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七

译如今先君的遗言还在耳边，君主的命令不能违背。”太祖于是即位。据此看来，所谓聂▯▯让位给苏尔威，以及太祖接受可汗的禅让，虽然《欧史》没有记载，大概确实是事实。▯赫噜又说：“自苏尔威以后十多代，国家衰弱、百姓困苦，如今正值兴起称王的时运，不可错过。”这也同《唐书》《欧史》所说的被刘仁恭攻击、八部人认为约尼不能办事而拥立安巴坚，大致相合。然而《辽史》说群臣奉遗命拥立安巴坚，《欧史》却说八部人共同商议拥立安巴坚，两者又互相歧异。至于《新唐书》说，八部轮流互相更替，只有安巴坚自成一部，不肯接受轮替，自称为王。《欧史》又说，安巴坚即位后，恰逢中原多事，归附他的汉人很多；他们告诉他，中原的君主没有轮流即位的，安巴坚于是即位九年仍不肯寻求替代。各部共同责备他，安巴坚说：“我即位九年，得到的汉人很多，想自成一部来治理汉城。”各部答应了他。于是他带领汉人在滦河岸边筑城种田，又用计诱骗八部大人前来会聚，把他们全部杀死，然后兼并八部成为一部。这件事同《新唐书》的记载相合，应当是安巴坚的真实事迹，但《辽史》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大概耶律俨修撰实录时，为他的先世隐讳，陈大任修史时也沿袭了这一点，不再拿它同《唐书》和《欧史》核对。而且《辽史》隐讳的地方还不止这些。《欧史》记载，李克用先约安巴坚共同攻打梁，后来安巴坚背弃约定，反而派梅老出使梁，奉表称臣，请求梁朝册封。李克用非常痛恨，临死时把一支箭交给庄宗，嘱咐他报仇；后来果然被庄宗在望都击败，大败而逃。但《辽史》却把李克用结好的事情说成约定共同攻打刘仁恭，而不说攻打梁，用来掩盖安巴坚背约的行迹。这是它隐讳粉饰的一处。《欧史》记载，德光灭晋后回国，死在滦城。契丹人剖开他的腹部，填入盐，载回北方，晋人称他为“帝▯”。《辽史》完全没有记载这些，只记载他自我悔恨的话，说这次出行有三项过失：纵容军队抢掠草料粮食，这是第一项；搜括私人财物，这是第二项；没有遣返各位节度使回镇，这是第三项。又称赞他像秦穆公一样能够悔过。书中还记载，他把晋主及其母亲迁往黄龙府时，仍让晋主的宫女、宦官、东西班官、医官、控鹤官以及厨役、茶酒司等随行，又让晋朝旧臣赵莹、冯玉、李彦韬等护送，以显示他对亡国之人的优待。凡是有善事就记载，有恶事就隐讳，由此可见，这些内容都是耶律俨在辽代修成的原本，陈大任只是沿袭了它。至于元代修史的草率，连《唐书》《欧史》也不再校勘，更可以看出来了。《宋史·宋琪传》说，宋琪本是幽蓟人，所以了解辽代的事情最为详细。他的奏疏说：“契丹自阿保机开始强盛，因为进攻渤海，死在辽阳。他的妻子述律氏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是东丹，次子是德光，最小的叫自在太子。德光南侵，回来时死在途中。东丹的儿子永康继位，起兵南侵，在大神淀被杀。德光的儿子述律继位，号称睡王。过了二年，被永康的儿子明记篡夺。明记死后，幼主继位；明记的妻子萧氏，是番将守兴的女儿，也就是今天幼主的母亲。”等等。他所叙述的安巴坚以后各代世系和继位情况，都同《辽史》相同，只是名字不一致，大概是因为契丹用本民族语言命名，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汉字写法。○《辽史》设置表格最为完善 《辽史》最为简略，二百年间的人物，列传只有一百多篇，其中遗漏一定很多。然而它的体例也有最好的地方，在于设置的表很多；表设置得多，列传自然就可以少一些。例如皇子、皇族、外戚之类，功劳或罪过很大的，当然应当另立列传；其余人物如果逐一立传，根本传写不尽，若一定一个个都立传，这就是史书繁琐的原因。只有把他们列在表中，既能明确记载世系和官位，功罪也附带记录其中，实在可以省下无限笔墨。又如对内的各部族、对外的各属国，也都列在表中，凡朝贡、叛乱、归服、征讨、胜负等事情，都附记在表内，又可以省去许多外国列传。因此，《辽史》的列传虽然很少，但一代的事迹也大致齐备。只是同宋朝和战往来的事情，记在本纪中，却不再另立表。大概夏、 高丽、女直等都列入《属国表》，宋朝是邻国，不便列入其中。然而《金史》特意设置《交聘表》，凡是同宋朝交涉的事情，一看就清楚。《辽史》虽然旧日没有底本，但元人修史时，既然在《金史》中设置了这张表，难道唯独不能在《辽史》中也设置一张吗？而且《辽史》把同宋朝交涉的事情记在本纪中，前后也不一致。澶渊结盟以后，两国凡是互相派遣使者，以及庆贺生辰、正旦和办理庆贺、吊祭等事情，不仅逐年详细记载，连使臣的姓名也一个不遗漏。到了兴宗重新订立和议、增加岁币以后，却只记载吊祭大丧和庆贺即位的事情，至于生辰、正旦等使者，一概不再记载，前面为什么详细，后面又这样简略呢？如果也设置《交聘表》，这些事情就都可以在表中看到；前面既能避免繁琐，后面也不至于过于简略。《辽史》没有这样做，这又是修史诸人的过失。○《辽史》的疏漏之处

译《辽史》还有非常疏漏的地方。《东都事略》记载，辽太宗建立大辽，圣宗即位后把大辽改为大契丹，道宗又把大契丹改为大辽。改国号又恢复国号，是一朝的大事，但《辽史》却没有记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把皇太妃呼纽（旧名胡辇）幽禁在怀州，把夫人伊兰（旧名夷懒）囚禁在南京，其余同党都活埋了。第二年，赐皇太妃死于幽禁之处。考察统和十二年，圣宗下诏命皇太妃统领西北路乌尔古（旧名乌古）等部以及永熙宫军，安抚平定西部边境，并让萧达林（旧名挞凛，《宋史》作挞览）负责军事。这就是皇太妃呼纽。《达林传》也说，夏人阻塞边境，皇太妃奉命总领乌尔古部和永熙宫军征讨他们，军队行动时的号令，太妃全都委托给达林。后来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的奏疏又说，统和年间，皇太妃出兵西域，开拓的疆土已经很远，归降依附的人也很多。后来某一部发生叛乱，邻近部落便去讨伐，使各部同心协力、彼此制约，这正是驾驭远方部族的方法。这样看来，这位皇太妃不仅有开拓疆土的大功，而且还有安定边境的长远策略。她被幽禁而死，又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呢？《后妃传》中本应专门为她立传，却没有这个人，这是为什么？又如圣宗统和四年，纳萧氏为皇后，皇太妃进献衣物、骆驼、马匹，帮助办理会亲时的颁赐，宫内外命妇也进献会亲礼物。这位皇后就是圣宗的原配，统和十九年因获罪降为惠妃。她虽然被降黜，但作为圣宗原配的事实终究不能抹去。她是谁的女儿？因为什么获罪？《后妃传》中也应当为她专门立传，却只为统和十九年另立的齐天皇后单独立传，而对这位所娶的皇后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是为什么？而且既然是《辽史》，本国出兵的事情就不应自称为“辽兵”。然而《本纪》的贝州之战说，军校邵珂打开城门接纳辽兵；戚城之战说，辽军包围晋朝另一名将领于戚城，晋主亲自率军救援，辽军撤退；邺都之战说，慕容彦超遇到数万辽军，到达榆林时，辽军又赶到，慕容彦超等奋力作战，辽军才退去。像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反而像是他国史书的记载，把契丹称为辽军，这也是修史者的疏漏。○辽朝皇帝都有简便的徽号 辽朝各位皇帝都有一两个字的简便徽号，这是当时臣下所称呼的，后世也就用它来区别称为某帝，起初并不称用庙号或谥号。例如太祖称天皇帝，太宗称嗣圣皇帝，世宗称天授皇帝，穆宗称天顺皇帝，景宗称天赞皇帝，圣宗称天辅皇帝，道宗称天[字缺]皇帝，末帝称天祚皇帝，都是在刚即位时，群臣上尊号便有了这两个字。甚至皇后也另有徽称，如太祖后称地皇后，圣宗后称齐天皇后，道宗后称懿德皇后。后来耶律[字缺]僭越即位，也称天锡皇帝。耶律达实（旧名大石）也称天[字缺]皇帝；达实死后，其后塔布布延（旧名塔不烟）称制，也称感天皇后；她的女儿布沙堪（旧名普速完）称制，也称承天太后。这也是一个朝代的制度。考察元朝制度，每位皇帝也有用国语称的徽号，如太祖称成吉斯（旧作成吉思）皇帝，世祖称色辰（旧作薛禅）皇帝，成宗称鄂勒哲图（旧作完泽笃）皇帝，武宗称库鲁克（旧作曲律） 皇帝，仁宗称布延图（旧作普颜笃）皇帝，英宗称格根（旧作格坚）皇帝，文宗称济雅图（旧作札牙笃）皇帝。不过，元朝制度是用国语作为尊奉的称号，辽朝制度则不用契丹语，而用汉字作尊号，所以二者不同。辽朝后族都姓萧。辽朝后族都姓萧。《后妃传》引用耶律俨编修的实录说，他们的先祖本姓伊苏巴里氏（旧作乙室拔里氏）；太祖仰慕汉高祖，所以称刘氏，又把伊苏巴里比作萧相国，于是改为萧氏。又说太祖的舒鲁后（旧作述律后）的哥哥之子名叫萧翰，她的妹妹又成为太宗皇后，因此后族都以萧为姓。这部实录认为后族姓萧是太祖赐予的，但《国语解》认为这种说法不合事实，所以陈大任没有采用。又《外戚表序》说，契丹外戚的先祖有二舒敏氏（旧作二审密氏）：一支叫巴里（旧作拔里），一支叫伊苏济勒（旧作乙室巳）。太祖娶舒鲁氏。大同元年，太宗从汴州将要返回时，留下外戚小汉担任汴州节度使，赐姓名为萧翰；从此巴里、舒鲁、伊苏济勒三族都姓萧。这说明赐姓又是从太宗开始的。考察薛居正《五代史·萧翰传》，萧翰的父亲阿巴有一个妹妹，是安巴坚的皇后；萧翰的妹妹又成为德光的皇后。德光进入汴州后，将任命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契丹本来没有汉名，于是赐给他姓名萧翰，从此萧翰一族都姓萧。《欧史》也说，德光想把萧翰留在汴州，便让李崧拟定制书，赐姓名为萧翰，于是才开始姓萧。这样看来，后族姓萧，确实是太宗赐予的。既然是太宗所赐，为什么太祖的高祖母、曾祖母、祖母、母亲四代都已经称为萧氏？大概都是后人追称的姓氏，其他外戚中姓萧的人也可以由此类推。萧氏在辽朝最为显贵，世代参与宰相的选任；统治辽朝一代、担任国事的，只有耶律、萧两族而已。辽朝正后所生的太子大多结局不佳。

译辽太祖有三个儿子，都是舒鲁后所生。长子名贝（旧名倍），已经立为太子；后来得到东丹国，被册封为人皇王，主持东丹国事务。太祖死后，他让位给弟弟太宗（德光），亲自回到东丹，不久渡海投奔唐朝，被赐姓名李赞华，后来被唐末帝杀害。（后来因其儿子世宗即位，追谥为义宗。）太宗死后，世宗（贝的儿子，当时任永康王）以侄子的身份入继帝位。世宗死后，穆宗（太宗的儿子）以堂弟身份入继帝位。穆宗死后，景宗（世宗的儿子）又以侄子身份入继帝位。他们都没有先被立为皇太子。只有景宗的皇后萧燕燕正式居中宫后，才生下圣宗。圣宗以嫡长子身份继位，在位四十九年，享有美名和长久福祚，最被称为贤明的君主；这是古今以来正后所生、以储君身份继承帝位者中最出色的一位。然而他即位以前年纪尚小，却没有被立为皇太子。兴宗（圣宗的儿子）则由皇太子身份继承帝位，而他的母亲耨斤本来只是宫人。道宗的母亲是仁懿萧后，但道宗出生于兴宗的藩邸，当时仁懿还没有成为皇后。道宗的母亲宣懿萧后，则是在被册立为皇后后才生下儿子[字缺]，不久便立为皇太子，后来被伊逊（旧名乙辛） 所进谗言陷害，母子二人都不得善终。天祚帝是在[字缺]任太子时由元妃萧氏所生的，当时元妃也还没有成为皇后。辽朝官职世代选任的制度。辽朝初期功臣没有世袭制度，却有世代选任的制度。所谓世袭，是听任其子孙自行承袭；所谓世代选任，是在其子孙中衡量才能后授予官职。兴宗下诏说，实行世代选任的官职，应从各部年高有德的旧臣中选择有才干的人任用，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制度在官职高低上也有等级差别。《外戚表序》说，后族萧氏世代参与北宰相的选任。考察《辽史·本纪》，太祖四年，任皇后的兄长萧达鲁（旧名阿布齐）为北府宰相，后族担任宰相从此开始。然而《萧塔喇噶（旧名塔剌葛）传》说，他的祖先在安禄山来攻时击败了安禄山，被任为北府宰相，世代参与这一职位的选任；那么，世代选任官职本来就是契丹的旧制度，并不是从辽太祖才开始的。《萧思温传》说，他担任北府宰相，皇帝命令其家族世代参与宰相的选任。《萧和斯（旧名护斯）传》说，他担任北院枢密使，仍被命令让家族世代参与宰相的选任。他推辞说：“臣的子孙贤能与否还不可知，能得到一个客省使的职位就足够了。”又据道宗诏令，北院枢密使耶律伊逊（旧名乙辛）的同母兄弟世代参与北、南院枢密使的选任，异母兄弟世代参与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 职位的选任。太保查刺世代参与突吕不部节度使的选任。耶律辖哩（旧名谐理）征讨宋朝有功，世代参与节度使的选任。萧达鲁（旧名敌鲁）擅长医术，世代参与太医的选任。这可以看出，辽朝世代选任官职的制度是：功劳大的，世代选任大官；功劳小的，世代选任小官，既褒奖功劳，也兼顾才能。考察辽朝的世代选官制度，与元朝的四集赛（旧作四怯薛）相同。穆呼哩（旧名木华黎）的子孙安图（旧名安童）、哈喇哈斯（旧名哈喇哈孙）等，世代都担任宰相。阿噜（旧名阿鲁图）自己说：“我是博尔济（旧名博尔术）的后裔，难道会把丞相看作难以得到的职位吗？”这说明元朝的丞相多从四集赛之家选出，与辽朝世代选任宰相的制度，大体相同。辽朝皇族多爱好文学。辽太祖起兵于朔漠，而长子人皇玉贝已经精通诗歌、擅长绘画，收藏书籍万卷，在西宫建起书楼，又把书藏在医巫闾山的绝顶。他所作的《田园乐诗》，世代传诵。他所画的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都收入宋朝秘府。他让位给弟弟德光，反而受到猜疑，渡海投奔唐朝，在海上刻诗说：“小山压着大山，大山完全没有力量。羞于见到故乡人，从此投奔外国。”情感和文辞凄凉婉转，言语简短而意味深长，已经深合《诗经》风诗的宗旨了。平王隆先也博学能诗，有《阆苑集》流传于世。其他宗室中也有许多人以文学著称，如耶律国留擅长写文章，因获罪入狱，作《寤寐歌》，世人争相称道。他的弟弟资忠也能作诗，出使高丽时被扣留，有作品名为《西亭集》。耶律庶成擅长辽文、汉文，尤其精于诗歌。耶律富鲁（旧名蒲鲁）任牌印郎君，应诏作诗，立即写成进献。他的父亲庶箴曾寄给他《戒谕诗》，富鲁作赋回答，当时被称为典雅。耶律韩留精于诗歌，重熙年间，皇帝下诏让他进献《述怀诗》，皇帝赞赏感叹。耶律辰嘉努（旧名陈家奴）在太后生日时进献诗作，太后嘉奖了他。皇太子射得一头鹿，辰嘉努又应诏进诗，皇帝赞赏他，脱下衣服赐给他。耶律良在重熙年间随从皇帝到秋山打猎，进献《秋猎赋》。清宁年间，皇帝巡幸鸭子河，耶律良作《捕鱼赋》。他曾请求编纂皇帝所作的诗文，名为《清宁集》，皇帝也命名耶律良的诗集为《庆会集》，亲自撰写序文赐给他。耶律孟简六岁时就能作《晓天星月诗》，后来太子[字缺]无罪被害，他作诗哀悼，因此无意做官，写了《放怀诗》二十首。耶律古裕（旧名谷欲）擅长文章，兴宗任命他为诗友。这些都是宗室中善于写文章的人。又有耶律纽斡哩（旧名袤履）擅长绘画，因事情获罪，便绘制圣宗的画像献上，因而得以减免死罪。后来出使宋朝，宋主设宴款待他，屏风上的瓶花挡住了脸，没有看清宋主的全貌；临辞行时只看了一眼，便默默地把宋主画下来。等到出了宋境，拿给送行的人看，他们惊叹其神妙。这又是宗室中以绘画著名的人。辽朝燕京。

译京师原本是唐朝范阳节度使的治所，府名叫幽州，军名叫卢龙。辽太宗会同元年，晋主石敬瑭派赵莹献上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于是下诏把幽州改为南京。会同三年三月，太宗到达南京，整备法驾，从拱辰门进入，在元和殿接受朝见，举行入阁礼；又驾临昭庆殿，宴请南京群臣。考察当时石晋刚刚把土地归附，太宗一到，就已有拱辰、元和、昭庆等名称，可知这些并不是辽朝新建的宫殿。这一年冬天，才下诏在燕京西南城墙上修建凉殿。修建一座凉殿尚且特意记入本纪，更可以知道太宗初次进入燕京时，并没有另行改建，大概幽州自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以来就已经被称为大燕，后来又长期被强藩占据，唐朝末年刘仁恭还在这里僭称大号，必定早已有宫殿名号，辽朝只是沿用了旧制。圣宗统和二十四年，把南京宣教门改为元和门，外面的三座门中，正门叫南端，左掖门叫万春，右掖门叫千秋。开泰元年，又把幽都府改为析津府，把幽都县改为宛平县。太平五年，皇帝驻跸南京，巡幸内果园设宴。当时正逢千龄节，燕京百姓因为年成和谷物丰收，又恰逢皇帝车驾到来，争相拿土产来进献。皇帝礼敬年长者，救济鳏寡之人，赐给他们[字缺]饮。到了晚上，六条街上的灯火像白昼一样，士人和百姓嬉游，皇帝也微服出行观看。大概辽朝以巡幸为主，在东、西、南、北四处有四座楼，称为捺钵；又有春水、秋山，每年按时游猎，从来没有长期驻留燕京的情况。这一年偶然在这里度过岁末，所以才把它作为特殊事件记载下来。如今它的遗址也还可以大致考察。《辽史·地理志》说，城方圆三十六里，高三丈，宽一丈五尺；有八座城门，东面叫安东、迎春，南面叫开阳、丹凤，西面叫显西、清晋，北面叫通天、拱辰。大内在城西南角；后来改称的元和门以及南端、万春、千秋等门，都是大内的门。悯忠寺有李匡威所立的碑，碑文说大燕城内东南角有悯忠寺，这说明唐朝藩镇的牙城本来在悯忠寺以西。《辽志》说大内在城西南角。宋朝王曾记载契丹的情况，也说燕京子城依罗城西南修建。因此，辽朝的南京就是唐朝幽州镇的旧治所，有确凿证据。金朝初年沿袭了这一格局，宋钦宗到金朝时，被安置在燕山东南的悯忠寺，这座寺仍然在东南方。海陵王开始扩建东、南两面，使城池扩大（详见《金筑燕京》条）。元世祖又扩展西、北两面，同时截去东、南两面（详见《元筑都城》条）。明朝徐达又截去西北面，成祖建都后，又向东面扩展（详见《明筑都城》条）。到这时大约已经几次改建了。只是王曾记载从卢沟河到幽州有六十里，如今卢沟桥到京城不过三十里；辽、金时期的燕京还在西北面，它距离卢沟河应当更近，为什么反而比今天更远呢？大概如今的卢沟桥是金章宗时期才开始修建的，辽朝时卢沟河还没有桥，渡河的地方或许还在更南面，所以到幽州有六十里。金朝扩建燕京。金太祖、太宗取得天下后，建都仍在上京，从未到过燕京。熙宗才下诏让卢彦伦营造燕京宫室。（《彦伦传》）海陵王想把都城迁到燕京，天德三年，于是下诏扩建燕城，修建宫室，依照汴京的制度，派丞相张浩、张通古等调集各路民夫和工匠修筑；有关部门把图样以及阴阳五行、五姓所适宜的方案一并呈上，海陵王说：“吉凶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土地；假如桀、纣居住在那里，即使是好地方又有什么用？尧、[字缺]居住在那里，又何必占卜呢？”（《本纪》）当时张浩举荐苏保衡分区督理工程，又由景州刺史李石监督皇城工程。（见《张浩传》《李石传》）运输一根木材的费用高达二十万，动用一辆车就要五百人，宫殿都用黄金和彩色装饰，建成一座宫殿，费用以亿万计算。（见《续通鉴纲目》）贞元元年迁都到这里，向内外颁布迁都诏书，把燕京改为中都，府名叫大兴。又把京城空地赐给朝官，不久又征收他们的钱；赏赐营建工程的民夫和工匠布帛。（《本纪》）如今考察《蔡[字缺]传》，其中提到两座燕王墓，原来在东城外；海陵王扩建京城后，墓地被围进城内。相传那是燕王和太子丹的墓葬，只有蔡[字缺]考证认为并非如此，而是汉朝刘建和刘嘉的墓葬。大定九年，下诏把它们改葬到城外。又据《刘[字缺]传》，南苑有一块唐朝碑，碑文写着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怦安葬于此。世宗看到后说：“苑中不应有坟墓。”刘[字缺]家本是刘怦的后代，世宗下诏赐给刘[字缺]家三百贯钱，命令刘[字缺]改葬到城外。根据这两篇传记可以看出，海陵王筑城时，把辽朝旧城的东、南两面都大幅扩展，所以原来都在城外的两座燕王墓和刘怦墓，全都被围进了城内，到大定年间才迁到城外。元朝修筑燕京。元太宗十年已经攻取燕京，但从未驻跸。世祖即位时，仍在开平；中统二年才开始命令修缮燕京旧城。大概自金宣宗迁都汴京以后，燕京归入蒙古，宫室被乱兵焚烧，大火一个多月没有熄灭；到这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作为举行朝会和处理政务场所的建筑已经没有一处保存下来。因此中统元年皇帝到燕京时，只驻扎在近郊。（《本纪》）《王磐传》所说的宫殿尚未建成，每逢朝贺，臣民混杂来到帐殿前喧闹，无法禁止。至元元年，下诏把燕京改为中都，开始修建宗庙和宫室。（《刘秉忠传》）至元八年，征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的百姓二万八千人修筑宫城。又下令修筑费用全部由官府供给，并免除伐木民夫的劳役和赋税。这一年开始，修建东华门、西华门以及左掖门、右掖门。至元十年，开始修建正殿、寝殿、香阁、四周廊庑和两翼房屋。至元十一年正月，宫殿完工，皇帝才到正殿接受朝贺。这些都见于《本纪》。当时下诏规定，旧城居民中迁入京城的，以资财丰厚者和有官职者为先；又规定每八亩为一分，土地超过八亩的人，以及没有能力修建房屋的人，都不得擅自占据土地，听任他人修筑。

译这就是元朝迁移并修筑燕京的明确证据。朱竹[字缺]所说的“元朝修建大都，在金朝燕京以北偏东的地方，大量迁移百姓来充实它，燕城因此废弃”，说的就是这件事。至元二十年，派一万名侍卫亲军修建大都城。至元二十六年，又修建宫城，于是设置武卫缮理，由留守段天[字缺]兼任指挥使主持此事。大体说来，元朝迁移和修筑燕京，先修宫城，后来才扩建都城；相关事情散见于本纪和列传。如今旧址中有些还可以推知：德胜门外八里的土城，就是元朝的健德门，这说明元朝都城的北面在今天德胜门外八里处。郭守敬把白浮泉水引入都城，汇聚到积水潭，设置插[字缺]来运输通州的粮米。世祖从上都回来时，看见积水潭中船只密集、遮蔽水面，非常高兴。积水潭就是今天的西海子，当时粮船可以停泊在那里，由此可知这座水潭当时还不是禁地。（见《郭守敬传》）永乐初年，定都于燕，沿用元朝旧宫，即今天的西苑，并在前面开设朝门，相关情况见刘侗《帝京景物略》。因此，元朝旧宫就在今天西苑以西、宣武门以内。明朝南、北京城的营建。明太祖创建南京，规划制度宏伟壮观。至今四百多年，城墙的高峻、街道的宽阔，都可以一一想见当年营建的遗迹。大概是把前代官民的房舍全部扫除，重新改建，而工程所需都出自民间的力量。《水东日记》说，洪武门外到中和桥，长达六七里的长街，是富民沈万三家用络丝石砌成的。由此类推，各种物料都是从民间征取的。《明史·严震直传》说，当时正兴办营造工程，把天下二十万户工匠集中到京师。严震直请求每户出一人，分别登记姓名和技艺，按照名册轮番服役。可见工匠全都是从民间征调的。《朱煦传》说，洪武十八年，诏令把天下所有危害百姓的官吏全部逮捕，押赴京师筑城。《叶伯巨传》也说，官员任职时一旦有过失，如果侥幸免于诛杀，就一定会被编入屯田、营造工程服役的名册。可见营造工程连官吏也一并役使。当开国之初，劳役百姓、动员众人，本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到成祖迁都北京时，本来完全可以沿用元都的旧址，但宫殿大多向东移到元代旧城以东三四里处。大概自徐武宁平定燕地、废弃元都以后，已经把旧城地界缩小，改为北平府了。现在德胜门外八里处有一座土城，仍是元代健德门的旧址，由此可见徐武宁已经把旧都西北一带划到城外了。华云龙镇守北平时，营建燕王府，并改筑北平城。（《云龙传》）刘侗《帝京景物略》也说，徐达命令华云龙重新修筑城墙，南北方向取直线，因此可见城郭已经另行修筑。《姚广孝传》说，成祖最初受封在燕地时，他的王府就是元代故宫。《景物略》也说，燕王府沿用了元代故宫，就是今天的西苑，并在前面开设朝门。永乐即位以后，就在元故宫接受朝见。到永乐十五年，改在东面修建皇城，距离旧宫约一里，一切都仿照金陵的制度，等等。可见宫殿也另行建造。现在参照《明史》的各篇列传来看，当时的大规模工程和徭役，也不比洪武年间创建南京时少。自永乐五年起，才真正开始营建。永乐九年，谭广以大宁都指挥使的身份负责督建北京。（《广传》）永乐十五年，薛禄以后的军都督身份主持北京营造。（《禄传》）宦官阮安心思巧妙，奉命主持北京城池、宫殿以及各官署府舍的营建，只凭目测和心中估量，就完全符合规制，工部只需接受工程成果而已。（《宦官传》）可见负责督办工程的人本来就不止一个。邝▯说，在北京服役的人数以万计，他奉命查验并裁减患病的人。（《▯传》）叶宗人为钱唐县令时，督促工匠前往营建北京。（《宗人传》）由此可见，工匠也从各省征调而来。邹缉上疏说，建造北京将近二十年，工程浩大、费用繁多，调度范围非常广。服役于工程的民夫，动辄达到百万，整年供应劳役，不能耕种。工匠中的小人又借助权势，逼迫百姓迁徙；百姓刚刚安定下来，又命令他们迁往别处，甚至有迁徙三四次的。（《缉传》）永乐十九年的诏书说，依靠天下臣民竭尽心力，冒着严寒酷暑，经历风霜，奔走办理事务、完成工程，辛勤劳作而不懈怠。（《景物略》）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城池宫殿都不是沿用元代旧有的建筑，而是重新营建的；其中扰害百姓、肆意造成的祸害，记载也无法全部说尽。本朝定都以后，明代宫殿已经被流贼李自成毁掉了，（《流贼传》）按理说应当大规模改建，但刚刚定都时，只在武英殿举行朝贺，后来逐步修缮，不肯兴起大规模劳役来使百姓受苦。直到康熙八年十一月，太和殿、乾清宫才告竣，这说明开国之初就已经把仁爱施及天下了。朱竹▯《日下旧闻序》说，唐代的幽州，其旧址有一半在新城（就是今天的南城）以西；金代向南扩展，元代向东北拓展。徐达平定北平后，毁掉旧都城，把城域缩小，昊天寺、悯忠寺、延寿寺、竹林寺、仙露寺等寺庙都被限制在城外。到嘉靖年间修筑新城时，这些寺庙又被围入城内。梁园以东直到神木厂一带，也都是旧时城郊的土地。元代的宫殿大概在今天安定门以北，明朝初年是以南城的旧宫作为燕王府，并不是沿用元代大内旧址。这些记载可以相互参证。

译○《金史》《金史》叙事最为详细而严谨，文笔也极其老练简洁，远远超过《宋史》和《元史》。有人说它大量取材于刘祁《归潜志》和元好问《壬辰杂编》，所以称它为良史。然而《元好问传》说，金朝灭亡以后，历朝实录都在顺天张万户家中。元好问对张万户说，想依据这些实录撰写史书，后来被乐夔阻止而作罢。这样看来，元好问从未得到实录的底本。如今《金史》的本纪，就是依据张万户家中的实录编成的。考察《完颜勖传》和《宗翰传》，女直人最初没有文字，祖先时代也没有记录。宗翰喜欢访问女直的老人，得到许多先世遗事。太宗天会六年，命完颜勖和耶律迪延掌管国史。完颜勖等人从始祖以下十代帝王，综合编为三卷；对于各部族，既称某部，又称某水、某乡、某村，以便加以区别。至于同契丹往来以及征战的事情，其中有许多欺诈谋略和诡计，也全都不加隐瞒，所以记载都能符合事实。据今本《世纪》来看，女真人起初臣服辽国并侍奉它，后来反叛辽国并灭掉它，一切都凭借欺诈和武力行事，史书都直笔记载而不加忌讳。至于《锡馨传》（旧名石显）以及 《和诺克传》（旧名桓赧）、《萨克达传》（旧名散达）、《乌春拉必传》（旧名腊醅）、《罕都传》（旧名欢都）、《伊克传》（旧名冶诃）等篇中的地名、部名、村名，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应当就是完颜勖等人所修、并载入实录的内容。皇统八年，完颜勖等人又进呈《太祖实录》二十卷。大定年间，《睿宗实录》修成，世宗说：“当时的旧人，只有古云（旧名彀英）还在。”于是命史官带着实录去向古云询问，古云改订了许多地方。（见《古云传》。）由此可见，金代实录本来就编写得详细谨慎。卫绍王被杀时，相关的记注已经没有保存下来。元初王鹗修撰《金史》，采集当时的诏令，以及金朝令史窦详所记的二十多条材料、杨云翼的日录四十卷、陈老的日录二十多条，还有女官所记资明夫人授玺的事情，用来补充史料。由此可以看出，《金史》的旧有底本本来就确实可靠，所以撰修者很容易据以成书。然而对于旧史，也有另行辨别取舍的地方。例如《李石传》说，旧史记载他年轻时贫穷，贞懿皇后周氏不肯接受他的求见；到中年时，又因冒领仓粟而被讥讽为贪鄙，仿佛是两个人的事。史书又称，他尚未显贵时，有人轻慢他；等到他做了宰相，那人见到李石便惊恐不安，李石于是更加厚待他。这同他平日严肃斥责徒单子温、气度风采截然不同。由此可见，撰修诸臣对于旧史也多有参照、互相校订，以求符合事实，并不是完全依赖抄录旧文。他在宣宗、哀宗以后诸将的列传，大多依据元好问、刘祁二人的著作，因为二人亲身经历了南渡，后来有的游历京城，有的在朝廷任职，凡是朝廷谋划和边疆事务，无不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他们的文笔老练遒劲，又足以自成一家。修史者依据他们的著作编成史书，所以能使当时的情形历历如在眼前。但如果说《金史》全部取自元、刘二人的著作，也并不是这样。例如《王若虚传》说，崔立献汴城投降蒙古，朝廷大臣想为他树碑记功，便把这件事交给刘祁；刘祁起草以后，元好问又加以删改。此事元好问、刘祁二人当时都深加隐讳，（见元好问《外家别业上梁文》和刘祁《归潜志》。）但《王若虚传》竟然直截了当地记载了此事，更可见修史诸人面对史料并不马虎，并非一概抄录。金朝初年灭辽、攻取宋地，中间同宋朝反复和战，末年又被蒙古灭掉，所以用兵之事比其他朝代更多。如果每件事情都由所有人分别铺陈，徒然增加冗杂。《金史》则每逢一件大事，就在主持此事的某一人传中详细叙述；其他共同参与、功劳相同的将领，则从旁见于其他传记。因此纲目分明、条理井然。例如珠赫店之战，《辽史》作出店河，《金史》作出河店。珠赫店之战中，太祖亲自统兵，就记在本纪里。俘获辽主、夺取宋帝，则详载于《宗翰传》和《宗望传》。渡江追击宋高宗，则详载于《宗弼传》。富平之战，则详载于《宗弼传》和《持嘉晖传》（旧名赤盏晖）。和尚原之战，则详载于《宗弼传》和《古云传》。泾州西原之战，则详载于《古云传》和《萨里罕传》（旧名撒离喝）。正隆年间的用兵，则详载于《海陵本纪》和《李通传》。大定年间重新夺取淮、泗，则详载于《布萨忠义传》（旧名仆散忠义）和《▯赫舍哩种塔传》（旧名纥石烈种塔）。泰和年间宋军来侵，则详载于《布萨揆传》（旧名仆散揆）、《宗浩传》和《完颜纲传》。兴定年间发兵进攻宋朝，则详载于《约赫德传》（旧名牙吾塔）。巩昌之战，则详载于《博索传》（旧名白撒）。禹山之战，则详载于《伊剌布哈传》（旧名移剌蒲阿）。三峰山之战，则详载于《完颜哈达传》（旧名合达）。汴城括取粮食的惨事，则详载于《锡默爱实传》（旧名斜卯爱实）。围攻汴城，则详载于《博索传》《完颜纳申传》（旧名奴申）和《崔立传》。归德逃窜之事，则详载于《白华传》。蔡州灭亡，则详载于《完颜仲德传》。每件事情都选择一两个当事人叙述事情的始末，同事的其他将领也可以依类从旁见到，这最符合修史的方法。又如辽将和尚、道温二人忠于辽朝，宋将徐徽言忠于宋朝，史书只记载他们殉节，而死难的详细经过，留给他们分别进入《辽史》《宋史》记载就可以了。但史家又不忍埋没他们临危不屈的壮烈，于是采用古人夹叙的写法，把道温二人附带写入《宗望传》，把徐徽言附带写入《罗索传》（旧名娄室），使这些人到了千年以后仍然仿佛具有生气，同时文章体例也不至于枝蔓繁杂，更可见修史者斟酌取舍、删削裁剪的苦心。

译考察崔立功德碑一事，《金史》的《刘祁传》和《元好问传》都没有记载。《王若虚传》则说，崔立杀害宰相，挟持妃、后等人，把汴京献给蒙古；他的党羽翟奕想请王若虚撰写功德碑，把这件事交给王若虚。王若虚对翟奕说：“学士代替君王发表言论，功德碑也说是代替君王发表言论，这可以吗？”翟奕无法反驳，于是召集太学生撰写碑文。这一说法本于元好问所作的王若虚墓志，后来《王若虚传》沿用了它。这样看来，碑文的撰写与刘祁、元好问二人无关。然而《王若虚传》又说，王若虚推辞以后，朝廷召太学生刘祁、麻革到尚书省；元好问当时任郎中，对刘祁等人说：“众人的意见是把这件事交给你们二位，不要推辞。”刘祁不得已起草定稿，拿给元好问看；元好问认为不满意，于是亲自撰写。写成以后拿给王若虚看，二人共同删定了几个字，但只不过直截了当地叙述这件事而已。照这样说，功德碑竟是出自刘祁、元好问二人之手了。然而郝经有《辨磨甘露碑诗》说：“国贼反而占据城池，自己给自己歌功，哪怕把他剁成万段也不足以惩罚，却还要推崇他。刻写文章歌颂功德，召来学士；滹南先生被迫以死相拒。（滹南先生就是王若虚。）林希更加不顾名节，哥哥替他起草，弟弟亲自刻碑。尚书省前面很快就把甘露碑磨制出来，书写碑文时竟用丞相的血。百年涵养的国运毁于一旦，父老前来看望，暗中流泪。几尊黄封酒、几斛米，为了这些东西卖掉家声，什么都不顾。盗贼占据中原，还责骂金源，张口闭口辱骂尧帝，脸皮厚到极点。作诗把这些事告诉曹听翁，也不要只责怪元遗山。”据此看来，撰写碑文另有其人（林希本是宋人，大概是借此影射撰文的人），并不是刘祁、麻革；所谓元好问改写碑文的说法，更不必辩解了。然而郝经诗的结尾说“也不要只责怪元遗山”，那么元好问对这件事终究有所牵涉。郝经诗说林希所作的文章“张口闭口辱骂尧帝”，斥责金源是“盗贼占据中原”；而《金史》说元好问改写的内容只是直截了当地叙述事情，难道是最初的稿子专门谄媚崔立，并且指斥国家，元好问看到后十分愤怒，特意改掉了其中放肆悖逆的话，后人于是误以为碑文出自刘祁、元好问之手吗？○《金史》失当之处 《金史》的体例也有值得议论的地方。本纪之前先列《世纪》，叙述世祖以下的世系次序以及创建国家、建立功业的事情；本纪之后又有《世纪补》，叙述熙宗的父亲宗峻、世宗的父亲宗辅、章宗的父亲允恭，他们都是因为儿子即位而追尊为皇帝的人。（宗峻追谥为景宣帝，庙号徽宗；宗辅追谥为简肃帝，庙号睿宗；允恭追谥为光孝帝，庙号显宗。）这类被追尊的皇帝，本来应该各自立传，置于列传之首，就像《元史》的睿宗、裕宗、显宗、顺宗，《明史》的兴宗、睿宗那样，最符合史书体例。《金史》因为太祖以前的十一位君主都是被追谥的皇帝，已经列入《世纪》；这三人也属于被追谥的皇帝，不便列入普通列传，所以又编写《世纪补》，附在本纪之后，这也是创立新例中较为妥当的一种。然而海陵篡位即帝，也追尊他的父亲宗干为睿明皇帝，庙号德宗；后来因为海陵被废为庶人，于是连同他父亲所受的帝号也一并削夺，并把宗干列入宗本等人的传记中。这固然是当时国史的记载方式；但到了后代修史时，海陵在位十三年，既然不能不编入本纪，那么他被追尊的父亲又何妨附入《世纪补》，以求体例统一。何况宗干是开国元勋，功劳和功业远在宗峻、宗辅之上。即使世宗即位后，也曾改谥宗干为明肃皇帝，后来因为允恭的奏请，才降封为辽王。如果因为他被降封，就不把他列入《世纪》，那么海陵即位时也曾把宗峻降封为丰王，这样一升一降，岂不是彼此矛盾吗？崔立杀害宰相，劫持妃、后等人，把汴京献给蒙古，却没有列入叛臣、逆臣之中，仍然列在普通列传里，并且同完颜奴申合为一卷，这是编次上值得议论的第一处。刘豫做了金朝册立的皇帝，实际上是金的属国。天会十年，刘豫迁都汴京；天会十二年，金、齐联合出兵进攻宋朝。这些都是金国的大事，但《金史》一概没有记载，这是记载上值得议论的第二处。张邦昌、刘豫都接受了金朝的封册，宇文虚中也在金朝任官，官至特进，《金史》本来应当为他们立传。吴曦叛宋投降金朝，已经被册封为蜀王；他死后，金朝又追赠太师，并为他招魂安葬。吴曦的事情虽然大多发生在宋朝，但他既然已经臣服于金朝，《金史》也应当为他立传；可是张邦昌等三人都有传，唯独吴曦没有。时青暗中接受金朝官职，但人仍在宋朝，多次率宋军进攻金朝。他的叔父时全则在金朝任同签枢密院事，多次替金朝进攻宋朝。按理应当为时全立传，把时青附在其后；却反而为时青立传，把时全附在其后，这也属于次序颠倒。宗弼用兵时，处处都有韩常相随。富平之战中，宗弼陷入重围，韩常被流箭射中眼睛，愤怒地拔出箭来，用土堵住伤口，奋力呼喊、拼死作战，于是解围救出宗弼；仙人关之战中，宗弼列阵在东面，韩常列阵在西面；顺昌战败时，韩常作为大将也遭受鞭责；柘皋之战中，王德先在昭关击败韩常，《宗弼传》中多次错误地记载了这些事情。又据《高福昌传》，韩常执法严厉，派差吏把囚犯押送到汴京，有的囚犯在途中逃亡，押解的差吏害怕获罪，于是把其余囚犯全部杀掉灭口。后来衍庆宫绘制功臣图像，韩常以骠骑大将军的身份也得以画像。韩常本来就是金朝初年的一员大将，多次立有战功，《金史》必然应当为他立传，却竟然没有，这也属于遗漏。这是编纂整理上值得议论的第三处。至于诏书、诰命一类的文书，既然已经载入本纪，就不必再在列传中重复收录。然而天辅五年，命都统杲进攻辽国的三道诏书，已经在本纪中详细记载，《杲传》又完整收录一遍，竟然一个字也没有不同。

译完颜苏▯▯（旧名素兰）在宣宗面前弹劾珠格高琪（旧名术虎高琪）的奸恶，这件事已经在《苏▯▯传》中记述得很详细，而《高琪传》又把它完整记载下来，连篇累牍仍没有写完。这也是可以议论的叙述繁复之处。又如《辽史》叙述本国军队时，不说“我兵”，而说“辽兵”；《金史》在宣宗以后叙述蒙古军队时，说“大元兵”“北兵”“大兵”，但叙述本国军队也直接说“金兵”（见《徒单兀典》等传）。大概不同朝代修史，不必把本国视为内、把敌国视为外，直书“金兵”也自然明白。至于《金太祖本纪》说，金太祖在鸭子河抵御辽兵，甲士三千七百人，到达的只有三分之一，不久与敌交战，大获全胜。辽人常说女直兵如果满一万人就不可抵挡，到这时才说已经满万人。上文既说三千七百人，到达者为三分之一，下文却立即说满万人，实在是语病。《卫绍王纪》记大安二年九月，突然写京师戒严，大概是因为蒙古军入境。但上文从未见蒙古起兵之事，使读者茫然不知是哪一处的军队，直到大安三年四月，才开始记载大元太祖来征，仿佛上一年的戒严另有兵祸，并非蒙古军所致。又如《纥石烈牙吾塔传》（今作▯赫舍哩纳赫德），太昌原之战获胜后，已经解除了庆阳之围。当时元朝使者斡骨栾来到行省，蒲阿等人因为这一次胜利而意气骄满，于是对斡骨栾说：“我已经准备好军队马匹，你们来战吧。”可见，这句挑衅的话是蒲阿说的。下文又说，内族垂庆出使北返后，才知道牙吾塔说过傲慢而激怒人的话；这样一来，这句话又成了牙吾塔所说。这是同一篇传记中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移剌蒲阿传》记三峰山之战，元兵打开钧州的道路，放金兵逃走，然后用生力军从两侧夹击，杨沃衍、樊泽等人都战死在路上；《沃衍传》却说他们已经进入钧州，元军派人招降，沃衍不肯，于是自缢而死。两篇传记也不相符合。） ○《辽史》《金史》各有疏漏之处 据《金史》记载，金太祖自从取得珠赫店之战的胜利后，就在第二年正月称帝，建立国号为金，年号为收国，共使用二年，后来又改元天辅。《辽史》记载，珠赫店之败发生在天庆四年，那么金建国应当是在天庆五年；可是《辽史》本纪在这一年并没有记载金建国的事，直到天庆七年才说，这一年女直阿固达（旧名阿骨打，即金太祖）采用铁州杨朴的计策，即皇帝位，改元天辅，国号为金。这样看来，仿佛金太祖到了这一年才称尊，而收国年号的两年全被抹去了，这是《辽史》的疏漏。《金史》记载，太祖起初因乌奇迈（旧名吴乞买，即金太宗）、萨哈（旧名撒改）等人的请求，才建立国家并称帝；他改元天辅，也是因为乌奇迈等人奉上“大圣皇帝”的尊号而改元，并没有杨朴定策之事。《辽史》又记载杨朴说，自古英雄开国或接受禅让，必先请求大国赐予封册，于是派使者议和，寻求册封。这样看来，杨朴确实是金朝初年的一名策士，但《金史》也没有记载此事，甚至列传中也没有杨朴这个人。○《金史》避讳之处 辽天祚帝巡幸混同江，边界以外、千里之内的生女直酋长按照旧例都来朝见。正好遇到头鱼宴，天祚帝临轩，命各位酋长起舞，只有阿固达以不会跳舞为由推辞。天祚帝再三告谕，他始终不从。天祚帝秘密告诉枢密使萧奉先，要借此事杀掉他；萧奉先认为他只是个粗人，便释放了他。阿固达的弟弟乌奇迈、尼玛哈（旧名粘没喝）等曾跟随天祚帝打猎，能够呼鹿刺虎，天祚帝很高兴，便常常给他们加官赏赐。阿固达回去后，于是起兵，先兼并附近的部族。女直赵三等人抗拒他，阿固达便俘虏了他们的家属。赵三逃去向咸州详衮司（旧作详稳）申诉，详衮司多次召阿固达，他都不来。一天，阿固达率领五百骑兵突然来到详衮司，与赵三在庭下当面争辩；阿固达不屈服，被送交有关官署审问，过了一夜便逃走，从此召他也不再前来。这件事《辽史》有记载，而《金史》没有记载。等到天祚帝亲自出征时，下诏说有“女直作乱，大军予以剪除”的话。女直君主聚集众人，剺面仰天痛哭，以此激励部众，说不如杀掉我这一族，你们去迎接投降，就可以把灾祸变成福气。各军都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有作战罢了！” 后来天祚帝派萧实讷▯▯（旧名萧习泥烈）等人册立金主为东怀皇帝。金朝认为册文中没有以兄长相待的言辞，不称“大金”而称“东怀”，是“小国怀念其德”的意思，于是不接受，并写信答复。这些事都载于《辽史》，而《金史》也没有记载。又如宋朝刘▯在顺昌取得胜利时，金葛王乌禄跟随乌珠（即兀术）前来进攻，也大败而退。《宋史》本纪和《▯传》记载得很详细；葛王就是金世宗，但《世宗本纪》却不叙述这件事。宣宗即位时，赫舍哩呼沙呼（旧作纥石烈胡沙虎）在弑杀卫绍王之后，是图克坦镒（旧名徒单镒）劝他迎立宣宗的（见《镒传》和《胡沙虎传》），但《绍宗纪》《宣宗纪》都没有记载。萨里罕（旧作撒离喝）被李世辅（即李显忠）劫持，李世辅准备挟持他归宋；追兵赶到后，李世辅便与他折箭为誓，随后把他推下山去，但《萨里罕传》没有记载（见《完颜彀英传》）。珠格高琪（旧作术虎高琪）担任宰相，专受宠信，作威作福，与高汝砺互相倚仗；高琪主持机务，汝砺掌管财利，依附自己的人就任用，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斥退。（见《珠格高琪传》。）但《汝砺传》中完全看不到他附和高琪的地方，反而记载他劝阻派兵护送麦子以及丈量田地、征收租税和专卖油等事，这些都与高琪意见不同；他与高琪意见相合的，只是劝阻派使者与宋朝议和一件事而已。传末的赞语稍微表示贬斥，说他因循缄默、逃避事务，贪恋职位而不肯离去，士人舆论颇以此讥讽他，但始终没有明确写出他结党依附高琪的事迹。至于《张邦昌传》，也只说金朝立邦昌为大楚皇帝，当时徽宗、钦宗二帝已经离开汴京，邦昌作为人质被送出后才回来；康王进入归德，邦昌在归德劝康王即位，后来因隐秘之事被杀。传中完全没有提到他僭越称帝的事，仿佛金朝册立邦昌之后，他就立即向康王劝进；这样一来，康王杀他便难免显得冤屈，连邦昌也被替他遮护了。

译○《金史》错误之处 《辽史》记载，天祚帝命宰相张琳、李处温与秦晋国王耶律▯守卫燕地，天祚帝逃入夹山，命令无法传达；奚和勒博（《辽史》作回离保）、耶律达实以及李处温、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等人拥立▯为帝，改元建福。不久▯去世，众人又立他的妻子德妃萧氏为皇太后，主持军国大事，准备迎立天祚帝的次子秦王定为帝；皇太后临朝称制，改元德兴。可见▯的年号是建福，萧氏的年号是德兴。但《金史·左企弓传》却说，辽天祚帝逃亡并保居阴山，秦晋国王耶律▯在燕地自立，改元德兴。这样就把他妻子的年号当成了▯的年号。又据《辽史》，左企弓、曹勇义、虞仲文、康公弼等人投降金朝后，经过平州，张▯（《辽史》作▯，《金史》作觉）逐一数说他们的十条罪状，将他们全部缢杀；但《金史》只有《企弓传》记载他被张觉杀死，《仲文传》却说他任翰林侍讲学士，死后谥文正；《勇义传》说他任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学士，死后谥文庄。《公弼传》说他权任乾州节度使，死后谥忠肃。这些传记都没有看到他被杀害的痕迹，仿佛都是在任上寿终正寝。何况《企弓传》已经明确叙述，投降金朝以后，金朝授予企弓守太傅、中书令，授予仲文枢密使、侍中、秦国公，授予勇义守司空之职，授予公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国公，这些才是诸人所受的金朝官职。既然已经接受金朝官职，那么临死时就应当用金朝官职来称呼他们；可是《仲文》等传所说的翰林侍讲学士、宣政殿大学士、权乾州节度使之类，仍然是他们在辽朝任职的官名，更显得前后两方面都没有依据。这是《金史》的失误。○《金史》纪传不相符合之处 《金史》中有本纪与列传不相符合的地方。元光元年出兵侵犯宋朝，负责统兵的是完颜讹可。本纪既记载派元帅讹可节制三路军马伐宋，下面又记载讹可与时全的军队大败，按理讹可应当处死，只是当面斥责后释放了他。《时全传》也记载，五月军队返回时，时全命令军队留在淮地收割麦子；讹可担心下雨后水涨，不能顺利返回，极力争辩，时全不听。当夜暴雨，洪水大涨，他们架桥渡水，便被宋兵袭击。然而《讹可本传》中完全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与宋军交战，也可见记载的疏漏。《宋史·本纪》记载，嘉定十二年金军统帅讹可进攻枣阳；《孟宗政传》也记载讹可兵败枣阳后退走的事，《金史》的本传反而没有记载，这是为什么呢？○《金史》人名书写不统一 《金史·纥石烈牙吾塔传》的末尾说，“塔”也写作“太”，又称“牙忽带”；女直语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汉字写法，所以流传到宋朝后，往往记载互不相同。到了《金史》这样一部完整记载金朝的史书，编修者本应把各传彼此校订，使写法统一。可是同一个撒离喝（今作斡里雅布），《熙宗纪》写作撒离合，《睿宗纪》写作撒离喝（《宋史》写作撒离曷）；同一个合达、蒲阿（今作哈达、布哈），本传写作合达、蒲阿，《讹可传》又写作合打、蒲阿；同一个阿忽带，《冯璧传》写作阿虎带，《讹可传》又写作阿禄带，下面又写作阿鲁带；同一个撒合辇（今作萨哈连），一篇传记中忽而写作撒合辇，忽而写作撒曷辇。纥石烈执中（今作赫舍里执中）就是胡沙虎（今作呼沙呼），但本纪、列传中却忽而写纥石烈执中，忽而写胡沙虎，忽而写纥石烈胡沙虎。内族承立即庆山奴，然而本传中忽而写庆山奴，忽而写承立。蒲察琦就是仁卿，然而本传中忽而写蒲察琦，忽而写仁卿。这些都是修史时仓促成书，来不及刊正校订，所以产生了许多分歧和错误。○《宋史》所记金人姓名多与《金史》不相符合 《金史》记载本朝人名时已经有很多前后不同的地方，流传到宋朝后，讹误就更多了。因此，《宋史》所记的金人姓名，拿《金史》来考查，能够相同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其余竟然没有一个可以核对的。例如《李若水传》《宗泽传》中的粘罕（今改作尼堪）、斡离不（今改作斡里雅布）；《韩世忠传》中的挞辣（《金史》作挞懒，今作达兰）；《岳飞》等传中的兀术（今作乌珠）；《吴▯传》中的撒离喝（今作萨里罕）、娄宿（今作罗索）；《张浚传》中的仆散忠义（今作布哈忠义）；《吴▯传》中的合喜（即《金史》中的徒单合喜，今作图克坦喀济哈）；《汤思退传》中的纥石烈种塔（今改作赫舍哩种塔）；《李宝传》中的完颜郑家奴（今作郑家努）；《赵方传》《扈再兴传》中的高琪、乌古论庆寿（今改作乌库哩庆寿）、完颜赛不（今作完颜萨布）、完颜讹可（今作完颜额尔克）；《孟珙传》中的移剌瑗（今作伊喇瑗）。

译还有一些人，两部史书的名字虽然相同，但挞辣在《金史》中作挞懒，娄宿在《金史》中作娄室，字形也已经不统一。此外，还有一些可以根据情理推知的。例如兀术被韩世忠围困在黄天荡时，《世忠传》说挞辣在潍州，派孛堇太一前来援救；《金史·宗弼传》则说派移剌古（今作伊喇古）前来援救，大概是同一个人。《毕再遇传》中有纥石烈都统，考查《金史》，当时统兵的人是纥石烈种塔，那么“都统”就是种塔，但《宋史》只记载了他的姓。其他如悟室（见《洪皓传》及《韩世忠传》）、聂儿孛堇、牙合孛堇、讹里也（见《世忠传》）、拓跋耶乌、乌陵思谋、忄乞查粘罕、索孛堇、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夏金吾（见《岳飞传》）、没立、乌鲁折合（见《吴▯传》）、胡盏、习不祝、完颜悉列、耶律九斤（见《吴▯传》）、室▯（见《秦桧传》）、耶律温（见《王德传》）、蒙恬镇国、五斤太师（见《魏胜传》）、万户撒八（见《杨再兴传》）、完颜蒲辣都、千户尼庞古（见《毕再遇传》）、阿海、完颜小驴、合答、奇哥（见《赵方传》）、从义、纳挞达（见《扈再兴传》）、巴土鲁（见《张威传》）、温端、兀陵达等（见《孟珙传》），查考《金史》，完全没有这些人；即使按照他们所记的事去寻找相应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相互符合。《宋史》记载，李显忠攻取炅壁时，暗中联络金朝统军萧琦作为内应；后来萧琦背弃约定，显忠多次击败他，于是收复炅壁，但虹县尚未攻下，显忠又派人劝说金朝贵戚大周仁和蒲察徒穆前来投降，于是收复虹县。后来又进兵攻克宿州，金军统帅孛撒率十万军队来战，显忠败退。考查《金史·纥石烈种塔传》，当时窝斡叛党括里、扎八逃入宋境，显忠采用他们的计谋，攻取了炅壁，并没有所谓萧琦这个人。虹县投降的金军将领是都统奚挞不，也不是周仁、徒穆。只有《张子盖传》中有招降金将萧鹧巴和耶律造哩的说法；鹧巴或许是扎八的讹写，但《显忠传》中又没有萧鹧巴这个人。（《孝宗本纪》中，萧琦、萧鹧巴是两个人。）至于所谓金军统帅孛撒，大概是仆散的讹写；但当时仆散忠义驻守汴梁，从未统兵前来，统兵的其实是种塔，《宋史》称孛撒又是一种不同的写法。总之，金人的姓名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汉字写法，只是按音称呼，流传到邻国后，更加以讹传讹，所以两部史书各自记录，彼此完全不相符合。只有《扈再兴传》中的“从义”，还可以根据情理推测。当时金朝派使者到各行省安排军务，这种使者称为“宣差”或“从宜”；“从义”大概是“从宜”的讹写，是出使官员的称号，并不是人名。《宋史·邢恕传》记载，邢恕的儿子亻京担任馆伴金使赵伦。当时肃王出使金朝尚未回来，朝廷商议也想留下金朝使者作为对等人质；赵伦害怕被扣留，于是对亻京说：“金朝有个余睹，他原是辽朝大臣，投降金朝后如今仍统领契丹精锐部队，却对金朝怀有二心，可以与他结交来谋取金朝。”亻京把这件事报告上去，皇帝于是赐给余睹诏书，藏在赵伦的衣领中，并厚加赏赐送他回去。赵伦回去后，把诏书献给金主，金主大怒，于是再次发兵灭宋。可见，用诡诈言辞诱使宋朝与余睹结交，回去后又献上诏书的人，是赵伦。但《金史·萧仲恭传》却说这是萧仲恭所为，完全没有所谓赵伦这个人。难道是萧仲恭出使宋朝时改换了姓名吗？赵伦本人就在宋朝，宋人记载了他的姓名，又不是听来的传闻。然而同一件事，两部史书中的姓名却不同，更加令人无法理解。○《宋史》《金史》不相符合之处 宋、金两国交涉的事情，二史本纪所记载的，大事大体相同，小事却多有不合。例如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金国把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迁往韩州，《金史本纪》记在十月，《宋史本纪》记在八月。天会七年，拔离速袭击宋主于扬州，《金史本纪》记在五月，《宋史本纪》记在二月。（按：这一年三月，宋帝已经在杭州，遭逢苗刘之变，于是为躲避兵乱渡江，当在二月。）天会八年，立刘豫为子皇帝，《金史本纪》记在九月，《宋史本纪》记在七月。天眷二年（宋绍兴九年），金国在河间拘捕王伦，《金史本纪》记在九月，《宋史本纪》记在十月。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达成，兀术以淮水中流划定边界，《金史本纪》记在九月，《宋史本纪》记在十一月。皇统三年，遣送朱弁、洪皓等人南归，《金史本纪》记在八月，《宋史本纪》记在第二年六月。像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例，大概有的依据传闻，有的依据事情开始的日期，有的依据事情结束的日期，所以先后记载不同。又如钦宗北迁一事，《金史本纪》说是在天会四年十一月，宋主出居青城。十二月，宋主赵桓投降，这一天回到汴城。《宋史本纪》只记载皇帝前往青城，又记载皇帝从青城回来，却不记奉表请求投降的事情。皇统二年，《金史本纪》记载金国使者刘▯以衮冕、圭、册书册立宋康王为帝；《宋史本纪》只记载金使刘▯等九人入朝觐见，把金国文书收藏在内侍省，却不提册立之事。大概都是为了替本朝避讳，国史的记事方式本来就是如此。只有天眷三年，金国再次出兵攻取江南，《金史本纪》只记载五月兀术进军汴京、撒离合进军陕西；这一个月，河南平定；六月，陕西平定。按：这一年宋将刘▯有顺昌之捷，岳飞有收复蔡州、颍昌、淮宁等州以及郾城、朱仙镇的胜仗，韩世忠有淮阳、氵加口、潭城的胜仗，张俊有永城、亳州的胜仗，王德有宿州的胜仗，吴▯有扶风、石壁砦的胜仗，王彦有青溪岭的胜仗，田晟有泾州的胜仗。当时战争才刚刚开始，怎么能说黄河以南、陕西都已经平定了呢？而《金史本纪》却一概不予记载。大概是金兵刚刚入境时，东京留守孟庾立即献城投降，其余州郡也望风溃败，有的投降，有的逃走，兀术于是上奏说黄河以南、陕西都已经平定。

译后来韩世忠、岳飞、张俊、刘▯、吴▯等人的交战，都发生在六月以后；虽然各自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诸将奉诏退兵，所得到的州郡又被金国占有。因此《金史本纪》一概不记，而在这一年十二月，总括记载宗弼上奏说宋将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率兵渡江这一句话。皇统元年，《金史本纪》记载：四月，宗弼请求讨伐江南；九月，宗弼渡过淮河，以书信责备宋朝，宋朝回信请求停止战争，宗弼便自行决定以淮水中流为界。按《宋史》，这一年正月，金人攻陷庐州；二月，王德在含山击败金人，杨沂中、刘▯等人在柘皋击败金人；三月，金兵退到濠州，王德等遭遇伏兵，战败退回。这样看来，用兵是在二、三月，到四月金兵已经撤回了。《金史本纪》所说四月宗弼请求讨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是记载上的错误。此后正隆年间南侵、大定年间议和以及泰和年间交战的事情，《宋史》《金史》大体相符。只有兴定以后，两史本纪记载的详略各不相同。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金史本纪》只记载在淮南用兵的事情，却没有提到进军四川的军队。兴定二年，《金史本纪》也多记淮南的战事，而进军四川的军队只记载了皂郊堡一件事。兴定三年，《金史本纪》也只记载淮南战役，却没有记载在陕西进兵兴洋。《宋史本纪》则专门详细记载兴洋之战，而淮南交战只总括叙述在春夏之交。到了元光元年，《金史本纪》把淮南之战记载得十分详细，《宋史本纪》却一个字也没有。正大二年，《金史本纪》记载光州之战；正大三年，《金史本纪》记载寿州之战，而《宋史本纪》也一个字没有。《金史》最为简略，却反而记载得详细；《宋史》最为详细，却反而有所遗漏，这实在无法解释。○宗弼渡江：宋、金二史记载互有不同 宗弼渡江追击宋高宗一事，据宗弼本传，宗弼从和州渡江，既已攻下江宁，便从江宁取道广德，前往杭州，起初并没有从镇江经过、派兵进军。《宋史·韩世忠传》却说，当时韩世忠从镇江退守江阴，不知是什么原因。等到查阅《赤盏晖传》（今作持嘉晖），赤盏晖跟随渡过淮河，担任先锋，在苏州、秀州遇到强敌，都将其击败，于是抵达杭州。由此可知，当时金兵攻下江南，本来就不是走一条路线。（大概宗弼从和州渡江，赤盏晖等从瓜州渡江。）《韩世忠传》也说，兀术分兵从不同道路渡江，各处驻军都溃散，所以韩世忠退守江阴。至于黄天荡之战，《宋史》《金史》的记载也颇有不同。《宋史·韩世忠传》说，兀术从杭州向北返回，到了镇江时，韩世忠已经驻军焦山。兀术无法渡江。挞辣当时在潍州，于是派孛堇太一前来援助。孛堇的军队在江北，兀术的军队在江南，韩世忠与两位金军将领在黄天荡相持四十八天。有人向兀术献计说，挖掘土渠接通江口，就能处在韩世忠军队的上游，于是一个晚上挖渠三十里。第二天没有风，我军船帆无力，不能行动；金人用小船纵火，终于冲断江面离去。这就是说，金军挖渠出江，是在黄天荡渡江向北离去的。《金史·宗弼传》却说，宗弼从杭州回军镇江，韩世忠以水军扼守江口，宗弼于是从镇江用槊破浪向西上行；宗弼沿南岸走，韩世忠沿北岸走。将要到黄天荡时，宗弼利用老鹳河的旧河道，开挖三十里，打通到秦淮河的水路，于是到达江宁。恰逢移剌古前来援助（大概就是《韩世忠传》所说的孛堇太一），宗弼从江宁出发，将要渡江北上。宗弼从东面渡江，移剌古从西面渡江，韩世忠分派水军截断江流上下游，准备从左右两面夹击他们。宗弼军用火箭射击韩世忠的五纲船，船只全被烧毁，于是击败韩世忠离去。这样看来，宗弼已经到达江宁，又从江宁驶出江面，之后才击败韩世忠；那么他截断江面向北离去的地点应当在江宁府城以北，而不再是黄天荡了。参看《岳飞传》，其中说兀术从杭州赶往建康，岳飞在牛头山设伏等待，夜里派人穿黑衣进入金军扰乱，金兵惊慌混乱。兀术到达龙湾，岳飞又击败了他。这样看来，兀术是返回建康后再次渡江向北。如果他直接从黄天荡向北离去，而不到江宁，那么又何必开挖老鹳河来打通秦淮河呢？（《金史本纪》记载，天会八年三月，宗弼与韩世忠在镇江交战，宗弼失利；四月，又在江宁交战，击败韩世忠，诸军渡江，等等。这也明确说的是两个地方。） ○宋、金二史传闻造成的错误 《金史·拔离速传》（今作巴离速）记载，天会四年，拔离速与泰欲马五在扬州袭击宋康王，康王渡江，进入建康。按：当时宋高宗听到警报便到镇江，随后前往杭州，从未到过建康。又据《奔睹传》，天眷二年，宋将岳飞率兵十万进攻东平，奔睹仓促出兵迎战。当时桑树柘树正茂盛，奔睹在树林间多处张挂旗帜作为疑兵，岳飞不敢行动，相持数日后离去。岳飞又率十万大军包围邳州，守将告急，奔睹对使者说，城西南有一道壕沟，深一丈多，应赶快堵住；岳飞果然从那里挖地道进入，因已有防备而停止。按：这一年金国正把河南地区交给宋朝，根本没有交战之事。即使是第二年兀术再次攻取河南，宋军诸将抵抗他时，岳飞正在京西，收复蔡州、颍州、淮州、宁州等地，也从未到过东平、邳州。《宋高宗纪》和《刘▯传》记载，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南侵，派兵进军扬州，刘▯派员琦在皂角林抵抗，大败金兵，斩杀其统军高景山。按《金史·乌延蒲辖奴传》，大定二年，蒲辖奴与延安尹高景山率兵在庆阳同宋兵交战。

译又据《世宗纪》，大定四年十二月，尚书省上奏，都统高景山攻取商州；《徒单合喜传》中也有记载。这样看来，大定四年高景山还在建立战功，怎么可能在此前三年就已经被杀呢？金宣宗兴定年间南侵，统兵的是完颜赛不。据《宋史·赵方传》，说宋军擒获赛不的妻弟王丑汉，金人于是杀死赛不。按《金史·赛不传》，赛不从侵宋战场回来后，接连在河北、河东和京兆用兵，一直到哀宗天兴二年，任行省于徐州时，遭遇郭野驴之乱，才自缢而死。距离兴定年间用兵已经十多年，而且没有被诛杀的事情。又据《宋史·孟珙传》，孟珙与元兵一起攻破蔡州，迫使金丞相乌古论栲栳投降。按《金史》，栲栳就是乌古论镐（今作乌库哩镐）。蔡城被攻破后，乌古论镐被擒，因为招降息州没有成功，才被杀死；这说明乌古论镐从未投降。以上各条，只有把两史相互校对，才看出其中的歧异，大概都是传闻造成的错误。○宋、金两国用兵必须参看两史 两国交战时，各自的国史所记载的，大多都夸耀胜利而避讳失败，所以本纪和列传的记载多半不能完全相信。宋朝南渡以后，从绍兴七、八年起与金交战，双方互有胜负。例如《宋史·李显忠传》说，李显忠攻克宿州后，金将孛撒率步骑兵十万前来进攻，李显忠亲自在城南作战，孛撒大败。第二天，孛撒又增兵到来，李显忠再次交战一百多合，杀死金军左翼都统以及千户、百户，斩首五千。当夜，统制周宏等人逃走，金人乘虚再次攻城，李显忠斩首二千多人，尸体堆积得和城墙、羊马栏一样高。城东北角已有二十多个敌兵登上城墙，李显忠拿军中所持的斧头将他们砍杀，敌兵才退去。正好邵宏渊不肯出兵相助，李显忠无法独立支撑，于是退军。这样看来，李显忠的军队虽然撤退，却并没有战败。《金史·赫舍哩种塔传》却说，种塔前来收复宿州，先命各军在州城西面多张旗帜作为疑兵，自己率大军驻扎在东南面。世辅（即李显忠）果然先出兵到州城西面，步骑数万人背城列阵，外面用拒马防护；又另派兵进攻东门，结果被蒲查击败。种塔命夹谷清臣撤去、毁掉拒马，双方短兵相接，世辅的军队混乱，诸将乘势追击，将其追杀到城下。当天晚上，世辅想斩杀败将，统制常吉害怕，前来投奔金军，金军于是完全了解了宋军的虚实。第二天，双方再次交战，世辅大败，便乘夜逃走。这样看来，种塔在这场战斗中又屡次取胜，而从未失败。又如《金史·乌古论庆寿传》《赫舍哩约赫德传》（旧作纥石烈牙吾塔）等传，叙述他们南侵淮、泗地区的战功，没有一次失败；而《宋史·赵方传》《扈再兴传》《孟宗政传》《赵葵传》等传，叙述他们击破金兵的战功，也没有一次失败。又据《金史·武仙传》，宋将孟珙到顺阳袭击武仙，武仙仓促率一百多人出兵抵抗，孟珙不敢前进；不久宋军逐渐集结，武仙便大败孟珙。但《宋史·孟珙传》说，武仙驻军顺阳，被宋军不断骚扰，于是退驻马蹬，孟珙攻破他的九座营寨，招降其部众七万人，武仙换上便服逃走，却完全没有记载武仙曾击败孟珙。《武仙传》又说，蔡州城被攻破后，将士全都离散，武仙渡过黄河向北逃走，被泽州守军杀死，也没有说他是被孟珙打败后逃走的。这说明各史记载互不相同，如果只依据一部史书，就一定不能得到事实真相。只有一国史书自己记载本国的失败，之后才能看出另一国真正的胜利；否则，如果在另一部传记中见到相关记载，也多少可以得到真实的胜负情况；又或者，一国史书叙述战胜得很艰难，也可以看出另一国抵抗的力量。例如宋将张浚在富平战败，五路军队损失惨重，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但《金史·宗弼传》说，这一战中宗弼陷入重重包围，韩常被流箭射中左眼，自己拔出箭，用土堵住伤口继续作战，才把宗弼救了出来。又据《娄室传》，富平之战时，宗弼的左翼军已经退却，娄室凭右翼军的力量奋战，战势重新振作，于是击败张浚的军队。这样看来，张浚在这一战中是先胜后败。（《宋史·张浚传》说刘▯先奋力作战，击败金兵，但《刘▯传》反而没有记载。）宋将吴▯在和尚原之战中的胜利，据《金史·宗弼传》，宗弼进攻和尚原，抵达险要之处无法前进，于是退军，途中遭遇伏兵，边战边退，行进二十里，将要到达平地时，宋军已经在山口列阵，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死。这样看来，吴▯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又如金国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次攻取河南，《金史本纪》只记载五月河南平定、六月陕西平定，《宗弼传》也不记载战败的事情。然而这一年六月以后，宋将刘▯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全都不记载。有人或许怀疑，《宋史》各传只是自行夸大的说法，并非事实。然而《金史·宗弼传》说，当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别占据河南各州郡，又出兵越过黄河，进入河东、岚石、保德一带，以相互牵制金军。又据《阿鲁补传》，宋将岳飞等乘金军空隙袭取许州、颍州、陈州三州，附近各郡都响应。这样看来，《宋史·岳飞传》所说的攻克更订西州郡，并派梁兴会合大行忠义以及两河豪杰，接连作战都取得胜利的话，必定不是虚构。又据《宋史》，仇▯上奏宋高宗说，我军已经熟悉作战，和从前不能相比，所以刘▯能够以少击多，使敌军遭到重大挫败。宋汝为给丞相的信中也说，太平日子长久了，人们不懂军事；如今诸将人人都知道奋勇作战，所以顺昌这座孤城能够奋力挫败敌军锋芒，使他们狼狈逃走。（以上见《仇▯传》《宋汝为传》。）仇▯又上奏宋高宗说，去年夏天诸将各自起兵，金人疲于奔命，来不及逃避败北，兀术对此深感忧虑，所以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这是绍兴十一年所上奏的。）因此，刘▯顺昌之捷以及诸将取得胜利的战绩，都是真实的事情。又如金大定三年（宋隆兴元年），金人攻取宋将吴▯所收复的商州、虢州等十六州，吴▯的失败当然很明显；然而《金史·徒单合喜传》说，当时吴▯在陕西、四川，占据散关、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虫岭、宝鸡县，拥有十多万兵力，并攻陷河州、镇戎军。

译徒单合喜命赤盏胡速鲁改守德顺，吴▯率二十万大军包围德顺，徒单合喜派诸将前来援救，玲亲自率领大军遮蔽冈陵山阜出战，乌也及、蒲离黑等合力与吴▯交战，直到天色已晚，战事才解。后来玲又来侵犯，占据德顺，攻陷巩州、临洮等地；徒单合喜派将领连续交战，玲又仗恃兵多不肯退去，分兵驻守秦州。徒单合喜于是驻军在德顺与镇戎之间，截断吴▯的粮道，玲才开始退兵。这样看来，玲虽然退军，但他先前与金人奋力交战的情况，可以通过徒单合喜传看出来。又据《金史·术虎高琪传》，泰和五年，吴曦奉表把四川地区献给金国投降，章宗命术虎高琪前往册封吴曦为蜀王。不久宋将安丙诛杀吴曦，派李孝义（《宋史》作李好义）率兵进攻秦州，先以一万人包围皂郊堡，术虎高琪抵抗。宋兵在山谷中列阵，以武车作为左右两翼，弩兵埋伏在武车下面。交战开始后，宋兵假装退却，术虎高琪发现有伏兵，于是退兵整顿军队；但宋兵又前来进攻。这样一共交战五次，宋兵越来越顽强，术虎高琪无法取胜。术虎高琪把骑兵分成两队，一队出战时，另一队停止等待；停止的那队出战时，作战的这队返回；返回的队伍又再次出战。如此反复数次，李孝义才解除包围离去。这是宋军竭尽全力抵抗，又因《高琪传》的记载才显现出来的。至于纥石烈牙吾塔（今作吓舍哩约赫德）侵犯宋朝，《本传》叙述他的功劳，几乎说成横行无敌；然而《冯璧传》说，牙吾塔所到之处，宋人都坚守壁垒不出战，军队没有任何资粮可取，所以无功而返。又据《纥石烈胡失门传》，牙吾塔不听从行省的节制，擅自进兵，宋人坚守壁垒不出，野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掠取，士卒疲惫不堪，饿死者接连不断，一直前进到江边才返回。这样看来，牙吾塔侵犯宋朝一事，参看《冯璧传》和《胡失门传》两传，才知道《本传》所夸大的功绩大多属于铺张。因此阅读史书必须参看各传，彼此校核，才能得到真相。●卷二十八 ○辽、金的祖先都能预知未来 《史记》说，黄帝一出生就神异聪慧，年幼时便能说话。这大概是开天辟地、建立天下秩序的君主，天生聪明，自有不可思议之处。即使是后世在蒙昧混乱中开创基业的君主，也一定有异于常人的禀赋，仿佛能与神明谋划。例如北齐文宣帝，虽然荒淫酗酒、昏乱颠狂，但梦呓和胡言乱语往往能预知未来的事情，已经很神奇了。（见“北齐文宣预知”条内。）至于辽太祖、金世祖两位君主，纪传中所记载的事，尤其可以作为证明。《辽本纪》说，太祖出生三个月就能行走，〔一〕而且能说话，能够预知尚未发生的事情。他自己说，左右身边仿佛有神人护卫；当时他的伯父执掌国政，有疑难便向伯父请教。即位以后，征伐无不如意，于是成就帝业。天赞三年，忽然下诏说：“自从经营我国以来，作为各方的父母，升降自有期限，去来由我决定。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秋，我必定有所归宿。然而两件事情尚未完成，岂能辜负亲人的诚意？时日已经不远，应当迅速戒备严整。”诏书下达后，听到的人都惊惧不安，没有人知道它的意思。这一年，他大举征讨托欢（旧作吐浑）、党项、准布（旧作阻卜）等部；第二年全部攻取西南各国，于是下诏说：“所谓两件事情，已经完成了一件，只有渤海的世代仇恨还没有洗雪。” 于是又大举出兵亲自征讨。天显元年，攻克扶余城，进攻辉罕（旧作忽汗），使其国王大▯撰投降，把那里设置为东丹国，封皇太子为人皇王，让他主持该国；这又完成了一件事。这年秋天，太祖去世，所谓“丙戌年秋天必有归宿”的话，到这时也应验了。又据《金世纪》，世祖曾经能够通过梦境来占验战阵的胜负。例如与博诺（旧作杯乃）交战时，世祖说：“我曾做过一个异梦，今天不能亲自作战；如果左军中有奋力作战的人，大功就能成了。”恰逢他的弟弟颇拉淑奋力作战，果然大胜。后来世祖病重，他的妻子纳喇氏（旧作拿懒氏）不停地哭，世祖说：“你不要哭，你只会比我晚死一年。”颇拉淑请示身后之事，世祖说：“你只会比我晚死两年。”颇拉淑出来后，对人说：“我哥哥到了这个时候，竟然也不对我说些好话。”到了第二年，纳喇氏去世；又过了一年，颇拉淑去世。临死时他叹息说：“我哥哥真是多智啊！”世祖刚开始卧病时，他的儿子阿固达因事前往辽国，世祖告诫他说：“你赶快办完这件事，五月还没有过半就回来，我还来得及见到你。” 阿固达果然提前一天到达，世祖高兴极了，抱着他抚摸，对弟弟穆宗（英格）说：“乌雅舒（旧名乌雅束）性情柔善，只有这个孩子能够办成契丹的事情。”后来阿固达果然灭掉辽国，称帝。又有一次，世祖讨伐乌春回来，纥石函部长阿海迎接拜见，世祖对他说：“乌春背弃恩义、背叛我，所以我诛杀了他。我的大限也将要到了；我死之后，你们应当竭尽全力辅佐我的子弟。如果一产生叛乱之心，就会像乌春那样灭亡。”后来乌春的儿子阿疏果然叛乱，导致灭亡。这两位君主，难道不是所谓早年就有智慧、天性早成，仿佛与鬼神相通，有些事情不能用通常的道理来解释吗？○金朝追尊谥号帝后的泛滥 拥有天下的君主，追尊自己的祖先，唐、宋旧制都是追尊四代；只有后魏追尊到二十八代，最为轻亵泛滥。金朝追尊谥号，也没有限制。金朝的先世本来十分微末，始祖函普最初居住在完颜部；第四世绥赫（旧名绥可）才开始定居阿勒喀水（旧作安出虎水），建立房屋居住的制度。第五世舒噜（旧名石鲁）才开始担任特里衮（旧作惕隐）。第六世乌古鼐（旧名乌古乃）才开始担任女直节度使。（这些官职都是辽朝授予的；辽朝以县令为刺史、以刺史为节度使，所以节度使与唐朝同名而实际含义不同。）第七世和哩布（旧名劾里钵）及其弟颇拉淑、弟弟英格（旧名盈哥），以及英格传给和哩布的长子乌雅舒，先后都承袭节度使之职。直到乌雅舒把职位传给弟弟阿固达，阿固达才建立名号、称帝。这样算来，到这时已经是八世十二位君主了。于是天会十五年，熙宗逐一追尊谥号：函普称始祖景元皇帝，其妣称明懿皇后；始祖之子乌噜称德帝，其妣称思皇后；德帝之子巴哈（旧名跋海）称安帝，其妣称节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