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译只是倚仗自己的富强，不考虑后患，驱使天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于是把四海都置于自己的尊贵之下，最终死在一个普通人手里。陛下应当以他的失败为鉴。”他又说：“我所取代的，实际上就是隋。隋氏动乱灭亡的根源，是圣明的陛下亲眼看见的。隋朝末年发生动乱时，隋帝自认为一定不会乱；隋朝尚未灭亡时，又自认为一定不会亡。因此军队屡次出动，徭役没有止息，直到自己被杀还没有醒悟。如今能够思考它为什么会乱，就能得到治理；思考它为什么会亡，就能保全国家。”马周也说：“炀帝嘲笑齐、魏亡国，如今我们看炀帝，也正像炀帝当年看齐、魏一样。”这说明当时君臣都变了脸色，互相警戒，都是因为前代的教训离得不远，眼前已有警示，内心也感到警惕，所以臣子把进言看作忠诚，君主把听取进言看作急务。后来功业日益显赫，太平安定的日子越来越久，即使太宗也不能没有稍微厌烦的时候。魏征说，贞观初年，太宗引导人们进言；三年以后，见到进谏的人就高兴并采纳；最近一两年，虽然勉强接受劝谏，心里却终究不平。这就可以知道，贞观中期，功业已经完成、志愿已经满足，太宗已经不能再乐于以臣下所接受的教诲来约束自己了。由此看来，畏惧产生于曾经受到惩戒，懈怠产生于没有警戒，君主大多都是这样。至于后世继承成业的君主，时运清平安泰，对外没有前车倾覆的警戒，对内又有回旋自解的便利，难道不是比太宗更加难以保持警惕吗！○时政记 在左史、右史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之外，还有由宰相撰写记录的政事和奏对，称为《时政记》。考察《旧书》，唐初的记注最为详备。苏冕说，贞观年间，每天退朝以后，太宗和宰臣共同商议政事，就命令一名起居郎拿着简册记录，因此贞观时期记录政事极其详细。高宗时，许敬宗、李义甫掌握权力，常常虚妄地奏报事情，害怕史官把它写下来，于是上奏请求，让史官随杖退下，不得完整听闻机密政务。姚▯于是上表请求，把退朝后所说的政务要点交给一名宰相专门负责撰写记录，这就是《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撰写《时政记》从此开始。据《旧书》说，姚▯罢职后，这件事就停止了。贾耽、齐抗在贞元年间任宰相，又恢复了这项制度；贾耽、齐抗罢相后，这件事又停止了。然而宪宗曾问李吉甫：“《时政记》记录什么事情？”李吉甫说：“这是宰相记录天子的事情，把它交给史馆，作为编修实录的依据。左史记录言语，如今就是起居舍人；右史记录事情，如今就是起居郎。永徽年间，姚▯监修国史，担心皇帝当面所说的话外间有时听不到，于是请求随着奏对把它记录在退朝后的场合，交给史馆；如今的《时政记》就是这样。” 皇帝说：“偶尔有不修撰的，是什么原因呢？”李吉甫说：“当面接受皇帝的训诫而尚未实行的，不能写下来交给史官。出自臣下谋划议论的事情，也不能由臣下自己写下来交给史官。”（《宪宗纪》）裴休又曾上奏说，掌知印信的宰相撰写《时政记》，有时多记录自己的话，却略去别人的话，史官无法知道实情。请从今以后由宰相各自记录，再交给史馆，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裴休传》）由此可见，历朝仍然都有《时政记》，从来没有废止。后来制度又稍有改变，穆宗时，宰臣崔植等上奏请求：每天君臣提出意见、补救政事的事情，都应当按日撰写记录，称为《圣政记》，年终交给史馆。这样就不必每月送史馆，而到年终才送。文宗又下诏说，《时政记》沿袭旧例日久，废弛失坠的情况越来越多；从今以后，宰臣奏事以及临时作出的处置，交由一名中书门下丞随时撰写记录，每季度送入史馆。这样又不必由宰相亲自撰写，而改由中书门下丞撰录了。但它们都是为了记录政事，并且做到详细谨慎，可以作为后世效法的制度。○天子不观起居注 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情，历代都很重视他们的职务。唐太宗曾想查看《起居注》，朱子奢说：“恐怕会由此开启后世史官的灾祸。史官为了保全自身而害怕死亡，那么悠悠千载之后，还有什么可以听闻的呢！”（《朱子奢传》）后来到了文宗，更加重视这件事。每逢入阁的日子，左史、右史拿着笔站在螭头之下，宰相奏报政事，他们得以完整记录。宰臣退下后，皇帝召来左史、右史，进一步核实所奏事情的是非，因此开成时期的政事记载最为详细。（《张次宗传》）文宗曾和宰相议事，恰好看见郑朗拿着笔站在螭头之下，便说：“刚才所议论的事情，也记录下来了吗？朕想看看。”郑朗引用朱子奢的事回答说：“史官不隐瞒善事，也不避讳恶事；君主有时会粉饰错误、掩护过失，一旦看到了记录，史官就无法保全自己，于是不敢直笔记录。从前褚遂良也说过，史官记录天子的言语行动，即使并非法律规定也一定要写下来，希望借此使君主自我约束。”皇帝说：“郑朗可以说是善于守职的人。朕只是担心平日所说的话不符合治国的道理，希望看一看，以便改正。”郑朗于是把记录呈上。（《郑朗传》）后来皇帝又想查看魏▯所记的《起居注》，魏▯说：“陛下只管做好事，不要担心臣不记录。” 皇帝说：“我曾经取来看过。”魏▯说：“这是史官失职。陛下如果看过一次，从此以后执笔记录的人就必然有所回避，后世凭什么取信呢？”皇帝于是作罢。评论者责怪郑朗而认为魏▯是对的。（《魏▯传》） ○唐诸帝多饵丹药 古诗说：“服食丹药以求神仙，往往反而被药物害了。”自秦始皇、汉武帝以后，人们本来都知道服食金石药物会误害人的道理。到了唐朝的各位皇帝，又被这种说法迷惑，拿自己的身体来试验。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派方士那罗迩婆娑在金飙门制造延年益寿的药。（《旧书》本纪）高士廉去世，太宗将要亲临丧礼，房玄龄认为皇帝服食药石，不宜临丧，便上疏极力劝谏。（《高士廉传》）由此可见，太宗确实服食过这种药。后来高宗将要服食胡僧卢伽阿逸多的药，郝处俊劝谏说：“先帝曾命胡僧那罗迩婆娑依照他们本国的旧方，调合长生药，征求异草奇石，经过多年才制成。先帝服用后没有效果，在极其惭愧的时候，名医也束手无策，议论的人把罪责归到胡僧身上，将要公开处死他；又恐怕被外夷取笑，于是最终没有实行。（《郝处俊传》）李藩也对宪宗说：‘文皇帝服用胡僧的药，终于导致突然发病而没有救活。’（《宪宗本纪》）由此可见，太宗的死确实是由于服食丹药。可是宪宗又被长生的说法迷惑，皇甫▯和李道古等人于是推荐山人柳泌、僧人大通，让他们在翰林待诏。”},{ 不久任命柳泌为台州刺史，命令他采集天台的药材来调制金丹。宪宗服用后，日益感到燥热口渴；裴▯上奏说，金石药物的性质猛烈，经过烧炼后，火性更加受到控制，不宜服用，但皇帝没有听从。皇帝的燥热更加严重，屡屡暴怒，责骂左右侍从，以至于突然驾崩。（《宪宗纪》《穆宗纪》以及《裴▯传》《王守澄传》）这又是宪宗被药物误害。穆宗即位后，下诏把柳泌、大通交给京兆府，杖打处死；这本来说明他明知金石药物不可服用。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听信僧人惟贤、道士赵归真的说法，也服食金石药物。有位处士张皋上书极力劝谏，穆宗下诏寻找他，但张皋已经离去，无法找到；不久穆宗便驾崩了。这说明穆宗又是明知其害却故意重蹈覆辙。敬宗即位后，下诏将惟贤、赵归真流放到岭南；这更说明他明知金石药物不可服用。没过多久，有个道士刘从政用长生不死的方术劝说他，请求寻找异人，希望得到奇异的药物。皇帝被他迷惑，于是任命刘从政为光禄卿，号称升玄先生，又派使者到湖南、江南以及天台采药。（《敬宗本纪》）这说明敬宗又是明知其害却故意重蹈覆辙。武宗在藩王府时，早就喜好道术和修炼摄养之事；即位后，又把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召到宫禁之中，修习符箓，炼制丹药。（《武宗本纪》）武宗宠幸的王贤妃私下对身边人说：“陛下每天服用丹药，说人不可能死；可是他的面色和肌肤光泽一天天消退、枯槁，我非常忧虑。”

译（《王贤妃传》）后来药性发作，燥热非常严重，喜怒无常；病情已经沉重，十多天不能说话，宰相李德裕请求见他也没有获准，不久便驾崩了。这说明武宗又被药物误害。宣宗亲眼见过武宗因服药而受害，但即位以后，仍派宦官到魏州，告诉韦澳说：“听说你信奉道教，得到过什么药方或方术，可以让来使口头奏报。”韦澳附在奏章后说：“方士的话不可听信，金石药物有毒，不宜服用。”（《韦澳传》）宣宗最终还是服用了太医李玄伯配制的长年药，病情表现为口渴并且内热燥急，背上长出毒疮，因而驾崩。懿宗即位后杖杀李玄伯。（《崔慎由传》《毕П传》）这说明宣宗又被药物误害。总计唐代服食丹药的皇帝有六位。穆宗、敬宗昏庸愚昧，他们被迷惑本来没有什么奇怪；太宗、宪宗、武宗、宣宗都是英明的君主，为什么甘愿用自己的身体来殉葬丹药呢？实在是因为贪生之心太重，反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李德裕劝穆宗不要服道士药的奏疏说：“高宗朝有刘道合，玄宗朝有孙甑生，他们都能用药物炼成黄金，但高宗、玄宗两位祖先最终都不敢服用。”（《李德裕传》）这样看来，这两位皇帝可以说懂得养生；至于他们的臣下服食金石药物的，有如杜伏威喜好神仙方术，服食云母，中了毒而突然死亡。（《杜伏威传》）李道古既然保全了柳泌，后来李道古被贬到循州，最终因为服药，吐血而死。（《李道古传》）李抱真喜好方术，有个叫孙季长的人替他炼制丹药，说服用这种药就应当成仙飞升；李抱真相信了他，对人说：“秦、汉两代的君主没有遇到这种药，我却遇到了；以后升天，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他服食丹药达到二万丸，无法进食，病得将死；道士牛洞玄用猪油和谷物把药冲下去，他的病稍微缓解。孙季长来了，说：“将要成仙了，为什么自己放弃呢？”于是李抱真又增加服食三千丸，最终死去。这实在是愚蠢而可怜。只有武后时期，张昌宗兄弟也曾替她配制丹药，萧至忠说这对圣体有功，由此可知武后服食过丹药；但她却活到了八十一岁。难道女子的身体本来属阴，可以服用燥烈的药物；男子的身体却会以火助火，必然导致水液枯竭、身体干槁吗？○玄宗五代一堂 肃宗还是太子时，代宗出生，成为嫡皇孙。代宗出生三天，玄宗前来给他洗浴；嫡皇孙身体虚弱，乳母嫌他相貌丑陋，另取其他宫中的孩子来冒充。玄宗看了很不高兴，乳母叩头说这个孩子不是嫡皇孙。玄宗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赶快把那个孩子抱来。”于是见到嫡皇孙，玄宗非常高兴，面向太阳看着他说：“他的福气超过他的父亲。”又回头对高力士说：“一天之内见到三位天子，真快乐啊！”（《吴皇后传》）这已经是盛大的事情了。又考察《旧书·顺宗纪》，顺宗出生于肃宗上元二年，当时玄宗还是太上皇；这样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五代皇帝总共同处一堂，不仅是一天之内见到三位天子，而且是一堂之中有五代天子。○唐有两上元年号 年号重复使用的事，已经见于《丛考》前编；都是不同时代的君主，因为没有详细考察，导致错误地沿用前代年号。到了唐朝，高宗有上元年号，而肃宗也用上元纪年；高宗和肃宗相隔不过六七十年，耳目相接，朝廷大臣难道没有记忆吗？竟让子孙重复祖宗的年号，这算什么呢？元顺帝仰慕元世祖开创基业、治理天下，因而使用元世祖的至元年号纪年，所以当时有“重纪至元”的称呼。衰乱的朝代不懂典故，本来就更不用说了。○德宗好为诗 唐朝各位皇帝中会写诗的很多，如太宗、玄宗、文宗、宣宗，都有御制诗流传后世，而尤其以德宗为最多。《刘太真传》说，德宗文思俊逸，每次有御制诗，便命令朝廷大臣全部奉和。如今考察本纪，贞元二年，德宗在麟德殿宴请群臣，作诗一章，命群臣奉和。四年，在曲江亭赐百官宴，作《重阳赐宴诗》六韵。六年，又在曲江亭宴请群臣，作《中和节赐宴诗》七韵。上巳节又设宴，作《上巳诗》一章。九年正月，退朝后作《退朝观仗归营诗》。十年，曲江九日赐宴，又作诗。十一年，赐宰臣和两省供奉官曲江宴，作诗六韵。十二年，亲制《刑政箴》一首，又制作《中和乐武曲》，在御殿演奏。这年仲春，在麟德殿赐宴；九日，在曲江赐宴，都作了诗。十七年仲春和重阳，在曲江赐宴，也都作了诗。十八年，九日在马嶙山池设宴，也作了诗，都命群臣属和。这些都是本纪中记载的。贞元四年重阳的宴会，德宗亲自作诗序，命朝廷官员奉和进献；德宗亲自评定他们的诗，把刘太真、李纾等四人列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列为次等，张▯、殷亮等二十三人列为下等；李晟、马燧、李泌三位宰相的诗不加以优劣评定。（见《刘太真传》。）韦绶在内廷值班时，德宗作《黄菊歌》，回头对身边人说：“不能不让韦绶看看。”立即派人拿去给他，韦绶随即奉和进献。（《韦绶传》）德宗又曾制作《宸▯》《台衡》二铭赐给马燧。（《马燧传》）杜希全赴天德镇任职时，献上《体要》八章，其中多有规劝讽谏，德宗便制作《君臣箴》赐给他。（《杜希全传》）张建封入朝后将要返回镇所，德宗作诗为他饯行。（《张建封传》）这些都是列传中记载的。现在载录其中几首。贞元四年《曲江赐宴诗》说：“早晨穿戴好朝服面对庭院中的火炬，亲自施行教化，勤勉之意真诚。此时万机稍有闲暇，恰好又逢佳节。曲池流着清冷的水，芳菊舒展着金色的花朵。天地间秋气清爽澄澈，台殿沐浴在清丽的秋光中。朝廷内外庆贺年成丰收，盛大宴会中充满欢乐的声音。永远牢记不可荒怠的戒训，贤良之士都怀有这样的心情。”他赐给张建封的诗说：“牧守之任寄托着重要职责，贤能之才应时而生。你从淮甸宣扬教化，接受符节，承担藩镇的职责。入朝觐见，展开长久的思念；临轩相见，慰藉你归来的情意。忠诚存于方寸之间，感激之情陈述在言辞里。报效国家是你的志向，体恤百姓是我的凭借。欢宴之中情意没有穷尽，车马将要到了返回的时候。谷雨将至，节候即将相应，巡行春日尚且不算迟。不要因为相隔千里遥远，便说没有人知晓我的心意。” ○褒贬前代忠奸

译为闾里树立表彰，为墓地立碑，是新朝鼓舞和表扬臣民的首要事务；所以表明是非的公论，就是更新天下人耳目的手段。唐武德元年，下诏追赠隋朝高▯、贺若弼、薛道衡、宇文[A102]、董纯等人，他们都坚持节操、怀有忠心，却遭受极刑，于是特意追赠官职并加谥号。贞观元年，下诏说齐朝崔季舒、郭遵、封孝琰，因为直言极谏而遭受灾难，应褒奖并叙录他们的子孙。这样就不只是赠恤死者，而且还授予他们的后人官职了。麟德元年，又下诏访求北周宇文孝伯的子孙，授予官职。这些都是褒奖忠臣的良好典章。贞观元年，追究隋臣裴虔通亲手弑杀炀帝的罪行，削去爵位，流放到▯州。贞观七年，又下诏规定，宇文化及及其弟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礼、杨览、唐奉义、牛方裕、元敏、薛良、马举、元武达、李孝本、孝哲、张恺、许弘仁、令狐行达、席德方、李覆等弑杀炀帝的人，他们的子孙一律禁锢，不得列入仕进等次。这也足以彰明公正地惩恶。然而，乱臣贼子人人都可以诛杀；宇文化及等人已经死了，禁锢他们的子孙是对的。裴虔通还活着，却只因为那是前代的事情，便不再依法诛杀，只把他流放到遥远的边地，仍然难免有失刑罚适当之处。武后圣历元年，又追贬隋朝杨素的子孙，不许他们担任京官或充任侍卫。○谥号兼顾美恶 唐朝制度规定，三品以上官员都可以请求赐谥；但由于人的贤能与否不同，就必须考核其一生的行为来确定谥号，大概还保留着古代的原则。皇甫无逸在蜀地任官，他的母亲在京城去世。无逸奔赴京城办理丧事，途中死亡，太常拟谥为“孝”。王▯驳议说，无逸赴任时没有带母亲同行，不能称为孝，于是改谥为“良”。萧▯去世，太常拟谥为“肃”，唐太宗认为他多疑善忌，改谥为“贞褊”。裴矩去世，起初谥为“恭”，刘洎认为他奢侈放纵而提出驳议，于是改谥为“纵”。封俭死后，他奸邪的事情败露，改谥为“缪”。许敬宗去世，博士袁思古议定，许敬宗抛弃儿子在荒远边地，把女儿嫁到蛮族部落，谥为“缪”。许敬宗的孙子彦伯请求改谥，博士王福▯坚持认为不可以；诏令尚书省重新议定，认为既然犯错后能够改正，可以称为“恭”，于是请谥为“恭”。（《新唐书》说改谥为“蔡”。）韦巨源去世，太常拟谥为“昭”。李邕认为他依附武氏、韦氏而做宰相，不应得到美谥；虽然朝廷没有采纳，议论者却认为李邕说得对。杨炎去世，谥为“肃愍”，孔▯提出驳议，改谥为“平厉”。高璩去世，博士曹邺议论说，他任宰相时交游之人品行杂乱，请求谥为“刺”，朝廷采纳了。这些事都见于各人的本传。这说明当时还能保留彰善惩恶的公正原则，并不专门只用美好的评价来奉承人。然而，当时已经有很多请托而导致谥议失实的弊病。李虞仲上奏说，古人将在下葬时请求议定谥号；如今近的有时过二三年，远的有时过数十年才请求议谥。人死已久，采集传闻无法考察取信，依据诔文和行状，其中也有许多浮夸之词。请从今以后，凡是应当得到谥号的人，在下葬前一个月，请考功、太常议定谥号。在京城的不得超过半年，在外地的不得超过一年；如果本人没有请求，允许考功直接考察其事迹并议定谥号。（《李虞仲传》）可见唐朝对于谥法仍然这样详细慎重。后世只有得到赐谥的人才有谥号；既然是蒙受恩赐，必然认为此人一生的行为没有缺失，所以谥号都有褒美而没有贬恶。○唐朝追赠太子称帝号的滥用 儿子继承帝位后追尊父亲为帝，这是合乎礼制的。弟弟继承帝位后追尊兄长为帝，或兄长继承帝位后追尊弟弟为帝，就已经属于过分了。例如玄宗追册中宗的儿子襄王李重茂为帝，是因为重茂原本由韦后立为帝，后来降封襄王，所以死后仍归还他的帝号，还不能说不厚道。玄宗又因为兄长李宪让位给自己，使自己得以即位，李宪死后，追赠为让皇帝。肃宗因为长兄李琮早死，追赠为奉天皇帝。代宗因为弟弟李亻炎有功，却被人诬陷而死，追赠为承天皇帝。这些都属于超越礼制的做法，但还可以找到理由来解释。至于太子死后追尊为帝，必定是他的儿子即位后追尊父亲为帝；例如金世宗的太子允恭，因为儿子章宗即位，谥为显宗。元世祖的太子真金，因为儿子成宗即位，谥为裕宗，也是这样。可是唐高宗的太子弘去世后，追赠为孝敬皇帝，这是父亲反过来追尊儿子为帝，实在非常违背常规。若是追赠太子，必定是他曾经做过太子，只是或早死，或不得善终，于是仍恢复原来的称号。例如中宗的儿子重润，在高宗时已经立为皇太孙，后来被武后杖杀，神龙初年追赠为懿德太子。宪宗立儿子李宁为太子，李宁去世，追赠为惠昭太子。文宗立儿子李永为太子，后来废黜，死后追赠为庄恪太子。这是父亲追赠儿子。（太宗立儿子承乾为太子，后来废黜，死后没有追封。高宗立儿子忠为太子，后来废黜，死后封为燕王。昭宗立儿子德王李裕为太子，后来刘季述废黜昭宗而拥立李裕为帝，恢复帝位后，仍让李裕为德王。）中宗立儿子重俊为太子，后来起兵诛杀武三思，兵败而死，睿宗追赠为节愍太子。这是叔父追赠侄子，也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太子。高祖立儿子建成为太子，太宗杀了他，即位后仍追赠为隐太子。高宗立儿子贤为太子，贤被武后废黜后杀死，睿宗追赠为章怀太子。玄宗立儿子瑛为太子，瑛因谗言而死，肃宗仍追赠为太子。这是弟弟追赠兄长，也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太子，因而恢复原有的称号和待遇。敬宗的儿子普在文宗时去世，追赠为悼怀太子。懿宗的儿子倚被刘季述杀死，昭宗追赠为恭哀太子。这是叔父追赠侄子，也是因为李普、李倚本来应当成为太子，只是年幼而没有被立，于是恢复了他们原有的名分，还不能说不厚道。至于从未做过太子，死后却追赠太子的，例如玄宗的儿子琬去世后，追赠为靖恭太子；

译代宗的儿子邈去世后，追赠为昭靖太子；宣宗的儿子汉去世后，追赠为靖怀太子。这些人本来都不应当成为太子，却在死后用太子的称号来荣耀他们，已经难免扰乱礼制；但这毕竟还是父亲赠给儿子，在名分上还算顺当。至于玄宗把弟弟申王▯追赠为惠庄太子，把岐王范追赠为惠文太子，把薛王业追赠为惠宣太子，这三位王难道是要作为睿宗的太子吗？睿宗本来已有太子李宪（睿宗在武后时期做皇帝，先立李宪为太子，后来玄宗平定内难，李宪让位给玄宗做太子），后来又以玄宗为太子。这三位王起初从未亲自做过太子，给他们加上大国的荣号也就可以了。太子的称号，归根到底是说儿子继承父亲的名位，并不是像官爵那样可以追加赠授的；如今却把它施加给从未做过太子的弟弟，反而好像把弟弟降列到自己儿子的行列中。这是只想用追尊来表示兄弟友爱，却不知道反而严重失礼。后来穆宗的儿子凑在文宗时因谗言而死，文宗追赠他为怀懿太子。穆宗已经有太子敬宗并且敬宗已经即帝位，李凑并未做过太子，文宗却以堂兄的身份追赠他为太子，也同样是这种失礼。（顾宁人《日知录》只举了秦文公的太子死后赐谥为▯公，以及代宗追谥弟弟为承天皇帝两件事，还没有列举完整。） ○以帝号标列皇后谥号 用皇帝的谥号来标列皇后的谥号，是范蔚宗《后汉书》追述记载的例子，并不是当时的制度。光武帝的阴皇后本来谥为“烈”，因为和光武帝的谥号合称，所以称为“光烈”。明帝的马皇后本来谥为“德”，因为和明帝的谥号合称，所以称为“明德”。章帝窦皇后称“章德”，和帝邓皇后称“和熹”，安帝阎皇后称“安思”，桓帝窦皇后称“桓思”，炅帝何皇后称“炅思”，献帝曹皇后称“献穆”，都是仿照这个例子。桓帝梁皇后的谥号是“懿献”二字，不便同皇帝谥号合称，于是称作“桓帝懿献梁皇后”；由此可以看出范氏史书把两者牵强合并记载的体例。后世不了解这一点，于是在给皇后议定谥号时，便立即把皇帝的帝号联系上去。例如唐高祖去世，合并其谥号称为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去世时，起初谥为“文德”，等到太宗去世，又合并谥为文德圣皇后，这反而成了按照妻子的谥号来称呼丈夫。睿宗窦皇后的谥号，太常起初拟为“大昭成”；有人援引《后汉书》的例子，认为应当把“圣真”置于谥号之前：如果用单字相配，应称为“圣昭”或“睿成”；如果用双字相配，应称为“大圣昭成”或“圣真昭成”。（这是因为睿宗的谥号是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他们认为这就是后汉“光烈”等谥号的例子，而且也是本朝“太穆”“文德”的旧例。太常驳斥说：“范蔚宗用帝号标列皇后谥号，是史家记事的体例，妇人的谥号未必一定要和丈夫相同。入太庙称为后，意义联系于丈夫；在太庙称为太，意义联系于儿子。文母是生前的称号，文王是死后的谥号，难道周公也因为妻子而改变丈夫的称号吗？《后汉书》不能作为依据。”诏令说：“可以。”（这些都见于《皇后传》。） 《后汉书·皇后纪论》说：“汉代皇后没有独立的谥号，都是因袭皇帝的谥号作为称号。中兴以后，明帝才开始建立‘光烈’这一称号；此后又确定用‘德’来与皇帝谥号相配，所以马皇后、窦皇后都称‘德’。蔡邕才开始追议并订正和熹皇后的谥号；此后的安思、顺烈以下诸后，都依照这个做法加上谥号。”考察蔡邕的《谥议》说：“汉代母后的家族没有谥号，到明帝时才开始建立‘光烈’这一称号。从此以后，转而因袭皇帝的名号，加上‘德’字，上下优劣混在一起，完全不是礼制。谥法规定，有功而使人安定的称为‘同’；皇帝和皇后是一体，礼制也应当相同。大行皇太后的谥号应当是‘和熹’。”据此可知，皇后有独立谥号，始于明帝给阴皇后议谥，后来由蔡邕给邓皇后议谥而形成定制。又考察魏道武帝追谥先代皇后，都没有本来的谥号。《北史·后妃传序》说，她们都随着皇帝的谥号作为皇后的谥号。现在考察，如神元皇后窦氏、桓皇后惟氏、平文皇后王氏之类就是这样；神元、桓、平文都是皇帝的谥号，她们的皇后没有自己的谥号，所以直接沿用皇帝的谥号。至道武帝以后，皇后就有自己的谥号，例如道武宣穆皇后刘氏、明元昭哀皇后姚氏。“道武”“明元”是皇帝的谥号，“宣穆”“昭哀”是皇后的谥号；称作道武宣穆、明元昭哀，也只是史家追述记载的体例，即用帝号来标列皇后的谥号。○皇后哀册中的尊称 德宗的昭德皇后去世，侍郎李纾撰写哀册文，称她为“大行皇后”。德宗认为这不合典制，命学士吴通元重新撰写；吴通元又称她为“咨后王氏”，议论者也认为不妥。应当像贞观年间岑文本撰写文德皇后的谥册那样，称为“皇后长孙氏”。（《旧唐书》） ○祔葬礼制的变更 招魂后安葬，起源于东汉。光武帝的姐姐元是邓晨的妻子，起兵时元被害；后来邓晨被封侯，去世后，光武帝追尊姐姐为公主，招来她的魂，与邓晨合葬，这就是招魂安葬的开始。唐中宗的和思赵皇后，先前被武后幽禁而死，没有人知道埋葬的地方。中宗去世后，议论者认为韦后获罪，不宜与中宗祔葬，于是追谥赵氏为皇后，打算举行招魂祔葬的礼仪。博士彭景直上奏说，古代没有招魂的礼仪，不能准备棺椁；应当依据《汉书·郊祀志》所载黄帝衣冠葬于桥山的故事，把皇后的衤韦衣放在陵墓的寝宫中，招魂后把衣服放入魂舆，以太牢祭告，再把衣服迁入寝宫，覆盖夷衾后祔葬。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睿宗的刘皇后、窦皇后，也都被武后杀死，不知道埋葬在哪里，后来也都招魂安葬，大概也是仿照赵皇后的例子。然而，古代不在墓地祭祀，只把在宗庙建立神主看作要事。魂气归于天，形体归于地；招魂后安葬，是想让归天的魂进入地下，按道理很难强行解释通。即使只安葬衣冠，也必定要先把魂招到衣冠上，然后再安葬衣冠，这仍然是想让魂进入地下。既然不知道埋葬地点，似乎不必再设置祔葬这种空虚的礼仪，只要奉神主祔入宗庙就可以了。

译考察晋朝东海王司马越死在项地，他的丧柩被石勒焚烧；王妃裴氏渡江归附元帝，想招魂安葬司马越。博士傅纯说：“圣人制定礼制，设置坟墓和棺椁来收藏形体，用凶礼来奉事；把神主安置在宗庙、祧庙来使神安宁，用吉礼来奉事。送形体前往墓地，迎神精返回宗庙，这是墓与庙的根本区别，也是形体和精神的不同制度。室庙、寝庙在不同地方祭祀，是为了广泛寻求神灵所在的途径；唯独不在墓地祭祀，是因为墓地不是神灵所居之处。”于是下诏不许这样做。这说明晋人已经有了确定的议论。代宗的沈皇后（德宗的母亲）陷于贼中，不知生死。德宗即位后，多次寻找都没有结果。到宪宗时，群臣请求仿照晋代庾蔚之的议论，寻找三年以后仍无结果，再等到相当于中寿时为她服丧。于是就在这一年九月发丧举哀，先命人制作一套衤韦衣，选择日期祔入代宗陵墓。这也是礼制中原本没有却设置出来的礼。考察《晋书·李胤传》，李胤的祖父李繁躲避公孙度的征召，渡海后不知所终。李胤的父亲李信多年寻找没有结果，想举行丧礼又担心父亲还活着；恰好有一个与父亲同年的人去世，于是便在那时举行丧礼。后来因徐邈劝他娶妻，已经生了儿子，才断绝房事。这也是一个先例。《南史·沈洙传》记载，建康令沈孝轨的门生上牒说，主人的父亲沈炅的灵柩在北周境内，主人奉命出使关右，因而想迎接灵柩，已经很久仍未回来。这个月底就是第二个周年，主人的弟弟和儿子应当在本月底为沈炅除服，还是应当等主人回来后再为沈炅除服？江德藻说，礼制规定，丧事拖延而没有下葬，只有主持丧事的人不除服，其余人都按服丧月份届满而除服；这说的是家中有事而未能下葬的情况。沈孝轨既然身在异域，虽然去迎丧却没有确定的归期，如果各位弟弟最终都不除服，就会永远不能婚嫁，应当请沈洙裁定。沈洙议论说：“礼制有正常的规定，也有根据实际情况变通的规定。《礼记·小记》的记载，是礼制的正常规定。但魏氏东关之战时，尸骨遗失，安葬没有期限，议论者认为不能终身服丧，所以制定了除服的制度。晋代丧乱时，有人死在北方，没有办法迎回灵柩，因此又重申了这一制度。如今沈孝轨的丧柩归来还没有确定期限，在这里的人应当除服。如果将来丧柩能够归来，再另行举行改葬的礼仪。”《礼记》说，改葬时穿缌麻丧服。这是因为不忍心不穿丧服送至亲下葬。○在宗庙议定谥号 顺宗的王皇后去世，太常进呈谥号，公卿想告祭天地和宗庙。礼院上奏说：“考察《礼记·曾子问》，古代天子要向上天称述死者的德行来议谥。皇后的谥号则在宗庙中宣读。《江都集礼》也说，应当在宗庙给皇后议谥；又说皇后不参与外朝事务，不应在郊外举行相关礼仪。按照礼制，地位卑下者不能为尊贵者作诔，儿子不能给母亲加爵，所以必须在宗庙议谥，是因为应当由祖先神灵裁定。因此，天子在郊外议谥，后妃在宗庙议谥。”朝廷采纳了。○两位太后并称 文宗即位时，敬宗的母亲王太后还在世，而文宗自己也有母亲萧太后，于是称敬宗的母亲为宝历太后。后来又因为两位太后难以区别，便下诏用宫名加以区分：宝历太后居住在义安宫，称为义安太后。武宗即位后，文宗的母亲萧太后还在世，迁居积庆殿，于是称为积庆太后。○皇太后不祔葬 穆宗已经安葬很久，他的妃子韦氏生下武宗，也已经去世很久。武宗即位后，想把母亲祔葬到穆宗的光陵。宰臣上奏说，神灵之道贵在安静，光陵安葬已经二十年，不可以再开挖；太后所葬的福陵也已经封土营建很久，不宜迁移。请只把太后的神主奉入宗庙，与穆宗合祔。武宗采纳了。明世宗又有三位皇后：孝源皇后是元配；后来立张皇后，张后被废；再后来立孝烈方皇后，方后去世。世宗想先把方后的神主祔入太庙，群臣请求在皇妣睿皇后的神位旁设置位置；等到方后神主藏入后寝时，就在宪宗庙中皇祖妣右侧设置帷帐，以遵从祔于祖姑的意义。世宗说：“哪有在这里享祀，而神主却藏在那里？可以把仁宗的神位迁入祧庙，使方后的神主直接排列在我的神位次序中。”群臣说，皇后虽然适宜祔享，但迁动神位以及安排庙次，不是臣子所敢议论的。世宗发怒，于是把方后的神主祔入第九室。隆庆年间，采纳群臣的意见，仍将元配孝源皇后与世宗合葬于永陵，把孝烈皇后的神主迁到弘孝殿。考察明宪宗的生母周氏，当时已经尊为皇太后，到孝宗时才去世。孝宗向刘健等人询问▯庙的礼制，刘健说：“汉代以前，一位皇帝配一位皇后；配享第二位皇后，是从唐代开始的；配享第三位皇后，是从宋代开始的。所谓三位皇后，就是一位正皇后、一位继皇后和一位生母。”皇帝说：“办事必须以古制为准。祖宗以来都是一帝一后，如今并祀两位皇后，破坏礼制就要从我开始了。”于是没有▯庙。嘉靖年间，改为在陵殿祭祀，神主题为“皇后”，不附系皇帝谥号，以区别嫡出和庶出。此后穆宗的母亲、神宗的母亲，以及光宗、熹宗、庄烈帝的母亲，都采用了这一制度。建成和元吉的儿子被诛杀 谋反的人要灭族，秦、汉以及六朝以来，都采用这种法律。（见《崔仁师传》。）太宗还是秦王时，杀死李建成、李元吉，不过是兄弟之间相互残杀；当时太宗还没有做皇帝，不能按照谋反来论定。可是，李建成的儿子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以及李元吉的儿子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鸾、晋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全都因这件事被处死，并从宗籍中除名。当时高祖还在帝位，却眼看着自己的孙子按照谋反罪伏法被诛，不能救一人，高祖也已经危急到了极点。没入掖廷 被灭族的人，杀掉成年男子以后，他们的妻妾、儿媳以及年幼的子孙，都没入掖廷，充作奴婢。例如樊兴、钱九陇都因为父亲犯罪，被配没为皇家隶人。（《樊兴传》等）武后杀唐朝宗室时，成年男子都被杀死，年幼者都没入宫中，成为官奴。（《巢王明传》）李师道被诛后，他的小儿子被没入掖廷。（《李师道传》）这说的是年幼的子孙。齐王李元吉被诛后，他的妃子被没入宫中，成为太宗的妃子。（《巢王明传》）庐江王李瑗被诛后，他的姬妾入宫侍奉太宗。（《王珪传》）上官仪和他的儿子上官庭芝被诛后，庭芝的妻子郑氏和女儿婉儿被配入掖廷。（《上官仪传》）吴元济的妻子沈氏、李师道的妻子魏氏，在败亡被诛后都被没入宫中。（《吴元济传》《李师道传》）李师道被诛后，宪宗对宰相说：“李师古的妻子，是李师道的叔嫂关系；虽然说是逆族，也应当分别等第降罪。李宗▯的妻子也是士族出身，如今都在掖廷，按法律似乎稍微过重了。”崔群奏称，这正是圣主仁慈恻隐之心。于是，师古的妻子裴氏、女儿宜娘、宗▯的妻子韦氏以及她们的男女子女，全都获得释放。

译（《崔群传》）御史李孝本是皇族，因为李训一案被诛杀，他的女儿被没入宫中，魏▯进谏，请求把她放出。（《魏▯传》）又如元载的女儿真一，年幼时做了尼姑；元载败亡后，她被没入宫中。德宗时，才告诉她元载已经死了，她号哭着倒在地上。可见，出家为尼的女子也不能免于没入宫中。（《元载传》）韩▯经过汴州时，对刘玄佐说：“应当早些去朝见天子，不能让太夫人白了头发，却和儿媳、子孙一起充塞宫掖。”（《韩▯传》）可见，当时的法令就是这样。不过，其中也有人后来生下贵子。肃宗还是太子时，玄宗命高力士选择良家女子来侍奉他，高力士说：“由京兆府选取，别人会找到借口；不如选择掖廷中的衣冠女子。”正好有吴令▯因犯罪而死，他的女儿被没入宫中，高力士选她进宫，后来生下代宗，她就是章敬皇后。李▯谋反被诛后，他的妾郑氏被没入宫中，宪宗宠幸她，后来生下宣宗，她就是孝明皇后。考察《北史·崔昂传》，法律条文规定，被籍没的人家，妇女年满六十岁以上的，免于配入官府。唐代的女祸 报应之说，本来很渺茫；然而也有不能不相信的地方。唐高祖最初任晋阳留守时，宫监裴寂私下把宫女带来侍奉他。后来太宗起兵，让裴寂用这件事胁迫高祖，说：“二郎举起义旗，正是因为裴寂曾让宫女侍奉您，害怕事情败露后被灭族。”高祖于是下定了决心。（《裴寂传》）这样看来，高祖起兵，实际上是由女色引起的。后来太宗杀死弟弟李元吉，就把元吉的妻子纳为妃子。庐江王李瑗因谋反被诛，他的姬妾又入宫侍奉在太宗身边。两代开创基业的君主，都是纵情女色、放纵欲望的人。谁知到了贞观末年，武后已经在宫中；后来她临朝称制，杀害唐朝子孙几乎殆尽，宫闱中的丑事，千百年来都被人指为笑柄。韦后接着出现，淫秽声名传遍四方；她和私通的武三思，还把自己的丑行张贴在天津桥上，以此陷害张柬之等人，不久又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宫闱中的女祸，到这时达到了极点。后来玄宗平定宫廷内乱，开元年间的治理几乎达到家给人足的程度，却被一个杨贵妃败坏了。安史之乱虽然不完全是由于女宠，但玄宗沉溺美色、心志懈怠，只知道追求享乐，因此任用非人而不觉悟，酿成大祸却不知晓，以至于渔阳的战鼓响起，两京陷落，河朔三镇也从此丧失，唐王室因此不能振兴。追溯祸乱的起点，未尝不是荒淫女色所留下的祸害。既然如此，那么因女色而兴起的，也仍然因女色而败亡；所谓君主因这个开始，也因这个终结，难道不能说这是天道报应循环、昭然可见的事情吗！武后的残忍 自古以来，昏庸无道而喜欢杀人的君主，有石虎、苻生、齐明帝、北齐文宣帝、金海陵炀王；英明的君主中喜欢杀人的，有明太祖；然而都没有像唐武后这样残忍的。她最初为了诬陷王皇后，亲手▯死自己的女儿。（武后当时还是昭仪，生下女儿，王皇后前来，抚弄孩子后离去。昭仪暗中把女儿弄死在被子下面，等皇帝来到时，假装欢笑；揭开被子，女儿已经死了。左右侍从说：“皇后刚才来过。”昭仪悲哭，皇帝发怒说：“皇后杀了我的女儿。”王皇后无法为自己辩解，不久就被废黜。）她连对亲生孩子的爱也断绝了，夺取了燕昵亲爱的私情，已经完全违背人性。等到她正式成为皇后，王皇后、萧良娣被废黜，各杖责二百下，反绑双手投入酿酒的大瓮中，说要让这两个老妇人“骨头都醉掉”。几天后她们死去，尸体还被肢解。她又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流放到死，并杀死上官仪。她一出手办事，凶恶的气焰就超过常人；但这还可以说是嫉妒者的常情，不得不害人以利己。称制以后，她想树立威势来控制天下，打开告密之门，放纵酷吏周兴、来俊臣、邱神▯等人制造大狱，指使将相相互牵连，把一切案件都按谋反论处，官吏争相把罗织罪名视为能耐，于是诛杀几乎没有一天停止。大臣中有裴炎、刘▯之、邓玄挺、阎温古、张光辅、魏玄同、刘齐贤、王本立、范履冰、裴居道、张行廉、史务滋、傅游艺、岑长倩、格辅元、欧阳通、乐思晦、苏干、李昭德、李元素、孙元亨、石抱忠、刘奇等几十人；大将中有程务挺、李光谊、黑齿常之、赵怀节、张虔勖、泉献诚、阿史那元庆等，也有几十人；一般官员中有周思茂、郝象贤、薛ダ、裴承光、弓嗣业、弓嗣明、弓嗣古、郭正一、弓志元、弓彭祖、王令基、崔▯、刘昌从、刘延景、柳明肃、苏践言、白令言、乔知之、阿史那惠、杜儒童、张楚金、元万顷、苗神客、裴望、裴琏、韦方质、刘行实、刘日瑜、刘行感、张虔通、云宏嗣、李安静、裴匪躬、范云仙、薛大信、来同敏、刘顺之、宇文全志、柳ギ、阎知微等数百人，全都并排引颈受死，如同宰杀猪羊。甚至连邱神▯、来俊臣这类过去曾为武后拼死效力、残害朝臣的人，也被杀掉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那些流放在外的人，她又派万国俊到岭南，杀了三百多人；又分别派遣六名御史到剑南、黔中等郡，把流人全部杀掉。他们都唯恐杀得太少，刘光业杀了九百多人，其余人杀得少的也不下五百。即使明太祖诛杀胡惟庸、蓝玉两党，也没有超过这个程度。然而，这些还只是中外官僚，并不是皇亲宗室。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起兵谋求恢复王室，事情失败后被诛杀。于是，武后又杀了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炅夔、范阳王李霭、黄公▯巽、东莞公李融、霍王李元轨、江都王李绪、舒王李元名、汝南王李玮、鄱阳公李▯、广汉公李谧、汶山公李蓁、广都王李▯、恒山王李厥、江王李知祥及其儿子李皎、嗣郑王李▯敬、豫章王李▯、蒋王李炜、安南郡王李颖、禹阝国公李昭、滕王李元婴的六个儿子、纪王李慎的儿子义阳王李琮、楚国公李▯、襄阳公李秀、广化公李献、建平公李钦、曹王李明，以及诸宗室李直、李敞、李然、李勋、李策、李越、李黯、李元、李英、李志业、李知言、李元贞、钜鹿公李晃等数百人，全部从宗籍中除名；年幼者流放到岭南，又被六道使者杀死。即使萧鸾杀害高帝、武帝的子孙，完颜亮杀害太祖、太宗的子孙，也没有超过这个程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然而，这还可以说是李氏宗室，并不是武氏族人。武元庆、武元爽是武后的哥哥，武惟良、武怀运是武后的侄子；武元庆、武元爽不久就因犯罪而死。武后的姐姐之女被高宗宠幸，封为魏国夫人，武后私下毒死了她，又把罪过归给武惟良、武怀运，将他们杀死。然而，这还可以说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侄子，本来就与她不和。至于高宗的儿子，他们是武后的亲生儿子：武后所生的李忠，已经立为皇太子；因为武后另有儿子李弘，李忠甘愿让出储位，改封为梁王，后来又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赐令自杀。泽王李上金是后宫杨氏所生，许王李素节是萧淑妃所生；武三思指使周兴诬告他们谋反，李素节被勒死在驿亭，李上金听说后也自缢。李上金的七个儿子、李素节的九个儿子全都被诛杀，年幼者全部囚禁在雷州。然而，这还可以说是因为他们不是武后亲生的。太子李弘却是武后的亲生儿子，立为储君，贤明有德，天下闻名；他请求把被幽禁在掖廷的萧淑妃的女儿放出嫁人，武后因此憎恨他，又因为他的聪明睿智对自己不利，竟然使他中毒而死。李弘死后，武后立他的弟弟李贤为太子，李贤也是武后的亲生儿子；武后又因他触犯自己的忌讳，让人揭发他的隐秘罪行。高宗想减轻他的罪，武后说：“大义灭亲，不可赦免。” 于是李贤被废为庶人，流放巴州，武后后来又派邱神▯逼迫他自杀，并杀死他的儿子李光顺。只有一个儿子李守礼，也被幽禁在宫中，屡次遭受杖打。玄宗时，岐王曾上奏说他能够预知下雨和天晴，皇帝询问原因，他回答说：“臣没有别的本领，只是天后在位时挨杖留下的伤痕，下雨就胸闷难受，天晴就恢复正常罢了。”中宗的儿子邵王李重润，是武后的孙子；永泰公主，是武后的孙女；公主的丈夫武延基，是武后的孙女婿。这三人曾私下议论张易之等人出入宫中，恐怕会发生不利之事，武后听说后，命令他们全都自杀。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是武后的亲女婿，也因为武后的私怨被杀。这是因为放纵欲望而杀害亲生子孙，天理已经灭绝了。然而，这还只是因不利于她放纵欲望而加害亲人。薛怀义入宫侍寝，宠爱冠绝一时，甚至被任命为行军大总管，率领十八位将军攻打默啜，并以宰相李昭德、苏味道担任他的长史、司马，可以说宠爱到了极点。后来武后因为猜忌，竟命太平公主埋伏几十名强壮妇人，把薛怀义捆起来杀死，再用畚车把尸体运回白马寺。这又是感情最深厚的人，她也能割舍宠爱，断绝他的性命。《新唐书》说她应当忍心决断，即使非常宠爱，也没有丝毫隐瞒。真是千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残忍之人啊！考察古代太古以来因纵欲而杀害儿子的事，北魏文明冯太后行为不正，有内宠李奕；献文帝因事情诛杀李奕，冯太后于是害死献文帝。但献文帝并不是冯太后亲生的儿子。孝明帝元诩的母亲胡太后亲生了孝明帝；孝明帝年幼即位，胡太后肆意做凶恶淫秽之事。后来孝明帝长大，母子之间产生嫌隙，胡太后于是毒死孝明帝，后来又被尔朱荣沉入黄河。她只是有武后的失德，却没有武后的雄才，更不值得一提。武后能够纳谏并知人 武后虽然淫乱邪恶到了极点，但她采纳劝谏、识别人材，也有别人比不上的地方。刚开始称制时，刘仁轨上疏，以吕后为戒，武后立即让武承嗣带着敕书慰问晓谕他。（《刘仁轨传》）大食国进献狮子，姚▯上奏说不应看重奇异之物，武后立即下诏停止接纳其使者。九鼎铸成后，武后想用黄金涂饰，也因姚▯进谏而停止。（《姚▯传》）武后想在季冬举行讲武，有关官署拖延到孟春，王方庆进谏说孟春不可以练武，武后立即听从。（《王方庆传》）季秋时梨花开放，武后拿出来给宰相看，宰相都认为这是仁德惠及草木，只有杜景俭认为是阴阳失调造成的。武后说：“这才是真正的宰相。”（《杜景俭传》）河北百姓被契丹俘获，武懿宗准备上奏杀掉他们，杜景俭认为这都是被迫胁从所致，应当宽赦。王求礼又说，武懿宗遇到贼军便退缩，反而加罪于被胁迫的百姓，请求斩杀武懿宗来向河北百姓谢罪，武后立即因此赦免河北百姓。（《杜景俭传》《王求礼传》）张庭▯进谏反对建造大佛像，武后立即答应，并召见他当面慰劳。（《张庭▯传》）朱敬则请求改严刑峻法为宽缓的政令，武后也听从了。（《朱敬则传》）李峤请求为过去被酷吏陷害而破家的百姓平反，武后没有听从；桓彦范等人又上了十道奏疏，她最终还是听从了。（《李峤》等传）苏安桓上奏请求把政权归还太子，武后也没有发怒。不过，这些还只是议论、陈述朝政。至于武后最宠爱、最忌讳别人议论的人，大概没有比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更甚的了。然而苏良嗣在朝廷上遇到薛怀义，命令左右打他的耳光；薛怀义向武后告状，武后只是告诫他出入宫门时不要走北门，也不要走南牙去触犯宰相，却没有听说责罚苏良嗣。（《苏良嗣传》）薛怀义把平民度为僧人，御史周矩弹劾他，武后说：“是朕命令他到御史台去的。”薛怀义到后，袒露肚腹躺在床上，周矩召来官吏准备审问他，薛怀义立即骑马离去。周矩把这件事上报，武后说：“这个道人患有风病，不可以严加盘问。至于他度的僧人，任凭你审查。”周矩把这些人全部发配流放；后来周矩被薛怀义诬陷而免官，也没有听说武后因此加罪于他。（《周矩传》）武后晚年尤其宠爱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张易之诬告魏元忠想挟持太子结交为长久的朋党，并引张说作证；到了朝廷上诘问张说时，张说说明魏元忠没有说过这种话。武后虽然把魏元忠贬为高要尉，把张说流放到钦州，却没有听说把他们置于死地。张易之贪赃受贿的事情败露，被御史台弹劾，武后下诏让桓彦范、袁恕己等人审讯他，桓彦范等奏称按罪应当灭族。

译张昌宗自称为武后炼丹有功，诏书虽然赦免了他，但仍以贪赃受贿之罪归咎于他的哥哥张昌仪、张同休，罢免他们的官职，也没有听说因此加罪于桓彦范等人。张昌宗引术士占卜，说自己有天子之分，宋▯上奏弹劾，请求把他交付狱官，武后便下令彻底追查。武后表面答应，却让宋▯出使幽州，另派崔神庆审讯，因而免除了张昌宗的罪。宋▯仍坚持上奏说张昌宗应当斩首，李邕说：“宋▯说得对。”武后虽然不听，也从未因此治宋▯、李邕等人的罪。（《张昌宗传》）张易之把蜀地商人宋霸子等人带入宫中，在武后面前设宴，韦安石上奏说卑贱之人不应参与，武后回头命左右把他们赶出去。后来武后反而加以安慰并赦免他们，也没有听说因此治韦安石的罪。（《韦安石传》）然而，这还没有直接揭露武后淫秽的丑事。朱敬则上疏劝谏不要选取美少年时，却说：“陛下在内宫宠幸的已有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近来又听说尚食柳模自己说，他的儿子柳良宾肤色洁白、须眉秀美；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可以充当宫内供奉。”桓彦范曾因张昌宗被宋▯弹劾一事进谏，武后不肯把张昌宗交付狱官，桓彦范又上奏说：“陛下因为与张昌宗有簪履之恩已经很久，不忍加刑。”这些话都是直接揭露武后与宠幸之人的亲昵淫乱，丑陋可耻，连臣下都难以承受；但武后不仅没有治罪，反而赏赐朱敬则彩帛一百段，说：“不是你，我还听不到这些话。” 然而于▯、彦范最终仍受到保护和任用。像怀义、易之这类人在宫闱之中，什么话不能用来中伤贤良之士，而武后后来始终没有因此动摇，可见她能够辨别人才、主持国政，有远胜常人的地方；她看怀义、易之等人，不过像男宠一类罢了。君主富有四海，妃嫔往往多达千百人，武后既然亲自成为女主，所宠幸的不过几个人，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深怪的，所以她起初并不以此为忌讳，仿佛也没有必要忌讳。至于任用人才、处理政务这些大事，她却独自掌握纲要，到老也不可动摇。陆贽说，武后能够收揽人心、提拔才俊，当时都称赞她有知人之明，历代都依赖众多士人的任用。李绛也说，武后任命官员虽然很多，但开元年间的名臣，大多出自她所选。《旧唐书·本纪赞》说，武后不惜用官爵来宠遇豪杰，以此帮助自己；只要有一句话合乎她的心意，就立即授予官职任用，即使不称职也废黜诛杀，毫不宽贷，务求取得真正有才干、真正贤能的人。这样看来，个人生活方面的失检，本来只是末节；而她知人善任、权力不向下转移，不能说不是女中英主。考察魏文明冯太后，虽然她毒死了献文帝，却能够慈爱献文帝的儿子孝文帝，直到他长大成人。孝文帝即使已经登上帝位，性情仍谦逊谨慎，政事全都由太后决定。太后多智而猜忌残忍，杀戮和赏罚往往在片刻之间决定。王▯出入太后的卧室，几年之间便做到了宰辅。李冲凭才干受到任用，也因为得到帷幄之中的宠幸，赏赐多得数不清。可是太后性情严明，身边人有过错，往往加以鞭打；不久又像原来一样对待他们，有时还更加给予富贵。因此人人都怀着获利的心，直到死也不想退避。太后又在表面上礼遇有声望的元丕、游明根等人，每当称赞王▯等人时，总要把元丕等人也一并提到，以表示自己没有私心。○改恶人姓名 厌恶一个人而更改他的姓名，大概源于《左传》所说的▯杌、饕餮、浑沌、穷奇之类；不过那只是给人加上恶称，并不是改换他的氏名，而且也不是朝廷制度。把人的姓和名改成恶姓恶名的做法，王莽因为匈奴单于囊知牙斯不服从命令，把匈奴单于改称为降奴单于，这已经开了先例。后汉桓帝诛杀梁冀，因为憎恶梁姓，当时邓太后仍冒用梁姓，于是把太后的姓改为薄，这是改姓。吴国孙皓杀何定，因为认为他的恶行像张布，便把何定的名字改为布，这是改名。（孙峻、孙琳专权作恶而被诛，吴主孙休削去他们的宗室属籍，只称故峻、故琳，这是另一种做法。）晋成帝时，南顿王司马宗犯罪，将他的族人诛杀并贬为马氏。宋竟陵王刘诞谋反，被诛杀，孝武帝把他的姓改为留氏。（“留”与“刘”同音。）又把晋熙王的母亲谢氏改为射氏。齐明帝杀鱼腹侯子响，把他的姓改为蛸氏。（“蛸”与“萧”同音。）梁武帝的弟子正德逃奔魏国，不久又逃回来，梁武帝把他的姓改为背氏。豫章王综逃奔魏国，梁武帝厌恶他的悖逆行为，把他的儿子直改为悖氏。武陵王纪起兵而被诛杀，元帝把他的姓改为饕餮氏。隋朝杨玄感谋反，被诛杀，隋炀帝把他的姓改为枭氏。唐高宗的王皇后、萧良娣被武后杀死，武后把王皇后的姓改为蟒氏，把萧良娣的姓改为枭氏；武后又杀死她的侄子武惟良、武怀运，把他们都改姓为蝮氏。革命以后，琅琊王冲、越王贞起兵恢复唐朝，事情失败而被杀，都改姓为虺氏。因受牵连的韩王元嘉、鲁王炅夔、范阳王霭、黄公讠巽、东莞公融、常乐公主，也都改为虺氏。契丹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反叛，武后派兵讨伐他们，把李尽忠改为李尽灭，把孙万荣改为孙万斩。突厥默啜入侵，把他的名字改作斩啜。又有骨咄禄入侵，把他的名字改作不卒禄。唐中宗时，成王千里想诛杀武三思一党宗楚客等人，未能成功而被诛，武后把他的姓改为蝮氏。唐玄宗初年，太平公主谋反，窦怀贞因害怕获罪投水而死，朝廷追杀他的尸体，把他的姓改为毒氏。宗室李晋也参与太平公主的谋划，被诛杀，改姓为厉氏。这些全都是乱世中不合常规的鄙陋做法。○朝贺时近臣先行礼 朝贺时，靠近皇帝的群臣必须在殿阶下侍立排班，所以先在内殿行礼，然后随同皇帝来到正殿；这种制度大概始于唐武宗。会昌元年，中书省奏报：元旦皇帝驾临含元殿，百官列队，只有宰相和两省官员都在殿门扇尚未打开之前站在栏槛以内，等到殿门扇打开，便在皇帝面前侍立，这样宰相和近臣反而来不及行礼。请在皇帝临殿之日，让宰相和两省官员在香案前侍立，等殿门扇打开便再拜，拜完登殿侍立，然后百官行礼。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本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搜检大臣

译汉代制度规定，获准佩剑、穿鞋登殿的大臣，按惯例佩带木剑，不得携带兵刃，大概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杜绝隐患。魏晋以来，便制定法令，进见皇帝的人必须先接受搜检，即使宰相也不能免除。唐文宗才下令停止这种做法，诏书说：“既然任用他，就不应怀疑；既然怀疑他，就不应任用。自魏晋以来，徒有形式的搜检仪式一直保留，我正要推行最大的信任，何况我朝的宰相，又有什么可猜疑的呢？从今以后，在紫宸殿临朝时，众官退下后，宰相再次进来奏事，应当停止搜检。”（《本纪》）由此可知，在这道诏书以前，搜检大臣已经长期成为惯例。君臣本来一体，何至于猜忌防范到这种地步；文宗可以说是懂得政体的。然而像金熙宗时，海陵王担任宰相，和十多个人带刀进入宫中，侍卫等人见惯不怪，最终酿成弑逆之事，这也说明不能过分疏忽防备。○度牒 宋代凡是赈济灾荒、兴办劳役，往往请求几十道、上百道度牒来筹款使用；每道度牒的价格从一二百贯到三百贯不等。我原来不知道僧人究竟从中得到什么利益，为什么要买它；读到《李德裕传》后，才知道唐代以来度牒的价值很大。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奏请获准，在淮、泗设置戒坛，度人出家为僧，每人缴纳二缗钱，便发给度牒，让他回去。李德裕当时任浙西观察使，上奏说：江淮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家中有三个男丁的，一定让其中一人去剃发出家，意图在于规避徭役、隐匿并庇护财产。如今蒜山渡每天经过一百多人，如果不加禁止，一年之内就会损失六十万丁。根据这一点可以知道，一旦得到度牒，就可以免除丁钱，庇护家产，因而还能够通过冒名、包揽等方式逃避赋役；这就是百姓争先恐后趋附它的原因。然而国家出售度牒，虽然可以得到钱，实际上却暗中损失丁、田两项赋税，那又有什么利益呢？●卷二十 ○唐代宦官之祸 东汉和前明的宦官之祸已经很严重了，但他们还只是窃取君主的权力来肆虐天下；到了唐代，宦官的权力反而凌驾于君主之上，拥立君主、弑杀君主、废黜君主，简直像儿戏一样，实在是古来未有的变局。追溯祸乱的起源，总是由于让宦官掌握禁军、主管枢密，正所谓倒拿着太阿剑，却把剑柄交给了别人；等到他们的势力已经形成，即使有英明的君主和明察的宰相，也无可奈何了！宦官身处宫禁之内，成为杜鹃所占的鹊巢、狐狸所据的城池，本来就容易窃取和玩弄威权；即使不掌兵、不承受诏旨，只在皇帝闲居的深宫中，偶尔凭一句话、片言只语改变皇帝的主意，左右事情的轻重，天下已经纷纷趋附他们。高力士受宠显贵时，受到宠幸的人都希望见他一面，像拜见天人一样。肃宗在东宫时，也把他当兄长侍奉；各位王爷、公主称他为翁，外戚亲戚之家尊称他为著；将相大臣也都通过他得到进用。他曾经修建佛寺、道观各一所，钟铸成后宴请公卿；每敲一下钟，收取礼钱十万，有人甚至敲二十下。李辅国受宠显贵时，人们不敢直称他的官职，只直接叫他五郎。李揆主持国政时，把他当作子弟来侍奉。李辅国曾伪造诏书，把上皇迁到西内，使上皇忧郁而死。又如鱼朝恩嫉妒郭子仪功劳太高，便进谗言使他被罢去兵权。程元振进谗诬陷来▯，使他被赐死，李光弼于是再也不敢入朝。程元振又诬陷裴冕，使他被罢免宰相、贬到施州，以至于各地藩镇离心离德，吐蕃入侵，代宗仓皇出逃；朝廷征召各道军队，没有一支到来。这还是宦官尚未掌握兵权、尚未主管枢要以前的事情。（考察起来，代宗想除掉李辅国，却顾忌他掌握兵权，说明代宗时宦官已经掌兵；但是代宗由广平王任元帅，即位以后仍保留元帅府的名义，让李辅国任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继任，鱼朝恩也任观军容使，这些都只是暂时代理，还没有长期掌握兵柄。）自从德宗惩治泾原军变，禁军仓促之间来不及征集；回到京城后，德宗不愿再让武臣掌管禁兵，于是设置神策、天威等军，并设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官职，让内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人主管，从此禁军全部归宦官掌握。后来又设置枢密使一职，凡是承受诏旨、传达皇帝命令，大多交给他们办理；这样一来，机要政务的重要部分又被宦官参与掌握。（考察《李吉甫传》，宪宗初年，有中书省小吏滑涣与枢密使刘光琦亲近，颇为窃取权力。又据《裴洎传》，李绛在翰林院承受诏旨时，有宦官梁守谦掌管机密诏令。） 枢密使这一职务，大概始于德宗末年、宪宗初年。又据《严遵美传》，枢密使原来没有办公厅，只是有三间房子收藏文书；后来竟有了堂状、贴黄，处理政事的权力与宰相相等。这两处都是极其重要的职位，只要掌握其中一处，就足以揽取权力、树立威势，挟制朝廷内外，何况两处都由宦官操纵呢！起初他们还只是借着宠幸窃取权势，凭借君主的威势来控制臣下；后来权势积重难返，居于君主身边，成为心腹之患，甚至君主的废立也掌握在他们手中。《僖宗纪赞》说，自穆宗以来八代皇帝中，有七位是由宦官拥立的。现在考察《本纪》：宪宗时，太子宁去世，中尉吐突承璀想拥立澧王恽，但恽的母亲地位低贱，不应当立为皇帝，于是拥立遂王宥为皇太子。宪宗去世后，宦官陈弘志杀死吐突承璀和澧王恽，拥立皇太子即位，这就是穆宗。（《旧唐书·王守澄传》说，宪宗去世后，王守澄与马进潭、梁守谦等册立穆宗，大概都是与陈弘志共同谋划的人。）因此，穆宗的即位，是依靠陈弘志等人的力量。不过穆宗在宪宗时已经被立为皇太子，陈弘志等人只是辅佐拥戴他，还不能算擅自立君。敬宗夜间打猎回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酒；皇帝喝醉后进入内室更衣，殿上的蜡烛忽然熄灭，刘克明等人共同杀害皇帝，苏佐明等人伪造诏令拥立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