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

译○《明史》近代各史，除了欧阳修的《五代史》以外，《辽史》过于简略，《宋史》过于繁杂，《元史》编修草率，只有《金史》文字雅洁，叙事简明，稍稍值得观览；然而还没有一部像《明史》这样完备的。大概从康熙十七年起，朝廷任用博学宏词科的诸位大臣分工编纂《明史》，由叶方蔼、张玉书总裁其事；后来又先后以汤斌、徐乾学、王鸿绪、陈廷敬、张英担任总裁官。各位纂修者都博学能文，评论古事也有见识。后来张玉书负责志书，陈廷敬负责本纪，王鸿绪负责列传。到康熙五十三年，王鸿绪的列传稿完成，呈上朝廷，而本纪、志、表还没有完成；王鸿绪又加以编纂整理，到雍正元年再次呈上。世宗宪皇帝命张廷玉等人为总裁，以王鸿绪的稿本为基础，选派词臣再次订正，到乾隆初年才进呈。大概经过六十年才完成此事。自古以来修史，从没有像这样历时长久而功夫深厚的。只是因为它在康熙年间修成，距离前朝还不远，见闻还相承接，所以旧事的原委大多能够得到真实情况；不像《后汉书》在宋代修成、《晋书》在唐代修成，只是依据前人的记载来整齐文字而已。又经过几十年的参考和订正，有的增加，有的删减，有的分开，有的合并，因此史事更加详备，文字反而更加简洁。而且是非要经过长久时间才会确定，执笔者在其中也没有什么需要徇情隐讳的地方，所以更加可以作为凭信；不像元末编修《宋史》《辽史》《金史》三史、明初编修《元史》时，时间紧迫，没有工夫详细考订，只得草草完成。其他方面不再详论。自从魏收、李延寿把子孙附在祖父名下，便代代替人编写家谱，一篇传记中包含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事情，读一篇传记就必须查阅几个朝代的史书；宋祁认为这样简要，其实反而更加使人昏惑。《明史》安排列传，则大多按照时代先后排列。徐达、常遇春等人的子孙附在本传之后，这是仿照《史记》《汉书》的体例，用来叙述功臣的世系。杨洪、李成梁等人的子孙也附在本传之后，则是因为他们家世代为将，这又是一种体例。至于祖父、父亲、子孙各自都有重大事迹可记的，例如张玉、张辅是父子，张玉因靖难建立功勋，张辅因征讨交趾建立功勋，所以各自立传。又如周▯、周经，耿裕、耿九畴，杨廷和、杨慎，瞿景▯、瞿式耜，刘显、刘纟廷等，也无不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对于没有重大事迹可记的人，才把父亲附在儿子之后，或把儿子附在父亲之后。（例如何文渊先叙述在其子《何乔新传》的开头，刘仁宅先叙述在其子《刘大夏传》的开头，这是把父亲附在儿子之后。《林瀚传》末尾附有他的儿子廷机和孙子濂，《许进传》末尾附有他的儿子诰、赞、议、论等，这是把儿子附在父亲之后。）否则，像杨肇基和他的儿子御蕃，各自都有战功，那么御蕃本可附在《杨肇基传》之后；但由于他的功绩在登州、莱州一带，所以宁可附在共同办事的《徐从治传》之后，而不附在《杨肇基传》之后。其他还有稍作变通的情况。徐寿辉僭越称帝，本应列入《群雄传》，但因为不久就被陈友谅杀死，所以并入《陈友谅传》，徐寿辉不另立传。姚广孝不是武臣，但因为他是永乐年间功臣之首，所以与张玉、朱能等合在一卷。黄福、陈洽等都是文臣，柳升、王通等都是武臣，但因为他们共同参与安南事务，所以文臣、武臣合在一卷。秦良玉本来是女土司，但因为她曾任总兵并有战功，所以与各位将领合在一卷。李孜省、陶仲文各自擅长方术，本应收入《方技传》，但因为他们凭借方术取得宠幸，所以另收入《佞幸传》。这些都是编排次序得当的地方。自《宋史》以来，凡是多人共同办事，必定各自立传，而且各传中又不互相参见，好像每个人分别做了一件事一样；这不仅使篇卷更加繁多，也使读者翻阅时容易感到混乱。《明史》则对于几十人共同参与的一件事，只选择其中一人立传，其他共同办事者就在此人的传记之后各附一篇小传。即使共同办事者另有专传，而这里不再详细叙述这件事，也只说“详情见某人的传”。例如孙承宗有传，写到柳河之战时，就说详情见《马世龙传》；祖宽有传，写到平定登州时，就说详情见《朱大典传》。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一个人的传中兼叙共同办事者。例如《陈奇瑜传》说，他与卢象升在乌林关等地共同击破贼军；《卢象升传》也说，他与陈奇瑜在乌林关等地共同击破贼军。甚至熊廷弼、王化贞，一人主张进攻，一人主张防守，意见虽然不同但事情相互牵连，于是不给王化贞另立传，而把他并入《熊廷弼传》。袁崇焕、毛文龙，一人任经略，一人任岛帅，官职虽然不同但事情相互牵连，于是不给毛文龙另立传，而把他并入《袁崇焕传》。这也是编纂安排得当的地方。至于最简明概括的，莫过于附传的体例。例如《扩廓传》附载蔡子英等人，《陈友定传》附载靳义等人，《方孝孺传》附载卢原质等人，是因为他们都能抗守节操。《柳升传》附载崔聚等人，是因为他们都是征讨安南时的共同参与者。《李孜省传》附载邓常恩等人，是因为他们都凭借方术获得宠幸。到了明朝末年殉难的人，附传尤其多。例如《朱大典传》附载王道▯等几十人，《张肯堂传》附载吴钟峦等几十人；《史可法传》已经附载几十名一同死于扬州之难的文臣，如果再附载武臣，篇幅就太冗长了，于是把各位武臣全部附在《刘肇基传》之后。《忠义传》《文苑传》等，也无不如此。又如《孝义传》已经把其中最为特殊的人分别立传，而其他曾经受到旌表的几十人、上百人，则把他们的姓名逐一列在传记序言中。又如正德年间进谏皇帝南巡、被罚跪在午门并受杖刑后贬谪的，有一百四十多人；嘉靖年间伏在宫阙前争论“大礼”的，也有一百四五十人，全部逐一记载姓名。因为每个人都立一传，传记就多得无法承受；如果一概删去，又会全部湮没无闻。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既不至于使篇卷浩繁，又能让这些人的姓名仍然见于正史之中，这正是修史者的苦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又如《高倬传》附载在南都殉难的张捷、杨维垣、黄端伯、刘成治、吴嘉允、龚廷祥六人，但所附的小传只有黄端伯以下四人，唯独缺少张捷、杨维垣，这是因为这两人本来属于阉党，他们的事迹已经见于各自的列传中，因而不屑于再为他们附传。这说明附传之中也自有区别，更能看出修史时斟酌事情并不马虎。至于各位大臣，如果其事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事情的功过，那么对轻重的处理一定力求公平。例如李东阳、徐阶、高拱、张居正、沈一贯、方从哲、熊廷弼、袁崇焕、陈奇瑜、熊文灿、杨嗣昌等人，功劳和罪过都分别有所体现，冤屈与侥幸也都一并呈现，几乎没有一个字是虚设的。虽然篇幅稍长，但不这样就不足以充分写出事情的曲折；执笔者不知经过多少次审查订正，才完成篇章。这部《明史》确实是近代各史所不能比的；如果不细心默默观察，就不知道它审慎精密之处。○《明史》立传多保留大体 《明史》立传多半保留大体情况；如果不拿其他史书相互校勘，就不知道修史者斟酌取舍的苦心。例如《龙兴慈记》记载，徐达患疽病，皇帝赐给他蒸鹅；疽病最忌讳鹅肉，徐达流着眼泪吃下去，随即死去。这样说来，徐达几乎没有得到正常的死亡，这本来就是没有根据的传闻。然而解缙的奏疏中有刘基、徐达受到猜忌的话（见《解缙传》）。李仕鲁的奏疏也说，徐达、刘基受到猜疑，几乎等同于萧何、韩信（见《李仕鲁传》）。这两篇奏疏都是上奏皇帝御览的，必定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那么皇帝对徐达、刘基二人的疑忌就可以知道了。如今《明史》的《徐达传》《刘基传》却说皇帝始终以恩礼相待，丝毫没有嫌隙，大概只是从大体上说；至于平时偶尔有猜嫌之处，本来可以略去不论。而且当时功臣大多不能保全，徐达、刘基能够善终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所以不再稍微写出那些细微的责难。又如《草木子》记载，宋讷作为投降的元朝旧臣，担任国子祭酒，极力严厉苛刻，以迎合皇帝的心意；国子监学生每月都有上吊自杀的，死后必须验看尸体才收殓，说他的残酷超过周兴、来俊臣。但《明史·宋讷传》完全没有提到这些，只说他的次子复祖任司业，告诫诸生遵守宋讷的规条，违犯者罪至死而已。又如张辅之死，《庾巳编》说，张辅随英宗北征，在土木之难中逃回，和家人诀别后，在先人的坟墓前上吊而死。如今《张辅本传》只说他随英宗北征，在土木之难中死去，完全没有提到逃回后上吊的事情。大概宋讷以严厉来树立教化，最有师法可取；张辅历经四朝，功勋德行卓著，到老年也没有非议，所以各自只记载他们的长处，小的瑕疵则予以略去。又如杨廷和入阁，《双岐杂记》说是由于刘瑾的力量，但《杨廷和本传》完全没有提到，反而说杨廷和违逆刘瑾，刘瑾摘出《会典》中的小错误，扣减他的俸禄二级；这说明杨廷和不但没有依附刘瑾，反而与刘瑾相违。于谦之死，是因为石亨、曹吉祥诬陷他图谋拥立襄王世子而被杀。《于谦传》只说是曹吉祥、石亨的诬陷，没有来得及详细辨析事情的真伪；这件事在《襄王朱瞻墡传》中可以看到。传中说，英宗复辟后，在皇太后的阁中看见襄国的金符，才知道土木之变后，曾想召襄王入朝但没有成功，金符于是留在阁中；由此便知道并不是于谦等人在景帝病重时取走了金符，于谦的冤屈自然无需辨析就已经昭白了。熹宗的懿安张皇后在国变时的生死，传闻没有确切结论，所以本朝定鼎后，只为崇祯帝和周皇后发丧成礼，唯独张皇后没有这样做，大概是当时有人传说张皇后没有死。（当时南昌推官史夏隆说，国变时，张皇后出宫，被李贼部下刘旗鼓俘获。刘旗鼓原来是旧日的弁卒，事后没有失礼之处；等到我朝军队到来时，他说张皇后不能失去朱家的体面，于是张皇后便上吊而死。本朝实录记载，顺治五年间，有天津女子自称是张皇后，聚集众人扰乱京畿。又有陈玉▯基撰写《宦者高永寿传》，说张皇后与周皇后在同一天上吊而死。后来熹宗的妃子任氏出宫，被一个少年带走；过了一年多，少年的钱财几乎被她花尽。任氏发怒，自称“我就是张皇后，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听到的人不敢隐瞒，于是把她送交官府。只有高永寿认得她，但也不敢公开证明她是假冒的。）因此本朝典籍没有提到这件事。到修史时，本纪根据陈玉▯基所传，大书国变时张皇后在宫中上吊而死；《流贼传》也称李严保护懿安皇后，让她自尽，使这位贤后不遭受传闻的诬蔑，更能看出史书书写并不马虎。又如胡世宁随军讨伐江西王浩八等贼寇，招降东乡贼充作新兵，不久又再次反叛，这件事见于《陈金传》，而《胡世宁传》没有记载。徐阶主持国政时，创办讲学会，张岳上疏诋毁他，说讲学是用富贵功名来鼓动士大夫，空谈虚理、寂理；这件事见于《张岳传》，而《徐阶传》没有记载。陇川用兵时，邓子龙不能驾驭军队，因为军饷稍有迟缓，军队大声喧闹而作乱，击鼓行进到永昌、大理，经过会城；巡抚萧彦调集土兵、汉兵从两面夹击，叛乱才平定。这件事见于《萧彦传》，而《邓子龙传》没有记载。大概为名臣立传时，这个人偶尔有过失，并不妨碍把它分散记在他人的传记中，而本传不再琐碎地写入。这也是发扬人的长处、希望其长久流传的一点微意，不想因为小的瑕疵而损害其整体。○大礼之议 孝宗去世，儿子武宗即位。武宗去世，没有儿子，而孝宗的弟弟兴献王有儿子，按照伦序应当即位，大学士杨廷和依据遗诏迎立他，这就是世宗。世宗即位后，下诏讨论追尊生父的问题。杨廷和查考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旧例，授意尚书毛澄说：“这些可以作为依据。”毛澄召集文武百官共同议论，请求皇帝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称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皇帝自称侄皇帝。这一议案三次上奏，三次被驳回。进士张璁独自上疏说，应当在京师另建圣考庙；圣母则因儿子的尊贵而尊贵，尊号应当与父亲相同。皇帝非常高兴，于是连续驳回礼官的议案。朝廷大臣不得已，请求尊孝宗为皇考，尊兴献王为本生皇考兴献帝，尊国太妃为本生皇太后。不久，桂萼上疏说，应当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在大内另立庙宇，确定兴国太后的礼制，定称为圣母。张璁又上疏附和，并说应当去掉“本生”的称号。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但朝廷大臣们伏在宫阙前哭泣争论。皇帝大怒，被杖责、贬谪的有几十人。于是席书等人议论说，孝宗是皇伯，应当称为皇伯考。

译昭圣皇太后是伯母，应当称为皇伯母；兴献帝是父亲，应当称为皇考；章圣皇太后是母亲，应当称为圣母；武宗仍称为皇兄，庄肃皇后应当称为皇嫂。于是下诏告知天下，尊称就这样确定了。现在考察各位大臣的奏疏，他们当然各有道理；主张称孝宗为皇考的，有杨廷和、毛澄、汪俊以及满朝大臣。杨廷和上疏说：“礼制说，承继别人为后嗣的，就把所承继的人作为父亲，而把自己的生父母作为伯父、叔父和伯母、叔母；这是古今不变的典制。”毛澄上疏说：“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的孙子刘景为定陶王，让他奉祀共王的王后；共王就是皇太子的生父，师丹认为这样恩义已经十分周备。宋代濮安懿王的儿子入继仁宗，这就是英宗；司马光认为，濮王应当以高官大爵来尊崇，称为皇伯而不直呼其名。于是建立濮王园庙，以宗朴为濮国公，奉祀濮王。程颐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应当把所承继的人称为父母，而把自己的生父母称为伯父母、叔父母，这是人的大伦。但是，生父的意义极其尊贵，应当另立特殊称号，称为皇伯叔父某国大王；这样正统关系明确，而生父也得到尊崇。”这种尊孝宗为皇考的主张，援引汉哀帝、宋英宗两个事例作为依据，满朝都信服它。张璁、桂萼等人则认为，汉哀帝、宋英宗都是由成帝、仁宗预先立为嗣子，并养在宫中，他们作为后嗣的意义十分明确。如今武宗没有后嗣，大臣们认为陛下按伦序应当即位，于是迎立陛下，这与预先收养在宫中的嗣子不同。陛下是继承帝位的统绪，不是继承嗣子的身份。统绪与嗣子并不一定都要由父亲死后儿子继承：汉文帝是由弟弟继承，汉宣帝则是由兄长的孙子继承，何必要夺去这种父子亲情，建立那种父子的名号呢？不久，张璁、桂萼又上疏说，今天礼制争论的关键不在于称不称皇，而在于称不称考。方献夫、席书等人也赞同他们的说法，上疏说：“作为别人的后嗣，父亲曾经立他为儿子，儿子曾经侍奉他为父亲。如今孝宗本来已经有武宗，未曾把陛下作为儿子；陛下对于孝宗，也未曾作为儿子侍奉他。况且武宗统治天下十六年，如今陛下不忍心让孝宗没有后嗣，却唯独忍心让武宗没有后嗣。陛下出生在孝宗去世后二年，却不继承武宗的大统，反而越过十六年而上尊孝宗为考，天伦大义本来就已经错乱了。”这种尊兴献帝为考的主张，是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等人所坚持的。究其根本来说，杨廷和等人援引汉哀帝、宋英宗的两个事例，固然是依据先儒已经形成的说法。然而，世宗即位，与汉哀帝、宋英宗两位预先立为储君的君主不同，只是因为按伦序应当即位，遵奉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入继大统。如果说继承统绪就必须继承嗣位，那么就应当称武宗为父亲了。由于武宗是世宗的从兄，不可能称为父亲，于是便想抹去武宗这一朝，而让从未做过父亲的孝宗作为世宗的考。这样的道理本来就窒碍不通。所以张璁的议论一提出，杨一清立即说这个论断不可改变。《明史》在《毛澄》等人的列传中，已经详细记载他们援引古义的奏疏；在《张璁》等人的传中，又详细记载了“继承统绪而非继承嗣位”的奏疏，使读者各自看到其中的是非，自然可以作出折衷判断。而《毛澄》等传的赞语却说，诸臣只看到先儒已有的成说可以作为依据，却忘记世宗与汉哀帝、宋英宗的情况不同，争论得越用力，错误也就越深。这确实是公平恰当的评论，可以作为万世的准则。○李福达案件 李福达案件被翻案并改判罪名，大小官员被罢黜、革职、审问治罪的达到四十多人，是嘉靖年间的一件大事。御史马录巡按山西时，把白莲教妖人张寅认作弘治年间谋反的李福达，判处他死刑。武定侯郭勋写信来替张寅求情免罪，马录于是连郭勋一起弹劾。朝廷已经下旨将李福达父子处死，又责问郭勋，郭勋也已经认罪了。但言官认为郭勋是因参与议论大礼而得到皇帝宠幸，大家都厌恶他，于是群起攻击郭勋，想坐实他结党谋逆的罪名。郭勋于是竭力图谋反击，以自己因议礼而触犯众怒为由申辩。皇帝心意有所动摇，特命张璁、桂萼、方献夫主持三法司重新审讯。三人原本都与郭勋一样，因议大礼而得到宠幸，受到朝臣嫉恨，于是把这件案子全部翻了过来，说张寅不是李福达，只是诸臣想借此陷郭勋于重罪。于是触怒皇帝，诸臣全被逐出朝廷。这是张璁、桂萼等人倚仗宠信、窃取权力、包庇奸人、报复怨仇，罪不容诛的表现。然而当时张寅与李福达姓名不同，也确实使人怀疑马录有意罗织罪名。李翊《戒庵漫笔》记载项乔的说法说，张寅以白莲教迷惑百姓，自有他本人的罪过，而马录却指认他是李福达等等；这本来就是认为张寅不是李福达。《法传录》也说，李福达是五台人，张寅是徐沟人；张家是县中的著姓，家谱文牒记载得十分清楚，马录全都斥为伪造，一笔抹掉；这同样是认为张寅不是李福达。只有《从信录》和《林居漫录》确实指称张寅就是李福达，王[A158]登《竹墅席上谈》也记载，李福达脱罪后游历江南，在苏州寄居元妙观，在常州寄居杨七郎家，在松江寄居朱恩尚书家，施展了许多奇异法术；可惜他自己投身法网，改名张寅，差一点再次遭受大祸；这些记载认为张寅就是李福达。各种说法纷纭如此，修史的人应当听从哪一种呢？现在姑且平心静气地讨论：张寅是被薛良首先告发，并指称为李福达的；这件事发生在郭勋请托之前。马录据此迅速定案，并不是预先知道郭勋会来请托，便提前把福达按谋反重罪定罪。那么张寅就是李福达，无须再争辩。等到郭勋的请托信送到，马录依据此事弹劾郭勋，公侯大臣替妖人游说，凭借权势扰乱政务，本来已经罪不可逃，原本不必再讨论李福达是真是假。等到张璁、桂萼想借此替郭勋报复时，就不得不翻转这件案子，以张寅不是李福达为说辞，声称朝臣想陷害郭勋，故意把张寅按谋反重罪治罪，然后使郭勋的罪名显得更加严重，以此激怒皇帝。于是这件公案全部被翻转，甚至颁刻《钦明大狱录》向天下公布，张寅不是李福达也就成为铁案了。修史的人从中推究透彻当日的事情，所以在《马录传》中既明确叙述李福达改名张寅，又在传末说张寅、李福达姓名相同或有误，人们也因此对此产生怀疑。等到他的孙子李同又因施行妖术而案发，追查其来历，李福达一案就更加可信了。又在《唐枢传》中完整载录唐枢的奏疏，明确指出张寅就是李福达，证据历历在目，这件案子便更无疑义。这样一来，马录等诸臣所受的冤屈、张璁、桂萼等人的诬陷，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众人面前，也可见修史时斟酌考订的苦心。○袁崇焕之死 今天当然都知道袁崇焕死得冤枉。但在当时，不仅崇祯帝恨他引领我朝军队来威胁议和（当时皇帝非常愤怒，想要诛灭袁崇焕全族，因何如宠申救，免死三百余口，见《何如宠传》），朝廷中的大臣以及京城内外的人，也没有不指责他卖国的。杨士聪平心而论，也只是说他的罪不至于此，却不知道他招致祸患的真正原因。他所撰《玉堂荟记》说，己巳之变时，当时的兵力、马匹和物资足以与敌相当，袁崇焕刚到，经过一战，人心才稍稍安定。然而袁崇焕在大▯那里很少有人与他结交，诋毁他的言论接连不断，最终遭受极刑。就连京城百姓也纷纷认为他是奸臣卖国，甚至有人要吃他的肉；这些流言都是从宫内宦官那里传出来的。由此可见，当时“引敌胁和”的说法已经众口一词。杨士聪虽然略微知道诽谤言论出自宦官，却始终不知道宦官为什么会散布这种说法。直到我朝修史时，参照校对《太宗实录》，才知道这件事原来是我朝设下的反间计：说袁崇焕暗中已经订立盟约，并让一个姓杨的被俘宦官知道此事，暗中放他回去。杨监逃回大内，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皇帝深信不疑，于是把袁崇焕在市中肢解处死。

译于是《袁崇焕传》中有了依据，直接记载了这件事，袁崇焕的冤屈才得以昭雪。假如修史时不加以详细考察，那么卖国的说法早就混为一谈，谁还能辨明它是诬陷呢？由此可以看出，《明史》立传十分详慎，是非功罪，分毫不混，确实可以传信于千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周延儒列入《奸臣传》周延儒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宰相，把他列入《奸臣传》，未免稍微过分。他起初入阁时，没有发现什么败坏操守的事情，只是因为不是通过廷推而取得职位，所以诽谤议论纷纷。他第二次出任宰相时，免除拖欠的赋税，起用废弃不用的官员，撤去中使，停止内操，救援黄道周，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因此，王鸿绪的《明史传稿》把他列在普通列传中。然而现在把他列入《奸臣传》，是因为崇祯十六年，我大清军队深入京畿地区，周延儒出任视师，亲自驻扎在通州，却不敢交战，只坐等我军蹂躏之后离去。当时舆论沸腾，都说周延儒收受贿赂、放纵敌军。锦衣卫骆养性、司礼监王德化秘密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总兵唐通也曾当面奏报，于是朝廷内外、民间上下众口同声，没有人不想吃他的肉，民间甚至演成卖国的传奇故事，很快传遍天下。所以几十年间，周延儒受到人们唾骂，比其他宰相尤其严重。诸臣修史时，正值对周延儒的诟骂还没有停息，自然不得不把他列入《奸臣传》。但仔细考察传中所载，不过是他信任吴昌时，导致吴昌时招揽权势、收受贿赂，以及他与吴▯互相倾轧罢了。不要说严嵩的险恶、温体仁的阴险狠毒不是周延儒所能比，即使是热衷升迁而不知羞耻的万安、倾陷善类的张璁，也还觉得罪行超过周延儒；可是周延儒却被列入《奸臣传》。这不是加重周延儒的罪恶，反而是提高了周延儒的身分。所谓放纵敌军，本来就是没有根据的说法。杨士聪评论说，放纵敌军的人，必须是我方有能力使敌军畏惧，敌军才肯接受贿赂而离开。北方军队深入时，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即使行礼叩拜请求他们离去，也不可能做到。等到他们出塞时，还在边墙上大书“文武官员免送”。当时的兵力被敌军如此轻视嘲笑，反而给周延儒加上收贿放敌的罪名，这究竟是把周延儒看得多么高明，又把敌军看得多么无能啊！这一评论载于《玉堂荟记》，可以说符合当日的实际情形；放纵敌军的说法也就不辩自明了。有人说，周延儒因为边境告警，先收拾财物，派家人送回；途中被别人听见，家人姑且夸大其词欺骗众人，说这些财物是北方军队送的。人们因为这话出自周延儒家人之口，便把它当成事实。这件事也见于《玉堂荟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年、万口、十年〕 考察《雷纟寅祚传》，周延儒招揽权势、收受贿赂，凡是起用废官、审理案件、免除租赋，都把功劳归于自己。考选台谏官员时，把他们全都收为门下；有人请求任总兵、巡抚，必须先贿赂他的幕客董廷献。又据《吴▯传》，周延儒第二次任相时，冯铨出力很多，周延儒想起用他，却害怕众人议论，于是引吴▯入阁，准备共同为冯铨铺路。周延儒又想起用阉党张捷为都御史，却被吴▯阻止。傅朝佑又弹劾周延儒引用袁弘勋、张道▯作为心腹，把钱象坤、刘宗周排挤在民间。倾陷正直之士，甚至加以极刑，却说“皇上的意思不可揣测”；窃取皇帝的明文诏旨，传播到朝廷重臣中间，却说“这本来就是我的意思”。削弱言官来树立威势，挫辱正直大臣来使众人畏惧；过去纠察他罪恶的人全都遭到斥逐，而他的亲信、知交和同乡却遍布重要职位。这些事情都是周延儒的奸邪之处，既然列入《奸臣传》，但传文中却又没有记载。大概王鸿绪的传稿本来没有把周延儒列入《奸臣传》，后来修史的人才改列进去；然而只是把他列入《奸臣》这一卷，传文仍没有改动，所以传中看不见他的奸邪行迹。○刘基、廖永忠等传

译《太祖本纪》记载，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太祖亲自率领水师征讨陈友谅。戊戌日，攻克安庆。壬寅日，军队驻扎在湖口，在九江击败陈友谅，攻克九江城，陈友谅逃往武昌。《陈友谅传》也说，陈友谅攻陷安庆，太祖亲自率军征讨，收复安庆，长驱直入到江州，陈友谅战败，逃往武昌。《廖永忠传》也说，他跟随太祖讨伐陈友谅，到达安庆，攻破陈友谅的水寨，于是攻克安庆；又参与攻打江州，在船尾搭造浮桥，使船倒行，把桥连接到城上，于是攻克江州。这些记载都清楚说明先攻克安庆，再乘胜攻克江州，使陈友谅逃走。但《刘基传》却说，刘基辅佐太祖出兵攻打安庆，从早到晚都没有攻下，刘基请求直接奔袭江州，捣毁陈友谅的巢穴，于是全军向西进发。陈友谅出乎意料，率领妻子儿女逃往武昌。这又是说没有攻克安庆，而是直接攻打江州，与《太祖本纪》和《陈友谅传》等传记不合。考察《赵德胜传》，说赵德胜跟随太祖西征，攻破安庆水寨，乘风进攻小孤山，距离九江五里时，陈友谅才知道，仓皇逃走，于是攻克江州。《仇成传》说，廖永忠、张志雄攻破陈友谅的水寨，仇成率陆军乘势进攻，于是攻克安庆。大概戊戌日只攻克了安庆水寨，随后迅速进军九江，仍留下仇成等人攻打安庆。等到江州攻克时，安庆也已经收复了。修史的人不便琐细地区分，所以把攻克安庆一事直接系在戊戌日之下。又据《张玉传》，靖难军攻打东昌，与盛庸相遇，成祖被重重包围，奋力作战才冲出包围。张玉不知道成祖所在，冲入阵中，奋战而死。这说明张玉死时，成祖已经冲出包围。但《朱能传》说，盛庸把成祖重重包围，张玉战死，朱能率周长等奋力作战，把成祖救出。这又好像是说张玉死时成祖还在包围中，是靠朱能救免的。难道是张玉战死后，成祖又再次被包围，朱能将他救出，因此是两件事吗？《方孝孺传》说，成祖起兵时，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成祖，说：“攻下城池那天，他一定不会投降，希望不要杀他。”这说明姚广孝不曾跟随成祖军队一同到南都。但《卓敬传》却说，成祖登极后，卓敬被捕下狱，成祖想让他活命。姚广孝与卓敬有嫌隙，说建文帝如果听从卓敬的话，哪里会有今天，于是杀了卓敬。这又好像是说成祖进入京城时，姚广孝已经在身边。考察《姚广孝传》，靖难军兴起时，姚广孝并没有随军出行；到成祖登极后，姚广孝才南下，并且出任长洲，替他的姐姐和朋友斥骂卓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十一年、八月、五里〕 应当是成祖已经即位，姚广孝后来才到，而卓敬当时还在狱中，姚广孝只说了一句话，卓敬便被杀了。又据《周忱传》，土木之变时，议论者想烧掉通州的粮食，断绝敌寇的物资来源；周忱恰好在京城议事，说不如让京军自己去取，这样粮食马上就会运尽，何至于把它付之一炬。由此看来，这个建议本来是周忱首先提出的。但《于谦传》又说，于谦奏请成阝王，通州积存的粮食，命令官军自己到关口领取，以亏损的米价作为补偿，不要丢弃粮食资助敌人；这样看来，又像是于谦提出的办法。大概周忱先提出这个建议，于谦认为可行，所以奏请实行罢了。又据《王骥传》，贵州苗族叛乱蜂起，包围平越等城。当时王骥从麓川征战回来，立即命令他率军解围。王骥的军队停留在辰、沅一带不前，御史黄镐困守平越半年，招募人员从小路间道向朝廷奏报，朝廷命总督军务侯▯大败叛军，完全解除了各城的包围。这样看来，解围的人是侯▯。《黄镐传》却说，保定伯梁▯缶联合川、湖两地军队前去救援，包围才得以解除。这样看来，解围又属于梁▯缶。《▯传》则说，侯▯进军讨伐时，副总兵田礼已经解除了平越的包围。这样看来，实际解围的人是田礼。大概当时侯▯总督军务，梁▯缶是将军，二人都是统帅；《王骥传》《黄镐传》等只叙述解围的功劳，是以总领军务的人为主，而《侯▯传》实际记载解围的具体人员，不能埋没田礼，所以在《侯▯传》中才看得见。天启年间，汪文言最初被投入锦衣卫狱中，镇抚刘侨只把罪名归在汪文言一人身上，不让他牵连群臣，所以受到株连的人较少。据《魏大中传》说，黄尊素对刘侨说，不要因为这件事制造士大夫的灾祸，刘侨听从了他，案狱供词于是没有牵引他人。但《魏忠贤传》却说，刘侨接受宰相叶向高的教导，只把罪名归在汪文言身上。大概叶向高和黄尊素各自都提出过这样的意见，并让刘侨知道。只有《洪钟传》说，四川贼人廖麻子与党羽曹甫抢掠营山、蓬州，洪钟招抚他们，曹甫接受命令；廖麻子恼怒曹甫背叛自己，于是杀了曹甫。这样看来，曹甫是被廖麻子杀死的。但《林俊传》却说，林俊攻打泸州贼人曹甫，指挥李荫在元旦攻破他的四座营寨，于是擒获曹甫。这样看来，曹甫是被李荫擒获的，并非被廖麻子杀死，这里不免出现分歧和错误。又有祖大寿一人，前后两次向我朝投降。据《孙承宗传》《何可纲传》等记载，崇祯四年，祖大寿在大凌河筑城，被我朝军队包围，粮食耗尽、力量用尽，祖大寿与诸将想投降，何可纲不答应，祖大寿杀死何可纲，便出城投降。这样看来，祖大寿在当时已经投降了。后来祖大寿仍替明朝守卫锦州，到了崇祯十四年，被我朝军队困住，总督洪承畴率八名大将前去救援，祖大寿还传话说，应当用车营逼近，不要轻易交战。洪承畴进兵后大败，被包围在松山。第二年二月，松山城被攻破，洪承畴投降。三月，祖大寿率锦州投降。事情见于《邱民仰传》《杨国柱传》《曹变蛟传》等传记。这样看来，祖大寿先在崇祯四年投降，后来仍替明朝守锦州，到崇祯十五年再次投降。至于他先投降、后来又重新归明并固守锦州的原因，却没有明确记载。只有《邱禾嘉传》说，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中，祖大寿活着投降，请求假装逃回锦州，诱使锦州投降。邱禾嘉在锦州听到炮声，以为祖大寿已经冲出包围，便派兵迎接。祖大寿进入锦州后，没有找到机会。邱禾嘉不久知道了祖大寿接受投降条件的情况，便秘密上奏朝廷；皇帝想对祖大寿采取羁縻政策，没有治他的罪。仅这一句话，略微可以看出祖大寿后来仍守锦州的原因，但始终说得不清楚，其他传记也没有交代这件事。又据《张国维传》，崇祯十年，朝廷把安庆、池州、太平三府另行设置一个巡抚，任命史可法担任。而《史可法传》则说，他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以及河南的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的蕲州、广济、黄梅，江西的德化、湖口等县。这说明巡抚所辖地区比《张国维传》所说的稍广。大概《张国维传》只是说增设巡抚，本来不必详细叙述所辖地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十四年〕

只有《陈奇瑜传》先已经明确记载派卢明善攻打并斩杀金翅鹏，在平定永宁之后，又说分兵攻打并斩杀金翅鹏；同一篇传记中似乎重复了。可是《杨嗣昌传》又说，杨嗣昌出任督师时，金翅鹏等人前来投降。考察杨嗣昌督师是在陈奇瑜之后，也许贼人中称为金翅鹏的有好几个人，就像高迎祥称闯王，李自成也称闯王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三月、四年、十五年、十年〕 ○乔允升、刘之凤二传 ○乔允升、刘之凤二人的传记 《乔允升传》记载：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更换尚书十七人。薛贞因属于宦官党而被处死。苏茂相任职半年便罢免。王在晋尚未上任，就改任兵部而离去。乔允升因放走囚犯而被判遣戍。韩继思因议论狱案而被除名。只有胡应台得以善终离任。冯英被弹劾，遣戍。郑三俊因议论狱案而被逮捕关押。刘之凤因议论狱案被判绞刑，死于狱中。甄淑因受贿而被下诏狱，后改由刑部关押，死于狱中。李觉斯因议论狱案而被削去籍贯。刘泽深死于任上。郑三俊再次担任尚书，改任吏部而离去。范景文尚未上任，就改任工部。徐石麒因议论狱案而被罢职闲住。胡应台再次被召，也没有赴任。继任其后的张忻，在贼军攻陷京师时，和他的儿子、庶吉士张士端一起投降了。可是《刘之凤传》的末尾也有这一段文字，而且一字不改。这两篇传记一篇在第二百五十四卷，一篇在第二百五十六卷，只相隔两卷，尚未来得及校订，大概是因为卷帙太多，负责编修的诸臣没有时间彼此参订的缘故。●第三十二卷 ○明太祖行事多仿效汉高祖 明太祖以平民身份起兵，与汉高祖相同，所以幕下的士人常把汉高祖的事迹讲给他听，明太祖也于是把一个汉高祖装在心中，行事多有仿效。刚开始起兵时，他询问李善长平定天下的策略，李善长说：“汉高祖从平民起兵，胸襟豁达，气度宏大，能够识人并善于任用人才，五年便成就帝业。您是濠州人，距离沛县不远，按照汉高祖的做法去做，天下没有不能平定的。”（《李善长传》）《孔克仁传》也说，皇帝曾以汉高祖自期，对孔克仁说：“秦朝政治暴虐，汉高祖用宽厚的办法驾驭群雄，于是取得了天下。如今群雄蜂起，却都不知道修明法度，这就是他们不能成事的原因。”可见皇帝一开始起事就以汉高祖为效法对象。如今看他刚在金陵定都，正向四方出兵征伐，就已经营建都城，宫殿楼阁极其壮丽，这正是仿照萧何营造未央宫的先例。（萧何营建宫殿极其壮丽，皇帝发怒，认为天下刚刚平定，萧何却使百姓过度劳苦。萧何说：“天下正没有平定，所以正可以乘此机会营建宫室。”皇帝很高兴，于是迁入居住。）又把江南的富户十四万户迁到中都，这正是仿照汉初迁徙齐、楚两地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来充实关中的先例。（娄敬请求把齐、楚两地的各大族迁来充实关中，汉高祖听从了他，迁徙的有十多万户。）把皇帝的子弟分封到各省，以建立屏障藩篱，这正是仿照汉初分封皇帝子弟的先例：弟弟刘交封为楚王，堂弟刘贾封为荆王，侄子刘濞封为吴王，儿子刘肥封为齐王，刘如意封为赵王，文帝封为代王。下诏天下富民，年满八十岁以上的赐予里士爵，九十岁以上的赐予社士爵，这正是仿照汉初赐给百姓七大夫以上爵位的先例。甚至胡惟庸、蓝玉案件中诛杀功臣，也仿效诛杀韩信、彭越并把他们剁成肉酱的先例，只是这次仿效得过分了！○明太祖的文章义理 明太祖以游荡乞讨起兵，起初目不识丁，但后来在文学义理方面却明达通晓，博通古今。他流传下来的《御制集》，虽然不能说没有词臣润色，但其中英伟的气概本来就无法掩盖。至于凤阳《皇陵碑》，文章粗略质朴，通篇押韵，必定不是臣下代他撰写的。这固然是因为他天资聪颖超凡，但也是勤于学习的结果。攻下金华以后，他聘请刘基、宋濂留在军中，朝夕与他们讨论，这本来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他最初攻取滁州时，范常前来拜见，他立即把范常留在幕下，有疑问就向他询问。（至正十三年的事）渡江攻取太平后，立即召陶安参与幕府事务。（至正十五年）攻克集庆后，就征召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多人。攻取镇江时，听说秦从龙学问深厚，就命侄子文正、外甥李文忠带着金钱礼物聘请他来，常常写信给他，彼此问答十分亲密。又因秦从龙推荐，聘请陈遇在帷幄中侍从，称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至正十六年的事）攻取婺州后，就征召范祖干、叶仪、吴沈、许干、叶瓒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三人，在省中会餐，轮流讲解经史。计算当时距离起兵才几年，他已经如此重视文事，所以他的文章义理很早就已经贯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年〕 这件事在各位大臣的传记中也有记载。例如范常在幕下时，皇帝闲暇时常命儒臣列坐作诗，范常总是最先写成。皇帝笑着说：“老范的诗质朴，像他本人的为人。”（见《明史》各本传。）最初攻下徽州时，朱允升请求留下御书，皇帝就亲自书写“梅花初月楼”赐给他。（《双槐岁抄》）皇帝与陶安讨论学术，赐给他一副门帖，上面写道：“本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陶安传》）征讨陈友谅时，经过长沙王吴芮的祠庙，看见胡闰题写的诗，非常喜爱。（《胡闰传》）鄱阳湖战胜后，与夏煜等人起草檄文、吟诗作赋。（《夏煜传》）宋濂不能饮酒，皇帝强令他喝醉，亲自制作《楚辞》赐给他。又把良马赐给宋濂，亲自作《白马歌》。（《宋濂传》）这些都是他尚未称帝以前的事。后来亲自写文章赐给臣下，毛骐、安然、陶安去世时，都是亲自写文祭奠他们。桂彦良升任晋王傅时，皇帝亲自写文章赐给他。宋讷读书时，火烧着了衣服和胁部，皇帝亲自写文章告诫他。张九韶退休时，皇帝亲自写文章为他饯行。（都见各本传。）皇帝曾说，文章应当明白显易，能够贯通道术，通达时务。（《詹同传》）皇帝读到曾鲁的文章，非常高兴地说：“读陶凯的文章，已经能振奋人的意兴；曾鲁又是这样，文运大概要昌盛了吧。”（《曾鲁传》）任命刘三吾主持会试时，怀疑其中有弊端，便亲自撰写策问进行复试。（《刘三吾传》）这说明皇帝能够写散文。皇帝曾经作诗，命刘三吾依韵唱和，并赐给他一支朝鲜玳瑁笔。（《刘三吾传》）李质到山东赈济饥民，皇帝亲自作诗为他饯行。（《李质传》）他采用旧韵而从江左取音，命乐韶凤参考中原正音加以订正，命名为《洪武正韵》。（《乐韶凤传》）解缙上疏说：“《韵府》出自元末阴氏，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地方，陛下因为它便于检阅，所以喜欢它。”（《解缙传》）皇帝曾拿出御制诗，桂彦良朗声诵读，殿阶上下的人都感到惊异。（《桂彦良传》）这说明皇帝亲自掌握诗文雅事。皇帝建立大本堂，征召名儒在那里教授太子。皇帝前往讲论，置酒欢宴，亲自作《时雪赋》。徐达最初被封为信国公时，皇帝亲自撰写诰文说：“跟随我在濠上起兵，先有捧日之心。如今来到江南定鼎，于是成为擎天之柱。”末尾说：“太公的韬略，应当弘扬统一天下的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