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

译总计世祖在位三十多年，几乎始终都和这三个人相伴相随；这说明他贪图财利、贪得无厌的本性，是牢固而不可改变的。自从高丽臣服以后，他就招抚晓谕日本，但日本不接受。先平定耽罗，接着又对南宋用兵，进攻襄、樊，进攻涪、渝，一直到攻下江淮，降服宋主，追赶宋朝的二王到闽、广，前后总共十多年。事情刚办完，又商议征伐日本。命令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领十万军队从海上出发，飓风摧毁了船只，范文虎等人挑选坚固良好的船只先行返回，把士兵全部丢弃在山岛上。日本军队到来后，把蒙古人、高丽人全都杀死，说新近归附的军队是唐人，不杀他们而把他们当作奴隶；能够逃脱返回的，只有阎等三人。皇帝非常愤怒，想要再次征伐日本，派王积翁先去招抚晓谕，王积翁在途中被船夫杀死，最终因为始终没有达到目的才停止。与此同时，又发动了安南之战、占城之战、缅国之战、爪哇之战。安南一共征伐三次，其国王陈日煊父子始终逃藏而未能擒获；最后军队撤回时，几乎被敌人邀击截断，从小路才得以返回。缅国一共征伐两次，也损失军队七千人，只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征伐占城时，船只被风浪打碎的有十分之七八；抵达岸边的军队攻克了木城，但占城国主已经逃走，官军深入后也被敌军截击，奋力作战才得以返回。征伐爪哇时，刚开始到达后屡次取胜，后来被爪哇人欺骗，派使者进入晓谕；爪哇国主杀死使者后逃走，也没有达到目的，于是撤军。总计中统、至元三十多年，没有一年不使用武力。当初把宋朝看作敌国，担心不能一定取胜，还存有谨慎慎重的意思，曾派使者商议和好。等到平定宋朝以后，便把战胜攻取视为常事，几乎想把上天所覆盖的地方全部使其奉自己为主、向自己称臣，以此在千古之中称雄。刚刚平定国内，就谋划海外。开始因为骄傲轻敌而图谋取胜，后来又因愤怒用兵而导致失败。仍然没有醒悟，还想再次振奋天威，直到去世以后才停止。这就是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到老也不悔改的表现。从这两件事来看，在内任用搜刮聚敛的大臣，把百姓的财物看得如同泥土；在外发动没有正当名义的战争，把百姓的生命视如草芥。按通常的道理说，二者只要有一个，就足以使国家灭亡、自己丧命。然而当时虽然百姓无法生活，反叛者成十成百地兴起，最终却还能逐一平定。大概是开创王业的气运旺盛，所谓气势充盛，万物无论大小都被它所浮载，所以任凭他肆意作为，却没有导致倾覆。这才知道，三代以后，国家的兴亡完全系于天命，并不一定是有道的人得到天下、无道的人失去天下。考察元朝，自太祖起兵以来，灭掉的国家有四十个，降服西夏，攻取金朝中都，又进攻西域，直到在东印度国遇到角端才返回。太宗继承其事业，灭掉金朝，侵犯宋朝，西征钦察，远离中国三万余里。到了宪宗，又命令世祖征伐大理，命兀良合台征伐交趾。到世祖时，用兵已经四十多年；世祖即位后，又攻讨了三十多年。自古以来用兵，没有像这样长久的。○元朝各位皇帝大多不熟习汉文 元朝兴起于朔方，本来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太祖以来，只是借用畏吾字来传达文书檄文。世祖开始采用西僧八思巴创制的蒙古字，但对于汉文仍不熟习。《元史·本纪》记载，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蛮说，国史院编修《太祖实录》和历朝《实录》，请先用畏吾字翻译后进呈诵读，再交付编纂修定。元贞二年，兀都带等人进呈所翻译的《太宗实录》《宪宗实录》《世祖实录》，这些都是用国书进呈的。其他传记中也有零散记载：世祖向徐世隆询问尧、舜、禹、汤作为君主的道理，徐世隆取经书和传注来回答，皇帝高兴地说：“你替朕直接解释并进呈诵读。”书写成后，命令翰林承旨安藏翻译书写进呈。曹元用奉旨把唐代《贞观政要》翻译成国语。元明善奉武宗诏令，删节《尚书》经文，翻译其中关于政事的内容，于是推举文升一同翻译；每进呈一篇，皇帝一定称好。虞集在经筵讲学时，选取经史中有益于治国之道的内容，用国语、汉文两种文字进呈诵读；翻译润色时，务求明白，几天才能完成一篇。马祖常也翻译《皇图大训》进呈。（这些事都见于各人的本传。）凡是进呈的文字，都必须翻译成国书，由此可以知道元朝各位皇帝都不熟习汉文。只有裕宗做太子时，很早就跟随姚枢、窦默学习《孝经》。长大以后，王恂、白栋、李谦、宋道等侍讲经筵的人，都长期在东宫供他咨询访问。中庶子伯必带着他的儿子阿八赤入见，太子告诉他要入学，伯必立即让阿八赤进入蒙古学；过了一年再次入见时，太子问他读了什么书，阿八赤用蒙古书回答，太子说：“我是命令你学习汉人的文字啊。”这可以看出裕宗留心学问，但他还没有即位就去世了。后来像仁宗，最能亲近儒者、尊崇儒道，但有人进呈《大学衍义》，他却命令詹事王约等删节并翻译，可见他对于汉文大概也没有十分深的贯通。即使朝廷大臣，也多是蒙古勋旧，很少有人留心儒学。世祖时，尚书留梦炎等人上奏说，江淮行省没有一个通晓文墨的人，于是任命崔▯为江淮行省左丞。（《▯传》）李元礼劝谏太后不应巡幸五台，皇帝大怒，命令丞相完泽、不忽木等审问；不忽木用国语翻译并诵读他的奏言，完泽说：“我的想法也是这样。” 这不只是帝王不熟习汉文，即使大臣中熟习汉文的人也很少。像小云石海牙、勃术鲁▯、▯夔▯夔、萨都剌等人，当然可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元朝初年皇帝不亲自祭祀郊庙

译元太祖以来，没有皇帝亲自祭祀郊庙的礼仪，只有宰杀牲畜、陈设马氵重，并由蒙古巫师祝官致辞而已。世祖开始在中书省设置神主，奏乐并派官员致祭，后来又把神主从中书省迁到圣安寺。中统四年，才下诏在燕京修建太庙，迁来神主供奉，但规制还不完备。至元十四年，太庙建成。然而成宗初年，有关部门制成世祖、皇后的玉册，请求放入各个殿室，皇帝说：“亲自祭享的礼仪，祖宗从未举行过。把玉册拿来，朕亲自为它祝告。”（《本纪》）可见成宗以前没有这种礼仪。武宗至大元年，因为接受尊号，才亲自到太庙致谢，但四时祭享仍未亲自举行。至大二年，尚书省和太常寺上奏说，南郊祭天的礼仪已经举行但还不完备，北郊祭地的礼仪尚【原文“吸顿行”疑有讹误】；今年冬至在南郊祭天，请以太祖配享，明年夏至祭地，请以世祖配享，皇帝听从了。（《本纪》）然而考察这一年，实际上起初并没有亲自举行郊祭之事。到了至大三年冬天，才开始在南郊举行祭祀，尊太祖配享上天。英宗至治元年，丞相拜珠（旧名拜住）上奏说，自至元十四年开始在大都修建太庙，到现在四十年来，皇帝从未亲自祭享。皇帝很高兴地说：“朕能够实行这件事。”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制定礼仪制度。这年冬天，才开始在太庙举行祭祀，皇帝戴通天冠，穿绛纱袍，从崇天门出发，举行祭祀仪式到仁宗的太室时，便流下眼泪，左右侍从也受到感动。诏书说：“一年只有四次祭祀，竟让别人代行，实在使人心中不安；今后每年一定亲自祭祀，直到朕这一生结束。”（见《本纪》和《拜珠传》。）这就是重新祭祀太庙的开始，但南郊祭天仍未亲自举行。泰定帝时，赵师鲁上疏请求亲自祭祀郊庙，皇帝说：“朕遵循世祖的旧制度，还是命令大臣代行吧。”这不仅南郊祭天不亲自举行，连太庙也仍然不亲自祭祀。（《本纪》和《师鲁传》）文宗至顺元年，才穿大裘、衮冕，亲自到南郊祭天。顺帝至元五年，亲自礻卒太室。至正元年，又穿衮冕祭祀太庙。到了宁宗的太室，皇帝问：“朕是宁宗的兄长，应当行拜礼吗？”太常博士刘闻回答说：“《春秋》中，鲁闵公为君时，僖公还只是臣子；僖公即位后，没有听说他不行拜礼。”皇帝于是行拜礼。这一月也亲自到南郊祭祀上帝。（《本纪》）纵观元朝一代，亲自祭祀太庙、亲自祭享上帝的，只有武宗、英宗、文宗、顺帝四位皇帝。○元朝制度规定百官都由蒙古人担任长官 元世祖制定制度，统领政务的机构称为中书省，掌握兵权的机构称为枢密院，负责官员升降黜陟的机构称为御史台。其次，在京城内有寺、监、卫、府；在外有行省、行台、宣慰司使、廉访使。治理百姓的行政区划称为路、府、州、县。官员有固定的职务，职位有固定的员额，这些长官都由蒙古人担任，而汉人、南人只能担任副职。（《元史·百官志序》）所以元朝一代的制度中，从未有汉人、南人担任正官。中书省是政务根本所在，太祖、太宗时任用契丹人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后来由弘州人杨惟中继任，耶律楚材的儿子铸也担任过左丞相（元朝制度崇尚右位）。这都是制度确定以前的情况；到世祖时，只有史天泽凭借开国元勋和久负声望，担任中书右丞相。仁宗时，想任用回回人哈散为丞相，哈散以按照旧例丞相必须任用蒙古勋旧为由，极力推辞；皇帝于是任命伯答沙为右丞相，哈散为左丞相。太平本来姓贺，名惟一，顺帝想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按照旧例，御史台长官不是国姓不能授予，惟一坚决推辞；皇帝于是改他的姓名为太平，后来他做到中书省左丞相。元朝终始，非蒙古人而担任丞相的，只有这三人；哈散还是回回人，其中汉人只有史天泽、贺惟一二人。丞相以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起初设置右丞二人而没有左丞，后来因崔▯进言，才开始设置左丞，所以汉人也可以担任。比如赵世延本是雍古族，延▯元年，省臣上奏说参政应当任用儒者，赵世延就是这样的人；皇帝说：“世延是雍古氏，不是汉人，他任职时应当处在右位。”由此可见汉人不能居于右位），有参知政事，汉人也可以担任。（如王文统、李孟都担任过平章，许衡、姚枢、张文谦都担任过左丞。）当时也称这些职位为宰执。（如王文统担任平章时，窦默说，此人心术不正，不能做宰相。成宗想任宦官李邦宁为行省平章，李邦宁推辞说：“臣是阉割腐残余生之人，哪里能担当宰辅的职任。”）然而中期以后，担任这些职位的汉人也少了。《顺帝纪》记载，至正十三年，才下诏说南人中有才学的，依照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都要任用他们。当时江淮兵乱兴起，所以借此收拾人心；但也可以看出，长久以来不任用南人，到这时才特别下诏。（《韩元善传》记载，顺帝时，丞相托克托在内廷奏事，因为事情关系到军事机密，而韩元善和参知政事韩镛都是汉人，便让他们退避，不得一同参与。可见即使参用汉人，机密之事仍不许他们参与。）《郑鼎传》记载，郑鼎的儿子制宜担任枢密院判官，皇帝车驾巡幸上都时，按照旧制，枢密府官员应当随行，每年留下一人主管本院事务；汉人不能参与，到这时却把这件事交给制宜，制宜极力推辞。皇帝说：“你难道能和汉人相提并论吗！”最终还是把他留下。由此可见，在枢密院属官掌管权力的地方，汉人也不能参与。御史大夫不是国姓不能授予，这一点在《太平传》中已经说过；而世祖初年曾任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说程钜夫是南人，不应任用，皇帝说：“你没有任用过南人，怎么知道南人不能用？从今以后，省、部、台、院都必须参用南人。”（《钜夫传》）由此可见，在下诏以前，御史中丞这一职位汉人也不能担任。中书省在外地分设的机构称为行省，起初本来不设置丞相；后来因为和林等处有很多勋臣外戚，行省官职卑轻，不足以镇服他们，于是设置丞相，其他地方的行省也就都设置了。《董文用传》记载，行省长官一向尊贵，同列官员没有人敢抬头仰视，跪下起身、禀报答话都像小吏一样。

译文用到任后，就坐在堂上，坦率地与人议论。由此可见，行省中担任长官的蒙古人，即使是同列官员，也没有人敢同他们讲平等的礼数。《成宗本纪》记载，各道廉访司一定选择蒙古人担任使者；如果有缺额，就由色目世臣的子孙担任，其次才参用色目人和汉人。《文宗本纪》记载，诏令御史台：各道廉访司的官员，任用蒙古人二名，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名。这样，汉人、南人在廉访司中所占的，仅为五分之一。各路的达噜噶齐（旧名达鲁花赤），也由蒙古人担任。至元二年，诏令由蒙古人充任各路达噜噶齐，汉人充任总管，回回人充任同知，永远作为定制。诸王、驸马的分地，也一律令他们自行任用达噜噶齐。仁宗开始命令由流官担任此职，而诸王、驸马所任用的改为副职，但不久仍然改变了这一制度。文宗诏令，诸王封邑所任用的达噜噶齐，要选择本部熟悉治理体制的人担任；如果有冒充、滥用职权的情况，连王的相也要获罪，但也没有听说曾任用汉人担任此职。这就是元代一朝，无论朝廷内外的百官制度，都偏重国姓蒙古人的制度。○元初州县官职多由世袭 元太祖、太宗在沙漠地区用兵，得到一块地方就封给一个人，让他世代守护。那些带着所属部众来投降的人，也立即任命其本人为官，让他世袭。攻取中原以后，也实行这一办法，所以官职多由世袭。例如石天禄担任征行千户，死后，他的儿子兴祖世袭千户。刘敏担任郎中，年老后，宪宗命令他的儿子世亨世袭他的职务。谭澄的父亲资荣担任元帅，因病举荐弟弟资用代替自己；资用死后，谭澄又世袭其职。綦公直年老后，让他的儿子蒙古台（旧名忙古台）世袭万户。赵黑梓凭借门功世袭元帅职务。段直率所属乡社来投降，朝廷任命他为潞州长官，并允许世袭。洪茶邱担任高丽军民总管，他的儿子万世袭其职，仍然佩带他父亲的虎符，就是这种情况。然而，这种办法可以在朔漠地区实行，在中原却一定要任用流官。因此，世祖时，廉希宪上疏说：国家自开创以来，凡是接受土地归附以及最初任命的臣子，都让他们世代守护；到现在将近六十年了，他们的子孙都把部下视为奴隶，郡邑的长官都成了他们的仆人，这是前代从未有过的事。宋子贞也上疏说，州县官职世代相传，违法征收赋税，百姓无法忍受。姚枢也上疏说，现在应当慎重选拔官员，这样就不会只重视世袭爵位，人才也会出现。于是开始议论实行迁转法。至元二年，终于废止州县官职的世袭。至元四年，又废止世侯制度，设置牧守。此前，祁州、河南、陕西是世祖还是皇太弟时所封的地方；因姚枢等人的建议，设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选派人员任职，开始有了吏治，已经证明这样做有效。因此到这时，因廉希宪等人的建议，终于改变了世袭的旧制度。此外，元初百官都没有俸禄。《陈祐传》记载，中统年间，百官尚未发给俸禄，很多人贪婪暴虐，只有陈祐能以清廉谨慎著称。到这时，姚枢又上疏说，应当按照官爵等级发给俸禄，这样贪赃污秽之事就会减少，公道就会得以伸张。宋子贞也上疏请求发给俸禄，确定职田。朝廷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后来崔▯又上奏，请求把各路大小官员中已有俸禄的酌情增加，没有俸禄的特别发给；于是各级官员都有了俸禄收入以及职田的收益。这又是百官开始领取俸禄的起点。○元代州县官多在外地铨选 至元二年，开始废止州县官职世袭，派宋子贞、耶律铸到山东，负责迁调所属地区的官员。（《子贞传》）平定宋朝以后，诏令两广、福建五品以下的官员，由行省根据便利情况进行铨选和注授。不久又诏令，云南行省所辖州县的官员，依照福建、两广的先例，由行省、御史台委派官员铨选，将姓名上报，随即发给授官的宣敕。这就是各行省自行选官的制度。立法之初，行省选官公正明察，根据才能授予职位，很多人都选得合适。因此李稷说，下等县的县尹多由吏部铨注，有的人并不具备相应才能，应该一并改归行省选任。（《李稷传》）大概当时中等、简易职位的缺额仍归吏部选任，而繁重、复杂的职位听任外省迁调，所以吏部选官反而不如行省选官那样量才授职。后来由于行省选官弊端很多，于是有了派遣使者监督选官的惯例。成宗初年，命令中书省派遣使者监督云南、四川、海北、海南、广西、两江、广东、福建六品以下官员的选任。文宗时，敕令中书省、御史台派遣使者到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各行省，迁调三品以下官员，这时连三品大员也包括在内了。顺帝时，中书省大臣说，江南因盗贼阻隔，各地官员缺额，应该派人与各行省及行台官员一起，对广东、广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官员实行通融迁调；五品以下官员，先行通知其赴任，福建等地也依照这个例子办理。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这样，连邻省之间通融迁调的事务，也交给监督选官的使者办理了。元代专门使用交钞 交钞的兴起，始于宋绍兴初年，朝廷制造它来招募商旅，作为在边地收购粮食的办法。它比铜钱更容易携带，百姓很是便利。稍有流通不畅，仍然使用现钱，这还保留着使本钱和利息相互调节的意思。（《元史·刘宣传》）金章宗时，也实行交钞与钱并行。但有关官府把发行钞票视为有利可图，把收回钞票视为忌讳，称之为旧钞，甚至到了用一万贯才能换一饼的地步，民力困乏，国家财用也因此穷困。（《耶律楚材传》）这就是交钞弊病发展到极点的情形。（按：金章宗开始使用钞。宣宗先使用贞祐宝券，不久宝券价值下跌，又制造贞祐通宝，每一贯相当于贞祐宝券一千贯。哀宗时，又改造兴定宝泉，每一贯相当于通宝四百贯。）元太宗八年，开始制造交钞。世祖中统元年，又制造中统元宝交钞。据《食货志》记载，这种钞法以丝作为本位，每五十两白银兑换丝钞一千两，各种物品的价值都按照丝的标准折算成钞面上的数额。按十计算的，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按百计算的，有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按贯计算的，有一贯文、二贯文。每二贯折合白银一两。

译交钞实行时间久了，物价上涨而钞值下跌。至元二十四年，于是改造至元钞，面额从二贯到五文，共十一等，与中统钞并行；每一贯至元钞抵中统钞五贯。武宗时，又制造至大银钞，后来废止，不再流通。元代始终使用中统、至元两种钞。每年印造的数量，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这在《食货志》中也有记载。交钞虽然以钱为计数单位，但元代实际上从未铸造钱币。武宗时曾实行铸钱法，设置泉货监主管此事；仁宗认为铸钱供应不上，仍然废止。因此元代一朝专门使用钞。交钞之所以能够流通，是因为各路设置了平准行用库，用金银进行交易，以平衡交钞的制度。每一两白银存入库中，按至元钞二贯计价；取出时为二贯五分。每一两黄金存入库中为二十贯，取出时为二十贯五百文。这样，民间有金银的，可以到库中兑换钞；有钞的，也可以到库中兑换金银。又设置回易库，凡是钞票昏暗破烂的，允许到库中兑换新钞，每贯增加工墨费三分。换回并收存的旧钞则解送有关部门焚烧；隶属于行省的，由行省委派官员监督焚烧。这样，破损的钞票就可以到库中换成新钞。至元四年，世祖诏令各路，民间应缴纳的包银听任用钞缴纳，只有丝料缴纳本色；不产丝的地方，也用钞缴纳。中书省大臣又上奏说，为了使钞法流通，凡是赏赐应多发给币帛，各项课税应多收钞，皇帝下诏说可以。这样，丁钱、田赋都可以用钞缴纳了，这就是交钞能够通行天下的原因。然而钞是虚的，物是实的；虚的东西积累多了就会贬值，这是势所必然。因此赵孟▯说，刚开始制造钞时，以白银为本位，使虚与实相互调节。如今二十多年过去，钞与银的轻重相差已经几十倍，所以把中统钞改成至元钞；二十年以后，至元钞一定又会像中统钞一样贬值。现在将《元史》各传互相参照考核，卢世荣因为钞值虚浮，关闭了回易库，使钞票只出不进，民间的旧钞于是无法流通。后来负责监督焚烧旧钞的人想取得能干的名声，往往把应当焚烧的旧钞说成伪钞，逼使管理库藏的官吏屈服认罪。（见《许有壬传》《韩若愚传》）因此，回易库不敢用新钞兑换旧钞。（《张养浩传》记载，百姓拿旧钞到库中兑换，十张只能换五张，而且多日也不能办成。）民间存有的旧钞又不能用来缴纳赋税、购买货物，于是终于变成了废纸。而且木版印造的纸钞尤其容易滋生伪造。铅山有很多制造伪钞的人，其中有个豪民吴友文是首领，远至江淮、燕蓟，没有不使用他们伪钞的地方，于是他变得非常富有。这说明货币的利益和权力已经落到奸民手中。（《林兴祖传》）又有奸民用伪钞勾结党羽，胁迫他人财物，官吏听任他们的谋划，因此受到牵连的有数千上百家。（《黄潜传》）这样，刑罚也因此一天比一天繁多。古代以米、绢作为百姓生活所需，称为“二实”；白银、钱币同这两种物品相互调节，称为“二虚”。白银、钱币已经被称为虚物，却又想用纸钞来代替它们，这就是虚中之虚，怎么可能流通而没有弊病呢？然而，元代百姓究竟用什么进行交易呢？按：至元年间，江淮颁行钞法，废止宋朝铜钱；后来又下令收缴历代钱币，其余铜钱听任百姓自行使用。但是《胡长孺传》记载，台州年成荒歉，宣慰司脱欢征集富民钱一百五十万，用来准备赈济。这说明朝廷虽然禁止使用钱币，民间却仍自行使用钱币。《卢世荣传》记载，设置平准库，禁止民间私下以金银买卖。世祖诏令说，金银是民间通用的物品，以后听任百姓方便交易。这说明朝廷原本并没有禁止金银。既然制造交钞，就希望它流通，于是赋税不得不收取钞票；而民间自行使用金银，这样实物总是在民间，虚物总是在上层，对国家的财政又有什么补益呢？（明太祖也制造宝钞，担心它不能流通，便禁止民间用金银、铜钱交易，违犯者罪至死刑，告发者立即把被告发的财物赏给他，但宝钞仍然不能流通。永乐年间，又诏令按照户口计算的食盐税，以及各项课税、赃罚等，都一律用钞缴纳；笞杖等罪也用钞赎罪；市肆门摊收取钞票，果园以及舟车等税也用钞缴纳，都是想强力推行宝钞，但宝钞最终仍不能流通。于是又以阻碍钞法流通治罪，甚至把全家发往边远地区充军。正统元年，黄福上奏说，洪武年间白银一两相当于宝钞三五贯，如今一两白银相当于宝钞一千多贯。） 按：《宋史·蒋偕传》记载，朝廷招募百姓向边地输送粮食，增加粮食价格后发给券，让他们到京师领取，再凭券兑取钱货，这称为交钞。因此北宋已经有了交子的办法。范镇上疏说，商人把粮食运到河北，在京师领取偿付，但榷货没有立即发给钞券，时间久了只能把券卖掉，十成中只能得到六七成。这说明当时已经有拖延刁难的弊病。高宗南渡以后，设置行在交子务，印造交子、钱引发给各路，命令公私都像使用现钱一样流通；不久，交子的价值日益贬低。隆兴二年，陈良▯上疏说明其弊病，请求拿出内库的钱来缓解百姓的困苦，孝宗于是拿出白银收兑交子（也称会子），并收回铜版，不再印造。不久，户部又请求制造五百万，自此以后每年都有增加。黄畴若上疏说，百姓得到的会子，折价损失日益严重。州县摊派征收，百姓都关门躲避。行旅带着钞券，整天也换不到一文钱。当时因钞法而发生的告发、互讦事件大量增加。真德秀上疏说，有时一个人获罪，却连兄弟的财产也一并没收；有时只短少四钱的折耗，却没收价值千万的货物。至于向富户征钱，则看财产多少，分摊给百姓，迫使百姓拿出藏有的纸钞，卖掉田地、房屋来换取钞券，即使大户人家也不能免除。这说明南宋交子的弊病，也不比金朝少。○金、元两朝对待宋朝后裔的厚薄不同

译《金史》记载，宗翰等攻破汴京，宋徽宗、钦宗二帝出城投降，金太宗立即下诏废黜二帝为庶人。宗翰把二帝以及后妃、太子四百七十多人和宗族三千多人押往北方。到达上京后，命二帝穿着白色丧服拜见太庙，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把他们迁到韩州，给田十五顷，让他们耕种以供自己生活。不久，又把他们迁到鹘里改路。赵氏的疏远宗族也有许多迁往上京。徽宗死后，金熙宗皇统元年，才改封他为天水郡王，钦宗封为天水郡公。钦宗又上奏请求领取本品级的俸禄，于是诏令赈济他；不久又给天水郡王的子侄、女婿以及天水郡公的儿子发给俸禄。可见皇统以前连俸禄也不给。海陵篡位后，又杀死赵氏男子一百三十多人。世宗才开始按照一品官的礼仪把钦宗葬在巩洛原，又把天水郡王被害的子孙葬在河南祖坟，把在中都被害的亲族葬在城北，把在咸平被害的亲族葬在当地。梁肃上奏说，天水郡公的本族已经没有人在世，其余都是远族，可以停止对他们的供养救济。按：二帝迁往韩州时，嗣濮王仲理等人还在燕京，金人按人口供给食物，死去的人很多；这就是所谓的远族。这说明二帝的子孙和近亲都已经被杀，一个也没有留下。昏庸而丧失国家，寄身于仇敌之国，耻辱固然是自己造成的，但金人这样对待他们也实在太过分了。元世祖平定宋朝时，按塔哈（旧史作阿塔海）等人进入宋宫宣读诏书，甚至免除了用绳子系住脖子、牵羊出降的礼仪。太后全氏哭着对宋主说：“承蒙天子使你活命，应当谢恩。”宋主拜谢完毕，母子二人都乘肩舆出宫。太皇太后谢氏因病留下，直到病愈才向北方出发。宋主到达上都后，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大司徒，封为瀛国公。这些是《元史》本纪所记载的。可是《说郛》和汪元量的记载说，宋主到通州后，世祖命令赏赐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后才前往上都。又说，全太后以及宫嫔等人在大都，每天供给羊肉一千六百斤，其他物品也按此标准供给。《宋遗民录》还记载，瀛国公稍稍长大后，世祖把公主嫁给他。世祖夜里梦见金龙盘绕殿柱，第二天瀛国公来朝，恰好站在梦中那根柱子下面，世祖暗中想除掉他。公主把这件事告诉了瀛国公，瀛国公害怕，于是请求出家，被称为合尊大师，并在吐蕃学习佛法。这些已经可以看出世祖的宽厚，但毕竟是野史记载，不能全部相信。《元史·后妃传》记载，宋全太后到京城后，不习惯当地风土，世祖的皇后后来替她上奏，请求回到江南。皇帝说：“你这个妇人没有长远考虑。如果让她回到南方，或许只要有一句流言兴起，就会使她全家获罪，这不是爱护她的办法。爱护她，只要特别加以存恤就可以了。”皇后于是更加优厚地待她。这说明皇帝保护她的用心更加深厚。至元十九年，中山有个狂人，自称宋主，聚集一千人，想要劫取文丞相。又有薛保住散布匿名文书，说某日要焚烧蓑城的芦苇，并率领两翼军队作乱。皇帝怀疑这些事，但只是把瀛国公和宋朝宗室迁到上都，并没有加害他们。谢太后去世后，才把她的资财产业隶属于中宫；由此可见，在她去世以前，朝廷仍未没收她的资财产业。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大臣说，宋全太后、瀛国公母子已经成为僧尼，拥有土地三百六十顷，请求免除他们所收田租。张▯也上奏说，亡宋遗留下来的产业，不要征收赋役，朝廷同意了。这说明全太后母子的私产，允许永远作为他们的世业。文宗买下原宋全太后的田地，作为大承入护圣寺的永久产业；又买下原瀛国公的田地，作为大龙翔集庆寺的永久产业。御史台说不必给付价钱，皇帝没有同意。由此可见，瀛国公及其母亲的田产一直留给他们的子孙，到这时才被收归官府，但仍然必须给付价钱，并不是强行夺取。顺帝时，才因为脱脱的请求，把瀛国公的儿子和尚、赵完普的田产赐给枢密使僧格失里。（《旧史》作“桑哥失里”。）文宗已经买下瀛国公母子的田地，而完普还另有田产，到这时才将其夺取。至正十二年，御史说群盗多以亡宋为借口，应当把和尚、赵完普及亲族LLRR迁往沙州，朝廷听从了。这样虽然夺取了他们的田产，却始终还是保全了他们。至元二十三年，西川又有一个赵和尚，自称是福王之子、广王，起兵作乱后被处死，但也未曾牵连治罪宋朝宗室。至于宋朝的亲族，也以优厚礼遇相待。福王赵与芮随宋主归降，授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大司徒、平原郡公，仍下诏把与芮在江南的家产运到京城交给他。不久又让与芮的儿子孟桂承袭平原郡公。赵与▯在鄂州投降，伯颜把他推荐给世祖；他戴着幅巾、穿着深衣入宫觐见，皇帝立即授予他翰林待制，赏赐钞一万贯，每年供给他的妻子儿女衣物和粮食。与▯年老以后，成宗仍然授予他的儿子孟实官职，让他奉养父亲到终老。这不只是对瀛国公始终如一地加以优待，对宋朝宗室也多加存恤。报应之说固然渺茫，但宋太祖削平各国时，从未杀害一个投降的国王；后来他把天下传给太宗，约定兄弟相传，并且还传到他的儿子。然而太宗违背约定，自行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此后汴京灭亡时，遭受金人虐待的，大多是太宗的子孙。高宗南渡时，以太祖的后代为继承人；到了临安灭亡时，却唯独没有遭受屠杀之惨，冥冥之中似乎有掌管因果契约的存在。金朝对宋朝既然如此残酷，后来蒙古兴起，金朝也迁都汴京。崔立发动变乱，劫持后妃和宗族投降元朝，皇帝的车驾三十七辆仓促赶赴青城，宗族男女又有五百余人在途中艰苦受难，比徽宗、钦宗当时更加严重。（《崔立传》）金朝自海陵王篡位以后，杀害太宗以及宗翰、宗弼等人的子孙，已经一个不剩；那些跟随宣宗进入汴京的人，只有太祖、世宗的子孙，又遭遇了这次迁徙流离。元太宗下诏，除完颜一族以外，其余都赦免。这样看来，没有被赦免的就是完颜氏，那么金源皇室的后代还剩下多少呢？而元顺帝逃回沙漠以后，他的子孙仍在边塞以外称雄数百年。君子观察这些事情，不能不相信天道确实会有所验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七两〕 ○元代选取秀女的制度

译《后汉书·皇后纪序》说，汉代的法令，通常在八月按人口计数，派中大夫和掖廷丞以及相工到洛阳乡间，查阅良家童女；年龄在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姿色端庄秀丽，符合相面之法的，就载入名册送进后宫，挑选察看是否合适，然后选用进御。晋武帝广泛选取良家女子充入后宫，让杨皇后负责挑选；名门大族的女子大多故意穿破衣、作憔悴状，以躲避这次选取。胡贵嫔名叫芳，最初入选时放声哭泣，左右侍从劝阻她说：“陛下听见声音了。”胡芳说：“连死都不怕，怕什么陛下！”可见选取女子的制度，汉、晋两代经常实行。《辍耕录》记载，后至元丁丑年间，民间谣传要采选秀女，一时间童男童女的婚嫁几乎都办完了。这虽然是谣言，但一定不是完全没有缘由。大概元朝初年本来就有这种制度。《耶律楚材传》记载，元太宗时，托欢（《旧史》作“脱欢”。）请求选取天下的室女，耶律楚材劝止他，皇帝发怒。耶律楚材说：“先前选取的二十八名美女，已经足以供使令之用。如今又要选取，恐怕会扰害百姓。”于是才停止。 （《耶律楚材传》）世祖时，耶律铸说，有司趁采选室女之机危害百姓，请求下令大郡每年选取三人，小郡二人，挑选其中合适的，厚赏她们的父母；不合适的就遣送回家，皇帝听从了。（《耶律铸传》）后来又因御史中丞崔▯的意见，一并停止各路选取室女。《辍耕录》所记载的后至元年间的事情，是顺帝时的事；也可能是世祖虽然停止了选取，但历朝仍间或实行罢了。元代还同时有选取高丽女子的事例。文宗把宫中的高丽女子不颜帖你赐给丞相雅克特穆尔，（《旧史》作“燕铁木儿”。）高丽王请求割取国内的田地作为嫁妆。顺帝的第二位皇后奇氏完者忽都，本是高丽女子，选入宫中后受到宠爱，于是晋升为皇后。但当时选取仍未停止，台臣说，国家初建时高丽首先归顺，而近年以来却屡次派使者前往选取媵妾，致使百姓生了女儿也不抚养，女儿长大也不能出嫁，请求禁止此事，朝廷听从了。明永乐年间，高丽仍有进贡女子的先例；成祖的妃子权氏就是高丽人，后来被封为贤妃。○元代把江南田地赐给臣下 江苏地区田地所负担的粮税很重。《明史·周忱传》说，明太祖平定张士诚后，把他的功臣和亲属的庄田全部登记没收，收入官府；又憎恶富民豪强兼并土地，也把他们的田地没收入官，统称为官田，按照租簿核定征收。因此苏州的赋税比其他地方格外沉重，官田粮额达到二百六十万石，民田粮额只有十五万石。如今考察《宋史》《元史》，追究其来由，大概明太祖所登记没收的伪吴勋臣、外戚的田地，就是元代赐给臣下的田地；而元代所赐的田地，就是南宋收归官府的田地、内府庄田，以及贾似道首先倡议购买的公田。《宋史》记载，朱π败亡后，官府抄没他的家产，田地多达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登记没收蔡京、王黼等人的庄田，作为官田。开禧三年，韩▯胄被杀，设置安边所；黄畴若上奏，把他的万亩庄田等田地以及其他权幸被没收的田地都归入安边所，共征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后来理宗又下诏，华亭奉宸庄也用来补助边防费用。景定四年，陈尧道、曹孝庆等倡议购买公田，贾似道主持此事；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购买田地三百五十余万亩。德祐元年，又把阎贵妃的集庆寺田、贾贵妃的演福寺田都收入安边所。元朝取得天下以后，这些田地都由官府另行管理。至于赏赐给臣下的田地，例如世祖赐给郑温常州田三十顷、赐给叶李平江田四顷；又因为王积翁出使日本，在途中被害，便把平江田八千亩赐给他的儿子都中。武宗赐给▯周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仁宗赐给丑驴答剌罕平江田一百顷，英宗赐给拜珠平江田一万亩，文宗赐给雅克特穆尔平江官地五百顷；又把已故平章黑驴的平江田三百顷赐给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又赐给大龙翔集庆寺平江田五百顷；又赐给鲁国大长公主平江等处官田三百顷。雅克特穆尔又上奏说，松江淀山湖田五百顷，原应缴纳官粮七千七百石，臣愿意增加到一万石缴入官府，让人租佃耕种，用所得的余米供养臣弟萨敦。（《旧史》作“撒敦”。）顺帝把完者铁木儿的苏州田二百顷赐给郯王彻彻秃，又把平江田五十顷赐给公主不答昔你。这些事情都见于《元史》的本纪和各篇列传。假如这些田地本来不是官田，而是要夺取百姓的产业来赏赐，元朝政治即使纲纪不振，也未必会达到这种地步。由此可见，这些都是宋末的官田，平定宋朝后仍然归官府所有，所以能够任意赏赐。看文宗所赐给雅克特穆尔的田地称作“平江官地”，赐给鲁国天长公主的称作“平江官田”，更可以知道这些田地已经在官府手中。元代又登记没收宋朝后妃的田地供太后使用，设置江淮财赋都总管府；又登记没收朱清、张▯等人的田地供中宫使用，设置江浙财赋府；又登记没收朱国珍、管明等人的田地赐给丞相托克托，设置稻田提领所。还有拨赐庄，管理宋朝亲王以及新近登记没收的明庆、妙行二寺的田地，并管理白云宗僧人的田地，这些都不隶属于州县。这又是元代增加的官田。等到张士诚占据吴地时，他的平章、太尉等人都是靠贩卖起家的小人，以扩充产业为要务；元朝的官田自然全都被他们夺取，占作庄田。明太祖攻破平江后，就把这些田地全部登记没收；又因为姑苏百姓曾替张士诚守城，连各个豪族的田地也一并登记没收，甚至富民沈万三等人的田地，也按照他们的租簿定为粮额。后来又有因故退还官府的公侯、驸马庄田，官府也按照租簿征收。因此官田越来越多，粮税也越来越重。这样看来，江南的田地从宋末到元、明以来，承担沉重赋税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译明太祖时已经知道粮额太重。洪武七年，下诏把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田租中最重的部分减去一半。洪武十三年，又特别下诏减去十分之二。建文二年，下诏苏州、松江的官田一律按照民田税额征收。这只是为了惩治当时的情况，怎么可以作为固定的标准呢？如今全部予以减免，每亩不得超过一斗。然而虽然有这道诏令，永乐即位后仍然将其革除，也还是遵循太祖留下的法令。宣德五年，又下诏规定：每亩纳粮一斗至四斗的减去十分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的减去十分之三。正统元年，又下诏规定：四斗一升以上的减为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的减为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的减为一斗。本朝后来又屡次施恩减免，每亩最终从七八升到一二斗不等。考察《元史》中雅克特穆尔的奏议，五百顷田应当缴纳官粮七千七百石，那么当时官粮的正式额定数每亩也只有一斗五升；他把所得余米供养萨敦，那是官赋以外的私人租米。拿今天的粮额与元代每亩一斗五升的正式额定数相比，大致相同，而除此之外又没有横征的赋税，百姓生活在今天，是多么幸运啊！考察《元史》，张▯上疏说，历朝把官田亲手赐给诸王、公主、驸马以及百官、宦官、寺观等人；那些受赐田地的家庭，各自任用当地的奸吏充任庄官，巧立名目多收租税，而且还驱使、逼迫驿站供应，向各地索取物资，凌辱州县，强迫百姓抵偿拖欠的赋税；到了交粮入仓的时候，又变卖田产来归还，官府上下都愤怒不平，农民逃到远方。如今请把田租交由百姓输送给有司，再由有司交给省部，省部交给大都，然后分给各受赐田者。皇帝没有采纳。由此可见，元代赐田造成的祸害，使百姓已经无法承受。○色目人可以随意居住 塔喇齐（《旧史》作“塔里赤”。）本是康里人，他的父亲跟随太祖南征，到了洛阳，得到白乐天故居的旧址，于是便在那里安家。沙全世代居住在沙漠，他的父亲跟随太祖平定金朝，驻守河南，于是便在柳泉安家。彻尔（《旧史》作“彻里”。）本是燕只吉台氏，他的曾祖太赤跟随太祖平定中原，被封在徐、邳二州，于是便在徐州安家。察罕是西域人，他的父亲任河东副总管，于是居住在河中猗氏县，后来迁到解州。脱里海牙世代居住在别失八里，他的祖父八剌赤最初迁到真定。抄思是乃曼（《旧史》作“乃蛮”。）部人，后来在大名安家。虎都铁木禄本是合鲁氏，后来在南阳安家。囊加歹是乃蛮人，仁宗因为他的家在河南，授予他河南行省平章事。察罕特穆尔（《旧史》作“察罕帖木儿”。）出自北庭，他的祖先跟随元军收复河南，于是便在颍州沈邱安家；他的父亲是阿鲁温，他的外甥是库库特穆尔，（即《明史》所称的扩廓铁木儿。）仍然沿用本民族的俗名。哈台布哈（《旧史》作“泰不华”。）本是伯牙吾氏，他的父亲任台州录事，于是便在台州安家。余阙本是唐兀氏，他的父亲任庐州官，于是便在庐州安家。这些都见于各人的本传。又有与汉人通婚的情况。成宗时，御史台说，行省官员长期任职，同所管辖的编户百姓联姻，会损害政务，于是下诏让他们互相调任。（《本纪》）南昌富民伍真的父亲娶诸王的女儿为妻，担任本位下郡总管，见《虞集传》。巴延布哈德济（《旧史》作“伯颜不花的斤”。）的母亲鲜于氏，是太常典簿鲜于亻先的女儿，见《忠义传》。蒙古人、色目人居住在外省的，也可以在所在外省参加乡试；例如台哈布哈考中江浙乡试第一名，伊噜布哈（《旧史》作“月鲁不花”。）在江浙乡试右榜中考取第一名，都是如此。○元代汉人多取蒙古名字 元代汉人中有很多取蒙古名字的。例如贾塔尔珲（《旧史》作“贾塔剌浑”。）本是冀州人，张巴图（《旧史》作“张拔都”。）本是平昌人，刘哈喇布哈（《旧史》作“刘哈喇不花”。）本是江西人，杨朵尔济（《旧史》作“杨朵儿只”。）和迈里古思都是宁夏人。崔▯是宏州人，小字拜帖木儿；贾塔尔珲的孙子又名六十一；高寅的儿子名叫塔失不花；这些人都是习染蒙古风俗。大概元朝初年本来就有赐名的惯例。张荣因为制造船只、救济军队，太祖赐名兀速赤。刘敏，太祖赐名玉出干；他的儿子世亨，宪宗赐名塔塔儿；次子世济，又赐名散祝台。石天麟，太宗赐名蒙古台。邸顺，太宗赐名察纳合儿；他的弟弟邸常，也赐名金那合儿。睿宗时，大兴人贾实喇（《旧史》作“贾昔剌”。）因为胡须多而且黄色，于是被赐予现在这个名字；后来实喇的孙子也取名虎林赤，大概是用蒙古名字世代延续他们家族的传统。世祖赐名的人尤其多：刘思敬被赐名哈八儿都；播州土官杨汉英被赐名杨赛音布哈；（《旧史》作“杨赛因不花”。） 保定人王实喇（《旧史》作“王昔剌”。）被赐名实喇巴图；（旧本作“昔剌拔都”。）新繁人张惠被赐名兀鲁忽讷特；曲沃人许▯被赐名忽鲁火孙；燕公楠被赐名囊家特。（旧本作“囊加带”。）还有一人先后被赐名两次的：河东人刘哈喇巴图尔（《旧史》作“刘哈剌八都鲁”。）起初被赐名哈剌干脱赤，后来又因功被赐名察罕干脱赤，最后又赐予现在这个名字。自从有赐蒙古名的惯例后，汉人都以拥有蒙古名字为荣耀，所以即使不是皇帝所赐，也有很多人仿效。况且元朝制度本来就允许汉人学习蒙古语。《本纪》记载，至元九年，和礼霍孙上奏说，蒙古字已经设置国子学，但汉族官员的子弟还没有人学习，官府文书仍然使用畏吾字。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凡是诏令都使用蒙古字，并且派百官子弟入学。又据《赵璧传》，皇帝命令十名蒙古学生跟随赵璧学习儒家经典，又命赵璧学习国语，翻译《大学衍义》，当时还常常骑在马上奏报此书内容。（《本传》）至元二十七年，河南、福建两省官员上奏请求诏书使用汉字，皇帝命令对河南用蒙古语下诏，对福建用汉语下诏。

译（《本纪》）又据《程钜夫传》，当时诏令都使用蒙古字，皇帝派程钜夫到江浙访求贤才，唯独使用汉字书写诏书。由此可见，当时诏令多使用蒙古语；如果民间大多不通晓蒙古语，又怎么能够用这种语言下诏呢？至元六年，采用帝师帕克斯巴（《旧史》作“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凡是发布诏书都使用这种文字，同时各自附上本国文字。（《纪事敝拴》）《秦起宗传》记载，适逢建立蒙古学，秦起宗学习后很快就学成了。顺帝至元年间，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字和畏吾字书，（《本纪》）许有壬竭力争辩，制止这项禁令。（《有壬传》）这尤其是汉人通晓蒙古语的明确证据。正因为汉人通晓蒙古语，所以很多人用蒙古语取名，也是当时风气造成的。金代则女真国族人多取汉名，元代则汉人多取蒙古名，这两个朝代的习尚各不相同。大概金太祖开国以后，金与辽往来的书信，就已经招募有才学的人来撰写，金朝已经重视汉文；熙宗以后，没有人不通晓汉文。熙宗曾经阅读《尚书》，夜里又阅读《辽史》，后悔自己年轻时没有好好学习。海陵王才思雄健纵横，章宗的文辞绵密华丽，直到今天仍在人们口中流传。元朝一代的诸位君主，只知道重视蒙古文字，一心想让天下臣民都学习蒙古语、通晓蒙古文，这样才便于奏报和应对；所以人们大多学习蒙古语文，学会以后就直接把蒙古语作为名字。○元朝初年各路将领多掠夺人口作为私属户 元朝初年在朔漠起兵，〔原文“▯”字疑有脱误〕以畜牧为业，所以各将领大多掠夺人口作为奴隶，让他们从事游牧，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习俗。攻取中原以后，也把掠夺人口当作常事，甚至有人想把中原的土地全部腾空作为牧场。耶律楚材掌国政时，将相大臣有所俘获，往往寄留在各郡；楚材于是登记户口，并命令把他们编为民户，隐匿、侵占人口的处死。立法未尝不严，但各将领倚仗功劳谋取私利，始终没有停止，其中尤其没有比阿尔哈雅〔旧名阿里海涯〕侵占得更多的。《张雄飞传》记载，阿尔哈雅任荆湖行省，曾把三千八百户投降的民户没收为自己的家奴，自己设置官吏管理他们，每年收取他们的租赋，〔“有酥霜敢问”一语原文难解，疑有讹误〕。张雄飞任宣抚司时，把这件事上奏，朝廷于是下诏将他们归还户籍，恢复为民。《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七年，下诏核查阿尔哈雅等人俘获的三万二千多人，并全部赦免为民。十九年，御史台又说阿尔哈雅把投降的民户占为奴隶，却把他们说成征讨所得。皇帝下旨：投降的民户归还有关官府，征讨所得的人口则登记数目，赐给臣下。宋子贞又把阿尔哈雅庇护的逃民一千人清查出来，安排屯田。由此可见，他所侵占的户数以千万计。大概自从攻破襄樊以后，巴延率领大军奔赴杭州，留下阿尔哈雅平定湖广尚未归附的人。兵权掌握在手中，他便趁势营求私利，所以肆意俘掠，并且庇护逃民、占有投降的民户，没有不据为己有的，终于达到如此多的数量。其他如《宋子贞传》记载，东平的将校把百姓占为部曲户，称为“脚寨”，擅自占有他们的赋税和徭役，这样的地方将近四百处。宋子贞向严实进言，才将他们罢免，归还州县。《张德辉传》记载，战乱以后，贫弱的百姓依附豪强，日久便被掩饰为家奴。张德辉任河南宣抚使时，把他们全部遣送为民。《雷膺传》记载，江南刚刚归附时，各将领往往强行把新归附的百姓登记为奴隶。雷膺任湖北提刑按察使时，发布命令，使数千人恢复为民。《王利用传》记载，都元帅塔尔海把巫山数百口百姓压制为奴，王利用任提刑按察使时将他们释放，使其恢复为民。《袁裕传》记载，南京总管刘克兴掠夺良民为奴，袁裕将他们释放，恢复为民。这些事都散见于各人的传记中。战火之后，处处生灵涂炭，在这种时候活着的百姓，靠什么维持生活呢！○元代杖刑以七为一个等级 元代笞刑、杖刑的刑罚，大多以七为数。至元年间，史弼征讨爪哇，因为损失、逃亡人数过多，被杖打一百零七下。成宗时，御史台官员上奏说，大都路总管沙的盗支官钱，合计五千三百缗，依法律应杖打一百零七下，并且不予叙用。文宗初年，因为缙山百姓引王禅作为向导，杀了其中为首的人，其余都杖打一百零七下，籍没他们的家产，妻子儿女分别赏赐给守关将士。又因为阿乞剌等人抗拒命令，杖打一百零七下，流放远方。囊嘉特因为妄言惑众，杖打一百零七下，禁锢起来。也先捏在战乱兴起时，俘掠子女和财物，杖打一百零七下。历朝旧邸的厨役，曾有诏令裁汰；私自留用的，怯薛官及其长官杖打五十七下，犯事者以及负责典领、供给和发散的人都杖打七十七下。中书平章速速专门从事贪污淫乱，两次被判杖打一百零七下。彻里帖木儿因为说出怨言，被杖打一百零七下。宦官拜住侍奉患疹病的皇太子，供给饮食不按时，又用酥油擦拭皇太子的眼睛和鼻子，被杖打一百零七下。撒里花巫蛊案中，依法应当处死的人改为杖打一百零七下。御史大夫脱脱称病，没有奉旨就擅自离职，被杖打六十七下。御史台说，官吏让家人代为接受财物，刑罚只到杖打四十七下，因此触犯这条法律的人越来越多。又据《王克敬传》记载，吏部有人因为某位办事官员按资历应当升迁，却因他有过错而压制不升，王克敬说：“法律规定，笞打四十七下以上的不得升迁；如今他的罪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怎么能不让他升迁呢？”大概当时五刑的条目中，从七下到五十七下称为笞刑，从六十七下到一百零七下称为杖刑，见《刑法志》。又查至元三十九年，诏令中书省、御史台制定赃罪十三等：枉法受赃的分五等，从一贯起笞打四十七下，到一百贯以上笞打一百零七下为止；不枉法受赃的分八等，从一贯到二十贯起笞打四十七下，到三百贯以上笞打一百零七下为止。〔元代制度中，笞刑、杖刑以七为计算单位，每十下减为七下。〕 ○元末士大夫崇尚风雅

译元朝末年，士大夫喜欢以文章诗墨相互推重，每年必定结成诗社，各地名士全部聚集，宴饮赏玩终日达夜，诗作优胜的人往往得到厚重的赠礼。饶介任淮南行省参政时，诗才豪放，自号“醉樵”。他曾大规模聚集各位名士，创作《醉樵歌》，张简的诗列第一，赠给他一饼黄金；高启次之，得到白银三斤；杨基又次之，仍赠白银一镒。〔见《明史·文苑传》。〕但这还只是做官者倡导的风气。贯酸斋擅长诗文，所到之处士大夫像云一样跟随他，得到他片言只字或一尺书信，都像获得拱璧一样珍贵。〔见《元史·小云石海涯传》。〕浦江吴氏结成月泉社，聘请谢皋羽担任考官，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选罗公福为第一。〔见《怀麓堂诗话》。〕松江吕璜溪曾携带金帛，聘请四方善于作诗的人，请杨铁崖担任主考，评定甲乙等次，并厚加赠送，一时文人全部到来，声势震动三吴。〔见《四友斋丛说》。〕此外，顾仲瑛的玉山草堂，杨廉夫、柯九思、倪元镇、张伯雨、于彦成等人都曾寄居在他家，流连饮酒吟咏，声名光彩映照、遮蔽江南。〔见《元诗选》。〕这些人都是退居林下的人，传播风雅〔原文“扌乞”字疑有讹误〕；而他们声名所到之处，那些仰慕风尚、依附声势的人唯恐赶不上。其他以名园、别墅、书画、古玩相互夸尚的事，更是数不胜数。例如倪元镇的清▯阁、杨竹西的不碍云山楼，其中的花木竹石、图书彝鼎，在江南享有盛名，直到现在仍有人艳称不已。唯独令人奇怪的是，有元一代十分轻视文学，当时还有“九儒十丐”的谣言，科举也多次兴办又多次废止，按理说风雅之事应当被弃之如敝屣，然而士绅之流却如此崇尚风流雅致。大概是南宋遗民故老相互在荒江寂寞之滨吟咏感叹，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长久不曾断绝，终于形成了风尚，这本来就不取决于朝廷法令轻重，不是吗！○元末殉难者多为进士 元代不重视儒学，延祐年间才开始设置科举选取士人，顺帝时又停止，后来才恢复。那时所谓进士，已经处于被轻视、被鄙薄的境地了；然而元末那些手持符节、为义而死的人，却有很多是进士出身。如余阙，元统元年进士，镇守安庆，死于陈友谅之难。台哈布哈，至顺元年进士，死于方国珍之难。李齐，元统元年进士，任高邮守，死于张士诚之难。李黼，泰定四年进士，镇守九江，死于贼乱。郭嘉，泰定三年进士，镇守上都，死于贼乱。王士元，泰定四年进士，任知▯州〔州名原文作“▯州”，疑有OCR讹误〕，死于贼乱。赵琏，至治元年进士，镇守泰州，张士诚投降后又反叛，赵琏于是被害。孙▯〔人名原文有缺字或讹误〕，至正二年进士，讨伐张士诚时战死。周镗，泰定四年进士，回到浏阳，遇到贼人被杀。聂炳，元统元年进士，镇守荆门，与贼人俞君正交战而死。刘耕孙，至顺元年进士，镇守宁国，与贼人琐南班交战而死。绰罗〔旧名丑闾〕，元统元年进士，镇守安陆，与贼人曾法兴交战而死。彭庭坚，至正四年进士，镇守建宁，其部下岳焕反叛，彭庭坚被害。布延布哈〔旧名普颜不花〕，至正五年进士，镇守益都，明军到来后不肯屈服而死。伊噜布哈〔旧名月鲁不花〕，元统元年进士，渡海向北归附，遇到倭船，不屈服而死。穆尔古苏〔旧名迈里古思〕，至正十四年进士，任官于绍兴，想讨伐方国珍，被拜住哥杀死。这些事都见于《元史》各人的本传。这些人可以说没有辜负进士的名声了；这样看来，国家设置科举选取士人也并非徒劳！○一位母亲生育数位皇帝 前代有一位母亲生育数位皇帝的事，《陔余丛考》所记还不完备，现再详细记载如下。晋朝庾皇后生了成帝、康帝。章太妃生了哀帝、废帝。陈后生了安帝、恭帝。北齐娄后生了文襄帝、文宣帝、孝昭帝、武成帝，其中一人死后追谥为帝，三人曾亲自即帝位。唐武后生了中宗、睿宗。宋杜太后生了太祖、太宗。《辽史》记载，太祖后述律氏生长子背〔旧史作“倍”〕，封为东丹国王，称人皇王，死后追谥义宗；次子德光即皇帝位，是为太宗；幼子鲁呼〔旧名李胡〕后来也追谥为章肃皇帝。这是一位母亲生三位皇帝，其中一人曾亲自即位，二人为死后追尊的皇帝。《金史》记载，景祖后唐古氏〔旧作唐括氏〕生和哩布，是为世祖；生颇拉淑，是为肃宗；生英格，是为穆宗，这三位仍然都是死后追尊的皇帝。世祖后纳▯赖氏〔旧作拿▯赖氏〕生乌雅舒，是为康宗；生阿固达，是为太祖；生乌奇迈，是为太宗。乌雅舒仍是死后追尊的皇帝，太祖、太宗则是开创基业的君主，亲自拥有天下；这是一位母亲生三位皇帝，其中一位死后追尊，二位是开创基业的皇帝。又查《元史》，这种事尤其多。太祖第四子图类〔旧名拖雷〕的妃子唆鲁帖尼〔后来追谥庄圣皇后〕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莽赉扣〔旧名蒙哥〕，是为宪宗；次子呼必赉〔旧名忽必烈〕，是为世祖。世祖太子珍戬〔旧名真金，后来追谥裕宗〕的第二子达尔玛巴拉〔旧名达剌麻八刺〕，他的妃子答吉〔后来追谥元圣皇后〕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哈尚〔旧名海山〕，是为武宗；次子阿裕尔巴里巴特剌〔旧名爱育黎拔力八达〕，是为仁宗。这些都是一位母亲生育两位皇帝。又如太祖光献后生乌格台〔旧名窝阔台〕，是为太宗；又生图类，虽然没有做皇帝，后来因其子莽赉扣即位，追尊为睿宗，这也是一位母亲生育两位皇帝。又珍戬的妃子鸿吉哩氏生特穆尔〔旧名铁木儿〕，是为成宗；她的长子噶玛拉〔旧名甘麻剌〕虽然没有做皇帝，后来因其子伊苏特穆尔〔旧名也孙铁木克〕承继大统，成为泰定帝，便追尊噶玛拉为显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