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廿二史札记》 清代赵翼 序（一） 瓯北先生早年就进入馆阁，出入承明门，学问博大而贯通，通晓古今，当时人都认为他将来可以成为辅弼大臣。后来他出任粤地边远地区的长官，分掌黔南司法，随军前往瘴疠流行的地方，在苗犭▯聚居的区域施行教化；面对盘根错节的事务，仍能运用自如。中年以后，他遵循陔养的礼制辞官归养，以疾病为由辞去荣禄，悠闲地游览山水，以著书自娱。他所撰写的《瓯北诗集》《陔余丛考》早已在士林流传，在都市中甚至造成纸张涨价。今年春天我到吴门拜访他，他又拿出新近刻印的三十六卷《廿二史札记》给我看。我读后私下赞叹它记诵广博，义例精密，议论平和，见识宏大深远，确实是儒者兼具体用的学问，既可以坐而论道，也可以起而实行。于是读到他的自序，看到他自称资质迟钝，不能研究经学，只因各代史事显明而义理浅近，便拿来作为每日功课；这种过分谦逊、自我贬抑竟到了如此地步。然而，经与史难道是两种学问吗？从前孔子赞助并修订六经，其中《尚书》《春秋》实际上就是史学的开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藏文献，编成《七略》，其中《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在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在儒家，当初根本没有经史之分。后来兰台、东观的著述者越来越多，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分类，经与史才开始分开，但从未听说过轻视史书而尊崇经书。自从王安石凭借狂妄诡异的学说迎合君主、窃取权位，自己编造《三经新义》，驱使天下人诵读学习，甚至诋毁《春秋》是残缺破烂的朝廷报纸。章惇、蔡京掌权后，继承荆公、舒王的说法，把《资治通鉴》斥为元祐学术，十七史也全都被束之高阁了。从此以后，道学诸儒讲求心性之学，而其门下弟子泛滥无所归依，于是有人呵斥读史是玩物丧志，也有人说读史会使人心胸粗疏。这些话本来只是有所指而发，但空疏浅薄的人却拿来作为借口，于是讲经的人越来越多，治史的人越来越少。他们说：经书精纯，史书粗疏；经书纯正，史书驳杂。我认为，经书用来阐明人伦，若只是空谈玄虚精妙的理论，表面像精深，实际上并不精深。经书用来施行于现实，若只是迂阔苛刻而深奥的议论，表面像正道，实际上并不正。司马迁尊孔子为世家，说：典籍极其丰富，必须用六艺来考察、验证其真实性。班固在《古今人表》中尊崇孔子、孟子而贬抑老子、庄子，都在圣学方面有卓越功绩，所以他们的文章与六经一同流传，也毫不惭愧。至于元、明两代讲经的人，不是抄袭贩卖旧说，就是任凭己意妄自创作；即使侥幸列入甲部，也不过是供后人拿来糊墙罢了，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呢？先生纵论上下数千年，洞察国家安危、政治治乱的关键，像烛照和计数一样清楚；立论能斟酌时势，不因袭前人，也不故意标新立异；对于各史，他认真辨析曲直，不掩饰其中的错误，也乐于称道其中的长处。与郑渔仲、胡明仲专门靠辱骂来炫耀于世相比，他的心地和见识远远胜过他们。先生又说，稗官野史和琐碎传闻有时与正史相互矛盾，是因为正史史官舍弃而没有采录；现在有人反而依据这些材料来驳正史，恐怕会被有见识的人讥笑。这是评论古史的卓越见解，自颜师古以后，再没有人能看得这样深了。我一生的爱好与先生相同，又比先生小两岁，只是因衰老多病，已经长期停止著述；如今读先生的书，也许希望能够感动得泪流满面，从而疾病霍然痊愈吧！嘉庆五年，岁次庾申，六月十日，嘉定钱大昕作序 序（二） 经书讲的是治理的道理，史书讲的是治理的事实。三代以前重视明白道理，所以经学确立；三代以后详尽记述事实，所以史学兴起。时代积累得越久，事情就越多，对于天下形势的变化、古今成败得失，大概有许多无法逐一列举的地方。站在今天追溯古人，隔着数千年的漫长时代，世人全都拘泥于眼前的短近；沿着历史的流变走得越远，前后差别就越大，不只是封建、井田这样的制度已经遥远得无法恢复而已。过去三代忠、质、文三种政治风气的变化，彼此交替救弊，也彼此承袭；往往这一代所趋向的事，前代已经开启了端绪；这一代所创立的事，后代又沿着它继续发展。世人只是纷纷扰扰地被成败兴亡的表象迷惑，面对反复变易而惶惑不安，最终不能弄清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后世读史的人排列比较事类，商议评定人伦事物，不过是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加以取舍、褒贬，大概都没有脱离经生的见解。阳湖赵瓯北先生具有经世济民的才干，具备冠绝古今的见识；他从太史任上出任地方长官，升任观察使，刚到中年便请求回家奉养父母，悠游林下将近三十年，没有一天不把著书当作自己的事情，编成《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当先生撰写此书时，我常常有机会听到他的论述；直到现在书稿才汇编完成，我私下有幸参与校编工作，反复读完了全书。唉！自从士大夫沉溺于科举功名，局限于文书事务，拘束于法规条令，遇到国家有重大措施、百姓生活有重大建设时，茫然不知道这些事情沿革的由来、利弊的原因，以及维持和补救的方法。即使能够辨明黄初年号的伪误，搜集兰台遗失的简册，凭这些来称为博雅、备知掌故，也就够了，哪里足以担当经世济民的大业呢？假如先生能够在翰林院任职，直上青云，作为经筵讲官来辅导君主，他一定能援引古事证明今事，指明事理的贯通联系；否则，即使历任外台，建牙旗、持符节，斟酌当时的适宜措施，折中古今得失，他对世道的补益也不会少，可惜这些才能只能寄托在此书中流传。过去赵中令自称凭一部《论语》就能治理天下；赵中令哪里真能做到如此？但读了这部书而有所领会，确实可以知道他所得到的是史学中宏大而重要的道理，将它推行于天下也没有什么困难。世人常说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难道不是很有道理吗？于是承蒙先生嘱托，作序并谨慎地叙述这些。

译嘉庆五年五月，宝山后学李保泰敬书 小引 闲居无事，便翻书度日。但我的资质粗浅迟钝，不能研究经学。只有历代史书，事情明白而义理浅近，便于浏览，因此拿来作为每日的功课，有所心得就写在另外的纸上，日积月累便多了起来。只是家中藏书很少，不能广泛征引、博采资料来帮助参照校订。偶尔遇到稗官野史、琐碎传闻与正史相互矛盾，也不敢马上夸耀这是发现了罕见异说。因为一代修史时，这类记载无不被搜集到史局中；史官舍弃而不采用的，一定有难以验证、不能取信之处。如今有人反而依据这些隐伏逃逸的材料来驳正史的错误，免不了被有识之士讥笑。因此本书多依据正史的纪、传、表、志，互相参照考校；其中有抵牾之处，自己一看到就摘录出来，等待博雅君子加以订正。至于古今风俗风气的递相变化、政事的屡次更改，以及其中有关治乱兴衰原因的地方，也随着所见附带记录下来。想到自己中年归田，适逢天下太平，能够悠游林下，以文史为日常生活来度过晚年，这已经是读书人的多重幸运了。有人把这部书比作顾亭林的《日知录》，说人虽然没有出仕，但所说的话有可以实行的地方；那么我哪里敢当呢？阳湖赵翼谨识。乾隆六十年三月 卷一 司马迁撰写史书的年数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我遭受了腐刑，却忍辱苟活下来，是怕死后我的文章不能在后世显扬。”议论者于是认为，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后才发愤撰写《史记》，却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他在《自序》中说：父亲司马谈临终时，嘱咐司马迁论述编写历代史事。父亲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便纂集石室、金匮中的书籍。担任太史令五年，正值太初元年，改定正朔，恰好是孔子《春秋》之后五百年的时期，于是开始整理编次这些文字。正值草创编纂之时，却遭遇李陵之祸，惋惜著述没有完成，因此受刑而无怨。所以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时就已经开始编纂史事，五年后是太初元年，那么他最初担任太史令时就是元封二年。从元封二年到天汉二年遭遇李陵之祸，已经过了十年。《报任安书》中又说：“任安身负不可预测的罪过，将要逼近季冬；恐怕突然发生不测，我就会死去，那么我的心意终究无法表达，所以略为陈述这些。”任安所承担的不可预测之罪，是因为戾太子以巫蛊之事杀死江充，任安发兵帮助太子作战时，接受了太子的节，却没有发兵。汉武帝听说后，认为他怀有二心，所以诏令将他弃市。这封信正是在任安因罪获刑、将要被处死的时候写的，所以是征和二年间的事情。从天汉二年到征和二年，又经过了八年。总计司马迁撰写《史记》，前后共十八年。何况任安死后，司马迁还没有去世，必定还做过删订、修改的工作，大概这部书从开始到完成总共用了二十多年。他《自序》的末尾说：“从黄帝以来，到太初为止。”这是指所叙述的历代事情止于太初，并不是说撰写史书的年月到太初就结束了。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共用了十七年，欧阳修、宋子京修撰《新唐书》也用了十七年，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共用了十九年；司马迁撰史所用的岁月还超过他们。把班固撰史的年数合起来一同考察，就可以知道编订史事不能随便提笔。元末修撰《宋史》《辽史》《金史》，不过用了三年；明初修撰《元史》，两次设立史局，不过用了一年，难怪草率荒谬，成为史家中最差的作品。班固撰写史书的年数 《汉书》中武帝以前的本纪、列传、表，大多采用《史记》的文字；班固所撰写的不过是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的事迹，而且前面已有司马迁创立体例，按理说完成它应当很容易。然而考察它的始末，竟经过四个人的手，历时三四十年，才完成一部完整的书，这才知道它审慎订正得多么严密。据《后汉书·班固传》，班固的父亲班彪接续司马迁的史书，记述太初以后，继续采集遗闻，旁通各种异说，撰成《后传》数十篇，可见班彪已经有了自己的著述。班固认为父亲的书还不详尽，想完成父亲的事业，恰逢有人告发他私自改写国史；汉明帝读了他的书，认为写得很好，便让班固最终完成它。班固于是从高祖写起，到孝平帝、王莽被诛为止，记述十二世、二百三十年的历史，撰成纪、表、志、传共一百篇。从永平年间开始接受诏命，积累二十多年，到建初年间才完成；因此班固完成这部书已经用了二十多年。共有八表以及《天文志》尚未完成，班固就去世了，汉和帝又诏令他的妹妹班昭到东观藏书阁继续完成。班固没有完成的部分，又由妹妹替他完成了最后的工作。《汉书》刚流传时，很多地方还不能通晓，马融曾伏在阁下，向班昭接受讲读。后来汉和帝又下诏让马融的兄长马续接替班昭完成《汉书》，所以班昭之外又有马续参与。全书一百篇，其中从司马迁史书中得到的已经占了一半；另一半又经过四个人的手才完成。后来张衡又分条上奏，指出《汉书》与典籍不相符合的十多件事；卢植、马日▯、杨彪、蔡邕、韩说等人在东观校订书籍，又补续《汉记》，可见这部书仍有尚待补缀完善的地方，更加可以证明著书是很困难的。各史书体例、篇目名称的异同 古代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情；记录言语的成为《尚书》，记录事情的成为《春秋》。后来沿袭形成编年和记事两种体裁。记事体一篇记录一件事，不能贯通记述一代的全部历史；编年体又不能集中表现一个人的一生，也各自有它的弊端。司马迁参酌古今，说明写作原则，创立了完整的通史体例。《本纪》用来叙述帝王，《世家》用来记载诸侯国，《十表》用来联结时代大事，《八书》用来详述制度，《列传》用来记述人物；这样一代君臣的政事、贤能与否、得失成败，就总汇在一部书中。从此这种体例一经确定，历代修史者便不能超出它的范围，确实是史学体例的最高准则。魏禧为《十国春秋》作序，说司马迁只长于文章，班固则长于体例，以此判定《史记》《汉书》的优劣。他不知道，没有依据而独自创立新体例的人难以取得功效，有所依据而力求精密的人较容易见功；这两者本来不能相提并论。至于篇目一类的事情，本来不必拘泥于固定不变；有的前代已有而后代没有，有的前代没有而后代有，自然可以随时代增删、更换。现在把二十二史篇目名称的异同列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