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

译万历年间，郑贵妃专受宠爱，光宗虽是皇长子，但储位尚未确定，朝臣多怀疑郑贵妃想立自己的儿子福王为太子。因此，请求确定储位以及争论三王同时册封之事的奏疏，动辄有几十上百封。等到光宗已经被立为太子，仍然孤立危弱、没有依靠，所以朝臣请求让福王就藩的奏疏，又有几十上百封。福王已经就藩，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忽然有人拿着枣木棍进入慈庆宫（光宗为太子时居住的宫殿），打伤守门人，到了前殿，被内侍擒获。皇太子把此事奏报皇帝。巡城御史刘廷元审讯此人，名叫张差，言语毫无条理，样子像疯癫。案件移交刑部后，郎中胡士相等便想以疯癫结案。提牢主事王之[疑字“き”]秘密审问此人，得知他名叫张五儿，有个叫马三舅、李外父的人命令他跟随一个老公公到一座大宅，那座宅子也是老公公的家，并教他遇到人就打死。王之[疑字“き”]记录下了这些话。第二天，刑部再次审讯，得知马三舅名叫三道，李外父名叫守才，引路的老公公是庞保，大宅的老公公是刘成；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宫中的宦官。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都怀疑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是主谋，想杀害太子，为福王谋取地位。皇帝也因此动摇了。郑贵妃处境窘迫，亲自向皇太子哀求。皇帝驾临慈宁宫，皇太子和三位皇孙侍奉在旁，召阁臣方从哲、吴道南以及朝臣入内，极力说明自己父子之间慈爱深厚，以消除众人的疑虑，下令将张差、庞保、刘成三人磔刑处死，不牵连其他人。群臣出宫后，皇帝的意思又改变了，下令先杀张差。等到九卿、三法司会同司礼监在文华门审讯庞保、刘成时，庞保、刘成因为没有旁证，便翻来覆去地不肯承认。刑部尚书张问达请求移交法司刑讯，皇帝认为此事牵涉郑贵妃，担心交给外廷会更加留下口实，于是就在宫内杀死庞保、刘成，将三道、守才发配远方，事情就此停止。（见《张问达传》《王之[疑字“き”]传》等。）这就是“梃击”一案。光宗即位后，才过几天就患痢疾，中官崔文升进用峻利的药剂，病情反而加重。有一名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进献药物，称为仙丹。皇帝召阁臣方从哲、韩[疑字“▯广”]等入内接受顾命，方从哲趁机说李可灼有药，于是皇帝传召李可灼入内诊视。李可灼说自己对病源了解得很清楚。皇帝命令赶快进药，诸位大臣都不敢作决定。李可灼于是进献一丸，皇帝稍觉舒畅。诸臣退下后，皇帝又命令再进一丸。第二天天还没亮，皇帝就驾崩了。（见《韩[疑字“▯广”]传》。）这就是“红丸”一案。光宗刚即位时，郑贵妃还在乾清宫，李选侍替郑贵妃请求册封皇太后，皇帝已经答应册封太后，并下谕给司礼监。当时外廷传言，郑贵妃用美女进献给皇帝，导致皇帝患病；御史杨涟弹劾崔文升用药失当，并请求皇帝慎重起居，因而提到郑贵妃不应册封为太后。过了三天，皇帝召集大臣，也召杨涟入内。他多次注视杨涟，告诫他不要听信外间流言，于是驱逐崔文升，并暂缓册封太后的命令。杨涟自认为是以小臣身份接受顾命，发誓要以死报答。皇帝驾崩后，杨涟急忙催促阁臣、部臣一同入内哭临，事情办完后，阁臣刘一[疑字“▯景”]询问群宦官皇长子在哪里，东宫伴读王安说：“被李选侍藏起来了。”刘一[疑字“▯景”]大声喊道：“谁去把藏匿新天子的人找出来！”王安入内禀告，李选侍才命皇长子出来。刘一[疑字“▯景”]等立即高呼万岁，扶持皇长子登上车辇，到了文华殿，先举行即位礼，恢复太子之位。当时李选侍在乾清宫，刘一[疑字“▯景”]认为太子不能与她同住，于是奉太子暂时住在慈庆宫。第二天，周嘉谟、左光斗等上疏，请求命令李选侍迁宫；左光斗的奏疏中用了武氏的典故，李选侍大怒，想召太子入内，并加重惩罚左光斗。杨涟正色对宦官们说：“太子如今已经成为天子，李选侍怎么能召见他？” 第二天，群臣又联合上疏，李选侍不得已，当天就迁往哕鸾宫，皇帝于是回到乾清宫。（见《刘一[疑字“▯景”]传》《杨涟传》《左光斗传》。）这就是“移宫”一案。梃击案自庞保、刘成死后，浮泛的议论已经平息。第二年，王之[疑字“き”]被徐绍吉弹劾罢职。天启年间，王之[疑字“き”]恢复官职，于是追究前事，上疏为死者复仇，说梃击一事是多么重大的变故，刘廷元却以疯癫掩饰案件，胡士相也含糊其辞地结案，实在是因为外戚郑国泰私下勾结刘廷元，阴谋进行大逆之事。这又是梃击一案争论的开端。光宗驾崩后，阁臣方从哲票拟赏赐李可灼银币，御史王舜等弹劾李可灼，于是改为命李可灼称病辞官。不久孙慎行入朝，追究弹劾方从哲，说李可灼不是太医，红丸究竟是什么药，方从哲竟敢让他进献给皇帝；方从哲应当按弑逆罪论处。王纪、杨东明、钟羽正、萧近高、邹元标等相继上疏，黄克缵等则替方从哲申辩。这又是红丸一案争论的开端。李选侍迁宫时，宦官李进忠、刘朝、田诏等偷盗金银宝物，经过乾清门时跌倒，皇帝把他们交给法司查办。群宦官害怕了，便散布谣言说皇帝薄待先朝妃嫔，以致李选侍迁宫那天赤脚投井，借此动摇迷惑外廷。御史贾继春于是上疏请求安抚李选侍，黄克缵也采纳并附和了他的意见。皇帝发怒，削除贾继春的官籍。不久皇帝逐渐忘却此前的事情，王安又被魏忠贤排挤杀害，刘朝、田诏等便贿赂魏忠贤，上疏为自己申诉冤屈，于是贾继春等人被重新起用，倚仗宦官的势力与杨涟等人为难。这又是移宫一案争论的开端。这三案本来各自都有道理。梃击案虽不能不使人怀疑郑氏，但又怎么知道不是庞保、刘成等人冒险求功呢？所以当时孙承宗已经说：事情关系到太子，不能不追问；事情牵连贵妃，又不能深究。庞保、刘成以下的人可以追问，庞保、刘成以上的人不可追问。这也算是善于调停的说法。红丸案，根据韩[疑字“▯广”]详细叙述进药的始末，认为李可灼进药时诸位大臣都在场，也都没有阻止，唯独孙慎行责骂方从哲犯有弑逆之罪，本来属于深文周纳，因此奏疏一出，满朝都觉得他做得过分；但当时他援引《春秋》中许世子没有亲尝药物的旧例，他的论述本身也不可完全抹杀。至于移宫一事，光宗在位时间很短，李选侍一向没有权势，不同于郑贵妃在万历年间数十年受到宠幸，即使暂时住在乾清宫，难道就能马上垂帘听政、称制吗？

译只是熹宗年纪还小，不能不考虑李选侍日后长期挟持控制他的可能性，这就是杨涟等人急于促成移宫的深意。既然已经迁宫，本来就应当以恩礼相待；可是忽然出现薄待先朝嫔妃的流言，那么贾继春请求安抚李选侍，也不能算过分。因此倪元璐评论这三案说：支持梃击案的人，是竭力保护东宫；争论梃击案的人，是谋划安定神祖。支持红丸案的人，说的是仗义之言；争论红丸案的人，讲的是推究实情之论。支持移宫的人，是在变乱尚未发生时就加以消弭；争论移宫的人，是在事情发生后持平处理。各自都有道理，不能片面斥责。这种说法最合乎情理、公平得当。然而，这三案后来竟成为无穷攻击的起点，是因为万历年间，无锡人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成为一时儒者的宗师，天下士大夫都仰慕他们。后来邹元标、冯从吾等又在京师修建首善书院，也以讲学为业。赵南星由考功郎被罢官归乡后，声名更加显著，与邹元标、顾宪成被海内士人并称为三君；他们的名望、品行和声势足以奔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纷纷响应附和，于是总称为“东林”。凡是违逆东林的人，便被共同指为奸邪；而支持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人，也都是东林党。万历末年，东林已经被齐、楚、浙三党斥逐殆尽。（见《叶向高传》。）光宗、熹宗年间，叶向高再次任相，与刘一[疑字“▯景”]等同心辅政，又起用东林人士；等到赵南星主持吏部，又把攻击东林的人全部斥退。于是被斥退的人谋划报复，全都依附魏忠贤，借助他的力量求胜。叶向高等相继离开朝廷，杨涟、左光斗等又遭诬陷迫害；凡是赵南星斥退的人无不被提拔，他所推荐的人无不遭祸。双方反复胜负，三案于是成了战场。倪元璐所说的：三案在逆宦魏忠贤得势以前，双方虽然水火不容，却并不妨碍彼此和谐共处；逆宦得志以后，逆宦杀人就借三案为名，群小求取进身也借三案为名。经过这两番利用，三案就完全变了性质。○三案都有先例 光宗在东宫时，发生了梃击之变，固然是非常事件，但这件事也有先例。万历元年正月，有个叫王大臣的人，穿着内侍的服装进入乾清宫，被抓获后交东厂审讯。宦官冯保想借此陷害高拱，便让家人辛儒教王大臣说自己是受高拱指使行刺的。锦衣都督朱希孝等会同审讯，王大臣大声喊道：“你们先许诺给我富贵，竟又拷打审问我吗！我哪里认识高阁老？”朱希孝害怕了，不敢再审问。廷臣杨博、葛守礼等竭力向张居正进言，张居正暗中劝说冯保，冯保于是用生漆酒灌哑王大臣，移交法司处斩。（见《高拱传》。）这是宫禁中的变故，早已有先例。但李希孔在奏疏中说，王大臣空手闯入宫门，因此不能与张差持棍肆意击打相比；至于究竟有没有主使者，则不得而知。红丸案也有先例。孝宗驾崩时，宦官张瑜等因为误用药物被捕入狱，杨守随会同审讯并杖打他们。（见《杨守随传》。）御史任惠又请求严明追究张瑜和刘文泰用药不当的罪责。（见《任惠传》。）世宗晚年服用方士的药物，驾崩后，司法官便按方士王金等人犯下的“子弑父”律定罪。（见《高拱传》。）这说明因用药导致死亡，也有先例。但高拱认为，世宗临朝四十五年，抱病多年，享有高寿而善终，若说是被王金等人害死，就等于诬称他不得正终，使天下后世把这位皇帝看成什么样的君主？这又是一种说法。大概世宗服用方士之药，错误发生在平日，所以没有明显痕迹可查；孝宗、光宗服药后突然驾崩，错误发生在临近死亡之时，痕迹容易发现。假如处理崔文升、李可灼案件时，阁臣有人仿照杨守随杖责张瑜等人的先例，那么诸位大臣应当也不会有不同意见；但朝廷反而赏赐他们银币，所以招致众人非议。至于移宫的先例，光宗刚登极时，郑贵妃也还在乾清宫，替李选侍请求册封皇后，李选侍也替郑贵妃请求册封皇太后。尚书周嘉谟等一同责问郑养性，命郑贵妃迁宫，郑贵妃当天就迁到慈宁宫去了。这说明移宫也早已有先例。只是光宗是年长的君主，所以郑贵妃不能不迁宫；熹宗却是年幼的君主，李选侍或许可以以保护皇帝为理由，若长期同住，容易逐渐形成挟制之势，因此杨涟等人早早加以考虑。然而李选侍离开后，客氏却进入宫中，最终与魏忠贤一起扰乱朝政。大概国运将要倾覆，原本就不是人能够预先料到的。○张居正久病，百官斋戒祈祷的人很多 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的生祠遍布天下，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但万历年间，张居正卧病，京城朝官建醮祈祷，后来蔓延到外省，众人纷纷跟从，这种风气其实已经开了先例。大概明朝中叶以后，士大夫趋附权势，早已相沿成风；狡猾的人献媚取宠，次一等的人也因为害怕遭祸，不敢独自保持操守。这些现象也可以用来观察当时的风气。根据《明史》，张居正生病后，过了四个月仍未痊愈，百官一起斋戒设醮祈祷；南京以及秦、晋、楚、豫各地的大吏无不建醮，而《明朝小史》的记载更加详细。万历十年，张居正病了很久，皇帝拿出大量金帛作为医药费用，六部大臣、九卿、五府以及公、侯、伯都为他设醮；不久翰林、科道官员跟着做，部属中的中行官又跟着做，各种杂职官也跟着做，仲夏烈日中竟放下本职事务奔走办理。张居正的同乡、门生、旧日属吏中，有人举行两次、三次。负责焚香的大官在烈日中手捧香炉；到了应当跪拜奏章时，便长跪不起，甚至有人贿赂道士，让他们轮流替换，以免双膝承受不住。有些奏章还一定要抄写副本，贿赂张居正的家人，把副本送到张居正那里；张居正有时看见后点头认可，拿笔在其中一两句华丽的话上点一下。此后人们争相聘请文人替自己撰写奏章，希望能使张居正露出一次笑容。不到十天，南京也仿效这种做法，山西、陕西、楚、闽以及淮漕、抚、按、藩、臬等官员无不设醮。于慎行《笔麈》还记载，建醮时，有位朱御史骑在马上，头顶香盒前往醮坛；后来奉使离开京城，京畿辅官员按惯例送来肉食，他却大骂道：“你们不知道我是在替相公斋戒吗？为什么拿肉食来供给我！”这种情形，与魏忠贤为自己建生祠又有什么不同呢？○明朝言路风气前后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