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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史藏明儒学案四十六

卷四十五 诸儒学案上三

史藏 · 传记 · 已译 · 第 758–769 段

仁。是仁即系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气质之性,即告子生之谓也。故张子曰:“君子弗性也。”

译仁。这仁就是天地化生万物的本心,又只是生生不息的理,又叫做气质之性,也就是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所以张载说:“君子不把它当作本性。”

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国之命,若长平坑卒,一国之命也,气数也。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心自不放。

  心之量宇宙间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势,古今制度,必须考视而知,难意度也。

  程、张所谓心,皆指其虚灵之气而言,气本寓理为性,理从气发为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气也。

  天地间生生不息为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间断便是不仁。

  孔门所教所学,皆於用处发明,而体在其中。盖理是道之体,事是道之用。孝弟见於日用,只从仁上发出来。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学者骛於高远,不尽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论心论性,却全不识道。

  教学者於自己体认性情发见处,便能知道。

  古者士农工商,各一其业,子孙世守,而民志定。今也农工商之贪黠者,皆奔兢仕途,而谋吏胥出身,往往资其贪黠,卒获仕途以终其身,所以滥溢铨曹,汙蠹民社者,多此途也。为今之计,莫若自民间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约计藩臬郡县司吏额,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为藩臬阃司之吏,中等为各郡吏,下等为州县吏。三年考满,送礼部会试,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门历役三年,都试出身,则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贪黠之风矣。

  《大学》之道,问学之宏规;《论语》之言,践履之实理;《孟子》七篇,扩充之全功;《中庸》一书,感化之大义。

  《大学》一书,《六经》之名例也;《中庸》一书,《六经》之渊源也。

  穷理者道之体斯明,尽性者道之体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达,故邵子曰:“非道而何?”

经书补註

  格物格字,当训合格之格。凡物之要者,莫切乎身心,物之大者,莫过於家国天下。人之所学,莫非身心家国天下之事。然事物莫不有理,而万物皆备於我,则物理具於吾心。学者以吾心之理,格合事物之理,是曰格物。若训为至,则为物至而后知,至不成文义也。(《大学》)

  告曾子以道言,谓一理贯万事,理即体,事即用。告子贡以学言,谓一心贯万理,心者气之灵,理者心之德。

  一日克己复礼,一日以成功之大纲言,四勿以日日用功之节目言,譬之一好地方,有寇生发,日日要当克胜他,及至一日尽克胜了,而复却好地方,则天下皆知其地方好了。朱子补传“一旦豁然贯通”,即此一日义同。

  天理寓於人曰性,犹源泉入於川曰流。然理无不善,而人之气禀有清浊;泉无不洁,而川之泥质有沙淤。故人之始生,气之清浊未甚见,及其长而习於善,则清者愈清,习於恶,则浊者愈浊。如川之始达,泥之澄浑未甚分,及其远也,积於沙者,则澄者愈澄,汩於泥者,则浑者愈浑矣。故性近习远。(以上《论语》)

  浩气是心窝中一点虚灵之气,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人能事事合宜,则心无愧怍而天理纯全,斯可识浩然之气象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此浩气塞於天地之间也。

  义者人心之裁制,气之主也,即所谓志帅也。道者事理之当然,气之行也,即所谓道路也。

  万物皆备於我,物理具於吾心也。以吾心之理,处物合宜,即义也。此之谓体用。(以上《孟子》)

  《尧典》以亲九族,即齐家也。止谓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玄,自三而五,自五而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人道竭矣。岂有外姓之谓族乎?故《尔雅》别外姻曰母党,妻党。(《书》)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言天之生人,有是事则有是理。如视必明,听必聪,色必温,貌必恭,言必忠,而有即必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人之有己,行此常事,故思此常理。如视思明,聽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而好即思也。盖事者道之用,理者道之体,故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诗》)

  古者诸侯之别子之子孙,嫡派为大宗,其庶子为小宗。若小宗绝,不为立后,惟大

译有一个人的命运,有一个家庭的命运,有一个国家的命运。像长平之战坑杀赵军那样,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是气数使然。

日常起居恭敬,处理事务严肃认真,与人交往忠诚守信,那么心自然就不会放纵。

心的容量,对于宇宙间的事情,都能推究其道理而得知;但是天下的形势、古今的制度,必须通过考察验证才能知晓,难以凭空揣测。

程颐、张载所说的“心”,都是指那虚灵之气而言。气中本寓含着理,这就成为性;理从气中发散出来,这就成为情;而心能够主宰的,也是气。

天地间生生不息就是仁,这是天理在流行。人心只要天理在流行便是仁,私欲将其间断便是不仁。

孔子门下所教导和学习的,都是在实际运用中阐发,而本体就在其中。因为理是道的本体,事是道的功用。孝悌体现在日常用度中,只是从仁上发出来的。仁是孝悌的道理,孝悌是仁的功用。学者追求高远,不尽力做孝悌的事,只是去探求高深微妙,谈论心性,却完全不认识道。

教导学者在自己体认性情显现的地方,就能知道道。

古代士、农、工、商,各自从事一种职业,子孙世代坚守,因此民心安定。现在农、工、商中贪婪狡诈的人,都奔走竞争仕途,谋求吏胥的出身,往往凭借他们的贪婪狡诈,最终获得仕途以终老,所以泛滥于选官部门、败坏地方民生的人,大多出自这条途径。如今的计策,不如从民间俊秀子弟中,录取进入学校的人,在三年一次的大考中,大约估算藩司、臬司、郡县司吏的员额,分为上、中、下三等,录取士人中中式的上等,任命为藩司、臬司、阃司的吏员,中等任命为各郡的吏员,下等任命为州县的吏员。三年考核期满,送往礼部参加会试,也依照上述方法录取送考。在京师衙门历练服役三年,通过全面考试获得出身,那么就能使儒学与法律兼通,托付他们治理地方,从而革除贪婪狡诈的风气了。

《大学》的道理,是问学的宏大规范;《论语》的言论,是践行的实在道理;《孟子》七篇,是扩充德性的全部功夫;《中庸》一书,是感化人心的重大义理。

《大学》一书,是《六经》的名目条例;《中庸》一书,是《六经》的渊源根本。

穷究事理,道的本体就明白了;尽尽本性,道的本体就实行了;至于天命,道的本源就通达,所以邵雍说:“这不是道又是什么呢?”

经书补注

“格物”的“格”字,应当解释为“合格”的“格”。凡是事物的关键,没有比身心更切近的;事物中最大的,没有超过家国天下的。人所学习的,无非是身心、家国、天下的事情。然而事物无不有理,而万物都具备于我,那么事物的道理就具足于我的心。学者用我心中的理,去格合事物的理,这就叫格物。如果解释为“至”,那就是事物到了然后才知道,“至”字不成文义。(《大学》)

告诉曾子的是关于道的言论,说一个理贯穿万事,理就是本体,事就是功用。告诉子贡的是关于学的言论,说一颗心贯穿万理,心是气的灵明,理是心的德性。

“一日克己复礼”,“一日”是从成功的大纲来说的,“四勿”是从每天用功的条目来说的。好比一个好地方,有寇盗滋生,每天应当克制战胜它,等到一天完全克制战胜了,而恢复了好地方,那么天下都知道这个地方好了。朱子补传“一旦豁然贯通”,就是这个“一日”的意思相同。

天理寓于人身中叫性,就像泉水流入河流叫流。然而理没有不善的,而人的气质有清浊;泉水没有不洁净的,而河流的泥沙有沙淤。所以人刚出生时,气质的清浊尚未明显,等他长大后习惯于善,那么清的更清,习惯于恶,那么浊的更浊。就像河流刚开始通达时,泥沙的清澈浑浊尚未分明,等到流得远了,积聚在沙上的,那么清澈的更清澈,混入泥中的,那么浑浊的更浑浊了。所以性相近,习相远。(以上《论语》)

浩然之气是心窝中一点虚灵之气,所以具备众理而应对万事。人能够事事合宜,那么心中无愧怍而天理纯全,这才可以认识浩然的气象。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就是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

义是人心中的裁制,是气的主宰,就是所说的志帅。道是事理的当然,是气的运行,就是所说的道路。

万物都具备于我,是说事物的道理具足于我的心。用我心中的理,处理事物合宜,就是义。这就叫体用。(以上《孟子》)

《尧典》中亲近九族,就是齐家。止是指本宗九代,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从三代到五代,从五代到九代,向上递减,向下递减,旁系递减,而人伦就竭尽了。哪里有外姓也叫族的呢?所以《尔雅》将外姻分别称为母党、妻党。(《书》)

天生众民,有物有则,是说天生成人,有这件事就有这个理。比如看必须明,听必须聪,神色必须温和,容貌必须恭敬,言语必须忠诚,而有就是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说人有了自己,践行这些常事,所以思念这些常理。比如看时思明,听时思聪,神色思温,容貌思恭,言语思忠,而好就是思。因为事是道的功用,理是道的本体,所以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吧?”(《诗》)

古代诸侯的别子(非嫡长子)的子孙,嫡派为大宗,他们的庶子为小宗。如果小宗绝嗣,不为他立后,只有大

宗绝,则以支子立后。盖大宗是尊者之统,不可绝也。今制大宗绝立后,小宗绝不立后,奈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绝,皆令过继,只是争取财产尔。

译宗族断绝,就立支庶之子为后嗣。因为大宗是尊者的世系,不可以断绝。现在的制度是大宗断绝才立后嗣,小宗断绝不立后嗣,无奈百姓不知道朝廷的制度,凡是庶子断绝,都让人过继,这只是为了争夺财产罢了。

古昔吉服,杀缝向外以便体;后王致饰,杀缝向内为吉服,以外削外缉者为凶服。

  苴,束茅也,所以代神置於神席几束,祭时佐食取黍稷,祝取觯祭於苴,而祭毕弃之,即老氏所云刍狗也。今朱子家礼,乃束茅置沙于馔食前酎酒,似与古礼命祝祭酒意同。

  周公祭泰山,召公为尸,今之神有土木偶及遗像,皆古人立尸之遗意欤?(以上《仪礼》)

文毅罗一峰先生伦

  罗伦字彝正,学者称一峰先生。吉之永丰人。举成化丙戌进士,对策大廷,引程正公语:人主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执政欲节其下句,先生不从。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会李文达夺情,先生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数日,始上疏历陈起复之非,为君者当以先王之礼教其臣,为臣者当据先王之礼事其君。疏奏遂落职,提举泉州市舶司。明年召还,复修撰,改南京,寻以疾辞归,隐於金牛山,注意经学。《周易》多传註,间补己意;《礼记》彙集儒先之见,而分章记礼,则先生独裁;《春秋》则不取褒贬凡例之说,以为《春秋》缘人以立法,因时以措宜,犹化工焉,因物而赋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犹以画笔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赠左谕德,谥文毅。先生刚介绝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语,不为软巽之行,其论太刚则折,则引苏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刚尔,折不折天也,太刚乎何尤?为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贫,日中不能举火,而对客谈学不倦。高守赠以绨袍,遇道殣,辄解以瘗之。尝欲仿古置义田以赡族人,邑令助之堂食之钱,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执事且不可取,何所用与?”谢而弗受。冻馁几於死亡,而一无足以动於中。若先生庶几可谓之无欲矣!先生与白沙称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辙,学非白沙之学也,而皭然尘垢之外,所见专而所守固耳。章枫山称:“先生方可谓之正君善俗,如我辈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语要

  子路论为国,而其言不让,夫子哂之。况直居其位而不让乎?登降作止饮食不辞焉,人皆以为非也,荣以爵而不辞焉,人不以为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

  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柁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柁,可乎?

  伯恭居丧授徒,子静极以为非,今日便子静在,恐亦不敢以为非也。

  居丧须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汙之,亦无路分说也。

  进善无足处,有足便小了。臧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当。称善虽是美事,然必见得透,恐为伪人所罔。

  所以为圣贤,不必删述定作,如孔子折衷群圣,以垂宪万世也。不过求之吾心,致慎於动静语默、衣服饮食、五伦日用,以至辞受取舍、仕止久速,无不合乎圣贤已行之成法而已。

  君子视人犹己,以义处己,不以义处人,非君子之道也。

  流俗虽不美,而天下未尝无正人,天下未尝无正论,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

  君子之学,持静之本,以存其虚,防动之流,以守其一。虚则内有主而不出,一则外有防而不入,则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则我之所以为我者,非人也,天也。

  或曰刚折而柔存,此非知刚者也。天不刚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尝坠,不刚者存而柔者堕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刚而水柔,不刚者存而柔者去乎?齿之折者,刚之无本者也,发附於头颅,头颅存而毛发去者何也?

  诚曷终乎?土可入,诚不可得而息也。入土斯已矣,诚曷不息也?所谓生也,守之以死,死则终,诚不可得而息也。

  所见专则守固。

  与其以一善成名,宁学圣人而未至。

文懿章枫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华兰谿人。成化丙戌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与同官黄仲昭、庄昶谏上元烟火,杖阙下,谪知临武。历南大理评事,福建按察

译古时候吉服的缝边向外,以便贴合身体;后来的君王为了装饰,将缝边向内作为吉服,而以削去外层、缉边向外的作为凶服。

苴,是捆扎的茅草,用来代替神位放置在神席的几案上。祭祀时,佐食的人取黍稷,祝官取酒杯向苴献祭,祭祀结束后就将其丢弃,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刍狗。现在朱子的《家礼》,是将茅草捆扎并放置沙土在饮食前斟酒,似乎与古礼中命令祝官献酒的意思相同。

周公祭祀泰山,召公担任尸(代表受祭者的活人),现在的神像有土木偶像及遗像,这都是古人设立尸的遗留意思吗?(以上出自《仪礼》)

文毅罗一峰先生伦

罗伦字彝正,学者称他为一峰先生。他是江西吉州永丰人。考中成化丙戌年进士,在朝廷对策时,引用程颐的话说:君主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执政者想删节他下句的话,先生不听从。考中第一名,授任翰林修撰。适逢李文达遭遇夺情(不守丧期而任职),先生前往他的私宅,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等了几天,才上疏历陈起复(丧期未满而复出任职)的不当,认为做君主的应当用先王的礼教来教导臣子,做臣子的应当依据先王的礼教来侍奉君主。疏奏上去后就被罢免官职,提举泉州市舶司。第二年召还,复任修撰,改任南京官职,不久因病辞官归乡,隐居在金牛山,专心研究经学。《周易》多有传注,他偶尔补充自己的见解;《礼记》汇集儒学先贤的观点,而分章记录礼仪,则是先生独自裁定;《春秋》则不采纳褒贬凡例的说法,认为《春秋》是依据人来立法,顺应时势来施行适宜的措施,就像自然造化一样,根据事物来赋予其特性。用凡例来探求《春秋》,就像用画笔模仿自然造化,怎么能相似呢?戊戌年九月二十四日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正德十六年,追赠左谕德,谥号文毅。先生刚直耿介,超脱世俗,生平不说调和苟同的话,不做软弱退让的事。有人说太刚强就会折断,他就引用苏氏的话说:“士人只怕不能刚强罢了,折不断的是天理,太刚强有什么过错?说这种话的人,是鄙夫害怕失去利益罢了。”家中贫困,中午不能生火做饭,但面对客人谈论学问不知疲倦。高守赠送他绸袍,遇到路边饿死的人,就解开衣服埋葬他们。曾经想仿效古人设置义田来赡养族人,县令资助他堂食的钱,先生说:“堂食是以堂命名的,是退朝后在公家吃饭的开销,办事的人尚且不可取用,哪里用得着给予?”推辞而不接受。冻饿几乎到了死亡的境地,但内心没有任何动摇。像先生这样的人,大概可以称得上是无欲了!先生与陈白沙结为金石之交,陈白沙超脱领悟,神妙自知,先生遵循宋人的途径,学问不同于陈白沙,但洁白无尘,所见专一而所守坚固。章枫山称赞说:“先生才可以称得上是端正君主、改良风俗,像我辈只是修行政治、建立功业罢了。”他推崇重视到如此程度。

语要

子路谈论治国,而他的言语不谦让,孔子嘲笑他。何况直接占据那个职位而不谦让呢?升降坐卧饮食不辞让,人们都认为不对;以爵位为荣而不辞让,人们却不认为不对。不认为小的不对,却不认为大的不对,为什么呢?

修养自己必须先修养内心,心是船的舵。想要端正船,却不端正舵,可以吗?

伯恭居丧期间招收学生,子静极力认为不对,如果今天子静还在,恐怕也不敢认为不对了。

居丧必须避开嫌疑,不能只相信自己罢了。古人遭受污蔑的,多是因为这个原因,别人因此污蔑他,也没有办法辩白。

进献善言没有满足的地方,有了满足就渺小了。褒贬人物,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称赞善行虽然是美事,但必须看得透彻,恐怕被伪君子所欺骗。

之所以成为圣贤,不必删述定作,像孔子折衷群圣,以垂范万世那样。不过是求之于内心,在动静语默、衣服饮食、五伦日用,以至于辞受取舍、仕止久速方面,无不合乎圣贤已经实行的成法罢了。

君子看待别人如同看待自己,用义来对待自己,不用义来对待别人,不是君子的道理。

流俗虽然不美好,但天下未曾没有正直的人,天下未曾没有正直的言论,这本来就是人心不死的原因,也是天道扶持这个世界的缘由。

君子的学问,保持静的根本,以存养其虚空,防止动的流弊,以守住其一。虚空则内心有主宰而不外泄,专一则外面有防范而不侵入,那么外物就不与我相交了。外物不与我相交,那么我之所以为我,不是人为,而是天理。

有人说刚强会折断而柔顺能保存,这不是懂得刚强的人。天不刚强吗?地不柔顺吗?地有塌陷而天未曾坠落,不是刚强的保存而柔顺的坠落吗?山静止,水流淌,山刚强而水柔顺,不是刚强的保存而柔顺的离去吗?牙齿折断的,是刚强没有根本的缘故。头发依附于头颅,头颅保存而毛发离去,为什么呢?

诚最终在哪里?土可以进入,诚却不可得到而停止。进入土中就结束了,诚为什么不休息呢?所谓生,用死来守护,死就终结了,诚却不可得到而停止。

所见专一则所守坚固。

与其凭一件善事成名,宁可学习圣人而未能达到。

文懿章枫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浙江金华兰溪人。成化丙戌年会试第一名。选为庶吉士,授任编修。与同官黄仲昭、庄昶劝谏上元节烟火,在宫阙下受杖,贬谪为临武知县。历任南大理评事,福建按察

司佥事,考绩赴吏部,乞休。冢宰尹旻曰:“不罢软,不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罢软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视民如伤,某贪酷多矣。年虽未艾,鬚鬓早白,亦可谓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进,讲学枫木菴中,学者因曰枫山先生。弘治中,起为南京祭酒,会父丧,力辞。廷议必欲其出,添设司业,虚位以待之。终制就官,六馆之士,人人自以为得师。正德初致仕。转南京太常、礼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礼部尚书致仕。是岁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赠太子太保,谥文懿。其学墨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传授,故表里洞澈,望之庞朴,即之和厚,听其言,开心见诚,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烛照数计,无不验也。以方之涑水,虽功业不及,其诚实则无间然矣。金华自何、王、金、许以后,先生承风而接之,其门人如黄傅、张大轮、陆震、唐龙、应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传云。

译担任佥事,考核政绩前往吏部,请求退休。吏部尚书尹旻说:“你不软弱无能,不贪婪严酷,没有年老多病,凭什么理由退隐?”先生回答说:“古人正色立于朝廷,我软弱无能的地方太多了。古人一介不取,看待百姓如同受伤般怜悯,我贪婪严酷的地方太多了。年纪虽然未到衰老之时,但胡须鬓发早已变白,也可以说是年老多病了吧。”于是退休回家。隐居山林二十年,弟子们日益增多,在枫木庵中讲学,学者们因此称他为枫山先生。弘治年间,被起用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恰逢父亲去世,极力推辞。朝廷议论一定要让他出仕,增设司业一职,空着职位等待他。守孝期满就任官职,六馆的士子,人人都认为自己得到了好老师。正德初年再次退休。转任南京太常寺少卿、礼部侍郎,都不再出仕。嘉靖初年,以南京礼部尚书的身份退休。这一年辛巳年除夕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懿。他的学问恪守宋儒理学,根本在于自我心得,并非有所师承传授,所以内外透彻明白,看他外表朴实敦厚,接触他温和宽厚,听他说话,开诚布公,起初似乎不很深刻,时间久了如烛光照耀、数计算般精准,没有不验证准确的。拿他和司马光相比,虽然功业不及,但其诚实却毫无差别。金华自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之后,先生承继他们的学风并接续下去,他的门人如黄傅、张大轮、陆震、唐龍、应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都没有失传他的学问。

语要

  人形天地之气,性天地之理,须与天地之体同其广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谓之人。

  学者须大其心胸,盖心大则万物皆通。必有穷理工夫,心才会得大。又须心小,心小则万理毕晰。必有涵养工夫,心才会得小。不至狂妄矣。

  或劝以著述,曰:“经自程、朱后不必再註,只遵闻行知,於其门人语录,芟繁去芜可也。”

  《桃符诗》:“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须茶垒卫门庭。”

  每讲“伯夷、叔齐饿首阳之下,民到於今称之”之语,便自警拔。

  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然后政事可举。

  惟唐、虞、三代皆圣人致中和而参赞,下此一泰一否,为气运所推荡耳。

  穷理,自进退辞受之节,分明不苟始。

  居敬於专一上见功。

  应璋问学,先生曰:“勉斋真实心地,刻苦工夫,八字尽之矣。”

遗事

  诸子皆亲农事,邑令来见,诸子辍耕跪迎。先生官祭酒,其子往省,道逢巡检笞之,知而请罪,先生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尔不识,又何罪焉!”

  太宰唐渔石出入徒步,人以为言,渔石曰:“枫山先师致政归,祇是步行。自后朴菴拯、竹涧潘希曾两侍郎俱守此礼,吾安敢违耶?”

  枫山祖居渡渎,距城十五里,当事至兰谿者,必出城访之。至则一饭雞黍数豆,力不能办,多假借於族人。其后迁居城中,小楼二间,卑甚。先生宴坐其间,每作文时,绕行室中,其冠往往触樑垫角,先生不知也。

  先生田祇二十亩,而家人十口,岁须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当其半,则以麦屑充之。

  宅后为天福山,一日勾人者过其门,其人奔入,取道至山而去,手力疑为先生家匿之,先生即令其遍索,不得,手力亦从后门去。先生与夫人略不动色。

  每岁宴其门人二次,清明冬至,祭祀之餕也。两人共一席,有不至者,先生自专一席。若门人续至,专席已罄,则夫人自出益之。朴菴先生之姪也,其质朴略相似。先生闻其归家,尚有赢俸,即为不乐。朴菴亦有惭色。

原学

  人生而静之谓性,得乎性而无累於欲焉之谓学。学在於人,而於性未尝加;不学在於人,而於性未尝损。学有纯正偏驳,而於性未尝杂,性本不学而能者也,而必假於学。性之动於欲也,学以求完夫性者也,而顾戕夫性,学之失其原也。盖人之性也,即天之命也,於穆不显,命之本体,而四时五行,万化出焉;至静无感,性之本体,而四端五常,百行具焉。本体藏於寂,妙用通於感,运之於心,为思虑,发之於身,为貌言视听;施之於家,为父子昆弟;措之於国与天下,为君臣上下、礼乐刑政。以性为有内也,何性非物也?以性为有外也,何物非性也?得乎性之体,则意可诚,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齐,国治而天下平也。据此之谓德,履此之谓道,学此之谓学,勉之为贤,安之为圣。尧曰“执中”,明其体之无所偏耳。舜曰“精一”,明其体之无所杂耳。孔子曰“仁”,子思曰“诚”,孟子曰“尽心”,圣学相传,千古一脉,一性尽而天下无余事,天下无余学也。佛、老之教行於世久矣,后之儒者,非不倡言以排之,而卒不能胜之者,学之不明,性之未尽也。老氏以无名为天地之始,无欲观人心之妙,无为为圣人之治;而佛家者流,则又生其心於无所住,四大不有,五蕴皆空,其道以性为心之体,吾惟修吾心炼吾性而已,明吾心见吾性而已,不必屑屑於其外也。是以其学陷於自私自利之偏,至於天地万物为刍狗,为幻化,弃人伦遗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国家焉。今之学则又异於是矣。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沦浃而不可解,传训诂以为名,夸记诵以为博,侈辞章以为靡,相矜以智,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身心性命竟不知为何物。间有觉其缪妄,卓然自奋,欲以行能功实表见於世,则又致饰於外,无得於内,莫不以为吾可以修身也,可以齐家也,可以治国平天下也,又莫不以为吾不

译**语要**

人的形体禀受了天地的气,本性体现了天地的理,必须与天地的本体一样广大,与天地的功用一样周流不息,才能称得上是人。

做学问的人必须扩大自己的心胸,因为心胸广大,万物之理就都能通达。一定要有穷究事理的功夫,心胸才能变得广大。又必须使心志细微精专,心志细微,万理才能完全清晰。一定要有涵养的功夫,心志才能变得细微,这样就不会狂妄了。

有人劝他著书立说,他说:“经典自从程颐、朱熹之后,不必再作注解,只要遵循‘闻、行、知’的原则即可,对于他们门人的语录,删减繁冗、去除芜杂就可以了。”

《桃符诗》写道:“正要鬼神来监察屋漏之处,何必用茶垒来保卫门庭。”

每当讲解“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在称赞他们”这句话时,便自我警醒振作。

端正君主的心意,招揽人才,稳固民心,然后政事才可以推行。

只有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圣人,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并参赞天地化育,此后的一泰一否,不过是受气运的推动激荡罢了。

穷究事理,要从进退、辞让、接受等节制的分明不苟开始。

在专一上体现居敬的功夫。

应璋问学,先生说:“勉斋的真实心地,刻苦的功夫,这八个字就概括尽了。”

**遗事**

先生诸子都亲自从事农事,县令来拜访,诸子停下耕作跪迎。先生任国子祭酒时,他的儿子前往探望,路上遇到巡检官鞭打他,先生知道后请求治罪,先生笑着说:“我的儿子穿着脏衣服、破鞋子,你不认识他是应该的,又有什么罪呢!”

太宰唐渔石出入都步行,有人对此议论,唐渔石说:“枫山先师辞官回家后,只是步行。此后朴庵拯、竹涧潘希曾两位侍郎都遵守这个礼制,我怎么敢违背呢?”

枫山祖居在渡渎,距离县城十五里,到兰谿任职的官员,必定出城去拜访他。到了之后,一顿饭只有鸡黍和几样豆子,力量不够办到的,大多向族人借。后来迁居到城中,只有两间小楼,非常低矮。先生常常静坐其中,每次写文章时,在室内来回走动,他的帽子常常碰到梁柱的角落,先生却不知道。

先生的田地只有二十亩,而家人有十口,每年需要米三十六石,收入不足一半,就用麦屑来充饥。

住宅后面是天福山,一天抓人的人经过他的门,那人跑进去,取道到山上离开,差役怀疑是先生家藏匿了他,先生立即让他们到处搜查,没有找到,差役也从后门离开了。先生和夫人神色略微没有变动。

每年宴请门人两次,在清明和冬至,是祭祀后的余食。两人共用一席,有没到的,先生自己独占一席。如果门人陆续到来,独占的席位已经用完,夫人就亲自出来添加。朴庵先生是他的侄子,他的质朴略微相似。先生听说他回家,还有剩余的俸禄,就感到不快乐。朴庵也有惭愧的神色。

**原学**

人生来安静叫做性,获得本性而不被欲望拖累叫做学。学在于人,但对于本性并没有增加;不学在于人,但对于本性也没有损害。学有纯正和偏驳,但对于本性并没有混杂,本性本来不学就能具备,但必须借助于学。本性发动于欲望,学是为了完善本性,却反而伤害本性,这是学失去了本源。大抵人的本性,就是天的命令,幽深而不显,是命令的本体,而四时五行,万物的变化从中产生;至静而无感,是本性的本体,而四端五常,百种德行具备其中。本体藏于寂静,妙用通于感应,运于心,成为思虑,发于身,成为容貌言语视听;施于家,成为父子兄弟;置于国与天下,成为君臣上下、礼乐刑政。认为性有内在,什么性不是物呢?认为性有外在,什么物不是性呢?获得性的本体,那么意念可以真诚,心可以端正,身可以修养,家可以整齐,国可以治理而天下可以太平。据此叫做德,践行此叫做道,学习此叫做学,勉力做到叫做贤,安然做到叫做圣。尧说“执中”,是说明本体没有偏颇。舜说“精一”,是说明本体没有混杂。孔子说“仁”,子思说“诚”,孟子说“尽心”,圣学相传,千古一脉,性尽而天下没有多余的事,天下没有多余的学。佛、老的教义在世上流行很久了,后来的儒者,不是不倡导言论来排斥它们,但最终不能战胜它们,是因为学不明,性未尽。老子以无名为天地之始,无欲观察人心之妙,无为为圣人之治;而佛教这一类,又使心生于无所住,四大不有,五蕴皆空,他们的道以性为心之体,我只修养我的心、锤炼我的性,明白我的心、看见我的性,不必在意外在的事物。因此他们的学陷入自私自利的偏颇,以至于天地万物为刍狗,为幻化,抛弃人伦,遗弃物理,不可以治理天下国家。现在的学又不同于此了。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就浸透而无法解脱,传授训诂以为名,夸耀记诵以为博,铺陈辞章以为靡,互相以智巧矜持,互相以权势倾轧,互相以利益争夺,互相以技能自高,互相以声誉取悦,身心性命竟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偶尔有人觉察其谬误,卓然自奋,想要以行能功实表现于世,却又装饰于外,无得于内,无不认为我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又无不认为我不

学佛、老之梦幻人世,遗弃伦理也。然要其所为,不过为假仁袭义之事,终不足以胜其功利之心,其去圣学也远矣。犹幸生於今之世,毋使佛、老见之也。使佛、老生今世,而见吾人所为,其不窃笑者几希!是求免於佛、老之不吾闢,不可得也,暇闢佛、老乎哉?所幸真性之在人心,未尝一息泯没,而圣学昭然,如日中天,敏求之,精察之,笃行之,一切气禀物欲,俱不能累。必求真静之体,以立吾心之极。惩忿惩此也,窒欲窒此也,改过改此也,迁善迁此也。不为佛、老之虚无,不为俗学之卑琐,斯为圣学也已。若曰“是性也,吾有自然之体也”,不能戒惧慎独,以求必得,而欲以虚悟入,则意见之障,终非自得。纵使谈说得尽,亦与训诂、记诵、辞章、功利者等耳。而何以为学也?

译学习佛家、道家那种视人世为梦幻的思想,是抛弃伦理纲常的。然而究其作为,不过是假借仁义之名行虚伪之事,终究无法战胜其功利之心,这与圣人的学问相差甚远了。幸好我们生于当今之世,不至于让佛家、道家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假如佛家、道家生于当今之世,看到我们的行为,恐怕没有不暗中嘲笑我们的!这样想要避免佛家、道家不批评我们,是做不到的,哪里还有闲暇去批评佛家、道家呢?值得庆幸的是,真性存在于人心之中,不曾有一刻泯灭,而圣人的学问光明正大,如同正午的太阳,只要勤勉探求,精细体察,切实践行,一切气质禀赋和物欲私念,都不能拖累我们。必须探求真静之本体,以此确立我们内心的准则。克制愤怒、克制私欲,都是针对这个本体;改正过错、趋向善行,也都是针对这个本体。不陷入佛家、道家的虚无,不流于世俗学问的卑劣琐碎,这才是圣人的学问。如果说“这是本性,我有自然的本体”,却不能戒惧谨慎、慎独以求必然获得,而想通过虚空感悟来入门,那么意见的障碍,终究不是真正的自得。即使谈论说得再透彻,也与训诂、记诵、辞章、功利之学等同罢了。这怎么能算是学问呢?

郎中庄定山先生昶

  庄昶字孔暘,号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检讨。与同官章枫山、黄味轩谏鳌山,杖阙下,谪判桂阳。改南京行人司副,遭丧。服阕不起,垂二十年。弘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琼山丘浚嫉先生不仕,尝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彼不读祖训乎?盖祖训有不仕之刑也。”至是浚为大学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长揖冢宰,遂补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寻病,迁延不愈。又明年,告归。丁巳,考察,尚书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为之骇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

  先生以无言自得为宗,受用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鸢飞鱼跃之机,略见源头,打成一片,而於所谓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盖功未入细,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后,流传多是此种学問。其时虽与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万殊之间,煞是仔细。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与我问学,遂不深讲。不知其后问林缉熙,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即如出处一节,业已二十年不出,乃为琼台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峰峭壁之人,自处於宽厚迟钝,不知此处却用得孤峰峭壁着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处平生大分,顾令儿女辈得专制其可否耶?”霍渭厓谓:“先生起时,琼台已薨。”是诬琼台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门,九月入京朝见,琼台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谓起时已卒哉?况是时徐宜兴言“定山亦是出色人”,琼台语人“我不识所谓定山也”,则其疾之至矣,安得谓诬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见之诗,白沙所谓“百炼不如庄定山”是也。唐之白乐天喜谈禅,其见之诗者,以禅言禅,无不可厌。先生之谈道,多在风云月露,傍花随柳之间,而意象跃如,加於乐天一等。钱牧斋反谓其多用道语入诗,是不知定山,其自谓知白沙,亦未必也。

语要

  圣人之道贵无言,而不贵有言。言则影响形迹,而无言则真静圆融,若愤也而真见,若冥也而真趣,若虚寂也而真乐。彼以天得,而此以天与,极其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圣人不贵有言。

  吾之此身受形父母,既有此形,则有此理,使吾身有一理不尽,吾於父母之形为徒受矣。

  浙人余中之过溪云,以皇极经世之学授余。读其书至三天说,所谓推以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时日,而后富寿,必先以某甲之年月,而后贱贫,以至水陆舟车之所产,东西南北之所居,精粗巨细之事,无不皆然,而至所谓福善祸淫,略无一二。余虽口唯其义,而心实不敢以为学也。

  圣贤之学惟以存心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则莹然澄彻,广大光明,而群妄自然退听,言动一循乎礼,好恶用舍,各中乎节。

  屈原长於骚,董、贾长於策,扬雄、韩愈长於文,穆伯长、李挺之、邵尧夫长於数,迁、固、永叔、君实长於史,皆诸儒也。朱子以圣贤之学,有功於性命道德,至凡《四书》、《五经》、《纲目》以及天文、地志、律吕、历数之学,又皆与张敬夫、吕东莱、蔡季通者讲明订正,无一不至,所谓集诸儒之大成,此也。岂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

  《六经》莫大於《易》,而《易》有阴阳也。方其无言也,易具於心,浑然无为;及其有言,则孰为阴孰为阳?而阴阳之授受,皆传之纸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纸上而《易》自散也。《四书》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无言也,中庸具於心,噩然无名。及其有名,则孰为性?孰为道?孰为教?而性道教之授受,皆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乱矣。《中庸》非乱也,口耳而《中庸》自乱也。《诗》、《书》、《礼》、《乐》、《春秋》、《论》、《孟》,莫不皆然。

  心非静,则无所敛,主乎静者,敛此心而不放也;心非敬,则无所持,居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乱也;理非穷,则无所考,穷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

  往年白沙先生过余定山

译郎中庄定山先生昶

庄昶,字孔暘,号定山,是江浦人。成化丙戌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职翰林院检讨。他与同僚章枫山、黄味轩一起进谏反对修建鳌山,在宫阙之下遭受杖责,被贬为桂阳县判官。后改任南京行人司副,遭遇丧事。守孝期满后不再出仕,将近二十年。弘治甲寅年,皇帝特旨起用他。在此之前,琼山丘浚嫉妒先生不做官,曾说:“率领天下士人背离朝廷的是庄昶,他不读《祖训》吗?《祖训》中有对不做官者的刑罚。”到了这时,丘浚已任大学士。先生不得已入京,向冢宰长揖行礼,于是补任原职。第二年,升任南京吏部郎中。不久生病,拖延不愈。又过了一年,请求辞官回乡。丁巳年,进行官员考察,尚书倪岳以年老多病为由将他列为中等,士人阶层对此感到震惊。己未年九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先生以“无言自得”为宗旨,体悟沐浴沂水的风趣,山峙川流的妙境,鸢飞鱼跃的机趣,略微窥见源头,融会贯通,而对于所谓“文理密察”的功夫,竟不加用力。这是因为功夫未入细微,而受用太早。慈湖学派之后,流传的多是这种学问。当时虽然与陈白沙相合,但陈白沙在“一本万殊”之间,极为仔细。所以陈白沙说庄定山人品很高,遗憾的是不曾与我探讨学问,因此没有深入讲解。不知道他后来询问林缉熙时,林缉熙会怎么告诉他?由此可知他们并不十分契合。就像出处进退这一节,先生已经二十年不出仕,却被琼台(丘浚)的利害所惊惧,不能自行实现志向。先生很不喜欢孤峰峭壁那样的人,自己处于宽厚迟钝的状态,不知道这里却正用得着孤峰峭壁的风骨。陈白沙说:“定山的事很奇怪,恐怕是久病昏聩了,出处进退是平生大节,难道让儿女辈来专断其可否吗?”霍渭厓说:“先生起用时,琼台已经去世。”这是诬蔑琼台。查考先生于甲寅年七月出门,九月入京朝见,琼台是在乙卯年二月在任上去世的,怎么能说先生起用时琼台已经去世呢?况且当时徐宜兴说“定山也是出色的人”,琼台对人说“我不认识所谓的定山”,可见他嫉妒到了极点,怎么能说是诬蔑呢?先生阐述道理,多体现在诗中,陈白沙所谓“百炼不如庄定山”说的就是这个。唐代的白居易喜欢谈论禅理,他在诗中用禅语谈禅,令人厌烦。先生谈论道,多在风云月露、傍花随柳之间,而意象生动跃然,比白居易高出一等。钱牧斋反而说他把道语多用于诗中,这是不了解定山,他自称了解陈白沙,也未必真的了解。

语要

圣人的道贵在无言,而不贵在多言。言语则产生影响形迹,而无言则真实静定圆融,看似愤激实则真见,看似冥顽实则真趣,看似虚寂实则真乐。那是以天得之,这是以天与之,极尽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所以圣人不贵在多言。

我这身体受形于父母,既然有了这形体,就有了这理,假如我的身体有一理未尽,我对父母的形体就是徒然接受了。

浙江人余中之过溪云,把《皇极经世》的学问传授给我。读他的书到“三天说”,所谓推算某甲的年月,必定得到某甲的时日,而后富贵长寿;必先以某甲的年月,而后贫贱,以至于水陆舟车所产,东西南北所居,精粗巨细之事,无不如此,而至于所谓福善祸淫,几乎没有例外。我虽然口头上应和他的义理,但心里实在不敢把它当作学问。

圣贤的学问只以存心为本,心存所以专一,专一所以能通达,通达就莹然澄澈,广大光明,而各种妄念自然退听,言行一举一动都遵循礼制,好恶取舍,各自符合节度。

屈原长于辞赋,董仲舒、贾谊长于对策,扬雄、韩愈长于文章,穆伯长、李挺之、邵尧夫长于数理,司马迁、班固、欧阳修、司马光长于史学,都是诸儒。朱子以圣贤之学,在性命道德上有功,至于凡《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纲目》以及天文、地志、律吕、历算之学,又都与张敬夫、吕东莱、蔡季通等人讲明订正,没有不达到极致的,所谓集诸儒之大成,就是这个。难道只是濂溪、二程子的大成吗?

《六经》没有比《易经》更大的,而《易经》有阴阳。当它无言时,易具在心中,浑然无为;等到它有言,那么谁是阴谁是阳?而阴阳的授受,都传在纸上,而《易经》就开始散乱了。《易经》并非散乱,是纸上而《易经》自散。《四书》没有比《中庸》更精微的,《中庸》讲性、道、教。当它无言时,中庸具在心中,肃然无名。等到它有名字,那么谁是性?谁是道?谁是教?而性、道、教的授受,都从口耳得来,而《中庸》就开始混乱了。《中庸》并非混乱,是口耳而《中庸》自乱。《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孟子》,没有不这样的。

心不静,就没有收敛的地方,主于静的人,收敛此心而不放纵;心不敬,就没有持守的地方,居于敬的人,持守此心而不混乱;理不穷,就没有考究的地方,穷于理的人,考究此心而不迷失。

往年白沙先生经过我的定山

,论及心学,先生不以余言为谬,亦不以余言为是,而谓余曰:“此吾缉熙林光在清湖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世之好事诋陈为禅者,见夫无言之说,谓无者无而无。然无极而太极,静无而动有者,吾儒亦不能无无也。但吾之所谓无者,未尝不有,而不滞於有;禅之所谓无者,未尝有有,而实滞於无。禅与吾相似,而实不同矣。

译谈到心学,先生不认为我的话荒谬,也不认为我的话正确,而是对我说:“这是我林光在清湖时所得到的见解,你也有这样的认识吗?”世上喜欢多事、诋毁陈献章为禅宗的人,看到那种不立文字的学说,便认为“无”就是什么都没有。然而,无极之中蕴含太极,静时看似虚无而动时显现实有,我们儒家也并非没有“无”的概念。只是我所理解的“无”,并非没有“有”,而是不执着于“有”;禅宗所理解的“无”,并非没有“有”的实质,而是实际上执着于“无”。禅宗与儒家看似相似,实则不同。

道无不在,一大浑沦者,散在万物。散在万物者,俱可打成一片,而众人则不知也。

  杨、墨之害甚於申、韩,佛、老之害过於杨、墨。科举之学,其害甚於杨、墨、佛、老。为我、兼爱虚无、寂灭,盖足闢矣。至於富贵利达,患得患失,谋之终身,而不知反者,则又杨、墨、佛、老之所无也。属联比对,点缀纷华,某题立某新说,某题立某程文,皮肤口耳,媚合有司,《五经》、《四书》择题而出,变《风》变《雅》,学《诗》者不知,丧弔哭祭,学《礼》者不知,崩薨葬卒,学《春秋》者不知。呜呼!此何学也?富贵而已,利达而已,觊觎剽窃而已。朱子谓庐山周宜榦有言,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三十年科举始得。盖已深恶之矣!

  天地万物,总吾一体;窗草不除,皆吾生意;元会运世,皆我古今;伏羲、周、孔、颜、曾、思、孟,皆吾人物;《易》、《书》、《诗》、《礼》、《春秋》,皆吾《六经》;帝力何有,太平无象,皆吾化育。

  天之生圣贤,将为世道计也。或裁成以制其过,或辅相以补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经》,朱子之於传註,唤醒聋瞶,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风移,学者执於见闻,入耳出口,至於没溺而沦胥之者,非制其过可乎?

侍郎张东白先生元祯

  张元祯字廷祥,别号东白,南昌人。少为神童,以闽多书,父携之入闽,使纵观焉。登天顺庚辰进士第,入翰林为庶吉士。故事教习唐诗、晋字、韩欧文,而先生不好也,日取濂、洛、关、闽之书读之。授编修。成化初,疏请行三年丧。又言治道本原在讲学、听治、用人、厚俗,与当国不合,移病归,家居二十年,益潜心理学。弘治初,召修《宪宗实录》,进左赞善,上疏劝行王道。陞南京侍讲学士,终养。九年,召修《大明会典》。进翰林学士,侍经筵,上注甚,特迁卑座,以听其讲。丁忧丧毕,改太常卿,掌詹事府。以为治化根源,莫切於《太极图说》、《西铭》、《定性书》、《敬斋箴》,宜将此书进讲。上因索观之,曰:“天生斯人以开朕也。”武宗即位,进吏部右侍郎,未及上而卒,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先生既得君,尝以前言往行非时封进,不知者以为私言也。孝宗晏驾,为人指谪,先生亦不辩。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禀前人成法。其言“是心也,即天理也”,已先发阳明“心即理也”之蕴。又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随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动者存,不随感而纷。”已先发阳明“未发时惊天动地,已发时寂天寞地”之蕴。则於此时言学,心理为二,动静交致者,别出一头地矣。

语要

  斯道在天地,不患践之不力,所患知之弗真。

  萧宜翀蚤游聘君之门,友克贞、公甫、居仁诸子,不饰廉隅於泥坐蛇行,不诡冠服於吕縚象佩,不纵浮谈於太极。

  此道自程、朱后,所寄不过语言文字,循习既久,只形诸文字,而言语殊不之及。形诸文字,才能执笔,即於性命之奥,帝王之略,极力描写,不以为异。若言语间有及之听者,虽面相隆重,退即号笑之曰:“此道学。”又或公排摈之曰:“此伪学。”士风一至於是。然实由言语者所谈非所见,所见非所履故也。

  吾人致力於大本,须灼见外教同中有大不同处。此理在天地间,如今造版籍粮册相似,有总有撒。止知囫囵一大块,而不知辨析於毫釐,略窥影嚮,便尔叫噪,不复致详致谨,反谓得人所未得真乐。鄙礼法为土苴,嗤简策为糟粕,卒至颠瞀老死。大抵实有此者,气象自别,语言动静,何莫非此。若不养得深厚,皆是徒然。此本不跷蹊,不差异,不高远,不粗率,不放肆,彼言动之跷蹊、差异,或务为高远、粗率、放肆者,则其人之能有此与否,可知已。

  天地所以相播相荡、相轧相磨,昼夜不息者,其心无他,惟在生物而已。虽其雷霆之震击,霜雪之凋残,亦所以破其顽而禁其盛,非心乎杀之也。人即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续,

译大道无所不在,那浑然一体的大道,散在于万物之中。散在于万物中的大道,都可以融为一片,但众人却不知道。

杨朱、墨翟的祸害比申不害、韩非更严重,佛教、道教的祸害又超过杨朱、墨翟。科举之学的祸害,甚至比杨朱、墨翟、佛教、道教还要严重。杨朱的“为我”、墨翟的“兼爱”,佛教的“虚无”、道教的“寂灭”,大概足以辩驳了。至于那些追求富贵利达,患得患失,终身谋划,而不知道反省的人,则是杨朱、墨翟、佛教、道教所没有的。他们堆砌联语,比对辞藻,点缀繁华,某个题目立某种新说,某个题目立某种程式文章,只停留在表面和口耳之间,迎合考官,《五经》《四书》只挑选题目来写,使《国风》《大雅》《小雅》发生变异,学习《诗经》的人不知道,丧葬吊唁祭祀,学习《礼记》的人不知道,天子诸侯去世,学习《春秋》的人不知道。唉!这是什么学问呢?不过是追求富贵罢了,不过是追求利达罢了,不过是觊觎剽窃罢了。朱熹曾说庐山周宜榦有话说,朝廷如果想要恢复中原,必须废除三十年的科举制度才行。这已经深深厌恶它了!

天地万物,总共与我是一体;窗前的杂草不除去,都是我的生机;元会运世的时间变化,都是我的古今;伏羲、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都是我的人物;《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都是我的《六经》;帝王的力量有什么作用,太平盛世没有形象,都是我的化育。

上天产生圣贤,是为了世道打算。有时裁成以制约其过度,有时辅相以弥补其不足。孔子对于《六经》,朱熹对于传注,唤醒聋哑盲瞽,用来引导那些达不到的人,已经极尽了。现在世道下降风气改变,学者拘泥于见闻,入耳出口,以至于沉溺沦落,不制约其过度可以吗?

侍郎张东白先生元祯

张元祯字廷祥,别号东白,是南昌人。小时候是神童,因为福建书多,父亲带他进入福建,让他广泛阅读。考中天顺庚辰年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按旧例教习唐诗、晋代书法、韩柳文章,但先生不喜欢,每天取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书来读。授任编修。成化初年,上疏请求实行三年丧礼。又说治道的根本在于讲学、听政、用人、厚风俗,与当权者意见不合,称病回家,在家居住二十年,更加潜心研究理学。弘治初年,召他修撰《宪宗实录》,晋升左赞善,上疏劝行王道。升任南京侍讲学士,终养父母。九年,召他修撰《大明会典》。晋升翰林学士,侍奉经筵,皇上非常专注,特意降低座位,来听他讲学。丁忧丧事完毕,改任太常卿,掌管詹事府。认为治化根源,没有比《太极图说》《西铭》《定性书》《敬斋箴》更切近的,应该将这些书进讲。皇上因此索取观看,说:“上天产生这个人来开导我。”武宗即位,晋升吏部右侍郎,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去世了,是正德元年十二月底。先生既然得到君主的信任,曾经以前言往行不合时宜而封进,不知道的人认为是私言。孝宗去世,被人指责,先生也不辩解。先生卓然以道自任,完全遵循前人的成法。他说“这个心,就是天理”,已经先发出王阳明“心即理”的蕴意。又说“静必有感而遂通的存在,不随着静而泯灭;动必有寂然不动的存在,不随着动而纷乱。”已经先发出王阳明“未发时惊天动地,已发时寂静无声”的蕴意。那么在当时谈论学问,心理分为二,动静交致的人,就另出一头地了。

语要

道在天地之间,不担心实践不力,所担心的是知道得不真实。

萧宜翀早年游历聘君的门下,与克贞、公甫、居仁等人交友,不在泥坐蛇行中修饰廉隅,不在吕縚象佩中诡饰冠服,不在太极中纵谈浮言。

这道自从程颢程颐、朱熹之后,所寄托的不过语言文字,循习久了,只表现在文字上,而言语很少涉及。表现在文字上,只要拿起笔,就在性命之奥妙,帝王之略,极力描写,不以为奇异。如果言语间有涉及听者,虽然面相隆重,退下就嘲笑他说:“这是道学。”又或者公开排斥他说:“这是伪学。”士风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实际上是因为言语者所谈的不是所见,所见不是所履的缘故。

我们致力于大本,必须灼见外教同中有大不同处。这个理在天地间,就像造版籍粮册相似,有总有散。只知道囫囵一大块,而不知道辨析于毫厘,略窥影嚮,便叫噪起来,不再致详致谨,反而认为得到人所未得的真乐。鄙薄礼法为土苴,嗤笑简策为糟粕,最终颠瞀老死。大抵实有此者,气象自然不同,语言动静,何莫非此。如果不养得深厚,都是徒然。这本不跷蹊,不差异,不高远,不粗疏,不放肆,那些言动跷蹊、差异,或务为高远、粗疏、放肆的人,那么这人能否有此,可知已。

天地所以相播相荡、相轧相磨,日夜不息,其心无他,只在生物而已。虽然雷霆之震击,霜雪之凋残,也是用来破其顽而禁其盛,不是心乎杀之。人即天理所生之物,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续,

然实皆得是生物之心以为心者也。苟非得是心,则是身无以生矣。是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间,本无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则不能无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既不能无,由是诱之以声色之纷华,臭味之甘美,得之不得,而喜怒哀乐之发,遂不能无私焉。身既有私,则此心或为之蔽,而天理渐以泯矣。

译然而实际上,都是获得了这生物的本心作为自己的心。如果得不到这颗心,那么这身体就无法生存了。这颗心,就是天理。天理存在于这颗心中,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来没有不流通的。只是因为既然有了这具身体,就不能没有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既然不能没有,于是被声色纷繁华丽、气味香甜美味所诱惑,无论得到还是得不到,喜怒哀乐的情绪发动,便不能没有私心了。身体既然有了私心,那么这颗心有时就会被遮蔽,而天理也就逐渐消亡了。

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随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动者存,不随感而纷。

布政陈克菴先生选

  陈选字士贤,台之临海人。天顺庚辰试礼部,丘文庄得其文,曰:“古君子也。”置第一。及相见而貌不扬,文庄曰:“吾闻荀卿云,圣贤无相,将无是乎?”授监察御史。罗一峰论夺情被谪,先生抗疏直之。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入见,先生曰:“非也。人臣觐君,服视其品秩,於御史何居?”不事风裁,而贪墨望风解绶。已督学南畿,一以德行为主。试卷列诸生姓名,不为弥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每按部就止学宫,诸生分房诵读,入夜灯火萤然,先生以两烛前导,周行学舍,课其勤惰,士風为之一变。成化初,改中州提学。倖奄汪直巡视郡国,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趋拜,先生独长揖。直怒曰:“尔何官,敢尔?”先生曰:“提学。”愈怒曰:“提学宁大於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学宗主斯文,为士子表率,不可与都御史比。”直既慑其气岸,又诸生集门外,知不可犯,改容谢曰:“先生无公务相关,自后不必来。”先生徐步而出。转按察使。归奔母丧。丧毕,除广东布政使。肇庆大水,先生上灾伤状,不待报,辄发粟赈之。市舶奄韦眷横甚,番禺知县高瑶发其赃钜万,都御史宋旻不敢诘。先生移文奖瑶,眷深憾之。番人贸货,诡称贡使,发其伪,逐之外;使将市狻猊入贡,又上疏止之。皆眷之所不利者也。眷乃诬先生党比属官,上怒,遣刑部员外郎李行会巡按御史徐同爱共鞫。两人欲文致之,谓吏张褧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为诬。褧曰:“死即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爰书入,诏锦衣官逮问,士民数万人夹舟而哭。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张元祯殓以疏綌,或咎其薄,元祯曰:“公平生清苦,殓以时服,公志也。”张褧乃上言:“臣本小吏,以诖误触法,为选罢黜,实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选,以厚贿啗臣,令扶同陷选。臣虽胥徒,安敢欺昧心术,颠倒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诱,嗾行等逮臣於理,弥日拷掠,身无完肤。臣甘罪籲天,终无异口。行等乃依傍眷语,以欺天听。选刚不受辱,旬日而殂。君门万里,孰谅其冤?臣以罪人,摈斥田野,百无所图,敢冒死鼎镬者,诚痛忠廉之士,衔屈抑之冤,长谗佞之奸,为圣明之累也。”奏入不报,第以他事,罢眷镇守。正德中追赠光禄寺卿,谥恭愍。先生尝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论《易》专主传义,一无异同。以克己求仁为进修之要,故自号克菴。读书不资为文辞,手录格言为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斋沐,引使者於庭,而拜而遣。子刘子曰:“由张东白之事观之,非平日安贫守道之意,彻乎表里,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由张褧之事观之,非在官赏罚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吏化之如是?吾有以见先生存诚之学矣。”

卷四十六 诸儒学案上四

布衣陈剩夫先生真晟

  陈真晟字剩夫,初字晦夫,其后以布衣自号。福之镇海卫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入长泰山中,从进士唐泰治举子业。业成,荐於有司。至福州,闻防察过严,无待士礼,乃辞归。自是不复以科举为事,务为圣贤践履之学。初读《中庸》,做存养省察工夫,学无头绪。继读《大学》,始知为学次第。以朱子所谓敬者,乃《大学》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为敬。见程子以主一释敬,以无适释一,始於敬字见得亲初,乃实下工夫,推寻此心之动静,而务主於一。静而主於一,则静有所养,而妄念不复作矣;动而主於一,则动有所持,而外诱不能夺矣。尝语人曰:“《大学》诚意章为铁门关,难过,主一二字,乃其玉钥匙也。盖意有善恶,若发於善而一以守之,则其所谓恶退而听命矣。”又尝语人曰:“人於此学,若真知之,则行在其中矣。盖知之真,则处善安,循理乐,其行甚顺。然而气质有偏胜,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顺而易者,反逆而难矣。此圣门论

译寂静的本体中必然有感应而通达的作用存在,不会随着寂静而消亡;感应的作用中必然有寂静不动的本体留存,不会随着感应而纷乱。

布政使陈克菴先生选

陈选,字士贤,台州临海人。天顺庚辰年参加礼部考试,丘濬读到他的文章,说:“这是古代的君子啊。”将他列为第一。等到相见时,发现他相貌并不出众,丘濬说:“我听说荀卿说过,圣贤没有特定的相貌,大概就是这样吧?”授予他监察御史的官职。罗一峰因议论夺情被贬谪,陈选上疏直言为他辩护。外派巡视江西,藩司和臬司官员穿着素服来拜见,陈选说:“不对。臣子觐见君主,服饰要看他的品级,对于御史来说,这算什么?”他不刻意树立威严,但贪官污吏却望风解印离职。后来督理南畿学政,一切以德行作为主要标准。试卷上列出诸生的姓名,不进行密封,他说:“我自己尚且不能自信,怎么能让人信任呢?”每次按部就班地停驻在学宫,诸生分房诵读,到了夜里灯火明亮,陈选拿着两支蜡烛在前面引导,走遍学舍,考核学生的勤惰,士风因此大为改变。成化初年,改任中州提学。幸臣汪直巡视各郡县,都御史以下官员都匍匐趋拜,只有陈行长揖行礼。汪直愤怒地说:“你是什么官,敢这样?”陈选说:“提学。”汪直更加愤怒地说:“提学难道比都御史还大吗?”陈选说:“提学是文教的宗主,是士子的表率,不能与都御史相比。”汪直既畏惧他的气节,又见诸生聚集在门外,知道不可冒犯,于是改变脸色道歉说:“先生如果没有公务相关,以后不必来了。”陈选慢慢走出。转任按察使。回家为母亲奔丧。丧期结束后,任命为广东布政使。肇庆发生大水,陈选上报灾情,不等批复,就发放粮食赈济。市舶太监韦眷非常横行霸道,番禺知县高瑶揭发他巨额贪污,都御史宋旻不敢查问。陈选发文嘉奖高瑶,韦眷深深怀恨。番邦人贸易货物,假称贡使,陈选揭穿他们的伪装,将他们驱逐出境;使者将要进贡狻猊,陈选又上疏阻止。这些都是韦眷所不利的。韦眷于是诬陷陈选结党营私,皇上大怒,派遣刑部员外郎李行会同巡按御史徐同爱共同审讯。这两人想罗织罪名,认为吏员张褧被陈选罢黜,一定怨恨陈选,就让他诬陷。张褧说:“死就死罢了,不敢因私恨陷害正直的人。”供词呈入,皇帝诏令锦衣卫官员逮捕审讯,士民数万人夹船痛哭。到了南昌,陈选病发,死在石亭寺,享年五十八岁。友人张元祯用粗布为他入殓,有人责怪太薄,张元祯说:“陈公平生清苦,用当时的衣服入殓,符合他的志向。”张褧于是上言:“我本是小吏,因过失触犯法律,被陈选罢黜,实在是我自取。韦眷妄自揣测我一定怨恨陈选,用厚利引诱我,让我附和陷害陈选。我虽然是胥吏,怎敢欺骗内心,颠倒是非?韦眷知道我不能利诱,唆使李行等人在大理寺逮捕我,整天拷打,我身上没有完好的皮肤。我甘愿受罪呼天,始终没有异口同声的诬陷。李行等人于是依附韦眷的话,来欺骗天听。陈选刚正不受辱,十几天就去世了。皇宫万里,谁体谅他的冤屈?我作为罪人,被排斥在田野,无所图谋,敢冒死受鼎镬之刑,实在是痛惜忠廉之士,含冤受抑,助长谗佞奸邪,成为圣明君主的累赘。”奏章呈入没有回复,只是以其他事情,罢免了韦眷的镇守职务。正德年间追赠光禄寺卿,谥号恭愍。陈选曾经用《易经》教授学生,晚年做官,论述《易经》专主传义,没有异议。以克制私欲追求仁德作为进修的要领,所以自号克菴。读书不为了写文章,亲手抄录格言作为努力践行的辅助。每次上疏必定屏退左右,斋戒沐浴,在庭院中引见使者,然后拜送。刘子曰:“从张东白的事情来看,如果不是平日安贫守道的意念,表里如一,怎么能使朋友如此信任?从张褧的事情来看,如果不是在官场上赏罚黜陟,出于至公,怎么能使被罢黜的吏员如此感化?我由此看到了陈先生存诚的学问。”

卷四十六 诸儒学案上四

布衣陈剩夫先生真晟

陈真晟,字剩夫,起初字晦夫,后来以布衣自号。福建镇海卫人。十七八岁时,就能超脱于世俗。进入长泰山中,跟随进士唐泰学习科举之业。学业完成后,被推荐给官府。到了福州,听说防察过于严厉,没有对待士人的礼节,于是辞归。从此不再以科举为事,致力于圣贤的践履之学。起初读《中庸》,做存养省察的工夫,学习没有头绪。接着读《大学》,才知道为学的次第。认为朱熹所说的“敬”,是《大学》的基础,于是寻求“敬”的原因。看到程子用“主一”解释“敬”,用“无适”解释“一”,开始在“敬”字上见到亲切之处,于是切实下工夫,推寻此心的动静,而务必专一。静时专一,则静有所养,妄念不再产生;动时专一,则动有所持,外诱不能夺志。曾经对人说:“《大学》诚意章是铁门关,难以通过,‘主一’二字,就是它的玉钥匙。大概意念有善恶,如果发于善而专一坚守,那么所谓的恶就退而听命了。”又曾经对人说:“人对于这门学问,如果真正知道了,那么行就在其中了。大概真正知道了,就会安于善,循理快乐,他的行为很顺。然而气质有偏胜,嗜欲有偏重。这两者起作用,那顺而易的,反而逆而难了。这是圣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