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尊养牛

译古代不把白金作为货币，专门使用黄金，而且黄金很多。尉缭劝说秦王时说，拿来贿赂诸侯和豪臣，不过三十万金，诸侯就可以全部平定。汉高祖曾拿四万斤黄金给陈平，让他对楚国施行反间计，并不追问用去多少、剩下多少。娄敬劝汉高祖定都关中，田肯劝汉高祖应当把亲子弟封在齐地，他们各自都获赐五百斤黄金。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也获赐五百斤。吕后去世时，遗诏赐给诸侯王每人一千斤黄金。陈平为了同周勃交好，送给他五百斤黄金。文帝即位后，因大臣们诛灭诸吕有功，赐周勃五千斤，陈平、灌婴各二千斤，刘章、刘揭各一千斤。吴王刘濞反叛时，招募能够斩杀汉军大将的人，赏赐五千斤黄金；列将三千斤，裨将二千斤，二千石官一千斤。梁孝王去世时，留下四十万斤黄金。武帝赐平阳公主一千斤，赐卜式四百斤。卫青攻打匈奴，斩获首级和俘虏一万九千人，军队得到赏赐二十多万斤黄金。昌邑王赐给旧臣君卿一千斤。宣帝即位后，赐霍光七千斤，赐广陵王五千斤，诸王十五人各一百斤，赐孔霸二百斤，赐黄霸一百斤。元帝赐段会宗、甘延寿、陈汤各一百斤。成帝赐王根五百斤黄金。王莽聘娶史氏女子为皇后，用了三万斤黄金；赐给孝单于一千斤，顺单于五百斤。王莽末年，宫中清点黄金，每一万斤装为一匮，尚且还有六十匮；黄门、钩盾、尚方等处，也各自有好几匮。（以上见《本纪》和各篇列传。）由此可见古代黄金很多。后世黄金逐渐减少，金价也日益昂贵。这大概是因为中原产金的地方已经开采殆尽；而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塑造佛像、涂饰金色，大到四通八达的大城市，小到偏僻贫困的乡村，没有地方没有佛寺，也就没有不用黄金涂饰的。按天下计算，不下几千万万斤，这是最消耗黄金的蛀虫。再加上风俗奢侈浪费，用泥金悬挂装饰，贴金制作匾额，积少成多，日月消耗。所以老百姓有句方言说，黄金制成器物，即使器物变坏了，黄金仍然存在；一旦制成泥金、涂金，就再也不能还原为黄金，这就是黄金一天比一天少的原因。○古代有时只称“先生”中的一个字 古代称“先生”这两个字，有时只称“先”，有时只称“生”。《史记·晁错传》说，晁错起初向张恢先学习。《汉书》则说，起初向张恢生学习。一处称“先”，一处称“生”，颜师古注释说，都是“先生”的意思。又据《晁错传》，校尉邓公，众人都称他为邓先。颜师古注释也说，邓先就是邓先生。《贡禹传》记载，贡禹因年老请求退休，元帝下诏说：“我认为先生有伯夷那样的廉洁、史鱼那样的正直。”颜师古注释说，“生”就是“先生”。梅福上书说：“叔孙先并不是不忠。”颜师古也注释说，“先”就是“先生”。可见古代称“先生”有时称“先”，有时称“生”，不一定要把两个字连称。○汉代依靠外戚辅政 汉代自从吕后封诸吕为王，让吕产、吕禄掌握兵权，几乎导致国家被夺，所以许多大臣认为薄太后家族仁厚善良，便拥立文帝，这本来就是鉴于外戚造成的祸患。可是武帝又任用祖母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丞相，母亲王太后的同母弟田蚡也做了丞相。不久，卫皇后的弟弟卫青任大司马大将军，皇后的外甥霍去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于是外戚又日益受到宠信而显贵。后来霍去病的弟弟霍光终于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接受遗诏辅政，从此大司马兼将军这一官职便永远成为外戚辅政的职位。宣帝的祖母史良娣死于巫蛊之祸，宣帝便任用史良娣的弟弟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主持尚书事务。许皇后又被霍氏毒死，于是宣帝任用许皇后的叔父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然而武帝、宣帝二人都英明果断，并不把权力交给他们，所以刘向说，这正是使他们获得安全的办法。元帝又任用许延寿的儿子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许嘉的女儿成为成帝皇后，成帝又让许嘉辅政。后来又任用母亲王太后的弟弟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王凤去世后，又以堂弟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王音去世后，又任用他的弟弟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辅政。王根推荐哥哥的儿子王莽接替自己，适逢成帝去世，哀帝即位，王莽为避开哀帝的外家，退职回到封国。哀帝任用祖母傅太后的堂弟傅喜为大司马辅政，不久又罢免了他。又任用母亲丁太后的哥哥丁明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辅政，但哀帝也没有把权力交给他，不像王氏在成帝时期那样。哀帝去世后，成帝的母亲王太后仍下诏让王莽担任大司马，拥立平帝，王莽辅政，最终篡夺了汉朝。○两汉外戚造成的祸患 两汉让外戚辅政，国家已经受到外戚的祸害，而外戚遭受祸害也没有比两汉更严重的。崔[字迹有误]的奏疏说，汉朝兴起以后，直到哀帝、平帝时期，外家有二十多家，能够保全的只有四家。章怀太子注释说：“高帝的吕后，吕产、吕禄谋反被诛；惠帝的张皇后，被废；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其弟薄昭被杀；文帝的窦皇后，其侄窦婴被诛；景帝的薄皇后、武帝的陈皇后，都被废；武帝的卫皇后，自杀；昭帝的母亲赵太后，被赐死；昭帝的上官皇后，家族被诛；宣帝的祖母史良娣，因巫蛊而死；宣帝的母亲王夫人，其侄王商下狱而死；霍皇后被废，家族也破败；元帝的王皇后，其侄王莽篡位后被诛；成帝的许皇后被赐死；赵皇后被废，自杀；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家属迁徙到合浦；平帝的母亲卫姬，家属被诛。所谓四家是：景帝的王皇后，宣帝的许皇后、王皇后，哀帝的母亲丁姬，这四家的家族都得以保全。”（按：章怀太子的这个注释也有错误。史良娣去世时，卫太子还没有即位，史氏并没有因为以外戚身份干预政事而遭祸。只是哀帝的皇后傅氏，在哀帝去世后被王莽废黜，自杀；这件事应当属于[字迹有误]所说的二十多家之内。）

译东汉后妃的家族中，只有光武帝的郭皇后家族、阴皇后家族没有遭祸。郭皇后虽然被废，光武帝对郭皇后的恩宠礼遇始终不变；明帝即位后，对阴、郭两家也一视同仁。明帝的马皇后告诫外戚，以王氏五侯以及田蚡、窦婴作为鉴戒，所以马廖兄弟虽然被封侯，却退居私宅，始终没有遭遇祸败。章帝的窦皇后，其兄窦宪因图谋不轨被诛。和帝的阴皇后被废，其父阴纲自杀，家属迁徙到日南。邓太后终身临朝称制，也约束外戚；她的哥哥邓骘等人忠诚谨慎，没有过错，但邓太后死后，邓骘等人都被人进谗而死，一家七人都死得不合其罪。安帝的阎皇后，其兄阎显以及弟弟阎景、阎耀、阎晏，都因图谋拥立外藩而被诛，阎皇后也被迁到离宫。顺帝的梁皇后，其兄梁冀因弑逆之罪被诛。桓帝的梁皇后因忧愁而死。邓皇后被废，其从父邓万世、从兄邓会都下狱而死。窦皇后因其父窦武图谋诛杀宦官而受到宦官迫害，后来也被迁到南宫。炅帝的母亲董后，其兄的儿子董重被何进收捕，自杀。炅帝的宋皇后被废，因忧愁而死，父亲和兄弟都被诛。何皇后的哥哥何进谋划诛杀宦官，也被宦官害死；何皇后后来又被董卓杀死。献帝的伏皇后被曹操杀死。曹皇后随献帝一同被废，成为山阳公夫人。计算东汉后妃的外戚家族，也只有阴、郭、马三家得以保全，其余没有一家不败亡。推究祸患的根源，总是由于任用外戚掌握权柄、辅佐政事，所以权力越重，祸患也随之而来。西汉武帝、宣帝，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没有外戚之祸，是因为没有把权力交给外戚。成帝性情柔弱仁厚，专门任用王氏，国家的统治于是转移。东汉有很多女主临朝听政，不得不任用她们的父亲、兄弟和子弟来寄托心腹，于是权势过盛；不肖之人往往放纵恣肆、图谋不轨，即使贤能的人也成为众人猜忌的对象，于是覆辙接连重演，国家都因此衰败，这也是国运造成的。至于伏皇后之死，并不是因为她的母家辅政，但仍然受到曹操猜忌，外戚的危险竟到了这种地步。○两汉丧服没有固定制度 汉文帝临终前下诏说：“诏令到达后，官吏和百姓服丧三日便除去丧服。”考察天子的丧事，官吏和百姓原本还应服齐衰三个月，现在改为三日，所以后世说这是以日数代替月数。不过这只针对官吏和百姓而言，并没有概括臣子。诏书又说：“殿中应当临丧哭泣的人，早晚各哭十五声。以下依次穿大红丧服十五日，小红丧服十四日，纤丧服七日。”所谓“以下”，是指下棺、安葬之后。自皇帝刚去世到下葬，一直穿衰服；安葬以后则依次穿大功、小功和纤，服期逐步减短。刘向说，汉代各帝从去世到安葬，都有一百多天；没有安葬时丧服不能除去，安葬以后又有大功、小功和纤，依次减短。因此文帝虽然有缩短丧期的诏令，实际上臣子在安葬以前仍然要服丧；即使安葬以后，大功、小功、纤也有三十六天，并不是只有二十七天。况且这只指国家丧事，并不是命令天下臣民，凡父母去世都以日数代替月数。自从有了这一制度，大臣不再服三年丧，便逐渐成为惯例。翟方进任丞相时，继母去世，三十六天后除去丧服，出来处理政事，认为自己身为汉朝丞相，不敢超过国家制度。直到东汉安帝时期，邓太后临朝，才下诏规定长吏不为亲属服丧的，不得参加选举；但议论者仍认为州牧、郡守不应受这一制度限制。唯独刘恺认为，刺史是一州的表率，二千石官是千里之内的导师，如果不以自身率先行丧，就是使水源污浊却想让水流清澈。于是州牧、郡守都服丧。邓太后去世后，安帝又改变制度，仍不准官员服丧。桓帝时期，又命令刺史、二千石官服丧，不久又禁止这样做。总计两汉的臣僚，很少有人为父母服丧三年，大概是因为习俗相沿，已经成为惯例。然而，虽然已经形成惯例，朝廷本来并没有禁止服丧的命令，所以服丧与否仍听凭个人。汉代河间王刘良为太后服丧，服丧三年，哀帝特地下诏，称许他为宗室的表率，并增加封户一万户。（《良传》）东汉济北王刘次守丧时，梁太后下诏说：“自从王[字迹有误]以来二十八个月，从各诸侯国有丧事以来，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次传》）薛宣的继母去世，弟弟薛修辞去官职服丧，薛宣认为服三年丧的人很少。兄弟二人互相辩驳，薛修最终还是服满了丧期。同为兄弟，一个服丧，一个不服，可见朝廷本来没有固定制度。邓衍不为父亲服丧，明帝听说后虽然轻视他的为人，但当时本来没有服丧的固定规定，所以也不能因此治他的罪。臣下遭逢父母丧事，愿意服丧的，就上书说明自己的情况；有得到允许的，也有不被允许的，还有暂时获准服丧、后来朝廷又让他起复任职的。例如太尉赵熹遭逢母丧，请求辞职服丧，明帝不允许，派使者替他解除丧服。（《熹传》）太仆邓彪遭逢母丧，请求辞职，诏令让他以光禄大夫身份服丧。（《彪传》）桓郁遭逢母丧，请求辞职，诏令让他以侍中身份服丧。桓焉因母丧请求辞职，诏令让他以大夫身份服丧；过了一年，诏令赏赐牛和酒，让他解除丧服。（《郁传》《焉传》）霍[字迹有误]任金城太守，崔[字迹有误]任辽东太守，都因母丧而自己上书请求回家服丧。（《霍[字迹有误]传》《崔[字迹有误]传》）大概因为本来没有必须服丧的制度，所以想服丧的人都必须自己请求；又因为没有禁止服丧的制度，所以请求辞职的人大多能够得到批准。只是由于没有固定制度，听任人自行决定轻重，于是追求名声和道义的人宁可做得过头，也不愿有所不足。比如江革遭逢母丧，三年服丧期满后，仍不忍心除去丧服，郡守派属官替他除服。（《革传》）东海王刘臻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又追念父亲去世时自己年幼，认为哀悼礼数有所欠缺，于是重新服丧。（《臻传》）袁绍母亲去世，辞去官职，三年礼制服满后，又追念自己幼年丧父，于是又为父亲服丧。（《绍传》）甚至还有傅燮、荀爽、桓鸾为自己的举主服丧三年，李恂、桓典、王允为郡将服丧三年，崔[字迹有误]因期服丧而辞官，侯苞、冯胄因老师去世而服丧。由此可见，两汉的丧服本来没有固定制度，所以反而有人借此树立名声。青州百姓赵宣，安葬亲人后却不封闭墓道，住在墓道里面，服丧二十多年，乡里都称赞他的孝行；然而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在他服丧期间出生的。（《陈番传》）由此也可以知道，追求名声的人未必出于真情。○长官的丧服

译两汉为父母服丧没有固定制度，而魏晋以后，长官去世后的丧服反而有了固定制度。这大概是因为按照汉代制度，三公可以自行设置属吏，刺史可以设置从事，二千石官可以征辟功曹；这些属吏不是由尚书选授，而是由长官征辟任用的，因此与家臣相同，具有君臣之间的情谊。后来沿袭这一做法，凡属吏对长官都如此。《晋书·向雄传》记载，向雄任主簿时，曾被太守刘毅鞭打；后来吴备任太守，也曾把向雄拘禁在狱中。后来向雄任黄门侍郎，而吴奋、刘毅都任侍中，同在宫门之内，却互不说一句话。武帝听说后，特地下诏让向雄重新修复君臣之间的友好关系。由此可见，当时长官与属吏之间有君臣的名分和情谊，即使帝王也不禁止。既然有君臣之礼，于是就有为长官服丧的制度。《晋书》记载，丁潭任琅邪王司马裒的郎中令，司马裒去世，丁潭上书请求服满丧礼，说：“现在的制度规定，王侯去世，官僚服斩衰，安葬后除服。如今封国没有嗣子，丧事朝廷缺少主持人，臣应当服满丧期。”诏令下达后交给群臣广泛讨论，最后规定安葬后除去丧服，但心中服丧三年。（《潭传》）桓温去世，服丧期满后，他府中和州中的文武官员都辞职离去。（《桓玄传》）《齐书》记载，皇太子妃去世，宫中属官不知道是否应当服丧，王俭议论说，宫中属官本来属于臣隶，太子在世时已经尽了敬意，太子妃去世后自然应当服丧。褚渊由司徒改任司空，还没有正式受任便去世了，司空府的属官疑惑是否应当服丧。王俭议论说，按照妇人正在途中，听到夫家丧事后改变服饰进门的礼制，司徒府的属官应当留在官署服丧。（《王俭传》）《魏书》记载，公孙邃任青州刺史时去世，属官疑惑应当穿什么丧服，孝文帝下诏说：“完全遵守古制，就会与今天的情况不合；完全依照今制，又大大违背过去的义理。主簿说，近代相沿的制度是服斩衰，过了安葬就除服，其余人不服丧；如果这样，未免太过疏薄。可以按照境内官员的身份，服齐衰三个月。”（《邃传》）这说明晋代以后，属吏为长官服丧已经有了固定制度，不像汉代那样任凭个人意愿办理。○王莽的失败 汉朝国运中途衰落，元后长寿，王莽借助她的势力辅政，拥立年幼软弱的皇帝，掌握大权，假称自己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先由安汉公做到宰衡，又做居摄，最后正式即位。受到他的权势威逼，起初称颂他功德的有八千多人，接着诸王、公、侯议论给他增加九锡的有九百零二人，前后上书的官吏和百姓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即使宗室中有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等，臣僚中有东郡太守翟义、期门郎张充等，先后起兵匡正恢复汉室，也都很快败亡。他的威势所造成的压迫已经遍及天下，天下人纷纷随风而从。假如他能够以反抗取得天下、以顺应守住天下，广施恩泽来收服人心，那么天下虽然没有忘记前朝，也可能安于新政，未必还会有大难发生并起兵抗拒。王莽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收取天下田地，名义上称为王田，禁止买卖；一户田地超过一井的，就分给乡里族人，敢有非议的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又禁止积存五铢钱，违犯的人也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于是农民和商人都失去生计，因卖田、积钱获罪的人多得数不清。接着又设置六[字迹有误]法令，命令州县专卖酒、卖盐、铸造铁器，以及采集名山大泽中各种物产的人，都要缴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百二人〕 这就是在中原招致怨恨。王莽自以为已经向北教化匈奴，向东招致海外各国，向南安抚黄支，只有西方尚未开拓，于是派人诱使西羌献出土地，设置西海郡；西羌因为失去土地便反叛了。王莽又把蛮夷各王都改封为侯，派人拿着赐给单于的新印，收回原来的汉印，并把“玺”改称为“章”。单于想要回原来的印，使者便把它捶碎了，单于大怒，于是侵犯边境。句町王也因为由王改封为侯而反叛。这就是在外夷中招致怨恨。又因为匈奴反叛，派十二位将领出兵讨伐，偏将、裨将以下共一百八十人，军队三十万人。又[原文作“レ”]铸造钱币，邻里连坐获罪的人，男子用槛车押送，儿女步行，铁锁铐在他们颈上，押到军前，人数以十万计；到达的人就交换他们的夫妇。州县负责馈运粮饷，从江海一直运到北部边境。军队中先到的先驻扎，等全部到齐后一起出兵。于是驻守边境的将吏放纵恣肆，作恶害民，五原、代郡尤其受到他们的祸害。《汉书·匈奴传》说：北部边境自宣帝以来没有见过烽火，人民繁盛，牛马遍野；到了王莽扰乱匈奴、同匈奴发生争斗时，边民接连逃亡死亡。又有十二部屯驻的军队长期不出，任意横行侵暴，于是原野上到处都是暴露的尸骨。讨伐句町的军队，士卒死亡了十分之五六。这又是因为用兵而使百姓受害，使外夷和中原都产生怨恨。于是四海沸腾，盗寇纷纷兴起，更始、赤眉和光武因此得以凭借刘氏宗族的名义号召天下。人们只知道王莽的失败是由于人心思念汉朝，却不知道人心之所以思念汉朝，实际上是王莽激成的。当初王莽用诡诈激进的手段树立名望，以实现他暗中的篡夺计划，看起来也像是奸雄所为。等到篡位叛逆已经成功，他却不知道怎样安抚和驾驭天下，只认为天下人都可以欺骗，于是肆意施加毒害，结怨于中外，最终土崩瓦解。他仍不以此为忧虑，只是一心钻研考稽古制的事情，认为制度一经制定，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于是日夜讲求制定礼仪、制作乐章，附会六经的说法，不再过问政事。制度尚未完成，自己已经被杀了；他的见识实在连三尺童子都不如。俗话说：“如今的愚蠢，不过是耍诈罢了。”像王莽这样的人，他的奸诈也不过是愚蠢罢了。○王莽时期起兵的人都声称是汉朝后裔

译汉朝自高帝、惠帝以后，贤明圣德的君主先后有六七位，深厚的仁德恩泽施加于百姓，影响很深。即使元帝、成帝、哀帝三位皇帝稍差一些，也完全没有虐害百姓的政事，只是国运中途衰败，国统屡次断绝，所以王莽得以乘机窃取帝位。班彪所说“危难从上面开始，祸患还没有波及下面”，因此虽然时代更替，民心却没有离弃汉朝；加上王莽的政治越来越残暴，思念汉朝的心情便更加坚定。王常说：“王莽的政令苛刻残酷，失去了天下人的心。百姓歌咏叹息、思念汉朝，并不是一天两天了。”（《王常传》）郑兴劝说更始帝道：“天下人共同苦于王氏的暴政，思念高祖过去的德政。”（《郑兴传》）冯衍劝说廉丹道：“天下混乱，百姓怀念汉朝的恩德，比《诗经》中诗人思念召公还要深。”（《冯衍传》）冯异劝说光武帝道：“天下人共同苦于王氏，思念汉朝已经很久了。”（《冯异传》）遍察这些说法，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民心。因此，群雄起兵，没有不以刘氏的名义举兵号召的。刘圣公当时在平林群盗中任安集掾，军队虽多，却没有统一的领袖；各位将领因为圣公本是汉朝后裔，于是拥立他为天子，建立年号为更始。更始帝起初定都洛阳，将要大封功臣，朱鲔认为高祖约定非刘氏不得称王，这说明各位将领刚开始起事时就遵守汉高祖的法令。（《更始传》）赤眉军的樊崇起兵后已经多次获胜，听说更始帝即位，便前往洛阳投降。后来又逃走返回，因齐地巫师传述城阳景王的话说：“你应当做县官，为什么要做盗贼？”于是奉立刘盆子为皇帝。（《刘盆子传》）平陵人方望对弓林等人说：“王莽篡夺帝位时，孺子婴还在；如今大家都说应当由刘氏再次承受天命，孺子婴原本就是汉朝君主。”于是寻找到孺子婴并拥立他。（《更始传》）卜者王郎假称自己是成帝之子子舆，赵王刘林想拥立他；正好赤眉军将要到来，刘林便宣称，赤眉军到来后应当拥立子舆为皇帝，以此来取悦众人的心。百姓果然相信了，于是在邯郸拥立王郎为帝。于是赵国以北、辽东以西，都闻风归附。（《王郎传》）卢芳因人心思念汉朝，便欺诈地自称是武帝的曾孙刘文伯，说自己的曾祖母是匈奴谷蠡浑邪王的姐姐，曾做武帝的皇后，生了三个儿子，遭遇江充之乱时，小儿子回卿流落在外，传了两代生下文伯，以此欺骗迷惑人们。各地豪杰因为他是刘氏子孙，便拥立他为上将军；卢芳派人与匈奴讲和，匈奴随即拥立卢芳为皇帝。当时五原人李兴、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等各自起兵，听说卢芳是汉朝后裔，便迎接他进入塞内奉事。（《卢芳传》）刘永也是汉朝后裔，更始帝封他为梁王。更始帝失败后，刘永占据睢阳起兵，派使者授予董宪、张步王爵。董宪、张步本来是自行起兵，并没有借刘氏的名义号召；但因为刘永是汉朝后裔，于是接受了他的爵位任命，为他竭力效命。（《刘永传》及《张步》等传）公孙述虽然在蜀地自行称帝，但他的先辈也曾借助辅佐汉朝的名义起事。当时宗成、王岑都以响应汉朝为名担任将军，公孙述在成都迎接他们。宗成等人却任意抢掠，公孙述于是对年轻人说：“天下人都共同苦于新室，思念汉朝，所以听说汉朝将领到来就迎接他们；如今他们反而肆意暴虐，这是盗寇，不是义军。”于是派人假称汉朝使者从东方来，假造授予公孙述的辅汉将军、益州牧印绶，便击破宗成等人，自立为蜀王，不久又称帝。（《公孙述传》）隗嚣后来虽然割据天水等郡，但起初起兵时也想奉事汉朝；由于王莽还在长安，隔着更始政权无法相通，便建立高帝庙，称臣并奉祀汉高帝。王莽死后，更始帝来到长安，隗嚣便入朝拜见；看到更始帝政事混乱，就逃回天水。后来又接受光武帝部将邓禹授予的官号，并派儿子入朝侍奉。到晚年受王元言论迷惑，才开始产生二心。（《隗嚣传》）遍察各路起事者，不是自称刘氏子孙，就是以辅佐汉朝为名，由此可见当时人心思念汉朝，天下人不约而同。因此光武帝取得天下十分容易，起兵不到三年，便登上帝位。古来从未有这样迅速的事情，这是因为符合百姓的愿望，所以做起来容易。○王莽亲手杀死自己的子孙 王莽的妻子生了四个儿子，名字是宇、获、安、临。哀帝时，王莽退回封国居住；王获杀了奴仆，王莽严厉责备王获，逼令他自杀。等到平帝即位，王莽执掌政权，担心平帝的母亲卫姬以及舅父卫宝、卫玄入朝后妨碍自己的权力，于是建议奉祀太宗的人不顾念私人亲属，只给他们封爵加号，却不许他们进入京师。王莽的儿子王宇心里暗自非难这件事，便和老师吴章、妻兄吕宽秘密商议。吴章认为王莽不可劝谏而又迷信鬼神，应当制造变怪来使他恐惧。王宇便让吕宽夜里拿血洒在王莽门上，被门吏发现。王莽逮捕王宇送入狱中，王宇服毒而死。王宇的妻子怀着孕被关在狱中，等生产后也被杀死。这是[原文作“吸队摄”]居摄以前，借“大义灭亲”的说法来树立名声。王莽篡位后，因为王安有病，便立王临为太子；王莽的妻子因多次哭泣失去视力，王莽让王临侍奉供养她。妻子的侍女原碧过去曾被王莽宠幸，到这时王临又和她私通。两人害怕事情泄露，谋划杀死王莽，恰好王临因事情被斥逐到外宅。王莽的妻子生病，王临写信寄给母亲，被王莽看见，信中有怨恨不满的话，王莽便怀疑此事，拘捕原碧审问，完全查出谋逆的情状。王莽想把这件事秘密处理，于是杀死审问的人，赐给王临毒药。王临不肯服药，便自刺而死，他的妻子也自杀了。这个月王安也因病去世。不久，王莽的孙子王宗自己描画容貌，穿戴天子的衣冠，刻了三方印；他的舅舅吕宽家被迁徙到合浦，王宗又私下写信与他往来。事情败露后，王宗也自杀了。王莽的兄长之子王光年幼时成为孤儿，王莽过去曾敬重并侍奉守寡的嫂子，抚养王光以树立名声。王莽篡位后，王光私下托请执金吾窦况替自己杀人。王莽听说后大怒，严厉责备王光。王光的母亲对他说：“你自己看看，你和长孙、仲孙相比怎么样？”（长孙、仲孙就是王宇、王获二人。）于是母子二人一起自杀。这就是王莽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和一个侄孙都被王莽杀死；他的心意只是贪图帝王的尊贵，根本没有骨肉亲情。○王莽援引经义来文饰自己的奸诈

译王莽篡夺帝位，动不动就引用经义来文饰自己的奸诈。居摄时期，他让群臣上奏说：“周成王年幼，不能继承和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公摄政，于是周道得以成就；不摄政，就恐怕会失坠天命。所以《君▯》篇说：‘我的继承者和子孙，不能大大地共同承受上天和下土的命运，阻止并丧失前人的光辉；在家中不知道天命不可改变，天应[原文作“▯谌”]，于是就亡失天命。’”这话是说，周公穿着天子的衮冕，面向南方接受群臣朝拜，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常常称说王命；召公不知道他的用意，所以不高兴。“《尚书》逸篇《嘉禾》说：‘周公捧着鬯酒，站在东阶上，邀请人登阶，赞礼者说：代理天子临朝执政，勤勉地使天下和谐。’”这是周公摄政时赞礼者对他的称呼。又《康诰》篇说：“王这样说：‘孟侯，我就是你的弟弟小子封。’”这就是周公摄政时自称为王的文字。平帝患病时，王莽又制作策书，向泰[原文作“▯”]祈请，头戴璧玉、手持[原文作“▯”]，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平帝受病；他把策书收藏在金[原文作“▯”]中，放置在前殿，并命令诸公不要说出去。王莽又把汉高祖庙改为文祖庙，取《虞书》中“在文祖那里接受终始之命”的意思。这些都是援引《尚书》来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依据。又引用《礼记·明堂位》说：“周公在明堂朝见诸侯，天子背负斧[原文作“▯”]，面向南方站立。” 这句话是说周公登上天子之位，接受诸侯朝见，制定礼仪、制作乐章，于是天下人都完全归服。王莽又想确定封建制度，引用《礼记·王制》中所说的一千七百多个国家，因此又以孔子所作《孝经》的话说：“连小国的臣子都不敢遗漏，更何况公、侯、伯、子、男呢？”于是把爵位高的人封为侯、伯，次一等的封为子、男。这是引用《礼记》《孝经》来文饰自己的奸诈。王莽又引用孔子作《春秋》到哀公十四年便结束一个时代的说法，把它和当时相配合，也说是哀公十四年。他认为从哀帝六年、平帝五年到王莽居摄三年，共计十四年。这是引用《春秋》来文饰自己的奸诈。他轻慢圣人言论来成就自己的私欲，竟到了这种地步！●卷四 ○《后汉书》的编次与订正 《光武纪》开头就称光武，到了即位以后才称帝，这是仿照《班书·高祖纪》的体例：开头称高祖，接着称沛公、汉王，即位后才称帝。只是光武曾被封为萧王，这一纪却删去了称萧王的一段，略有不同罢了。列传按惯例都称名，唯独光武的兄长纟寅写他的字伯升。这也是取法《班书·王莽传》，因为其中已经称他为伯升。至于篇章和卷次的编排，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外戚》等传，既然各自按类别归在一起，其他列传本来应当依照时代先后分别编排；但是《范书》又有不拘泥于时代，而是根据人物一生的事迹按类别归在一起的。这也是取法《史记》，例如老子与韩非合传，屈原与贾谊合传，鲁仲连与邹阳合传，只是按类别归并，不拘泥于时代。《汉书》中黄霸是丞相，朱邑是大司农，却都列入《循吏传》，因为他们擅长治理郡县。夏侯胜研治《尚书》，京房研治《易》，本应列入《儒林传》，却另立列传，和眭弘等人同卷，因为他们都精通占验。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有的是汉朝初年人，有的是汉朝中期末年的人物，却列在同一卷中，因为他们都能言善辩。《后汉书》也仿照这一体例。例如卓茂本来在云台画像之中，却与鲁恭、魏霸、刘宽等人同卷，因为他们都以治理政绩著称。郭▯、杜诗、孔奋、张堪、廉范都是汉朝初年人；王堂、苏章都是安帝时期人；羊续、贾琮、陆康都是桓帝、灵帝时期人，却同列一卷，也是因为他们的治理政绩都很突出。张纯是汉朝初年人，郑康成是汉朝末年人，却也同卷，因为他们都精通经学。张宗、法雄是汉朝初年人，度尚、杨璇是汉朝末年人，却也同卷，因为他们都是能够讨伐盗贼的郡守。王充是汉朝初年人，王符、仲长统是汉朝末年人，却也同卷，因为他们都著书立说而淡泊于荣华利禄。邓彪、张禹、徐防、胡广等人同卷，因为他们都随和处世、取容于时，人品相似。袁安、张▯、韩棱、周荣、郭躬、陈宠等人同卷，因为他们都明晓法律，审决狱讼公平允当。班超、梁忄堇同卷，因为他们都在绝远的地域建立了功勋。杨终、李法、翟▯、应奉同卷，因为他们都以文学见长。杜根、刘陶、李云同卷，因为他们都能仗义守节，直言进谏。樊宏、樊倏、樊准、阴识、阴兴、阴就同卷，因为他们都是外戚而且有功绩值得记载，所以不列入《外戚传》，仍然另列一卷。苏竟、杨厚、郎ダ、襄楷同卷，因为他们都精通天文，能够依据天文来规劝、切谏时政。周燮、黄宪、徐▯犀、姜肱、申屠蟠同卷，因为他们都是高士。这就是编次安排的用意。至于《崔▯传》记载他的《政论》一篇，《桓谭传》记载他的《陈时政》一篇奏疏，《冯衍传》记载他劝说廉丹的一封信、劝说鲍永的一封信，《王符传》记载《潜夫论》中的五篇，《仲长统传》记载他的《乐志论》和《昌言》中两篇，《张衡传》记载《客问》一篇、上疏《陈事》一篇、《请禁图谶》一篇，《蔡邕传》记载《释诲》一篇、《条陈所宜行者七事》，都是因为这些文章与当时政事有关。至于《崔る传》记载崔篆的《慰志赋》一篇、る的《达旨》一篇，《班固传》记载他的《两都赋》《明堂璧雍诗》和《典引》篇，《杜笃传》记载他的《论都赋》，《傅毅传》记载他的《迪志诗》，《崔琦传》记载他的《外戚篇》，《赵壹传》记载他的《穷鸟赋》，《刘梁传》记载他的《和同论》，《边让传》记载他的《章华赋》，都是因为他们的文学优美丰富、文辞华丽壮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