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先生文集卷之八

译《玊岩先生文集》是已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周公名广，字充之，另自号玊岩，是昆山太仓人。太仓后来建置为州，所以现在称为州人。周公在弘治乙丑年考中进士，历任莆田、吉水两县县令，因治理政绩被评为天下第一。被征召试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仅仅两个月，就上疏劝谏武宗皇帝。受宠的奸佞嫉恨他，想置他于死地，但皇帝没有治他的罪，所以没有被下诏狱，只贬为怀远驿丞。然而那些奸佞怒气未消，又派人在路上拦截刺杀周公。周公假装成秃头和尚，拿着波嗢啰沿途乞讨，走了四百多里才得以脱身。武定侯郭勋镇守岭南，迎合皇帝的意旨，假称用白金试探周公，周公拒绝接受。一天，他把周公拘捕起来，关闭府门，用棰杖把他打得几乎死去。行省官员吓得屏住呼吸，没有人敢相救。御史上疏进言，这才把他解救出来。过了很久，周公升任建昌县令，又被贬为竹寨驿丞。恰逢武宗去世，今上即位，下诏举荐遗逸之士，周公又任御史。不久升任江西按察司佥事，历任九江兵备副使、江西提学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周公从起用到进入九卿之列不到十年，不能说没有得到际遇；可是后来不幸去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用。然而天下谈论武宗时期能够凭直言进谏而显名的人，除周公以外不过几人罢了。天子中兴，想建立万世功业，那么像周公这样神色严正、立身朝廷的人，难道一天也可以没有吗？所以我曾认为，士人的忠言直论，足以匡正皇极、扶助世道，使它们显著于朝廷，恩泽遍及百姓；后世传诵他们的言辞，这本来是应该的。至于那些诋毁攻击、呼号叫喊而不被采纳的言论，只是一时的空话，似乎不值得劳烦史书记载；但学者仍然不断传述它们，难道不是因为天下人希望恢复生机已经很久了吗？有些言论足以转乱为治，使百姓得到利益和安宁，即使没有被实行，实际上也是上天启发这个人，使一代的公道昭明；后人仍会握腕拍掌，庆幸当时如果能够采用他的言论，就不至于败坏。国家长期累积和洽、安乐、光明的局面，到敬皇帝时，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富足繁盛的成效。武宗继承这一局面而不改变旧制，百姓该多么幸运！然而身边佩金貂的近臣、受宠的佞臣以及倡优之流横行，扰乱政事；皇帝常常驾临豹房，轻骑纵马游荡，后宫都充满愁怨，始终没有继嗣的喜庆。胡僧挟持左道，用梵呪消弭盗贼，于是樊并、苏令聚众作乱的祸患蔓延不止。皇帝南方任职、北方任职，觊觎权位的阴谋乘隙而起。当时元老大臣特别从容地劝皇帝早朝罢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此事。周公奋不顾身，指斥切责时事，尤其恳切地以应当效法尧舜、应当效法孝宗为言。假使周公的言论得到采用，天下苍生难道不会受到他的福泽吗？这就是我在本朝政治盛衰升降的关头读周公的奏疏时，没有不反复诵读而叹息的原因。周公喜好性理之学，和魏恭简公友善，所以他的几个儿子都到恭简公门下求学；他任官时的许多政绩值得记载，详细内容都在他的门人陆光禄鳌所撰的行状中。周公去世十多年后，太仓兵备副使、南昌人魏侯良贵曾是周公在江西所培养的学生，他登堂拜谒周公的画像，寻求周公的遗稿，捐出俸禄把它刻印出来。周公的儿子士淹、士洵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因此我记述周公一生的大节，并这样评论道。○《山斋先生文集序》。今天子即位十年间，我们昆山在朝廷做官的人遍列九卿和侍从，几乎可以和大省相比。刑部尚书周康僖公，和他的儿子大理寺丞于岐，同时在朝任职。永嘉张文忠公当时正掌握国政，周公父子都因为违背张公的意旨，先后被罢官，闲居在家，以诗文自娱。康僖公活到八十多岁，而大理寺丞只活到六十多岁就去世了。前些年，周公的次子太仆寺丞把《贞庵漫藁》交给我，请我作序。到这时，大理寺丞的孙子廷望从太学回来，又请我为他祖父的文章作序。我曾侍奉过康僖公，又承蒙大理寺丞知爱，不能推辞。我曾读《武宗毅皇帝遗事》：当时宁王藩府图谋不轨，临安人胡永清任按察司副使，在奏事时暗中驳斥宁王，而宁王府与皇帝近臣交通，必定要置胡公于死地。胡公被禁锢多年，给事中、御史章连连上疏给大臣，也拥护胡公。因此把胡公谪贬到辽东，姑且用来安抚、感谢骄横的宁王，最终依靠朝廷的清正舆论，宁王一时熏天的权势始终不能把胡公置于死地。永嘉张公执政时，御史冯恩上书历数大臣的罪状，张公和吏部汪尚书尤其痛恨他直指时事，想罗织罪名置他于死地。恰逢皇子出生，朝廷将要因此大赦，刑部等各司分别列举事项上报公卿，由公卿评议可行的内容，写入诏书；大理寺丞所列的条目，大多是为冯御史留下脱身的余地。张永嘉和吏部尚书恼恨大理寺丞，于是把他罢官；冯御史也因此得以不死。唉，正直之臣、端方之士，世间一天也不能没有。假使不幸陷入罪刑杀戮，旁观者又不出力争辩相救，那么被囚禁牵连的孤臣就会很快死去。我每每谈到这件事，没有不流泪叹息的。大理寺丞精通法律，有人或许怀疑他的文章过于深刻；然而他发表议论从来没有不引用治国的大原则。易州押送两个大盗上京，一个因受刑而死，另一个患病；如果这两个人都死了，那么他们诬陷牵连的人就都无法洗清冤屈，于是给病人喂药救治。后来捕获了真正的盗贼，被诬陷牵连的人全都释放，原来盗贼是夷人郎撦松。边境作战时俘获他的侄子郎尚，依据秃坐以亲属相互容隐的法律减免死罪定罪。朝廷因为怀远夷人推荐都督马永，准备任命他为边将；尚书认为前一份诏令已经规定永远不准起用马永，想上奏请求，但又说：“如果上奏反对，这个人终身都不能起用。”最终还是推荐了他，朝廷舆论一致称许佩服。惠安伯统领团营，不久有诏令让丰城侯辅佐他；丰城侯认为自己爵位高，应当排在惠安伯之前，惠安伯上奏请求改换敕令。兵部议论说：“侯爵位次在伯爵之前，这是常规；但如果是皇上所命，那么公以下的臣子都不敢抗拒。”他在朝廷中值得称道、值得记载的事情，大致就是这样。我曾说士大夫不可不懂文章，能够懂得文章，然后才能…… 懂得学习古人；这样，上等的人能够认识性命之理，次一等的人也能够通晓治乱的迹象，了解当世的事情，从而可以用于施行政务。如果只凭科举中剽窃抄袭的学问来应付世务，往往会到了临事时束手无策。像大理寺丞所说的“有用”，难道不是因为从古文中有所获得吗？所以我叙述他的事迹大略，留待后世的君子评断。读他的文章而寻求评论他的时代，共有若干卷。这些文章题名为《山斋》，是他的自号。○《卓行录序》。

译从前古代圣人治理天下，已经先用道德教化人民，仍担心百姓不能合乎中正，于是制定礼来防范。君上的赏罚、施政措施以及一切治理百姓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归于礼。即使到了使用刑罚，也只是说要用刑使百姓处于合宜的范围而已。孔子以平民身份继承帝王的道统，却不能在天下实行，于是退下来和弟子修养德行、讲习学问，开始以仁作为教导。然而对于他的高等弟子和当时有名的卿大夫，孔子似乎都没有轻易许以仁的称号。他告诉颜渊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就是仁，可见孔子的论说从来没有超出礼。只是古代圣人用礼教化天下，使君子和小人都达到礼的要求；孔子对于自己的学生，则只是教他们做君子的事情，治理心术最隐微之处，这本来就是礼的精髓罢了。可是孔子最终也不对人抱过高的期望，所以说：“得不到奉行中道的人来交往，就一定要同狂放或拘谨自守的人交往吗？”中行之士，按理应当达到仁的境界；至于狂放、拘谨的人，孔子大概也没有彻底排斥他们。因此对于隐逸之士一类人，没有不依次评论排列的。到了他的孙子子思作《中庸》，论说十分精微，要求也特别严格，使世上的贤者稍微不合乎中道，就都成为圣人所抛弃的人；而乡愿一类人反而能够偷偷取得与中道相近的表象，用来迷惑扰乱世人。孟子知道这种弊病，所以推阐申明孔子的志向，尤其深切地斥绝乡愿。由此说来，到了后世，如果不能得到中行之士，那么即使是行为过于偏激，难道不仍然是君子所珍视的吗？像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以及世上那些重义轻利、廉洁知耻的人，怎么能一概而论呢？自司马迁、班固以下，直到范晔，都有“独行”的名目，只是选取那些美善奇异、不同寻常的事迹，并没有细分条目。《唐书》在“卓行”之外，又另立“孝友传”。大体说来，史家的取舍编排虽然不同，但用来扶助纲常、警戒世人、激励风俗，目的终究是一样的。本朝拥有天下二百年，金匮石室中所收藏的材料没有全部流传于人间，但也时时散见于文章、碑志和稗官野史之家。休宁人程汝玊平素有志于著述，颇多摘录搜集并分别汇编，总共编成若干卷，题名为《卓行录》。这些事迹虽然不全都属于中行之士，但总的说来不违背孔子的志向，所以替它作这篇序。○《草庭诗序》。庐陵康奭君，字才难，来游吴中，士大夫都乐意同他交往。他将要回去，我作歌诗赠给他，并以“草庭”为题，总共写了若干首，请我为它作序。“草庭”是康君居家精舍的名称。康君家在西昌城外，靠近大江，每天关门在其中读书。他采用周子“庭前的草不除去”的话来命名自己的书斋。周子在千年以后体会到了孔子、孟子的心意，正是认为庭草不除与自己的心意相同罢了。庄子说：“儵鱼出游从容，这是鱼的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人与万物都禀承天地之体，生生不息的意趣是相同的。所以昆虫还没有蛰伏，就不烧荒耕田；不捕取幼兽，不取鸟卵，不杀害胎儿，不夭折生命；上天不倾覆鸟巢，都是这种心意。使草木茂盛，也是这种心意。《易经》说雷在天下运行，万物各自顺应自然、没有虚妄；先王因此兴盛地顺应时令、养育万物，也只是和这种生生不息的心意相同罢了。懂得这一点，就知道所谓“鸢飞鱼跃”和“必有事焉而勿正”的意义是相同的。程子再次见到周茂叔吟风弄月而归，产生“吾与点也”的情趣，难道是说他在濠梁游观，只因为庄子不是鱼，所以不知道鱼的快乐吗？周子家在道州，二程子曾跟随他学习，就是今天江西的南安。后来陆象山、草庐先生相继出现，居处都在大江以西。庐陵自欧阳公以来，文章和节义尤其号称独盛，说他们都没有从这条道理中有所获得，是不可以的。如今多年过去了，海内学者的声音已经断绝，而江西一二位君子仍然能够抱守独特的见解、守护残存的道统，在空旷的山谷中振发声响。当世学术沦丧之时，仍有巍然存在的东西；康君生在这个地方，难道能说他没有听闻过吗？何君本彻是康君的弟子，又和我有太学旧谊，尤其多次称赞康君的品行，认为他超然于世俗的利欲之外。因此我替他作序，说明“草庭”的意义；至于那些诗，则大概不必评论了。○《水利书序》。《夏书》说：“淮海一带属于扬州，彭蠡湖已经蓄水，阳鸟在那里栖息，三江已经汇入，震泽于是安定。”《周礼》说：“东南方叫作扬州。”那里的镇山是会稽山，泽薮是具区，河流是三江，水泽是五湖。世人说震泽、具区，就是今天的太湖。五湖在太湖之间，吴淞江是三江之一，所说就是这样。但这些说法不可不加以考察。汉代司马迁作《河渠书》，班固在记述沟洫时对东南水利的情况说得很简略。唐代以后，漕运供给天下，国家经费也由此出，理应有关于经营、疏浚以及利弊的论说，但前代史书遗漏了这些。宋、元以来，才有人谈论水利之事，但大多只是命官派吏，草率地把事情办成；奏报和复议的文章又滥引传闻，并不是明白确切的见解。如今选取其中专门研究水利的二三家，写在这篇文章中。○《戴楚望集序》。

译世宗皇帝从郢地入继大统时，戴楚望因是王府旧属，被授予锦衣卫千户；后来逐渐升迁到锦衣卫佥事，曾经掌管诏狱。当时朝廷大臣因进言触犯皇帝旨意而被审讯拘禁的，先后有十多人，楚望亲自照看他们的饮食、汤药和衣被，常常加以保护，所以很少有人因饥饿、疾病而死。后来这些人往往又遇到赦免而获释。例如永丰人聂文蔚因兵书被拘禁，楚望还在狱中跟他学习兵书，因此朝廷士大夫纷纷称赞他的贤德。嘉靖四十四年，我考中进士住在京师，楚望多次来看我，把自己所作的诗给我看；他主张远远追摹汉魏诗文，认为近代作品不足取，使我更加惊异。我后来调任浙西，于是同楚望分别。隆庆二年春，我到京师朝见，楚望的儿子戴枢收集他一生所写的文章共一百卷，来拜访我，请我作序。楚望在求道方面确实很勤勉。他起初结识增城人湛元明时，年纪还很轻，已经有志于求道。后来拜泰和人欧阳崇一、聂文蔚为师；至于安城人邹谦之、吉水人罗达夫，虽从未见过面，却通过书信相互问答。他所交往亲近的人，则有毗陵唐以德、太平周顺之、富平杨子修，都是当时海内有道德、有声望的士人。我读他与人往来的书信，大体上是遵从阳明之学；至于反复论辩，一定要求自己有所体会，并不是苟且追求名声。唉，道理难以说清已经很久了！像楚望先前所拜访、交游的那些老师和朋友，都凭借卓然自立于世；而楚望又同他们往来，反复推究他们的议论，那么楚望自己所树立的境界也就可以知道了。我初次认识他时，只认为他掌管诏狱，保护国家的善人，是一个仰慕义理的武臣。后来渐渐同他亲近，看到他谈论诗歌，想要上追古代作者，又认为他是一个爱好文章的士大夫。原来我竟不知道楚望在道理方面达到如此境地。从前魏舒任将军，锺毓任长史，锺毓常常和参佐一起射箭，魏舒总替他筹划安排。有一天，锺毓让魏舒准备成双的箭靶；锺毓起初不知道魏舒善于射箭，但魏舒举止从容文雅，发箭没有不中的。锺毓叹息说：“我的才能不足以完全展现你的才华，就像我今天才知道你这样善于射箭一样。”楚望起初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我，难道是不想借此显露自己吗？还是我为什么这么晚才了解他？还是因为我的见识达不到这个境界？我和诸位公卿生在同一时代，也颇有耳闻，只是平日不知道凭什么建立自信。曾经读《易经》说：“神妙而明白地发挥它，在于其人；默默地成就它，不用言语而能使人信服，在于德行。” 老子说：“话说得太多，往往屡屡陷入困窘，不如守住中道。”所以我默默地居处，不敢列入当世儒者之中，亲自前去请教；而要寻求正道又觉得奇怪，孟子和荀卿同时代，却终身没有相遇。到了如今，楚望曾经交游的那些一时名士也都凋零殆尽了。这正是我感到遗憾之处，也羡慕楚望能够同诸位公卿交往。因此读他的文集后，我感慨万分，长叹着归去。○《项思尧文集序》。永嘉项思尧同我相遇，在京师拿出自己所写的诗文若干卷，让我替他作序。思尧怀有奇才而尚未得到施展，立志学习古代的文章；他的著作是可以传诵的。如今世上所谓的文章，实在难以说清了。没有学习古人的学问，只要一两个狂妄庸俗的人苟且为文，臣子们就争相附和他们，诋毁排斥前人。韩文公说：“李白、杜甫的文章还在，光辉焰彩万丈长。不知那些小儿愚昧，何必故意毁谤中伤。蚍蜉想撼动大树，真是可笑而不自量。”文章发展到宋、元各位名家，他们的力量足以追上数千年以前的作者并与之抗衡，而世人竟只把他们当作蚍蜉来撼动，实在可悲。难道不是一两个狂妄庸俗的人被奉为巨子，因而倡导这种风气吗？思尧的文章本来不需要等待我的评论，只是当今像思尧这样写文章的人尤其少。我认为，文章是天地的元气；得到这种元气的人，他的气势就会同天地一起流行。即使那些人的权势足以使作者获得荣辱、毁誉，他们也不能参与、左右我们的文章之事；而写文章的人，也不能自行掌握加给自己的荣辱毁誉之权。这两者相互背离而不能统一，已经很久了。所以，世人对一个人的了解超过他自己所了解的，他就不能获得真正的自得；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超过世人所了解的，这才是自得。正要在数千年以前追寻古人，面对太音般宏大的声音，哪里还会期待得到析杨皇华的一笑？我同思尧谈论自得之道，就是这样。思尧果真认为这话正确，那么他在通达古文古道方面一定会走得很远。卷八。●《归先生文集》卷九。吴郡归有光著。门人王执礼校订。序二。◆序二。《平和李氏家规序》。《浙江乡试录后序》（代作）。《太仆寺志序》（代作）。《华亭蔡氏新谱序》。《龙游翁氏宗谱序》。《西王母图序》。《彩衣春燕图序》。○《平和李氏家规序》。漳州南靖的李氏，自从南靖分置平和县后，如今成为平和人；因为居住在西山，所以福建人称他们为西山李氏。他们世代都是名门大族，先祖中有西山居士，实际上是家族兴起的开端。传到第五世封为文林郎、太常典簿、宁波教授的名世浩，字硕远，家族更加壮大。到这一代，居士按礼制本应把文林君列入祧庙，不忍这样做，于是根据义理创立始祖之庙。文林君曾跟随晋江蔡介夫先生学习，笃实奉行古道，设置义田来赡养族人。又仿照浦江郑氏、吴兴严氏，制定李氏家规六十九条，可以说是有志向的人了。我因此评论文林君制定家规的事情，大概是根本出于他不忍把始祖迁入祧庙的心意。既然为始祖立庙，就不得不确立宗子；确立宗子，就不得不制定法度来团结族人、尊奉宗子。这是义理所产生的事情，不能停止。古代宗法因族人而得以统摄民众，天子治理天下，根本全在这里，因此能够长久维持世代而不乱。宗法废弃，天下就成为没有根本的状态。可是儒者有人认为，秦汉以来没有世代为卿的制度，大宗之法不能重新建立，只能建立小宗。我认为不是这样：没有小宗，是有枝叶而没有树干；有小宗而没有大宗，是有树干而没有根。礼制丧失以后，还可以到民间去寻求；宗子之法虽然不出于法令，但只要不是法令所禁止的，士大夫之家听闻李氏的风范，能够相继仿效实行，或许就可以逐渐恢复古制。文林君的儿子李文，是我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居住在京师，偶尔把这部书给我看，因此我为它作了这样的序。○《浙江乡试录后序》（代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