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
本书译文中内嵌的原文不完整，故以断句原文为准，白话按可对应处挂出；部分段落无对照译文。
○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
汉文帝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常员。”章怀《后汉书注》，“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云。而其时孝与悌又稍有差别。文帝赐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一匹。武帝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元帝诏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东汉章帝诏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其赐帛人各一匹。”○汉三公官汉承秦制，设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谓之二府。刘向封事所云：“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是也。亦称三公。晁错之父谓错曰：“人口议多怨公者。”以父而呼子为公，徐孚远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错父盖以官称之。又汲黯谓公孙弘，身为三公而犹布被，是时弘为御史大夫，是御史大夫已称三公也。其掌兵者则曰太尉，武帝改为大司马，而冠以将军之号。（如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成帝以何武言政事烦多，丞相一人事多废滞，于是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丞相、大司马备三公官。哀帝又改丞相为大司徒。至东汉光武又改大司马为太尉。于是太尉、大司徒、大司空称为三公。建武二十七年，诏大司徒、大司空去“大”字，故刘昭《百官志》称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此三公亦曰三司。安帝以旱蝗诏责三公曰：“三司之职，内外是监。”顺帝诏亦云，“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是也。邓骘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于是三司之外又有仪同之号，自骘始也。东汉诸帝多幼年嗣位，于是三公之上又以太傅录尚书事。如和帝初，窦太后临朝，以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殇帝初，邓太后临朝，以张禹为太傅录尚书事是也。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称四府，种▯疏“请敕四府，条举近臣之亲为二千石残秽者”是也。至大将军、骠骑、车骑将军，本由太尉改为大司马而冠以此号，后省大司马仍为太尉，则将军之号可不必设，然自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辅政，自后外戚辅政者往往为是官，于是大将军之权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下，明帝以弟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辅政，故位在三公上，后仍更渡制。和帝初，窦宪以大将军辅政，权势既盛，公卿希旨，奏宪位在太傅下三公上。嗣后梁商、梁冀为大将军皆因之，故顺帝举将帅、选武猛等诏，皆以大将军列三公之首。终汉之世，以外戚秉权者为大将军，以老臣录尚书者为太傅，否则不设，惟三公官常为宰相之任。至献帝时，董卓自为相国，（相国又在丞相上，萧何由丞相进位相国。）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旧。迨曹操柄国，虑人分权，乃复汉初旧制，罢三公官，专设丞相、御史大夫，而自为丞相，于是大权尽归于操矣。
○灾异策免三公案《周官》三公之职，本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为务。汉初犹重此说，陈平谓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遂万物之宜者也。”丙吉问牛喘，以为“三公调和阴阳，今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因暑而喘，则时节失气，有所伤害。”魏相亦奏：“臣备位宰相，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是汉时三公官，犹知以调和阴阳引为己职，因而遇有灾异，遂有策免三公之制。《徐防传》，防为太尉，与张禹参录尚书事，后以灾异寇贼策免，三公以灾异策免自防始也。（《防传》）然薛宣为丞相，成帝册曰：“灾异数见，比岁不登，百姓饥馑，盗贼并兴。君为丞相，无以帅示四方，其上丞相印绶罢归。”是防之先已有此制。如▯《汉书注》谓：“天文大变，天下大祸，则使侍中以上尊养牛赐丞相，策告殃咎，丞相即日自杀。”则并有不止策免者矣。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如元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无光，丞相于定国自劾，归侯印，乞骸骨。明帝永平十三年，日蚀，三公免冠自劾是也。盖西汉三公之官，无所不统，观安帝诏谓：“三司之职，内外是监。”顺帝诏谓：“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此虽东汉之诏，而职任实自西京。可见选用牧守，举劾奸邪，皆三公之责。《朱浮传》，汉故事，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职者，事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案实，然后黜退。武帝又置丞相司直，助丞相举不法者。如鲍宣为冀州牧，司直奏宣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置吏。又王商为丞相，有琅邪太守杨彤，其郡有灾十四以上，商部属案实，商遂奏免彤官。此可见西汉三公之任也。自光武躬亲吏事，三府任轻，机事转委尚书。（《陈忠传》）其刺史劾二千石亦不复下三公，而权归刺举之吏。故朱浮谓，帝以使者为腹心，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谓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浮传》）自和、安以后，女后临朝，外戚辅政，三公之任益轻。如邓彪年老，窦太后兄宪以其柔和易制，让彪为太傅录尚书事，而宪实握事权，有所施为，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是录尚书者且听命于戚臣矣。三公之轻如此，而策免三公则沿为故事，此实非事理之平，故陈忠以为非国体，而仲长统谓光武虽置三公，权归台阁，（谓尚书也。）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如韩歆、欧阳歙、戴涉等先后为司徒，皆坐事死。）以后则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及至灾异屡见，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往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此两汉三公轻重不同之大概也。
译这样看来，也有不只是用策书免职的情况。还有不等到被免职便自行弹劾自己的，例如元帝永光元年，春天下霜，夏天天寒，太阳青暗无光，丞相于定国自行弹劾自己，交还侯爵印信，请求辞官养老。明帝永平十三年发生日食，三公摘下冠帽自行弹劾自己，也是这种情况。大概西汉三公的职权，无所不统摄。看安帝诏书说：“三司的职责，是监察内外。”顺帝诏书说：“刺史、二千石官员的选用，归三司负责。”这虽然是东汉的诏书，但他们的职权实际都承自西汉。由此可见，选用州牧、郡守，举发和弹劾奸邪，都是三公的责任。《朱浮传》记载，按照汉朝旧例，刺史上奏二千石官员不称职时，事情要先交给三公；三公派属官查验事实，然后加以罢免。武帝又设置丞相司直，帮助丞相举发违法者。比如鲍宣任冀州牧时，司直上奏说鲍宣举措烦琐苛细，代替二千石设置属吏。又如王商任丞相时，琅邪太守杨彤所管郡中发生灾害十四起以上，王商派部属查验事实，随后上奏免去杨彤的官职。这些事可以看出西汉三公的职权。自光武帝亲自处理官吏事务以后，三府的职权减轻，机要事务逐渐交给尚书处理。（《陈忠传》）刺史弹劾二千石，也不再交给三公，而把权力归给负责刺举的官吏。所以朱浮说，皇帝把使者当作自己的心腹，使者把从事当作自己的耳目，这就是说，尚书所作的裁决，竟由百石小吏来评定。（《浮传》）和帝、安帝以后，太后临朝，外戚辅政，三公的职权更加减轻。比如邓彪年老，窦太后的哥哥窦宪认为他柔和、容易控制，便让邓彪任太傅并录尚书事，但实际掌握事权的是窦宪；凡有施行的事情，对外让邓彪上奏，对内向太后禀告，没有一件不听从他的。这样看来，录尚书事的人也只能听命于外戚大臣了。三公的地位轻到如此程度，但用策书免除三公却沿袭成了旧例，这实在不是合乎事理的公平做法。所以陈忠认为这不合国家体制，仲长统则说，光武帝虽然设置三公，但权力归于台阁（指尚书），然而政事处理不好，仍然要加以谴责。（如韩歆、欧阳歙、戴涉等先后任司徒，都因事获罪而死。）后来权力转移到外戚之家，恩宠又被近习宦官所享有；等到灾异屡次出现，反而用策书责让三公，甚至使他们被免职或处死。过去三公职任重大而责任较轻，现在职任轻微而责任重大，这就是两汉三公权轻权重不同的大概情形。○上书无所顾忌 贾谊在《治安策》中希望文帝“活着时成为圣明的皇帝，死后成为圣明的神灵。使顾成之庙被尊称为太宗，上与太祖相配，和天地一样永无穷尽”。又说：“如果养成祸乱、积下祸根，使万年以后把它传给年老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就会使国家不得安宁，不能说是仁德。”这实际上是在直说，皇帝必然会早于太后去世，而太子那时还没有成年。谷永上奏成帝又说：“汉朝建立以来已经历九代，经过一百九十多年，继承帝位的君主有七位，全都顺承天道。只有陛下违背正道、放纵欲望，轻视自身，任意行事，积累了许多失去君主之道的行为，不合天意，也已经太多了。作为先帝的后嗣，像这样守护祖宗的功业，难道不是辜负先帝吗！”（《永传》）刘向上奏成帝也说：“陛下身为先帝的子孙，却使国家的基业转移到外戚之家，降低到奴隶的地位；即使不为自身考虑，又把宗庙怎么办呢？”这些狂妄悖逆、毫无顾忌的话，连敌国以下的人都难以承受，而两位皇帝听了不加责怒，反而赞叹、赏识他们，真可以说是盛大的德行了！但是文帝对于贾谊所说分封王国子弟等事，大多见诸施行。成帝却只是感叹刘向的忠诚，不能收回外戚的权力，终于导致后来篡夺的祸乱；这只是接受直言，实际上也没有益处。○上书后召见 汉高祖驻军时，郦食其来求见，皇帝正在洗脚，仍立即召他进去。郦食其责备皇帝不应该傲慢地接见长者，皇帝又改变神色向他道歉。陈平凭魏无知的引荐入宫求见，皇帝立即召见他，赐给他食物，又打发他出去。陈平说：“臣所要说的话，不能超过今天。”皇帝于是高兴地把他留下，让他把话全部说完。（《平传》）皇帝在洛阳时，娄敬解下车前的牵引绳，对虞将军说：“我希望见皇上。”虞将军想替他换衣服，娄敬说：“我穿丝帛衣服来，皇上就以穿丝帛衣服的人接见我；我穿粗布衣服来，皇上就以穿粗布衣服的人接见我。”将军进去禀报，皇帝立即召见娄敬并赐给他食物。（《敬传》）这说明高祖创业时，本来就把收揽人才当作当务之急。到了武帝时，已经是继承帝位的第五代，朝廷威严，按理说应当与臣民疏远了；但主父偃上书，早晨奏书送入，晚上就被召见。同时徐乐、严安也上书，都被召见，皇帝说：“你们几位都在哪里，为什么相见得这么晚呢？”（《主父偃传》）终军上书陈说政事，皇帝认为他的文章奇异，立即授任他为谒者。（《军传》）甚至东方朔上书，自称：“我十三岁学习文字，十五岁学习剑术，十六岁学习《诗》《书》，背诵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学习《孙子》《吴起》，也背诵二十二万字。” “今年二十三岁，身高九尺三寸，眼睛像悬挂的明珠，牙齿像编排的贝壳，勇猛如孟贲，敏捷如庆忌，廉洁如鲍叔，守信如尾生，像这样的人，可以做天子的大臣了。”他这样狂妄放肆地自我举荐，如果是在后世，难道不会因荒诞妄言而获罪吗？但武帝反而认为他奇伟，命他在金马门等待诏命，最终得到任用。（《东方朔传》）史书称武帝招揽英才俊士，衡量他们的才器和能力，任用他们唯恐来不及；他能够兴办文治、建立武功，成为千古少有的英主，也就很自然了。后来戾太子死于巫蛊之祸，车千秋上书为太子申诉冤屈，武帝大为感悟，召见他，立即任命为大鸿胪。不到几个月，又任命他为丞相。武帝破格任用人才到了这种程度；而当时禁令法网又比较宽疏，有才能的人都能自行求得进用，这一点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汉武帝任用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