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译皇太孙这一称号已经不是古代的制度，晋代以后又有所谓皇太弟。晋惠帝的皇太孙臧和尚都死后，因河间王▯上奏，于是下诏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颖是惠帝的弟弟。）后来颖兵败，又废掉他，改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炽也是惠帝的弟弟。）炽即位后，就是怀帝。刘渊死后，他的太子和被刘聪杀害，刘聪把帝位让给弟弟北海王▯，▯坚决请求刘聪即位，于是刘聪立▯为皇太弟，后来▯被刘聪的儿子粲杀害。慕容▯被苻坚擒获，在长安任官；后来慕容▯的弟弟冲起兵，高盖等人立冲为皇太弟，并向苻坚发布檄文，自称皇太弟，致书请求苻坚送他的兄长皇帝出城。苻丕兵败而死，他的儿子懿逃奔到苻登那里；当时苻登已经称帝，于是立懿为皇太弟。这是古来首次出现的事。唐文宗去世，中尉仇士良等人立颖王▯为皇太弟，颖王即位，就是武宗。唐僖宗去世，军容使杨复恭立寿王为皇太弟，寿王即位，就是昭宗。这些都是仓促拥立，并不是预先建立的储君和副君。（南唐元宗李▯还曾立弟弟齐王景遂为皇太弟，但始终没有把帝位传给他。） 但是，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帝位，名号还不能说完全不合常理。（唐武宗去世，宦官马元贽立光王为皇太叔，光王即位，就是宣宗；这又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事。安乐公主请求中宗立自己为皇太女，则更加荒谬。）元成宗去世，没有儿子；他的兄长之子海山镇守漠北，海山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怀州。爱育黎拔力八达入京监国，迎接海山即位，就是武宗；武宗随即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泰定帝去世时，武宗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长子和世▯束镇守漠北，弟弟图帖睦尔在江陵；图帖睦尔也先入京，建立名号，迎接和世▯束即位，就是明宗；明宗也立图帖睦尔为皇太子。明宗不久被杀害，皇太子仍然即位，就是文宗。考察武宗、明宗两位皇帝，都承认自己的弟弟是储君和副君，那么皇太弟的称号实际上很合适；可是他们反而立弟弟为皇太子，这简直是把弟弟当作儿子。大概元朝人不知道皇太弟的旧例，只知道皇太子是继承帝位的称号，却不知道皇太子也是相对于君父而言的称号。○帝王行三年之丧 三代以后，帝王服三年丧的事例，人们都称说晋武帝、宋孝宗；然而还有晋康帝、姚兴、魏孝文帝、后周武帝、北汉刘承钧等人，只是世人不知道，现在摘录如下。晋文帝（司马昭）去世，臣民都依从权宜制度，三天后除去丧服；安葬以后，武帝也除去丧服，但仍戴练冠、吃粗食。到拜谒崇阳陵时，仍穿着衰服、腰系绖带随行，裴秀上奏说，既然已经除服，就不应再穿丧服，于是停止这样做。羊祜说：“三年之丧，汉文帝将它减省了，损害了礼制，也伤害了义理。如今皇上极其孝顺，如果因此恢复先王的制度，不也是好事吗！”群臣提出异议，这件事才停止。群臣又请求更换服装、恢复正常饮食，武帝下诏说：“可以试着看看孔子回答宰我的话，不必再纷纷争论了。”于是武帝吃素食，终满三年。后来王太后去世，武帝居丧完全遵循古礼。安葬以后，有关部门请求除去丧服，武帝下诏说：“前代典礼，质朴和文饰各不相同，何必援引近代制度，使服丧之事刚开始就中断呢？”最终穿素服服满三年。（武帝的杨皇后去世，安葬后武帝立即除丧改穿吉服。尚书上奏说皇太子也应当脱去丧服，杜预上奏认为皇太子应当恢复古代典制，在谅暗中服丧到期，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见《杜预传》。） 《康帝纪》记载，有关部门上奏说，成帝去世已经满一周年，请求改穿素服，恢复平时的饮食。康帝下诏说：“权宜制度的制定，出自近代；虽然说是为了适应事情，实际上却是礼制衰敝浅薄的开始。先王尚且尊崇丧礼，后世还要懈怠，何况沿袭旧例，又进一步减轻降等，在义理上是不可行的。”因此康帝也服了三年丧。姚兴的母亲蛇氏去世，姚兴悲哀过度，超过了礼制。群臣请求依照汉、魏旧例，安葬后立即除丧改穿吉服。李嵩上疏说：“以孝道治理天下，是先王制定的重要典制。应当遵循圣上的天性，以光大孝道；安葬以后，仍穿素服临朝，给天下人作表率。”君绎驳斥说：“帝王的丧制，以汉、魏为准。李嵩擅自改变常规、超越礼制，请交给有关部门议罪。”姚兴说：“李嵩是忠臣孝子，有什么罪呢？就依从李嵩的意见。”（《晋书·载记》） 魏孝文帝遭逢文明太后去世，想服三年丧，群臣坚决请求依照遗诏，安葬后立即除丧改穿吉服。孝文帝不答应，于是穿着丧服超过期限，直到四时节令都寄托哀思。第二年正月，才在皇信堂处理政务。又过了一年，遇到文明太后的第二个周年忌日，孝文帝在陵墓左边哭泣，三天不进饮食，哭声不断。（《魏书》） 后周武帝的皇太后叱奴氏去世，武帝下诏说：“三年之丧，上达天子，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朕应当遵循前代典制，以表达无穷的哀思；百官以下仍然遵循遗诏。”公卿坚决请求安葬后立即除丧改穿吉服，武帝不答应。于是武帝实行三年丧制，五服以内的亲属也命令依照礼制服丧。（《后周书》） 北汉刘承钧在乾▯七年遭逢父亲世祖去世，刘承钧认为以日数代替月数并不合礼。于是开始服三年丧，到乾▯九年冬天才除去丧服。（《十国春秋》） 宋孝宗遭逢高宗去世，下诏说朕应当穿丧服服丧三年，群臣自行遵循以日代月的制度。从此以后，每七日以及朔日、望日，孝宗都到德寿宫。到大祥祭时，孝宗戴白布巾、穿白布袍，在延和殿处理政务；如果前往德寿宫，仍像起初一样腰系绖带、手执丧杖。安葬以后，孝宗亲自举行迎奉虞主的礼仪。从此以后，七虞、八虞、九虞以及卒哭奉辞，都照此办理。孝宗又下诏说：“朕想穿丧服、系绖带服丧三年，群臣多次请求朕临殿处理政务，所以朕穿布素衣服处理事务。虽然诏令说等过▯庙后再除丧，勉强依从了你们的请求；但考察典礼，内心实在不安。实行完整的丧制，才接近古礼。应当体察朕的至诚，不要再请求了。”于是孝宗最终服丧三年。将要举行内禅时，孝宗秘密告诉两府，想禅位后退居，以完成为高宗服三年丧的礼制。期限到了，孝宗穿吉服在紫宸殿举行内禅，礼仪完毕后，仍然返回穿丧服，乘车前往重华宫，直到服丧期满才除服。（《宋史》）孝宗去世，光宗因病不能服丧。宁宗即位时，已经服丧满一年，想等大祥祭结束后再加服两个月。御史胡▯说，孙子为祖父服丧已经满一年了，如今想再增加两个月，不知依据的是哪一项典礼？如果说嫡孙承重，那么太上皇（就是光宗）的圣体早已康复，正在宫中自行服三年丧，而陛下又这样服丧，这就成了两个服丧的人，等等。所以光宗也服了三年丧。（《朱子语类》） ○贤德的女后

译洪迈《容斋随笔》评说三位皇后的贤德：王莽的女儿是汉平帝的皇后，自从刘氏被废后，她称病不参加朝会。王莽敬重并怜悯她，想把她嫁出去，她不肯。王莽失败后，皇后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汉家的人！”于是投身火中而死。杨坚的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知道她父亲有篡位的图谋，心中很不平；等到周禅让帝位给杨坚后，她更加愤恨悲伤。杨坚内心惭愧，想强行改变她的志向，皇后发誓不答应，他才作罢。李▯的女儿是吴太子琏的妃子，李▯篡位后，封她为永兴公主；妃子听到有人称她为公主，就流泪并拒绝接受这个称呼。这三位皇后的事情大致相同，令人敬畏而又仰慕。不过，这三位皇后的事迹还是人们所知道的；容斋所记载的还有遗漏。汉炅帝去世，儿子刘辨即位，这就是少帝；董卓把他废为弘农王，不久又进鸩酒将他毒死。临饮鸩酒时，他与妻子唐姬哭泣告别。唐姬回到颍川，她的父亲、会稽太守瑁想把她嫁出去，她发誓不肯。后来李亻▯派兵劫掠关东，把她抢到，李亻▯想娶她，她不答应，并且始终不说出自己的姓名。献帝听说后，下诏迎接唐姬，册拜她为弘农王妃。晋愍怀太子▯的妃子王氏，名惠风，是王衍的女儿。太子被废后，王衍请求替他们解除婚姻关系。刘曜攻陷洛阳后，把惠风赐给部将乔属，惠风拔剑拒绝乔属，说：“我是太尉公的女儿、皇太子妃，难道能受你这个叛逆胡人的侮辱吗！” 乔属于是杀了她。苻坚逃到五将山，被姚苌擒获；他的张夫人自杀了。苻登的妻子毛氏壮健勇敢，善于骑马射箭。姚苌袭击她时，营垒已经陷落，她仍然弯弓跨马，率领一百多名壮士同姚苌交战，力量用尽后被擒。姚苌想娶她，毛氏骂道：“我是天子的皇后，难道能受贼羌的侮辱吗？为什么不赶快杀了我！”姚苌发怒，把她杀了。吕绍被吕纂杀死后，吕绍的妻子张氏容貌美丽，吕隆想玷污她，张氏从楼上跳下，双腿都摔断了，口诵佛经而死。（以上都见《晋书·列女传》。）吕纂篡位后，被吕超诛杀；他的妻子杨氏容貌美丽，吕超想娶她，便让她的父亲去告诉她。杨氏说：“父亲把女儿卖给氐人，以求富贵，一次已经十分过分了，难道还可以让女儿受两个氐人的侮辱吗？”于是自杀。（《北史》）西魏废帝的皇后是宇文泰的女儿，皇帝被宇文泰废黜后，皇后因忠于魏而遭祸。（《北史》）这些都是亡国后妃中贤德的人，特意摘录出来，以补充容斋没有记到的部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 南北朝互相通好时，往往借助使者来增加国家的声望，因此一定精心选拔出使人员，选择仪容举止可观、文学才华优长的人担任聘使。例如，魏国的游明根曾六次出使宋国，李彪曾六次出使齐国；齐武帝认为裴昭明有承担使命的才能，特意命他出使魏国。这些人都因为能够胜任使者的职责而受到选用。后来更加重视出使之事。《李谐传》说，南北朝互相遣使，务必以俊才相互夸耀；奉命出使、接待宾客的人，一定选用当时最优秀的人，没有才华和地位的人不得参与。梁国使者每次进入邺城，邺下都为之轰动；贵族子弟盛装打扮，聚集观看，接待使者的馆舍门前人多如集市。魏国使者到梁国时也一样，当时的风尚就是如此。凡是担任正使和伴使的人，都不会轻易授任。邢邵在魏国，是当时文人的首领，朝廷特意认可的不只是他的威仪，因此没有让他出使。（《邢邵传》）北齐的李纬与崔进不和，李纬曾说：“即使失去贵人的欢心，出使梁国也不能没有我。”后来果然让他出使梁国。（《李纬传》）崔瞻曾患热病，脸上留下许多瘢痕，但仪态雍容可观，言辞声韵温和雅正，于是出使陈国。（《崔瞻传》）这说明出使人员的选拔十分精细。也有一些使者能够为本国增光，使邻国更加看重他们。魏国游明根出使宋国，宋孝武帝称赞他是长者，迎送礼节超过一般使者。（《游明根传》）高允出使宋国，宋国称赞他的才华和辩才。（《高允传》）李彪出使齐国，将要回国时，齐国君主亲自到琅琊山，命群臣赋诗为他送别。（《李彪传》）北齐的崔忄▯将要出使梁国时说：“论文章才华和见识，我不推重李谐；论口才，李谐却远远胜过我。”于是让李谐、卢元明、李业兴出使。梁武帝对左右说：“你们曾经说北方没有人才，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李谐传》）李浑出使梁国，梁武帝说：“伯阳的后代，时间越久越兴盛；赵、李两姓的人才，如今实在很多。”（《李浑传》）魏收与王昕出使梁国，王昕风度潇洒、文辞明辨，魏收文采丰富飘逸，梁国君臣都恭敬地礼遇他们。（《魏收传》）周国派崔彦穆出使陈国，崔彦穆风度闲雅旷达，器量气度端正高雅，受到江南人士的称赞。（《崔彦穆传》，以上都见《北史》。）这些都是使者为本国增光的例子。邻国接待聘使时，也一定选择有才华和品行的人担任接待人员。魏国使者到齐国时，齐国让宗▯和任▯一同接待魏使，二人都是当时选拔出来的人才。（《宗▯传》）王融有才华和辩才，于是被任命兼任主客，接待魏国使者。房景高、宋弁因为王融年轻，便询问主客官年纪多大，王融说：“五十年的年岁，我已经超过了一半。” 房景高说：“我在北方听说过您的《曲水诗序》，实在希望亲眼看看。”王融便把文章给他看。宋弁说：“从前读司马相如的《封禅》，知道汉武帝的功德；如今读王先生的《诗序》，由此看到了齐主的盛德。”（《王融传》）刘绘凭借才华和辩才奉诏接待魏使，事情办完后应当撰写接待记录，刘绘说：“不说润色文字并不容易，就是得到我的言语也很难。”（《刘绘传》，以上都见《齐书》。）齐永明年间，魏使到来，齐武帝下诏选拔朝廷中有辞令和辩才的人，到边境接待使者，于是派范岫前去迎接。（《范岫传》）魏使刘善明出使梁国，梁国派朱异接待他。参加宴会的人都是归附南方的北方人，刘善明想见王锡、张缵，于是让王锡、张缵入席。刘善明广泛谈论经史，王锡、张缵随即应答，刘善明对此深为叹服。（《张缵传》，以上都见《梁书》。）齐国使者刘缵到魏国，魏文成帝命李安世接待他。李安世善于举止应对，刘缵赞叹说：“如果没有君子，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呢！”（《李安世传》）李谐、卢元明出使梁国，梁武帝认为萧▯言辞应对很可观，便让他在宾馆接受梁国给使者的礼物。梁国使者到魏国时，陆邛每次接待宴饮，都当席赋诗；陆邛总是先写成，因此以敏捷迅速受到称誉。

译（《陆邛传》）刘孝仪出使魏国，魏国下诏让邢昕到边境迎接。（《邢昕传》）徐君房、庾信出使魏国，声誉非常高；魏国所选的接待人员都是当时的俊秀之士，卢元景等人都下台阶暂代职务，轮流掌管接待宾客的事务。（《祖▯传》）梁国使者到北齐时，北齐常让裴让之代理主客郎接待他们。（《裴让之传》）陈国使者傅纟宰出使北齐，北齐让薛道衡接待应对；傅纟宰赠诗五百韵，薛道衡作诗唱和，南北双方都称赞这件事。（《薛道衡传》）陈国使者贺彻、周▯相继出使隋国，隋国每次都让卢昌衡接待他们。（《卢昌衡传》）隋国的陆爽博学而且善于辩论，每当陈国使者到来，文帝常常派陆爽迎接慰劳。（《陆爽传》）这又可以看出，担任伴使的人也一定要谨慎选择。现在考察刘缵出使魏国的事：他指着方山问接伴使李安世：“这座山距离燕然远近如何？”李安世说：“也就像石头距离番禺一样。”（《李安世传》）魏国的李绘出使梁国，与梁人泛泛谈论氏族，袁狎自称出自黄帝，姓氏在十四等之内；李绘说：“兄长的出身虽然久远，但也只能同车千秋分得一个‘车’字罢了。” （《李绘传》）李业兴出使梁国，梁国的朱异问：“洛阳城中的委粟山是南郊吗？”李业兴说：“那是圆丘，不是南郊。”朱异说：“北方的郊、丘分属不同地方，这是采用郑玄的说法；这里采用王肃的说法。”李业兴说：“江南采用王肃的说法，除服应当是二十五个月；为什么王俭办理丧礼时仍采用郑玄的说法，服丧二十七个月呢？”（《李业兴传》）梁国的徐陵出使东魏，宴会那天非常炎热，魏收说：“今天这么热，应当是徐常侍带来的。”徐陵说：“从前王肃来到魏国，为魏国制定礼仪；如今我来聘问，就使您又知道寒暑了。”（《陈书·徐陵传》）这些人还只是以言语和文学见长，关系并不重大；如果事情涉及朝政和边疆事务，能够用几句话保全国家的体面、挫败敌人的谋划，那就尤其值得称道。例如魏太武帝南征时，宋国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和安北将军、武陵王刘骏镇守彭城。太武帝派李孝伯到城下慰问，说：“我国主上有诏，诏令太尉和安北可以暂时出来相见。”宋国的张畅出来答话说：“有诏这句话，怎么能在这里这样称说？”李孝伯说：“邻国的君主，为什么不能在邻国的臣子面前称诏？至于闭门断桥，又何至于此？” 张畅说：“两位王爷是因为魏帝的营垒还没有修成，而这里有精锐士卒十万人，恐怕彼此冲撞践踏，所以才这样。”李孝伯说：“只要主将下令，军队就会令行禁止，哪里需要断桥闭门？又何必拿十万人来夸大声势？我也有良马百万，难道可以拿这个互相炫耀吗？”李孝伯应答如流，风度仪容闲雅，张畅非常赞叹欣赏他。（《魏书·李孝伯传》）宋国人也称赞李孝伯足智善辩，是北方土地上的杰出人物。张畅根据情况应答，声音和韵律详和雅正，北方人也称赞他。（《宋书·张畅传》）刘缵出使魏国时，看到市场上的金玉交易价格非常低。刘缵说：“大概是山川所产的东西吧。”李安世说：“我国不看重金玉，所以它们就和瓦砾一样。”刘缵起初准备大量购买，听到李安世的话后，惭愧地作罢。（《李安世传》）齐高帝篡位后，派车僧朗出使魏国。魏国君主问齐王为什么要夺取宋国的天下，车僧朗辩解应答得十分明白。（《齐书·车僧朗传》）魏文明太后去世，齐国派裴昭明来吊丧；裴昭明想穿朝服办理吊丧仪式，不肯穿丧服。魏国的成淹驳斥他说：“戴着玄冠的人不参加吊丧，这是连儿童都听说过的。过去季孙将要出行时，还请求按照遭遇丧事的礼仪办理。怎么能穿朝服来吊丧呢？” 裴昭明说：“我们齐高帝去世时，魏国派李彪来吊丧，也没有穿丧服。”成淹说：“李彪本来请求穿丧服前来，但到了齐国时，齐国已经除去丧服恢复吉礼，君臣都佩玉在朝廷中行走，使者怎么能穿丧服呢？如今我国皇帝正在亲自服丧，怎么能拿那件事来相比！”裴昭明于是穿着丧服进去。（《成淹传》）后来魏使李彪前来回访致谢，入宴时推辞音乐，说：“我国皇帝天生孝顺，除去▯服以后还穿着素服处理政事，使臣不敢听闻音乐。”齐国也不能使他屈服。（《李彪传》）齐明帝被废后，海陵王自立；魏孝文帝出兵攻打寿春，城中派崔庆远出去同孝文帝交谈，魏军于是退兵。（《齐书·萧遥昌传》）陈文帝的弟弟安成王陈顼当时在梁国。魏国攻克江陵后，陈顼按照惯例被迁往长安。宇文泰想把他送还陈国，便派杜杲出使陈国说明意图。陈文帝非常高兴，立即把黔中和鲁山郡作为谢礼送给魏国。后来杜杲送陈顼回国，陈文帝说：“弟弟能够回来，实在是感激贵朝的大恩；但是如果不归还鲁山郡，恐怕就不能这样顺利了。”杜杲说：“安成王在我国，只不过是咸阳的一个平民罢了；但他是陈国皇帝的弟弟，他的尊贵哪里只是一个城邑所能相比？我国亲爱和睦九族，推己及人，所以送他回去。” 如今如果说要用土地交换骨肉之亲，这话传到四方，怎么听得过去？”陈文帝非常惭愧，说：“我先前那句话只是开玩笑罢了。”后来杜杲又出使陈国，陈宣帝对他说：“如果想联合起来谋划攻打齐国，应当把樊、邓二地交给我们。”杜杲说：“联合谋划攻打齐国，难道只是敝国一方有利吗？必须先取得城镇，应该等从齐国那里得到以后再说。如今先向我国索取汉南，使臣不敢接受这个命令。”陈宣帝非常敬重他。（《杜杲传》）这些使者确实能够在外交宴饮之间为国家排难解纷，使邻国不敢轻视，真正做到了出使四方而不辱没君主的使命；他们又不只是以言语和文学见长而已。由此可见，当时南北朝都把选拔使者看得很重要。○后魏追谥之滥

译天下建立政权后追尊先世，是合乎礼制的。但通常不过追尊两三代，唯独后魏没有限制。道武帝建立国家、称帝后，追尊始祖力微为神元皇帝；从神元帝以下，沙漠汗为文帝，悉鹿为章帝，绰为平帝，弗为思帝，禄官为昭帝，猗迤为桓帝，猗卢为穆帝，郁律为太祖平文帝，贺亻辱为惠帝，纥冉阝为炀帝，翳槐为烈帝，什翼犍为昭成帝，共十三帝。又从神元帝往上，追尊极其久远的祖先：毛为成帝，贷为节帝，观为庄帝，楼为明帝，越为安帝，推寅为宣帝，利为景帝，俟为元帝，肆为和帝，机为定帝，盖为僖帝，侩为威帝，邻为献帝，诘汾为圣武帝，又共十四帝。这样不只是遥远地加上谥号，连名字和称讳也都是后来追制的；如果只是想尊崇祖先，却滥用到极其轻慢的程度，这是最不合经典礼制的做法。考察魏澹所说，平文帝以前本来只是部落的君长，道武帝远远追尊二十八帝，实在超越了典章礼制。如今《魏书》和《北史》记载的只有二十七帝，与魏澹所说很不相合。考察平文帝时，长孙斤谋反，拔刀冲向御前，太子实格将他刺伤；实格因伤胁而死，后来追谥为献明帝。所说的二十八帝，献明帝应当包括在内。《魏书》和《北史》因为献明帝没有登上帝位，没有事情可以记载，所以漏掉了他。按照汉代制度，开国君主称“祖”，其后的君主都称“宗”。从曹魏开始，连续三代都称“祖”：武帝称太祖，文帝称高祖，明帝称烈祖。（明帝的庙号是在生前确定的，更加不合礼制，所以孙盛讥讽这件事。）晋朝也有三代称“祖”：司马懿追尊为高祖，司马昭追尊为太祖，武帝称世祖。慕容氏也有三代称“祖”：慕容▯追尊为高祖，慕容▯追尊为太祖，慕容俊僭越称帝号为烈祖。姚秦也有三代称“祖”：弋仲追尊为始祖，姚苌称太祖，姚兴称高祖。到了元魏，则有两个太祖：道武帝既追尊平文帝为太祖，道武帝去世后，他自己的庙号又称太祖，这是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后来太武帝称世祖，献文帝称显祖，孝文帝称高祖。北齐则高欢追尊为高祖，文宣帝称显祖，武成帝称世祖，也是三代称祖。北周宇文泰追尊为太祖，武帝称高祖。南朝方面，宋武帝称高祖，文帝称太祖，孝武帝称世祖，也是三代称祖。齐高帝称太祖，武帝称世祖。梁武帝称高祖，元帝称世祖。陈武帝称高祖，文帝称世祖。“祖”是根据功业而称，“宗”是根据德行而称，原本并不是说除了一个“祖”以外就绝不能再称“祖”；但也必须衡量功业，确实有功才可称祖。开创王朝或使国家中兴，对天下有重大功劳，称祖是可以的。像魏明帝、宋文帝、孝武帝、后魏献文帝、北齐武成帝这些君主，不过承受祖业、继承帝位，在位仅仅几年，没有功劳可以记载，却也把“祖”作为庙号；对于僭越伪立的朝廷，只要一味加以尊崇，本来就不能作为后世法则。○保太后 《礼记·曾子问》篇中，子游问道：“把慈母当作母亲服丧，合乎礼吗？”孔子说：“不合乎礼。古代男子在外有傅，在内有慈母，都是奉国君之命来教养孩子的，哪里有为她穿丧服的道理？”鲁昭公年幼时母亲去世，有一位慈母叫良；等她去世后，鲁昭公想为她服丧，有关官员认为这不合礼制，鲁昭公于是戴着练冠为慈母服丧。为慈母服丧，是从鲁昭公开始的。但他只是戴练冠居丧，孔子已经认为这不合礼制。考察慈母也有不同情况：有的是孩子年幼时生母去世，父亲命妾抚养成人；父亲去世后，遇到这位妾去世，仍然要为她服丧三年，这是为了尊重父亲的命令。如果只是父亲让她负责保抱抚养，那不过是保母罢了。《晋书·顾和传》记载，成帝因为保母周氏有抚养保护的功劳，想赐给她名号；顾和上奏说，古代没有这样的先例，只有汉炅帝曾封乳母赵娆为平氏君，这是末世皇帝的私人恩惠，不是先王制定的典章，成帝才作罢。由此可见，古代没有尊崇保母的制度。后来后魏从道武帝开始创立先例：立太子时先杀死太子的生母，以防止太后干预政事；从此把它正式写入法令，而后魏皇帝即位时都没有太后，于是转而奉保母为太后。太武帝的保母窦氏，原本因夫家获罪而被没入宫中，明元帝命她担任太武帝的保母。太武帝即位后，尊她为保太后，后来又尊为皇太后。太后登上崞山，对身边的人说：“我的母亲抚养皇帝长大，我死后一定不会成为卑贱的鬼魂；但我在先朝没有名位，不能违背礼制随葬于园陵，这座山的土地可以作为我最终的安葬之处。”所以她死后就葬在崞山，是遵从她的遗志。文成帝的乳母常氏也有辛勤抚养的功劳，文成帝即位后，尊她为保太后，后来又晋升为皇太后。当时文成帝的妃子李氏生下献文帝，后来准备立献文帝为太子，常太后按照旧例命李氏写下南兄弟的名册，交付给她的宗兄洪之，李氏痛哭而死。由一个保母能够主持宫廷政务，并赐死太子之母，可见她当时的尊贵竟然与皇太后相同。文成帝又极力尊崇她，封太后的兄长英为辽西王，弟弟喜为带方公，三个妹妹都封为县君，三个妹夫都封为公侯；又追赠太后的祖父为公，父亲为王，母亲为王太妃，可以说是过分了。亲生母亲却一定要赐死，保母反而极受尊崇，北魏法令矫枉过正，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异姓封王的泛滥从后魏开始

译太武帝即位后，封长孙嵩为北平王，奚斤为宜城王，长逊翰为平阳王，叔孙建为丹阳王，司马楚之为琅琊王，杜超为阳平王，穆寿为宜都王，长孙道生为上党王，楼伏连为广陵王。从此以后，功臣没有不封王的。文成帝封周忄丑为乐陵王，杜遗、闾若文、刘尼、杜元宝、源贺闾、武皮、常英、闾毗、闾纥、尉眷、乙浑、李峻，都晋爵为王。又封陆丽为平原王，陆丽请求把王爵让给父亲，文成帝说：“我难道不能把两个王爵分别封给你们父子吗？”于是封他的父亲俟东为平东王。后来陆丽的儿子▯侍奉献文帝，又被封为东郡王，一门之内于是有了三位王。献文帝又封慕容白曜为济南王，韩颓为襄城王。孝文帝也封陈建为魏郡王，苟颓为河东王，王▯为中山王，张▯为新平王。太和十六年，才下诏规定，所有疏远宗族中不是太祖子孙的人，以及异姓封王者，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他们的子、男爵位仍旧保留，并且都免去将军的名号。只有长孙道生因为有大功，特别不降爵。此后名位和器用制度才稍微显得贵重起来。到了北齐武成帝时，又极其猥滥亵渎。宦官邓长容、韩宝业、卢勒叉、齐绍、秦子征、陈德信都被封为王。后主高纬时，庶姓封王的尤其多：穆提婆为城阳郡王，高阿那肱为淮阳郡王，韩长鸾为昌黎郡王，这些人都是受宠幸的臣子。张景仁凭借侍奉皇帝书写而封王，传记说，自仓颉以来，因精通八种书体而晋爵的，只有这一人。又有仓头陈山提、盖丰乐、刘郁斤、赵道德、刘桃枝、梅胜郎、辛洛周、高舍洛，到武平年间都封为王；没有活到武平年间的，也追赠王爵。《齐书》说，各仓头起初都是家人，受到皇帝深厚而秘密的信任，到后主时，已经成了先朝的功勋旧臣，所以才导致这种冒领窃取爵位的现象。又有乐人曹僧奴及其儿子妙达，因为善于弹琵琶也封为王。此外，官阶更是多得无法计数，开府仪同三司有一千多人，仪同三司多得数不清。各位显贵受宠者还追赠祖父官爵，每年晋升一次，直到官位达到最高为止。马匹和鹰犬也都有郡君、仪同之类的称号，如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等，甚至斗鸡也称为开府，官爵泛滥到了极点。因此，当时接受这些封授的人不以为荣耀，反而有人认为是耻辱。阳休之任中书监、封燕郡王时，对人说：“我又不是奴才，怎么忽然得到这种授予？” 由此可见，人们对这些封授的轻视，已经到了不把他们列入人的行列的地步。荒乱的朝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本来就不能用通常的道理来衡量。○后魏用铸像占卜吉凶 《北史·魏后妃传序》说，魏朝旧例是，将要立皇后时，必须命她亲手铸造金人，铸成的就是吉兆，否则就不能立为皇后。道武帝的妃子慕容氏受到宠爱，皇帝命她铸造金人，金人铸成，于是立她为皇后。皇后死后，皇帝又宠爱刘氏；因为金人没有铸成，刘氏没有登上皇后之位。明元帝的妃子姚氏铸造金人没有成功，没有升为尊位，但明元帝仍按皇后的礼仪对待她；她死后，便追赠为皇后，并加上谥号。然而，不仅立皇后时使用这种方法。尔朱荣在明帝驾崩后，准备另立皇帝，于是用铜铸造孝文帝和咸阳王禧等五位王的孙子们的塑像，铸成者将立为君主，只有庄帝的塑像铸成，于是便迎立庄帝。到河阴之变时，尔朱荣想要僭越称帝，铸造自己的金像，接连铸了四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作罢。齐高洋想要僭越称帝，群臣都认为不可以，他便铸像占卜，金像一次就铸成，于是下定决心僭越称号。这大概是当时的国俗如此。（见《魏书》《北齐书》和《北史》。） 考察《晋书》的载记，冉闵派常炜出使慕容俊，慕容俊派封裕问他说：“听说冉闵铸造自己的金像，金像毁坏而没有铸成，他怎么还能说自己有天命呢？”常炜说这件事并不属实。这件事又发生在元魏以前，那么这种做法就不是从魏朝开始的。大概这是北方民族的旧俗，到拓跋氏时更加崇尚它。○后魏百官没有俸禄 后魏还没有官员俸禄制度，廉洁的人因此异常贫苦。比如高允只有几间草屋，盖着布被、穿着▯袍，府中只有盐和蔬菜，常常让几个儿子上山砍柴来维持生活，就是这种情况。（《高允传》）否则就必须依靠豪富之家取得供给。比如崔宽镇守陕地时，同豪强宗族和盗贼首领交结，没有人不感念他的意气。当时官员没有俸禄，只能从别人那里取得供给；崔宽因为善于结交，得到很多财物，而送给他的人也不怨恨。（《崔宽传》）文成帝下诏说，各州刺史常常借征调物资之机，逼迫百姓借贷；大商人和富商迎合时势谋取利益，官府上下相互勾结，把所得分取，用来增加自己的财富。从今以后一律禁止，违法者所得超过十匹的都处死。明元帝又下诏，派使者巡行各州，核查太守、县令的财产；不是本人带来的财物，全都登记为赃物。这种惩治贪污的法令并非不严，但朝廷不制定俸禄来供养廉吏，却只责令官员不得收受赃物，这是没有清理源头，只是阻塞末流，怎么可能办得到呢？到孝文帝太和八年，才下诏说：“设置官职、制定俸禄，施行这种制度已经很久了。自从中原遭受战乱，这项制度废止已久，先朝因循旧习，没有来得及整顿改革。现在应当颁行俸禄，废除各项商人供给，以简化政务。每户增加征调绢二匹、谷二斛九升，作为官府的俸禄；统一预先征调二匹绢的赋税，其中也包括商人应出的部分。” 俸禄制度施行以后，收受赃物达到一匹的处死。”俸禄以十月为起始，每季度领取一次。后来因为战争兴起、军费不足，又下诏将百官俸禄减少四分之一，用来充作军费。到明帝时，于忠掌握国政，为了收买人心，才把先前削减的数额全部恢复。这就是魏朝官员俸禄制度的大概情况。考察文成帝诏书中所说的商人谋利、刺史分取利益，以及孝文帝诏书中所说的废除商人供给、以简化政务，大概是因为当时官员还没有俸禄，只能借助商人谋利并抽取其中一部分；这种做法竟见于诏书，可见这种陋规已经习以为常。崔宽既同盗贼首领交结，作为收受财物的渠道，既然从商人那里取利，也必然牵连到盗贼，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上下相互征取利益到了这种地步，靠什么建立国家呢！○后魏刑罚诛杀过度

译后魏起于北方，专门把刑罚和诛杀作为施政手段。自从猗卢做代王以来，就实行严刑峻法，各部族的人多因违抗命令获罪，凡是误期的人，便把整个部落都杀掉。有时宗室成员互相携带，一同奔赴刑场；有人问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说是去接受诛杀，威势严酷到了这种地步。道武帝派秦王觚出使燕国，秦王觚被燕国杀害；等到道武帝攻克中山后，捕获杀害秦王觚的傅高霸、程同等人，全部夷灭五族，并用大刀砍杀。道武帝讨伐刘卫辰时，捕获他的子弟和宗族党羽，无论老幼五千多人，全都杀死。道武帝晚年，每当朝臣来到面前，常常追究他们过去的罪恶，动辄便杀掉。其余的人有的因为脸色和神态发生变化，有的因为呼吸不匀，有的因为行走失去节奏，有的因为说话举止失措，皇帝都认为他们心中怀有恶意，只是显露在外，于是亲手殴打他们；死者全都陈列在天安殿前。（道武帝时，曾有神巫对皇帝说，他将遭遇暴死，只有消灭“清河”、杀掉“万人”才可以避免。皇帝于是消灭了清河一郡，又曾亲手杀人，想凑足一万人；有时乘车时亲手用剑刺击车檐旁的人，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就替上，第一批被杀的就有几十人。皇帝有个宠妾名叫万人，和皇帝的儿子清河王绍私通，害怕事情败露，于是弑杀了皇帝。临死时，清河王绍才明白“清河”“万人”的谶语，说的就是这两个人。太武帝虽然下诏命有关部门按照律令，务求刑罚适中，（都见于本纪。）但像崔浩被诛杀时，清河崔氏无论远近亲疏，以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是崔浩的亲党，全都被夷灭宗族，甚至僮仆和属吏也被夷灭五族，一同修史的人也被灭族。（《崔浩传》）史臣说太武帝果断施行刑杀，后来常常对此后悔，那么他仍然沿袭的是祖父的旧法。到孝文帝时，才下诏说，一个人作恶，却祸及全家，是朕所不能忍受的；从今以后，除非谋反、大逆以及逃奔外部，罪责只及本人。不久又下诏，规定夷灭五族的降为只诛同祖之人，夷灭三族的降为只诛一门，门诛的降为只诛本人，于是刑杀稍有减少。然而，从先世以来，被冤枉杀死的人已经多得数不清了。考察起来，猗卢被他的儿子六修弑杀，道武帝被他的儿子绍弑杀，杀戮自身所招致的报应，已经十分明显。后来北齐灭亡时，北齐文宣帝问元韶：“光武帝为什么能够中兴？”元韶回答：“因为王莽诛杀刘氏宗族没有杀尽。”文宣帝于是诛杀元世哲、元景武等二十五家，男子无论老幼全都斩首，被杀的有三千人；其余十九家一并囚禁，元韶也被关进地牢，绝食，撕裂衣袖而死。不久又大肆诛杀元氏，壮年男子在东市斩首，婴儿抛向空中，用长矛接住，尸体全都投入漳水；剖鱼的人常常得到婴儿的指甲和脚爪，京城中因此有人不敢吃鱼。文宣帝曾命令各囚犯从金凤台分别乘纸鸢飞行，飞得最远的人可以免死；元黄头独自飞到了紫阶，按理应当获免，却仍交给御史狱，活活饿死。凡是昭成帝以下的元氏后代，没有留下一个。这样看来，元魏之后竟然没有遗留下来的种族，实在是嗜好杀戮所招致的报应。高允说：“皋陶具有最高的德行，但他的后代英、蓼先灭亡。刘邦、项羽相争之时，英布受黥刑后仍被封王，虽然历经世代很久，仍然留下受刑的罪孽余波，何况普通人呢？”后周宇文氏的后代，后来也几乎被隋朝诛杀殆尽。史臣还说，渚宫取胜时，全城的人都被连同家属诛杀；茹茹归顺时，整个种族也被诛灭；周朝国运不长，或许就是由于这些事情。这就是说，天道对于人的报应，确实有明显而不会差错的地方。考察夷灭宗族的刑法，本来起源于秦朝。汉高祖入关时所说的“父老们苦于秦朝严酷的法令，诽谤者夷灭全族”，就是这种情况。《后汉书》杨终的奏疏也说，秦朝政治残酷，一个人犯罪，牵连到三族。（如淳说，三族是父族、母族、妻族。张晏说，是父母、妻子、兄弟。）可见夷灭三族本是秦朝的残酷政令，汉高祖约法三章时已经废除它了。然而韩信、彭越被诛杀时都夷灭三族，悬赏捉拿季布时规定胆敢藏匿他的人夷灭三族，捕捉贯高等人时规定胆敢跟随的人夷灭三族，可见这种刑法仍然没有真正废除。所以崔寔《政论》说，汉高祖让萧何制定法律，其中有夷灭三族的命令，到汉文帝时才废除。杨终奏疏所说的文帝仁慈，除去诛及妻子儿女的刑法，就是指这件事。然而文帝虽然废除了它，后来像李陵、王温舒等人，仍然因罪被夷灭宗族，可见这种刑法实际上仍然存在。到了魏晋之际，刑法更加惨酷而不近人理。司马懿诛杀曹爽时，曹爽的党羽全都夷灭三族，男女无论老幼，姑母、姐姐、妹妹以及已经出嫁的女子，也全都杀掉。（《曹爽传》）王凌的妹妹是郭淮的妻子，王凌被诛杀后，郭淮的五个儿子向郭淮叩头叩到流血，郭淮不忍心，于是写信给司马懿，这才使她获免。（《郭淮传》）毋丘俭被诛杀时，他的儿媳荀氏按理应当连坐处死；她的兄长乞求她活命，于是下诏让她与丈夫离婚。而荀氏所生的女儿已经嫁给刘子元，也应当连坐处死；她因怀孕被关在狱中，荀氏请求自己去做婢女，以赎回女儿的性命。（考察荀氏的女儿其实是毋丘俭的孙女，却也不能免罪，这就是诛及四族，司马氏的残酷到了这种程度。）程威于是上奏议论说：“已经出嫁的女子，如果父母有罪，既要追究她的刑罚，夫家的宗族被诛杀时，她又必须跟着受死，这样一来，一个女子一身同时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刑罚。男子不因妻族获罪，女子却独自遭受两个家族的灾祸，事情很不公平。请规定，尚未出嫁的女子随父母受诛，已经出嫁的女子随夫家受罚。”于是改定了这项制度。（《晋书·刑法志》）后来解结被杀时，他的女儿嫁给裴氏，原定第二天出嫁却遭遇祸事；裴氏想认领她使她获活，女子说：“家里既然已经这样了，我还为什么要活着？”于是也被判处死刑。既然将要出嫁时，夫家来认领就可以不死，这已经比毋丘俭案件稍微宽松了。然而，一个人犯罪却祸害无辜，自秦、汉以来，因这种法律被枉杀的人不知有多少，更何况后魏还要诛及五族呢。（《尔雅》说，内宗称为族，母亲和妻子一方称为党。）这说明古代所谓“族”，专指同宗的姓族。所以孔安国说，《尚书》所说的九族，是从高祖到玄孙，也就是《丧服小记》所说的由三代扩大为五代，再由五代扩大为九代。

译后世却误把父族、母族、妻族当作三族，以致滥杀更加增多。顾宁人认为，这种说法起始于杜预，把外祖父母、姨母的子女，以及妻子的父母、姑母的子女、姐妹的子女、女儿的子女列入三族。然而《汉书》张晏的三族注说是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如淳的注则说是父族、母族、妻族，可见这种错误并不是从杜预才开始的。现在考察司马氏诛杀曹爽、王凌、毋丘俭，虽然极其惨毒，但还只是牵连到姑母、姐妹和已经出嫁的女子；至于魏太武帝诛杀崔浩时，又牵连到卢氏、郭氏、柳氏，全都夷灭宗族，那么在本族之外，又牵连到母族、妻族和出嫁女子的家族，怎么知道不是如淳、杜预注释所造成的遗害呢？所以落笔记述这类事情，不能不谨慎。○魏以宦人为外任官 后魏常常任用宦人担任外任官。《杨范传》说，炅太后临朝听政时，地位尊贵的宦官都允许担任方岳之任，所以宦寺大多出任外官。现在考察《魏书》，这种情况并不是从炅太后才开始的。大概魏朝籍没制度非常严酷，凡官吏犯罪，一经籍没，妇女就进入掖廷，年幼的男子立即成为宦官，所以其中往往有士人子弟和后代，懂得义理而且有才干。例如仇洛齐，他的父亲原任殿中侍御史；仇洛齐在太武帝时成为宦官，因绫罗户不受守宰管辖，常有隐瞒漏报，便上奏请求把他们全部归入郡县管辖。后来出任冀州刺史，以有才干闻名。王琚的先世是晋朝豫州刺史，王琚受刑后进入宫中，历经几朝任事，立志公正。后来出任冀州刺史，年老退休。孝文帝时随朝廷迁到洛阳，因为家贫，特别得到赏赐绢帛。赵黑的先世原是晋朝平远将军，赵黑被籍没成为宦官，后来任选部尚书，能够自我约束、严格要求自己；任职主持选举时，很能选拔人才。献文帝想把皇位传给京兆王子推，赵黑愿意以死维护太子，孝文帝因此得以即位。后来赵黑出任定州刺史，克制自己，清廉节俭，忧虑并救济公私事务；有人想行贿，他说：“高官厚禄已经足以供给自己，怎么敢出卖公事来营求私利呢？” 孝文帝听说后，特意赏赐他绢帛和谷物。孙小的父亲原是姚秦护军，守城时为节义殉职；孙小年幼时被没入宫中受刑，成为宦官。后来出任并州刺史，并州境内四郡一百多人到宫阙前颂扬他的政绩教化。后来升任冀州刺史，清廉简约、严守操行，当时的州牧郡守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其他如抱嶷，因为忠诚谨慎被提拔；后来因年老多病请求到外地任职，便出任泾州刺史，自认为是旧日老臣，处理政务大多遵守法令。王质通晓经书、学习广博，出任瀛州刺史，在州任职十年，大体推行教化，察究奸恶，查明事情真相，百姓都畏惧而服从他。这些人都在炅太后之前，而宦官担任官吏也有能够勤勉履行职务的。炅太后以后，杨范任白水太守，王温任钜鹿太守、瀛州刺史，但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大概这也要看朝政的盛衰来决定人的贤能与否：朝政严肃，受刑余生的宦人做官也能磨砺操守、奉公办事；朝政松弛，士大夫也多贪婪放纵，更何况这些人呢。（都见于《魏书·奄官传》。）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魏孝文帝认为本国风俗沿袭上代的陋习，想迁都洛阳来改变旧有风气。他担心大臣们不愿意，于是发动京师步兵、骑兵一百多万向南征伐。到达洛阳后，皇帝穿着军服、手执马鞭出行，群臣在马前叩头，请求停止南伐。皇帝说：“这次行动，动员规模不小，如果行动却没有成功，将来拿什么向后人交代？如果不南伐，就应当迁都洛阳。”于是商议迁都的计划。第二年，皇帝到平城官署，安排迁移和留守人员。又来到太极殿，晓谕留在代地的迁民，略述迁移的意义。（《本纪》）当时旧臣大多不愿迁行，皇帝先同任城王元澄商议，说平城是用兵的地方，不是兴办文治的地方，必须使中原广大地域都归于王化。元澄极力赞成，于是决定迁都。（《澄传》）皇帝又对元赞等人说：“朕做天子，哪里是因为缺少中原才迁都？只是想让你们的子弟广泛见闻、增长智慧罢了。如果永远住在恒山以北，你们的子弟就免不了像面对墙壁一样孤陋寡闻了。”（《广陵王羽传》）皇帝又曾问于烈迁都和留守哪一种更好，于烈回答说：“圣上的谋略深远，不是我的浅陋见识所能达到的。如果隐藏内心而直说，愿意迁都的和留恋旧地的，大约各占一半。”皇帝说：“你不明确说赞成或反对，朕深深感到不直说的好处。”（《烈传》）当时穆泰、陆▯因为害怕迁都而谋反，穆泰想推举阳平王元颐为首领，事情失败后被赐死。（《泰传》）迁都洛阳后，太子元恂镇守金墉城，因为害怕河南的暑热，召集牧马，想骑轻装快马逃回代地，元徽勒住城门阻止了他，这才停止。皇帝于是废元恂为庶人，不久又赐死。（《恂传》）皇帝召见朝臣，下诏禁止说北方语言，一律使用正音。三十岁以上的人，习惯已经养成，有的或许不能改变；三十岁以下的人，以及现今在朝廷任职的人，不许仍说旧有语音，违犯者免去现任官职。又下诏改革衣服制度。有一次出行，看到妇女仍穿夹领小袖的衣服，于是责备咸阳王元禧等人。（《禧传》）又下诏规定迁到洛阳的人，死后葬在河南，不得葬回北方。于是从代地南迁的人，都成为洛阳人。又下诏把国姓改为元氏。（《本纪》）大概是因为皇帝擅长文学，厌恶本国风俗的鄙陋，想用华夏风俗加以改变，所以不惜采取这些措施。然而，国家势力的衰落实际上就从这里开始；传到宣武帝一代，再传到孝明帝一代，帝业便转移了。皇帝只是想兴办文治，和古代帝王相比，却不知道武备之事已经逐渐懈怠了。他的先祖道武帝曾派贺狄干到秦国，被姚兴留下，于是在长安读书，通晓《尚书》《论语》，举止像儒生。后来他回归，拓跋珪见他像中原人，便杀了他。（《贺狄干传》）明元帝时，有人说国家应当迁都邺城，崔浩说：“这不是办法。如今居住在北方，如果山东发生事情，就可以派轻骑南下，别人无法知道军队有多少，百姓远远望见便会敬畏而归服，这是国家威服四方夷族的长远策略。如果向南迁徙，那么本族人口不足以充实各州之地，只能夹杂居住在荒林之中，又不能适应水土，因疾病而死伤；事情的真相暴露后，四方听说了，就会产生轻视侮慢之意，这样声望和实际力量都会受损。”（《崔浩传》）这又体现了开国君主深刻的见识和长远的谋虑。

译顾宁人说，中原的风俗有许多地方还不如外族。《辽史》说，契丹人的生计依靠畜牧，纺织毛皮、饮用乳汁，以此作为衣食；他们习惯于劳作，没有见过奢侈繁华，所以家家给足、人人丰足，军备也完整。《金史》记载，世宗说：“女真的旧俗虽然不识字，但他们祭祀天地、敬重亲戚、尊敬老年人、接待宾客，都是出于自然本性。”于是禁止女真人改用汉姓、学习南人的服装，违犯者处死。又说：“辽国不忘旧俗，朕认为这是对的。海陵王学习汉人的风俗，是忘掉根本。如果依循国家的旧有风俗，才是长久之计。”《金史·食货志》也说，金朝中期以后，鄙视辽人的俭朴，承袭宋人的繁琐文饰，又嫌宋朝政令宽缓柔弱，采用辽朝急切严厉的政法，这是抛弃两个国家的长处而专门采用它们的短处。到了金朝末年，国家财用容易耗尽，民心容易离散，实际上就是由此造成的。制定制度如果不慎重，试图通过变法挽救弊端，反而只会使弊端更加严重；这也是掌握教化权力的人应当特别注意的。魏孝文帝的文学 古今帝王中以才学著称的，曹魏父子和萧梁父子最为突出；但他们都出生于中原，自幼勤学。只有魏孝文帝，本来出生于北方风俗之中，五岁就登上帝位，哪里有老师儒生教导他、像经学世家子弟那样积蓄学问并请教学习呢？可是他的聪明颖悟早熟，有些地方不是通常的道理所能解释的。史书称他很喜欢读书，手不释卷；五经的义理，读过就能讲解；史传和诸子百家，没有不广泛涉猎的。他善于谈论《庄子》《老子》，尤其精通解释义理；才思文藻丰富，喜欢写文章、诗、赋、铭、颂，兴致一来便创作。他有宏大的文才，常在马上口授文章，等到写成，一个字也不改。太和十年以后，诏书和册命都出自皇帝之手，其他文章还有一百多篇。史论也说皇帝敬重明察、考察古代制度，文章光彩焕发；用“经天纬地”作为谥号，确实不是虚夸。现在把各篇列传中零散记载的事迹汇集叙述如下。皇帝在皇信堂宴请宗室，命任城王元澄作七言连韵诗，皇帝与他往来唱和，极为欢快，于是宴会结束。（《澄传》）皇帝征讨悬瓠时赐宴，与随从大臣联句。皇帝歌唱道：“白日照耀天下，没有地方不被照亮，唯独江左一隅还没有照到。”彭城王元勰说：“愿跟随圣明的君主登临衡山、会稽山，使天下万国奔走来献诚，混同于日光之外。” 郑懿说：“云雷大为震动啊，天门已经开启，四海之内的宾客都来归服，共同奉行一统的历法。”邢峦说：“舜帝舞动干戚啊，天下都来归附；文德远播，没有人不思慕。”郑道昭说：“皇帝的风教一经振兴啊，遍及九地；百姓戴日依天，天下清平。”皇帝又歌唱道：“遵循那汝水北岸啊，从前的教化使人守正；却不如今天的道德风尚这样光明。”皇帝于是命邢峦总领编集这些诗歌和叙记。（《郑道昭传》）冯熙在北邙山修建寺院，贾元寿撰写碑文，皇帝游寺时看见碑文，称赞为佳作。冯熙去世后，皇帝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冯熙传》）皇帝任命冯诞为司徒，亲自替他制作三篇辞让表和启奏文；将要授官时，又代他写谢恩章。冯诞去世后，皇帝又亲自撰写碑文和挽歌，都极尽华美和哀痛。（《冯诞传》）皇帝又常常出游，曾在一棵大松树下休息，对彭城王元勰说：“你可以作一首诗，等走到我这里时就要写成。”元勰离皇帝十步，边走边作诗说：“问松林，松林经历了多少个冬天？山川和从前相比怎样？风云是否与古时相同？”还没有走到皇帝面前，诗已经写成。皇帝又曾驾临清徽堂，与群臣讲论丧服。李彪说：“古代从来没有君主亲自讲论丧礼，臣下能够亲自听到圣上的教诲，这是千年难逢的一次机会。” （《勰传》）刘昶出镇彭城，皇帝把自己的文集赐给他，说：“虽然文章并不文雅，但想停笔却做不到，所以拿来给你看看，姑且博你一笑。”（《勰传》《昶传》）崔挺到达皇帝驻跸之处，皇帝对他说：“自从同你分别以来，转眼已经两年了。我所撰写的文章已经编成一部集子，现在应当给你一份副本。”（《挺传》）由此可见，皇帝在文学方面造诣很深，才思文藻出于天性，有些地方甚至无法自行掩饰。虽然这也带有才人的习气，但他的聪明颖悟确实无人能及。他急于迁都洛阳，想改变国家风俗、学习华夏风尚，大概是出于天性聪敏而无法自我抑制。卷十五 北朝经学 六朝人虽然崇尚辞藻，但北朝研究经学的人仍然有许多专门名家。大概自汉末郑康成以经学教授学生，门下登记的弟子有一万人，流风所及，各地都把通晓经学、勤于学习作为事业；而上层选拔孝廉、秀才，也多从这些人中选取。因此即使经历刘氏、石氏等朝代的战乱，士人的学习风气仍相互承继，没有因此败坏。大体说来，元魏时期经学以徐遵明为宗师，北周、隋朝之间则以刘炫、刘焯为宗师。考察《北史·儒林传》，徐遵明讲授郑康成所注的《易》，传授给卢景裕、崔瑾，可见徐遵明深通《易》。关于《尚书》的学业，徐遵明所通晓的是郑玄注释的今文《尚书》，后来传授给李周仁等人，可见徐遵明深通《尚书》。三《礼》都出自徐遵明门下，传给李铉、祖隽、熊安生，可见徐遵明深通《礼》。馆陶赵世业家中藏有服氏《春秋》，这是西晋永嘉年间的旧本。徐遵明读了它，亲手撰写《春秋义章》三十卷；河北诸儒中能够通晓服氏《春秋》的，也都出自徐先生门下。（《遵明传》）可见徐遵明又深通《春秋》。到了隋朝，刘焯对贾逵、王肃、马融、郑玄的章句多有辨正和批评，著有《五经述议》，流传于世，与刘炫齐名，当时称为“二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