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二

译倭寇侵犯边境，被杀死的百姓将近几千人，百姓流离迁徙，所到之处村落全都空了。直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倭寇的势力更加猖獗。州县勉强闭城自保，局势逐渐蔓延，东南各郡大有可忧。如今贼寇在嘉定，有司却紧闭城门，任凭他们杀掠，这已经不是仁人所应有的用心了。他们只想保全仓库和城池，以免承担罪责，却不知道四郊既已空虚，便有剥肤之患；贼势更加旺盛，粮资更加充足，合力来攻，孤立的一座城池势必不能独存。这对于保全自身、妻子儿女的打算，也未必算得上正确。现在贼徒出没于罗店、刘家行、江湾、月浦等地，这些道路都可以预先侦知。请求秘密周密地派兵设伏，伺机截击杀敌。他们因屡次获胜而骄傲，以为我军不能作战，来往如入无人之境；出其不意，便可以取胜。古代用兵，唯恐敌人不骄傲、不贪利，兵法说“用卑下的姿态使敌人骄傲”，又说“用利益诱惑敌人”。如今贼寇正犯兵家所忌，可以袭击而取胜。我访知吴淞所的一支军队，一向号称精悍，倭贼很害怕他们，称他们为“白头虫”。去年宗百户、冯百户看见倭船逼近城池，仓促出战，被敌人杀死；有司不加怜恤，反而把罪过归于二人，从此以后人人把这件事当作警戒。又因城墙崩塌，半数坠入海中，而且多年不能供给军粮，士卒都饥饿疲惫，往往在道路上乞食，于是导致新城失陷，反而成为贼寇的巢穴。嘉定、上海的形势日益孤危。如今请求召来新城失事的指挥，命令他收拢散卒，允许他戴罪立功，以厚重的赏赐激励他，让他在贼寇进入嘉定以及通往南翔等要道的狭窄处，架设长枪、强弩设伏等待敌人。新城败散后剩下的士卒约二百多人，人数太少，请招募沿海沈、濮、蔡、严、黄、陆等大姓之家，他们一向能够抵御贼寇以及曾受贼寇祸害的人家，把他们合并起来，专门用作伏兵和往来游击，贼寇自然不敢接近太仓、嘉定、松江。并且可以借助新城的军队，等待机会袭击敌人，城池就可以重新夺回。兵法说：“善于防守的人，守在敌人不能攻击的地方。”又说：“使敌人不能到达，就是在伤害敌人。”如今所谓守城，只是守在城内，却不知道也要守在城外，惶惶不安，仿佛身在包围之中；贼寇还没有到，自己已经先困住了，瞻前顾后，身体还能剩下多少呢？所以说唇亡则齿寒，鲁国酒薄却使邯郸被围。苏州的防守，不在娄门，而在昆山、太仓；太仓的防守，不在太仓，而在刘家港，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如今贼寇已经掠尽罗店等处，必然会到南翔。贼寇占据南翔，夺取民船进入吴淞江，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葑门，那么苏州便危险了。向南经过唐行，松江便危险了。如今听说他们又到了太仓、昆山等处，那么常熟便危险了。所以要在他们到达以前伤害他们，这才是防守。然而所谓设伏作为奇兵，又要不时出动正兵，与之内外呼应，这样才可以。嘉定又靠近海边，是内地的屏障；但县令怯懦，不懂军事，请委任百姓所信服的人，如任同知、董知县、武指挥等，共同主持决断军务；知县负责筹办粮食，不得从中阻挠。倘若有疏忽差错，苏州、松江两郡就不可保全了。又考察得知，白茆旧有白茆寨，刘家港旧有刘家港寨，青浦旧有青浦寨，这些都是前朝拨置军士防备倭寇的地方，大概春夏巡哨，秋冬返回卫所。又在白茆、吴塘、茜泾、刘家港、甘市等处，各有烟墩，烽火相接；由此可见从前遭受倭寇的痕迹。如今防备如此疏阔，却想凭一座城自我固守，是不可能的。又访知贼寇所占据的海岛夷洲中，真正的倭人不过一百多人，其中本地逃亡亡命之徒固然很多，也往往有被劫掠后无法脱身的人。近日贼寇抢掠娄塘、罗店等处，驱赶居民替他们挑包；那些看守包裹的人同我们的百姓私下交谈，说其中某府、某州、某县的人是被贼寇胁迫的，他们没有不思念故乡的，只是已经剃发、穿着他们的服装，与贼寇没有区别；想自行逃走，反而会被州县官府杀死，因此只得模棱两可地苟延性命。我希望官府设法招抚他们，明确以保障生活的承诺来吸引他们，务必使贼党孤立削弱，贼势不久自然会解散；这是古人制服夷人、遏制盗贼的长远策略。又听说民间看不见官府出兵，以为应当等待请旨，必须等大军到来。我私下看到，祖宗曾在山东、淮河、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沿海设置卫所和镇戍，彼此联络；每年根据风候调发水军出海，后来又设置都指挥一员统领各卫，专门以备倭为名。如今倭贼到处逞凶，却没有人能制止他们，只见官府纷纷抽调壮丁和原有的民快，这些都是平素没有训练的百姓，驱使他们去杀贼，以致一人被杀，千人自行溃散，徒然增长贼寇的气焰，使海外蛮夷听到后都产生轻视中国的心思，这不是祖宗设置沿海军卫的本意。当权者受文法拘束，动不动就以擅自调动官军为借口。我私下拜读《大明律》关于“擅调官军”的一条：贼兵突然到来，准备攻袭，事情紧急，或路途遥远的，都听从方便，火速调拨军马，乘机剿捕。若寇贼滋长蔓延，应当会同捕剿，邻近卫所即使不属于本管，也可以调发兵力策应。若不立即调遣会合，或不立即向上司申报，以及邻近卫所不立即发兵策应的，与擅调官军同罪。这是各卫可以自行调拨兵力策应的明文规定。如今贼寇杀害百姓，震动京畿，苏州、松江内地的城门一连数月不开，百姓忧惧不安；各卫拥兵深居，贼寇就在近郊却不发一箭，难道要忍心把百万生灵送给贼寇，侥幸等他们自行退去吗？沿海卫所本来足以防御，如今却只靠民兵勉强支撑，玩忽时日、纵容寇贼，等到实在不能再拖，才请旨调动大军。用民兵，力量孱弱；用大军，声势过于重大，这等于虚设沿海数百万军队。何况大军到来时，我们的百姓已经被贼寇吃饱，豺狼的肚子早已填满了。贼寇听说天兵已经出动，转眼就逃走；即使有百万勇士，也只能对着空荡的海面怅望，白白使百姓骚动罢了。请求及早裁决处理，遵照《大明律》关于军政调拨策应的规定，这样或许可以限期消灭贼寇，不必烦劳朝廷调动大军，实在是地方百姓的幸运。○《御倭议》

译日本在百济、新罗东南的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位于会稽以东，同儋耳相近，建都于邪摩堆，就是所谓的邪马台。古代没有同中国往来，到汉建武年间才开始派使者朝贡，前代从未侵犯边境。自从前元在四明开通互市以后，日本便趁机劫掠居民；到了本朝初年，倭寇才开始严重。然而自宣德以后，金线岛一战取胜，也再没有倭寇来到。如今边患和争端的开启，实在是由于中国奸民违禁私自出海，防范失当；事情已经过去，再后悔也来不及了。但国家的威灵所到之处，海内海外没有不称臣进贡的，区区小夷却敢肆意侵犯。魏正始年间，宣武帝在东堂召见高丽使者，因为夫余、涉罗的贡物没有送到，宣武帝说：“高丽世代承受上将军之任，专门统制海外；九夷中的狡猾敌虏，确实可以征讨。贡物缺失的责任，在于统辖诸部的官员。因此高丽历代都有都督辽海征东将军、领东夷中郎将的名号。”如今朝鲜国虽然没有专门征讨的职任，但形势上确实能够制约倭寇，何况其国王一向号称恭顺。倭奴侵犯，应该可以用此责问朝鲜王；否则就必须发兵直捣其国都，拘捕其国王，才足以伸张中国的威势。像前代慕容皝、陈棱、李绩、苏定方，都曾在海外取得成功；而元代五龙之败，是由于将帅失误，使中国后世世代因此受到创伤，却甘心忍受倭寇侮辱，这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不过，如今的财赋和兵力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只能采取自守的办法。所谓自守，我认为应当恢复祖宗的制度：沿海从山东、淮、浙、闽、广的卫所相互联络，若能恢复原有编制，兵力便不必烦劳征调而足够；由都司备倭指挥等官，等贼寇来到海中便截击消灭，那么也不必设置许多提督、总兵来统领。为什么不考虑恢复祖宗旧制，反而直接造成如今这种纷乱呢？之所以必须在海中截击，是因为贼寇在海中时，舟船和火器都不能胜过我们，而且他们多半饥饿困乏；只是到了岸上便无法抵御了。不在外海抵御，就在内海抵御；不能在海上抵御，就在海口抵御；不能在海口抵御，就在陆地抵御；连陆地也不能抵御，就只能闭城自守。这说明防御越往后退，形势越差。应当责成将领，严格制定条格：贼寇在海上战败的，算最高功劳；能够把守截击海口、不让贼寇登岸的，也按功论赏；贼寇从某个港口得以进入，负责把守该港口的官员必须处死，不得赦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其中有司关闭城门坐视不救，致使四郊百姓肝脑涂地的，与失守城池同罪，如此百姓才会知道奋勇效力；即使死了，倭寇也不能侵犯。○《三途并用议》

译我任都水司试吏时，太子太傅司空公用奏章考核各位进士，我奉命撰写《三途并用议》。议论说：所谓“三途”，就是进士、科贡、吏员。国初任用人才，有征聘，有经明行修，有人材，有贤良方正，有才识兼人，有楷书，有童子等科目。后来大多相继废止，承平以来，专门任用进士、科贡和吏员。这三条途径起初并未废除，近来想要革新天下吏治，便在科贡、吏员中稍微破格提拔，所以有“三途并用”的说法。其实在这以前，三途本来就没有不并用的。我认为，朝廷想要取得任用人才的实际成效，对于科贡、吏员应当采取的措施，首先应当清理它们的源头。源头清理之后，末流才可以治理。如今进士和科贡都出自学校，都采用试经义、论策的办法。进士考试不中，便进入国子监成为举人监生；举人考试不中，按年资、财资贡入，进入国子监成为岁贡监生。这不像汉代的贤良、孝廉对策与博士弟子截然分为两途，实际上只有一条途径罢了。然而进士升入礼部，作为较高等级的选拔；举人落第以及岁贡，国家也并不轻视，所以让他们在太学学习，以观察他们能否成才。假如确实成才了，即使授予进士所任的官职也可以。如今成均教养人才的制度不完备，只让他们凭资历等待选用罢了，不再像古代那样有完备的教育制度，这就是科贡源头不清。吏员在古代，本来与士大夫没有区别；后来流品既然分开，便成为另一类人，士人也不肯再屈辱地充任吏员。因此本朝的资格制度中，吏员最高只能做到七品，多半任用为属官、幕僚、监当、管库等职；没有保荐，不能任州郡官，那么吏员这条道路本来就不能与儒者并列。然而吏员起初都是藩、宪、卫、府、州、县所设置的，其中还保留着前代辟举的遗法；如今则一开始做吏，就先要求他们缴纳钱财，从提控以下直到吏典，只按所缴钱财来评定出身等级，这就是吏员源头没有清理。要使举人、贡生得到人才，关键在于修整太学制度；这样科贡人员就可以任用。要使属官、幕僚、监当、管库等职得到人才，关键在于遵循旧日辟举制度；这样这些职务就可以任用。然而吏员只能按照资历递进，像祖宗的制度那样，不能与科贡并列。我对于科贡还有话要说：会试有甲榜、乙榜，乙榜其实也是举人中式，只是受钦定名额限制，所以列在其次。乙榜授予教职，实际上与进士没有差别；如今却专门把落卷列入乙榜，而把因请求恩典而入选的人一概授予教职，这样教官的选任就被看轻了。岁贡本来应当选取州县中的俊才，如同往年所说的选贡；如今不依据洪武旧制，而专门按年日累积资历，于是岁贡中没有多少俊才可以施行成均的教育了。我又奇怪，如今不清理源头，反而堵塞源头的做法，还不止这一种。自从纳粟买马、挖运纳级等条例日益开放，吏员的道路混杂而多端，官府的选用制度也日益紊乱。科贡、吏员也都因此受到阻碍。所以想要振兴整顿吏治，不如清理源头而不要堵塞它。以上这些，不过是在现有格式条例中修复已经败坏的部分罢了。在这两方面，源头清楚了，格式条例也恢复了正常，然后在其中选拔卓异人才，破格提拔。因为天下奇异俊秀的人才少，而才质平常的人多。王者之道，首先制定法令，使天下才质平常的人都能有所成就；至于精神才力的运用，则可以对奇俊之士在法令之外加以任用，不受法令限制，这就是它能够鼓舞一代人才的原因。有人说：“你说吏员这条道路不能与儒者并列，那么先朝如尚书徐熙、知府况锺，都是显著任用的人才，这又是为什么？”回答说：“这又不能按照吏员的途径来评论。先朝任用人才，有时从常格之外选取。宋景濂是一代文章宗师，杨士奇是三朝辅相之首，他们都以布衣身份特别起用，后来竟掌管皇帝诏制、主持机密事务，难道会拘拘于循常途径吗？” 自古以来，即使在中古时期，也从来没有不广泛招纳俊杰、博采声望、礼敬隐士、急切思求众多人才的。如今一百多年，寥寥没有见到这种情形，却专门按照资格递进，如今也颇为苦于这种拘束狭隘，不能够豁然开通。因此才有三途并用的说法。我认为，如果不是大力破除因循守旧的论调，考察国家旧有的故事，追慕三代、两汉的高远做法，用来振作、鼓舞一代人才，恐怕不足以革除历代积累的弊病，取得任用人才的实际成效。谨此议论。○马政议

译我私下认为，古代的马只由官府饲养，而民间饲养的马，官府起初并不干预。《司马法》所说的“甸出长毂、牛马”，以及所谓万乘、千乘、百乘，都是把兵事寄寓于农业之中，有事时征调，官府并不参与平时饲养。至于由官府饲养的马，如《周礼》中的校人、牧圉等职，以及《月令》所记载的制度，官府自行饲养马匹的方法都完备详尽。周代既然有官府养马，而民间的马官府不干预，所以百姓各自尽力饲养自己的马，无不尽心，因此有事征发时，车辆和马匹无不齐备。汉代苑中的马，就是校人所掌管的官马；民间私自牧养，官府不干预，都可以自行繁殖，所以街巷中都有马，桥姚一带甚至有马千匹。到了武帝讨伐匈奴，马匹缺少，才开始有借母马归还马驹的命令；这也是战事兴起时的权宜制度，并不是长久实行的办法。秦汉以来，唐代的马最为兴盛，都是天子亲自设置监牧饲养，扰累没有涉及百姓，而马匹却如此兴盛。我朝设置苑马，就是继承了这种遗意；然而又在两京畿辅、河南、山东让编户养马，这又兼用了宋人的保甲法。这样便不只是官府养马，又让百姓养马。如今监牧的马没有见到繁殖增多，民间牧养的马又一天比一天减少。就今天畿郡养马的情况说，马既然登记在官府名下，百姓认为它不是自己的；官府既然把马委托给百姓，官府又认为它不是官府专有，马怎么能不衰败？从立法之初就已经知道，它的弊病必然发展到今天。况且天下有能治理的人，却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方法；假如能够依照旧制并且得到贤能之人来追求实际成效，也未尝不可以借此发挥作用。如今保马制度既不能改变，而在这当中又不能守住旧制，往往屡次纷纷更改，只沿袭它的末流而不追究根本，越改越坏，必定要到无法恢复才停止。这是今天天下的事情都如此，并不只是马政如此。我曾考察洪武初年的制度：命令有关官府提调、繁殖、牧养，江南十一户共同养马一匹，江北五户共同养马一匹；以丁口多的人家充任马头，专门养一匹马，其余人家令其出资补贴，用来预备马匹倒毙、遗失时购买补充；每两年缴纳马驹一匹。又设置群头、群长，设置官员铸造印信，与守令分别管理百姓；有牧马草场，又免除他们一半的粮草，并且经常加以优恤。假如有关官府能够责求实效而实行，常常使百姓得到养马的利益，那么马又何必担忧不繁殖呢？如今反而不能修复旧制，只因法律有弊病就急于改变它，天下哪里还能有完善的制度？让百姓养马，国家的本意本来只是想得到马罢了；那么所谓本色、折色，究竟是为什么呢？既要求百姓养马，又要求他们缴纳银两。这样说来，取银子就可以了，又为什么还要马呢？于是百姓不把养马当作要务，而把缴纳银两当作急务。牧地本来是用来让百姓养马的，却又征收它的子粒，并且不断增加。子粒既然如此，后来干脆并入田税罢了；那么又为什么还要向马户征收？于是百姓不把养马当作要务，而把缴纳子粒当作急务。养马的人，征收他们所养的马驹是可以的；如今不用他们所养的马驹，却让他们购买马匹交纳，于是百姓不把养马当作要务，而把购买马匹交纳当作急务。折色的议论，本来是因为江南、应天、太平等地不是产马之地，变通办理，改缴银两也可以。后来却把这种办法推行到河北，如今又变卖种马而征收草料钱。推究如今变更制度的本意，完全是想要求百姓缴纳银两，而不是要求百姓养马。官府既然不再办理养马，却只图眼前利益；百姓又任意作奸作伪，只图谋自身利益。有马驹却不申报，专门从事欺骗隐瞒；不肯用马驹供官府备用，只愿意用银子购买马匹交纳。甚至有的伤害怀孕的母马，断绝母马交配，上下都互相谋求私利、彼此欺骗罢了。卫文公内心诚实深沉，才使骊马、牝马达到三千匹；鲁僖公因为心思纯正无邪，使马匹不断繁殖。官府和百姓都一心图利、互相欺骗，又怎能指望马匹繁殖兴盛呢？如今议论马政的人，又不断提出新的主意，把只变卖一半马匹认为还不彻底，因而想把种马全部卖掉，只按照折色征收银两和草料，却完全不思考祖宗立法的深意，实在令人叹息。河北的人骁勇强健，良马也是冀州所产。古人之所以说这个地方王者不能没有它才能称王，霸者不能没有它才能称霸，正是这个道理。如今把冀州的良马全部抛弃。一旦国家有事，西边的马能够拿来供畿内使用吗？古语说：“改变之后不如以前，变更而造成很多失败，也不能不恢复旧制。”如今想要讲明马政，必须全部恢复洪武、永乐年间的旧制。江南可以实行折色，畿辅、河南、山东却不可以实行折色。草场旧有的定额可以清理，子粒不可征收。官吏侵吞剥削，可以罢黜、惩罚；管理马匹的官员、群长、兽医却不可裁减。实行恢复马匹的命令，使百姓能够减轻负担；百姓知道养马有利，那么即使是官马，也会把它当作自己的马。还应修复金牌制度，开放关卡互市，以增加获得好马的机会；另行征派百姓养作种马，并让有关官府加强督察。洪武、永乐年间的旧制，仍然可以恢复。修整茶马贸易，渥洼马的出产就会到来；放宽草地禁令，圈地牧养的马匹就会繁多；抚恤编户，放开刍牧，乌倮、桥姚一带的马匹财富就会达到极盛。所以说，车骑是天下的武备。它用来壮大神京、防备后患，意义难道浅显吗？再说，古代的相、卫、邢、洺都设有马监，这些地方不就是今天的畿辅吗？如果把官府和百姓耕种、租佃、牧马的草场全部核查清楚，全部收出；对于那些马群不耕种的地方，也都立起界标，作为马监失地，全部归入苑马场。宋人的户马、保马制度，即使废除也可以，何必拘拘然沿袭它的末流，天天忙于纷纷更改呢？《归先生文集》卷二 《归先生文集》卷三 吴郡归有光著 门人周诗校订 书一 ◆书一 答顾伯刚书 给徐生的信 在山舍给求学者的示文 给潘子实的信 论三区赋役水利书 上给方参政的书 答俞质甫书 论御倭书（代作） 上给赵侍郎的书（代作） 奉送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 寄给王太守的信 代作送给王都御史的信 ○答顾伯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