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清谈之习

译清谈兴起于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祖述《老子》《庄子》，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为根本；所谓“无”，是创生万物、成就事务而无所不在的东西。（《王衍传》）当时阮籍也一向享有盛名，口头谈论虚浮玄理，不遵守礼法。（《裴頠传》）阮籍曾作《大人先生传》，说世上的礼法君子就像虱子寄居在破絮之中。（《阮籍传》）后来王衍、乐广仰慕阮籍，都把心思置于世俗事务之外，名声在当时很大；天下谈论风流人物的，都把王衍、乐广列为首位。（《乐广传》）后来的士人没有不争相追求浮夸虚诞的，于是形成了风气。（《王衍传》）求学的人把《老子》《庄子》作为宗旨，排斥六经；清谈的人以空泛放荡作为辩才，轻视名声和操守；修身的人以放纵污浊为通达，把守节守信看作狭隘；求取仕进的人以苟且求得为贵，鄙视端正居守；做官的人以徒有声望、不务实际为高明，反而讥笑勤勉谨慎。（《愍帝纪论》）当时并不是没有人斥责这种错误，例如刘颂屡次谈论治国之道，傅咸总是纠正邪正，世人反而说他们是庸俗的官吏。裴頠又著《崇有论》来纠正这种风气。（《頠传》）江惇也著《通道崇检论》来矫正它。（《惇传》）卞粹斥责王澄、谢鲲，说他们违背礼制、损害教化，西晋朝廷的倾覆，确实就是由此造成的。（《粹传》）范宁也说，王弼、何晏二人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深。（《宁传》）应詹说，元康以来，轻视经学而崇尚道家，永嘉年间的弊病就是由此造成的。（《詹传》）熊远、陈κ各自都有奏疏论述此事，无不大声疾呼，想挽回衰败的风俗；但风尚已经形成，如江河日益下行，最终没有能够改变。（以下事例散见于各传。）裴遐善于谈论玄理，声音辞采清越流畅，清冷悦耳如琴瑟。他曾与郭象谈论，满座的人都心悦诚服。（《遐传》）卫玠擅长玄言，每说出一句话，听到的人无不赞叹，认为已经深入精微。王澄享有盛名，每次听到卫玠的话，总是叹息甚至佩服得不能自持。卫玠渡江后，与谢鲲相见，欣然谈论了一整天。王敦对谢鲲说：“从前王辅嗣在中朝发出金声，这个人又在江南发出玉振之声，没想到永嘉末年还能再次听到正始时期的声音。”（《玠传》）王衍是当时清谈的宗主，自以为《易》的义理大体已经谈尽，但也有尚未明了之处，常说不知道此生能否遇到通晓这些道理的人；等到遇见阮修谈论《易》，便赞叹佩服。（《修传》）王戎问阮瞻：“圣人重视名教，《老子》《庄子》阐明自然之道，它们的旨意相同还是不同？”阮瞻说：“恐怕是相同的。”王戎立即征召他入幕，当时人称他为‘三语掾’。（《瞻传》）郭象精通《老子》《庄子》，当时人认为他仅次于王弼。（《庾敳传》）桓温曾问刘惔：“会稽王还会再升迁吗？”刘惔说：“已经升到极点了，但仍只是第三流人物。”桓温说：“第一流的是谁？”刘惔说：“当然还是我们这一类人。”（《惔传》）张凭第一次拜访刘惔时，刘惔让他坐在下座。恰好王濛来了，清谈时有一处说不通，张凭立即为他判释，刘惔惊讶佩服。（《凭传》）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风气的大概情形。当时也不是没有好学的人，但所学的东西正是用来充作谈论的材料。向秀喜好《老子》《庄子》的学问，曾经为它们作注解，读者读后能够超然领悟。郭象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儒家、墨家的学说因此受到鄙视，道家的风气于是更加盛行。（《秀传》）潘京与乐广谈论，乐广深深赞叹他，说：“你的天赋超过常人，如果再加以学习，一定会成为一代清谈宗师。”潘京于是勤奋学习，毫不懈怠。（《京传》）王僧虔在告诫儿子的书信中说：“你还不知道王辅嗣讲了些什么、何平叔说了些什么，就已经大肆挥动麈尾，自称清谈之士，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僧虔传》）这说明当时父兄、师友所讲求的，专门推究《老子》《庄子》，把它们作为言谈辩论的助益；五经之中只崇尚《易》的义理，其他经书全都搁置不问。直到梁武帝开始崇尚经学，儒术才因此逐渐振兴；然而清谈义理的习惯已经形成，所谓经学，也都被用作清谈辩论的材料。梁武帝召岑之敬登上讲座，命朱异拿着《孝经》，高声诵读《士孝》一章，武帝亲自与他问难；岑之敬纵横剖析，应答如声响回声。（《之敬传》）简文帝还是太子时，出席士林馆，提出《孝经》的题目，张讥与他往复议论，简文帝非常赞赏。后来周弘正在国子监提出《周易》的题目，张讥与他辩论，周弘正对人说：“我每次登座，看见张讥在席，就使人感到凛然。”（《讥传》）简文帝让戚衮讲说朝聘礼仪，徐ゼ与他往复辩论，戚衮神采自若。（《衮传》）简文帝曾亲自登座讲经，张正见参加讲席，请求为疑难义理作裁决。（《正见传》）伏曼容的住宅在瓦官寺东面，每次登座讲经，学生常有几十人或上百人。（《曼容传》）袁宪与岑文豪一同等候周弘正。周弘正将要登上讲座时，恰好袁宪到了，便让袁宪先阐明义理。当时谢岐、何妥也都在座，轮流提出论题，袁宪辩论自如。到溉说：“袁君确实后继有人了。”（《宪传》）严植之精通经学，学馆设在潮沟，讲说有分段、有次序；每次登座讲学，五馆的学生全都来到，听众有一千多人。（《植之传》）鲍▯在太学时生病，请纪少瑜代替讲学；纪少瑜善于谈吐，辩论敏捷如流水。（《少瑜传》）崔炅恩从北魏归附梁朝，担任博士；他性情朴拙，没有文采，但等到分析经义时却十分精微，旧日的儒者都很敬重他。（《炅恩传》）沈峻精通《周官》，开讲时，群儒刘▯、沈熊等人都在席下排列，面向北方拜师受业。（《峻传》）可见，当时即使从事经义研究，也都是口耳相传的学问，开堂登座，凭才智辩才争胜，与晋人的清谈没有不同，只是所谈论的内容不同罢了。何况梁代所谈论的，也不专门是五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梁武帝曾在重云殿亲自讲《老子》，徐勉推举顾越讲论义理，顾越声音洪亮如钟，众人都赞叹称美。（《越传》）简文帝在东宫时，设宴招待玄学和儒学之士。（《戚衮传》）邵陵王萧纶讲《大品经》，又让马枢讲《维摩经》《老子》，同一天提出论题，道士和俗人听讲的有二千人。王纶对众人说：“马学士讲论义理，一定会使你们屈服，不要只是空设主客之名。”于是各自提出辩论的开端，马枢应变无穷，辩论的人都心悦诚服。（《枢传》）由此可见，梁代除了五经之外，仍不废弃《老子》《庄子》，又增加了佛教义理；晋人的虚浮习气仍然没有改变，甚至更加严重。风气一旦形成，积重难返，直到隋朝平定陈朝以后，才开始把它扫除。大概关中、陕地民风质朴厚重，本来没有这种风气；自魏、周以来，起初也没有受到浸染；陈人迁到长安的，又已经衰败不振，所以这种风气没有经过禁止便自行消灭了。考察汉代，本来就有讲论经学的惯例。汉宣帝甘露三年，下诏让诸生讲论五经的异同，萧望之等人平议奏报其意见，皇帝亲自到场裁决。又有施仇在石渠阁讲论五经。汉章帝建初四年，也下诏让博士、议郎、郎官以及诸生、诸儒会集白虎观，讲论五经的异同；命五官中郎将魏应奉诏提问，侍中淳于恭奏报，皇帝亲自称制临决，编成《白虎奏议》，今天的《白虎通》就是它。可是，这些事情只是因为经义纷繁，各家师说彼此有异同，所以汇集众说加以折中，并不是为了借此争胜。到了梁代登座讲经，却只是炫耀博学、争斗辩才罢了。○清谈时使用麈尾 六朝人清谈时，一定使用麈尾。《晋书》说，王衍善于谈玄，每次握着白玉柄的麈尾，和手的颜色相同。（《衍传》）孙盛与殷浩清谈时挥动麈尾，麈尾上的毛全都落进饭中。（《盛传》）《宋书》说，王僧虔告诫儿子，说他喜欢握麈尾，自称清谈之士。（《僧虔传》）《齐书》说，戴容讲述《三宗论》，智林道人说：“贫道握麈尾三十年，这一道理没有人能够解释，今天才算遇到了。”（《▯传》）《梁书》说，卢广开讲时，谢举多次驳难他；卢广惭愧而心服，把自己手里拿的麈尾赠给谢举，以表示对他的敬重。（《举传》）张孝秀谈论义理时，曾亲手拿着棕榈皮制的麈尾。（《孝秀传》）《陈书》说，陈后主宴请宫廷属官，新制成一柄玉柄麈尾，说：“如今能够拿这柄麈尾的人，只有张讥。”于是把它赐给张讥。后来陈后主到钟山开善寺，让张讥阐明义理；当时麈尾还没有送到，便命人取松枝代替。（《讥传》）这些都是清谈时使用麈尾的故事。也有不一定清谈却同样使用麈尾的：王浚把麈尾送给石勒，石勒假装不敢拿，便把它悬挂在墙上向它行拜礼。（《勒载记》）何充拜访王导，王导用麈尾指着座席说：“这里就是你的座位。”（《充传》）王濛病重，在灯下看着麈尾叹息；他死后，刘惔把犀角柄的麈尾放进他的棺材里。（《濛传》）大概麈尾起初只是用来清谈玄理，后来人们相互沿袭成为习俗，最终成了名流所用的雅器，即使不清谈，也常常拿在手中。○驺虞幡 晋代制度中最重视驺虞幡。每逢危急时刻，有时用它传达诏旨，有时用它制止军队；看见它的人总是[疑字]伏地，不敢行动，这也是一朝的法令。《晋书》记载：楚王玮率兵诛杀汝南王亮和宰相杨骏，彻夜喧斗。天亮后，张华上奏惠帝，让殿中将军拿着驺虞幡向众人挥示，说：“楚王玮是假传诏令。”众人都放下武器逃走，玮于是被擒。（《玮传》）淮南王充拥兵诛杀赵王伦，从辰时一直斗到申时仍未停，陈淮派人持驺虞幡来解斗，允的军队散去后被杀。（《允传》）司马伦篡位后，王舆率兵杀死他的党羽孙秀，让司马伦亲自写手诏迎接惠帝复位。传诏者拿驺虞幡命令将士解散军队，文武百官也都散逃。（《伦传》）长沙王[疑字]发兵攻打齐王[疑字]，[疑字]派董艾率兵抵御，又暗中派人盗取驺虞幡，呼喊说：“长沙王假传诏令。”[疑字]又声称齐王谋反，交战失败后被擒。（《[疑字]传》）东晋南渡以后，桓玄叛乱时，会稽王道子派司马柔之持驺虞幡向荆州、江州宣布命令。（《柔之传》）王敦进犯京城时，甘卓在襄阳起兵，准备从后方袭击王敦。王敦害怕了，请求朝廷派驺虞幡去制止甘卓。（《卓传》）桓温率军向东进发时，殷浩想用驺虞幡制止他的军队。（《温传》）这些都是驺虞幡的旧例。其他朝代还没有见到使用它的事例。○建业有三座城 六朝时期，建业一带有三座城。中间的是台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宫殿和台省都在那里。它的西面是石头城，曾经驻兵守卫京师。王敦进犯京城时，周札守卫石头城，却开门接纳王敦，王敦于是占据石头城，打败了朝廷军队。后来苏峻叛乱，劫持成帝迁到石头城；苏峻失败后，成帝才得以出来。卢循的水军将要到来时，朝臣想分兵把守各处渡口，刘裕认为分兵会使力量削弱，不如集中军队驻守石头城，这样众人的力量不会分散，于是亲自镇守石头城，果然击败了贼军。宋朝末年，袁粲占据石头城，想诛杀萧道成，反被萧道成杀死。当时有谚语说：“可怜的石头城，宁愿为袁粲而死，也不愿让褚渊活着。”梁朝末年，王僧辨镇守石头城，陈霸先派侯安都前往袭击。石头城并不很高，士兵把侯安都托举着投入女墙之内，众人跟着进入，于是擒获王僧辨。后来徐嗣徽引北齐军队进入石头城，前来逼近台城，侯安都从台城率甲士冲出东西两座掖门将其击败。贼军退回石头城，于是不敢再逼近台城，就是这个缘故。台城的东面有东府，凡是兼任录尚书事和扬州刺史的宰相都居住在那里，实际驻有甲士数千人。晋代会稽王道子居住在那里，刘裕执掌政权时也住在那里。

译刘裕出征时，就称东府为“留府”，曾经派刘穆之监管府中事务。刘裕讨伐刘毅回来时，公卿都在新亭等候他，可是刘裕已经暗中回到东府了。宋朝末年，后废帝被杀时，萧道成移镇东府。《顺帝纪》记载：萧道成出镇东府，辅政后进爵为齐王，卞彬戏称他说：“殿下如今把青溪当作鸿沟，溪东是齐，溪西是宋。”于是吟诗说：“谁说宋国遥远，我[疑字]远望它。”陈朝安成王顼辅政时，入居尚书省，刘师知等人忌惮他，便假传诏令命他回到东府。这些都可以看出，当时台城、东府二城都是要地。宋朝后废帝性情狂暴，阮佃夫想等他出游时关闭台城，分派人守卫东府、石城来抵抗他，后来皇帝没有出游，这件事才停止。齐朝豫章王嶷守东府，竟陵王子良镇守石头城，但他们都在京城中修建私宅，游宴而忘记返回。范云因此说，重要的地方不应空虚荒废，嶷才回到东府，子良也回到石头城。正是因为这两座城拱卫京师，处在最重要、最险要的位置。当时还有冶城。徐嗣徽等人引北齐军队占据石头城时，市区在南路，离台城稍远，恐怕会被贼军乘隙袭击，于是派徐度镇守冶城寺，修筑营垒来截断道路。这座城又在台城的南面。○南朝多让寒人掌管机要 自魏正始、晋永熙以来，都是大臣掌握国政。晋元帝忌惮王氏势力强盛，想让政令都出自自己，便任用刁协、刘隗等作自己的亲信，于是招致了王敦之祸。此后不是君主年幼，就是君主软弱，全部听命于掌权的大臣，八九十年间已经形成惯例。（晋人韦华对姚兴说：“晋朝君主虽然有面南而王的尊位，却没有统治驾驭的实际权力；宰辅执掌政权，权力在臣下手中，终于形成了习俗。”）到了宋、齐、梁、陈，各朝君主无论贤明还是昏庸，都把威权和恩宠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肯把权力借给大臣。而当时高门大族的门第已经形成，尚书令、尚书仆射、三司等官可以安稳地循资升迁，不屑于竭尽才智心力来求取恩宠；而且当时崇尚清谈风流，很少关心实际事务，君主于是不能借助他们办成事情，因此不得不任用寒人。寒人出身低微，求取荣宠的愿望迫切，效力也勤勉，便于驱使，君主不知不觉便依赖他们作为心腹。《南史》说，宋孝武帝不任用大臣，但腹心和耳目又不能没有寄托，于是戴法兴、巢尚之等人都受到隆重而亲密的委任。齐武帝也说：“学士们只会读书罢了，不足以治理国家；治理国家有一个刘系宗就够了。”这就是当时朝廷局势相沿的情形：地位尊贵、声望显重的人，所承担的职任反而越来越轻，而机密要务多任用这类人。然而，他们身处清要之地，掌握着代表天子的法令，口中传达诏命，因此即使出身寒微，权力也自然很重；权力一重，势力和利益就全都归到他们那里。像戴法兴那样，威势遍行内外，江夏王义恭虽然任录尚书事，却长期对他畏惧服从，仍然不能同他抗衡。阮佃夫、王道隆等人的权势可以与君主相比；为他们驾车的人授官虎贲中郎将，牵马的人授官员外郎。茹法亮掌权时，太尉王俭曾说：“我虽然有尊贵的官位，但寄托在手中的权力哪里比得上茹公。”朱异的权势震动朝廷内外，他回到私人宅第饮酒时，担心天色已晚台门关闭，便命令自己的卤簿仪仗从家中一直排列到城门，守门人于是再也不敢关闭城门。这可以看出他们威势熏灼的程度。茹法亮在中书省时，曾对人说：“何必去求外任的俸禄？仅凭这道门内的收入，一年就可以办到百万。”阮佃夫的宅舍园池胜过诸王的府第，拥有数十名女妓，姿色容貌冠绝当时。他出行遇到名流，便邀请他们一同回去；一时之间，珍贵的食物无不齐备，各种火食全都刚刚做熟，多达数十种，即使晋代的王恺、石崇也比不上。这可以看出贿赂财物的丰盈。大概是因为出身寒微卑贱，器量容易满足，不懂得大体；即使一时得到他们的力量和作用，他们也会招揽权势、收受贿赂，不再顾惜名声和操守。其中也有像戴法兴这样的人，遇到废帝无道时，颇能加以禁制；但坚持正道的人少，乘势作奸的人多。唐寓之叛乱，有人说是由虞玩之开始、由吕文度促成的，这已经可以看出他们蠹害国家、残害百姓的大概情形。甚至阮佃夫杀害君主后，还拥立明帝。周石珍在侯景围攻台城时，动不动就同侯景结交，最终成为侯景辅佐其成事的人。到了陈朝末年，施文庆、沈客卿掌握政权，只顾为自己取得身家荣华，不顾国家大计；隋军已经逼近长江，他们还说：“这是平常的事，边境大臣足以抵挡他们。”不再改变防备部署，终于导致亡国。小人却使用君子的器度和权力，其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大臣不能体察国家，使君主把政权委任给下级官僚；君主不信任大臣，反而把群小当作心腹，这些都是江左的流弊。（按：公孙瓒常说，士大夫都自认为职位本来就应当带来富贵，不感谢别人的恩惠，所以他所宠信的全是商贩和庸人，这种看法也与此相同。） ○相墓 古人只有观察气象、望气的办法。例如秦始皇时，望气者说东南方有天子气，于是秦始皇南巡来压制它；又说金陵有王气，于是凿开淮水来泄散它。光武帝尚未显贵时，望气者苏伯阿经过南阳，望见舂陵郭，说：“气象真好啊，郁郁葱葱的。”孙皓时，临平湖突然开裂，孙皓拿这件事询问陈训，陈训说：“我只会望气，不知道湖泊为什么开合。”陈敏叛乱时，有人说：“陈家没有主气，不久就会灭亡。”这些说明，自古以来专门凭望气来占卜吉凶，从来没有相墓的法术。相墓之术相传始于郭璞；然而《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袁安寻找墓地安葬父亲，有三个书生指着一处地方说，葬在那里，当代就会成为上公。袁安听从了他们，所以几代都显赫兴盛。《晋书·羊祜传》记载，有相墓者说羊祜祖墓有帝王之气，羊祜于是把墓凿开。相墓者说：“仍然应当出现一位折臂的三公。”后来羊祜坠马折臂，果然官至三公。这样看来，相墓之术又在郭璞之前就已经存在。况且郭璞本传记载他占卜灵验的事情很多，说有一位郭公精通卜筮，郭璞跟随他学习，郭公传给他《青囊书》九卷，于是他通晓五行、天文和卜筮之术，也从未提到相墓。

译郭璞所著的书中，记载其灵验事迹的叫《洞林》，抄录京房、费直等各家最重要内容的叫《新林》，另有《卜韵》一篇；他还注释《尔雅》《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词》《子虚》《上林赋》，以及所作诗、赋、诔、颂，共有数十万字，也没有所谓《葬经》。只有传记中说，郭璞把母亲葬在暨阳，墓地离水百步，有人认为这距离水太近，郭璞说：“这里很快就会变成陆地。”后来果然沙土上涨，延伸了数十里。又有一次，郭璞为人选择墓地，晋明帝微服前去观看，问墓主人为什么要葬在龙角，墓主人说：“郭璞说，这里葬的是龙的耳朵，应当能使天子到来。”明帝说：“是要出天子吗？”墓主人说：“不是要出天子，而是能够使天子亲自到来。”郭璞正因为相墓而享有盛名，后世便都把他看作葬术的始祖；而葬术的流行，实际上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兴盛的。陶侃将要安葬父亲时，家中忽然丢失了一头牛，有位老人对他说：“前面的山冈上看见有一头牛，睡在山谷的污水中；如果把它葬在那里，就会官位达到人臣之极。”老人又指着另一座山说：“那里也仅次于前一处，应当能出一位二千石。” 陶侃不久找到了那头牛，于是把父亲葬在那里；又把老人所指的另一座山让周访用来安葬父亲。后来陶侃果然成为三公，周访成为刺史。（《晋书·周光传》）宋武帝的父亲葬在丹徒侯山，有个叫孔恭的人擅长相墓，说那里不是寻常之地，后来宋武帝果然成为天子。齐高帝的旧墓在武进彭山，山冈连绵相接，百里不断，山上常有五色云气。宋明帝厌恶这种现象，派相墓者高炅文前去察看。高炅文先前曾在齐高帝手下任职，便虚假地说：“不过是方伯罢了。”私下却对齐高帝说：“尊贵得无法言说。”齐高帝后来果然登上帝位。（《南史》宋、齐二纪）齐高帝的母亲刘氏与丈夫合葬时，墓工刚把锸插下去，就有一只白兔跳出；坟墓修成后，白兔又停留在坟上。（《刘后传》）荀伯玉家的墓，有相墓者说那里应当使他突然显贵，但不会长久；荀伯玉后来果然官至散骑常侍，因犯罪被杀。（《伯玉传》）柳世隆通晓术数，在倪塘修建墓地，曾和宾客前往游览，十次中有五次常坐在同一个地方；他死后，果然就葬在那里。（《世隆传》）富阳人唐寓之的祖父、父亲都以绘制墓地形势图为业。（《沈文季传》）梁武帝的丁贵嫔去世后，昭明太子寻找到了一个好的墓地，却被俞三副把自己的墓地上奏给皇帝，梁武帝买下那块地安葬丁贵嫔。有个道士说这块地不利于长子，昭明太子便教人用蜡鹅等物来压制它。后来事情败露，昭明太子因此惭愧恐惧而死。（《昭明太子传》）杜嶷安葬祖父，梁元帝忌恨他，命墓工故意把墓修坏；过了一年，杜嶷就死了。（《嶷传》）吴明彻安葬父亲时，有个姓伊的人擅长相墓，对他的哥哥说：“下葬那天，一定会有骑白马追逐鹿的人从这里经过；这是最小的儿子大贵的征兆。”吴明彻后来果然大贵。（《明彻传》）这些事情都见于各篇列传，可以看出六朝时期这种术法已经盛行。像《昭明传》说不利于长子，《明彻传》说最小的儿子大贵，那么术士所说的长房、小房之说，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兴起的。○唐人避讳的方法 唐人修撰各部史书时，避祖先名讳有三种方法：例如“虎”字、“渊”字，如果前人的名字中有人与它相同，就有字的称其字；如《晋书》中公孙渊称为公孙文懿，刘渊称为刘元海，褚渊称为褚彦回，石虎称为石季龙，都是这种情况。否则就干脆删去触犯名讳的字；如《梁书》中的萧渊明、萧渊藻，只称萧明、萧藻，《陈书》中韩擒虎只称韩擒，都是这种情况。否则就按照文义改换字词，凡遇到“虎”字都称为猛兽，李叔虎改称李叔彪，殷渊源改称殷深源，陶渊明改称陶泉明，魏广阳王渊改称广阳王深，都是这种情况。后来避“世”字而改为“代”，避“民”字而改为“人”，避“治”字而改为“理”等，也都采用根据意义改换字词的方法。●卷九 ○《宋书》多采用徐爰的旧稿 沈约在齐永明五年奉诏撰写《宋书》，第二年二月就宣布完成，共有本纪、志、列传一百卷。自古以来修史如此迅速的，从未有过。现在考察他的《自序》并仔细推究，可以知道沈约的书大多是取用徐爰的旧稿再加以增删的。宋朝著作郎何承天已经撰写《宋书》，本纪、列传只写到武帝功臣；各种志中只有《天文》《律历》，除此之外全都交给山谦之。山谦之去世后，诏令苏宝生续写，于是写到元嘉年间的诸位大臣。苏宝生被杀后，又把这件事交给徐爰。徐爰根据苏宝生、何承天两部旧稿，编成一部史书，起于义熙初年，止于大明末年；其中《臧质》《鲁爽》《王僧达》三篇列传，都是孝武帝亲自撰写的，只是永光以后到宋亡十多年间，记载全部缺失。现在《宋书》中永光以后的本纪、列传，大概是沈约等人补写的。（按：《王智深传》中，沈约大量记载宋明帝的鄙陋亵渎之事，孝武帝对他说：“我过去曾经历过侍奉明帝的事情，你应当考虑避讳恶事的道理。”于是删去了很多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宋明帝以后本纪、列传都是沈约撰写的。）徐爰的旧稿中还收录了晋末诸臣、桓玄等叛贼，以及刘毅等与宋武帝一同起兵的人，全部列入《宋书》。沈约认为，桓玄、谯纵、卢循身为晋朝的贼臣，与后代无关；吴隐、郗僧、谢混的义举只属于前朝，不应列入宋朝；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的志向在于匡扶晋朝，也不能称作宋臣，因此一概删去。沈约所删的只有这几篇列传，其余内容全都是徐爰旧稿，所以能够如此容易地成书。（《徐爰传》记载：徐爰虽然因袭前人的著作，却专门编成一部自成体系的史书，把义熙作为王业的开始，把记载序述出力者作为功臣的标准。于是朝廷内外广泛议论，有人认为应以义熙元年为断限，有人认为应以元兴三年为断限。诏令说：“项籍、圣公分别编入两部《汉书》，前史已有成例。《桓玄传》应当列入宋朝典籍，其余依照徐爰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徐爰旧稿的体例。）我以前疑惑，沈约修《宋书》时，凡是宋、齐改朝换代之际应当为齐朝避讳，而晋、宋改朝换代之际不必为宋朝避讳；但书中为宋朝避讳反而比为齐朝避讳更严重，后来才知道，为宋朝避讳的是徐爰旧稿，为齐朝避讳的才是沈约补写编纂的部分。人们只知道《宋书》是沈约所作，却不知道其中大半是徐爰所作；读《宋书》的人应当由此推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