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三公

译自从战国时期的豫让、聂政、荆轲、侯嬴等人以来，世人崇尚意气，任性独行，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世人争相仰慕他们。后来又有贯高、田叔、朱家、郭解等人，为他人牺牲自己，信守诺言而不欺骗，以此树立名声和气节。到了东汉，这种风气更加盛行。大概当时察举、荐举和征辟官员，都必须考察名誉，所以凡是能够获得名声的事情，人们都竭尽全力去做，喜欢故意做苟且求难的事，于是形成了风俗。（《汉书·游侠传序》说，从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等人开始，竞相做游侠，借此取得诸侯的敬重，在天下显名。汉朝兴起后，法网较为宽疏，平民游侠的权势遍及州域，用力量折服公卿；百姓以他们的名声为荣耀，仰慕追随，即使因此陷入刑罚也不后悔。）这种风气大致有几种表现。当时郡吏对于太守，本来有君臣的名分；做属吏的人，往往在生死患难之间与太守周旋。例如李固被杀，弟子郭亮背着【原文“斧▯”，疑有OCR错误】上书，请求收殓李固的尸体。杜乔被杀，旧日属吏杨匡守护他的尸体不肯离开，因此两人都显扬了名声。（《李固传》《杜乔传》）第五种担任卫相时，善待门下属吏孙斌；孙斌因第五种弹劾宦官单超的兄子单匡而获罪，被流放到朔方。朔方太守董援正是单超的外孙，孙斌知道第五种前往后一定会被害，便在途中追上第五种，击杀押送的官吏，和第五种一起逃走，使他免除了灾祸。（《种传》）太原太守刘【原文“▯质”】因为拷打杀死小黄门赵津，被捕入狱而死；王允当时是郡吏，护送刘【原文“▯质”】的灵柩回到平原，直到服丧满三年才返回。（《允传》）公孙瓒任郡吏时，太守刘君因事获罪被流放日南，公孙瓒亲自送他。他在祭拜父亲墓时说：“过去我是人子的身份，如今是人臣的身份；护送太守前往日南，恐怕他不能回来，那就应当永远告别了。”于是拜了两拜离去。（《瓒传》）这些都是对所侍奉的人竭尽全力，以此显示忠义。傅奕听说自己的举主将要去世，便辞去官职为他服丧。（《奕传》）李恂任太守李鸿的功曹，而州里征召李恂为从事；正逢李鸿去世，李恂不接受州里的任命，护送李鸿的灵柩回乡安葬，服丧三年。（《恂传》）乐恢任郡吏，太守因犯法被杀，乐恢独自为他穿丧服。（《恢传》）桓典因为国相王吉被杀，独自辞去官职收殓安葬王吉，服丧三年，背土筑成坟墓。（《典传》）袁逢以“有道”举荐荀爽，荀爽没有应召；等到袁逢去世，荀爽为他服丧三年。（《爽传》）这些人是感念知遇之恩，所以按照最隆重的礼制服丧。然而父母之丧不过三年，郡守、举主的丧事却和父母之丧没有区别，也太过分了。又有人把谦让爵位视为高尚。西汉时，韦贤去世，儿子韦玄成应当承袭爵位，却把爵位让给庶兄韦弘，宣帝认为他的节操高尚，答应了他。（《玄成传》）到了东汉，邓彪也把封爵让给异母弟，明帝也答应了他。（《彪传》）刘恺把封爵让给弟弟刘宪，逃走十多年，有关官吏请求断绝他的封爵，皇帝不答应；贾逵上奏说应当成全他让国的美名，于是下诏让刘宪承袭爵位。（《恺传》）这些是通过谦让而得到批准的。桓荣去世，儿子桓郁请求把爵位让给兄长的儿子桓泛，明帝不答应，于是桓郁接受了封爵。（《郁传》）丁【原文“▯”】去世，儿子丁鸿请求把爵位让给弟弟丁盛，没有得到答复；丁鸿于是逃走，以采药为名。后来朋友鲍骏在东海遇见他，责备他说，因兄弟之间的私情而断绝了父亲不灭的基业；丁鸿醒悟，于是回来接受爵位。（《鸿传》）郭躬的儿子郭贺应当承袭爵位，却让给小弟后逃走，诏令州郡追捕他；他迫不得已才出来接受封爵。（《躬传》）徐防去世，儿子徐衡应当承袭爵位，却让给弟弟徐崇，数年不回来；迫不得已才接受封爵。（《防传》）这些是谦让却没有得到批准的。既然应当承袭爵位，却故意推让以博取高尚名声，那么即使最终成全了他的谦让，他自己也获得了能克制谦让的美名，而接受爵位的人却蒙受了贪冒非分的讥讽；这样做只是安排了自己，却无法安排别人。何况谦让不被允许，既先得到高尚的名声，又仍然享有丰厚的实际利益，这种心思更是无法追问其真实动机了。又有人轻视生命、替人报仇。崔瑗的哥哥被人杀害，崔瑗亲手杀死仇人报仇，然后逃走。魏朗的哥哥也被人杀害，魏朗白天拿刀在县城中杀了仇人。苏谦因司隶校尉李【原文“▯”】审理定罪，死在狱中；苏谦的儿子苏不韦和宾客挖掘地道，通到李【原文“▯”】的卧室，正好李【原文“▯”】去了厕所，于是杀死他的妾和儿子，又迅速赶到李【原文“▯”】父亲的墓地，挖出他父亲的头颅来祭祀父亲。（见各人的传记。）父亲、兄长被杀害，本来应当向官府申诉，官府不予处理之后，才可以私下报仇。如今不向官府申诉，就直接自行报仇杀人，已经属于扰乱社会的民众了。不过这还可以说是出于义愤；又有人替别人报仇。何颙有个朋友叫虞纬高，父亲的仇还没有报，自己却病重将死，便哭着向何颙诉说；何颙立即替他报仇，并用仇人的头颅祭到虞纬高父亲的墓前。郅恽有个朋友叫董子张，父亲被人杀死；董子张病重将死，面对郅恽抽泣，不能说话。郅恽说：“您是因为父亲的仇还没有报吧。”于是带着宾客杀死仇人，把头颅拿给董子张看；董子张看见后便气绝而死。（也见各人的传记。）这只是迎合朋友的私情，反而损害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也是荒谬乖戾到了极点。当时轻视生命、崇尚意气已经成为习俗，所以有志守节的人喜欢故意做艰难而不合常理的事，务求远远超过同类，以成就卓异的行为，却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错误的。然而天下人都以此相互崇尚，所以国家遇到危急时，仍有可以依靠的力量，能够支撑【原文“扌耆拄”，疑有OCR错误】将要倾覆的局势。古人认为气节盛行，是世道衰败的表现，却不知道如果连气节也没有了，衰败就会更加严重。○曹娥与叔先雄 《范书·列女传》记载，会稽女子曹娥，她的父亲是巫师，五月五日逆着江涛迎神时溺水而死。曹娥当时十四岁，在江岸哭泣寻找父亲，十七天也没有找到尸体，于是投江而死。县令度尚把曹娥安葬在道路旁，让魏朗撰写碑文；碑文尚未写成，又让邯郸【原文“▯”，疑为人名的一部分】撰写。魏朗看见邯郸【原文“▯”】的文章后，便毁掉自己的作品，而把邯郸【原文“▯”】的文章刻在碑上；蔡邕所题写的“黄绢幼妇，外孙禳妒”八字，就出自这篇碑文。又有蜀中的女子叔先雄，她的父亲泥和任县功曹，奉檄文到郡中办事，溺水而死，尸体没有找到。叔先雄不久到达父亲溺水的地方，也投水而死。她的弟弟梦见叔先雄告诉他说，六天以后她将和父亲的尸体一起浮出水面；到了约定的日期，果然两具尸体一起浮现在江面上。郡县上表称颂她们，并且画出她们的形象。两个女子的事迹正相同，又都载在《列女传》中；而且曹娥没有找到父亲的尸体，叔先雄却和父亲的尸体一同浮出水面，事情更为奇异【原文“炅异”，疑有OCR错误】。可是曹娥直到今天仍家喻户晓，叔先雄却没有人知道她的姓名，难道不是一篇碑文的力量吗？这样看来，一个人能否流传后世，难道不也是有命运的吗！○任用人才不论资历

译汉代的制度是：察举孝廉、茂才等人的事务归尚书负责，至于由光禄勋选用的人，大多按照资历任用；其中有些德行高尚、声望显著、由朝廷征召任用的人，即使是平民，也可以登上三公、宰辅的职位。比如陈▯做官时不过是太邱长，退居家中以后，朝廷每逢三公职位空缺，议论的人大多推举他。太尉杨赐、司徒陈耽常常因为陈▯还没有登上高位，自己却先于他担任高官而感到惭愧。（《▯传》）郑康成就卓著、声名显赫，朝廷用公车征召他任大司农，赐给他一辆安车；他所经过的地方，地方长吏都出迎送行。（《康成传》）荀爽有很大的声名，董卓掌握政权后征召他，起初任命他为平原相，途中又任命他为光禄勋；他任职三天，便以策书任命为司空，从平民到三公总共只用了九十五天。（张▯《汉纪》） 擅自离任的官员不受禁止 贾琮任冀州刺史时，属吏中有贪赃违法的，听到风声便解下印绶离职而去。（《琮传》）朱穆任冀州刺史时，使县令、县长解下印绶离职的有四十多人。等到朱穆到任后，上奏弹劾他们，甚至有人因此自杀。（《穆传》）李膺任青州刺史时，施行威严而有政绩，属城官员听到风声，全都自行辞职离去。（《膺传》）范滂任清诏使，考察惩办贪污官吏，郡守、县令知道自己贪赃违法的，也都听到风声便解下印绶。（《滂传》）陈▯任太邱长时，因为沛相征收赋税没有法度，于是解下印绶离职而去。（《▯传》）宗慈任修武令时，太守贪赃受贿，宗慈便弃官离去。（《慈传》）考察令、长、丞、尉各自都有职守，为什么想离职就离职呢？根据左雄的奏疏说：“如今佩黑色印绶的官员，在王廷接受爵位，却和普通百姓一样，动不动就逃避责任，这不是尊崇法制、明辨事理的做法。请从今以后，郡守、国相和县令等长吏，除非父母丧亡，不得离职。不遵守法令禁令的，终身禁锢。如果受到弹劾后逃亡、不接受法律制裁的，家属迁徙到边地，以此惩罚后来者。”（《雄传》）黄巾贼兴起后，诏令各府属官不得擅自离任或就任。（《范冉传》）由此可见，平时朝廷并没有禁止官员擅自离职的命令，听任他们自行来去而不追究，法网也实在太疏漏了。籍没财产代替百姓缴纳租税 权臣和强藩积聚资财没有限度，有的亲自搜刮剥削，有的广泛收受贿赂，没有一样不是取自百姓的财产。汉桓帝诛杀梁冀后，没收他的财货，官府卖掉其中三十多万的财物，用来充作官府开支，并减免天下租税的一半。（《冀传》）唐代李▯反叛，兵败后被诛杀，朝廷将要把没收的他家财产运送到京城，李绛上奏说，李▯家的财产都是刻剥六州百姓所得，不如把它赐给本道，用来代替贫困下户缴纳今年的租税，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李绛传》）把横暴取自百姓的东西仍然归还百姓，这种办法最好。宪宗是英明的君主，所以容易听从这个建议；却想不到桓帝早已实行过这种做法。后世有类似的事，没收贪官的财产来抵偿百姓所欠的赋税，没收权贵的财产来弥补官府的亏空，也是一种聚集财物、补益不足的办法。（明代大臣王宗茂弹劾严嵩，请求没收他的家产，用来充作边军费用。） 请人代写文章 阳球奏请罢除鸿都文学时的画像，上疏说：“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都出身微贱，依附权贵豪强；有的献上一篇赋，有的写满简牍的鸟篆文字，官位便升为郎中，画像也绘在丹青之中。还有人笔未曾落在文牍上，辞章也不能表达内心，竟假借他人之手请求题字，妖妄虚伪的事情多种多样，因此有见识的人都掩口而笑。我听说设置画像，是为了昭示褒贬、劝善惩恶；从来没有让无赖小人欺诈地撰写文章歌颂功德，却妄想窃取天官之位、把自己的画像绘在图画绢帛上的道理。”由此可见，像曳白这样的人请人代写文章，侥幸谋求仕进，汉代已经如此，难怪后世士人的风气越来越败坏。党禁的兴起 汉末的党禁，虽然起因于甘陵南北部以及牢修、朱并的告发，（桓帝初年曾在甘陵向周福学习，继位后提拔周福为尚书。当时同郡的房植有很大声名，乡里人为此作歌谣说：“天下的规矩是房伯武，周仲进因为老师而获得印绶。”两家的宾客互相讥讽议论，于是各自树立党徒，由此形成甘陵南北部之党，党人之间的议论从此开始。牢修、朱并的事情见下文。）然而它的由来已经很久，并不是一天一夜形成的。《范书》说，在桓帝、炅帝之间，君主荒怠，政事乖谬，国家政权交给宦官掌握；士人以同他们为伍为羞，所以平民抗愤，处士放纵议论，激扬声名，互相品评褒贬，考核公卿，裁量执政者，（《党锢传序》）从公卿以下都屈尊降低身份去结交他们。（《申屠蟠传》）大概东汉的风气，本来就以名声和品行为崇尚；到了朝政一天比一天败坏的时候，清议更加严厉，被称作正人的人指斥权奸，竭力坚持正论，于是他们的声名更加显著，天下人仰慕他们的声望、响应他们的声誉，唯恐赶不上。而被他们贬斥的人，怨恨深入骨髓，天天想着用什么办法倾覆他们，这就是党祸越来越激烈的原因。现在考察汉末的党禁，共有两次。桓帝延熹九年，有个善于推算风角的张成，推占认为将有赦令，便教唆他的儿子杀人。河南尹李膺逮捕了他，后来果然遇到赦令而获免，李膺对此大怒，最终拷打并杀死了他。张成的弟子牢修于是诬告李膺，说他善于结交太学游学之士，交结学生，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桓帝大怒，下令郡国逮捕党人，并派使者四处搜捕。（《党锢传序》）逮捕李膺等二百多人，诬称他们是党人，一并下狱。第二年，霍▯、窦武上表为他们申诉，才得到赦免归家，但仍把姓名登记在王府，终身禁锢。这是第一次党禁。此后，正直之士被放逐废弃，天下人共同给他们题名号，以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所谓君，就是世人所尊崇的人。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祜、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所谓俊，就是人中的英杰。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所谓顾，就是能够以德行引导他人。张俭、岑▯至、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为八及；所谓及，就是能够引导他人追随、尊奉先贤。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响、王章为八厨；所谓厨，就是能够用财物救助他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译到了炅帝建宁年间，张俭正要弹劾中常侍侯览，张俭的同乡朱并承受侯览的意旨，又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为部党，把张俭以及檀彬、褚凤、张肃、辟兰、冯禧、魏元、徐乾列为八俊，把田材、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宣靖、公绪恭列为八顾，把朱楷、田盘、疏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列为八及，并以张俭为首。炅帝于是下诏刻写诏书、搜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又暗中示意有关官员，同时逮捕从前的党人李膺、杜密以及范滂等一百多人，他们都死在狱中，妻子儿女迁徙到边地。那些依附、跟从的人，连同五族都被禁锢。炅帝下诏在天下大规模搜捕党人，于是凡是有品行义行的人，全都被指为党人。建宁四年大赦天下，但党人不在赦免之列。不久，宦官又暗示司隶校尉段▯，逮捕太学学生一千多人；并下诏规定，凡党人的门生、旧属、父兄、子弟中在任职的，一律免官禁锢。直到黄巾贼兴起，吕强上奏请求赦免各党人，才把那些被迁徙的人赦免遣返。这是第二次党禁。（《本纪》及《党锢传》）当时党人的灾祸越惨烈，他们的声名反而越高，天下人都把自己能以声名列入党人之中当作荣耀。范滂最初出狱回到汝南时，南阳来迎接他的士大夫有一千辆车。（《滂传》）景毅派儿子做李膺的门徒，但名册上没有记载景毅的名字，景毅于是慨然说：“我本来认为李膺贤能，才派儿子拜他为师，难道可以因为名册漏记了姓名而侥幸免除吗！”于是自己上表请求免职归家。（《李膺传》）皇甫规没有被列入党籍，便上表说：“我曾经推荐张奂，这是阿附党人的行为。我过去获罪时，太学生张凤等人上书救我，这是我被党人依附的表现。我应当因此获罪。”（《规传》）张俭逃亡在外，处境困窘，投宿时只要望见人家门就前往投止，没有人不看重他的名声和品行，甚至毁掉家产来收容他。（《俭传》）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朝政混乱，清流所遭受的祸患就越惨烈；党人树立声名，以及天下人仰慕他们的声名，都是国家局势激化造成的。然而这些人甘愿遭受党祸，究竟也不是中正之道。范滂等人非难朝政时，太学生正认为文教将要兴盛，处士将重新被任用，唯独申屠蟠叹息说：“从前战国时期处士纵横议论，各国君王甚至替他们扶车前驱，最终却有坑杀儒生、焚烧书籍的灾祸。”于是他断绝踪迹，隐藏自己，后来果然免于灾难。（《蟠传》）岑▯至逃命时，亲友大多藏匿他，唯独贾彪不肯收留，说：“古语说应当观察时势而行动，不要连累后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两〕 岑君是自己招来的灾祸，我怎么可以容留并藏匿他呢？”（《彪传》）徐▯犀托茅容向郭林宗转达说：“大树将要倾倒，不是一根绳子所能维系的，你为什么还这样忙碌不安、无暇安居呢？”（《▯犀传》）这又是士大夫处在乱世中，采用收敛锋芒、保全自身办法的例子。东汉的宦官 汉代承袭秦代制度，以宦官担任中常侍，但也兼用士人。汉武帝多次在后宫宴饮，所以凡是奏报机密事务，常常让宦官主管。到元帝时，弘恭、石显已经窃取权力、干预政事，萧望之、周堪都受到他们的祸害，但他们还没有大肆横行。（考察班固《叙传》，彪的父亲徐▯犀担任中常侍，说明成帝时中常侍仍兼用士人。）光武帝中兴后，全部任用宦官，不再兼用士人。和帝即位时年幼而柔弱，窦宪兄弟专擅权力，隔绝内外，群臣没有途径接近皇帝，于是和帝只得与宦官郑众定下计谋，收捕窦宪；宦官拥有权力从这时开始。但郑众谨慎奉公，从未抓取权力。和帝去世后，邓太后临朝，不能不任用宦官，宦官的权力逐渐加重。邓太后去世，安帝亲自处理政务，宦官李闰、江京、樊丰、刘安、陈达与安帝的乳母王圣、王圣的女儿伯荣、安帝的舅舅耿宝、皇后兄长阎显等人结党扰乱政事。这时仍然是宦官和朝臣互相依靠、共同作恶，还不能蔑视朝臣而独自肆意作恶。到安帝去世，阎显等人专擅朝政、争夺权力，于是与江京合谋，诛杀并流放樊丰、王圣等人；阎显想除掉宦官，反而要借助宦官的力量。不久，北乡侯入宫继承帝位，没过多久便去世。阎显又想扶立外藩，宦官孙程等人对此不满，迎立顺帝，先杀死江京、刘安、陈达，并诛杀阎显兄弟，阎太后也被迁居到离宫。（安帝已经立皇太子刘保，但安帝乳母王圣以及宦官江京、樊丰等人诬陷太子乳母王男等人，杀死了她们，太子多次为此叹息。王圣等人害怕日后遭祸，便共同构陷太子，于是太子被废为济阴王。安帝去世，济阴王不能继位，阎太后立北乡侯刘懿。刘懿又去世，阎太后的兄长阎显与江京、刘安、陈达又想扶立外藩，宦官孙程等人不满，共同杀死江京、刘安、陈达等人，迎立济阴王，这就是顺帝；并立即逮捕阎显等兄弟，将他们诛杀，封孙程等十九人为侯。）可见，大臣想诛杀宦官，必定要借助宦官的力量；宦官想诛杀大臣，却不必借助朝臣的力量。顺帝即位后，立梁商的女儿为皇后，梁商以大将军身份辅政，亲贵之中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宦官张逵、蘧政、石光却诬告梁商与中常侍曹腾、孟贲，说他们想废黜皇帝，顺帝不相信，张逵等人竟假传诏令逮捕捆绑曹腾、孟贲。这说明他们竟敢违背皇帝旨意，在宫禁近侍之地肆意逞威。幸亏顺帝听说后大怒，张逵等人于是被诛杀。顺帝去世后，梁太后与她的兄长梁冀拥立冲帝。冲帝去世，又拥立质帝。质帝被梁冀所▯▯，梁冀又扶立桓帝，并把自己的妹妹立为桓帝皇后。梁冀本人任大将军辅政，两个妹妹一个是皇太后，一个是皇后，他的权势已经震动皇帝了。但桓帝暗中与宦官单超、左▯、具瑗、徐璜、唐衡定下计谋，于是诛杀梁冀。（梁冀专横放纵已久，梁皇后又嫉妒而骄纵，桓帝心中不平却不敢泄露，只单独召见小黄门唐衡，问身边有哪些人与梁冀不和，唐衡回答说有单超、左▯、徐璜、具瑗。桓帝于是召见单超等人商定计策，下诏逮捕梁冀及其宗族、亲信党羽，将他们全部诛杀，封单超等五人为侯。）这时宦官甚至诛杀了掌握朝政的皇亲。不过，这还可以说是奉皇帝命令来完成事情。桓帝和梁皇后去世后，立窦武的女儿为皇后；桓帝去世，窦武与皇后共同定策，拥立炅帝，窦太后临朝，窦武进入宫禁辅政。窦武一向厌恶宦官，想要诛杀他们，又有太傅陈蕃与他同心定谋，却反而被宦官曹节、王甫等人杀死。（窦武与陈蕃共同谋划诛杀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奏疏送入宫中，五官史朱▯暗中拆看了奏书，愤怒地骂道：“宦官中放纵的人应当诛杀，我们有什么罪，竟要全部灭掉！”

译朱▯于是大声呼喊：“陈蕃、窦武上奏皇太后，想要废黜皇帝。”当夜召集平时亲近的官吏史共普、张亮等人，歃血结盟。曹节听说后，拥着皇帝出殿临朝，关闭各道宫门，派人看守窦武。窦武不接受诏令，骑马赶到步兵营，下令说：“宦官谋反，尽力作战的人封侯。”但王甫已经率领虎贲、羽林等军队出屯朱雀门，大声对窦武所率的士兵喊道：“窦武谋反，你们都是禁军，为什么跟随他？”禁军于是全都归附王甫，王甫便杀死窦武，并连同陈蕃一起杀掉。）不过，这还可以说是因为炅帝不是窦太后的亲生儿子，所以曹节等人能够挟持皇帝来行事。到炅帝去世，何太后临朝，立儿子刘辨为帝，何太后的兄长何进以大将军身份辅政，并且已经上奏诛杀宦官蹇硕，收缴了他所统领的八校尉兵。这样，朝廷权力和军权都掌握在何进手中，要把宦官全部诛杀，又有什么困难？但他却又被宦官张让、段▯等人杀死。（炅帝去世，何太后临朝，立儿子刘辨为帝，何进辅政。何进想诛杀宦官，先向何太后奏请，何太后不答应，于是何进谋划召集外地军队来胁迫何太后，何太后才把各位常侍、小黄门等全部罢免。常侍张让的儿媳妇，是何太后的外甥女；张让便对她叩头说：“老臣获罪，应当和新妇一起回到故乡，只是蒙受皇恩深重，想要再进去见太后一面，死也没有遗憾。” 张让的儿媳妇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母亲舞阳君，舞阳君入宫禀告，何太后下诏让各位常侍都入宫。何进正要入宫奏报诛杀宦官之事，张让、段▯等人便立即杀死了他；于是袁绍、袁术趁着混乱把宦官全部杀尽。）当时军队发生大变，袁绍、袁术、闵贡等人又趁乱诛杀宦官二千多人，无论年长年幼全都杀掉。于是宦官的势力开始终结，国家也随之灭亡了。国家不能不用宦官，可是一旦任用他们，祸害竟会达到这种地步。大概他们住在宫禁深处，每天都在君主的耳目之前，本来就容易窥探君主的意旨、取悦君主并进献谗言；君主没有察觉，心意便被他们所改变。范蔚宗在传论中说宦官：“逐渐沾染朝政，颇为熟悉典章旧事；年幼的君主凭借他们谨慎守旧，女君则依靠他们传达内外命令。”他们把命令传达出去时，手里握着王命，口中说着天子的法令，没人能够辨别真假，所以他们的威势常常处在幽暗隐秘之间。等到势焰已经强盛，宫廷和官府、内廷和外朝全都受其指挥，即使亲信大臣、重臣竭尽智力谋划除掉他们，反而也会被他们吞噬。当他们刚开始得势时，君主看待他们，不过是供自己使唤、效力奔走而已，哪里知道他们造成的祸患竟会达到这样的极点呢！宦官对百姓的祸害 东汉、唐、明三代，宦官造成的祸害最为猛烈，但三者也有不同：唐、明的宦官先祸害国家，后来波及百姓；东汉则先祸害百姓，后来波及国家。现在就《后汉书》各传摘录叙述，可以看出大致情形。刘瑜的奏疏说，宦官中的奸邪之徒，人数多得可以分封土地，他们都竞相为自己的子孙取得爵位，使爵位世代相传；有的为疏远的宗族请求子弟，有的在市场道路上买孩子。他们又广泛聚集妻妾，增建宅第。百姓无罪却动辄因他们被治罪，百姓有田地却被他们强行夺取。贫困的百姓，有的卖掉自己的首级换取钱财，有的父亲、兄长互相替代而残害身体，妻子儿女彼此看着被拆散。（《瑜传》）左雄的奏疏说，宦官仗恃权势虚张声势，凭威势抢夺良家妇女，把她们关起来直到老死，使她们没有配偶。（《雄传》）黄琼的奏疏说，宦官充满朝廷，重复受封、累加爵位，明珠、南方的黄金等珍宝堆满他们的宅室。（《琼传》）单超、左▯、具瑗、徐璜、唐衡五人，因为诛杀梁冀有功，都被封为侯。后来单超去世，四侯更加显赫，民间有话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他们都争相修建宅第，极尽壮丽，金银和锦绣织物甚至用来装饰犬马，仆从都乘坐牛车，随从骑兵列队跟随。（《超》等传）侯览前后共夺取百姓住宅三百八十一所、田地一百一十八顷，营建宅第十六处，都有高楼、池塘和园苑，规模宏大，深邃壮丽，僭越得如同宫省。他预先修造寿墓，使用石椁和成对的阙门，高、宽各一百尺。他毁坏百姓住宅，挖掘坟墓，劫掠平民，抢夺妻子和妇女。张俭上奏弹劾他时，侯览拦截奏章，使它无法上达。（《览传》）赵忠安葬父亲时，僭越使用▯▯玉匣和偶人。（《朱穆传》）董卓杀害弘农王后，献帝把他葬在赵忠已经修成的墓圹中。（赵忠当时已被诛杀。）后来献帝从长安返回洛阳时，宫室已经全部被焚毁，于是驻居在赵忠的旧宅中。（《献帝纪》）后来韩馥把冀州刺史让给袁绍，出居邺城，住进赵忠的旧宅。（《馥传》）赵忠的墓可以用来安葬帝王，他的住宅可以供帝王居住，另一处住宅又可以供州牧、郡守居住，由此可见其建筑多么壮丽。张让劝灵帝修建宫室，征发太原、河东、狄道等郡的木材和有纹理的石料，各州郡分批运送到京城后，他总是斥责说不合用，再按低价折算，十成中连一成都赔偿不到，而且又不立即收取，木材于是逐渐腐烂。州郡只得再次增加私自征调，百姓为此叹息怨恨。（《让传》）这还只是宦官自己施行苛刻暴虐；此外，还有依仗宦官势力而残害小民的人。当时做官的途径只有征辟和察举两种，宦官既然占据了权要职位，征辟、察举的人便无不看风向来迎合依附他们；被举荐的不是他们的子弟，就是他们的亲友，也有人贿赂宦官，通过辗转托请来求取官职。审忠上疏说，宦官势力强盛，州郡牧守顺承他们的意旨，征召和选举人才时，舍弃贤能而选取愚劣之人。（《曹节传》）李固上疏说，中常侍身处皇帝身边，声势震动天下，他们的子弟所享有的俸禄和官位曾没有尽头；他们虽然表面上装作谦逊沉默，不直接干预州郡事务，但阿谀奉承的人却望风而来，争相推荐。（《固传》）朱穆上疏说，宦官的子弟亲戚都得到显荣的任用；凶恶狡猾、品行不端的人，用谄媚来求取官职；依仗权势、倚恃宠幸的人，残害百姓，使天下困穷破败，把小民的财力耗尽。（《穆传》）河南尹田歆对王谌说：“现在应当举荐六名孝廉，其中很多是贵戚写信下令指定的，不能违抗。我想自己任用一名士人，以此报效国家。”于是便以种▯应诏。（《▯传》）六名孝廉中只任用了一名真正有才干的人，就已经被称为美谈，那么当时入仕的人大都是宦官党羽，也就可想而知了。灵帝下诏，命公卿和刺史举劾对百姓有害的二千石官员；太尉许<有或>、司空张济却对内官的子弟和宾客，即使贪污肮脏，也不敢追问，反而虚假弹劾边远小郡中清廉有善政的二十六人。

译（《刘陶传》）由此可见，宦官党羽中做官的人没有谁敢于罢免革除。于是天下的官吏没有一个不是宦官的兄弟姻亲，他们穷凶极暴、残酷至极，却没有人敢把他们怎么样。比如具超的弟弟安任河东太守，弟弟的儿子匡任济阴太守；徐璜的弟弟盛任河内太守；左▯的弟弟敏任陈留太守；具瑗的哥哥恭任沛相，这些人在各自任职的地方都成为祸害。徐璜哥哥的儿子宣任下邳令，暴虐尤其严重；他求娶前汝南太守李嵩的女儿而未能如愿，便劫持她带回去，嬉戏般用箭将她射死。（《超》等传）侯览的哥哥参任益州刺史，凡是官吏百姓中家产富裕的，他就诬陷为犯有大逆之罪，全都诛杀，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数以亿计。（《览传》）曹节的弟弟破石任越骑校尉，营中五伯的妻子很美，破石想得到她，五伯不敢拒绝，但妻子不肯前往，于是自杀。（《节传》）这又是宦官子弟和宾客肆意残害百姓的情形，其他地方也可以类推。于是祸害流遍天下，黄巾贼张角等人便乘着百姓的怨恨起兵作乱了。○汉末诸臣弹劾惩治宦官 东汉末年，宦官的罪恶遍及天下，但群臣中仍有能够秉持正义、嫉恨邪恶，竭力与他们抗争的人。杨秉任太尉时，宦官任用自己和子弟做官，遍布天下，争相贪污淫乱，朝廷内外都叹息怨恨。杨秉与司空周景弹劾牧守以下的官员，以及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喧等五十多人，有的处死，有的免官，于是又牵连到中常侍侯览、具瑗等人，他们都因罪被罢黜，天下为之肃然。（《秉》及《景传》）杨秉又弹劾侯览的弟弟参任益州刺史，在一州之内施行暴虐，于是用槛车征召参到廷尉受审。参害怕而自杀，杨秉同时弹劾侯览。桓帝下诏询问公府：外任官员弹劾近侍官员，有什么典故？杨秉以申屠嘉召来责问邓通的旧事作为答复。桓帝不得已，于是免去侯览的官职。（《秉传》）李膺任司隶校尉时，中常侍张让的弟弟朔任野王令，贪婪残暴、无恶不作，害怕李膺查问，逃回京师，藏在张让家中，躲入柱子的夹层里。李膺得知后，带领属吏破柱取出张朔，把他交给洛阳狱官审问；录取口供完毕后，立即将他杀死。（《膺传》）韩演任司隶校尉时，弹劾中常侍左▯的罪行，并牵连到他的哥哥太仆称，指责他们请托州郡、放纵宾客、侵犯官吏百姓，左▯和称都自杀了。（《单超传》）阳球任司隶校尉时，弹劾中常侍王甫、▯于登以及他们担任郡守、县令的子弟，指责他们奸猾放纵、肆意妄为，罪行按理应当灭族；又说太尉段▯阿附佞幸，也应一并诛杀。于是把王甫、段▯等人，以及王甫的儿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全部逮捕。阳球亲自监临审讯，五种酷刑全都施用。萌说：“父子既然都应当一同被诛杀，请稍微减轻刑讯的痛苦，宽待我年老的父亲。”阳球说：“死都不足以抵偿罪责，竟然还想求宽免吗？”萌于是破口大骂，阳球便命人堵住萌的嘴，棍棒交替落下，父子都死在杖下，段▯也自杀了。阳球于是把王甫的尸体肢解后陈列在城门上，全部没收他的财产，妻子儿女都迁徙到比景。（《球传》）这就是朝廷大臣弹劾惩治宦官的事例。杜密任太山太守、北海相时，凡是宦官子弟担任县令、县长而有奸恶行为的，总是依法查办逮捕。（《密传》）刘▯任河东太守时，所属各县的县令、县长大多是中官子弟，刘▯罢黜其中仗恃权势强横的人，公平审理并平反冤屈。中常侍管霸在宫中掌权时，占有天下的良田美宅，刘▯把这些全部没收入官。（《▯传》）蔡衍任冀州刺史时，中常侍具瑗托请他举荐自己的哥哥恭为茂才，蔡衍逮捕送信的人，并查办此事。他又弹劾河间相曹鼎贪赃犯罪，曹鼎是中常侍曹腾的弟弟。（《衍传》）朱穆任冀州刺史时，宦官赵忠安葬父亲，僭越使用▯▯玉匣，朱穆听说后，命所属郡县查验。官吏害怕朱穆，便挖开坟墓、剖开棺材，把尸体陈列出来，并逮捕他的家属。（《穆传》）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中常侍侯览的财产。小黄门赵津和南阳大豪强张▯等人，仗恃中官的势力犯法，二郡太守刘▯质、成▯晋审查追究他们的罪行；即使已经遇到赦令，最终仍把他们拷打致死。（《陈蕃传》）王宏任弘农太守时，郡中凡有因向宦官买官而取得爵位的人，即使是二千石官员也拷打处死，共有几十人。（《王允传》）陈翔任扬州刺史时，弹劾豫章太守王永、吴郡太守徐参，说他们任职期间贪污污秽；这两人都是宦官的亲信党羽。（《翔传》）范康任太山太守时，正值张俭诛杀侯览的母亲，并查办侯览的宗族党羽和宾客；其中有人逃入太山境内，范康全都逮捕，没有一个漏网。（《康传》）黄浮任东海相时，中常侍徐璜哥哥的儿子宣任下邳令，肆意贪污暴虐，黄浮于是逮捕徐宣及其家属，无论老幼全部拷问。属吏坚决争辩，黄浮说：“徐宣是国家的贼人，今天把他杀了，明天即使因此获罪而死，我也不后悔。”于是杀死徐宣，把他的尸体暴露在市集上。（《单超传》）荀昱任沛相，荀昙任广陵太守，他们立志铲除宦官；宦官的党羽有在这两个郡任职的，即使罪行细小也一定诛杀。（《荀淑传》）史弼任平原相时，正赶上举荐孝廉，侯览派诸生带着书信来请托，史弼立即杀死了送信的人。（《弼传》）以上是外任官员弹劾惩治宦官的事例。甚至朱震任州从事时，弹劾济阴太守单匡贪赃犯罪，并牵连到单匡的哥哥、中常侍单超，于是逮捕单匡交给廷尉。（《陈蕃传》）张俭任东部督邮时，弹劾侯览及其母亲的罪恶，侯览拦截奏章，使它无法上达。张俭于是攻破侯览的家，登记没收他的财产，详细上奏他的罪状。（《俭》及《览传》）这又是低级官员弹劾惩治宦官的事例。大概当时宦官对百姓造成的祸害最为严重，天下人没有不想吃他们的肉；而东汉士大夫又以气节相互推重，所以各自奋不顾身地与他们抗争，即使宗族沉沦、全族被灭，也毫不顾惜。到了唐代，只有一名刘ナ在对策中恳切地谈到此事。明代刘瑾当权时，也只有韩文、蒋钦等几个人。魏忠贤当权时，只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等几个人；其余认宦官为干父、义父的人，修建生祠、歌颂“九千岁”的人，甚至遍布士绅之中，这也可以用来观察世道的变化了。○宦官中也有贤能的人

译后汉宦官贪婪邪恶、肆意横行，固然十人中有九人如此，但其中偶尔也有清廉谨慎、自守操行的人，不能一概抹杀。郑众谨慎机敏而有心计。和帝初年，窦太后掌握政权，她的哥哥窦宪任大将军，暗中窃取威权，朝廷大臣没有不依附他的，只有郑众一心忠于王室。窦宪兄弟图谋不轨时，郑众与和帝共同谋划，定计诛杀了他们。（《众传》）蔡伦在和帝时参与机密谋议，尽心竭力，忠厚谨慎，匡正和辅弼皇帝的得失。每逢休假，他总是闭门谢绝宾客；任尚方令时，监督制造器械，没有不精巧的。他创意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造纸，天下称为“蔡侯纸”。他又掌管东观，校订经书和传记。（《伦传》）安帝听信宦官李闰、江京、刘安、陈达等人的谗言，废皇太子保为济阴王。安帝去世后，太子也未能即位。阎后立北乡侯懿为帝，不久北乡侯去世；阎后和她的哥哥阎显又想从外藩中选人继立，宦官孙程心中不平，于是与王康等十九人歃血结盟，迎立济阴王，先杀江京、刘安、陈达以及阎显和他的弟弟阎景，把阎后迁到别宫。于是济阴王即位，这就是顺帝。后来司隶校尉虞诩弹劾宦官，亲自到廷尉受审；宦官张防等人亲自审讯，一天之内传令拷问四次，务必要杀死虞诩。孙程上殿陈述虞诩的冤屈，当时张防正在皇帝身后，孙程斥责说：“贼臣张防，你为什么还不下殿！”张防逃入东厢，孙程劝皇帝赶快逮捕张防，不要让他有机会请托求情，张防于是被迁徙到边地。（《程传》）良贺清廉节俭，退让厚道。皇帝下诏让九卿举荐勇武强健的人，只有良贺没有举荐。皇帝问他原因，他说：“臣生长在深宫，从未与士人交往。过去卫鞅通过景监得到进用，有识之士鄙视这种做法。如今如果得到臣所举荐的人，不是臣的荣耀，反而是臣的耻辱，所以不敢举荐。”（《贺传》）曹腾在宫禁内任职三十多年，从来没有过失，他所推荐提拔的都是海内名人。蜀郡太守曾派人贿赂曹腾，刺史种▯搜得他的书信和财物，便上奏皇帝并弹劾曹腾。皇帝认为书信是从外面送来的，不是曹腾的过错，此事于是搁置。曹腾反而称赞种▯是能干的官吏。后来种▯任司徒，曾说：“我能够任公卿，是曹常侍的力量。”（《腾传》）吕强竭尽忠诚、奉公办事，上疏极力陈述宦官扰乱政事，以及后宫采女过多的问题；他还说河间的解渎馆不应修建，蔡邕的对策直切，不应治罪，郡国进贡时不应索取引导运输的费用。另有宦官丁肃、徐衍、郭耽、李巡、赵▯五人，也都清廉忠贞。李巡请求把五经刻在石碑上，这就是蔡邕所书写的文字。赵▯博学多闻，著述受到各位儒者称赞。还有吴伉，学识广博、奉公办事，知道自己不被任用，便常常托称有病，从容地修养心志。这些都是汉代宦官中的贤者，也可以同北魏的仇洛齐、王▯、赵黑，北齐的田敬宣，唐代的俱文珍、张承业，明代的覃吉、王承恩相提并论。●卷六 ○《后汉书》和《三国志》史书笔法不同之处 《后汉书》和《三国志》论时代先后，后汉在前；但论成书时间，《三国志》先完成，而且早了一百多年。自从《三国志·魏纪》创立为尊者回护的写法以后，历代本纪便都奉它为规范，直到《旧唐书》《旧五代史》仍然遵守。其间虽然有习凿齿想要贬黜魏的正统地位，萧颖士想要改写司马昭弑君之事，但始终没有能够纠正这种写法。直到欧阳修撰写《五代史》以及编修《新唐书》，才开始改用《春秋》的笔法，以此寄寓褒贬。可是范蔚宗在《三国志》流行之时，独自不采用这种惯例；看《献帝纪》，仍然保留着《春秋》的遗法。陈寿在晋代修史，不能没有所避讳；范蔚宗在宋代修史，已经隔了两个朝代，可以依据事实直书。固然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史书的笔法终究应当如此。陈寿《魏纪》记载：天子任命曹公兼领冀州牧；范蔚宗《献帝纪》则说：曹操自行兼领冀州牧。《魏纪》记载：汉朝罢免三公之官，设置丞相，任命曹公为丞相；《献帝纪》则说：曹操自行担任丞相。《魏纪》记载：天子派郗虑策命曹公为魏公，加九锡；《献帝纪》则说：曹操自行立为魏公，加九锡。《魏纪》记载：汉皇后伏氏因给父亲伏完写信，说皇帝因董承被诛而怨恨曹公，于是皇后被废黜并处死，她的兄弟也都依法处死；《献帝纪》则说：曹操杀死皇后伏氏，灭了她的家族以及她的两个儿子。《魏纪》记载：天子晋升曹公的爵位为魏王；《献帝纪》则说：曹操自行晋号为魏王。《魏纪》记载：韦晃等人反叛，进攻许都，焚烧丞相长史王必的军营，王必与严匡讨伐并杀死了他们；《献帝纪》则说：耿纪、韦晃起兵诛杀曹操，未能成功，三族都被夷灭。到了禅让代替之际，《魏纪》记载：汉帝因为众人的拥戴在魏，于是召集群臣公卿士人，派张音奉上玺绶接受禅位；《献帝纪》则说：魏王曹丕称天子，奉汉帝为山阳公。至于董承、孔融等人被诛杀的事，两书都记作曹操杀死他们，这才是史家正确的书法。汉末的群臣，如董卓、袁绍、刘表、吕布、袁术、公孙瓒、陶谦、刘焉等人，两书也各自有传。现在把两书相互比较，详略各有不同；大概同样撰写一篇传记时，后人对于前人已经记载的内容一定会删节，对于前人没有记载的内容一定会增补，以显示彼此并非雷同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