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前言及原序 发凡 师说

卷一 崇仁学案一 吴与弼

卷二 崇仁学案二 胡居仁 娄谅 谢復 郑伉 胡九韶

卷三 崇仁学案三 魏校 余祐

卷四 崇仁学案四 夏尚朴 潘润

卷五 白沙学案上 陈献章 李承箕

卷六 白沙学案下 张诩 贺钦 邹智陈茂烈 林光 陈庸 李孔修谢祐 何廷矩 史桂芳

卷七 河东学案上 薛瑄 阎禹锡张鼎 段坚 张杰 王鸿儒周蕙 薛敬之 李锦

卷八 河东学案下 吕柟 吕潜张节 李挺 郭郛 杨应诏

卷九 三原学案 王恕 王承裕马理 韩邦奇 杨爵 王之士

卷十 姚江学案 王守仁

卷十一 浙中王门学案一 徐爱 蔡宗兗 朱节 钱德洪

卷十二 浙中王门学案二 王畿

卷十三 浙中王门学案三 季本 黄绾

卷十四 浙中王门学案四 董澐（附其子董谷） 陆澄 顾应祥 黄宗明张元冲 程文德 徐用检

卷十五 浙中王门学案五 万表 王宗沐张元忭 胡瀚

卷十六 江右王门学案一 邹守益

卷十七 江右王门学案二 欧阳德 聂豹

卷十八 江右王门学案三 罗洪先

卷十九 江右王门学案四 刘文敏刘邦采 刘阳 刘晓 刘魁黄弘纲 何廷仁 陈九川魏良弼 魏良政 魏良器

卷二十 江右王门学案五 王时槐

卷二十一 江右王门学案六 邓以赞陈嘉谟 刘元卿 万廷言

卷二十二 江右王门学案七 胡直

卷二十三 江右王门学案八 邹元标罗大紘

卷二十四 江右王门学案九 宋仪望邓元锡 章潢 冯应京

卷二十五 南中王门学案一 黄省曾周冲 朱得之 周怡 薛应旗 薛甲

卷二十六 南中王门学案二 唐顺之唐鹤徵

卷二十七 南中王门学案三 徐阶 杨豫孫

卷二十八 楚中王门学案 蒋信 冀元亨

卷二十九 北方王门学案 穆孔晖张后觉 孟秋 尤时熙孟化鲤 杨东明 南大吉

卷三十 粤闽王门学案 薛侃 周坦

卷三十一 止修学案 李材

卷三十二 泰州学案一 王艮 王襞（附朱恕、韩乐吾、夏叟） 徐樾 王栋 林春

卷三十三 泰州学案二 赵大吉

卷三十四 泰州学案三 罗汝芳 杨起元

卷三十五 泰州学案四 耿定向耿定理 焦竑 潘士藻方学渐 何祥 祝世禄

卷三十六 泰州学案五 周汝登陶石篑 刘塙

卷三十七 甘泉学案一 湛若水

卷三十八 甘泉学案二 吕怀 何迁

卷三十九 甘泉学案三 洪垣

卷四十 甘泉学案四 唐枢 蔡汝楠

卷四十一 甘泉学案五 许孚远冯从吾

卷四十二 甘泉学案六 唐伯元杨时乔 王道

卷四十三 诸儒学案上一 方孝孺赵谦

卷四十四 诸儒学案上二 曹端

卷四十五 诸儒学案上三 黄润玉罗伦 章懋 庄昶张元祯 陈选

卷四十六 诸儒学案上四 陈真晟张吉 周瑛 蔡清 潘府罗侨

卷四十七 诸儒学案中一 罗钦顺

卷四十八 诸儒学案中二 汪俊 崔铣

卷四十九 诸儒学案中三 何瑭

卷五十 诸儒学案中四 王廷相

卷五十一 诸儒学案中五 黄佐

卷五十二 诸儒学案中六 张邦奇张岳 徐问 李经纶

卷五十三 诸儒学案下一 李中 霍韬薛蕙 舒芬 来知德

卷五十四 诸儒学案下二 卢宁忠吕坤 鹿善继 曹于汴吕维祺

卷五十五 诸儒学案下三 郝敬 吴执御

卷五十六 诸儒学案下四 黄道周

卷五十七 诸儒学案下五 金铉 金声朱天麟 孙奇逢

卷五十八 东林学案一 顾宪成高攀龙

卷五十九 东林学案二 钱一本孙慎行

卷六十 东林学案三 顾允成史孟麟 刘永澄 薛敷教叶茂才 许世卿 耿橘刘元珍

卷六十一 东林学案四 黄尊素吴桂森 吴钟峦 华允诚陈龙正

卷六十二 蕺山学案 刘宗周

卷六十三 附案 应典 周莹卢可久 杜惟熙 颜鲸

郑性序

道并行而不相违背，这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儒、释、道三教既然兴起，谁能保存其中一家，而废除另外两家？同为儒家却互相不能容纳，这就太狭隘了。孔子的大道中正，如同天地无所不承载、无所不覆盖，因此能够追述尧

译尧、舜，效法并遵循周文王、周武王的典章制度。然而他们也曾想要“不言”，并且说：“钻研那些非正统的学说，祸害就停止了。”大贤以下的人，全都赶不上他们。后来的儒者，禀性有纯正与驳杂之分，学问有浅显与精深之别，不同的观点交错出现。宋代只有周敦颐浑厚融通，很少显露锋芒；朱熹、陆九渊的门人，各自坚持老师的学说，排斥异己，推崇己方。明代儒者沿袭前代，但其中各自有发挥和开拓，精辟准确的地方不可掩盖，黄宗羲编纂《明儒学案》而一并收录了这些内容。后来阅读的人，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先入为主，虚心体会观察，谁纯正谁驳杂，谁浅显谁精深，自然呈现显露，只要对修身养性的学问有益，而符合天地之所以伟大的道理，对于道而言，也就把握住了。

译康熙辛未年，鄞县万氏刻印了黄宗羲原著的三分之一便停止了。此后故城贾氏又刻印了一次，却夹杂了个人的主观臆见，失去了黄宗羲著作的本意。现在继续刻完万氏未刻的部分。

乾隆己未年夏五月，慈谿后学郑性恭敬地作序。

黄千秋跋

我祖父所著的《明儒学案》一书，甬上万管村先生在担任五河县知县时捐出俸禄刻印，还没刻完一半就离任了，于是刻印工作便停止了。该书稿本归勾章郑义门所有。我余姚同乡胡泮英说，广东巡抚杨公文乾的令郎某人想要刻印此书，嘱托我极力向郑氏求得。书信刚发出，胡泮英就去世了，我和郑义门不胜感叹惋惜，认为书稿必定沉没在蛮荒溪岭之间，无法收回了。过了几年，胡泮英的外甥景鸣鹿带着原本送来了，说胡泮英去世时嘱托鸣鹿说：“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没有刻印，也没有取回，这是我死后不能闭目的遗憾。你如果能为我周旋办理，那么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不尽。”鸣鹿没有辜负所托，远道索回书稿，又归还给郑氏。郑义门拍手狂喜，庆幸完璧归赵。于是慷慨捐资继续刻印，从雍正乙卯年开始，到乾隆己未年完工。这本书终于没有彻底湮没。

第三孙黄千秋恭敬地记录。

冯全垓跋

姚江黄梨洲先生凭借超世的才华，完成了等身的著作，从经术文章到一技之长，无不悉心探究，尤其以承担道统的重任为己任。他所著的《明儒学案》，穷尽源流，博采兼收，将使后来的学者各自顺着自己资质的相近之处，潜移默化地滋养浸润以达到道的境界，等到他们成功时，万派终将同归。

明朝讲学的学者，他们的辨析比宋儒更加精细，而流弊也比宋儒更加严重。我认为学术必须源于心术，只要存心端正，兢兢业业以慎独为念，从此存养省察，即使议论有偏颇驳杂，也不愧为圣人的门徒。倘若功利之心未忘，借先贤的名义来树立自己的门户，那么矫饰虚伪，势必外表严厉内心怯懦，背离正道。先生这本书，大概是想以端正心术来端正学术吧！

书版由郑氏刊刻，长久保存在二老阁。我因为近年久未刷印，屡次向郑君杏卿探问。郑君见我立志刊行此书，慷慨地说：“冯氏大概与《学案》有缘吧？”这是指我的从祖五桥先生曾刊行过《宋元学案》一书。我于是向郑君出资若干，带着书版回来。今年春天，修补了腐朽残烂的部分，补充了缺失的内容，雇佣工人刷印，希望广泛流传。在后面略写几句，以表达向往之情，并且不埋没郑氏刊刻书版的缘由，而郑君与人为善的心意，也因此一同彰显。

时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如月上旬，慈谿后学冯全垓恭敬地作跋。

于准序

自从明朝三百年间，理学名儒，英贤辈出，继承程朱道统，直接心传，可谓兴盛了，然而尊崇格物的人极力诋毁良知，维护良知的人又讥讽格物。至于姚江、白沙等人，难道喜欢说这些话来惊世骇俗吗，这也是各自根据人的资质，来作为造诣罢了，譬如登山一样，虽然路径有曲折平坦、险峻容易的不同，但到达顶峰，其准则是一样的，又何必纷纷聚讼呢！

我们山西自从薛文清在河东倡导复性之学，推崇其宗旨的人，代代不乏。只有先清端，读书笃行，平时常以孝悌为先，等到出仕历任四方，廉洁端正首先整顿，一心以忠君爱民为念，起初并没有见他夸谈理学，而天子英明圣武，在考试词臣的时候，特别蒙受圣谕：“理学不取空言，像于成龙不谈理学，而做官极其廉洁，这就是理学的真谛。”煌煌睿训，华衮千秋，哪里足以比喻呢。

往昔我年少，早涉仕途，不能讲求格致工夫而窥见堂奥。现在持节吴门，恰逢督漕观察副使醇菴贾君，把梨洲黄宗羲所辑的《明儒学案》一书给我看，公事之余读完，见其源流支派，各自分析师承，得失异同，瞭如指掌，又抄录其语言文字，备后学讨论，确实是此道的宝山，而学人的津筏。尤其羡慕贾君的尊人若水公，一见契心，急切图谋公之于世。看他的总评数则，品评分明，不是深于理学的人，能这样吗？贾君又能校勘精刻，完成父亲遗志，可谓孝了。吴郡颇称繁剧难治，起初贾君任太守，上任数月，循声鹊起，不久皇帝南巡，于是晋升监司。我曾观察他的政事，认为必定得之家学渊源，现在看到这本书，才知道有其父者有其子，因此乐于为之作序。

康熙丁亥年孟秋，西河于准拜题。

仇兆鳌序

孔孟之学，到宋儒而大显。明初得到宋儒传承的，南有方正学先生在浙东首倡，北有薛敬轩先生在山西奋起，一个接踵金华，一个嗣响月川，他们的学问都原本于程朱。只有天台经过靖难之变后，渊源遂绝。自从康斋在崇仁振铎，阳明在舜水筑坛，这是此道绝而复续的契机吧！当时从学康斋的有陈公白沙，而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足以纠正新会的偏颇。其继承姚江学脉的

译有龙溪、近溪两位，而东廓从戒惧中探求本性，念庵从无私中体认仁德，也足以纠正龙溪、近溪的谬误。就这两家而言，陈白沙静养心性的端倪，不就是周敦颐主张的“主静”学说吗？王阳明致其良知，不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学说吗？然而他们刻意单独强调某一点，学说归于偏颇，于是引发了后来纷纭的异同争论。虽然如此，陈白沙的学问在于收敛内心、贴近本源，当时宗奉他教义的人，能够淡泊声名、轻视荣利，不失为暗中修养、独自践行的人。至于王阳明的门下，道理广博而才气高超，其流弊不能没有：因为道理广博，所以行为检点不修的人，也能出入其中；因为才气高超，所以逞其雄辩，足以惊世骇俗、迷惑人心。除了龙溪、近溪之外，更有大洲、复所、海门、篑石等各位，口若悬河，自认为探求幽深、抉发精微。学说越是精微，离大道就越远，程子所说的“越接近事理而大乱真相”，大概就是这样了。此后东林学派兴起，像泾阳、景逸等君子，都足以维持道统脉络，而蕺山的刘宗周，一生用功，只在慎独上下功夫，那么孔、孟、程、朱的学问，便合而为一，这对弥补王阳明学说的不足，功劳不小啊。

译我的老师梨洲先生编纂这部书，追溯源头，梳理支流，分别统绪，划分支派，井然有序而不混乱。在叙述传记之后，完备地记载了语录，各自记录他们所致力之处，绝不固执己见来决定取舍，大概是以此等待后世的公正评论罢了。唯独对于阳明先生，不敢稍有微词，这是因为生于同乡的人，大多推崇尊敬前辈，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先生是白安忠端公的长子，刘念台先生的高足弟子，曾经上书朝廷，为报父仇，又在南京上疏，以弹劾奸相。年少时忠孝本性已成，年老时隐居著述，学问与人品，确实卓越，不愧于众儒。这部书成于南雷，刊印流传于北方，也可以看出道德感化人心，不假中介而使人信服，而贾君若水好学尊崇儒学，真是千里之外有同心之人啊！

康熙癸酉年深秋，学生仇兆鳌叩首拜题于燕京寓所。

明儒学案序

充满天地之间的都是心，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探究天地万物的道理，就在我们心中。后来的学者，误解了前贤的意思，认为这道理悬空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我们从而去探究它，不几乎成了义外之说吗？这里一旦有差错，那么万千差异就不能归于统一。如果功夫做到位，不离开这个心，那么万千差异总归是一致的。学术的不同，正显示出道体的无穷无尽。为什么现在的君子，一定要出于一条途径，剿袭现成的说法，来衡量古今，稍有不同，就诋毁为背离经典、违背正道，当时的风气众势，不免归于平庸无奇罢了。道就像大海，江、淮、河、汉以至于泾、渭、蹄涔，没有不日夜曲折流向它的，那些各自为水者，到了大海就成了一水。如果做海神的人，欣然自喜，说：“你们这些水，导源而来，不有缓急、平险、清浊、远近的不同吗？不能说都是我的族类，何不各自返回原来的地方！”这样就不需要尾闾的泄水，蓬莱就有水浅的祸患了。现在喜好相同、厌恶不同的人，与这有什么不同呢？

明朝的事功文章，未必能超过前代，至于讲学，我妄自认为超过前代。各位先生学术不一途，师门宗旨，有的分析为几家，终身的学术，往往时间久了就发生变化。佛道两家的学说，程、朱辟斥它们，未必完全廓清，而明儒亲身进入其中，开阔显露。用巫家倒仓的方法，佛道两家的葛藤，难道不是焦芽吗？各位先生不肯以模糊不清的精袖冒充人的糟粕，虽然深浅详略不同，但不可说没有见到道。我于是分别他们的宗旨，辨别他们的源流，与同门姜定庵、董无休撮取大要，著于篇中，听任学者从而自己选择。中衢之罇，拿着瓦瓯樿杓前往，没有不满腹而归的。汤潜庵说：“《学案》宗旨杂越，如果善于阅读，未始不是一贯的。”陈介眉说：“《学案》如《王会图》洞心骇目的，开始见到天王的大，总括宇宙。”

书成于丙辰年之后，许酉山刻了几卷就停止了，万贞一又刻它但没有完成。壬申年七月，我病重，文字因缘，一切屏除，仇沧柱在京城寄信来说，北方贾若水见到《学案》而感叹说：“这是明朝几百年的书，可以听任它埋没吗！”不久贾君去世，他的儿子醇庵继承遗命刻印它。唉！我与贾君，相距遥远不相闻，而精神所感，不异于同室把臂。我有什么能力，但贾君所以延续慧命的，他的功绩伟大啊。

黄宗羲序。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年，德辉堂谨梓。

黄梨洲先生原序

充满天地之间的都是心，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没有本体，功夫所至，就是它的本体，所以穷理的人，穷此心的万殊，不是穷万物的万殊。因此古代的君子，宁愿凿开五丁之间的道路，不借助邯郸的野马，所以他们的途径也不得不殊！为什么现在的君子，一定要出于一条途径，使美好的灵根，化为焦芽绝港。先儒的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证我的心体，变动不居，如果执定成局，终究是受用不得。这没有别的，修德然后可以讲学。现在讲学而不修德，又怎么怪他们举一而废百呢？时风愈下，兔园称儒，实际上是老生的变相；坊人诡计，借名母以行书，谁立庙庭之中正？九品参差，大体类似释氏之源流；五宗水火，于是使杏坛块土成为一鬨之市，可哀啊！

我幼年遭遇家难，先师蕺山先生视我如

译[10]先生扶持危局、安定倾覆，我每日聆听先生的教诲，内心恭敬而振奋。[11]先生去世之后，我才从遗留的著作中领悟其核心宗旨，而师门中的朋友大多归于忠贞节义。己酉年，毗陵人郓仲昇来到越地，撰写了《刘子节要》。仲昇是先师的高才弟子。书成之后，我在江边送别他，仲昇握着我的手郑重嘱咐说：“如今了解先师学问的，只有我和你两人，我们的议论不能不归于一致，但对于先师言语中的深意所在，应当稍微通融变通。”我说：“先师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儒者的地方，正在于其深意，怎么能不为它阐明发扬呢！”仲昇想让我为他的《节要》作序，我始终不敢答应。这说明仲昇对于殊途百虑的学问，还有未能化解的成见。

译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其中上下各代先生，学问深浅各有收获，纯正与瑕疵相互显现，这都是他们功力所达到的境界，竭尽心力去探究那千差万别的思想，然后才能自成一家，从未曾用懵懂的精神去冒认他人的糟粕。因此为他们区分源流、辨别派别，使他们的宗旨清晰明了，由此而推演，是因为依托圣人的耳目。偶尔有所阐发，也完全依据先师的学说，不敢在其中有所增减。这就像大路中间的酒樽，后人只需用瓦碗木勺，随意取用，没有不装满肚子的。

本书完成于丙辰年之后，中州许酉山和万贞一各自刻印了几卷，但没有完成这件事，然而抄本流传，颇为好学的人所知晓。从前汤公潜庵曾说：“《学案》宗旨杂乱逾越，如果善于阅读，未尝不是一以贯之的。”这是陈介眉传述的话。壬申年七月，我病重几近死亡，文字因缘，一切摒弃。仇沧柱在京城寄信来说，北方隐士贾若水亲手抄录这本书并感叹说：“这是明朝数百年的学术脉络，能听任它埋没吗！”不久，贾君去世，他的儿子醇庵继承遗命刻印此书。唉！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后，感叹世人能从头到尾读完的很少。这本书多么幸运，而屡次不被君子所丢弃呢！暂时停止呻吟，口授儿子百家抄写此书。

康熙癸酉年，紫筠斋恭敬刻印。

贾润序

我隐居在京城以南，素来听说浙东有很多隐居乐道的儒者，而姚江黄梨洲先生是其中的魁首。梨洲的门下，名公林立，而四明仇沧柱先生尤其是我素来交好的人。常常想要南下江淮，经过吴门，渡过钱塘江，遍访姚江的支派，各自叩问他们的学问，但路途遥远，迟疑未能成行。后来沧柱先生在天禄阁、石渠阁任职，承担著作的任务，更加光大他的学问。我因此派遣儿子们到他门下执经求学，打算由此上溯姚江学派，希望能听到精要的论述。儿子朴往返京城，得以看到《明儒学案》一书，这是梨洲先生亲手编纂的，凡是明代理学诸儒，都收录在其中。我阅读后惊喜，感慨叹息说：“这是后学的津梁，千秋不朽的盛业，何不刻印它以公之于天下。”大概明儒的学问门派众多，有河东派，有新会派，有余姚派，虽然同师从孔、孟，同谈性命，但路径不同，其末流更加分歧变异，自从有了这本书，支分派别，条理清晰。对于诸儒，先写叙传，以记载他们的行为，后采集语录，以列举他们的言论。其他崛起而没有师承的，也都广泛网罗，没有遗漏。议论不主于一家，要使人人尽见其生平而后止。学者如果真心研究此书，一翻阅之间，就能获得诸家的精蕴，而由此进入德行的方法，也不外乎于此。其中有的纯正有的驳杂，则在学者精择罢了，我曾感慨前代所编的《性理大全》，对后学极有功，但对于宋代诸儒，采集得不完备，而《皇极经世》、《家礼启蒙《、《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编》，本来各自单独行世的，也混入其中，实在觉得繁杂而不恰当。将来有人汇编宋、元诸儒的学说，仿照这种体例重新编纂，难道不更让人满意吗！我老了，不能苦心励行，窥探先贤的堂奥，儿子们年纪正年轻，得到这本书作为指南，难道还会在向往中迷失吗！因此写下这些来记录。

时康熙辛未年仲夏月，故城贾润恭敬题于南村书室。

贾朴跋

朴回忆幼年进入家塾，学习科举文章，塾师严格督促，不敢旁涉其他，每次侍奉父亲课诵，看见父亲手拿一卷书不放，都是《性理》、《皇极经世》、《新思录》等书。问父亲曾指着这些书给朴看说：“这是圣贤的心脉，后学的津梁。孔、孟的学问，自秦、汉以来，穿凿附

译脱离正道，沉溺于章句训诂之中，幸有大儒相继出现，在心性之间探求，并证实他们独到见解的，在宋代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位君子，在明代有敬轩、康斋、白沙、姚江等儒者。他们深入探究、静心体悟，宗旨鲜明，其间虽然有不同的见解，但他们追求达到圣人的大道是一致的。”我听说先父有这样的论述。当时我正致力于科举应试之文，因循守旧、畏惧懈怠，未能深入研究。后来先父听说甬江的仇先生进入翰林院，在京师寓所讲学，于是叫我，说：“仇先生的文章学术，源自《六经》，是东南学者的典范，你去拜他为师吧。”我于是拿着经书到仇先生门下求学。不久，他亲手传授给我《明儒学案》一书，我带回家呈给先父。先父读完全书，说：“梨洲先生对于这门学问，功劳巨大、用心良苦。学者如果确实在此处体验体悟，对于圣人的大道，大概会有所收获。就像想要游历大海的人，经过长江、汉水，渡过淮河、泗水，虽然所经过的路径各不相同，但只要逆流而上不停止，最终无疑会归于大海。”于是命令我等早晚校对文字，刻版印刷以广泛传播。工程始于辛未年春天，在癸酉年正月完工。唉！先父的遗命犹在耳畔，却已无法亲近他的几杖了。我捧着阅读这篇文章，只有鞭策自己这愚钝迟缓的资质，早晚勤勉努力，期望反省自身、减少过错，以不辜负父亲和老师明确的教诲罢了。

译癸酉年夏季，后学贾朴恭敬地写下跋文。

贾念祖跋

我的祖父若水公精深研究理学，对于宋、元、明各代儒者的著作，无不追溯源头、探究根本，彻底弄清其内在底蕴。他曾经对父亲素菴公说：“人生成为追求功名的人容易，成为圣贤那样的人却很难。”大概他一生立足的根本和切实的功夫就在这里，所以训示子孙的重点也在这里。晚年阅读姚江黄黎洲先生的《明儒学案》一书，深深赞赏并叹服。因为书中选取了各位先生记载的诸儒得力之语，以供学者自行选择，虽然途径不同但归宿相同，思虑各异但目标一致，确实高出那些互相抵触、争论异同的人。父亲奉命刊印此书，自从康熙癸酉年书成以来，将近四十多年，各地笃力学问、努力实践的人士，前来索取这本书的人，接连不断。我念祖恭敬地畏惧违背先人的志向，曾经亲手抄录一编，订正了其中一百多个字的错漏，命令儿子贾裕、贾昆、贾延、贾泰修补旧版，公之于天下，也是以此景仰先贤，不敢有损家训罢了。

雍正十三年七月上旬，甘陵后学贾念祖记。

莫晋序

孔子称赞“善人不遵循前人的足迹”，孟子说“君子希望有所自得”，《系辞》说“天下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这三句话，是千古道学的指南。道没有固定的形态，学没有固定的方法，见解常在仁与智之间分歧，克制与运用刚柔互相交替，同样是问仁，但克制、恢复、恭敬、宽恕的功夫有顿悟与渐修的差别；同样是“一贯”，但忠恕、学识、义理的区别在于知行，这只是各自顺应其本性所接近的方向罢了。宋儒周敦颐、程颢的深纯与颜回相近，程颐、张载的笃实与曾参、子思相近，陆九渊的高明与孟子相近。立言垂教，不必完全相同，后人拘泥于著作的表象，都认为是朱熹集众儒之大成，数百年来专门推崇一家之学。

明朝初年，天台、渑池开创之初，河东、崇仁的风教逐渐广泛，大体上恪守朱熹的家法，言行规矩，不愧为子游、子夏的门徒，专门崇尚修养，不崇尚悟道，专门谈论下学，不及上达。到了陈白沙静养端倪，才开始自开门户，远追曾点，近类邵雍，还是孔门别派。自从王阳明倡导良知之说，即心是理，即知是行，即刻工夫是本体，直接探求圣学的本源。此前的诸儒，学习朱熹但才能不及朱熹，终究不出其范围；王阳明类似陆九渊但才能高于陆九渊，所以能与朱熹并立。当时如聂双江主张戒惧，邹东廓主张归寂，罗念庵主张无欲，最被称为王阳明的功臣。即使湛甘泉体认，王见罗止修，也足以互相表里。等到刘蕺山提倡清诚意，归结于慎独，而良知之学，更加达到实地，不落入虚空了。

黄黎洲先生的《明儒学案》一书，言行并载，流派各分，选择精当，语言详细，钩深致远，提要钩玄，一代学术源流，了如指掌。探究其微意，实际上是将大宗归属于姚江，而以崇仁为启蒙，蕺山为后劲。凡是宗奉姚江与驳斥姚江的人，是非互相显现，得失两存，所以阐发良知的奥秘而防止其流弊，用意至为深远。

这本书清河贾氏刻本行世已久，但原本以康斋为首，贾本改为以敬轩为首，原本“王门学案”，贾本都改为“相传学案”，与万斯同原刻不同，似乎不是先生的本意。我家旧有抄本，谨据万氏原刻重新订正，以恢复原貌，并校订文字讹误，刻印流传。我认为学问贵在真修实悟，不外乎虚实两个关键，病在实的人用虚来救治，病在虚的人用实来救治。古人因病开方，原本没有固定的格局，通其变化，使人不倦，所以教法日新，理虽然一但言论不得不殊，入手虽然殊，但归结未曾不一。读这本书的人，如果能不拘泥于表象，务求自得的真谛，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证，不向语言文字上产生纠缠，那么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百川学海而都可到达大海。由诸儒上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以寻找源头洙泗，大概就不辜负先生提倡的苦心了！

道光元年辛巳仲冬初一，会稽后学莫晋顿首恭敬地写在教忠堂。

《明儒学案》发凡

历来理学之书，前有周海门的《圣学宗传》，近有孙锺元的《理学宗传》，诸儒的说法颇为完备。然而陶石篑《与焦弱侯书》说：“海门的意思是认为身居山泽，见闻狭陋，常希望博求文献，广补所未备，不敢便称为定本。”况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门主张禅学，将金银铜铁混为一器，这是海门一人的宗旨，不是各家的宗旨。锺元杂收，不再甄别，他的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他的见闻也像海门一样。学者观看此书，然后才知道两家的疏略。

大凡学问有宗旨，是此人的得力处，也是学者的入门处。天下的义理无穷，如果不以一两个字确定，如何约束它使其在我？所以讲学而没有宗旨，即使有嘉言，也是无头绪的乱丝。学者如果不能得到此人的宗旨，即使读他的书，也如同张骞初到大夏，不能得到月氏的要领。这本书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杜牧之说：

译弹丸在盘中滚动，横斜圆直，无法完全预知。其中必然可以知晓的，是知道弹丸不会跳出盘子之外。所谓的宗旨，也不过如此罢了。

译我曾经说，明朝的文章和事功，都不如前代，唯独在理学方面，是前代所不及的。细微如牛毛茧丝，没有不辨析清楚的，真正能够阐发前代儒者所未曾阐发的道理。程颐、朱熹辟斥佛教，他们的学说虽然繁复，但总是只在表象上；那些接近真理而混淆真假的，终究指斥不出来。明朝儒者在毫厘之间的细微差别上，使佛教没有藏身之处。陶望龄也说：“如果从见解来论，当代的各位先生尽有高过前人的。”这与我的言论不期而合。

每常见到抄录前代儒者语录的人，汇集几条，不知道取舍的用意是什么。那个人一生的精神未曾透露，如何能看到他的学术？这本书都是从全集里纂集要点、钩取精微，未曾沿袭前人的旧本。

儒者的学问，不同于佛教的五宗，一定要贯穿到青原、南岳。孔子既然无所不学，周敦颐不依赖他人而兴起，陆九渊不曾听说有所传授，然而其间从程颐、朱熹到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几百年之后，仍然沿用高祖、曾祖的规矩，不像佛教那样附会源流罢了。所以这本书把有所传授的，分为各案；那些特起的、后世学者不太著名的，总列在诸儒案中。

学问的道理，以各人自己用得着的为真。凡是倚门傍户、依样画葫芦的，不是流俗之士，就是经生的职业。这本书所列的，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在他们不同的地方，正应该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以水济水，难道是学问吗！

胡季随从朱熹学习，朱熹让他读《孟子》。有一天问胡季随：“至于心，唯独没有相同的，是这样吗？”胡季随以自己所见的见解回答，朱熹认为不对，并且说他读书粗疏不思考。胡季随思考既苦，因此致病，朱熹才开始告诉他。古人对学者，不轻易传授如此，大概是想让他们自己获得。即使佛教也最忌讳说破，人便当作光影玩弄罢了。这本书未免风光狼藉，学者徒增见解，不做切实工夫，那么我反而因此书得罪天下后世了。

这本书搜罗颇广，然而一个人的见闻有限，尚且容许陆续访求。即使我所见而又失去的，如朱布衣《语录》、韩苑洛、李南瑞泉、穆玄菴、范栗斋各位先生的文集，都没有采入。海内有斯文之责的人，不要吝惜教导我，这不是末学一人之事。

姚江黄宗羲识

师说

方正学孝孺

神圣既远，祸乱相寻，学士大夫中有为生民忧虑、以王道为心的极少，宋朝灭亡后更加不可问。先生禀赋绝世的资质，慨然以斯文自任。恰逢文明启运，千载一时。深思上天所以生我的意思，与古圣贤所讲求的，直欲排除洪荒而开创二帝，去除杂霸而显现三王，又推其余以福泽后代，伊尹、周公、孔子、孟子合为一人，将旦暮遇到。这不是学而有以见性分的大全不能的。然而时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非，完成天下万世之责。他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考先生在当时已称程、朱复出，后人反而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若心，说节义与理学是两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与扬雄、吴草庐论次并称，于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贼将接踵于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也，而十族与殉，无乃伤于激乎？余曰：“先生只自办一死，激而及十族，十族各办其一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众多乎？而不当死乎？惟先生平日学问，臣尽忠，子尽孝，一本于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趋之，数十年之久，几于风移世变，一日乃得透此精光，不可掩遏。盖至诚形著动变之理宜然，而非人力所几及也，虽谓先生为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学，不由师传，特从古册中翻开古人公案，深有悟于造化之理，而以月川体其传，反求之于吾心，即心是极，即心之动静为阴阳，即心之日用酬酢为五行变合，而一以事心为入道之途。故其见虽彻而不玄，学愈精而杂，虽谓先生为今之濂溪亦可。乃先生自谱，其于斯道，至四十而犹不胜其渺茫浩瀚之患，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无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所谓太极之即此而是。盖见道之难如此，学者勿轻言悟也哉！

按先生门人彭大司马泽尝称：我一代文明之盛、经济之学，莫盛于诚意、宋学士，至道统之传，断自渑池曹先生始。上章请祀孔子庙庭。事在正德中。余谓方正学而後，斯道之绝复续者，实赖有先生一人。文清亦闻先生之风而起者。

薛敬轩瑄

愚按前辈论一代理学之儒，惟先生无闲言，非以实践之儒欤？然先生御史，在宣、正两朝，未尝

译铮铮地议论一件事：景皇帝更换太子时，先生当时任大理寺卿，也没有进言。有人说先生当时正转运粮饷到贵州，等到萧愍的案子发生时，这是当朝第一要案，其中的功劳罪过、是非曲直，先生仅仅请求从轻发落，坐视忠良之人死去而不加救援，那还要宰相做什么呢？就事论事，如果前日不进谏是对的，那么今日进谏就是错的，两者必居其一。而先生自己也感到羞愧难当，请求辞官离去。然而先生在道德修养和古人的整体大用方面多有欠缺，只是他始终进退的节操值得称道，这也成就了他“文清”的名号。阅读先生的《读书录》，大多在言行举止上谨慎小心，所谓“学习贵在实践”，意思大概就是这样。有人说：“‘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真。’先生晚年悟道，不可限量。”

译吴与弼（康斋）

我按：先生对当时不满的地方，大体在于诉讼弟弟一事，以及为石亨作族谱序言并自称门生罢了。张东白听说后，有“向上天禀告素王（孔子），正名讨罪，不能让他长久窃取虚名”的话，一时名流纷纷哗然，恐怕未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羽毛（名声）起见。我却认为先生的过错不仅在于诉讼弟弟之时，更在于不能向弟弟阐明大道的日子。只是他不能向弟弟阐明大道，以至于走上仕途，并且不难以囚犯的身份去见官府，毫无矫饰，这却是先生的过错所谓像日月一样公开昭示、众人共见的。至于族谱的序言，自署门下士，或许也是应当的。徐孺子对于公卿的推荐虽然不应命，但等到他们去世，必定千里奔赴吊唁。先生的心意，大概还是践行古人的道义吧？后人以成败论人，看到石亨后来因谋反被诛，便说先生不应当与他结缘，哪里知道先生不与他结缘，早在应聘辞官之日就已经决定了。不在此处探求，却在称谓语言文字之间斤斤计较，责备人真是没有止境啊！

先生的学问，刻苦奋励，大多是从五更枕上汗流浃背、流泪感悟中得来的。等到有所心得而内心自乐，就又不知足蹈手舞。大概七十年如一日，愤懑与快乐相生，可以说独自得到了圣贤心法的精髓。至于做学问的方法，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制私欲、安于贫困为切实的根基。这正是孔子、颜回寻求向上的功夫，所以不从事著述，却契合大道的真谛，言行举止之间，全都归于平淡。晚年出仕与隐退这一节，卓然成为世道的楷模，而处之恬淡，棱角不露，如果不是对大道有所心得，怎能如此？《日记》说：“淡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可以作为先生的写照。扩充他所达到的境界，差不多有“依循中庸之道，隐居避世不被了解也不后悔”的气象。我曾经僭越评价同时代的各位先生：薛文清多受困于流俗，陈白沙还激越于声名，只有先生纯粹而纯粹。

陈真晟（剩夫）

先生学问仿效胡敬斋，而涵养不及，气质用事。晚年静坐这一契机，疑心是进步，可惜没有窥见先生的全部著作。

周蕙（小泉）

我按：“非圣勿学，惟圣斯学”这两句话，可以说直指心源（这是段思容先生坚决训诫小泉先生的话）。而两人也独自超脱于语言问答之外，他们的学问达到圣人境界，一日千里，毫无疑问。圣人的大道，反求自身就具足，不假外求，学习它就是。所以先生也只讲圣学。段先生说：“何谓有大如天地？须信无穷自古今。”意思先生已经相信到这一步，不是迎合所好。这时关中的学问都来自河东派，而一变直达大道。

陈献章（白沙）

我按：前辈对先生的论述已经很完备了，现在请在学术疑似之处再作订正。先生学问宗尚自然，而归结于自得。因为自得，所以资历深厚、左右逢源，与鸢飞鱼跃同样活泼，而还能掌握造化的枢机，可以说独自开创门户，超然不凡。至于问所谓“得”，则说“在静中养出端倪”。以前在典籍中寻求，多年没有所得，而一旦通过静坐得到，似乎与古人所说的自得不同。孟子说：“君子用正道深造，希望他自得。”没听说用自然得到的。静坐这一契机，难道是浅尝辄止而快捷获取吗？自然而得，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合乎中道，这是圣人，没听说用静坐得到的。先生大概也只是得到了他所认为的所得罢了。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强求，才想要自然，便不自然了。所以说“会得的活泼泼地，不会得的只是弄精魂”。静中养出端倪，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端倪这个词，心里可以揣度，口中不可言说，毕竟不离“弄精魂”近是。现在考察先生证验学问的诸多言论，大多说一段自然工夫高妙处不容凑泊，终究是精魂作弄处。大概先生识趣接近濂溪，而穷理不及；学术类似康节，而受用太早。以圣门标准衡量，难免有欲速见小之弊。似禅非禅，不必论了。

陈选（克庵）

我按：先生亲身践行纯粹高洁，卓然为圣人之徒无疑。他平生的学问功力，全见于张褧的一疏，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未有过。《通纪》评价理学未必完全恰当，而对先生的推崇赞许到了极点。文肃好古信道，真不愧为先生的朋友。（文肃，先生的同乡朋友谢公铎，字鸣治）

罗伦（一峰）

我按：一峰曾自己说：“我性格刚直，见到刚直的人就喜欢，像饥渴之于饮食，不能向口解释。求之不可得，就崇尚与古人交友，相互讨论他们的时代，如同侍奉在几杖旁聆听咳嗽声，而唏嘘企羡，甚至流泪。我喜好刚直，大概是天性如此。孔子说：‘我没见过刚直的人。’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服。’这才是真正至刚的大丈夫啊！孔孟所说的刚，固然是我所喜好的。”这可以作为先生的实录。先生的学问刚正，有人将他比作孔融，不对。又传说先生被贬官后，经过崇仁，请求拜见康斋，康斋不见，意思是等待再三后才见他。先生发怒，投下一首诗离去。康斋的不

译见面，足以使先生深明我的意旨，可惜先生未能领悟。又当时张廷祥唯独不喜欢康斋，所以先生也不喜欢他，然而康斋终究是他人所无法企及的。

译蔡虚斋清

先生暗中修养，笃实行事，不聚集门徒，不公开讲学，不依傍师承，在希旷之后崛起，以六经作为入门途径，以四书作为标准，反求诸己，用力于自身，根本在于静虚的境界，所谓的真道德性命，正是从这里有所体悟。久而久之，涵养深厚至极，日日改变，月月转化，差不多成为笃实的君子。前辈称月湖超过先生，这实在不对。月湖看待先生，就像子夏看待曾子一样。丁玉夫清修刚劲，大致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可惜未能达到成就。又先生曾与林见素交友，考察见素在朝廷任职时，是卓然有德的名士。又多次上疏推荐罗整庵、王阳明、吕泾野、陈白沙等，那么他的声气所感召沟通的人可知，等待进一步考证再列入。（月湖，杨廉的号。玉夫，丁玑的字）

王阳明守仁

先生承继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常态，向内心探求，从而获得本性中的觉悟，称为良知，因此指示人们求取开端、用力着手的要点，称为致良知。良知作为知，见解不被见闻所局限；致良知作为行，行为不被方隅所滞碍。知即是行，心即是物，动即是静，体即用，工夫即本体，下即上，没有哪一方面不是统一的，用来救治学者支离破碎、眩惑驰骋、追求浮华而断绝根本的弊病，可以说如雷霆惊醒沉睡，如烈日破除迷障，自孔孟以来，没有像这样深切显明的了。只是他的学说与朱子之说难免有抵触，而他极力表彰的却是陆象山，于是有人怀疑他或许出于禅宗。禅宗先生固然曾经逃避，后来察觉其非而远离它了。所谓一就是诚，是天之道。使诚达到明，是人之道。致良知就是这样。由明达到诚，以人合天称为圣，禅宗有这种境界吗？即使象山本心的学说，怀疑它是良知所由来，而在良知中探求本心，指点更为亲切。将致知合于格物，工夫确实有遵循持守，比起象山混同人道与一心、即本心而求悟的人，不还有毫厘的辨析吗？先生说：“良知只是独知时。”本来并非玄妙，后人强行看作玄妙，所以接近禅宗，这实在不是先生的本意。至于他与朱子抵触的地方，总在《大学》一书。朱子解释《大学》，先格物致知，然后授予诚意。先生解释《大学》，即格物致知就是诚意。他们在工夫上似乎有分合的不同，然而详细考察两位先生最吃紧的地方，都不超过慎独这一关，那么所谓由明达到诚，进而进入圣人之道，是一样的。所以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论》的说法。《大学》的教导，一先一后，等级分明，而实际上没有先后可言，所以八目总是一件事。先生是世间的豪杰，龙场一悟，得到天启，也自认为从《五经》印证过来，他廓然开辟圣路无疑。只是他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着轻易指点，开启后学猎奇等弊病是有的。上天假借他寿命，完全融合他高明卓绝的见解而落实于实地，怎知不会有晚年定论出现在其中？而先生且优游进入圣域，那么范围朱陆而进退自如，又不待言了。先生临终时，曾自己说：“我平生学问，才做得几分，可惜不能与同党共同完成。”这几分，应当是善信以上的人，明道之后，未见其比。先生门人遍布天下，除了东廓先生之外，各位君子中最著名的是谁？然而渊源分合的缘故，也大致可以看见。

邹东廓守益

按邓文洁公称阳明必为圣学无疑及门之士概多矛盾其说而独有取于念庵然何独近遗东廓耶东廓以独知为良知以戒惧谨独为致良知之功此是师门本旨而学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东廓斤斤以身体之便将此意做实落工夫卓然守圣矩无少畔援诸所论著皆不落他人训诂良知窠臼先生之教卒赖以不敝可谓有功师门矣后来念庵收摄保任之说实溯诸此

王龙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于龙溪则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未敢笔之于书以滋学者之惑至龙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无如此则致良知著在何处先生独悟其所谓无者以为教外之别传而实亦并无是无有无不立善恶双泯任一点虚灵知觉之气纵横自在头头明显不离著于一处几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堑也哉夫佛氏遗世累专理会生死一事无恶可去并无善可为止馀真空性地以显真觉从此悟入是为宗门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吾欲薰染头出头没於是而言无善恶适为济恶之津梁耳先生孜孜学道八十年犹未讨归宿不免沿门持钵习心习境密制其命此时是善是恶只口

译中劳劳，行脚仍不脱在家窠臼：终日辛劳奔波，云游参访却仍未摆脱居家修行的局限；孤负一生，无处根基，惜哉：辜负了一生，没有确立根本，实在可惜啊！王门有心斋、龙溪，学皆尊悟：王阳明门下有心斋（王畿）和龙溪（王龙溪），他们的学问都推崇顿悟；世称二王：世人称他们为“二王”。心斋言悟虽超旷，不离师门宗旨：心斋谈论的悟境虽然高超旷达，但并不背离师门的宗旨；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至于龙溪，直接把良知当作佛性来看待；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凭空期待一个悟境，最终沦为玩弄光影幻象；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即使说他是拿着武器闯入师门（意指违背师门宗旨）也是可以的。

译罗钦顺，字整庵。

我按：先生的学问，起初是从禅宗入门，从“庭前柏树子”的话头中获得悟解。有一天夜里披衣起身，通身大汗淋漓，自己奇怪所得如此容易，于是转而向儒学探求，发现并不契合，这才知道佛教以觉悟为性，以心为本，并非我们儒家穷究事理、尽人性、通天命的主旨。于是本着程朱格物致知的学说去探求，积累二十多年，才在所谓性与天道的端倪上有所见地。他一口概括说：“性命之妙，不过是理一分殊罢了。”又进一步解释说：“这理在心目之间，由本推及末，万象纷纭而不混乱；由末回归本，一真湛寂而无余。”因此以此自附于卓绝的见解，像这样，也可以说是既艰苦又困难了。我私下想，先生所说的“心目之间”，不知究竟实在何处；而那由本到末、由末归本的，又由谁去推及、去回归呢？理一分殊，就是孔子“一贯”的宗旨，其关键不离忠恕，由此可见道并不远离人心，也是可以断定的。然而先生正竭力以心性来辨别儒释，径直把求心这一路归入禅门，所以宁愿舍弃心而言性，将二者截然分开。把理处理在不外不内之间，另呈现一个心目的形象，终究只是泛泛地观察物理。像这样所说的推及、回归，也是听其自行推及、自行回归，与我无关，那么也不自觉堕入了恍惚的见解中。考察先生最得力之处，在于以道心为性，指未发而言；以人心为情，指已发而言。自称独自不同于宋儒的见解，并且说在此处看得分明，就没有不合的地方。试着用先生的话思考，心与性情，原本只是一个人，不应说危殆的是心而精微的不是心。只因为先生认定佛教以觉悟为性，认为觉悟属于已发，是情而不是性，即便本之于心，也只是惟危之心而没有惟微之心，于是把那精微的排斥在心外，而在天地万物之外去寻求，说天下没有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贯，然后授予诚意正心，以确立天下的大本。如果是这样，那就几乎把性当作外在的了。所以我说不先生未曾见到性，因为他把性外化了。性果真在外吗？心果真在内吗？心与性的名称，其不可混淆的，犹如理与气；而其终究不可分割的，也犹如理与气。先生既然不认同宋儒天命、气质的说法，而用“理一分殊”一言来概括，说理即是气之理，这是对的。难道不说性即是心之性吗？心即是气聚于人者，而性即是理聚于人者，理气是一，那么心性就不能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能说二是二。假使这三者在一分一合之间终究有二，那么理气是什么东西？心与性情又是什么东西？天地间既然有一个合气的理，又有一个离气的理；既然有一个离心的性，又有一个离性之情，又怎么可以说是一个本源呢？我们儒家本于天，佛教本于心，这自然是古人铁定的案断。先生娓娓道来，可以说对圣门大有功劳。总之，善于言天者，正不妨合于人；善于言心者，自然不至于流于佛教。先生不免有因噎废食的见解，截断界限分明，虽然足以洞察彼家的弊端，但实际上不免抛弃自身的宝藏。考察先生在格物这一节几乎用了二三十年的工夫，等到后来即使说心、说性、说理气一字不错，也只是说得对，形容得恰当，在自身毫无受用。如果先生庄重一静正，德行如浑金璞玉，不愧为圣人之徒，自然是生质之美，与学力无关。先生曾写信给阳明先生说：“如果一定要说学问不资于外求，只当反观内省作为要务，那么‘诚意正心’四个字又有什么不尽之处呢！何必在入门之际就用格物一段工夫来困扰？”唉！像先生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被格物一段工夫所困扰，不仅在入门时，而且在终身都是如此。不然，以先生的资质，早寻向上而进取，应该优入圣城，可惜仅仅止步于此。虽然起初容易悟解不免有毫厘之差，但最终苦难一生、扰扰到底，几乎有千里之谬。到了这里，程朱之学也弊病丛生了。按照他的说法，将使学者终身没有入道之日，困扰以二三十年的工夫而后得，而所得已无几，视圣学几乎为绝德，这就是阳明先生所以兴起的原因。

吕柟，字泾野。

我按：关学世代有渊源，都以亲身践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际上集其大成。观察他的出处言动，无一不符合道，极尽于心术隐微之处无毫发可疑，卓然闵子、冉子之徒无疑。后来阳明先生讲良知之学，本意重在躬行，而学者误解，反而遗弃行而言知。得到先生尚行的宗旨来补救，可谓一发千钧。当时先生讲席几乎与阳明氏平分秋色，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门下。（马、何诸君子学行同类，所以附在此。何瑭、马里、崔铣、吕潜、节、郭郛。）

孟化鲤，字云浦；孟秋，字我疆；张元忭，字阳和。

我按：两位孟先生如冰壶秋水，两相辉映，使家传不坠，可称北地联璧。我们乡里的文恭张先生则是所谓附

译依附骥尾而名声更加显赫的人吗？读了张文恭所作的《二孟行》，就可以相信了。张文恭又曾作有《壮哉行赠邹进士遣戍贵阳》一诗，他对同道的亲近之情竟到了如此地步。真是位君子啊，这个人！如今我却再也见不到他了。张文恭与同郡的罗文懿是笔墨相交的好友。后来罗文懿担任会试的主考官，张文恭依然追念往日的情谊，也不肯署名门生。罗文懿常常对此感到遗憾，张文恭却毫不在意。殿试时，张文恭考中状元，由罗文懿担任阅卷官，后来两人相见，张文恭依然不署名门生，他就是这样刚正不阿、独立自持。张文恭又与邓文洁交情深厚，情同莫逆，等到邓文洁去世时，张文洁写祭文悼念他，称赞他喜好行善如饥似渴，以天下为己任。

译罗念庵洪先、赵大洲贞吉、王塘南时槐、邓定宇以赞

按：王门中只有心斋先生盛传其学说，从不学不虑的宗旨转而标榜为“自然”、“学乐”，末流蔓延滋长，逐渐演变成小人的肆无忌惮。罗先生后起，对此感到忧虑，特意拈出“收摄保聚”四句作为“致良知”的符诀，所以他的学问专求于未发的一念之机，以主静无欲为宗旨，可以说是卫道的苦心了。有人说先生主张主静，不怀疑是禅宗吗？回答说：古人建立教化都是权宜之法，王先生之后，不能没有先生。我取他足以扶持此道不至于坠落的方面罢了。况且先生已经洞察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并出入其中，像逃杨归儒一样，比起那些肆无忌惮的人不是更接近正道吗？赵、王、邓三位先生，大概也是先生的意思吧？邓先生尤其精密，他的人品可以与先生相伯仲。

罗近溪汝芳

邓先生在视六经如土苴之后，独自发扬好古的精心，考求先圣人的遗经，稍稍补缀整理，端庄委曲、条理分明，挽救学者师心自用、诬蔑古人的弊病，他的功绩可以说是很大了。然而他的学问实际上本于东廓，唯独听闻戒惧谨独的宗旨，那么即使说先生是王门的嫡传也可以。我曾听江西各位名宿说先生学问本于修持，罗先生本于悟入，两人争辩不休。到了晚年，先生竟然非常佩服罗先生，不知不觉地在席位前退让了。考察他祭奠罗先生的文章，略见一斑。那么罗先生所涵养的，大概也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所以我选择那些紧要真切的记载在篇中，让后来的学问莽荡的人，没有借口来指责罗先生。

李见罗材

文成之后，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谆谆地用“止修”二字压倒“良知”，也自认为考求孔曾，等待后圣，抗颜为师，率领天下人跟随他，与文成相同。前人曾说“良知”清醒而放荡，似乎不如“止修”二字有根据实在。然而也只是寻找好题目做文章，与坐下的功夫无关。我们如果理会坐下的功夫，哪里还有“良知”、“止修”的区别呢？先生气魄大，以经世为学问，酷意学习文成，所以所到之处都以功名自喜。稍微叩问他的归宿，往往落在求可求成的一路上，哪里敢望文成的后尘！《大学》一书，程朱说“诚正”，阳明说“致知”，心斎说“格物”，盱江说“明明德”，铫江说“修身”，到这里难道没有剩余的含义了吗！

许敬庵孚远

我曾亲自受业于许师，见老师端庄凝重、敦厚宏大，言行谨慎小心，俨然儒家的楷模。他严密修缮身心，细微之处不肯放过，对于天理人欲的辨别再三致意。曾深夜与门人子弟辈深远静坐，往往追数平生酒色财气的分数消长来自我验证，他的学问笃实如此。

卷一 崇仁学案一

前言

康斋在小陂倡导道学，完全秉承宋人的成说。论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论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所以必须敬义夹持，明诚两进，然后才是学问的全功。其相传的一派，虽然一斋、庄渠稍有转手，终究不敢离开这个规矩。白沙出自他的门下，然而自叙所得，与聘君无关，应当是别派。唉！椎轮是大车的开始，层冰是积水所成，如果没有康斋，哪里能有后世的兴盛呢！

聘君吴康斋先生与弼、文敬胡先生居仁、教谕娄一斋先生谅、谢西山先生复、郑孔明先生伉、胡凤仪先生九韶、恭简魏庄渠先生校、侍耶余訒斋先生祐、太仆夏东岩先生尚朴、广文潘玉斋先生润

聘君吴康斋先生与弼

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是抚州崇仁人。父亲是国子司业溥。先生出生时，祖父梦见有藤蔓缠绕他的先墓，一位老人指着说是扳辕藤，所以起初名叫梦祥。八九岁时，已经负有气岸。十九岁（永乐己丑年）在京师（金陵）拜见亲人，跟随洗马杨文定溥学习，读《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志于道，说：“程伯淳见猎心喜，才知道圣贤也像普通人一样，谁说不可通过学习而达到呢！”于是放弃举子业，谢绝人事，独自居住在小楼，玩味《四书》《五经》、诸儒的《语录》，体贴于身心，不下楼两年。气质偏向刚忿，至此觉察到，随即下克制的功夫。辛卯年，父亲命令回乡娶妻，在长江遇到风浪，船将要翻覆，先生正襟危坐。事情平息后，问其原因，说：“坚守正道以等待罢了。”婚后，不进入洞房，再次到京师禀命后才回家。先生往来，穿着粗衣破鞋，人们不知道他是司成的儿子。

居住在乡间，亲自耕种自食其力，跟随学习的弟子很多。先生说娄谅确实，杨傑淳雅，周文勇猛。雨中披着蓑衣戴着斗笠，背着农具，与诸生一起耕种，谈论乾坤以及坎离艮震兑巽于所耕种的农具可见。回来就解开犁，吃糙米蔬菜豆子共同进食。陈白沙从广东来学习。晨光才辨，先生亲手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声说：“秀才如果懒惰，那么将来如何到伊川门下？又如何到孟子门下？”一天割稻子，镰刀伤了手指，先生忍着疼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