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御制题宋版《春秋分记》

《分记》原名为《通记》，其中寓含尊奉王道的义理。【程公悦，是宋宁宗时期的人，所著《春秋分记》，采用《史记》的体例选取《左传》中的史事，整理为年表、世谱、名谱，又编撰了历书、天文、五行等书，又分别记载周天王、内鲁、外诸侯，以及次国、小国、四夷的事情，条理分明，分析细致。史事依据左氏，义理本于圣经，都首先记载天王，以显示天下统一于周；分别记载各国，以显示列国之所以不同。详见公悦自序，他的弟弟公许在淳祐三年刻印以广泛流传】以年代为经，以国家为纬，对外抑制，对内尊崇。统一万邦乃唯一正道，防范差异则求其相同。希珍〇宋版，闲暇时可深入探究。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分纪》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分纪》九十卷，宋代程公説撰。公説字伯刚，号克斋，丹棱人，居住在宣化。二十五岁考中进士，官任邛州教授。吴曦作乱时，他弃官携带所著的《春秋》诸书，隐匿于安固山中，刚修完便去世，年仅三十七岁。本书前有开禧乙丑年的自序，淳祐三年由其弟公许在宜春刊印。共包括年表九卷，世谱七卷，名谱二卷，书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鲁事六卷，大国世本二十六卷，次国二卷，小国七卷，附录三卷。其年表以周及列国为首，而后夫人以下与执政之卿都各自成为一篇。其世谱中王族、公族以及诸臣每国为一篇，鲁国则增加了妇人、孔子弟子，而燕国则有目录无正文，大概是原本缺失。名谱则将凡在《春秋》中留名的，分为五类列出。书则包括历法、天文、五行、疆理、礼乐、征伐、职官七门。其周礼及列国世本，以及次国、小国、附录，则各按经传所载分类，条理分明，叙述典雅丰富。所采纳的诸儒之说，与公説所附的序论，也都纯正，确实是研读《春秋》者的总汇。明代以来此书罕见流传，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体例多与公説相同。栋高不是剽窃著书之人，可知他也未曾见过此书。此本出自扬州马曰璐家，与《通考》所载卷数相符，内中宋讳尚都缺笔，大概是从宋刻本影抄的。刘光祖作公説墓志，称所作尚有《左氏始终》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大概是刻意研究左氏之学的学者。宋代自孙复以后，人人都凭主观臆见解说《春秋》，厌恶旧说妨害自己，就举出三传的义例而废弃之；又厌恶左氏所载证据分明，不能纵横颠倒、随心所欲地言论，就一并废弃左传事迹。这好比审理案件，务必毁坏案卷文书，灭掉旁证口供，于是是非曲直就可以任凭判断而没有争议了。公説在异说蜂起之时，唯独能考核旧文，使本末源流清晰可见，以杜绝虚妄辩驳的口舌，对于《春秋》可谓有功了。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分记》序

司马迁开始创立纪、传、表、书，革除左氏编年的旧例，后世史家都效法他。近年程君伯刚又取左氏之书整理记载，完全采用司马氏的方法。那么编年体真的不如纪、传、表、书吗？考察《诗经》，王政废兴大小分载，这就是二《雅》；十五国风之事各以条目列出，则称为《国风》。这本来就是纪及世家的雏形。怀王、襄王既定，邦赋已成，于是有《禹贡》；前代按时令，分职以训导，专设为《周官》。这就是八书的端绪。左氏身为国史，研读孔子的《春秋》，想要传述以辅助它，于是形成了席卷典籍、包举典故、囊括万务、并吞异闻的规模。然而事杂而志繁，义丛而词博，不是胸怀宏大，或许得到此而遗漏彼；不是精力强盛，或许举始而忘终。析异合同，汇分区别，君大概是善于学习左氏的人，并非编年体不如纪传体。起初君任邛南校官，曾路过汉嘉，我先父忠公当时任太守。君入见，以《春秋》官制之法询问，先父认为他奇异，让他前往丹铅校勘，不因旅居而停止。后三十余年，书已藏于秘府，君弟季与自颂台、薇省出任宜春太守，刻印以广泛流传，嘱托我作序。于是从君之子子壬处取全书翻阅。年表九卷，世谱七卷，名谱二卷，书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鲁六卷，晋至吴世本的数量与书相等，次国、小国、四夷附录十三卷。其于诸书用力尤浩大，凡其典制，尊崇王权揭举周室，侯度不恭，是非自辨；封建广狭，闰余舛差，说多纷纭，订正使归一。当吴曦叛乱，弃官入山，含泪修撰，事定竟死。呜呼！夫子《春秋》有事、有文、有义，尊王抑霸，贵夏

译践履夷道，这便是所谓的义，难道不是吗？如今在事理与文辞方面，您已经竭尽心思了，对于义理，不仅用笔记录下来，而且亲身践行。自唐代以来，有的人想要独自探究遗留的经典，搁置《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部传注，不知道凭空建立自己的见解，在这件事上探求圣人的心意，所得到的哪能更多？假使与您同时代的人见到这本书，一定会说：“我改正了这种看法。”您推崇公羊学的说法，通过叙述来宣扬教化，所以眉山的人迁徙议论。淳祐三年夏四月乙卯日，南光游佀作序。

译《周礼》设有史官，掌管国家四方之事，通达四方的情志。诸侯也各自有国史，大事记录在简策上，小事只记在简牍上罢了。《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孔子加以笔削，成为垂范后世的经典。孟子阐发其宗旨，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兴起，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春秋》是天子之事。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又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也就亡佚了，《诗》亡佚之后《春秋》才出现。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本质是一样的。其中记载的事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其文辞是史官的记录，其中的义理则是我私自取用的。”唉！孟子的话，就是《春秋》传心的关键。既然《春秋》是天子之事，应当以周朝为本，为什么却以鲁国为本呢？以鲁国为本，而在“元年春王正月”中，将“王”字加在中间，以鲁国之事系于周王之下，以示天下诸侯都应当尊奉周王。列国之事各不相同，事情中有隐恶，怎能全部看见？通过赴告册籍所能看到的，只是大纲。举出大纲，那么精妙的天道，细微的物变，以及各国不同的政令、各家不同的风俗，都可以由此推知。这就是《春秋》对鲁国之事记载详细，却也概括了诸侯国政事的原因。《左传》传述经义，记载广博完备，兼有列国诸史的风格，使后人通过传文来探求经义，并非没有可取之处。然而有人说它辞藻华丽而内容富赡，其弊病在于虚妄。《公羊传》、《谷梁传》解释经义多而叙述史事简略，也受限于浅陋俗见。学者们高的则拘泥于章句而谈论经义，低的则迎合文辞而违背事理。我曾私下对此感到忧虑，于是推究《春秋》的义理，依据《左传》分别记录。事情虽然依据《左传》，但义理都本于圣经。又旁采《公羊》、《谷梁》及诸子的学说，精要者附在正文之下。以周朝为首，是尊王；以鲁国次之，是内鲁。从晋国以下按世代本纪分为十二部分，次国小国各自著录，又编成年表、世谱。全书总共九十卷，名为《春秋分记》，详尽阐明圣人的遗意，以昭示后世。至于得失盛衰的变化，也完备论述其原因。大概《春秋》是用来表明天下应当统一于周，而《分记》则是用来表明列国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因其不同而使之统一，这就是《分记》写作的原因，也是推崇《春秋》的意旨。开禧二年岁在乙丑春正月丙戌，眉州桂枝程公说伯刚甫作序。

先兄伯刚，从童年到壮年，竭尽心思于《春秋》一书，不知不觉心力耗损。加上惑于时局愤懑不平，最终丧命，说来令人悲怆。幸好在他去世前一年，《分记》书稿脱稿，拿着它来等待后世的学者，这对他来说，不也是很大的福寿吗！兄长早年考中进士，等待在父母身边任职。等到担任广汉主簿、临邛教官时，公许我都能侍奉在左右。常看见他昼夜不息，废寝忘食，节制玩好，探讨钩沉，窜改前后，积稿如山。父亲、母亲有一天看到他所坐的蒲团磨破了，心里暗自赞许，但也为此担忧，极力告诫他要爱惜精神、保养寿命。兄长拱手回答说：“学习不能停止，而寿命长短不可预期。如果能把这本书完成，大概就不辜负大人和母亲的教诲了。”双亲固然怀疑他的话不吉利，一年后他便去世了。生死出入，或许是他自有见解而如此吧？公许我自幼刻意追求，想在诗文上显露自己，所习内容博杂，兄长责备我很严厉。我侥幸继承功名，偶然凭借辞藻华丽被当代文章家所知，受到游公引荐看重。我承蒙他人匮乏而任职，携带笔砚在禁省值班，但对于经训的深奥，未曾有所省悟，因此常对先兄感到惭愧。这本书曾得以备藏于四库，供皇帝夜间阅览，学习《春秋》的人大多想要传抄，苦于卷帙繁多。我误蒙恩宠担任宜春郡守，六个月间，纲目条理大致整顿，于是利用余力，用公款刻印，广泛传播于四方。兄长身材修长俊秀，是蜀地的儒学先贤，像李文懿公、杨恭惠公、刘文节公、游忠公、刘清惠公、宝谟宇文公，都深知他；而邓元卿、薛仲章、宋正仲、李德秀、冯公辅、程元甫、李贯之、张义立，以及当今秀岩李微之太史等贤人，则是与他志同道合并一起讲论的人。东南方的大官将出使蜀地，兄长与他们际遇，更加赏识，而敬爱之厚，没有比大谏温陵傅公更甚的。傅公在朝中，惊讶于音信久疏，恰逢有旧吏上朝拜见，急忙询问兄长安否如何。旧吏详细回答，傅公叹惋不已。兄长对《春秋》的研究是专门之学，但每次与仲逊兄扬论古今，所写的金石刻辞极为精妙，诗也雅淡，锐欲以不朽自树立，但都不能长寿，可悲啊！宇文公正父从南轩讲学很久，以学问品行著称于西南，兄长侍奉他一年，得到南轩讲论性理之说，更加以此事为己任。上天如果借给他寿命，他的成就岂止于此呢？侄子子壬近年避乱下峡，于是将兄长遗文全部装入箱箧随身携带。《油口风涛》唯独《分记》得以幸免，恰逢经进副本留在京城，得以参校舛误，斯文之不坠，是天意，难道忍心让它埋没无传吗？至于仲氏的诗文很丰富，不幸都毁于兵火了。兄长的言行，有文节刘公志墓，足以昭示永久，论著的方法也已详述。他自己所作的序，以及知院资

译《政毅堂》是游公冠篇端之作，手足之情深厚，悲悼仰慕之情怎能穷尽！凡是往日所亲眼见到的，兄长稽考古道的勤勉、追求益处的恳切、结交朋友的端正，都详细记载在上述篇章中，以此表明我兄长的这本书，并非与那些学识浅薄者编纂分类以备遗忘的作品相同，阅读的人应当自己明白。公正的议论在于众人，我这个小辈不敢据为私有。淳祐三年癸卯年立秋时节，季弟、朝奉大夫、直宝谟阁、袁州军州事、借紫程公许作序。

译程伯刚墓志铭

我的朋友程公说，字伯刚，是眉州丹棱人，居住在叙州宣化。伯刚性格沉静而富有文采，当时担任临邛的教授，任期届满，成都的台府争相征召举荐他。听说吴曦在蜀地叛乱，他毁坏了车马，抛弃了官服，当天就逃回家。进门后大声呼喊，向父亲禀报。他的父亲与宣化县令起初才知道此事，一起惊愤得无法进食。伯刚向官府请求辞官，侍奉双亲进入深山，好像要避世隐居一样，面对客人就流泪。他的弟弟公硕，字仲逊，当时在益昌担任分教，在艰难危困中发誓不受贼人侮辱。贼人平定后，伯刚因积忧伤心，加上在奔逃躲避时饮食失节，恍惚生病，医生误投药物，导致汗出不止，于是去世，时间是开禧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七岁。仲逊请求文书，奔走哭丧，与其父亲相对痛哭。不久，父亲擦干眼泪说：“你哥哥未出生时，我夜里梦见站在门外，一个穿青色儒服的童子拉着我的衣服说：‘我是您的后代。’问他从哪里来，就说：‘我是青神先生的儿子。’第二年你哥哥就出生了。长大后成为父师，不需要烦劳教导。当此变乱之时，与你隔绝不通音讯，你哥哥进入县西北的安固山，打算终老于此，不再过问家事，只携带所著的《春秋》等书跟随自己，对各位弟弟说：‘我曾游览青城、大面等山，徘徊不忍离去，离开三年，日夜怀念。现在这座山远离城市，草木茂盛，我的心有所感应。’话没说完，泪水流下数行，说：‘妖气未除，世路艰难，我想从此离世了。’病重时，父母问他想说什么，没有其他话，只说：‘仙阶浅薄，不足以成就功名。’回答他的弟弟、儿子也是如此。入殓当晚，堂弟仲艺梦见你哥哥说：‘我本是青城山人，我父亲却以为我是眉州青神人，应该为我纠正这个错误。’此前，你哥哥刚去少城，出门连续几天下雪，你弟弟公辰梦见一个穿黄衣的人告诉他，你哥哥所避的两处空缺都不对，应当授予青城山仙史。唉！几件事如同券契相合，我儿生死如此。”于是再次相对痛哭失声。他去世的次年，嘉定元年十月乙酉日，将他安葬在县西马泉山的原野上。仲逊向伯刚求学，伯刚与仲逊同年考中进士。做官后，都把自己所学勤勉地向我请教。伯刚骨相清秀而神气清朗，尤其积累学问、刻苦立志，平生对《春秋》一书研究透彻，反复研读不厌烦，有《春秋分记》九十卷、《左氏始终》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多么勤勉啊！却从未停止。又选取诸儒的讲解进行钩稽编纂，命名为《精义》，病中仍不离手，书没来得及完成就去世了。伯刚性情恬淡高洁，居家没有懈怠的样子，得到《伊洛》等书，衷心信服，不达到极致就不罢休。有语录二卷、《士训》一卷、诗文二十卷、《程氏大宗谱》十二卷，他的志向是怎样的啊！自从伯刚率领各位弟弟求学，连续两次科举，兄弟同被推荐的有五人。伯刚两次被推荐登科，当时二十五岁。既与各位弟弟各自调任官职等待补缺，闭门潜心，人们很少见到他的面，他说：“日后想求得这种乐趣也得不到了。”等到试任广都县簿，处理事务，人们佩服他的公正清廉。部使者傅寺丞派他代理年老县令治理该县，官吏不敢欺侮。邛州号称多读书人，伯刚掌管教育，不肯苟且，不让郡太守侵夺他的职权。宇文侯到任，才开始得以用经训古道从事教育，士风于是振奋。乡里长老李德秀极力称赞他，凡是号称端正方直的士人都深知伯刚。伯刚则践行所学，不是苟且求取知遇的人。不幸早逝，以通直郎的身份结束一生。伯刚的父亲名符孙，蓄积学问而未得施展；祖父名志行，年轻时才华豪迈，以承信郎的身份统领边防，被推荐位居词赋之首；曾祖父名准，两次被贡举到辟雍，有声望；六世祖从汴京回到蜀地，喜爱这里的山川而居住，现在就是宣化。伯刚的母亲是鱼耶孙氏，有贤德；妻子是犍为郡王氏的女儿。两个儿子：长子叫元子，在伯刚去世前七年去世；次子叫光老。女儿叫宁，在一个月前去世；次女叫嘉。伯刚安葬时，仲逊无法填补父亲的悲痛，于是来请求撰写铭文。铭文说：祠堂西边的山峰，有翩翩少年。暂降人世啊，还山无影无踪。为何不多等待，去游览蓬莱道山的宫阙？回答说：“我还不足以成就功业。”只留下遗冢与遗书，使思念儿子的人无穷无尽。我刻下铭文，标记他的幽深墓穴。月明山空，魂魄归来，萧萧松风。算了吧！暂且寄托我的文章安慰你的父亲，不要在渺茫幽冥中寻求。刘光祖撰。

春秋分记例要

名讳例

《经传》内圣朝庙讳及御名，旧制本字都不改易，只有文字援引则换用其他字确定读音。绍兴年间，已故宝文阁直学士胡安国进献《春秋传》，采用太常博士王晢所进《春秋解》的体例，除了依照监本空阙笔画外，渊圣御名也不改易本字，覆盖黄纸。皇帝诏令批准。他关于名讳的札子说：“臣昨日任职经筵，专门以《春秋》进读，因为《春秋》正文有渊圣御名，刚准备上奏札子，还没来得及进呈禀报，获罪离开京城。后听说礼官建议用其他字替换，定读为威，其经传本字即不改易，事情已经施行。臣现在奉诏编纂，对于经传本字，既然有诏令可

译遵，即未委臣所纂修，出于己见援引他经、子、史，有犯渊圣御名者，亦许于本字书写？或当迁避？有此疑惑。臣闻古者不以名为讳。《尧典》称“有鳏在下，曰虞舜”，则尧、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尧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载其君之名而不避也。周人以谥改名，于是有讳礼，然临文不讳，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载在礼律，其义明白。孔子作《春秋》，凡书周、鲁事，虽婉其文，至于名讳，并依本字。若襄王名郑，而书卫侯郑；匡王名班，而书曹伯班；简王名夷，而书晋侯夷；恭王名匄，而书晋士匄；庄公名同，而书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书戊申朔；襄公名午，而书陈侯午；定公名宋，而书宋仲几：是也。按《春秋》书成，当恭王之世也，夷即三世之穆也，宋即哀公之考也，午即皇考之庙讳也，而笔削之际，并无回避。《春秋》为尊君父而作，仲尼岂不恭者？书法如此，义亦可知。自汉以来，此义不行，臣子习为谄谀，而不知恭顺之实，则有易人之名，以彻为通者；易人之姓，以庄为严者；易甲乙之纪，以丙为景者；易郡县之号，以还淳为青溪者。又其甚，则有父名晋肃，而子不敢应进士举者。忌讳既繁，名实愈乱。本朝防袭汉唐故事，未暇尽革。恭惟陛下天纵聪明，既尊《春秋》之书以新圣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断政事。凡所施设，动以《春秋》从事，即有拨乱反正之功。臣所纂修缮写进本，援引他经、子、史之类，欲乞应犯圣朝庙讳不可迁避者，依太常博士王晢所进《春秋解》例，并依监本空阙防画，于渊圣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黄纸，庶几名实不乱，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谄谀之端，向孟轲氏敬王之义，明恭顺之实，取进止。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圣防，依奏，仍疾速投进。今《春秋分记》经传本文与所援引论载，并仿王晢、胡安国《春秋》二书之旧，为名讳例，冠诸篇端。

译阐述纲领

文定胡安国说：“学习《春秋》的人，必须知晓纲领，然后众多条目才能有条理而不混乱。自孟子以来，阐发纲领的共有七家，现在将七家精要的言辞记载在卷首，聪明的人通过言辞来观察义理，那么思考就超过一半了。”又说：“自杜预、范甯、唐代的啖助、赵匡，这几个人，用力非常勤奋，时常有所采纳，虽然到达了宫墙旁边，几乎得其门而入，但终究没有见到宗庙的美、百官的富啊。七家所达到的境界，固然自有深浅，只有程氏曾经为之作传，然而他的解说很简略，对于义理则引而不发，想要使后学谨慎思考明辨，在耳目见闻之外自得。善于启发前儒的秘密，而推究夫子的心法啊！”于是沿用原来的内容，而附上胡氏解说的精要部分，作为学习《春秋》的纲领。

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从前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抵御戎狄、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恐惧。”又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兴起。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是一样的。其事则记载齐桓公、晋文公，其文则是史官的记录，其义则是我孔子窃取而来的。”又说：“《春秋》中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那一方比这一方好，是有的。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国家不相征伐。”

庄周说：“《春秋》，是治理世事先王的志向，圣人议论而不争辩。”又说：“《春秋》以道义来规范名分。”

汉代董仲舒记载孔子的话：“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诵读他的师说：“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董氏研究公羊学】他自己说：“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后面有贼害而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坚守常道办事而不知道适宜，遭遇变故而不知道权变。做君父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做臣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陷入篡弑的罪责。所以《春秋》，是礼义的大宗。”

隋代王通说：“《春秋》对于王道，是轻重的权衡，曲直的绳墨，舍弃它就没有可以取法的准则了。”又说：“《春秋》大概以天道终结吧？所以止于获麟。”

宋代西都邵雍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过不相掩盖。五霸，是功之首，罪之魁。先确定五霸的功过而学习《春秋》，那么大意就确立了。《春秋》之间，有功者没有大于四国的，有过者也没有大于四国的。不先治理四国的功过，那么事情就没有统理，不能得到圣人的心了。”

横渠张载说：“《春秋》这本书，在古代没有，是仲尼自己所作，只有孟子能够知道它。如果不是理明义精，大概不可以学习。前儒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而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解说多穿凿。”

河南程颐说：“五经是载道的文章，《春秋》是圣人的应用。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断例一样。”又说：“五经如同药方，《春秋》如同用药治病，圣人的应用全在这本书中。”又说：“《春秋》一句就是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是穷理的关键。学者只看《春秋》，也可以尽道了。”又说：“《春秋》的传如同按语，经如同判决。”又说：“《春秋》的文辞，一一意在示人，比如土木工程之事，无大小莫不记载，其意只是想要人君重视民力。”又说：“《春秋》的法度极其谨严，中国而使用夷狄的礼仪就视同夷狄，韩愈的话深深得其防备。”又说：“夫子作《春秋》，是百王不变的大法。后世以史书看待《春秋》，认为只是褒善贬恶而已，经的大法则不知道。《春秋》大义数十条，明亮如日星，是容易见到的。只有微辞隐义，因时制宜的难以知晓。或抑制或放纵，或给予或剥夺，或进或退，或隐或显，而得到义理的安适、文质的中道、宽猛的适宜、是非的公正，乃是制事的权衡、衡量道的模范。观察百物然后认识化工的神妙，聚集众材然后知道建屋的用途。在一事一义中想要窥探圣人的应用，不是上智之人不能做到。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才能造其微奥。”

文定胡安国说：“古代列国各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春秋》，是鲁国的史书罢了，仲尼加以笔削，乃是史书之外传心的要典。周道衰微，纲纪解纽，乱臣贼子接二连三出现在当世，人欲放肆而天理灭绝。仲尼，是天理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以？所以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圣人以天自处，斯文的兴废在自己，而由人决定吗？又说：‘我想寄托在空言，不如体现在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空言只能承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所以假借鲁史以寄托王法，拨乱反正。其志在于经世，其功配得上抑制洪水、抵御戎狄、放逐蛇龙、驱赶虎豹，其大要则都是天子之事。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

译《春秋》啊！归罪于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在私欲泛滥时遏制它，在天理即将泯灭时保存它，为后世考虑得极为深远；归罪于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那个地位却假借二百四十二年间君主的权力，使得乱臣贼子压抑私欲而不能肆意妄为，因而感到忧惧。因此，《春秋》体现在具体的行事中，不是空泛的言论所能比拟的。表达公正的好恶，就抒发《诗经》的情志；斟酌古今，就贯通《尚书》的事迹；振兴常行的典章，就体现《礼记》的规范；以忠恕为根本，就引导《乐经》的和谐；确立权变的制度，就穷尽《易经》的变化。历代帝王的法度，万世的准则，都在这本书中。所以君子认为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学习这部经书的人，确实掌握了穷究事理的关键；不学习这部经书，而在处理大事、决断重大疑难时，能不困惑的人是很少的。」

译叙述传授源流

传授《春秋》的有五家：邹氏、夹氏只有口头传授而没有文字记载，他们的学说不久就废弛了。只有三家之传流行于世。解说的人因此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代，所以得以接受经文传授，而公羊高、谷梁赤都是子夏的门人。唐代赵匡唯独认为不是这样，说左氏解释经义条例乖违刺谬，这不是接受经文传授的证据。并且说：“孔子自比都引用过去的人，所以说‘私下把我比作老彭’。丘明这个人，想必是孔子以前的贤人，像史任、迟任之类，在当时被称道罢了。”只有司马迁说：“丘明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刘歆凭私意将其编入《七略》，班固沿袭而没有改变。公羊、谷梁二传不记载事迹，解释经文比左氏严密，由此可知他们必定是孔子门人后来的门人。前代儒者有人说公羊名高，谷梁名赤。大抵古代各国各有史官，像南史氏、董狐氏，都世代掌管史笔。推测左氏世代掌管鲁国史官，因而广泛收集各国的文献，所以传书举其姓氏，史官遗失其名，于是就指认为是丘明罢了。公羊、谷梁则是战国时人，是孔子门人后来的门人，所以说左氏是丘明，是不对的。至于三家的学说，左氏叙事能看清本末，公羊、谷梁言辞辨析而义理精微。学习经文以传注为依据，就应当阅读左氏；玩味言辞以义理为主，就应当学习公羊、谷梁。比如记载惠公元妃继室及仲子归鲁，即隐公兄弟嫡庶的辨析、摄政让位的实情，可以查考而知；蔡、郑在邓地会盟而说“开始畏惧楚国”，那么楚国成为中国祸患的开始，可以看见；记载晋赵盾、许世子止的事，应当阅读左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说来赗仲子是为了预谋凶事，那就是诬蔑了。王正月的大一统，尹氏卒的讥讽世卿，应当学习公羊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说母亲因儿子尊贵，媵妾允许称为夫人，那就是混乱了。段是弟弟，不称弟弟；是公子，不称公子，贬低段而极言郑伯处心积虑，最终导致杀弟，应当学习谷梁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说曲解条例，以大夫日卒为正，那就是穿凿了。如果全都认为可疑而废弃传注，就无法知道事情的本末与义理的指归；如果全都认为可信而依赖传注，那么经文的微言大义或许就会拘泥而不通。万物纷繁错杂，悬置于天；众说淆乱，折衷于圣人。关键在于反求诸心，用道理来约束，详细考据而精心选择就可以了。所以分别记载，作以圣经为本，而事迹则查考左氏。其中左氏间或近似诬蔑，就采纳公羊、谷梁及前代儒者精妙的义理来证明。文句有小处不安妥的，用啖赵《集传》的体例，颇为删削【陆淳说：“啖赵所选取的三传文字，都委曲剪裁，去掉妨碍之处，所以行有删句，句有删字。实在担心曾学过三传的人不理解这个意思，认为文句脱漏，随即加以注释，这却是《集传》的弊端。阅读此记者也是这样”】如果所论述的，大纲本于孟子，而微言多取程氏、胡氏的议论。杜预是左氏学的祖师，他的师说现在的注虽然本于此，但至于曲解以求通达，就不免有所更改，另作新注，希望不违背经文，不敢说一定恰当，所以详细记述，与四方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研讨，以求回归真理罢了。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分记》卷一 宋 程公说 撰 年表一

周天王内鲁外诸侯年表第一

唉！《春秋》的写作，圣人难道没有防备吗？况且他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难道是因为记载会盟侵伐，齐、晋最多吗？列国不一，而孔子以鲁史来概括；鲁史纪年，而孔子以周正为本，这是以统一万邦、以同会异的方法。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先通晓编年的谱系；通晓编年的人，应当先明白书王的防备。有人说《春秋》是鲁史，所以在谱系编年中以鲁为首而周次之，这是不对的。我现在表列周、鲁以及外诸侯，旁行斜上，年经国纬，以统摄其时。尊崇周天王，而内鲁次之。齐、晋主持中原盟会，其事没有比这更详细的，所以得以列于鲁之后。而齐后于晋，是因为晋对周、鲁亲近，而且其霸业比齐长久。凡是诸侯同德尚爵，同爵尚亲。自齐以下，宋、卫、蔡、陈地丑德齐，莫能相尚，而宋以公爵列于三国之首。卫、蔡、陈爵皆侯也，郑、曹、燕、秦皆伯也，而陈、秦独后焉，则是异姓为后的义理。如果楚、吴、越都以僭号，被《春秋》抑制，则附下方。由此说来，年表的制作，可以观览了。作《周天王、内鲁、外诸侯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