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三原学案
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有天理即无人欲，有人欲即无天理。如何前一段是天理之本然，后一段是遏人欲於将萌？
译天理与人欲相互消长，有天理就没有人欲，有人欲就没有天理。为何前一段讲的是天理的本然状态，后一段讲的是在人欲刚刚萌发时就加以遏制？
中和节
中和乃人性情之德，虽有动静之殊，初无二物。戒惧慎独，皆是不敢忽之意，岂有彼此？如何自戒惧而约之，止能致中？自慎独而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独能位天地，致和独能育万物？恐非子思之意。
鬼神章
“鬼神之为德”。鬼神，盖言应祀之鬼神。为德，如生长万物，福善祸淫，其盛无以加矣。以其无形也，故视之而弗见，以其无声也，故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言鬼神以物为体，而无物不有，如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木主为鬼神之所栖是也。然其有感必应，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谓之如在，言非实有也。《集註》以发见昭着释如在，恐非是。
食无求饱章
无求饱求安者，志在敏事慎言也。就有道而正者，正其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盖古之学者皆以言行为学也。
动容貌章
斯，犹须也，是用力的字。动容貌，须要远暴慢；正颜色，须要近信；出辞气，须要远鄙倍。若以斯为自然，未安。
兴於诗章
诗本性情，有邪有正，读之可以兴其好善、恶恶之心，故曰“兴於诗”。礼以谨节文，曲礼经礼，人能知之，则敬慎威仪，言动无失，可以立於乡，立於朝，故曰“立於礼乐，以和神人，用之於郊庙，则祖考来格，用之於燕享，则宾主情洽”。不特此也，事无大小，非和不成，故曰“成於乐”。
颜渊喟然章
高坚前后，言己无定见，非圣道之有高坚前后也。《集註》谓“颜子深知夫子之道无穷尽、无方体而叹之也”，若然，则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非道欤？
毁誉章
今斯之民，即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妄毁誉人，何今之民毁誉之过情也？
或问“井田之法，今可行乎”？《意见》以为不可。曰：“何也？”曰：“今之时，人稠地狭，人人授田百亩，其可得乎？”曰：“何必百亩？或五十亩，或七十亩，使彼此均一，即井田之意。”曰：“户口年年有消长，苟欲均之，必须年年取勘分授，经画疆界。若然，则官民不胜其烦劳，又且妨误农业。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属我，明年不知又属何人？’由是人怀苟且之心，怠於耕作粪壅，田必瘠矣。”曰：“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次，其后户口有消长，则又不均矣。”
尽心章
人能竭尽其心思而穷究之，则能知其性之理。盖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尽心而穷究之，岂易知哉！既知其性，则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与下文“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势相同。《集註》言“知性乃能尽心”，不无颠倒。
春秋
《春秋》者，孔子因左丘明所作《鲁史》而修之也。何为以左氏为《传》，而以公羊榖梁并行，谓之《三传》乎？今观公、榖《传》，不过发明孔子笔削褒贬之意，未尝外左氏所记之事，而凿空为之说，此左氏不可为《传》一也。孔子言左丘明耻之，丘以耻之，观此，则知左丘明生乎孔子之前，而为孔子之所敬信者也，不应生乎后者为之《经》，而生乎前者为之《传》以释《经》也，此左氏不可为《传》二也。
中和
天下之事，处之得中则成，不得中则不成，故中为天下处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则行，不和则不行，故和为天下行事之达道。
道不远人章
己之能知能行，人亦能之；己之不能，人亦不能。是己之道，曷尝远於人哉？人之行道，不能推己度物，而以人之难知难行之事治人，则是不近人情，而远人以为道也。
诚者自成章
诚，实也。人之心无不实，乃能自成其身，而道之在我者，自无不行矣。《註》以诚与道对言，以人与物为二事，非也。
“物之终始”之物，犹事也。人之诚实者作事，自然有始有终；不诚实者，则虽有所为，始勤终怠，所以成不得事，故曰“不诚无物”。
译中和节
中和是人性情的德性，虽然动静有所不同，但最初并没有两种不同的事物。戒慎恐惧、慎独，都是不敢疏忽的意思，哪里会有彼此的区别？为什么从戒慎恐惧而约束自己，只能达到“中”？从慎独而精微自己，只能达到“和”？为什么达到“中”就能单独定位天地，达到“和”就能单独化育万物？恐怕这不是子思的本意。
鬼神章
“鬼神的德性”。鬼神，大概是指应当祭祀的鬼神。为德，就像生长万物，赐福善人、降祸淫邪之人，其盛大没有能超过的了。因为它无形，所以看它却看不见；因为它无声，所以听它却听不到。“体现于万物而不可遗漏”，是说鬼神以万物为载体，没有万物不具备的，比如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木制的神主是鬼神所栖息的地方就是如此。然而它有感必应，因此使人敬畏而进行祭祀，好像它在上面，好像它在左右，不敢疏忽。说“好像在”，是说并非实际存在。《集注》用“显现昭著”来解释“如在”，恐怕不对。
食无求饱章
不追求吃饱穿暖，是因为志向在于勤勉做事、谨慎言语。接近有道之人来匡正自己，是匡正自己言语、行为的是非，对的就去实行，错的就去改正。大概古代的学者都是以言语行为作为学问的。
动容貌章
“斯”，相当于“须”，是用力的字。改变容貌，须要远离粗暴傲慢；端正脸色，须要接近诚信；发出言辞语气，须要远离粗俗悖理。如果把“斯”理解为自然，就不妥当。
兴於诗章
诗本于性情，有邪有正，读它可以激发人好善、厌恶恶的心，所以说“兴起于诗”。礼用来谨慎节制文饰，曲礼和经礼，人如果能知晓，就会敬慎威仪，言谈举止没有过失，可以在乡里立足，在朝廷立足，所以说“立于礼”。乐用来调和神人，用在郊庙祭祀，祖先就会降临；用在宴饮款待，宾客主人情意融洽。不仅如此，事情无论大小，不和谐就不能成功，所以说“成于乐”。
颜渊喟然章
高深、坚固、前后，是说颜回自己没有固定的见解，并不是圣道有高深、坚固、前后的区别。《集注》说“颜子深知夫子之道无穷尽、没有方体而感叹”，如果这样，那么止于仁、止于敬、止于慈、止于孝、止于信难道不是道吗？
毁誉章
现在的百姓，就是三代的百姓，而三代的百姓，遵循直道行事，不随意诋毁或赞誉别人，为什么现在的百姓诋毁赞誉过分呢？
有人问：“井田制，现在可以实行吗？”《意见》认为不可以。问：“为什么呢？”答：“现在的时代，人口稠密土地狭小，人人授予百亩田地，能做到吗？”问：“何必一定是百亩？或者五十亩，或者七十亩，使彼此均等，就是井田的意思。”答：“户口年年有增减，如果想要均分，必须年年核查分授，规划疆界。如果这样，官吏百姓受不了烦劳，而且会耽误农业。受田的人一定会说：‘这块田今年属于我，明年不知道又属于谁？’因此人怀有苟且之心，懈怠于耕作施肥，田地一定会贫瘠。”问：“十年分一次可以吗？”答：“十年分一次，只能均分一次，之后户口有增减，又不均等了。”
尽心章
人如果能竭尽自己的心思而穷究它，就能知道性之理。大概性是上天所赋予，人所接受的，其理非常微妙，不竭尽心思而穷究它，哪里容易知道呢！既然知道了性，就知道天理的流行，而赋予万物的，也不过如此了。与下文“存其心，养其性，以此来侍奉天”，文势相同。《集注》说“知道性才能竭尽心思”，不免颠倒了。
春秋
《春秋》，是孔子根据左丘明所作的《鲁史》而修订的。为什么把左氏作为《传》，而让公羊、榖梁并行，称为《三传》呢？现在看公羊、榖梁《传》，不过是阐明孔子笔削褒贬的意思，未曾脱离左氏所记载的事情而凭空造说，这是左氏不能作为《传》的第一点。孔子说左丘明以此为耻，我也以此为耻，看这个，就知道左丘明生在孔子之前，是孔子所敬信的人，不应该生在后面的人作为《经》，而生在前面的人作为《传》来解释《经》，这是左氏不能作为《传》的第二点。
中和
天下的事情，处理得中就能成功，不得中就不能成功，所以中是天下处理事情的根本。天下的事情，以和来推行就能推行，不和就不能推行，所以和是天下推行事情的通达之道。
道不远人章
自己能知道能实行，别人也能；自己不能，别人也不能。这样自己的道，哪里曾经远离别人呢？人推行道，不能推己及物，而用别人难以知道难以实行的事情来治理别人，这就是不近人情，而远离人来作为道。
诚者自成章
诚，就是实。人的心无不实，才能自成其身，而道在我身上的，自然没有不推行的了。《注》把诚与道对立来说，把人与物作为两件事，是不对的。
“物之终始”的“物”，相当于“事”。人诚实做事，自然有始有终；不诚实的人，虽然有所作为，开始勤勉最终懈怠，所以成不了事，所以说“不诚无物”。
饥渴章
人能不以饥渴贫贱动其心，则大本立而过人远矣。其他小事末节，虽不及人，不为忧矣。
译饥渴章
人能够不因饥饿、口渴、贫穷、卑贱而动摇内心，那么根本的大道就确立了，并且远远超过常人。其他细微的小事，即使比不上别人，也不值得忧虑了。
进德修业爻
忠信，谓存诸心者无不诚也；修辞立其诚，谓出诸口者亦无不诚也。忠信非德也，所以进德者忠信也；修辞立诚非业也，所以居业者修辞立其诚也。知至至之，知德之所至而进以至之，故可与几也；知终终之，知业之所终而修以终之，故可与存义也。以知行言之，知至知终，似知也；至之终之，似行也。《传》谓“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终，终之力行也”，不能无疑。
敛时五福用敷锡
五福在人，若无礼乐法度，则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放僻邪侈，自陷於罪，岂能安享五福？惟人君建极，有礼乐刑政，是以天下之人，不犯於有司，得以安享五福，则是人君收敛敷布以与之也。
无隐章
夫子之适陈、蔡、楚、卫诸国，无行而不与二三子同行，动静云为，众所共见、共闻，曷尝有所隐乎！
深则厉
厉者，严厉也。水深可畏，当止而不涉也。
志至气次
志之所至之处，气即随之而至，如帅所至之处，卒徒亦随之而至也。
王者师节
贡、助、彻是三代养民之法，庠、序、学校是三代教民之法。后来有王者起，必来取三代教养之法以为法。是三代教养之法，为后来王者之师也。
言性章
天下人之言性，只说已然之迹便是性，不知已然之迹，有善有恶。顺理而善者，为性之本，不顺理而恶者，非性之本，故曰“古者以利为本”。
孟子末章
“无有乎尔”者，是反说之词，犹言“岂无有也”。孟子之意，以为孔门弟子克肖者七十二人，岂无有见而知之者？既有见而知之者，则今日岂无有闻而知之者？观於此言，则孟子隐然以闻知自任也。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王承裕字天宇，号平川，冢宰之季子也。弘治癸丑进士，授兵科给事中，迁吏掌科。逆瑾恨其远己；又疏“进君子，退小人”，益恨之。罚粟输边，以外艰去。瑾诛，起原官，历太仆少卿、正卿，南太常卿。宸濠反，发留都之为内应者。嘉靖初，迁户部右侍郎，晋南户部尚书，致仕。林居十年，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谥康僖。
十四、五时，从莆田萧某学，萧令侍立，三日，一无所授。先生归告端毅曰：“萧先生待某如此，岂以某为不足教耶？”端毅曰：“是即教也，真汝师矣。”登第后，侍端毅归，讲学於弘道书院，弟子至不能容。冠婚丧祭必率礼而行，三原士风民俗为之一变。冯少墟以为，先生之学，皆本之家庭者也。
光禄马谿田先生理
马理字伯循，号谿田，陕之三原人。为孝廉时，游太学，与吕泾野、崔后渠交相劘，名震都下。高丽使人亦知慕之，录其文以归。父母连丧，不与会试者两科。安南贡使问礼部主事黄清曰：“关中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如此。登正德甲戌进士第。时以《大学衍义》为问，先生对曰：“《大学》之书，乃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传》有‘克明峻德，汤之盘铭，尧、舜帅天下以仁’之语，真氏所衍唐、汉、宋之事，非《大学》本旨也。真氏所衍，止於齐家，不知治国平天下皆本於慎独工夫。宋儒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问者之意，故欲填首甲而降之。授稽勋主事，改文选，与郎中不合，引疾告归者三年。戊寅，值武庙将南巡，与黄伯固等伏阙极谏，杖於廷。未几送嫡母还乡，乃设教於武安王祠。藩臬为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嫡母丧毕，起员外郎，议大礼，复杖於廷。寻转考功郎中。丙戌，例当考察外官，内阁塚宰各挟私忿，欲去广东、河南、陕西三省提学。先生昌言曰：“魏校、萧鸣凤、唐龙，今有数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请先去理。”由是获免。丁亥陞南通政。过河池驿，见其丞貌类黄伯固，问之，乃其弟叔开也。时伯固已死，先生泫然泣下，作诗赠之云：“六年复见先生面，为过河池见叔开。”戊子，引疾归。辛卯，起光禄卿。莅事未几，又归林下者十年。癸卯，复起南光禄，至即引年致仕，隐於商山书院。又
译进德修业爻
忠信，是指存于内心的无不真诚；修辞立其诚，是指说出口的话也无不真诚。忠信本身不是德，而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修辞立诚本身不是业，而是用来安守事业的。知道德行所至之处而进取以达到它，所以可以参与精微的义理；知道事业所终之处而修持以完成它，所以可以参与保存道义。从知行关系来说，知至知终，似乎是知；至之终之，似乎是行。《传》说“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终，终之是力行”，对此不能没有疑惑。
敛时五福用敷锡
五福在于人，如果没有礼乐法度，那么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暴虐少数，富人吞并穷人，放纵邪僻奢侈，自陷于罪过，怎么能安享五福？只有君主建立至极之道，有礼乐刑政，因此天下的人，不触犯官府，得以安享五福，这就是君主收敛并布施给予他们的。
无隐章
孔子前往陈、蔡、楚、卫等国，没有哪次出行不是与两三个弟子同行，一举一动，众人共同看见、听见，何曾有什么隐瞒呢！
深则厉
厉，是严厉的意思。水深可怕，应当停止而不渡水。
志至气次
意志所到达的地方，气就随之到达，就像主帅所到的地方，士兵也跟随到达一样。
王者师节
贡、助、彻是三代养育百姓的方法，庠、序、学校是三代教化百姓的方法。后来有王者兴起，必定会取用三代的教养之法作为法则。因此三代的教养之法，是后来王者的老师。
言性章
天下人谈论本性，只说已经形成的表现就是本性，不知道已经形成的表现，有善有恶。顺从理而善的，是本性的根本；不顺从理而恶的，不是本性的根本，所以说“古人以利为根本”。
孟子末章
“无有乎尔”，是反说的词语，意思是“难道没有吗”。孟子的意思，认为孔门弟子中像样的有七十二人，难道没有亲眼见到而了解的人吗？既然有亲眼见到而了解的人，那么今天难道没有听闻而了解的人吗？看这句话，孟子隐约以听闻而了解自任。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王承裕字天宇，号平川，是冢宰的小儿子。弘治癸丑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升任吏科掌印给事中。逆贼刘瑾恨他疏远自己；他又上疏“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刘瑾更加恨他。罚他输粮到边境，因母丧离职。刘瑾被诛杀后，起用原官，历任太仆少卿、正卿，南京太常寺卿。宁王宸濠造反，他揭发留守南京作为内应的人。嘉靖初年，升任户部右侍郎，晋升南京户部尚书，退休。隐居林下十年，戊戌年五月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谥号康僖。
十四、五岁时，跟随莆田萧某学习，萧某让他侍立，三天，什么也没教。先生回家告诉父亲端毅公：“萧先生这样对待我，难道认为我不值得教吗？”端毅公说：“这就是教育，真是你的老师了。”考中进士后，侍奉端毅公回家，在弘道书院讲学，弟子多到容纳不下。冠婚丧祭必定按照礼仪进行，三原的士风民俗因此改变。冯少墟认为，先生的学问，都源于家庭。
光禄马谿田先生理
马理字伯循，号谿田，陕西三原人。做孝廉时，游学太学，与吕泾野、崔后渠互相切磋，名声震动京城。高丽使者也仰慕他，抄录他的文章带回。父母接连去世，两科没有参加会试。安南贡使问礼部主事黄清：“关中马理先生为什么还没有进入仕籍？”他在外夷中名声如此重。考中正德甲戌年进士。当时以《大学衍义》为题提问，先生回答说：“《大学》这本书，是尧、舜、禹、汤、文、武的道。《传》中有‘克明峻德，汤之盘铭，尧舜率领天下以仁’的话，真氏所演绎的唐、汉、宋之事，不是《大学》的本旨。真氏所演绎的，只到齐家，不知道治国平天下都基于慎独的工夫。宋儒所创造的，大体不够精纯。”因此不合出题者的意思，所以想让他中第一甲而降低名次。授稽勋主事，改任文选，与郎中不合，称病辞职三年。戊寅年，正值武宗将要南巡，与黄伯固等人在宫门前极力劝谏，在朝廷受杖。不久送嫡母回乡，于是在武安王祠设教。藩司、臬司为他建造嵯峨精舍以居住学生。嫡母丧期结束，起用员外郎，议论大礼，再次在朝廷受杖。不久转任考功郎中。丙戌年，按规定应当考察外官，内阁、冢宰各怀私愤，想罢免广东、河南、陕西三省提学。先生公开说：“魏校、萧鸣凤、唐龙，是当今几位人才，如果想罢免这三个人，请先罢免我。”因此得以幸免。丁亥年升任南通政。经过河池驿，见其丞相貌像黄伯固，询问，原来是他的弟弟叔开。当时伯固已死，先生流泪哭泣，作诗赠他说：“六年复见先生面，为过河池见叔开。戊子年，称病归乡。辛卯年，起用光禄卿。上任不久，又归隐林下十年。癸卯年，再次起用南京光禄寺卿，到任即因年老退休，隐居于商山书院。又
十年而卒，嘉靖乙卯十二月也，年八十二。
先生师事王康僖，又得泾野、后渠以为之友，墨守主敬穷理之传。尝谓“见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当之，学圣人者当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即归，归必十数年而后起，绰绰然於进退之间。后渠称其“爱道甚於爱官”，真不虚也。
译十年后去世，那是嘉靖乙卯年十二月，享年八十二岁。
先生以王康僖为师，又得到泾野、后渠作为朋友，恪守“主敬穷理”的学术传承。他曾经说：“看到可行的仕途就去做官，只有孔子才能胜任，学习圣人的人应当自己估量能力。”所以每次出仕不到一两年就回家，回家后必定十几年后才再次出仕，在进退之间从容不迫。后渠称赞他“爱道甚于爱官”，确实不假。
恭简韩苑洛先生邦奇
韩邦奇字汝节，号苑洛，陕之朝邑人。正德戊辰进士。授吏部考功主事，转员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袖私帙视之，先生夺去。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都御史为之逊谢。调文选。京师地震，上疏论时政缺失，谪平阳通判。甲戌迁浙江按察佥事。宸濠将谋反，遣内监饭僧於天竺寺，聚者数千人。先生防其不测，立散遣之。又以仪宾进贡，假道衢州，先生不可。曰：“贡使自当沿江而下，奚俟假道？”於是袭浙之计穷。寻为镇守中官诬奏，逮系夺官。世宗即位，起山东参议，乞休。甲申大同兵变，起山西左参政，分守大同。先生单车入城，人心始安。巡抚蔡天祐至代州，先生戎服谒之，天祐惊曰：“公何为如此？”曰：“大同变后，巡抚之威削甚。今大同但知有某，某降礼从事者，使人知巡抚之不可轻也。”朝廷复遣胡瓒以总督出师，时首恶业已正法，而瓒再索不已。先生止之，不听。城中复变，久之乃定。先生亦致仕去。戊子，起四川提学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修撰。其秋主试顺天，以录序引用经语差误，左迁南太仆寺丞，再疏归。寻起山东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入佐院事。又出巡抚山西，再致仕。甲辰荐起总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丁未，掌留堂，进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归七年，乙卯地震而卒，年七十七。赠少保，谥恭简。
门人白璧曰：“先生天禀高明，学问精到，明於数学，胸次洒落，大类尧夫，而论道体乃独取横渠。少负气节，既乃不欲为奇节一行，涵养宏深，持守坚定，则又一薛敬轩也。”某按：先生著述，其大者为《志乐》一书。方其始刻之日，九鹤飞舞於庭。传其术者为杨椒山，手制十二律管，吹之而其声合，今不可得其详。然声气之元，在黄钟之长短空围，而有不能无疑者。先生依《律吕新书》註中算法，黄钟长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用圆田术，三分益一，得一十二，以开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强，为实径之数，不尽二毫八丝四忽。以径求积，自相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一丝六忽，加入开方不尽之数，得一十二分，以管长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为方积之数，四分取三，为圆积八百一十分。盖蔡季通以管长九寸为九十分，故以面积九分乘管长得八百一十分。其实用九无用十之理，凡度长短之言十者，皆分九为十，以便算也。今三吴程路，尚以九计可知矣。则黄钟长九寸者，八十一分，以面积九分乘之，黄钟之积七百二十九分也。
忠介杨斛山先生爵
杨爵字伯修，号斛山，陕之富平人。幼贫苦，挟册躬耕。为兄所累，系狱。上书邑令，辞意激烈，令异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礼。登嘉靖己丑进士第。官行人，考选御史。母忧，庐墓毕，补原官。辛丑上封事，谓今日致危乱者五：一则辅臣夏言习为欺罔，翊国公郭勋为国巨蠹，所当急去；二则冻馁之民不忧恤，而为方士修雷坛；三则大小臣工弗睹朝仪，宜慰其望；四则名器滥及缁黄，出入大内，非制；五则言事诸臣若杨最、罗洪先等非死即斥，所损国体不小。疏入，上大怒，逮系镇抚司，拷掠备至，匣锁昼夜，血肉淋漓，死者数矣。而先生气定，故得再苏。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俱以救先生箠死狱中。於是防守益严，上日使人侦先生，一言一动皆籍记。侦者苦於不得言，以情告先生，使多为善言。先生曰：“有意而言，便是欺也。”部郎钱绪山、刘晴川，给事周讷谿，先后以事下狱，相与讲学不辍。绪山先释，先生愿有以为别，绪山曰：“静中收摄精神，勿使游放，则心体湛一，高明广大，可驯致矣。作圣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识之，与晴川、讷谿读书赋诗，如是者五年。所著《周易辨录》、《中庸解》若干卷。乙巳八月，上用箕神之言，释先生三人。而三人者犹取道潞水，舟中讲学，踰临清而别。会上造箕台，太宰熊浃骤谏，上怒，罢浃，复逮三人。时
译恭简韩苑洛先生韩邦奇
韩邦奇，字汝节，号苑洛，陕西朝邑人。正德戊辰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吏部考功主事，后转任员外郎。辛未年，在考察官员时，都御史袖中藏着私人的名册查看，韩先生将其夺下，说：“考核是公事，有公家的名册在。”都御史因此谦逊道歉。韩先生调任文选司。京师发生地震，他上疏议论时政的缺失，被贬为平阳通判。甲戌年，升任浙江按察佥事。宁王宸濠将要谋反，派遣内监到天竺寺供养僧人，聚集了数千人。韩先生防备其不测，立即将他们遣散。又因仪宾进贡，借道衢州，韩先生不允，说：“贡使自当沿江而下，何必等待借道？”于是宁王袭扰浙江的计谋落空。不久被镇守太监诬告，被捕入狱并革去官职。世宗即位后，起用为山东参议，他请求退休。甲申年大同发生兵变，起用他为山西左参政，分守大同。韩先生单车入城，人心才安定下来。巡抚蔡天祐到达代州，韩先生穿着军装拜见他，蔡天祐惊讶地说：“您为何如此？”韩先生说：“大同兵变后，巡抚的威势大大削弱。现在大同只知道有我，我降低礼节对待他，是让人知道巡抚不可轻视。”朝廷又派遣胡瓒以总督身份出兵，当时首恶已经正法，但胡瓒仍不断索要。韩先生制止他，他不听。城中再次发生变乱，很久才平定。韩先生也退休离去。戊子年，起用为四川提学副使，改任右春坊右庶子，兼任翰林修撰。那年秋天主持顺天府乡试，因录取序文中引用经语有差错，被降职为南太仆寺丞，再次上疏请求归乡。不久起用为山东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佥都御史身份巡抚宣府，入京协助院中事务。又出京巡抚山西，再次退休。甲辰年，被推荐起用总理河道，升任刑部右侍郎，改任吏部。丁未年，掌管留堂，进升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要事务。归乡七年，乙卯年因地震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少保，谥号恭简。
门人白璧说：“先生天赋高明，学问精到，通晓数学，胸襟洒脱，大体类似邵尧夫，而在论述道体时却独取张横渠。年少时负气节，后来又不愿做奇特的节行，涵养宏深，持守坚定，这又是一个薛敬轩。”我按：先生的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是《志乐》一书。刚刻印之日，九只鹤在庭院飞舞。传授其术的是杨椒山，亲手制作十二律管，吹奏时声音相合，现在无法得知详情。然而声气的本源，在于黄钟律管的长短和空围，而有不能无疑的地方。先生依据《律吕新书》注中的算法，黄钟长九寸，空围九分，体积为八百一十分。用圆田术，三分加一，得一十二，用开方法去除，得三分四釐六毫强，作为实径之数，不尽二毫八丝四忽。用直径求面积，自相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一丝一忽六忽，加入开方不尽之数，得一十二分，用管长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作为方形体积之数，四分取三，为圆形体积八百一十分。大概蔡季通以管长九寸为九十分，所以用面积九分乘管长得八百一十分。其实实用九不用十的道理，凡是度量长短说十的，都分九为十，以便计算。现在三吴地区的路程，尚且以九计算，可以知道了。那么黄钟长九寸者，实为八十一分，用面积九分乘之，黄钟的体积为七百二十九分。
忠介杨斛山先生杨爵
杨爵，字伯修，号斛山，陕西富平人。幼年贫苦，带着书册亲自耕种。因兄长连累，被关入监狱。上书给县令，言辞激烈，县令觉得他奇异，说：“这是奇士。”释放他并加以礼遇。考中嘉靖己丑年进士。任行人，考选为御史。母亲去世，守孝期满后，补任原官。辛丑年上密封奏章，说今日导致危乱的五件事：一是辅臣夏言习惯欺瞒，翊国公郭勋是国家大害，应当立即罢免；二是饥寒交迫的百姓不忧恤，却为方士修建雷坛；三是大小臣工看不到朝仪，应当安慰他们的期望；四是名器滥及僧道，出入大内，不合制度；五是言事诸臣如杨最、罗洪先等不是死就是被斥逐，损害国体不小。奏疏呈入，皇上大怒，逮捕他关入镇抚司，拷打备至，昼夜锁在匣中，血肉淋漓，几次死去。但先生气息安定，所以得以再次苏醒。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都因救先生被杖死在狱中。于是防守更加严密，皇上每天派人侦察先生，一言一动都登记在册。侦察者苦于无话可报，将实情告诉先生，让他多说好话。先生说：“有意而言，便是欺骗。”部郎钱绪山、刘晴川，给事中周讷谿，先后因事下狱，一起讲学不停。绪山先被释放，先生愿有所告别，绪山说：“在静中收摄精神，不使其游荡，那么心体湛然专一，高明广大，可以逐渐达到。作圣人的功夫，大概就在这里吧！”先生恭敬地记住，与晴川、讷谿读书赋诗，如此五年。著有《周易辨录》、《中庸解》若干卷。嘉靖乙巳年八月，皇上用箕神的言语，释放先生三人。而三人仍取道潞水，在船中讲学，过了临清才分别。恰逢皇上建造箕台，太宰熊浃突然进谏，皇上发怒，罢免熊浃，再次逮捕三人。当时
先生抵家甫十日，闻命就道，在狱又三年。丁未十一月，高玄殿灾，上怳惚闻火中有呼三人姓名者，次日释归。归二年而卒，己酉十月九日也，年五十七。隆庆初赠光禄寺少卿，谥忠介。
译先生回到家刚满十天，听说诏令便启程赴任，在狱中又过了三年。丁未年十一月，高玄殿发生火灾，皇上恍惚间听到火中有呼喊三人姓名的声音，第二天便释放他们回家。回家两年后去世，是己酉年十月九日，享年五十七岁。隆庆初年追赠光禄寺少卿，谥号忠介。
初，韩恭简讲学，先生辈来往拜其门。恭简异其气岸，欲勿受。已叩其学，诧曰：“宿学老儒莫能过也，吾几失人矣。”刚大之气，百折不回。人与椒山并称，谓之“韩门二杨”。
论学
天命谓性，天人一理也。率性谓道，动以天也。修道谓教，求合乎天也。戒惧慎独，自修之功至於中与和也。中和，性命本然之则也，能致之则动以天矣，故其效至於天地位，万物育。
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是言当戒惧之意。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言当慎独之意。应酬是有睹有闻，不睹不闻是无所应酬之际也。如出门使民，是有所应酬，则有睹有闻。或问：“程子未出门，使民之时当何如？”曰：“此俨若思时也。俨若思，即是戒慎恐惧之意，为功夫尚未说到极至处，故又提慎独二字，使人虽在暗室屋漏之中，一念发动之际，凛然畏惧，不可少怠，不敢少息，则天理常存，私意不萌，纯一不已，而合乎天矣。
中和，心之本体也，未发之中，万物皆备，故为天下之大本。已发之和，大经大法所在，而不可违，故为天下之达道。怒与哀中节，皆谓之和。
致中和，止至善之云也。天地之位，我位之也。万物之育，我育之也。
君子之中庸，中庸，人理之常也。小人反中庸，岂人理哉！时中者，默识其理而妙宰物之权也。若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岂时中之道哉！小人则率意妄为而已。
天下之道，至中庸而极，理得其会同，义至於入神，非至明不能察其几，非至健不能致其决，故民鲜能之矣。
董常问文中子：“圣人有忧乎？”言：“天下皆忧，吾何独不忧？”又谓：“乐天知命，吾何忧！”何必如此说。圣人固未易及，然常人一念之发，得其本心，则与圣人之心无以异。但圣人纯一不已，众人则或存或亡而已。忧乐皆人情之常，而本於性也，岂圣人独有乐而无忧乎？若曰“乐天知命，吾何忧”，不成父母病，圣人亦“乐天知命”而不忧乎？岂人理也哉！
漫录
夜初静坐，少检点日间言行，因司马温公论尽心行己之要，自不妄言始。夫不妄言，所言必皆当理，非心有定主，岂能至此？故轻躁鄙背，及事务琐屑，无益身心而信口谈论者，皆妄言也。因书以自戒。
作一好事，必要向人称述，使人知之，此心不定也。不知所作好事，乃吾分所当为，虽事皆中理，才能免於过恶耳，岂可自以为美。才以为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颜渊无伐善，无施劳，此圣贤切己之学也。
与人论事，辞气欠平，乃客气也。所论之事，虽当於理，即此客气之动，便已流於恶矣，可不戒哉！书以自警。
予久处狱中，粗鄙忿戾，略无贬损。粗鄙忿戾，乃刚恶也，负以终身而不能变，真可哀也。因思横渠“贫贱忧戚，玉汝於成”，乃惕然惊省，赧然愧耻。今日患难，安知非皇天玉我进修之地乎？不知省愆思咎，而有怨尤之心，是背天也。背天之罪，可不畏哉！
予系此四十一月矣，逻者日在侧觇予动作。有甚厚予，携壶酌以伸问者。后一人来，甚横逆。予卧於旧门板上，障之以席，其人皆扯毁之，谓予罪人，不宜如此。又往往发其厚予者，使人知之，曰：“某日某皆潜献其处者。”盖令其得罪，以见己薄之为是。有苏、乔二人，皆厚予者，乃忿忿不平，扬骂曰：“是固无伤也。予非私交化外人，虽得罪亦何憾！”
予与刘子焕吾、周子顺之同饭后，因论人才各有所宜。予谓：“二公自度宜何责任？”刘子曰：“吾为孟公绰可。”周子曰：“今日府州外任勉强几分。”予曰：“滕、薛大夫，圣人固不许，公绰在春秋时，欲尽其职，亦非易事，观於子产相郑可见，然则孟公绰亦不可轻看。”
一人因病狂，迷谬忽入朝，立於御座上。捕下法司拟重，狱成未决，其母诣登闻鼓称冤。顺之在吏科时，直受鼓状，遇此事未为准理。顺之因问予：“使公遇此事，当何如处之？”予曰：“当论其狂病误犯，不可加罪。但
译起初，韩恭简讲学，先生等人往来拜在他的门下。韩恭简对他们的风骨气度感到惊异，起初不想收留。后来探询他们的学问，惊叹道：“即使是宿学老儒也不能超过他们，我差点错失人才了。”他们刚正宏大的气节，百折不回。人们将他们与杨椒山并称，称为“韩门二杨”。
论学
天命所赋予的就是性，天与人遵循的是同一个道理。遵循本性就是道，行动顺应天道。修明正道就是教，追求与天道相合。戒慎恐惧、慎独，是自我修养的功夫，从而达到中与和的境界。中和，是性命本然的法则，能够推致中和，行动就能顺应天道，所以其效验能达到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生长发育。
道不可以片刻离开，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这是说要戒慎恐惧的意思。没有比隐蔽之处更难以察觉的，没有比细微之处更显著的，这是说要慎独的意思。应酬交际是有见闻的时候，没有见闻是无所应酬的时候。比如出门役使百姓，是有应酬的时候，就有见闻。有人问：“程子说未出门役使百姓的时候应当怎样？”回答说：“这是庄敬思考的时候。庄敬思考，就是戒慎恐惧的意思，作为功夫还没有说到极至处，所以又提出慎独二字，使人即使在暗室屋漏之中，一念发动之际，也凛然畏惧，不可稍有懈怠，不敢稍有停息，那么天理常存，私意不萌生，纯一不已，从而合乎天道了。
中和，是心的本体，未发之中的时候，万物皆备，所以是天下的根本。已发之和的时候，是大经大法所在，不可违背，所以是天下的通达之道。愤怒与悲哀合乎节度，都称为和。
推致中和，就是止于至善的意思。天地的定位，是我使之定位的。万物的养育，是我使之养育的。
君子的中庸，中庸，是人伦常理。小人违背中庸，哪里是人伦常理呢！时中，是默识其理而巧妙主宰事物的权变。如果不是礼的礼，不是义之义，哪里是时中的道理呢！小人则是率意妄为罢了。
天下的道理，到中庸而达到极致，理得以会通，义达到入神的境界，不是极明不能察其几微，不是极健不能致其决断，所以民众很少能做到。
董常问文中子：“圣人有忧虑吗？”文中子说：“天下都忧虑，我怎么能独自不忧虑？”又说：“乐天知命，我有什么可忧虑的！”何必这样说。圣人固然不容易达到，但是常人一念发动，得其本心，就与圣人之心没有不同。只是圣人纯一不已，众人则有时存有时亡罢了。忧乐都是人情的常理，而本于性，难道圣人独有乐而无忧吗？如果说“乐天知命，我有什么可忧虑的”，不成父母生病，圣人也“乐天知命”而不忧虑吗？哪里是人伦常理呢！
漫录
夜晚初静坐，稍微检点白天的言行，因为司马温公论尽心行己的要领，从不说妄语开始。不说妄语，所说的必定都合乎道理，不是心有定主，怎么能达到这样？所以轻浮急躁鄙薄背理，以及事务琐屑，无益身心而信口谈论的，都是妄语。因此写下来自我警戒。
做了一件好事，一定要向人称述，使人知道，这是心不定的表现。不知道所作的好事，是我分内应当做的，虽然事情都合乎道理，才能免于过恶罢了，怎么能自以为美。才自以为美，就是矜夸之心，禹不矜不伐，颜渊不夸耀自己的善，不表白自己的劳，这是圣贤切身的学问。
与人论事，言辞语气欠平和，是客气。所论之事，虽然合乎道理，但这客气一动，便已流于恶了，能不警戒吗！写下来自我警示。
我久处狱中，粗鄙忿戾，几乎没有减损。粗鄙忿戾，是刚恶，背负终身而不能改变，真可哀啊。因此想到横渠“贫贱忧戚，玉汝于成”，于是惕然惊省，赧然愧耻。今日的患难，怎么知道不是皇天磨练我进修的地方呢？不知道反省过错思考罪责，而有怨尤之心，是违背天道。违背天道的罪，能不畏惧吗！
我被囚禁在这里四十一个月了，巡逻的人每天在旁窥视我的动作。有非常厚待我的人，带着酒壶酌酒以伸问。后来一人来，非常横逆。我躺在旧门板上，用席子遮挡，那人全都扯毁，说我罪人，不应当这样。又往往揭发厚待我的人，使人知道，说：“某日某都暗中献媚于他的地方。”大概是让他得罪，以显示自己薄待我是对的。有苏、乔二人，都是厚待我的人，于是忿忿不平，扬骂道：“这固然没有伤害。我不是私交化外之人，即使得罪又有什么遗憾！”
我与刘子焕吾、周子顺之一起饭后，因为论人才各有所宜。我说：“二位自度适宜什么责任？”刘子说：“我担任孟公绰可以。”周子说：“今日府州外任勉强几分。”我说：“滕、薛大夫，圣人固然不允许，公绰在春秋时，想要尽其职，也不是容易的事，从子产相郑可以看出，那么孟公绰也不可轻视。”
一人因病狂，迷谬忽然入朝，立于御座上。捕下法司拟重罪，狱成未决，其母诣登闻鼓称冤顺之在吏科时，直受鼓状，遇到此事未为准理。顺之因此问我：“假使您遇到此事，应当如何处理？”我说：“应当论其狂病误犯，不可加罪。但是
罪守门者失於防禦则可矣。”刘子曰：“此当封进鼓状，使朝廷知其以病迷，下法司从末减可也。”顺之曰：“此固皆是，但如此为之，必得罪，以此小事得罪，吾不欲也。”刘子谓“论人无罪，不当杀，恐非小事”。予曰：“此皆论利害，未说到义理处。若论义理，则当为即为，当止即止，岂计得罪！”顺之以为然。
译“惩罚守门人防御失职就可以了。”刘子说：“这应当呈递鼓状文书，让朝廷知道他是因病神志不清，交给司法部门从轻发落就可以了。”顺之说：“这些固然都对，但如果这样做，必定会获罪，因为这件小事而获罪，我不愿意。”刘子说：“议论人无罪，不应当处死，恐怕不是小事。”我说：“这些都是在权衡利害，没有说到义理的地方。如果从义理上讲，该做的就做，该停止的就停止，哪里会计较是否获罪！”顺之认为我说的对。
好议论人长短，亦学者之大病也。若真有为己之心，便惟日不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时时刻刻防检不暇，岂暇论人？学所以成性而已，人有寸长，取为己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论，轻肆辩折而无疑难涵蓄之心，谓之丧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
道心人心，口以是与不是求之。一念发动的不是，则为人心。道心极难体认，扩充戒谨恐惧之功，少有间断，则蔽锢泯灭，而存焉者寡矣，故曰“惟微”。人心一动，即在凶险路上行矣，丧德灭身、亡国败家由於此，故曰“惟危”。所谓“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则人心之危，真可畏哉！
《易》谓“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予久处困难，亦时以此自慰。但罪恶深重，为世道之损者甚大，仰愧於天，俯怍於人，襟怀滞碍，郁抑不安之时常多。
心静则能知几，方寸扰乱，则安其危，利其灾，祸几昭着而不能察矣，况於几乎！几者，动之微，而裰裰吉凶之先见者也。所谓先见，亦察吾之动是与不是而已。所动者是，吉即萌於此矣；所动者不是，凶即萌於此矣，故学者以慎独为贵。
予禀赋粗鄙，动辄乖谬。夜间静坐，思此身过恶，真不自堪，真难自容，可谓虚负此生矣。年踰五十，血气渐衰，老景将至，始自知过，则已晚矣。可胜叹哉！尚幸残生未泯，欲自克励，求免於恶终耳。书以自警。
颜、孟二大贤，虽气象不同，而学则未始有异。颜子之学，在非礼勿视、听、言、动，不违仁，不迁怒，不贰过。孟子之集义养气，扩充四端，求放心，存心养性以事天，则亦颜子克己复礼之学也。
天下万变，真妄二字可以尽之。偏蔽者妄也，本体则真也，学所以去偏蔽之妄，全本体之真。全则道本乎性，性纯乎天，立人之道始无愧矣。天地亘古亘今，但有此一箇大道理，则亘古亘今之圣贤，不容更有两样学问也。
见狱中或有警扰，呼左右问何事。久而思之，此动心也。身居此地，须要置生死於度外，刀锯临之，从容以受，致命遂志可也。此正是为学用功处。因思刘元城鼾睡是何等胸怀，可谓毅然大丈夫矣。
今日早起，朗诵“君子之所以异於人者”一章，即觉襟怀开洒，心广体胖，有《西铭》与物同体之气象。此心易至昏惰，须常以圣贤格言辅养之，便日有进益。
士之处世，须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为。见得义理，必直前为之，不为利害所怵，不为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辞鼎肉，孟子却齐王之召，刚毅气象，今可想见，真可为独立不惧者。若曰“事姑委曲，我心自别”，即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过且不可为，小恶放过且可为之，日渐月磨，堕落俗坑，必至变刚为柔，刻方为圆，大善或亦不为，大恶或亦为之，因循苟且，可贱可耻，卒以恶终而不知矣。此由辩之不早，持之不固也。书以自戒。
泾野吕先生过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读书楼上，声彻於楼下。太守令止之曰：“当微诵，恐损伤。”既又促左右以时进食，曰：“勿令饥。”又戒之曰：“当为掖之，恐或蹉跌。”先生谓太守曰：“公之爱子，可谓至矣，愿推此心以爱百姓可也。”过顺德府，太守饯於门外，饯所近府养济院。先生以馔食一桌，令二吏送院中，谓太守曰：“以公佳馔与无告者共之，愿公体我此心，以惠恤鳏寡可也。”纳溪周子述以告予，予为叹息者久之。古人以离群索居为深戒，子页问为仁，孔子告以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使志道君子常得与先生相亲焉，获睹德容，闻至论以自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政之不善也。呜呼！仁人君子之言，其利溥哉！
智者自以为不足，愚者自以为有余。自以为不足，则以虚受人，进善其无穷矣。自以为有余，必无孜孜求进之心，以一善自满，而他善无可入之隙，终亦必亡而已矣。书之
译喜欢议论别人的长短，也是求学者的一个大毛病。如果真有为自己求道的诚心，就会觉得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保持警戒，在听不到的地方保持敬畏，时时刻刻防备检点都来不及，哪有空闲去议论别人？学问的目的只是为了成就本性罢了，别人有一点长处，就拿来作为自己的长处，对于别人的短处，暂且放下不去议论，轻易地辩论驳斥而没有质疑和含蓄的心态，可以说是丧失了德行。这是我深深担忧自己不能克制的地方，实在惭愧，实在惭愧。
道心与人心，口头用是与不是来区分。一个念头发动，如果是不对的，就是人心。道心极难体认，扩充、戒慎、恐惧的功夫，稍有间断，就会被遮蔽禁锢而消亡，留存下来的就很少了，所以说“惟微”。人心一动，就是在凶险的道路上行走了，丧失德行、毁灭自身、亡国败家都由此产生，所以说“惟危”。所谓“卿士身上有一种恶习，家必定败亡；国君身上有一种恶习，国必定灭亡”。“在内沉迷女色，在外沉迷田猎，贪酒好乐，建造高大的房屋和雕饰的墙壁，只要有其中一项，没有不灭亡的”。那么人心的危险，真是令人畏惧啊！
《易经》说：“面临危险却能喜悦，身处困境却不失亨通，这大概只有君子才能做到吧！”我长期处于困顿之中，也时常以此来自我安慰。只是罪恶深重，对世道造成的损害很大，上愧对天，下愧对人，胸怀滞碍，抑郁不安的时候常常很多。
心静就能知晓细微的征兆，内心扰乱，就会安于危险，利于灾祸，灾祸的征兆明显显现出来都不能察觉，何况是细微的征兆呢！征兆，是事物发动的细微之处，而吉凶的先兆就蕴含其中。所谓的先兆，也不过是观察我的念头发动是对还是不对罢了。念头发动是对的，吉祥就由此萌生；念头发动是不对的，凶险就由此萌生，所以求学者以慎独为贵。
我禀赋粗俗鄙陋，动不动就违背常理。夜间静坐，思考自身的过错罪恶，真的无法忍受，真的难以自容，可以说是虚度此生了。年纪超过五十，血气逐渐衰退，老境将至，才开始知道自己有过错，已经太晚了。怎能不感叹呢！幸好残存的性命还未泯灭，想要自我克制勉励，只求最终免于作恶罢了。写下这些来自我警示。
颜回、孟子两位大贤，虽然气象不同，但学问却从未有过差异。颜回的学问，在于非礼不看、不听、不言、不动，不违背仁德，不迁怒于人，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孟子集义养气，扩充四种善端，找回放失的本心，存养本心以侍奉上天，这也是颜回克己复礼的学问。
天下万变，真与妄两个字可以概括。偏颇遮蔽就是妄，本体就是真，学问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除偏颇遮蔽的妄，保全本体的真。保全了，道就本于性，性就纯于天，确立做人的道理才无愧了。天地从古至今，只有这一个大的道理，那么从古至今的圣贤，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学问。
看见狱中有时有惊扰，呼唤左右询问什么事。过一会儿思考，这是心动了。身处此地，必须把生死置之度外，刀锯临头，从容接受，舍生取义以实现志向就可以了。这正是为学用功的地方。于是想到刘元城酣睡是何等胸怀，可以说是刚毅的大丈夫了。
今天早起，朗诵“君子之所以不同于别人”这一章，就觉得胸怀开阔舒畅，心胸宽广身体安适，有《西铭》中与万物同体的气象。这颗心容易变得昏沉懒惰，必须常用圣贤的格言来辅助滋养，就会每天都有进步。
士人处世，必须振作拔俗，特立独行，把持得坚定，才能有所作为。明白了义理，一定要径直去做，不被利害所吓阻，不被流俗所迷惑就可以了。像子思辞去鼎肉，孟子拒绝齐王的召见，刚毅的气象，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真是可以作为独立不惧的榜样。如果说“事情暂且委曲求全，我心里自有分别”，那就是自欺欺人。起初或许因为小善而放过，暂且不做，小恶而放过，暂且去做，日积月累，堕落进世俗的坑中，必定导致刚强变为柔弱，方正变为圆滑，大善或许也不做，大恶或许也做了，因循苟且，可贱可耻，最终以恶收场而不知道。这是因为辨别不早，持守不坚固的缘故。写下这些来自我警戒。
泾野吕先生经过某府，太守陪坐。太守的儿子在楼上读书，声音传到楼下。太守命令停止，说：“应当小声诵读，恐怕损伤身体。”不久又催促左右按时送饭，说：“不要让他饿着。”又告诫说：“应当扶着点他，恐怕跌倒。”先生对太守说：“您爱儿子，可以说到了极点，希望推广这颗心去爱百姓就可以了。”经过顺德府，太守在门外设宴饯行，饯行的地方靠近府里的养济院。先生拿出一桌酒菜，让两个官吏送到院里，对太守说：“用您的美味佳肴与无依无靠的人共享，希望您体会我的心意，去恩惠体恤鳏寡孤独的人。”纳溪周子述把这些告诉我，我叹息了很久。古人以离群索居为深切的警戒，子夏问什么是仁，孔子告诉他侍奉大夫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者。假使有志于道的君子常常能与先生亲近，看到他的德行容貌，听到高深的言论来自我警戒反省，就不必担心德行不修养而政治不善了。唉！仁人君子的言论，利益真是广博啊！
智者自以为不足，愚者自以为有余。自以为不足，就用虚心接受别人，进善就没有穷尽了。自以为有余，一定没有孜孜不倦求进的心，因为一点小善就自满，其他善行就没有进入的缝隙，最终也必定灭亡罢了。写下这些。
以自励焉。
平生所为，得失相半，求欲寡过而不可得。幽囚既久，静中颇觉省悟，始有向学之心。然残损余息，血气暂减，策励不前，虚生人世，与草木同腐矣。可媿哉！
译用来勉励自己。
平生所作所为，得失各占一半，想要减少过错却做不到。被囚禁既已长久，在静默中颇有些省悟，才开始有了向学之心。然而残存的微弱气息，血气暂时衰退，自我鞭策却无法前进，白白虚度人生，与草木一同腐朽了。真是可愧啊！
早起散步圜阶，日升东隅，晴空万里，鸢鸟交飞，不觉襟怀开洒，万虑皆空。因思曾晳沂水气象，亦是如此。癸卯岁季冬十三日书。
古人律己甚严，其责人甚恕。今人律己甚恕，其责人甚严，孜孜为己。不求人知，方始是学。
夫子答颜渊为仁之功，在非礼勿视、听、言、动。居高位，有高位的视、听、言、动；居下位，有下位的视、听、言、动；处患难，有患难的视、听、言、动；临死时，有临死的视、听、言、动，道无不在。
予与刘、周二公倚圜墙北向坐，一人解於北墙下，相去甚近。二公讶之曰：“何不少避？”予曰：“此郑瞽人旋於宋朝之意，盖谓我无所闻也。”
因置一砖奠食碗，置之未安之处，此心不已，必欲既安然后已。将一个身心不会置之安稳之地，如个无艄工之舟，漂荡於风波之上，东风来则西去，西风来则东去，是何道理？则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砖之敬慎也。
六月初八日夜，初寝，梦一男子长身少鬚，鬚间白，呼爵相拜曰：“予王阳明也。”数谈论，未尝自言其所学。语未毕，忽警寤。予瞿然曰：“是何先圣先贤来此以教我乎？或慷慨杀身於此地，如刘忠愍之类者，相与邂逅於梦寐乎？明早当焚香拜谢之。”俄而屋脊坠一小砖块於卧傍木板上，声震屋中，守者惊起。初九日早晨记。
初九日，夜梦一庙中伏羲像，所服甚古，杂以洪荒草服。一人讲《易》十三卦制器尚象之义於庙，问之，乃程先生也。听者儒士二人。予入狱中四十一月，梦关义勇武安王与予遇者三，亦有无言时，亦有数相语时。
连日天雨，狱中木板皆湿，予体弱少食，因思小儿在外，父子五年不得相见，衣食不能相顾。时张道全、伍天俦二生皆在外候予，与小儿同处，数日消息未闻，为之戚戚。又思素患难，行乎患难，事至於此，皆天命也，当安受之。陈少阳、欧阳彻二公，未尝传贽为臣，以言语自任而杀其身，况予论思之职，敢不尽臣子一日之心乎？尽此心以求自慊，则或死或生，岂可逆料。予居此四年，逻者候予，有言日必录，予颇闻之。每见未尝一言相答，有以予不言回报者，必笞之。有以其言作予言以回报者，又以不似笞之。於是逻者穷矣，多以情相告，求予言以免其笞。且曰：“事关於忠义者，愿得数语。”予应之曰：“吾奏章数千言，字字是忠义，句句是忠义，乃以为非所当言而深罪之。今若以忠义腾口舌於尔辈之前，是吾羞也。”一逻者求予有言，情甚切至，予应之曰：“语出於无心者，公记去则予心无愧。若出於有心，是故为巧语，转移天听，以苟免罪难也，予实羞为。况一有此心，是即机变之智巧，举平生而尽弃之，天必诛绝，使即死於此。”其人惨然曰：“公之心如此，予再不敢求公言矣。”
又一逻者告予曰：“今日好言语上之矣。”问之，乃《太甲篇》“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又继之曰“我乃自作孽者，故罪至於此”。予应之曰：“吾为言官，天下事皆所当言，往时一疏，上为朝廷，下为苍生，宗庙社稷万万年深长之虑，岂自作孽者？”其人默然。
晴川刘公陞工部，将之任，冢宰罗整菴翁家居，刘公辞行，整菴赠之以诗。既刘公下狱，为予诵之。予与绪山钱子，皆依韵和之。后人传其诗於整菴处。近一士夫来京，整菴公语相告曰：“向日得诗，和答以具，但欠推敲，未可寄去。”予曰：“此非欠推敲也，元老大臣，家食十年，未尝以书简通权贵，乃以一诗交罪人可乎？”此老可以为法。甲辰年六月十二日记。
癸卯年二月，内马主政拯以事下狱。马十九岁发解广东，二十举进士，任工部主政，器度识见，人未易及。告予曰：“闻近士夫言，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秦皇、汉武两君而已。”予应之曰：“否。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尧、舜、文王而已。尧在位百年，万邦时雍，治极当乱之时，而子丹朱又不肖，尧乃寻一个舜，将天下分付与他，愈至於治。
译清晨早起在圆形台阶上散步，太阳从东方升起，万里晴空，老鹰在空中交错飞翔，不觉胸怀开阔舒畅，万千思虑都化为空无。由此想到曾皙在沂水边沐浴吹风的气象，也是这样的境界。癸卯年冬季十二月十三日书写。
古人约束自己非常严格，而责备别人非常宽厚。今人约束自己非常宽厚，而责备别人非常严格，勤勉地为自己谋利。不追求别人知道自己的德行，才算是真正的学问。
孔子回答颜渊关于仁的功夫，在于不符合礼的不看、不听、不言、不动。身居高位，有高位应有的看、听、言、动；身处低位，有低位应有的看、听、言、动；遭遇患难，有患难中应有的看、听、言、动；面临死亡，有临终时应有的看、听、言、动，道无处不在。
我和刘、周二位先生靠着圆形墙壁向北坐着，一个人在北墙下解开衣带小便，离得非常近。二位先生惊讶地说：“为什么不稍微避开一点？”我说：“这是郑国盲人弦高在宋朝（地名）旋转行礼的意思，大概是指我什么也没听见。”
于是放一块砖头垫着食碗，把它放在不太安稳的地方，心里不安，一定要等到安稳了才罢休。如果把身心放在一个不能安稳的地方，就像没有船工的船，在风波上漂荡，东风吹来就向西去，西风吹来就向东去，这是什么道理？那么安置这身心，还不如安置这块砖头那样恭敬谨慎。
六月初八日夜，刚躺下睡觉，梦见一个身材高大、胡须稀疏且胡须间有白色的男子，称呼爵位并拜见说：“我是王阳明。”谈论了几次，不曾自夸他的学问。话没说完，忽然惊醒。我惊惧地说：“是先圣先贤来此教导我吗？还是像刘忠愍那样慷慨赴死的人，在梦中与我相遇呢？明天早上应当焚香拜谢。”不久，屋脊上掉下一小块砖头在卧榻旁的木板上，声音震动了屋子，看守的人惊醒了。初九日早晨记录。
初九日，夜里梦见一座庙里的伏羲像，所穿的衣服非常古老，夹杂着洪荒时代的草服。一个人在庙里讲解《易经》十三卦制器尚象的意义，问他是谁，原来是程先生。听讲的有两位儒士。我在狱中四十一日，梦见关义勇武安王与我相遇三次，有时无言，有时多次交谈。
连日下雨，狱中的木板都湿了，我身体虚弱吃得少，因而想到小儿在外面，父子五年不得相见，衣食不能互相照顾。当时张道全、伍天俦两位书生都在外面等候我，与小儿同处，几天没有消息，为此忧愁。又想到平时遭遇患难，就在患难中行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都是天命，应当安然接受。陈少阳、欧阳彻两位先生，不曾拜师为臣，以言语自任而牺牲生命，何况我担任论思的职务，敢不尽臣子一日的心吗？尽此心以求自我满足，那么或死或生，岂能预先预料。我住在这里四年，巡逻的人监视我，有说每天必须记录，我稍微听到一些。每次见面不曾一句话回答，有以我不说话回报的，必定鞭打他。有把我的话当作我的回答回报的，又以不像鞭打他。于是巡逻的人穷尽了，大多以实情相告，求我说话以免受鞭打。并且说：“事关忠义的事情，希望能得到几句话。”我回答说：“我的奏章数千言，字字是忠义，句句是忠义的，却认为是不该说的而深加罪责。现在如果以忠义在你们面前逞口舌之快，这是我的耻辱。”一个巡逻的人求我有话，情态非常恳切，我回答说：“出于无心的话，你记下来我就无愧于心。如果出于有心，是故意说巧语，转移天子的视听，以苟且免罪难，我实在以此为耻。况且一旦有了这个心，就是机变之智巧，举平生而尽弃之，上天必定诛绝，使我死在这里。”那人惨然地说：“您的心如此，我再不敢求您说话了。”
又一个巡逻的人告诉我：“今天好的言语已经上报了。”问他，原来是《太甲篇》“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又接着说“我是自作孽的人，所以罪责到了这个地步”。我回答说：“我作为言官，天下事都应当说，往日的一疏，上为朝廷，下为百姓，宗庙社稷万万年深长的考虑，难道是自作孽的人吗？”那人沉默不语。
晴川刘公升任工部，将要去上任，冢宰罗整菴先生在家闲居，刘公辞行，整菴赠诗给他。后来刘公下狱，为我诵读这首诗。我和绪山钱子，都依韵和诗。后人把诗传到整菴那里。最近一个士大夫来京城，整菴先生告诉我说：“以前得到诗，和答以具，但欠推敲，不可寄去。”我说：“这不是欠推敲，元老大臣，在家闲居十年，不曾以书信通权贵，难道以一首诗结交罪人吗？”这位老人可以作为法则。甲辰年六月十二日记录。
癸卯年二月，内马主政马拯因事下狱。马拯十九岁发解广东，二十岁举进士，任工部主政，器度见识，别人不容易达到。告诉我：“听说近来士大夫说，自古人主有本事的，只有秦始皇、汉武帝两位君主而已。”我回答说：“不对。自古人主有本事的，只有尧、舜、文王而已。尧在位一百年，万邦和谐，治理达到极盛之时，而儿子丹朱又不肖，尧于是寻找一个舜，将天下托付给他，更加达到治理。”
舜在位五十年，四方风动，亦治极当乱之时，其子商均亦不肖，舜乃寻一个禹，将天下分付与他，亦愈至於治。文王深仁厚泽，延周家之基业至八百年。尧、舜、文王以天自处，气运兴衰，不在於天而在我，所谓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其本事何大哉！秦皇剪除六国，焚弃《诗》、《书》，扫灭先王之迹，而惟任一己之私，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汉武承文、景之富庶，若委任贤俊，取法先王，则礼乐可兴，乃以多欲乱政，穷兵黩武，至於海内虚耗，几致颠覆，非有昭、宣继之，则汉之天下，未可知也。若二君之所为，适足以覆宗绝祀而已，乌在其所谓有本事哉！且使人主不法尧、舜、文王，而法秦皇、汉武，是启其杀伐之心，而欲以乱天下也，其所言谬妄亦甚矣。”马出狱数月，以病卒，予甚悼之。
译舜在位五十年，四方风气随之而动，这也是治理达到极致而恰逢乱世之时，他的儿子商均也不贤能，舜于是寻找到禹，将天下托付给他，反而更加达到大治。周文王仁德深厚、恩泽广博，将周朝的基业延续到八百年。尧、舜、文王以天道自处，气运的兴衰，不在于天而在于我，这就是所说的通晓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厌倦，神奇地教化他们，使百姓适宜于这种教化，他们的根本本事难道不大吗！秦始皇剪除六国，焚烧抛弃《诗经》《尚书》，扫除先王的遗迹，而只凭一己的私欲，一个人发难，宗庙就毁坏了，自身死在别人手里，被天下人嘲笑。汉武帝承接文帝、景帝时期的富庶，如果委任贤能俊杰，效法先王，那么礼乐就可以兴盛，却因欲望繁多扰乱朝政，穷兵黩武，以至于全国空虚耗竭，几乎导致国家颠覆，如果不是有汉昭帝、汉宣帝继承他，那么汉朝的天下，就难以预料了。像这两位君主的行为，只足以使宗庙倾覆、祭祀断绝罢了，哪里有什么根本本事呢！况且如果让君主不效法尧、舜、文王，却效法秦始皇、汉武帝，这是开启他们的杀戮之心，而想要用混乱来治理天下，他们所说的话荒谬虚妄也太严重了。”马从狱中出来几个月后，因病去世，我非常哀悼他。
闲步圜中，井上日色惨淡，光景寂寥，下视井水，湛然清彻，因思“井渫不食，为我心恻”，为之戚然。
嘉靖乙巳年九月初五日，朝发浚县，晚宿林清店。店主丑恶，买麵食用醋，其人吝。从者曰：“此不过费铜钱一文。”其人应之曰：“虽与十文，吾亦不卖。”又欲买小米，次早作粥，其人亦固拒之。予闻，笑呼从者，止之曰：“再勿与语。”此数家之隙地，或有贤者无招客屋，而有屋者又非贤，因思昔人言尧、舜以天下让，而世上之匹夫争半钱之利，人品相去何啻九牛毛。《易》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此市井之常度，其识见止此，无足怪也。
大人以治安之时为危乱，小人以危乱之时为治安。皆此人也，有大人之向慕，有小人之向慕，有大人之识度，有小人之识度，有大人之作用，有小人之作用。此天地生物之不齐，教化之施固有要，而以宇宙间事为己责者，不可不慎也。乙巳年九月五日灯下书。
论文
文章以理为主，以气为辅。所论纯是一段义理，是以理为主；辞气充盛浑厚，不觉软弱，是以气为辅。须胸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见乱其心，又广读圣贤格言以充养之，如此则举笔造语，皆是胸中流出，其吐辞立论，愈出愈新而无穷也，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其腾汇泄蓄，流转浑厚，波澜汪洋，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光燄发扬照耀，昭灼如日月中天，深谷穷崖之幽，花石草木之微，青者自青，白者自白，仰之以生辉，触之而成色也。
徵君王秦关先生之士
王之士字欲立，号秦关，陕之蓝田人。嘉靖戊午举於乡，既而屏弃帖括，潜心理学，作《养心图》、《定气说》，书之座右，闭关不出者九年。蒿床粝食，尚友千古。以为蓝田风俗之美，由於吕氏，今其乡约具在，乃为十二会，赴会者百余人，洒扫应对，冠婚丧祭，一一润泽其条件，行之惟谨，美俗复兴。又谓天下之学术不一，非亲证之，不能得其大同，於是赴都门讲会，与诸老先生相问难。上阙里谒先师庙墓，低回久之。南行入江右，见章本清、邓潜谷、杨止菴。浮浙水而下，至吴兴问许敬菴。学者闻先生至，亦多从之。万历庚寅卒於家，年六十三。祭酒赵用贤疏荐，诏授国子博士。除目下而先生不及见矣。
卷十 姚江学案
前言
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宪云：“薛敬轩、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也。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然“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像。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儅，以为良知，则先生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先知后行，而必欲自为一说耶？《天泉问答》：“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体无善无恶是性，由是而发之为有善有恶之意，由是而有分别其善恶之知，由是而有为善去恶之格物。”层层自内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机，则良知已落后着，非不虑之本然，故邓定宇以为权论也。其实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无恶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恶，亦是有善念有恶念耳，两句只完得动静二字。他日语薛侃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即此两句也。所谓知善知恶者，非意动於善恶，从而分别之为知，知亦只是诚意中之好恶，好必於善，恶必於恶，孰是孰非而不容已者，虚灵不昧之性体也。为善去恶
译闲暇时在庭院中漫步，井上的日光暗淡，景象寂静寥落，低头看井水，清澈见底，因而想到“井水已淘洗却无人饮用，使我心中悲伤”，为此感到忧伤。
嘉靖乙巳年九月初五日，早晨从浚县出发，晚上住在林清店。店主相貌丑陋，买面食用醋，那人吝啬。随从说：“这不过花费一文铜钱。”那人回答说：“即使给十文钱，我也不卖。”又想买小米，第二天早上煮粥，那人也坚决拒绝。我听后，笑着叫住随从，制止他说：“不要再和他说话了。”这几家的空地，或许有贤者没有招客的屋子，而有屋子的人又不是贤者，因而想到古人说尧、舜把天下让给别人，而世间的普通人争夺半文钱的利益，人品相差何止九牛一毛。《易经》说：“初六，像儿童一样观看，是小人的道路。”这是市井常人的度量，他们的见识只到此为止，不值得奇怪。
君子把太平安定的时候视为危险混乱，小人把危险混乱的时候视为太平安定。都是这些人，有君子的向往，有小人的向往，有君子的见识气度，有小人的见识气度，有君子的作为，有小人的作为。这是天地化生万物参差不齐，教化的施行固然有要领，而把宇宙间的事情当作自己责任的人，不可不谨慎啊。乙巳年九月五日灯下书写。
论文
文章以义理为主，以气势为辅。所论述的纯粹是一段义理，所以以义理为主；言辞气势充沛浑厚，不觉软弱，所以以气势为辅。必须胸怀正直宏大，不以偏颇邪小之见扰乱内心，又广泛阅读圣贤格言来充实涵养，这样则提笔造语，都是胸中流出，其吐辞立论，越出新意而无穷尽，如同取之左右逢其源。其奔腾汇聚、宣泄积蓄，流转浑厚，波澜汪洋，如同决堤的江河，充沛而无人能阻挡。其光芒发扬照耀，明亮如日月中天，深谷穷崖的幽暗，花石草木的细微，青的自青，白的自白，仰望它而生光辉，接触它而成颜色。
征君王秦关先生之士
王之士字欲立，号秦关，陕西蓝田人。嘉靖戊午年在乡试中举，随后摒弃科举应试文章，潜心研究理学，作《养心图》、《定气说》。
卷十 姚江学案
前言
明朝的学术，从前习惯于先儒的成说，未曾反身体会，推究至深隐之处，所谓“这也是述说朱熹，那也是述说朱熹”罢了。高忠宪说：“薛敬轩、吕泾野的《语录》中，都没有什么透彻的领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自从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成，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了成圣的道路。所以没有姚江，则古来的学脉就断绝了。然而“致良知”这一句话，发自晚年，来不及与学者深入探究其旨意，后来门下各自以意见掺杂，说玄说妙，几乎如同射覆游戏，不再是立言的本意。先生的格物，是说“将我心中的良知天理推行到事事物物上，那么事事物物都得到其理。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是行。笃行的，是行这几项不止息”。先生推行到事物上，致字就是行字，以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明白的错误，而后来的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那么先生为何不仍然遵循穷理格物的训诫，先知后行，而一定要自创一说呢？《天泉问答》：“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是格物。”现在的解释者说：“心体无善无恶是性，由此而发的是有善有恶的意，由此而有分别其善恶的知，由此而有为善去恶的格物。”层层由内而外，一切皆是粗浅的机巧，那么良知已落后一步，不是不虑的本然，所以邓定宇认为是权宜之说。其实无善无恶，是无善念恶念罢了，不是说性无善无恶。下句意的有善有恶，也是有善念有恶念罢了，两句只完成了动静二字。后来对薛侃说：“无善无恶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是气之动。”就是这两句。所谓知善知恶，不是意动于善恶，从而分别之为知，知也只是诚意中的好恶，好必于善，恶必于恶，孰是孰非而不容已的，是虚灵不昧的性体。为善去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