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译贺拔胜从魏国逃奔梁国，后来又从梁国回到西魏。他感念梁武帝的恩德，见到向南飞的鸟也不忍心射杀。在玉壁之战中，他追逐齐神武帝，几乎将其擒获。《北史》说他在江左失意时，忧虑魏室的危亡；到了关西，又振翅奋飞，感念梁朝对他的礼遇。这确实是君子之人。魏收所修的书却说他喜欢玩弄小权术，志向大而胆量小，在南北之间奔走，最终一事无成，死在贼人手中。这些都是因为他在西魏任职，所以肆意诋毁他。当时人已经说魏收党附北齐、诋毁魏国，褒贬任凭自己的感情，那么他的曲笔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孝静帝纪》，其中详细叙述高澄对皇帝无礼，以及皇帝向齐文宣帝禅位时，和宫嫔哭泣告别，乘坐一辆牛车离去；后来文宣帝出行，常常带着孝静帝同行，最终孝静帝遭遇▯▯而死等话。考察魏收修史正值文宣帝在位之时，他忙于谄媚北齐还来不及，哪里敢直书这些事情？这一定不是魏收的原稿，而是后人取《北史》的文字来补足的。只有《后妃传》中，孝静帝的皇后高氏本是神武帝的女儿、文宣帝的妹妹，却记载孝静帝死后她改嫁杨遵彦，似乎全无忌讳。因此《丛考》前编认为这不是魏收的原稿。如今仔细考察，正可看出魏收是在谄附杨遵彦，想借此显示杨遵彦与帝室联姻的荣耀，所以这篇传记确实是魏收所写，并非抄自《北史》。遵彦是杨▯的字，史家写人名通常写名而不写字，如今却单独写他的字，更显出魏收谄媚杨▯而不敢写他的名。这样看来，魏收修史一味趋附并避讳，褒贬不公，真是所谓的秽史。孝武帝与高欢不和而西迁，进入关中后，因为闺门之内的失礼行为，被宇文泰所▯▯。魏收在北齐修《魏书》，本应详细写出这件丑事，但《出帝纪》（即孝武帝）却完全没有叙述，只说皇帝被宇文黑獭杀害，这还算保留了避讳丑恶的原则。也许魏收修史时，孝武帝闺门中的事情在北齐还没有传开吧？○《魏书》纪、传相互歧异之处 《魏书·道武宣穆皇后传》（宣穆皇后是明元帝的母亲刘贵人）说，按照魏国旧例，后宫妃嫔生下儿子，将要立为太子时，生母都要赐死，所以宣穆皇后是依照旧法死去的。然而考察本纪和列传，道武帝以前并没有这件事。《明元本纪》记载，道武帝准备立明元帝为太子，召见他并告诉他说：“从前汉武帝准备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杀死了他的母亲，是不让妇人干预国政。你将要继承皇位，所以我远远仿效汉武帝。”于是刘贵人被处死，明元帝悲痛得不能自持。根据这段记载，立儿子为太子而先杀死其母的制度，实际上是从道武帝开始的。遍查《魏书》，道武帝以前确实没有这个先例，那么《道武宣穆皇后传》为什么说这是魏国旧例呢？《北史》也沿用了这一错误。○《尔朱荣传》《北史》中魏国各位大臣的列传，大多与魏收所写的书相同；只有《尔朱荣传》，当时有人说尔朱荣的儿子文畅送给魏收金钱，请他为父亲写一篇好的传记，所以魏收在评论中写有“如果论修养德义的风尚，那么韦、彭、伊、霍又哪里值得一提”等话。因此《北史》的这篇传记有许多改订。如今考察魏收的书，大体上是铺陈尔朱荣的功劳而减轻他的罪恶：先详细叙述他讨伐击破万子乞真、番和婆仑▯、乞、步落坚胡刘阿如、敕勒北列步若、勒勤斛律洛阳、费也头牧子等人，几乎没有遗漏。至于葛荣作乱，只记载了一篇尔朱荣请求出兵讨伐的奏疏；明帝去世，只记载了一篇他请求诛杀徐纥、郑俨的奏疏；拥立庄帝以后，记载了皇帝授予他柱国大将军的诏书；擒获葛荣以后，记载了皇帝授予他大丞相的诏书，以及晋升他为太师的诏书；平定元颢以后，记载了皇帝授予他天柱大将军的诏书；到尔朱荣死后，又记载了废帝追赠他的三道诏书。至于尔朱荣专横跋扈、目无君主、逞凶滥杀，以及庄帝畏惧威逼、忧虑祸患而暗中谋杀尔朱荣的事情，却没有详细记载。这样使读者只觉得他的功劳多、罪过少，这是魏收舞弄文辞的结果。《北史》对于讨伐击破万子乞真等小股贼寇，只不过用几句话概括带过，把那些奏疏和诏书一概删去了。（这是《北史》体例本来如此，并不是只对《尔朱荣传》有所删略。）但对于河阴杀害朝臣一事（《魏书》说杀了一千三百人，《北史》说二千多人），以及庄帝杀死尔朱荣的事情，却叙述得详细清楚，仿佛绘画一般，于是功劳和罪过各自都没有被掩盖。然而魏收的书叙述河阴之变时，写到尔朱荣杀害皇帝的兄弟，把皇帝幽禁在别帐中，准备杀掉他，已经让赵元则写好禅位文书；后来因为铸造自己的塑像没有成功，才重新奉立庄帝。这些地方最终也不能稍加隐讳，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失实。只是尔朱荣的女儿原先是明帝的嫔妃，尔朱荣想让她成为庄帝的皇后，庄帝听从从祖莹的意见立她为后；这件事在《尔朱荣传》中竟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是因为这位皇后后来被齐神武帝纳为妃妾，所以魏收加以避讳。这样看来，魏收并不是曲意偏袒尔朱氏，而是曲意偏袒高氏。

译○西魏之书 魏国自从胡太后临朝听政、孝明帝死后，尔朱荣起兵，把沈太后和少帝沉入河中，拥立长乐王元子攸，这就是孝庄帝。孝庄帝因尔朱荣专横跋扈而亲手杀了他，尔朱兆等人起兵杀害孝庄帝，拥立长广王元晔；又以元晔的诏书禅位给广陵王元恭，这就是节闵帝。（《魏书》称其为前废帝。）高欢起兵讨伐尔朱氏，废黜节闵帝，拥立平阳王元修，这就是孝武帝。不久，孝武帝与高欢不和，于是向西迁入关中，依附宇文泰。高欢另立清河王元亶的儿子元善见为帝，这就是东魏，而孝武帝所建立的是西魏。考察高欢废黜节闵帝时，曾召集朝臣商议，众人都说孝文帝不能没有后嗣，所以拥立孝武帝，天下人共同把他视为正统君主。过了三年，孝武帝才西迁，因此魏国的正统本来应当属于孝武帝。孝武帝死后，文帝继位；文帝死后，废帝、恭帝相继继位，他们都属于魏国的正统。魏收在北齐修《魏书》，想让北齐承继魏国而成为正统，所以从孝武帝以后便让东魏孝静帝承接帝统，不再为孝武帝以后的几位皇帝分别立本纪，这是魏收个人的见解。魏澹撰写《魏书》，以西魏为正统，这才是正确的史论。可惜他的书没有流传下来，所以西魏文帝等人的纪年和事迹，反而转而见于《周文帝纪》（即宇文泰）之中。幸好《北史》增补了《文帝》的各篇本纪，名分才开始端正，但《魏书》终究不能算完整的史书。近来谢蕴山藩伯另行撰写《西魏书》，把它接在《魏书》之后，确实符合史书编纂的正确体例。他搜集材料也非常详尽，可以称为良史；只是列传仍有遗漏，例如八柱国中少了李弼、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十二大将军中少了侯莫陈顺、宇文遵、达奚武、李远、豆卢宁、宇文贵、杨忠、王雄。考察柱国原本是尔朱荣的官号，尔朱荣失败后，这一官职便废止；魏文帝因为宇文泰功劳很大，才重新任命他担任此职。后来那些功劳足以辅佐皇帝建立大业、声望和实际地位都很高的人，也担任这一职务。自大统十六年以前，担任这一职务的总共八人：宇文泰总管百官，元欣是皇族，其余六人各自统领两名大将军，分别掌管禁军，出征时便负责军事。这些大臣都是大统十六年以前的功臣，虽然都是宇文泰提拔任用的，但当时魏国的国运尚未转移，宇文泰也仍然是魏臣；这些人正与宇文泰并肩为魏国效力，都是西魏的大臣，怎么能没有传记呢？此外，苏绰在魏国任职时，仿照《周礼》制定官制，与卢辨共同任事；如今苏绰有传而卢辨没有传，也属于遗漏。我曾请蕴山补入，不知他是否已经增补进去。○附谢蕴山答书 此前经过常州时，很高兴听到您的高论，积压在心中的疑惑得到慰藉。昨天承蒙您惠赠亲笔书信，对我的期许实在过高；您又为我的拙诗赐写序文，我感激得不知该如何表达。承蒙您指出《西魏书》的遗漏之处，实在让您费尽心思。宗室中少了元育、元赞，八柱国中少了李弼、独孤信等人，十二大将军中少了侯莫陈顺等人，确实属于疏漏。然而，编写断代史时，列传本来应当有所限制。我曾经奇怪，汉代的臧洪、陶谦、荀▯、公孙瓒、董卓、二袁等人都没有做过魏臣，陈寿却把他们载入《魏志》，实在有违史书体例；范蔚宗把他们收入《后汉书》，正是正确的做法。但黄初时期的许多大臣，曾经在建安年间任职；如果都收入《汉书》，又会没有这样的体例依据。我当初撰写这部书时，搜集周、隋两朝曾在西魏任职的人，共有三百多人；《周书》列传中不是西魏大臣的人，十人中还不到一两人。势必难以废弃《周书》而改写成《西魏书》，所以我所撰列传以宇文受禅为断限；在此之后出仕周、隋的人，便不再为他们立传。即使尉迟迥、独孤信这些人功勋显赫，也一概删去。不过，《封爵表》记载他们的爵位、品秩等大事，《异域表》记载他们的功勋概略，柱国大将军制度则载于《百官考》，似乎可以和列传互相补充，不至于有所缺漏。这就是我区区撰写此书的宗旨，不知您这样的高明之士认为对不对？大体说来，我们这些人写书，得失总是各占一半；一个人的见识终究单薄，精力也有限，如果没有好朋友加以订正，疑问便无从修改。还希望您不要吝惜指教，尤其承蒙您的深厚情谊。如果兄长您近来的著述已经脱稿，也希望寄给我看看，或许我可以贡献一点浅见。其余只求您体察并原谅。

译○答谢蕴山藩伯书 承蒙您说明《西魏书》以宇文受禅为断限，并说明我所指出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中有些人不能全部收入《西魏书》，其中充分体现了您反复斟酌的苦心，我深感惭愧，怪自己考核粗疏，竟妄自参与末议。汉代以后几个朝代都把禅让、承代看作改朝换代；当时的大臣又有许多人先后在前后两个朝代任职，所以修史的人必须先确定断限。晋武帝时商议编纂《晋书》的断限，荀勖想以魏正始为断限，王瓒想以嘉平为断限，贾谧想以泰始为断限，后来张华认为应当以泰始为断限，议论于是确定下来。徐爰《宋书》的旧本，把晋末的大臣和叛贼，以及刘毅等与宋武帝共同起兵行义的人都列入其中；沈约修《宋书》时认为，桓玄、谯纵、卢循本身就是晋朝的贼臣，与后代无关；吴隐、郗僧施的忠义只属于前朝，不应收入宋史；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志在匡扶晋室，也不是宋臣，于是全部删去。这些都是古人先确定断限的做法。您的《西魏书》以宇文受禅为断限，可以说抓住了要领；但也有不能完全拘泥的地方。陈寿《魏志》把汉末大臣董卓、陶谦、吕布、二袁、刘表等人列入其中，确实如您所说，实在有违史书体例。然而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后汉还没有正史，而这些大臣的事迹又大多与曹操有关；如果不给他们立传，记载就会不清楚。因此他仿照《汉书》为项羽、陈涉立传的例子，便把汉臣列入《魏志》。等到范蔚宗出现，又把这些人全部收入《后汉书》，这样后汉、魏两朝的人物便都清楚分明了。您的《西魏书》为斛斯椿、贾显度、贺拔胜等人列传，正是采用《范书》的例子。《范书》中有荀▯一传，荀▯一出仕便参与曹操的军事谋划，始终是曹操的主要谋士，辅佐曹操成就大业，那么把他的传记留在《魏志》中本来就可以了；但范蔚宗因为荀▯心中仍存汉室，曾阻止魏国接受九锡，便特意把他列入汉臣之中。这又是修史者在确定断限之中灵活处理的例子。如今西魏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虽然许多人是宇文泰提拔任用的，后来又有许多人在周朝任职，但他们起初与宇文泰同在魏朝任官，而且宇文泰在魏文帝时期仍然没有失去臣子的节操；他出兵时曾奉魏帝之命而行动，仿照《周礼》设置六官，也一定要奏请魏帝后才制定为法令，并不像曹操那样完全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因此，与宇文泰一同在西魏建立功业的人仍然都是魏臣，何况李弼、侯莫陈顺在周闵帝受禅的那一年就去世了；赵贵、独孤信都因谋杀宇文护而被害，似乎不能全都指作周臣，而《西魏书》也没有为他们立传。如果以仕于周朝而未终于魏朝为由，那么《新唐书》为赵光胤、王处直立传的例子就可以作为依据。二人都是唐臣，后来又先后仕于朱梁、后唐，而《新唐书》仍然分别为他们立传；对赵光胤只叙述到他历任官职、任知制诰为止，对王处直则叙述到他天复初年受封太原郡王为止，因为这些官爵仍是唐朝授予的，之后的事就不再叙述了。否则，《隋书》《唐书》两书分别为裴矩立传的例子也可以作为依据。裴矩进入唐朝后任民部尚书，唐人修《隋书》时，因为他在隋朝的事迹最多，特意为他立传。后来宋祁因为他劝说曹旦把山东之地归附唐朝，又在《唐书》中为他立传。这就是一人有两传，古代也有这样的例子。西魏的达奚武进入周朝后，有迎击齐将司马消难、抵御斛律敦等功劳；但他先前在沙苑作战、在河桥作战，斩杀齐将高敖曹，击败梁将萧循，这些都是魏朝的事。豆卢宁进入周朝后，有讨伐稽胡刘桑德等功劳；但他先前跟随军队擒获窦泰、收复弘农、攻破沙苑、平定梁▯定、讨伐傍乞铁忽，这些也都是魏朝的事。杨忠进入周朝后，有在晋阳击破齐军等功劳；但他先前跟随军队平定潼关、攻破回洛城、斩杀齐将辛纂、擒获梁将柳仲礼，这些都是魏朝的事。宇文贵进入周朝后，只有讨伐吐谷浑的功劳；但他先前跟随尔朱荣擒获葛荣、平定邢杲、抵御元颢，这些事还在孝武帝以前；以及跟随孝武帝入关、援救贺若统、击败尧雄、击退任祥、使是云宝投降，也都是魏朝的事。魏文帝把金卮放在侯爵面前，规定射中的人就赏赐他，宇文贵一箭射中，文帝当即赏赐他，并且加以嘉奖和慰勉，这说明他更是受到魏帝宠信和任用的人。我私下认为，这些人仍应当补入《西魏书》立传，只叙述他们在魏朝建立功劳的事；至于进入周朝以后的事迹，《周书》本来已有传，也不妨同时保留。这样似乎与《隋书》《唐书》为裴矩、赵光胤、王处直立传的例子相合，不必因为他们曾经仕于周朝，就不收入《魏书》。前、后五代的人，大多先后仕于几个朝代，最难安排。例如后五代时期，张全义与梁朝关系最密切，而薛居正因为他再次仕于后唐，就把他列入《唐臣传》；冯道先后仕于几个朝代，薛居正因为他死于周朝，又把他列入《周臣传》，终究觉得不妥，所以欧阳修另立《杂传》来安置他。如今因为曾经仕于周朝，就不收入《魏书》，立意虽然严谨，但事实却不完备。而且前代各史中，凡是亲手创建帝业、本人尚未称帝而由他的儿子开始禅让代替前朝的，都允许把他收入新朝的本纪中，前朝则不再为他立传。如《后汉书》不立《曹操传》，《魏志》不立《司马懿父子传》，《后魏书》不立《高欢传》，就是这种情况。如今《西魏书》把宇文泰列为西魏功臣之首，特意为他立传，这与《后周书》立《杨忠传》一样，都是卓越的见识。宇文泰既然已经在《西魏书》中立传，而与宇文泰同仕魏朝、同受魏朝封爵的人，反而因为曾仕周朝而被遗漏，这样反倒免不了造成全书的缺漏。承蒙您告知我，著书必定要借助朋友订正，这确实是大人先生虚心接受众益的高尚气度，所以我才敢再次陈述浅陋的意见，来请有道之人指正。○《北史》魏书大多以魏收书为依据

译李延寿修撰《北史》时，魏收、魏澹的两部书都还存在。史书称魏澹的书义例极其严谨，那么李延寿所写的魏史本来应当以魏澹书为依据；但如今把它同《魏书》逐一核对，只有道武帝、太武帝、献文帝的死亡经过，以及把西魏作为正统，（昭成帝实际上是被他的儿子实君杀害的，《魏书》只说：“二十九年十二月，帝到达云中，过了十二天，帝驾崩。”《北史》则说：“皇子实君作乱，帝突然驾崩。”道武帝是被清河王绍杀害的，《魏书》只说：“冬十月戊辰，帝在天安殿驾崩，享年三十九岁。”《北史》则说：“清河王绍作乱，帝驾崩。”太武帝是被中常侍宗爱杀害的，《魏书》只说：“正平二年三月甲寅，帝在永安宫驾崩，享年四十五岁。”《北史》则说：“中常侍宗爱谋反，帝驾崩。”献文帝是被文明太后害死的，《魏书》只说：“承明元年，享年二十三岁，帝在永安殿驾崩。”《北史》则记载文明太后对皇帝心怀怨恨，皇帝驾崩。《魏书》在出帝之后立即接写东魏孝静帝，而出帝之后的几位皇帝都不记载。《北史》则在孝武帝之后，（即出帝）设有《文帝》《废帝》《恭帝》三篇本纪，恭帝退位、西魏灭亡之后，才开始列入东魏《孝静帝本纪》。》）这大概是采用了魏澹书的体例，（魏澹书把西魏作为正统，把东魏视为伪朝；又因为道武帝等皇帝都遭遇非正常死亡，前史却只立本纪而不作特别说明，杀害君主、加害皇帝，连姓名都不注明，那么乱臣贼子将有什么可畏惧的？如今把事实清楚直书，不敢回避。）其他本纪和列传则大多依据魏收书，只是删繁就简罢了。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魏收修史时正值北齐时期，凡是魏朝的记载，如邓渊、崔浩、高允所作的编年书，李彪、崔光所作的纪传表志，邢峦、崔鸿、王遵业所作的《高祖起居注》，温子升所作的《庄帝纪》，元晖业所作的《辨宗室录》，卷帙都还存在，足以供采集编纂，所以他的书比较详备。等到这部书完成后，崔、李等人的旧书全被焚毁，于是只剩魏收的书保存下来。魏澹续修史书，也只能改正其中义例不当的地方，而年月和事实的系联，本来就不能舍弃魏收书而另有所取。由此可知，魏澹书完全以魏收书为依据；李延寿又在魏澹之后，自然不得不以魏收书为依据，所以叙事大体相同。考察孝明帝的死，本来是胡太后的宠臣郑俨、徐纥所为，但魏收书的本纪和《北史》本纪都没有显露这件事的痕迹，只说“武泰元年二月癸巳，帝在显阳殿驾崩”而已，可见《北史》的体例也并不完全一致。又如《晋书·苻坚载记》记载，苻坚派俱难、邓羌等讨伐涉翼犍（即《魏书》中的什翼犍）。涉翼犍战败，逃到阴山，他的儿子翼▯把父亲捆绑起来投降。苻坚认为涉翼犍生活在荒僻之俗中，不懂礼义，就命令他进入太学学习礼仪；又认为翼▯捆绑父亲是不孝，便把他迁徙到蜀地。这件事魏收书的本纪既没有记载，《北史》也没有记载。

译○《北史》改编各传 《北史》编排各篇列传时，有很多地方与正史不同。《魏书》《齐书》《隋书》都有《外戚传》，《北史》则把魏朝的刘罗辰、李峻、于劲、李延实，齐朝的娄▯尔、朱文畅、郑仲礼、李祖升、元蛮，隋朝的独孤罗、萧岿，分别附在他们的家传之后；只有魏朝的贺讷、姚黄眉、杜超、贺迷闾毗、冯熙、李惠、高肇、胡国珍，齐朝的赵猛、胡长仁，收入《外戚传》。（《周书》没有《外戚传》。）《魏书·文苑传》有袁跃、裴敬宪、卢观、封肃、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升，《北史》只选取温子升，其余各人都附在各自的家传之后。《齐书·文苑传》有祖鸿勋、李广、樊逊、刘逖、荀士逊、颜之推，《北史》只选取祖鸿勋、李广、樊逊、荀士逊，其余也各自附在家传之后。《周书》没有《文苑传》，《北史》选取王褒、庾信、颜之推及其弟颜之仪。（颜之推本来在《北齐书·文苑传》中，后来又仕于周朝，所以《北史》把他编入周代。）《隋书·文学传》有刘臻、崔亻キ、王▯、诸葛颖、王贞、孙万寿、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北史》则选取刘臻、诸葛颖、王贞、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又增加虞世基、许善心、柳▯、明克让，合为《文苑传》；而崔亻キ、王▯、孙万寿各自归入家传。《魏书》有《孝感传》，人物是赵琰、长孙虑、乞伏保、孙益德、董洛生、杨引、阎元明、吴悉达、王续生、李显达、仓跋、张升、王崇、郭文恭；《周书》有《孝义传》，人物是李堂、柳桧、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张元；《隋书》有《孝义传》，人物是陆彦师、田德懋、薛▯、王颁、田翼、杨庆、郭世俊、纽因、刘仕俊、郎方贵、翟普林、李德饶、华秋、徐孝肃；《北史》则把赵谈、李棠、柳桧、杜叔毗、陆彦师、李德饶收入别传和家传，其余编为《孝行传》。《魏书·艺术传》有晁崇、张胜、殷绍、王早、耿元、刘炅助、江式、周▯、李修、徐謇、王显、崔▯、蒋少游；《齐书·方技传》有由吾道荣、王春、信都芳、宋景业、许遵、吴遵世、赵辅和、皇甫玉、解法选、魏宁、綦母怀文、张子信、马嗣明；《周书·艺术传》有冀俊、蒋升、姚僧垣、黎景熙、赵文深、褚该、强练；《隋书·艺术传》有庾季才、卢太翼、耿询、韦鼎、来和、萧吉、张胄玄、许智藏、万宝常；《北史》则把江式、崔▯、冀俊、黎景熙、赵文深分别编入列传，又增加沙门炅远、李顺兴、檀特师、颜恶头，并把陆法和、徐之才、何稠合编为《艺术传》，其余收入别传和家传。《魏书·酷吏传》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张赦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齐书·酷吏传》有邸珍、宋游道、卢斐、毕义云；《周书·酷吏传》有王文同；《北史》则把高遵、羊祉、郦道元、谷楷、宋游道、卢斐、毕义云分别归入家传，其余收入《酷吏传》。

译○《北史》完全采用《隋书》《北史》对于《魏书》《齐书》《周书》三部正史，间或有所改订；唯独对隋朝完全采用《隋书》，只略加删节，并没有改正，而且多有替隋朝掩饰之处。例如隋文帝篡位，《隋书》本纪既然沿袭历代国史的旧格式，叙述九锡文、禅位诏，写明隋文帝连续三次推辞才接受，完全看不出强行夺取帝位的痕迹。《北史》也逐一照原书抄录，几乎没有一句不同，只删去九锡文以减少繁冗而已。文帝杀害宇文氏诸王，《周书》说诸王都是因为谋划执掌政权而被害，《北史》却只记载诛杀陈王纯、诛杀代王达、诛杀滕王▯，仿佛他们是有罪而依法伏诛。文帝即位后，封静帝为介国公，当时静帝年仅九岁，在开皇元年去世，《周书》说这是隋朝的意图，而《北史》只记载介国公去世，文帝在朝堂上举哀，谥号为周静帝，仿佛他是善终，并且还受到恩礼。至于文帝的死，《北史》记载他病势很重，同百官辞别，握手抽泣，死于大宝殿；又记载遗诏一篇，其中有“恶劣的子孙已经替百姓除掉，如今继承皇位的是好子孙”等话，仿佛是临终倚凭几案留下遗命，享尽寿命而善终，并不是遭人害死。《炀帝纪》也只记载高祖驾崩，炀帝在仁寿宫即位；至于炀帝让张衡侍奉病中的文帝并使他死亡，以及伪造诏书即位的事情，完全看不出痕迹。即使《张衡传》也没有记载他弑君谋逆，只记载他被赐死时自己说“我替别人做了什么事，却希望长久活着”，监刑者捂住耳朵催促把他杀死罢了。只有在《宣华夫人传》中，才记载文帝因为太子杨广对夫人无礼，急忙召见原太子杨勇；杨素赶紧把这件事告诉太子杨广，杨广于是命令张衡进入寝殿，让夫人和在后宫侍奉病情的人员都出去，不久文帝就驾崩了。这就在隐约之间略微显露了事情的端倪，但也没有直截了当地记载。按照历代相沿的旧例，《隋书》的记事方式尚且不值得奇怪；李延寿自己撰写私史，本来应当依据事实直书，流传给后世，何必有所顾忌迁就，竟然这样避讳，难道唯独对隋朝有所党附吗？还是因为《隋书》本来是李延寿奉诏修撰的，它的记事方式已经如此，所以不揭露真相吗？然而，正史有所隐讳，正要依靠私史来补救；如果只是照样依葫芦画瓢，完全不加辨明，那么自己另成一家之言又有什么可贵呢？○《南史》《北史》对两国交战不详细记载 《南史》《北史》以简洁为主，大体上把各朝正史删去了十分之三四。例如每一代改朝换代之际，把禅让写成篡夺的，必定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前后重复沿袭，终于形成固定格式；《南史》《北史》就删去这些，只保留一两篇诏书。其他列传中，凡是文辞而与事情轻重无关的，也多加删削。例如许善心的《神雀赋》，《隋书》全文载录原文，《北史》只记载这件事而不载他的赋。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宋子京所谓“删去繁冗的辞藻，远远超过旧书”的说法，正是指此。对于南北两国交战的事情，删削尤其多。现在就拿《北史》和《魏书》校对，例如《魏书》记载明元帝泰常七年，魏军攻打滑台，宋将王景度弃城逃走。泰常八年，魏军攻克虎牢，俘获宋将毛德祖等人。（这件事发生在宋少帝景平元年，《宋书》记载魏军攻克虎牢，带走司州刺史毛德祖；《南史》却没有记载。）太武帝神▯元年，宋将王仲德进犯济阳，王玄谟、竺炅秀进犯荥阳，魏军将他们击败。神▯四年，安颉平定滑台，俘获宋将朱修之、李元德等人，追赶檀道济到历城才返回。（这件事发生在宋文帝元嘉八年。《宋书》记载滑台又被索虏攻陷，檀道济带兵返回。）太平真君四年，皮豹子等人在浊水击败宋军。太平真君七年，永昌王拓跋仁在高平擒获宋将王章。太平真君十一年，拓跋仁在汝东斩杀宋将刘坦之。宋将萧斌之进犯济州，王买德弃城逃走，萧斌之进入城中，又派王玄谟进犯滑台。魏帝南征，派长孙真率领五千骑兵前往援助，王玄谟、萧斌之都逃走了。于是魏帝命令各将领一同进军，宋将臧质据城拒守，燕王拓跋谭击败前来援救他的胡崇之军，永昌王又攻克悬瓠。皇帝车驾抵达淮水，斩杀宋将刘康祖，随即到达瓜步。宋人非常恐惧，进献一百牢牲畜，请求送进女儿和皇孙以求和。魏帝认为以军队作婚姻条件不合礼制，于是答应议和，却不答应通婚。《北史》都没有记载，只说魏帝南征，命令各将领分路一同进军，所到之处的城邑都被攻下；在瓜步修建行宫，宋文帝派使者进献一百牢牲畜，并请求送入女子，魏帝答应议和，却不答应通婚。又如孝文帝太和四年，齐将崔文仲攻陷寿春，崔慧景进犯武兴，魏帝下诏命元嘉等人南征，在朐山击败齐将卢绍之。又派冯熙等人出兵义阳，贺罗出兵钟离，各路将领在淮阳击败齐将桓康，俘获三万多人。《北史》也没有详细记载，只说元嘉击破齐军，俘获三万人。十二年，齐将陈显达攻陷醴阳，左仆射穆亮出兵讨伐他。十五年，齐军进犯淮阳，太守王僧俊将其击退。二十一年，孝文帝留下诸将进攻赭阳，亲自到宛城，攻克其外城。到达新野后，修筑长围困住它，在沔水以北大败齐将。二十二年，齐将蔡道福、成公期、胡松等各自放弃所占土地逃走。又进攻宛城，将其攻克，其将领房伯玉出城投降。齐将裴叔业进犯涡阳，孝文帝下诏命郑思明救援。二十三年，齐将陈显达进犯颍州，孝文帝下诏命元英讨伐。陈显达攻陷马圈，孝文帝亲自南征，陈显达逃走。这些事《北史》都没有记载。宣武帝正始元年，梁将姜庆真攻陷寿春外郭，州兵将其击退。统军刘思祖在邵阳大败梁军，擒获其将赵景悦等人。元英又在樊城击败梁将王僧炳，又在义阳击败梁将马仙▯卑，将义阳攻克。《北史》都没有记载，只记载了击败马仙▯卑这一件事。二年，邢峦擒获梁将范始男等人，王足斩杀梁将王明达等人，薛真度又击败梁将王超宗等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口〕

译《北史》全都没有记载，只说多次将他们大败。这一年，又下诏命中山王元英向南征讨襄、沔。三年，梁将王茂先进犯荆州，孝明帝下诏命杨大眼讨伐，杨大眼斩杀其将王花等人。王茂先逃走，杨大眼追到汉水，攻克梁军五座城池。梁将张惠绍攻陷宿豫，韦▯攻陷合肥，孝明帝下诏命尚书元遥南征，奚康生击败张惠绍，斩杀其将宋黑。中山王元英击败梁将王伯敖，邢峦在孤山击败梁将桓和，其他诸将分别攻克固城、蒙山，兖州平定。邢峦在宿豫击败梁军，张惠绍放弃宿豫，萧▯丙放弃淮阳向南逃走，徐州平定。中山王元英在淮南大败梁军，梁临川王萧宏等放弃淮东向东逃走，于是进攻钟离。四年，钟离发生大水，元英战败返回。《北史》都没有记载，只记载了命中山王元英南征、击败梁将王伯敖，以及包围钟离，后来因大水战败返回这些事而已。淮阳之战中，临川王萧宏率领的大军逃回，这实际上是两国的大事，却也没有记载。大概是李延寿叙事专门以简略概括为主，本来就不能一一详细记载；而且南北交战，双方都各自夸大战果、隐瞒败绩，国史本来就各自记载自己所记的内容。李延寿则把南北史事合在一起，全部由自己一人编写，唯恐照抄原本，一经核对，事迹大多互相不合，所以不敢详细记载。比如《齐神武纪》说，神武帝在玉壁包围王思政，是想引诱敌军出战，但西魏军不敢出战，于是神武帝撤军。而《周文纪》说，周文帝听说齐神武帝到了玉壁，便在蒲坂出兵，神武帝立即退走；这样看来，西魏军并不是不敢出战。芒山之战，《齐纪》说神武帝大败周文帝，俘获、斩杀六万人，正好有士兵逃到西魏军中，把神武帝所在之处告诉了西魏军，西魏军倾尽精锐前来进攻，神武帝几乎被贺拔胜擒获，只是侥幸逃脱；这就是说东魏军先胜后败。《周纪》则说，齐神武帝在芒山列阵，几天都没有前进，周文帝率军连夜登山，天还没亮就发动攻击，神武帝被贺拔胜追逐，险些才逃脱；赵贵等五军驻在右侧，作战不利，齐神武帝于是会合全军再次交战，周文帝又失利；这就是说西魏军也先胜后败。把两部史书对照起来，《周纪》少记了西魏军先被东魏军击败的一段，《齐纪》又少记了东魏军再次交战并击败西魏军的一段，因此彼此不相符合。而且齐神武帝逃脱后，会合军队再次交战，周文帝失利的地方，本应记在《齐纪》中以夸耀己方胜利，却反而记在《周纪》中，《齐纪》却没有记载。这一战以后，《齐纪》说神武帝派刘丰巡视、占领土地，到弘农后返回。《周纪》说齐神武帝亲自到了陕地，达奚武抵御他，于是他退走，这也不相符合。由此可见编写史书很困难；两国交涉之处，一经核对，往往有许多缝隙和矛盾，李延寿不敢详细记载，也就可以理解了。（按语：《北史》过于简略，也有令人不明白的地方。例如魏宣武帝景明元年，齐将陈伯之进犯淮南，这时陈伯之正替齐国进攻魏国，却忽然在正始三年记载陈伯之从梁城向南逃奔。同一个陈伯之，为什么忽然在北方，忽然又在南方？《魏书》则在景明三年记载陈伯之来投降，正始元年陈伯之击败梁将赵祖悦及昌义之，三月陈伯之从梁城向南逃奔；这样，他先投降北魏，后来又逃往南方，事情就比较清楚了。《北史》不记载他投降魏国这一节，实在没有来由。假如认为陈伯之投降魏国的事情很小，所以不记载，那么正始元年梁将夏侯道迁据守汉中后投降，为什么又要记载呢？） ○《北史》与《魏书》《齐书》《周书》《隋书》相互歧异之处 将《北史》同《魏书》《齐书》《周书》《隋书》各史比较，大体相同，偶尔有些小的差异，现在摘录出来。《魏书》说神元帝派儿子文帝（沙漠汗）到魏国去，这一年是魏景元二年；《北史》则说派文帝到晋国去，这一年是晋景元二年。包栋元仍然是魏陈留王的年号，《魏书》把它归在魏国名下，是依从年号的名称；当时权力已经在晋国，《北史》把它归在晋国名下，是依从实际情况。《魏书》凡是宗室都系以元姓，例如元觚、元仪、元题之类。考察拓跋氏改姓元，是孝文帝时期的事情，道武帝以来本来从未有过这种姓氏，却把后来改的姓追记到改姓以前，实在是颠倒了时序。《北史》则记作秦王觚、东平公仪、襄城公题，比较符合事实。尔朱荣在河阴杀害朝廷官员，《魏书》说是因为责问百官明帝被害的缘故，《北史》说是尔朱荣妄称高阳王元雍想要谋反，所以杀了他们。《周书·杨忠传》说杨忠跟随独孤信攻破穰城，过了半年，因为东魏逼迫，便和独孤信一起逃奔梁国，后来又随梁军返回关中，周文帝召他到帐下任职；这就是说他逃奔梁国以后才返回西魏。《北史》说，因东魏逼迫，杨忠和独孤信一起回到关中，周文帝召他到帐下任职；这样就删去了逃奔梁国这一节，未免有过分追求简洁干净的过失。其他同正史略有不同的地方还有：魏孝文帝南征，《魏书》说步兵、骑兵一百多万，《北史》写作三十多万。齐文宣帝逼迫魏孝静帝禅位，《魏书》有襄城王旭入朝上奏，请魏孝静帝效法尧把帝位禅让给舜，《北史》写作襄城王▯。西魏攻克南郑，《周书》说梁将萧循投降，《北史》写作萧修。《周书·文帝纪》有沃野贼卫可孤，《北史》写作卫可瑰。弘农之战，《周书》说斩杀东魏将领李徽伯，《北史》说擒获李徽伯。这些都是略有差异的地方。李延寿《自序》说，他在正史之外又考察、研究了一千多卷杂史，所以才有这些修订。○《北史》的书法与《周书》《隋书》不同之处

译《周书·文帝纪》中记载，魏大统十二年，齐神武帝包围玉壁，没有攻克，因为患病而撤军；十三年春去世。十五年，侯景弑杀梁武帝。十六年，齐文宣帝废魏孝静帝而自立。《北史·周纪》都没有记载，因为当时周文帝还是魏国的臣子，这些事情都记在魏史中。《隋书·文帝纪》专门叙述隋文帝的事迹，而他父亲杨忠在周朝建立功勋的事情没有叙述，因为《周书》已经为杨忠立传。《北史》则在周代没有为杨忠立传，而把杨忠的事迹叙述在《隋文纪》中。《周书》的《文帝》《孝闵帝》《明帝》三篇本纪各自作一篇史论，《北史》则把三位皇帝合为一篇史论，但论辞仍然是综合概括《周书》的三篇史论而使用。《周书》的《武帝》《宣帝》《静帝纪》各自作一篇史论，《北史》也概括其中的言辞合为一篇。至于《隋文帝纪》《隋炀帝纪》《隋恭帝纪》的史论，则完全采用《隋书》，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只有《文帝论》开头“龙德在田，奇表见异”八个字，换成了“树基立本，积德累仁”。然而隋文帝用诡诈手段夺取帝位，哪里有什么积德累仁呢！○《北史》纪与传相互不同之处 《隋书·文帝本纪》说，北周五位王侯谋害隋文帝，文帝带着酒菜到赵王宇文招那里，观察他的意图；赵王在卧室内埋伏甲兵，文帝依靠元胄才得以脱险。这就是说，隋文帝知道宇文招想谋害自己，所以带酒菜前去，来观察他的意图。《元胄传》却说，宇文招想杀害文帝，文帝并不知道，于是带着酒菜到他的宅第去；这就同本纪不同了。《周书·赵王招传》说，宇文招邀请隋文帝到府第，在寝室饮酒；这又不是隋文帝带着酒菜前去的说法。《周书》《隋书》各自记载自己所记的事情，所以会有这样的不同。《北史》则是李延寿一人编成，却在这些地方全部抄录旧文，起初并未核查，于是也产生了矛盾。○大业十四年 隋炀帝在江都遇难是在大业十四年，但《隋书》和《北史》只记作十三年，是因为十三年唐高祖起兵进入长安，拥立代王杨侑为帝，改年号为义宁，而隋炀帝的大业年号已经被废除。修史者都是唐朝臣子，自然应当遵循本朝制度，使用义宁纪年，于是把隋炀帝被弑之事改记在义宁二年之内。实际上，天下共同承认的君主只要一天还在世，最终就应当称用他的年号，因此“大业十四年”不可删去。○太上皇帝 “太上皇”这个称号，原本是汉高祖取得天下以后用来尊称他的父亲太公的，并不是太公拥有天下、传给儿子以后才有这个称号。（《汉书》记载汉高帝诏书说：“父亲拥有天下，传给儿子；儿子拥有天下，尊位归于父亲，这是人伦的最高境界。现在公卿大夫已经尊奉朕为皇帝，而太公还没有尊号，现尊奉太公为太上皇。”蔡邕说：“称太上皇而不称帝，是因为他不是天子。”颜师古说：“他是天子的父亲，所以号称皇；不参与政治，所以不称帝。”《三国志》记载王肃的议论说：“汉朝总称帝王为皇帝。有单独称帝的，没有单独称皇的。汉高祖时他的父亲还在世，却使他称皇，那么皇实际上是略低一等的称号。”裴松之注说：“汉高祖尊他的父亲为皇，实际上是地位尊贵却没有职位，地位高贵却没有百姓，比起皇帝来，实际略低一等。”）那些把天下传给儿子而称为太上皇帝的，各史记载共有十四位，现在列在下面。（按语：《左传》说晋景公生病，立太子州蒲为君，适逢诸侯攻打郑国。《史记·赵武灵王传》说赵武灵王把国传给儿子惠文王，自称主父。这实际上是内禅的开始，但还没有太上的称号，所以不列入。） 此外，如晋司马伦把惠帝迁到金墉城，称他为太上皇；唐高祖拥立隋代王杨侑，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这些都是僭越、动乱和改朝换代时期的事情，名称相同而实际情况不同，更不能列入内禅之中。吕光即天王位，年号龙飞。在位十年，因为年老多病，立儿子吕绍为天王，自称太上皇帝。（《晋书》载记） 后魏献文帝即位接[原文“即位接”疑有讹误]，一向厌薄政务，常有超脱尘世的想法。在位七年，十七岁时实行内禅，命太保陆馥、太尉源贺奉上皇帝玺绶和册命，拥立皇太子登上帝位。（这就是孝文皇帝，当时年仅五岁。）群臣上奏说：“从前三皇时代，清静淡泊、无为而治，所以汉高祖尊奉他的父亲为太上皇，不统治天下。如今皇帝年幼，万机大政仍然应当由陛下总揽。谨奉上尊号为太上皇帝。”献文帝于是同意了，便迁居崇光宫，宫室只用没有加工的椽木，只有土台阶而已。国家大事仍然要上奏告知。孝文帝每月朝见一次崇光宫。后来改称宁光宫。此后讨伐蠕蠕拾寅等人的事情，献文帝仍亲自驾车出征。承明元年去世，享年二十三岁。（《魏书》） 北齐武成帝即位五年，（时年二十八岁。）因为天象发生变化，太史上奏说应当有变革。祖▯于是上表说，陛下虽然贵为天子，却还不是最尊贵的。根据《春秋元命苞》，乙酉年应当革除旧政。如今太岁在乙酉年，应该把帝位传给东宫，以顺应天道，于是上奏魏献文帝禅位给儿子的旧事。武成帝听从了，（见《祖▯传》。）于是把帝位传给皇太子高纬，这就是齐后主。（当时十岁。）大赦天下，改年号，百官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仍然要上奏告知。（《北齐书·本纪》）然而当时武成帝仍往来于晋阳、邺都之间，凡是授官、罢免以及生杀大事仍由他亲自决定。后主天统四年，武成帝去世，共做了四年太上皇帝。（《北齐书》） 后主高纬隆化二年，（当时二十一岁。）从晋阳战败返回邺城，因为周军日益逼近，于是把帝位传给太子高恒，（当时年仅八岁。）将隆化二年改为承光元年，尊后主为太上皇帝。后主先逃往青州，幼主也向东逃走；后主又把帝位禅让给任城王氵皆，把太上皇改称无上皇，把幼主改称守国天王。没有过几天，父子二人都被北周擒获。（《北齐书》） 后周宣帝在大象元年（当时二十一岁）

译把帝位传给皇太子宇文衍，（当时七岁。） 诏书说：“朕资质浅薄，只是承受了先帝留下的大业。上承先朝取得天下的功业，下凭群臣一心不二的忠诚，振兴国家根本，使天命更加弘大。皇太子宇文衍身居继承人的位置，是正统所归，远承积德的美善，确实符合无疆的福庆。朕现在把帝位传给宇文衍，想到四海之内，深深符合百姓歌咏拥戴的愿望，使朕一人得以超然于尘世之外。天下万方的百姓，希望你们明白朕的心意。”于是宣帝自称天元皇帝，居所称为天台，皇帝宇文衍居所称为正阳宫。朝廷政事仍由宣帝处理。大象二年去世，享年二十二岁。（《周书》）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秦王李世民杀死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于是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令其处理政务。这年八月，皇太子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贞观三年，太上皇迁居大安宫。（《新唐书》本纪的书法是这样写的，只说皇太子即位，而不说高祖传位，用来表现高祖是迫于形势而不得已。以下都依据《唐书》。） 唐睿宗在武后时期已经被立为皇帝，后来中宗复位为帝，睿宗仍任相王。中宗被韦后和安乐公主杀害，韦后临朝听政，临淄王李隆基（睿宗的儿子）率兵讨伐叛乱，诛杀韦氏和安乐公主。于是睿宗即皇帝位，立临淄王为皇太子。先天元年，立李隆基为皇帝，处理小事；睿宗自称太上皇，处理大事。第二年，下诏把政权交还皇帝，这就是玄宗。唐玄宗在位已经很久，曾经想把帝位传给太子，杨国忠等人非常害怕，便让杨贵妃口含泥土向玄宗哀求，于是事情没有成功。天宝十五载，安禄山反叛，玄宗避乱到马嵬，太子随行。当地父老请求留下太子讨伐叛贼，玄宗答应了，派寿王李瑁和高力士去晓谕太子，太子于是到朔方整顿军队。因裴冕、杜鸿渐等人请求，太子遂在灵武即位，这就是肃宗，尊玄宗为上皇天帝，并派使者上奏告知。玄宗派韦见素、房▯、崔涣奉送皇帝的诏命到灵武。肃宗收复两京，至德二载，迎接玄宗返回。到达咸阳时，在望贤驿准备法驾，玄宗登楼，肃宗穿紫袍向楼上拜舞；玄宗下楼抚慰肃宗，肃宗哭泣着辞谢黄袍，玄宗亲自为他穿上。肃宗伏地坚决推辞，玄宗说：“天下人心都归附于你，使我得以保全残年，就是你的孝心。”肃宗于是接受了，玄宗居住在兴庆宫。乾元元年，玄宗进入宣政殿临朝，把传国受命宝以及符、册授予肃宗，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肃宗又上玄宗尊号为圣皇天帝。上元元年，肃宗患病，李辅国假传诏令，把玄宗迁到西内。宝应元年，玄宗去世。唐顺宗即位后，因患病而神志昏暗，于是立广陵王李纯为皇太子，命他暂时掌管军国事务。第二年，立李纯为皇帝，这就是宪宗，顺宗称为太上皇。元和元年，宪宗上尊号为应乾圣寿太上皇。宋徽宗宣和七年，因为金兵逼近，先命皇太子担任开封牧，不久又下诏让皇太子继承帝位，自己称道君皇帝。太子即位，就是钦宗，尊徽宗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住在龙德宫。靖康元年，徽宗躲避金兵到了镇江府，金兵退去后，徽宗返回京师。第二年，金人把徽宗、钦宗二帝押往北方。（以下都出自《宋史》。） 宋高宗自从元懿太子去世后，便寻访太祖的子孙中排行用“伯”字、在宫中行第的人，把他们养育在宫中。绍兴二年，找到伯玖，赐名瑗，后来封为晋安郡王。绍兴三十年，立为皇子，改名玮。绍兴三十一年，金海陵王入侵，玮随高宗到了金陵。不久海陵王被杀，金兵退去，高宗从金陵返回。绍兴三十二年，立玮为皇太子，改名▯。高宗很早就有传位的打算，到这时才下御札说，皇太子可以即位，朕称太上皇帝，退居德寿宫。高宗派宦官召太子进入禁中，太子快步退避到殿旁，高宗反复劝勉晓谕他。于是高宗出临紫宸殿，宰臣奏事完毕，高宗回宫。百官在殿门外换班，拜受诏书完毕，又在殿廷重新列班，内侍扶着太子来到御榻前，太子即位，就是孝宗。当时孝宗还站在侧旁，不敢坐下，内侍扶了八九次，他才稍稍坐下。宰相率百官道贺，孝宗立即起身。宰相登殿坚决请求他接受朝贺，孝宗忧惧地说：“这个帝位，恐怕我不能胜任。”高宗当即乘车前往德寿宫。孝宗步行送到祥曦门，冒雨扶着车辇，一直送到宫门也不肯停下。高宗多次挥手谢绝，命左右扶他回去，回头说：“我把大事托付给了合适的人，没有遗憾了！” 从此以后，孝宗每五天到德寿宫朝见一次，百官每月朝见两次，高宗诰令每月朝见四次。孝宗给高宗上尊号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孝宗终身极尽孝养之道，两宫之间没有丝毫隔阂。到▯熙十四年，高宗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共做了二十四年太上皇帝，孝宗服三年丧。宋孝宗▯熙十五年，下诏说从今以后在内殿处理政务时，命皇太子侍立。十六年二月，下诏把帝位传给皇太子，以德寿宫改为重华宫。这一天，孝宗穿吉服在紫宸殿举行内禅礼。百官道贺完毕，内侍请太子就座，太子坚决推辞，内侍扶持他，他才即位，就是光宗。光宗当时稍稍坐下，随即又起身，丞相率百官道贺。礼仪完毕，枢密院奏事，光宗仍站着听取。退班后，孝宗重新穿上丧服，到后殿，光宗侍立。不久孝宗登车，与光宗一同前往重华宫。光宗回到宫中，给孝宗上尊号为至尊寿皇圣帝。宋光宗绍熙四年七月以后，因为患病不能到重华宫朝见。第二年，孝宗病重，光宗仍然不能前往朝见。孝宗去世后，光宗也不能过宫服丧，于是立儿子嘉王为皇太子。赵汝愚秘密请求太皇太后，在礻覃祭这一天命皇太子即位，尊光宗为太上皇。到了这一天，群臣扶太子进入素幄，给他披上黄袍；太子退站一旁，没有坐下，赵汝愚率同僚拜了两拜。过了一会儿，催促仪仗完毕，百官列班站定，内侍扶持太子，他才即位，就是宁宗。宁宗下诏修建泰安宫来奉养太上皇，从此每五天朝见一次。不久又下诏说，秋暑时太上皇不必迁居，便把寝殿作为泰安宫，给太上皇上尊号为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庆元六年，太上皇去世。

译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乜先俘陷，皇太后传谕立皇长子见深为皇太子，命成阝王（英宗的弟弟）辅佐他，代替处理朝政。后来议论的人认为当时灾难很多，应当拥立年长的君主，皇太后又派太监金英传旨，说成阝王应当尽早登上帝位，于是成阝王即帝位，就是景帝。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后来乜先送英宗回来，景帝迎接的礼仪非常简略；英宗将到京城时，景帝才在安定门外准备法驾。英宗从东安门进入，景帝迎上去拜见，英宗答拜，两人各自陈述自己的意思，谦让了很久，景帝才送英宗到南宫，群臣前去拜见后退下。后来群臣请求在英宗万寿圣节和元旦朝见英宗，景帝都不允许。此后又废黜太子见深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为皇太子，并杀死侍奉英宗的太监阮浪等人。皇太子见济不久去世，御史钟同等人请求恢复储君，都被杖责；景帝又砍伐南城中的高树，英宗的处境危急万分。等到景帝患病，石亨、徐有贞等人迎接英宗复位。（《明史》） 以上都是历代太上皇的故事。北朝的几位君主固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唐、宋两代则在名分和典礼方面各有事迹，著名于史册。然而洪容斋说，唐代四位皇帝中，顺宗因为患病不能亲自处理政务，高祖因为秦王杀死兄弟，明皇幸蜀时太子擅自即位，只有睿宗传位是出于真诚。不过到了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被诛的第二天，睿宗才完全归还政权给玄宗，这仍然有不得已的因素。只有宋高宗、孝宗两朝，是千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这当然是确切的评论；但南宋国土只有偏安之地，继承帝位的君主又不是亲生儿子，终究不能算作最完备的事例。只有我朝高宗纯皇帝，正逢大一统的时运，在位六十年，亲自传下帝位，仍时常勤于训导政事，享年八十九岁。当今皇上自接受禅让以后，极其诚敬地尊奉奉养他，没有一天不亲自承受他的容色笑语；宋孝宗每月朝见高宗四次，也远远不能与此相比。这样看来，两宫之间传授帝位，慈爱和孝道都极其隆盛，福德也极为完备，确实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见过的情形，难道不是盛事吗！●卷十四 ○皇太孙 《礼记》说：“有嫡子，就没有嫡孙。”注释说：“嫡长子，是君身的副贰。一个家庭不能有两个主人，也不能有两个副贰。”所以古代从未有称为皇太孙的。汉宣帝时，元帝做太子，生下成帝；成帝是世代嫡出的皇孙，宣帝喜爱他，给他取名为骜，字为太孙。这只是把“太孙”作为字，并不是立为太孙。只有晋惠帝、（惠帝立儿子▯为皇太子，后来被贾后杀死。赵王伦废掉贾后后，恢复▯的名位，于是立▯的儿子临淮王臧为皇太孙。不久，赵王伦又杀害臧，于是立臧的弟弟襄王尚为皇太孙，不久尚去世。）齐武帝、（齐武帝因为皇太子长懋先去世，于是立长懋的儿子昭业为皇太孙，东宫官属全部改为太孙官属。太孙即位后，因无道被废为郁林王。）魏太武帝、（魏太武帝先立儿子晃为皇太子，晃不久去世，于是封晃的儿子▯为高阳王；后来认为皇孙是世代嫡出，不适宜留在藩国，于是停止原有封号，称为世嫡皇孙。后来即位，就是文成帝。）唐高宗、（唐高宗多次废立太子，立英王哲为皇太子。太子生下重照，高宗高兴，立重照为皇太孙，武后时被杖打致死。） 辽道宗、（皇太子▯被乙辛诬陷，废黜后又被杀害，辽道宗下诏封▯的儿子延禧为燕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道宗去世时，遗诏命燕国王即位，就是天祚帝。）金世宗、（金世宗先立嫡子允恭为皇太子，允恭不久去世，于是立允恭的儿子▯为原王，后来又立为皇太孙，并对他说：“明德皇后的嫡孙只有你一人，所以立你的事在我，保守国家的事在你。”后来即位，就是章宗。）元世祖、（元世祖先立嫡子珍戬为皇太子，珍戬去世后，命皇孙铁穆尔镇守北方边境，授给他皇太子宝。世祖去世，皇孙入朝即位，就是成宗。）明太祖、（明太祖先立嫡子标为皇太子，标先去世，于是立标的儿子允▯文为皇太孙。后来即位，就是建文帝。）明成祖、（明成祖先立高炽为皇太子，即仁宗；高炽在东宫时，他的儿子瞻基天性英明睿智，成祖于是立瞻基为皇太孙，即宣宗。）都有正式建立皇太孙的事例。然而晋惠帝、齐武帝、金世宗、明太祖，都是因为皇太子先去世，所以立皇太孙来维系正统，这种做法是不得已的。魏太武帝、辽道宗、元世祖，虽然东宫太子先去世，大位已经应当归于嫡孙，但尚且没有设置皇太孙这一称号。魏太武帝称他的孙子为世嫡皇孙，辽道宗封他的孙子为燕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元世祖则把皇太子宝交给他的孙子，他们都不曾使用皇太孙的名号。至于唐高宗，在中宗还居东宫做太子时，就立重照为皇太孙；明成祖也在仁宗还居东宫做太子时，就立宣宗为皇太孙，这些都不合礼制。（梁武帝在简文太子还居东宫时，也立简文帝的嫡子大器为宣城郡王，但没有称皇太孙。）高宗立重照时，曾经拿这件事询问裴敬彝、王方庆，两人回答说：“礼制规定有嫡子，没有嫡孙。晋朝立愍怀太子（就是▯）的儿子为皇太孙，齐朝立文惠太子（就是长懋）的儿子为皇太孙，都是因为太子已经不在东宫。如今既有太子，又立太孙，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事。”高宗说：“由我开创先例，怎么样？”于是还是立了重照。由此可见，唐代当时还有能够依据礼制据理力争的人；到了明朝永乐年间，竟然没有听说有人认为这是越礼之举，整个朝廷都寂然无声，可见明朝臣子不读书、不知道旧事，实在鄙陋。○皇太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