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公十郡王

译把本来的姓赐给别人，汉初就有这种做法。《北史·李宏传》所说的，项伯没有跟随项羽，汉高祖便赐他姓刘；秦贞的父亲能够为国死难，魏武帝便赐他姓曹，就是这种情况。此后很少有人实行这种做法，只有西魏宇文泰执政时，因为北魏初年统治全国的三十六国、九十九大姓已经有许多灭绝，于是便把各位功劳高的将领作为三十六国的后代，其次作为九十九姓的后代；广泛赐姓从此开始。例如杨忠赐姓普六茹氏，赵贵赐姓乙弗氏，寇和赐姓若引氏，耿豪赐姓和嵇氏，辛威赐姓普屯氏，樊深赐姓万纽于氏，周摇赐姓车非氏，李楷赐姓独孤氏，郭衍赐姓叱罗氏，侯植魏赐姓侯伏氏，又赐姓贺屯氏，都是这样。（静帝时下诏，各人恢复本姓。）其中有些人被倚为心腹，便赐给他们皇族的姓，例如薛端、薛善以及叱罗协都赐姓宇文氏。周武帝因此命令李宏修撰《皇室谱》，分为《帝系》《疏属》和《赐姓》三篇。隋朝沿袭了这一制度，例如杨义臣本姓尉迟，隋文帝因为他的父亲战死，便赐他姓杨，将他编入皇族宗籍。唐朝初年也采用这种制度，例如罗艺、高开道、杜伏威、胡大恩都赐姓李氏。唐朝末年赐姓更多，如李克用、李茂贞、李顺节等人都附入皇族，有的是借助他们的力量，有的是害怕他们的威逼，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金朝末年也有很多赐姓的人。当时财力已经耗尽，爵位赏赐又泛滥，不能靠它们维系人心，所以设置了这种做法来劝勉功劳。不过后来实行的制度也不相同：有赐予本国大姓的，如东永昌赐姓温都氏（旧作温敦），包世显、包长寿、包疙疸赐姓乌库哩氏（旧作乌古论），多隆乌（旧名睹令狐）赐姓哈萨喇氏（旧作禾速嘉），何定赐姓必喇氏（旧作必兰），马福德、马柏寿赐姓瓜尔嘉氏（旧作夹谷），杨沃衍赐姓乌凌阿氏（旧作乌林答），资禄赐姓女奚烈氏，李辛赐姓温撒氏。对于功劳很多或力量强大、可以依靠来作为援助的人，则干脆赐给皇族的姓，如郭仲元、郭阿怜、李霆、梁佐、李咬住、国用安、张甫都赐姓完彦氏。他们被编入皇族宗籍时又有等级差别：能够以一千人击败三千敌人的，赐姓及于缌麻以上亲属；能够击败二千人的，赐姓及于大功以上亲属；能够击败千人的，赐姓只及于本人一家。○通惠河并不是郭守敬开凿的 京师到通州闸河，原本是元代郭守敬开凿的。《守敬传》说，大都运粮河没有采用一亩泉的旧水源，而是另引北山白浮泉的水，向西转而向南流，经瓮山泊，从西水门进入城内，环绕汇入积水潭，又向东转而向南流，从南水门流出，与旧运粮河合流。每十里设置一座水闸，到通州共设置七座闸，并设置斗门，互相提水、拦水，以便船只通行和蓄止水流。元世祖命令迅速施工，丞相以下官员都亲自拿着畚箕和铁锹参加劳动。工程完成后，皇帝从上都回来，经过积水潭，看见船只遮蔽水面，非常高兴，赐名为通惠河。这是元代创建的，直到今天仍然是有利于运输的水道。然而，这条河并不是郭守敬最早开凿的。《金史·韩玉传》说，泰和年间，韩玉建议开通州潞水漕渠，用船运粮到都城。工程完成后，韩玉升了两级官。因此，这条河实际上是从韩玉开始开凿的。《守敬传》所说的“不用一亩泉”，大概是因为韩玉所开之河本来以一亩泉为水源，而郭守敬改用白浮泉。郭守敬修建水闸时，常常发现旧日砖石的遗址，应当就是韩玉留下的遗迹。大概燕都自金宣宗迁都汴京以后，到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才重新作为都城，其间荒废了四五十年，旧日河道早已湮没。郭守敬找到它的遗址后重新开凿疏浚，于是独自取得了这条河的名声。○海陵荒淫 海陵王荒淫无耻，最为丑恶污秽。他身为帝王，美貌女子没有什么得不到的，却偏偏专在宗族亲戚中肆意淫乱，甚至杀死她们的父亲或丈夫，把她们纳入宫中，这是千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金史》记载的，除一位皇后、三位妃子外，有姓名可考的其他宠幸女子已经二十多人。凡是被杀的宗室成员，海陵王都把他们的妻女纳入宫中：曹王宗敏的妻子阿兰（旧名阿懒），是海陵王的叔母；宗磐之子阿固岱（旧名阿虎迭）的妻子阿里库（旧名阿里虎），是海陵王的从嫂；她的女儿重节，则是海陵王的从侄女；宗本之子萨尔拉（旧名莎鲁刺）的妻子、宗固之子呼喇勒（旧名胡里刺）的妻子、和色哩（旧名胡失来）的妻子、秉德弟弟嘉里（旧名纟▯里）的妻子，都是海陵王的从嫂；寿宁县主实库（旧名什古）是宗望的女儿，静乐县主布拉（旧名蒲剌）和锡纳（旧名习▯）是宗弼的女儿，实古尔（旧名师姑儿）是宗隽的女儿，都是海陵王的从姊妹；混同郡君苏▯▯和卓（旧名莎里古真）及其妹妹伊都（旧名余都），是宗本的女儿，都是海陵王的再从姊妹；鼐喇古（旧名奈剌忽）是皇太后的表兄张定安的妻子，富尔和卓（旧名蒲鲁古只）是丽妃的妹妹，海陵王都与她们私通。他把纳入宫中的女子封为妃嫔；留在宫外的，则分别隶属于各位妃子的宫位，供其出入。鼐喇古出入元妃的宫位，富尔和卓出入丽妃的宫位，苏▯▯和卓、伊都出入贵妃的宫位，实库、重节出入昭妃的宫位，布拉、实古尔出入淑妃的宫位。锡纳的丈夫素赫（旧名稍喝）、苏将和卓的丈夫苏色（旧名撒速）都是近侍，每逢轮到他们值宿，海陵王就对他们说：“你们的妻子还年轻，遇到你们值宿时，不能让她们留在家里住宿。”每次召她们入宫，海陵王亲自到廊下等候，站久了便坐到侍婢高实古（旧名高师姑）的膝上。高实古说：“天子为什么要这样辛苦？”海陵王说：“我本来以为做天子很容易，像这样的欢会却很难得。”苏▯▯和卓在宫外放荡淫乱，海陵王责备他说：“你喜欢享乐，有像我这样富足高大的人可以相比吗？”但也没有治他的罪。此外，沈璋的妻子是太子光英的保母，以及耶律彻的妻子侯氏，都是以入宫侍奉皇后的名义而被海陵王奸污的。

译节度使乌达（旧名乌古带）的妻子定格（旧名定哥）与海陵王私通，海陵王即位后，就让定格杀死丈夫，把她纳入宫中。秘书监文之的妻子实格（旧名石哥），是海陵王让文之休掉后纳入宫中的。萧拱的妻子色特尔（旧名择特懒）的妹妹叫密▯▯（旧名弥勒），海陵王让萧拱到汴京迎接她。她入宫后，海陵王发现她不是处女，便以怀疑为由杀死萧拱，又把萧拱的妻子嫁给文之；后来又借密▯▯的名义召萧拱的妻子入宫并奸污她。也有先受宠而后被杀的：阿里库入宫后，海陵王又与她的女儿重节私通。阿里库责备重节，于是海陵王把阿里库勒死。又有萧唐古特（旧名堂古带）的妻子扎巴（旧名察八），入宫后被封为昭媛。当时唐古特担任护卫，札巴让侍女送给海陵王杂佩，海陵王便亲手杀死札巴，把尸体示众于宫中。每当临幸妇人时，就让教坊奏乐，撤去帷帐，有时让妃嫔列坐在旁，任意奸淫，以此作为笑乐。临幸处女而没有成功时，就让元妃用手在她身上左右揉弄。女使辟拉（旧名辟懒）怀孕后，海陵王想临幸她，便用麝香水揉她的腹部，使胎儿坠落。甚至徒单皇太后的侍婢高福娘，也被海陵王奸淫，并被派去窥探太后的动静。高福娘添油加醋地编造言语，终于酿成弑逆之祸。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后妃传》之后。海陵王的罪恶本来不值得称道，但记载其中重大的事情也就够了；这些宫闱中的丑事也琐碎地一一写出，难道不是在编写污秽的史书吗？考察《金史·本纪》，世宗曾说：“海陵王让亲近的内侍掌管记录，所以当时的实际行为没有载入实录，应当访求材料加以记载。”又据《贾益谦传》，当时能够揭露海陵王隐秘罪恶的近臣，往往会得到升迁，所以史官编修实录时，不免有所附会。这样看来，《金史》记载的内容，都是世宗时期编订的。○海陵兼有齐文宣帝、隋炀帝的罪恶 海陵王在位时，大概兼有齐文宣帝、隋炀帝的罪恶，而且更加严重。《北齐书》称文宣帝狂暴，曾奸污他的嫂子文襄后；凡是高氏家族的妇女，无论亲疏，都与他淫乱，有时还把她们赏赐给左右近臣。彭城王的母亲尔朱氏，是神武帝的庶妻，文宣帝想奸污她，她不从，文宣帝便亲手杀了她。皇后李氏的妹妹嫁给元昂，文宣帝多次临幸她，想纳她为昭仪，便用响箭射死元昂。这固然已经灭绝伦理，但与海陵王相比，哪里只是十倍的差距。隋炀帝杀父杀兄弟，海陵王则弑杀君主和母亲，杀死伯父、叔父、兄弟以及数百名宗室，隋炀帝的残酷还比不上他。可是凭借海陵王刚强严厉、善于权谋的资质，他的智慧足以掩饰过错，威势足以驾驭臣下；当时国势正强，如果他只守住祖先留下的基业，即使淫乱放纵、败坏伦理，也或许还不至于覆亡。正如北齐显祖记忆力强、决断有威，群臣不敢作恶，所谓君主昏庸在上，而政治在下仍然清明。可是他又大举攻打宋朝，耗尽本国力量去争夺别人的国家，这与隋炀帝征讨高丽完全相同，所以才会土崩瓦解，自取灭亡。《隋书》记载隋炀帝征讨高丽时，征发天下军队，全都在涿郡会集；又征发江淮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命河南、淮南、江南制造戎车五万辆，运送到高阳装载衣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万两〕 又征发江淮的民夫和船只，把黎阳仓、洛口仓的粮米运到涿郡。陆路往来的夫役也常有几十万人，昼夜不断，死亡者尸体相互枕藉，臭气污秽充满道路。东莱海口制造船只，官吏督促劳役，日夜站在水中，腰部以下全都生蛆，死者十人中有三四人。农耕错过时令，百姓无法生活，于是天下大乱，隋炀帝也在扬州被害。海陵王攻打宋朝时，则把各路招讨司以及明安、穆昆的军队全部征发，年龄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即使父母年老、家中男丁少，也不许留下侍奉。所需制造的军器，全都摊派给百姓；箭羽一尺就要花到一千钱，村落之间常常杀死活牛来供应筋和皮革，甚至鸟、乌鸦、狗、猪也没有不受到牵累的。登记征用百姓的马匹，东边的交给西路军，西边的交给东路军，马匹死在道路上的接连不断。军队所到之处没有供应草料和粮食，有关官员提出请求，海陵王说：“民间储蓄还很多，如今庄稼满田，可以直接在牧田中放牧。”共征调马五十六万匹，七品官准许留下马一匹，七品以上按等级增加；富裕百姓有的被征调五六十匹，仍然命令他们饲养以待征用。由此盗贼纷纷起兵，大的占据城邑，小的据守山泽，有的仅带十几名骑兵、打着旗帜行走，官军也不敢接近。海陵王又厌恶听到盗贼的消息，凡是报告的人就治罪。将士从军中逃回的人，在道路上接连不断。东海的张旺、徐元等人在南方反叛，契丹人伊喇斡罕（旧名移剌窝斡）等人在北方反叛；曷苏馆明安福寿、东京穆昆金住等人，起初在大名得到铠甲，键顿部落逃归，有人公开在路上说：“我们要到东京去，拥立新天子了！”海陵王亲自率领三十二总管的军队，兵到瓜州，被部下杀死，这与隋炀帝遇害也完全相同。自古以来大规模用兵和劳役，没有不使百姓怨声沸腾、最终丧国亡身的。海陵王已经耗尽天下的力量，先修筑燕京，接着营建汴京，工程刚刚完成，又发动这样大规模的军队；以如此无道的君主，做出这样极其残暴的事情，哪里会有不自行加速灭亡的呢？《金史》把这些事情一一记载下来，正是为了给千百年后的世人以警戒。考察石虎，他曾在炅昌津修建河桥，采集石头来建造，不论石头大小，一经放入水中就随水流走，耗费五百多万人力仍未建成。又征发雍州、洛州、秦州、并州十六万人，修筑长安未央宫。他生性喜欢打猎，但身体肥重，不能跨马鞍，于是制造猎车一千辆，车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车上设置一丈七尺高的望台，又造格兽车四十辆，在车上建造三级的行楼。从炅昌津向南到荥阳，向东直到阳都，命御史监察其中的禽兽；有违反禁令的人按大辟罪论处。御史因此作威作福，遇到有美女或好牛马而求取不得的，便诬陷其违反禁令，因而有一百多个家族被处死。又征发各州二十六万人，修建洛阳宫。征发百姓的牛两万头，调配到朔州。增设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女官十二等。诸侯王分九等，征发百姓中年龄二十岁以下、十三岁以上的女子三万人充任；郡县官员借此抢夺百姓妇女九千多人。他的儿子石宣又私自下令采选女子，也达到一万人，因而被勒死的有三千多人。又征发附近郡县的男女十六万人、车辆十万辆，运土修筑华林苑和邺城北面的长墙。命令儿子石宣外出打猎，树立天子的旌旗，率领士卒十八万人，从金明门出发。

译石虎登上凌霄观远望，笑着说：“我们父子这样强盛，除非天塌地陷，否则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石宣打猎巡视完各处后，又命石韬出去打猎，也像这样行事。后来石宣杀死石韬，石虎又杀死石宣，残酷到了极点。他的儿子石世、石冲、石遵、石鉴等，也都不得善终。冉闵乘乱诛杀各地羯人，于是赵人全部进入城内，羯人全部出城。冉闵下令：赵人每杀一个羯人，文官升三级，武官全部授任牙门将；一天之内，斩首数万人。羯人无论贵贱、男女、老少全都被杀，共有二十多万人，也有因为鼻子高、胡须多而被误杀的。石虎有十三个儿子，其中五人被冉闵杀死，八人都彼此残杀。（见《晋书》载记。）这又是隋炀帝、金海陵以前最无道的统治者。○金朝中叶以后宰相不参与军务 金朝初年创业时，宗室兄弟、子侄出外就统领军队，入朝就议论国事，担任宰相的人大多兼任元帅。当时枢密院虽然掌管军权，但军队的节制仍归尚书省。（见《白华传》。）例如宗翰任固伦贝勒（旧作国论勃极烈），兼任都元帅，又拜太保、尚书令，统领三省事务。汴京最初设置行台时，宗弼统领行台尚书省和都元帅府；诏令规定，各州郡的军务由帅府决定，百姓的诉讼和钱粮由尚书省处理，宗弼兼管这些事务。后来宗弼入朝担任太师，仍旧统领三省事务和都元帅府。由此可见，军务都由宰相参与决策。到了明昌以后，军务才只由枢密院掌管，而尚书省起初完全不得参与。大概当时蒙古兴起，北方边境动荡，唯恐军情泄露传播，所以只命枢密院专门掌管，后来遂成为枢密院的专职，宰相都不得参与。贞祐四年，陈规上疏说：“宰相大臣关系到国家社稷的生存。近来诏令把军务专门委托给枢密院，而尚书省坐视利害，笼统地不加过问，认为责任不在自己。希望关于战争和防守的大计，必须由尚书省、枢密院共同商议。”杨云翼也上奏说：“尚书省是发布政令的地方，如今军务大事宰相不得参与，想让利弊两方面都不被遮蔽，能做到吗？” 当时军事机构的官员独自任凭个人见解行事，往往导致失败，议论者多认为将帅与宰相的权力不应分开。（见《白华传》。）天兴元年，才开始把枢密院并入尚书省，由宰相兼任枢密院官员，但金国随即就灭亡了。（按宋代制度，边防事务和军务也由枢密院专门掌管，富弼上奏请求让宰相兼任枢密院职务，朝廷于是采纳，见《富弼传》。） ○悯忠寺的旧事 京师宣武门外的法源寺最为宏大宽敞，原本就是唐代的悯忠寺。朱竹▯说，这座寺院有两件典故：一是辽代听到宋真宗去世的讣告，曾在这里设道场；二是金代大定年间曾在这里策试女直进士。考察设道场、建醮的事情，详见《辽史》。金代策试女直进士，是大定十三年开始在悯忠寺以策论考试女直进士。寺中有两座塔，进士入院的半夜，听见东塔传来音乐声，向西进入宫中。试官侍御史完颜蒲捏等人说：“文举之路刚刚开始，却有这样的征兆，这是得到贤才的预兆。”中选的有图克坦镒（旧名徒单镒）等二十七人，后来大多成为显贵官员。这件事记载在《金史·选举志》中。如今又发现了几件事情。《辽史》记载，兴宗十一年，正逢景宗宣献皇后的忌辰，皇帝和皇太后穿着素服，在悯忠寺吃素饭、施食给僧人。宋朝王曾记载契丹的事情说，燕京有悯忠寺，本是唐太宗为征讨辽国时阵亡的将士修建的。宋朝使者到来时，辽朝派陪同官员引导他们游览。又据《北狩录》，宋徽宗到燕山时，住在大延寿寺；宋钦宗则住在悯忠寺。又据《金史》，胡沙虎反叛后，召完颜纲前来，把他囚禁在悯忠寺，第二天杀死了他。《宋史》记载，谢枋得到燕京后，寄居在悯忠寺，看见墙壁之间的曹娥碑，哭着说：“小女子尚且能够这样，我难道还不如你吗！”于是绝食而死。这些都是悯忠寺的旧事。○一天行走一千里 额尔古讷（旧名讹古乃）善于骑马奔驰传递驿站文书，一天能够行走一千里。天会八年，他随宗翰在燕京，听说余睹反叛，宗翰命令他骑驿马前去侦察。额尔古讷黎明时从天德出发，等到抵达目的地，天还没有昏暗。（见本传。） ○避讳孔圣人的名讳 《金史》记载，明昌年间下诏，周公、孔子的名字都要避讳。又下诏命有关部门，如果进士的姓名中有触犯孔子名讳的，也要避开，并把这写入法令。这是近代避圣人名讳的开始。○金朝末年种人遭受杀害的惨状 一个朝代的弊政，有些没有全部记载在正史中，却散见于其他书籍。金朝制度规定，以种人设置明安、穆昆（旧名猛安、谋克），分别统领他们，使他们分散居住在中原。世宗担心种人危害百姓，于是命令明安、穆昆自行聚居防守；凡是他们的土地与百姓土地犬牙交错、相互夹杂的，就互相交换，使种人与汉民各自拥有明确的界限，这一措施的用意十分深远。后来蒙古军兴起，种人出兵作战，往往失败。承安年间，掌管军务的人说，种人得到的田地太少，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属，因此没有战斗意志，请求把百姓中逃避赋税的田地没收出来分给他们。于是武夫悍卒倚仗国家威势而变得更加蛮横，即使有人已经耕种了几代的土地，也照样以冒占为名夺走。到了宣宗贞祐年间南迁以后，盗贼纷纷起兵；从前那些仗势夺取田地的人，百姓把他们视为血海深仇、刻骨怨恨的仇人，转眼之间全都死在刀兵之下，即使婴儿也不能幸免。事情见于元遗山所撰《张万公碑》碑文。又据《完颜怀德碑》，民间因夺地而产生的仇恨，以及对种人的细小怨恨，都一定要杀死种人才肯罢休。他们追踪捕捉，不到两三天，就把种人屠杀殆尽，甚至挖掘坟墓，抛弃尸骨。只有怀德在临淄施行仁政，百姓不忍杀他，因此得以保全性命。由此可见，被安置在河北各郡的种人，都在贞▯年间被杀尽了。这大概是因为种人与平民杂居，起初种人倚仗势力欺压平民，后来平民为报怨仇而杀种人；这也是一个时代得失中的一件事。然而《金史》完全没有记载此事，只是在《张万公传》中略微可以看到，因此可知《金史》的缺漏很多。

译另外，金朝末年签发征军的弊端，见于刘祁《归潜志》。金朝制度是每逢征伐，便下令签发军队；百姓家中有几个成年男子的，全部挑选征取，一个也不遗漏。贞▯初年，有个任子担任监当官，正要赴吏部候选，也被签发为监官军。他向宰相仆散七斤申诉，七斤大怒，命左右用弓箭射他；不久皇帝知道这样做不妥，才停止。元光末年，为防备黄河、修筑潼关，又下令签发军队。刘祁的父亲刘元规，曾任户部郎中，退居家中而仍在官籍；监察御史刘从益也退居家中，两人都被选为千户。既然已经建立部曲，就应当依次互相统辖约束，后来也把这件事罢止了。这可以看出衰乱时代一切苟且应付的办法。●卷二十九 ○《元史》元朝起于朔漠，本来没有文字；开国以后，又没有像金朝完颜宗翰等人那样能够访求前朝事迹的人，所以记载寥寥无几。《本纪》赞语所说“太祖奇勋伟绩很多，只可惜当时史官不完备，失于记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直到世祖中统三年，才下诏让王鹗召集廷臣商议修史之事，王鹗请求把先朝事迹交付史馆。（《王鹗传》）至元十年，又命翰林院搜集历朝事迹，以备编纂。后来撒里蛮等进呈历朝实录，皇帝说：“太宗的事情确实如此，睿宗的事情没有多少可以改动的，定宗本来就日不暇给，难道宪宗的事情独独不能记忆吗？还应当向旧臣故老询问。”又在成宗时，兀都带等进呈《太宗实录》《宪宗实录》《世祖实录》，皇帝说：“忽都鲁迷失不是昭睿顺圣皇后所生，为什么也称为公主？顺圣太后去世时，裕宗已经从军中回来，所记载的月份日期也有先后错误。”（《本纪》）由此可以看出，事后追述往事也会有错乱和遗漏。当时内廷还有所谓《脱必赤颜》的记载，仁宗常命人译出，题名为《圣武开天记》。后来虞集总裁《辽史》《金史》《宋史》三史，因认为历朝旧事还有不完备之处，请求采用国书《脱卜赤颜》（即《脱必赤颜》）。把其中所记太祖以来的事迹交出来参校订正。有人说《脱卜赤颜》不能让外人传阅，于是此事便停止了。因此，这部书从来没有流传出来。现在考察《金史·世纪》，叙述先世事迹足有一卷，而《元史》叙述孛端义儿以下十代，不过一千多字，这可见国史院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征考的材料了。世祖以来，才开始有实录。（至元二年，命儒士编修国史。五年，任命和礼霍孙等充任翰林待制，兼任起居注，来记载政事。灭宋以后，下诏撰写《平金录》《平宋录》以及各国臣服传，命耶律铸监修。成宗即位，下诏让完泽监修《世祖实录》。元贞七年，国史院进呈《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定宗实录》《睿宗实录》《宪宗实录》五朝实录。武宗时，下诏国史院编修《顺宗实录》《成宗实录》。仁宗时，编修《武宗实录》以及历朝后妃、功臣传，并让各类工匠分别上报事迹。英宗时，下诏修撰《仁宗实录》以及后妃、功臣传。泰定帝下诏修撰《英宗实录》《显宗实录》。文宗时，又下诏修撰《英宗实录》，并撰具倒剌沙的认罪供状。顺帝时，下诏修撰历朝实录以及后妃、功臣传。以上都见于《本纪》。）明朝初年得到元朝十三朝实录，便依据它编修史书，这就是《元史》的底本。然而当时徐一夔写信给王▯说：“史书没有比日历和起居注更重要的。元朝不设置日历，也不设起居注，只有中书省设置时政科，派一名文学掾掌管，把政事交给史馆。等到改换一个朝代，国史院便闭门不出，只是修撰实录而已。”《元史·奸臣传序》也说，旧史往往详细记载善行，却略去惩罚恶行，大概是史官有所忌讳，不敢直书的缘故。因此，元朝的实录已经不足以作为信史，修撰《元史》的人又闭门不出地成书，难怪不符合公众的评论。史书完成后，立即有朱右撰写《拾遗》，解缙撰写《正误》；解缙写给董伦的信中还有“元史错误，我奉命改修”的话。这说明明太祖也已经知道《元史》不够完善，曾下令改修。如今《拾遗》《正误》以及解缙所改修的本子都没有流传下来，实在可惜。不过，《元史》大体上仍然比较完整，这是因为过去编修实录的人中有许多熟悉掌故的人。例如董文用修撰国史时，对于祖宗的功德、近亲外戚以及将相的家世功勋，都记忆贯通；史馆有所考察，他全都能够一一答复，没有遗漏。（《董文用传》）拜住监修国史，将要进呈《仁宗实录》前一天，到史馆听读。开头一卷记载大德十一年的事情，却没有写哈剌哈孙定策的功劳，只写越王秃剌擒获阿忽台的事情。拜住说：“没有左丞相，即使有一百个越王又有什么用？”当即命令把这件事写进去。（《拜住传》）由此可见，实录也会有所顾忌和谨慎。实际执笔撰述的人，又多是文学修养深厚的老手。如姚燧是一代文学宗师，当时子孙想要叙述先人的德行，一定要得到姚燧的文章，才可以流传取信；得不到的，常常以为耻辱。（《姚燧传》）袁桷在词林任职，凡是功臣的碑铭，大多出自他的手笔。（《袁桷传》）欧阳玄擅长古文，凡是王公大臣墓道上的碑文，能够得到欧阳玄的文章便以为荣耀；哪怕片言只字，人们也都珍藏看重。（《欧阳玄传》）而这些人都在编修实录的行列中。（《世祖实录》由李之绍、马绍、李谦、姚燧、张九思、张升编修。《裕宗实录》由张九思编修。《成宗实录》由元明善、程钜夫、邓文原编修。《顺宗实录》由元明善编修。《武宗实录》由元明善、苏天爵编修。《仁宗实录》由元明善、廉惠山、海牙、曹元用编修。《英宗实录》由曹元用、马祖常、廉惠山、海牙编修。《泰定帝实录》由成遵、王结、张起岩、欧阳玄编修。《明宗实录》由成遵、谢端编修。《文宗实录》由王结、张起岩、欧阳玄、苏天爵、成遵编修。《宁宗实录》由谢端编修。历朝后妃、功臣传，由张起岩、杨宗瑞、揭▯斯、吕思诚、贡师泰、周伯琦等编修。以上都见于各人的本传。）明朝初年修史的各位大臣只是抄录撮要而成书，所以各篇列传还保留了许多老成的笔法，没有过分雕琢的辞藻。《天文志》《五行志》等志，则有郭守敬创制的简仪、仰仪等学说。《职官志》《兵志》《刑志》等志，又有虞集等人所修《经世大典》作为依据。水利方面的《河渠志》等志，则以郭守敬制定的成法以及欧阳玄的《河防记》作为依据，所以元朝一代的制度也相当详备。顺帝一朝虽然没有实录，但事情都是明朝初年修史的各位亲眼见过的，所见所记更加切近，因此《伯颜传》《太平传》《脱脱传》《哈麻传》《孛罗传》《察罕传》《扩廓传》等传，对功劳和罪过写得更加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