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七　南中王门学案三

译先生执掌国家大政，对内揣摩君主的隐秘心思，对外收揽士大夫的人心，因此更加能够施展抱负，天下人也颇为安于他的治理。但他与同僚新郑（张居正）不能和睦相处。世宗驾崩，先生完全推翻了新郑的弊政，并按照遗诏执行，四方百姓深受感动，为之流泪。新郑认为皇帝尸骨未寒，臣子怎么忍心背弃他，在众人面前当面驳斥先生。朝中大臣都不认为新郑做得对，新郑于是被罢免。穆宗初年执政，有些举动不太符合人心，先生都加以防范遏制。宫中的奴仆不能实现他们的意图，都不高兴。而江陵（张居正）也猜忌先生，借宫奴为内应而罢免了先生。先生离任后新郑再次拜相，进行报复，想要设法害死先生，派他的门生蔡国熙担任苏松副使，将先生的家眷和三个儿子都投入监狱。先生于是上书给新郑，言辞非常恳切，新郑也有所触动。不久新郑被罢免，先生的三个儿子都恢复了官职。天子派遣使者慰问，先生当时已经八十岁了。第二年去世。追赠太师，谥号文贞。

译聂双江起初在华亭任县令时，先生在他门下求学，因此得以了解王学的学问。等到聂双江在朝廷任职时，在灵济宫举办讲会，让南野、双江、松溪程文德分别主持，求学的人如云聚集，多达千人。那时癸丑、甲寅年间，是历来未曾有过的兴盛景象。丙辰年以后，各位先生有的去世，有的离去，讲坛因此变得空无一人。戊午年，何吉阳从南京前来，再次推举先生作为讲会的首领，仍然在灵济宫举办讲会，然而盛况已不及从前了。先生离开分宜，确实对天下有功，然而纯粹依靠权谋机巧行事。敬斋说：“处理事情不使用智谋计策，只遵循天理，这才是儒者的风范。”所以不论先生田产连片，乡里议论纷纷，即便从他立身朝廷的大节来看，也完全没有儒者的风范，陷入霸术之中而不自知。各位儒生只因为他主张讲学，就赞许他懂得大道，这不过是维护门面的看法罢了。

存斋论学语录

亲近亲人、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是天理的自然流露，并非圣人强行制定的等级差别。就像人的身体，虽然连一寸肌肤都不不爱惜，但对于头目腹心却看得更重，对于手足皮毛爪齿则感觉逐渐轻些，遇到紧急情况时，却会浸湿手足，烧焦毛发，来保卫腹心头目。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又不能因此就说人原本就不爱惜手足毛发。所以亲近亲人、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总括来说只是一个仁爱罢了。

人必须从自己能做主开始，才不会被外物所夺去。现在的人富有就骄傲，贫穷就谄媚，只是因为自己不能做主。

程子说：“既然思考了，就是已经发动。”所以戒慎恐惧，人们都说是静，不知道这其实是动的地方。懂得这一点，就知道用力的地方了。

做学问只在立志，志向一旦倒下，百事都做不成。比如夜晚坐着读书，如果志向立得住，自然不需要睡觉，如果放倒下去，便自然睡着。这并不是有两个人。志向好比树根，树根既已立定，才可以施加培土灌溉。各种问学，都是培土灌溉的事情，如果根不立定，即使培土灌溉也没有地方施展。

凡是做善事，因为害怕别人非议嘲笑而停止的，只是做善事的心不真诚，如果真诚，自然无法停止。比如世间贪财好色的人，不仅不害怕非议嘲笑，甚至冒着刑罚的威胁也要去做，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是因为他们在贪财好色上真诚罢了。我们做善事，必须有这样的心，才能日益进步。

心不可放纵，并不是要使心像死物一样不动，只看动的地方如何。如果动在天理上，即使思及四海，忧虑周全万世，也只是存养；如果动在人欲上，一有念头便是放纵。人心的虚灵，感应没有定法，所以心只是活动的。所以说圣人之心静，是形容它常常虚灵，没有私欲的扰乱，并不是说像枯木死灰一样。我们今天的静功，正需要在克己上着力。世俗的儒生却想要深居默坐，自认为主静吗？现在的人见到上官非常恭敬，即使匍匐在泥雨中，也不以为辱。等到侍奉父兄，却反而有怠惰不甘的意思，这是利益熏心的缘故。

人没有饮酒时，事事清楚；等到醉后，事事昏忘；等到酒醒后，照旧清楚。由此可知昏忘是酒的作用，清楚是心的本来状态。人如果不被利欲迷惑本心，那么在事情上断没有昏忘的祸患。克己二字，就是这醒酒的方子。

知行只是一件事，知运行在行之中。知，是用来主导行的；行，是用来充实知的。近来有人把知配属天、属气，行配属地、属质，分为两样，不知道天的气固然运行在地的中间，凡是地长久承载而不塌陷，运行而不穷尽的，哪不是气的作用呢？

默识是根本，讲学是功夫。现在的人亲近老师、阅读书籍等，是讲学的事情。然而如果不从心上切实理会，而泛泛地从事口耳之学，必定不能有所得，即使有所得也不能不遗忘。所以孔子直接指出用功的根本之处，并不是想要他们兀然高坐，以求冥契。

道是器的主宰，器是道的痕迹。以人事来说，朝廷之上，家庭之间，许多礼仪文辞是器，那尊尊亲亲的道理是道。以草木来说，许多枝叶花实是器，那生生不息的道理是道。原本不是两样东西，所以只说形而上、形而下，不说在上在下。

有人说学习只在于力行，不必谈论性命道德，这好比攀登万仞高山，必须看见山头所在，才有进步的地方，不可以闭着眼睛向前摸索。除了性命道德，还能实行什么呢？

人只有一个心，心只有一个理，只是面对父亲就叫做“孝”，面对君主就叫做“忠”，其作用不同罢了。所以学习先要治心，如果能够治心，那么所谓的忠孝，随时施行都能适宜了。

人们说千条小路万条路径，都可以到达国家，然而称之为小路，就不是正路了。沿着它行走，进入得越远，迷失得越深，或者到了榛莽荆棘之间，而渐渐进入穷山空谷之内，离国家远了，何况能到达呢？所以学习必须辨别路径，路径既已明了，纵然行走不能到达，也不失为每天在康庄大道上。

《大学》中的絜矩，只是一个仁心。因为仁则对人没有不爱的，上下前后左右都想要使他们不失所，所以能够推己及人，所谓只有仁人能够爱人，能够恶人。先王有不忍人的心，因此有不忍人的政治。学者必须预先涵养此心才行。

译中丞杨幼殷先生豫孙

杨豫孙，字幼殷，华亭人。嘉靖丁未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南考功主事，后转任礼部员外郎中。外放担任福建监军副使，调任督理湖广学政。升任河南参政。入朝担任太仆寺少卿，改任太常寺少卿。严嵩把持朝政，引荐先生作为自己的辅佐。凡是天下的人才、国家的典章制度，都咨询先生后才施行。因此，士大夫中想求得严嵩知遇的人，没有不聚集到他门下的。先生推辞不掉，极力请求外放。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湖广，在任上去世。

译先生认为“知识就是本性，习惯为善的人固然拥有这种知识，习惯为不善的人也拥有这种知识”，所以说：“恶也不能不称之为本性。”又说：“刚和柔是气，也就是本性。刚中有善的，也有不善的；柔中有善的，也有不善的。善与不善，是习惯造成的，而那刚柔则是本性。”我私下认为，气就是本性，偏向刚或偏向柔，这是气的过度或不足。那没有过度或不足的地方，才是本性，这就是所谓的“中”。周敦颐说：“本性，就是刚、柔、善、恶、中罢了。”气的运行，不可能没有过度或不足，但去了必定会返回，那“中”的本体未曾不在。比如天空阳气过盛，但必定会返回到阴；天空阴雨连绵不足，但必定会返回到晴朗。如果只是一味地向前而不返回，那还能成就什么样的造化呢？人性虽然偏向刚或柔，那偏向刚的地方，未曾忘记柔；那偏向柔的地方，未曾忘记刚，这就是“中”的本体。如果把过度或不足的气就称为本性，那么圣贤单说“气”就足够了，何必又加上一个“性”字，留下它作为疑惑的根源呢？古今谈论本性而不明白，总归是因为程子“恶也不能不称之为本性”这句话，由此将孟子的性善论置于怀疑与相信之间，而荀子、扬雄的说法，便纷纷复兴了。

《西堂日记》

古诗说：“百年有三万天。”能够完全度过这三万天的人有几个呢！儿童嬉戏游乐，不知不觉就浪费了十年。稍长一点就开始学习章句，以至于在学校中比较优劣，在科举考场中奔波，又白白度过了二三十年。中间能够致力于仁德的人，能有多少时间呢！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时，子夏二十九岁，子游二十八岁，曾子最年轻，都已经卓然成为儒者。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现在的人考中进士，大概在三四十岁，人才有一两个知道向学的人。古代的学者，先学习后做官，所以两者都得到；现在的学者，做了官才学习，所以两者都失去。然而就三十岁做官的人来说，如果肯立下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志向，学到五六十岁，也必定与流俗稍有不同。为什么志向不确立呢，就这样悠悠荡荡地消磨岁月。

人是天地的心，天地是人的根本。人才能回归根本，就知道乾为父坤为母的道理，知道天就是人。有仁德就能孝顺，没有有仁德而不孝顺的；如果只说孝顺，则未必有仁德。人爱父母，是因为父母是身体的根本。乾坤与父母最初没有两个根本，所以说“侍奉天就像侍奉亲人”。知道这一个根本，那么虞舜、曾参原本就没有天人的区别，《订顽》正是要阐发这个道理，却被解释得支离破碎。现在的人说孝顺，何曾知道有根本呢？只是从小看见别人亲爱父母罢了。离开亲爱父母，哪有贯通上下的道理呢？即使做得成功，也只达到薛包、王祥的程度，再无进步，这就是所谓“可以让他们去做，但不必让他们知道”的人。孔子说：“想侍奉亲人，不可以不了解人；想了解人，不可以不了解天。”谈论仁孝的人，没有比这更明白的了。

古代初生的百姓，大致与天相近，尧不是亲近，桀不是疏远，人不能分离天，就像鱼不能离开水一样。所以行动必定以天为本，言语必定称引天，不是以下迎合上的意思。中古的圣人，用“道”字代替，本意是想让人容易理解，后来却只在“道”上寻求，便觉得与天稍微隔了一层。末世连“道”字都不认识，支离破碎，混淆杂乱，每天头顶皇天脚踏后土，不知道天地在何处，所以人小而天大，于是认为礼乐是显明的，鬼神是幽暗的，肝肺是内在的，耳目是外在的，几案席子是近处的，燕、貊是远处的。《诗经》说：“文王升降，在帝左右。”这是在何处呢？

人的一身就是理，深爱自己的人，必须先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己，哪有空闲去奉承别人。现在的人做不善的事，想害人，做穿墙挖洞的事，不是本心，认为不这样，不足以在乡党之间取胜，所以为了别人而冒充去做。那些做善事的人，不嫉妒不贪求，也不是本心，认为不这样不足以酬答士大夫的道义，所以也为了别人而勉强做善事。这是善固然是为了别人而不善也是为了别人。孟子说“人役”，庄子说“謏人”，这类人就是这样。率性的理，有什么光景？有什么声采？天下最淡薄的东西就在这里。现在的人只被世情束缚，不能埋头反省自己，理会性分，只是挑选题目选择事情，供奉别人的耳目，竟然与自己无关。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本性没有善与不善，这就是所谓的人生而静。程子说“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性”，张子说“性未成则善恶溷”就是这个意思，那有善的，是继之者也。所谓元者善之长，是无对的。本性空洞，何尝有孝悌来！孝悌，是善有征验而容易看见的罢了。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的，知道善，不是知道孝。有知则有善，无知则无善，这是习惯的初始。由此而稍长，未有妻子而慕父母，这是习惯于善以保全其善。由此而慕少艾慕妻子以怼父母，这是习惯于不善以丧失其善。那习惯为善的人固然拥有这种知识，那习惯为不善的人也拥有这种知识，知识就是本性，所以说：“恶也不能不称之为本性。”民可使由之，是顺帝之则；不可使知之，是不识不知。民用智，

译那么就不能顺着本性去引导；圣人顺应人的本性来治理，如果运用智巧就过于穿凿了。让人安于本性是困难的，激发人的欲望是容易的，圣人不让人产生智巧之心，是为了让人安于本性。老子说：“道不是为了使民众聪明，而是要使他们淳朴。”因此，知道（智巧）就是使民众变得聪明。

译古代的求学之人必定有宗师，学习没有宗师就无法统一道德标准。孔子去世后，当时应当确立宗师，子夏、子游、子张想要尊奉有若，正是这个意思。当时年纪最长的莫过于子贡，学问纯正的莫过于曾子，然而子贡又独自隐居了三年，曾子年纪最轻，只有有若年纪仅次于子贡，而且学问也非常纯正，所以门人多以他为宗师。假如曾子稍微能够推举他，那么宗师就确立了。七十子门徒，朝夕相伴，各自陈述孔子的学说，那么精微的言论哪里容易断绝呢！只是失去了这一举措，后来子夏住在魏国，子张住在陈国，子贡住在齐国，毫无统一，阙里的弟子散去后，各位贤人再也没有互相切磋交流的凭借。西河的人怀疑子夏就是夫子，而荀况、庄周、吴起、田方之徒，都学习孔子，却各自形成偏见，只是因为没有可以请教纠正的对象罢了。汉代《五经》的师傅最为兴盛，有数百年的宗师传承。那是经学技艺罢了，尚且因为有所宗而得以传承，我们孔氏的道德，再传之后就失传了，是宗师的离散造成的。我观察有若的言行，像《鲁论》、《檀弓》所记载的，最为接近大道。他论述夫子出类拔萃之处，与宰我、子贡凭借见闻来品评不同。所以《家语》中有“古道”这一条目，《左传》中有“稷门之望”的记载。他去世时，鲁悼公去吊唁他。《鲁论》一书出自他的门人所记录，成为万世的准则，后世只因为四科中没有他的名字，又被《史记》说得浅陋，而孝悌行仁的意义，记录者的言辞不能表达其本意，于是与伊川、象山产生异同的说法，不能列入十哲。现在提升子张而贬抑有若于东庑，反而排在原宪、南容之下，难道合乎礼吗？必定有能够纠正这件事的人。

周公不去鲁国，次子世代担任周公，在王畿内共行政事就是如此。周朝的周公、召公，世代担任三公，就像鲁国的三桓世代担任卿一样，所以说“季氏比周公富有”，并不是指文公姬旦。

公父文伯的母亲真奇怪啊，文伯去世，他的妻子哭得很悲哀，母亲认为儿子喜好内室之事而责备他。儿子喜好内室之事，用来训诫他活着的时候还可以，至于死后哭泣，这是礼制。大概穆伯去世时，穆姜因为合乎礼制而著称，然而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在丈夫的丧期，却往来于季康子家中，喋喋不休地辩论，忘记自己的过失，而扰乱妇人的德行，《檀弓》、《国语》都喜欢称颂她，难道《草虫》、《卷耳》的意义，相君、孟姜的节操是不合乎礼的吗？并且说：“早上哭穆伯，晚上哭文伯。”认为有不夜间哭泣的礼制。寡妇不夜间哭泣，是因为男子的殡殓，一定在正寝，夜间行走不便，所以停止哭泣等待天亮。不像汉代人所说的避免床第之间的嫌疑。古代哀痛到了就哭泣，哪有什么早晚之分？细枝末节如此，根本的动摇，可以窥见了。

《乡饮酒》是为了选拔宾客而举行的，虽然称为“乡饮”，实际上是王朝的礼仪。所以它的乐歌，先讲前代君王的事，后讲家族的事。开始唱《四牡》、《皇华》、《鹿鸣》是臣子的道理；接着唱《南陔》、《白华》、《白黍》是儿子的道理；接着间奏《鱼丽》、《由庚》、《嘉鱼、《崇丘》、《南山》、《由》是从臣子的道理推广到治理国家的事；接着合奏《关雎》、《葛覃》、《卷》、《鹊巢》、《采苹》、《採蘩》是从儿子的道理推广到整顿家庭的事。至于《乡射》，则是州长用来演练乡里子弟的，还没有涉及到君王的事，只唱《关雎》以下的歌罢了。大概臣子占卜仕途，必定有先公后私的心，然后才有事可做，这是圣人的意思。

江河也是土地，因为得到水而得名，并没有拥有水。水流相继，一瞬间不停留，不是江河所拥有的。人们看到江河水多，谁知道那不是它拥有的呢！正因为它不拥有，所以能够滋生，承载船只充满浮木，繁殖鱼类生长蛟龙，成为世间的需要。池塘，是拥有水的，所以水停留，水性不能顺遂，而生机停止，所以说“江河竞相倾注却不流动”。

生就叫做性，性就是气，说气就不必说性。伊川说：“论性不论气不全面。”这是两种性。刚柔是气，也就是性。刚有善的，有不善的，柔有善的，有不善的，都是性。试着以不善的来说，刚的恶，必定是强横而不阴险，柔的恶，必定是阴险而不强横。阴险是习气，它们不能互相替代，是因为根源于性。假如那个人一旦豁然开朗，那么刚的人必定爽朗开朗，而不能缜密，柔的人必定缜密，而不能爽朗开朗，这也是性，所以说“善恶都是天理”。

夏商周三代以上，体制正统，议论明确，不只是君子有可用的，即使是小人也有可用的。人性不是瓦砾，即使是小人也有寸长可用，上面有主张的人，那么也掩盖庇护他的丑恶，用技艺侍奉君主的欲望。现在的星卜医巫，都出自伏羲、神农，难道是他们自己计算五行、尝百草吗？也是众人的能力。后世就不是这样，不只是君子无法施展，即使是小人也无法施展。那些小人，虽然没有多大的见识，就他所蕴藏的，也必定是一生的志向，想要立足于天下。但是在政治腐败的朝廷，路径不一，对内用来弥缝妇女宦官之间的缝隙，对外用来揣摩君主的隐秘，精神心术耗尽于

译这，是为了满足他们追求富贵荣宠的私欲，什么时候能够施展他们平生的一二抱负呢？人们看见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为他的意志没有不能实现的，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真正做成过一件事？大概他的精力和机巧，能够使安禄山慑服，假使让他施展才能，也足以控制范阳的命运。然而他的心思正对内蛊惑君主的欲望，对外对抗杨钊，昼夜的精力，都耗费在旁门左道上，何曾稍微施展过他的才能？唉！能够激励和任用人才，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做到呢？

译人们饲养羊猪，驱赶豺虎，善恶的界限非常分明。但这所谓的善恶，究竟是事物的本性呢？还是人的本性呢？羊猪因为对自己有利而被喜爱，豺虎因为对自己有害而被憎恶，这并不是上天创造万物时，真的有所选择。上天赋予万物，只有生存的本能，驺虞不杀生，豺虎吃人，都是顺应本性，对人有什么恩怨呢？只是鸟兽不能与人同群，为人打算的，只有远离它们罢了。周公驱赶猛兽，程子放生蝎子，都不杀生。这里需要理解上天生人生物，是生存的本能；它们成为人，成为羊猪，成为豺虎，是各自端正性命。豺虎如果不吞噬，靠什么生存呢？况且人饲养羊猪，难道只是喜爱它们，也是吃掉它们罢了。佛家戒杀，圣人不戒杀，这里难以用爱憎来界定。有人说：“人吃鸟兽，也是大吃小吗？”我说：“大怎么能吃小，老鼠吃肉，鸟啄牛，苍蝇蚊子叮人，难道都是大吃小吗！这是道理相互循环没有尽头，人不能拘泥，拘泥就没有变通了。”

草木生长不折断，不只是爱护万物，只是自我培养仁德，不只是贤者有这种心。现在的人看见折断花枝将开的花蕊，就自己不忍心；等到砍伐合抱的大树，就认为理所当然，毫无顾惜。那不忍之心，淹没在看见材料可用的欲望中，因为有欲望的缘故。只要有欲望就不能扩充。

卷二十八 楚中王门学案

前言

楚地学术的兴盛，只有耿天台这一派，从泰州学派流入。当王阳明在世时，信奉跟随他的人还很少。道林、闇斋、刘观时出自武陵，所以武陵的门徒，在楚国最为突出。看徐曰仁同游德山的诗，王文鸣应奎、胡珊鸣玉、刘琇德重、杨礿介诚、何凤韶汝协、唐演汝渊、龙起霄止之，还可以考证。然而道林确实得到了王阳明的真传，天台学派虽然兴盛，反而多破坏良知的学脉，怎么可以比较呢！

佥宪蒋道林先生信

蒋信字卿实，号道林，是楚地常德人。年少时端庄严肃，盛夏也不曾裸露身体。不相信风水术数，母亲去世，自己选择高爽的地方安葬。考中嘉靖十一年进士。授予户部主事，转任兵部员外郎。外放为四川佥事，兴利除害，像嗜好欲望一样热衷。有道士用妖术禁止别人，先生召见他，法术不再灵验，将他置于法办。升任贵州提学副使。建立两座书院，叫正学，叫文明，挑选优秀的人才在其中培养，并指示他们志向趋向，使他们不沉沦于流俗。龙场有王阳明祠，设置祭田以永久维持香火。湖广清浪五卫的生员参加乡试，去省城险远，大多不能到达，于是增加贵州的录取名额，让他们附试。不久因病辞职回家。御史以擅自离职弹劾他，削去官籍。后来奉恩例，戴冠带闲住。先生在桃花冈建造精舍，学徒云集，远方来的人，就用精舍的学田供养他们。先生危坐其中，弦歌不辍，只有家祭才进一次城。偶尔出游，所到之处迎接邀请开讲。三十八年十二月庚子日去世，享年七十七岁。临终时作诗说：“吾儒传性即传神，岂向风埃滞留此身？分付万桃冈上的月亮，要须今夜一齐明亮。”

先生起初没有老师传授，与冀闇斋在书本之间考索。先生说：“《大学》知止，应当是认识仁体。”闇斋高兴地说：“这样那么定静安虑，就是用诚敬存养它。”王阳明在龙场，看见先生的诗而称赞他，先生于是与闇斋拜他为师。后来应贡入京师，拜甘泉为师。等到甘泉在南雍，他的门徒很多，就让先生分教他们。先生弃官回家，甘泉游南岳，先生跟随他整月。后四年入广东，探望甘泉。又八年甘泉再游南岳，先生又跟随他。所以先生的学问，从甘泉那里得到的很多。先生初看《论语》与《定性书》《西铭》，领会到“万物一体，是圣学立根处”。三十三岁时病肺，到道林寺静坐，很久，连怕死和思念母亲的心都断了。一天，忽然觉得宇宙洞然，浑属一身，于是相信明道“廓然大公无内外”是这样，“自身与万物平等看”是这样，才知道向来领会，原来是思索，离默识还远；向来静坐，虽然有湛然的时候，也只是光景。先生自此一悟，对于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认为“《六经》都在，何尝说有个气，又有个理？凡言命、言道德、言诚、言太极、言仁，都是指气而言。宇宙浑是一块气，气自然于穆，自然无妄，自然中正纯粹精，自然生生不息，只就自心体认。心是气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哪里有个性，又有个性？此气充塞，无丝毫空缺，寒暑风雨露雷，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和一片精灵知觉，总是此生生变化，怎么分得人我？”又说：“宇宙只是一气，浑是一团太和，中间清浊柔刚，多少参差不齐，所以自形生神发，五性感动后看之，智愚贤不肖、刚柔善恶中自有许多不同。既然同出一个太和，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