身以求自保。杨雄年轻时曾跟随君平游学，后来在京师做官，获得显著名声，多次对朝廷在位者称说这两个人，所以他们能够在岩石之下耕作，而名声震动京师。由此说来，如果不是这几个人，即使终身不朽，也没有谁会称述他们。又有不一样的情况：古代君子修身学道，宁愿憔悴于江海之上，也不顾念世俗；他们并不是有所求于世，然而越是简约，名声越显著；越是隐晦，声誉越彰明；逃避名声，名声反而跟随他们。传记中所记载的，这样的人数不胜数。既然无求于世，而世间也不能不知晓他们，这又何必要有所等待呢？像原鲁先生死在海滨，直到如今二百年后，他幽隐的品德才被发扬，那么有志于修德砥行的士人，又何必担忧后世不知晓自己呢？郡太守表彰他的用意就很深了。祠堂共建有正堂、寝堂、两庑、门等若干楹，始建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成于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某日。某谨作此记。娄曲新居记 所谓娄江新居，是我们县在娄水转弯处的地方，沈先生过去就用这个名字来命名他的居所。起初吴国建国时，东门叫娄门，震泽的水从这里向东流入海，所以这条水称为娄江，古代娄门外的马亭溪就是它。溪上重新筑城，是越王余复君治理的地方，于是因而设置为娄县，王莽时称为娄治。吴国有娄侯，有人又称这里为疁城。江水入海的地方叫刘家港；“漻”与“刘”读音相近，讹传吴大疁大概在北野禺■〈礻乐〉东边的舍处。沈先生世代是本县人，七十岁了，从未走出娄曲，却用它命名自己的居所，大概是自认为将终老于此。过去伏波将军平定交阯回来，说他的弟弟少游哀叹自己慷慨有大志，说：“士人生在世上，只求衣食刚好够用，乘坐下泽车，驾驭欵叚马，做郡里的属官，守护祖坟，乡里称为善人，这就够了。再求有多余财物，只是自找苦吃罢了。”当我在浪泊西里之间时，下有积水，上有雾气，毒气熏蒸，抬头看见飞鸢在水边一点一点地坠落，想起少游平日的话，哪里还能得到这种生活呢？班定远在西域，年老后请求哀怜，求得回来，不敢奢望到达酒泉，只希望活着进入玉门关。这两个人，君子大概都为他们感到悲伤。唉！人生百年之内，真正属于自己的日子有多少？想要走遍万里道路，每天奔忙而不知道停止，究竟是为什么呢？先生大概叙述自己年轻时的艰难经历说：“我晚年才在郊外得到一块地，安居并以此为乐，把园子命名为南园，把馆舍命名为星槎，把堂屋命名为卅有。我说：‘到我这一代，差不多才有了这些。’后来又从别人手中买来一处居所，到如今才在县城南街择地居住。亲朋往来，乡里的风俗淳厚。有一所住宅，有几间房屋，有花有竹，一壶浊酒，几茎腌菜，焚香赋诗，自以为享有晚年的快乐，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它。傅说旅舍居处无常，是迁徙之徒；如今大概差不多可以免除这种情况了。”我读他的这些话，大概其中有隐居的意味；又想到从前的人发奋立志，在万里之外争取功名，直到白头回顾时，忽然产生了狐死首丘、依恋故土的感情，于是感叹那些漂泊不定的人究竟何时才是尽头。于是写下这篇文字作为记。清梦轩记

译我的朋友王子敬在住宅西面建了一间书室，题额为“清梦轩”，请我为它作记。我读《无羊》这首诗，怀疑解释《诗经》的人没有领会它的旨意；这大概是牧人的梦罢了。牧人在梦中看见，羊角牛耳，羊牛聚集而又湿润，走下河去饮水，有的躺卧，有的惊醒；牧人还披着蓑衣、戴着斗笠，背着干粮，为它们拾取柴薪，捕捉禽兽回来，然后用手臂招呼牛羊归来。以牧人的愚朴，而梦中的景象竟然如此，所以我曾说人的心灵，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即使列子所说黄帝梦游华胥之国、周穆王化身游历幻境之类，心神所变化出的景象，也应当是存在的。只是庄周、列御寇这些人厌恶世道的混浊，恍惚放纵，把这些说成蕉鹿、蝴蝶的寓言，想变成鸟却违逆天性，想变成鱼却沉没深渊，他们的用意也很可悲。人的生命在睡眠中，魂魄交会；夜间的规律是睡眠，醒来以后形体舒展，是白昼的规律。《易大传》说：“范围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分，曲折成就万物而无所遗漏，通晓昼夜的规律而知晓一切。”所以精神没有固定方所，《易》也没有固定形体。只有完全通晓昼夜的规律，才知道死生与梦醒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子思说：“喜怒哀乐还没有发作，叫作中；发作出来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道路。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喜怒哀乐不能扰乱他的心，所以心境空明澄澈，天地万物全都显现其中。古代圣人端正衣冠，垂着冠冕的旒，俯仰之间，却能抚临四海之外，如同牧人在梦中的境界；清庙、明堂、郊丘、庐井，以及俯仰升降的礼仪、衣服器械，都从他的心灵中自然产生罢了，又有什么人为的作为呢？子思说：“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戒惧谨慎，在别人听不见的地方恐惧警戒，这就是君子慎独。”孟子说：“夜间的清明之气足以保存这种本心。”这不就是清梦的道理吗？王子敬聪敏而好学，渐渐有志于道，仰慕近世儒者以梦寐来验证所学，所以用“清梦”命名他的书斋。因此我把子思、孟轲的学说告诉他。宝界山居记 太湖是东南方巨大的水域，广阔五百里，群山在波涛之间耸出，数以百计；重重水岸、各处洲渚、幽深山谷和曲折角落，没有不是仙灵栖息的地方。天下的山得到水便显得可爱，但水有时被束缚在狭窄逼仄之处，不足以完全展现山的奇景；天下的水得到山便有了停聚之处，但山有时孤立低小，不足以充分表现水的情趣。太湖浩荡无边，水势深广，沉浸着诸山；山多而湖水足以容纳它们。我想，只有海外的绝岛可以胜过这里，中原没有这样的地方。因此凡是奔涌、屏列在湖边的山，都借助太湖而显出胜景。从锡山经过五里湖，便到宝界山；它在洞庭山北面、夫椒山与湫山之间，仲山王先生居住在那里。先生早年弃官，他的儿子王鉴刚考中进士，也告假归来。父子在家庭之间每天以诗画自娱。因长洲陆君来请，我为他的山居写这篇记。我没有到过宝界山，曾经在万峰山读书，尽览湖滨诸山的景色；虽然各处山势面貌不同，却无不借助太湖而成为胜景。马迹山、长兴山，常常出现在残霞落日的映照之中，因此我说宝界山大概也可以远远望见。过去王右丞的辋川别墅，诗画的妙处直到今天还可以想见其景。仲山的居处，难道会比华子冈、欹湖等奇胜景致逊色吗？可是千里湖山，岂是蓝田所有的呢？摩诘清逸的思致和韵味，超出尘俗之外；但在开元、天宝年间，他却不能自行决断，以至于沾染羯胡的腥膻。由此可知，士大夫出仕或退隐自有一定的道理，一旦失足，便再也无法洗刷。像摩诘这样的人，令人千年之后仍留下遗憾。如今仲山父子在清明的时代高洁退隐，哪里是王维能够相比的呢？哪里能够相比呢！南陔草堂记 我的朋友陈吉甫选择居住在县城东南门湏浦之上，大概从城门向南出去就是通往松江的道路；江南江北的村民有征集名册、聚会集合之事，必定经过这里，所以形成的市集很喧闹杂乱，而吉甫的住宅在浦西。我家过去居住在东南门，就是所谓的河西；湏浦发源处是县城的护城壕，娄水沿着这里向东流，到太仓入海，船只昼夜往来，呼喊声不断。吉甫家背靠护城壕，靠近湏浦，却独自显出林野的情趣。他在住宅后面建了几间堂屋，前面临着小池，池边有亭榭、花木和山石；池塘南面有幽静小路，向西出去便是开阔平坦的田野。堂屋西面是园圃，种有许多竹树、花木和果树，另有几间堂屋。吉甫把这里作为供父母游乐的地方，所以取名为“南陔”。我读《诗经·小雅》，读到《六月》的序，认为从《鹿鸣》到《菁菁者莪》二十二篇诗，大概都是先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全都包含在其中。《小雅》衰微以后，四方夷族交相侵犯，中国便衰弱了。然而这些诗一定以《南陔》为根本；如果人没有孝友之心，那么君臣、兄弟、朋友之间的秩序从哪里建立？和乐、忠信、廉耻、礼义从哪里获得其正道？法度、积蓄、军队、征伐和功力从哪里获得其尺度？福禄从哪里得到安定？阴阳从哪里得到规律？贤者从哪里得到适当的位置？万物从哪里得以成为国家的根基？怎么会不失坠恩泽？怎么会不使万物失其常性？怎么会不丧失其道理？万国怎么会不离散？诸夏怎么会不衰败？这就是四方夷族交相侵犯、中国衰微的原因。因此乡饮酒礼、燕礼都击鼓弹瑟，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然后吹笙进入堂下，演奏《南陔》《白华》《华黍》，大概是对外尽行君臣之礼，对内又反归到父子关系，于是王道就完备了。汉代儒生在秦火之后搜集残存篇章，却使这些篇章亡佚至今，便认为笙乐只是有声而没有歌词，却不知道古代《诗经》三百篇，孔子都曾配弦乐歌唱，以求合于《韶》《舞》《雅》《颂》的乐音。如果本来没有歌词，又怎么会有《南陔》《白华》《华黍》这些篇名？如今世间流传的《新宫》《采荠》《狸首》《骊驹》以及三《豳》、三《夏》、九《夏》之类，歌词亡佚的本来就很多。束广微补写亡佚诗篇，大概也接近原意，但他的用意只停留在早晨进食、晚上供膳之间；从《卷耳》《采苹》等诗作中寻求它们，虽然情调闲淡，却意味深远。至于《陟岵》《蓼莪》，其中有幽深遥远、无穷无尽的思念，束广微就不能相比了。吉甫的尊长同我父亲是同学，年老以后又一同参加乡社活动；在社中整天欢喜地饮酒，一定喝醉以后才离去，而且一生具有孝友的品行，吉甫又能承奉他。因此凡是登上他家堂屋的人，就像听见钟鼓、听到笙瑟一样，也可以知道《南陔》这首诗并没有被遗忘。我因此推演《小雅》的意义，把它写下来。莪江精舍记

译我们乡里的严氏居住在吴淞江大直浦东面，世代凭借财产雄厚。到了都事君兄弟，选拔入成均成为弟子；廉卿又常常同我一起参加春官考试。我弟弟亨甫是都事君的女婿，所以我在启贞还年幼时就认识他。都事君仪表伟岸，胡须漂亮；启贞年少时已经身材丰厚健硕，来到我家作客，答问、应对、行揖让礼都像成年人和长者，见到他的人往往称赞说：“生儿子何必多？有这样一个儿子，就足以知道严氏后继有人了。”都事君去世后，启贞承担起继承家业的责任，越发能够光大他的家业，却不幸早早夭亡。他的遗孤严润当时还在幼年，由毋诸孺人抚养教育，直到成人成才。如今距离启贞去世忽然已经超过十二年，严润也将加冠并娶妻了。毋诸孺人是宁邑令贞伯的女儿。她操守自身，有卫共姜那样的节操；教育儿子，有欧阳太夫人那样的严格。严润仰承慈母的容颜，把她作为依靠，足以自我排遣。然而想到父亲早早离世，便吟诵《蓼莪》诗，每天哭泣。他游走在江上，悲痛于流水流逝而不再回来。因此把自己的精舍命名为“莪江”。有一位同情他志向的客人，请我写记，并且请我为他解释其中的意义。我认为人的感情都有止境；至于过度悲伤，人应当寻找办法来排遣。严先生真孝啊，唯独因为自己的父亲而悲哀，难道可以用常人的道理来排遣吗？虽然如此，悲哀也有它的限度。三年的丧服，到二十五个月便结束；悲痛还没有尽，思念也没有忘，但丧服在这时除去，是因为送死的礼仪已经完成，而重新生活也要有节度。所以说：“先王制定的礼制，不可以超过限度。”我怜悯严先生每天诵读《蓼莪》，难道要让重新生活也没有节度吗？你应当继承祖先的志向，思考如何慰藉母亲的心，追求那种立身行道、在后世扬名的事业；这才是使这种感情永无穷尽的办法。我过去曾两次经过严氏家。第一次见到都事君，他饮酒温和谦恭，整日欢宴。第二次经过时，启贞已经成为主人，而我的朋友徐直言在他家塾中，我在那里留宿，第二天告别离去；就是如今所说的精舍。往年严先生来为他的外祖父陆冢宰家请求祝寿祈福的文辞，我才开始认识他。大约二十年间，我看见严氏三代人，实在有令人感慨的地方。我又赞许严先生的志向，所以为他写下这篇记。题玊女潭记 阳羡的山水奇特优美，以张公洞、善卷洞和玊女潭最为著名，它们的名称都寄托在神仙传说上。我读《山海经》，其中关于昆仑山、广都之野、轩辕之丘、不死之国的说法，认为不过是齐谐、邹衍之类人的传说罢了。如今天下名山在中原的，往往有许多仙人的遗迹，难道这些事情全都确实可信吗？溧阳史氏，自汉代杜陵壮侯以来，延续了数百年，世人称为史侯家。从溧阳到玊女潭有四十里，史君在这中间除去杂草，焚烧茅草，砍削石块，疏通土石；人的力量用尽以后，天然的工巧才显现出来。从潭往前走，得到二十四处景致，给它们命名并题写出来，如所谓仙馆、佛窟、瑶台、琪树、鹤坡、鼍峡之类。好事的人听说后仰慕它们，却不能亲自到达，只能如同远远望见一般。天下太平，天子圣明，史君是朝廷中的贵臣，却偏偏自行逃避到山泽之间，点缀青山碧水，因循并增饰奇异景物，使后世百年以后便把史君当作仙人。这样说来，我大概怀疑所谓仙人遗迹，都是那些逃离尘世、长久隐居的人借以寄托而造成的；史君也属于这一类吗？震川别号记 我的性情不喜欢称呼别人道号，尤其不喜欢别人给我加上字号，常常把字当作尊称。一日，诸位先生在乡里聚会，认为唯独我没有号称不可以，于是称我为“震川”。我生长在大江东南，东南的水泽只有太湖最大。太湖又叫五湖，《尚书》称它为震泽，所以称作震川。后来人们互相传称，时间久了便以为这是我自己取的号；其实我只是随意应付，并不想接受这个称号。今年我住在京师，认识同年进士、信阳人何启图，他也号震川。不知道启图为什么取这个号？启图是大复先生的孙子，是汴省乡试第一名，才华很高而且好学。同他相处，他谦恭谨慎，正是我所欣喜仰慕的人。从前司马相如仰慕蔺相如的为人，便改名为相如。我有幸同启图使用同一个号，于是终于自己称作震川。大概我自称震川，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因此写下这些话送给启图，表达我仰慕推重他的意思。耐斋记 万安刘先生来教导昆山学，有三位先生；先生所居住的地方称为东斋。在此以前，两斋的官署都在讲堂东边，近来才迁到西面，位置颇为深远。清閟先生到任后，便把他的居所题名为“耐斋”。我曾到斋中拜访先生，当时秋风飒飒，黄叶铺满庭院，门外没有行人的鞋印，只有一个穿皂衣的差役在左右接待，为我端来茶水，于是坐下来谈了很久。先生说：“我担任这个官职，品秩低，俸禄少，每月只领取廪米三石，用来准备稀粥供养妻子儿女，常常还不够。这是为了忍耐贫困。上官巡视县境，我在职务上没有可以管辖的事情，往往率领诸生到郊外迎接；上官到来后，我便跟随县令、县丞行薄礼，快步趋行，唯唯诺诺。这是为了忍耐羞辱。久任之法不能实行，官职无论尊卑，大多按期月迅速调动，以求速效，而我的官职常常不能升迁。这是为了忍耐长久。有这三种忍耐，所以我把书斋命名为耐斋。”我告别先生以后，有一天他派弟子沈孝来请求我写斋记。从前孟子谈论士人不以道为志，到了为贫困而出仕的情况，认为只有守门和击柝的职位适合他。放弃学者的职业而去守门击柝，大概也是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只有近代设置学官和书院山长，用来安置那些有道却不任职的士人，使谋生和求道能够同时进行而不相违背；这种制度足以优待天下的学士，特别比前代更好。所以当时把这种官职称为清高。不过，追求清高，其中也可能有不能忍耐的地方。假使不能忍耐，那么即使是博学之士也不能担任。假使能够忍耐，就像孟子所说的守门、击柝也可以。扬雄说过：“不赞同伯夷、叔齐而赞同柳下惠，隐居首阳山是笨拙，居于柱下史之位才是巧妙。”士人立身处世，各有适合自己的位置。假使能够忍耐，即使做到大臣、宰相也可以。因此写下这些话，让沈孝回去向先生请教验证。《归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归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昆山归有光著 门人王执礼校 记二 ◆记二 见村楼记 真义堂记 世美堂后记 花史馆记 杏花书屋记 遂初堂记 见南阁记 梦鼎堂记 重修承志堂记 重造承志堂左右夹室记 顺德府通判厅记 顺德府通判厅右记 重修阙里庙记（代） 见村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