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译《新唐书》宋仁宗认为刘▯句等人编撰的《唐书》内容卑弱浅陋，于是命令翰林学士欧阳修、端明殿学士宋祁负责刊定修撰，由曾公亮主持此事，历时十七年完成，共二百二十五卷。欧阳修撰写本纪、志、表，宋祁撰写列传。按照旧例，每部史书开头只署官职尊者一人的名字；欧阳修认为宋祁资历在先，而且在编修《唐书》一事上功劳很大，所以各部分都署上两人的名字。（《欧阳修传》）宋祁奉诏修撰《唐书》十多年，出入宫禁，曾经随身携带史稿，撰成列传一百五十卷。（《宋祁传》）评论者说，《新唐书》记载的史事比旧书增多，而文字比旧书简省。这固然是因为欧阳修、宋祁二人精通文学，但其中难易也各有不同。《旧唐书》是在五代战乱、史籍无从考察的时候编修的，只能搜集残缺材料加以补辑，所以事情比较困难。到了宋代，文治大盛，残存的编册旧籍陆续出现；看《新唐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唐代史书，不下数十种乃至上百种，都是五代修《唐书》时从未见过的。欧阳修、宋祁据此参考，自然能够写得精审详备。又因为宋初博学之士各自根据所见所闻另有撰述。例如孙甫撰有《唐史记》七十五卷，每逢论述唐代君臣的行事，便推究当时政治的治乱，仿佛亲身经历其中；当时人说，整天读史，也不如听孙甫讲论一天。又有赵瞻撰《唐春秋》五十卷，赵邻几续补《唐实录》会昌年间以来的《日历》二十六卷，陈彭年撰《唐纪》四十卷。（以上见《宋史》各人本传。）这些人都博闻强记、勤于搜采，编成一部书，其中必定有许多精审可靠的内容，欧阳修、宋祁得以借此作为删改编纂的依据。又有吕夏卿熟悉唐代史事，广泛采集数百家的传记和杂说，又精通谱学，创制世系诸表，对《新唐书》贡献最大。（《宋史·吕夏卿传》）宋敏求曾经补撰唐武宗以下六代的实录，共一百四十卷；王尧臣修撰《唐书》时，认为宋敏求熟悉唐代史事，便上奏任命他为编修官。（《宋史·宋敏求传》）这样看来，刊定修撰《新唐书》时，又得到许多名家的协助，难怪它被称为良史。○唐代实录和国史曾两次散失 唐代编修实录和国史的人，都是当时的名家。现在能够考察知道的有：《高祖实录》二十卷、《太宗实录》二十卷，（都是敬播撰写，房玄龄监修。）又有《贞观实录》四十卷，（令狐德▯撰写贞观十三年以后的史事，长孙无忌监修；当时共同修史的还有敬播、顾胤、邓世隆、慕容善行、孙处约、刘ダ、庾安礼，都担任修史学士，见《令狐德▯传》及《顾胤传》《孙处约传》等。）后来许敬宗又上奏要求改正。（当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敬播等人编修得相当详细而且直实，许敬宗却任意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改动。许敬宗贪财，把女儿嫁给钱九陇；钱九陇本是皇家奴仆，许敬宗却把他列入刘文静等功臣的传记。又因为他的儿子娶了尉迟敬德的女儿，便替尉迟敬德写了一篇夸美的传记，还把太宗赐给长孙无忌的《威凤赋》改说成是赐给尉迟敬德的。这些事见《许敬宗传》。而《敬播传》又说敬播与许敬宗共同撰写，大概是房玄龄、长孙无忌监修时，敬播已经参与此事；到这时又顺从许敬宗的意旨，同他一起改修罢了。）高宗认为其中很多事情失实，又命宰臣加以刊定订正。（见《郝处俊传》。）《高宗实录》三十卷，（许敬宗、令狐德▯等撰写。）后来又编修《实录》三十卷，（令狐德▯等撰写到乾封年间为止，刘知几、吴兢续成。）又有武后所定的《高宗实录》一百卷，（见《艺文志》。）韦述撰写的《高宗实录》三十卷，（见《韦述传》。）《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撰写，刘知几、吴兢删订校正，见《艺文志》及《魏元忠传》。按：刘子玄修撰《武后实录》时有所改正，武三思不接受。吴兢的书中记载张易之诬陷魏元忠，说他有不顺从的话，并引用张说作证；张说已经答应作证，幸亏宋璟竭力阻止，张说才当着武后的面说魏元忠没有这些话。后来张说看到实录中仍然这样记载，便嘱咐吴兢改掉，吴兢说：这样还叫什么实录？由此可见，刘知几、吴兢二人修实录，仍然多有秉笔直书之处。）《中宗实录》二十卷。（《艺文志》说是吴兢撰写的，但《岑羲传》又说是岑羲撰写的。书中记载节愍太子遇难一事，说冉祖雍诬陷睿宗和太平公主共同谋划，岑羲秘密上疏加以保护，因此岑羲也在修史人员之列。） 《睿宗实录》五卷。（也是吴兢撰写；刘知几另有《太上皇实录》十卷，记载睿宗成为太上皇时的事情。）《玄宗实录》二十卷，（张说与唐颖等撰写，记载开元初年的事情。）又有《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见《节文志》，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氏。）代宗时又修成一百卷。（令狐▯亘撰写。当时起居注已经散失，▯亘搜集诏令和策书编成此书，但开元、天宝年间名臣的事迹遗漏很多，取舍又很拙劣，不能称为良史，见《▯亘传》。）《肃宗实录》三十卷。（元载监修。）《代宗实录》四十卷。（也是令狐▯亘撰写。▯亘奉诏编修，尚未完成，便因获罪被贬到外地，诏令允许他在外地完成此书。元和年间，他的儿子令狐丕将书进上。）《建中实录》十卷。（沈既济撰写，当时人称赞他的才能，见《沈既济传》。）《德宗实录》五十卷。（蒋▯、韦处厚、独孤郁、樊绅、林宝等撰写，历时五年完成，裴▯监修。）《顺宗实录》五卷。（韩愈、沈传师、宇文籍撰写，李吉甫监修。）

译按《韩愈传》记载，韩愈修撰《顺宗实录》时，取舍不当，受到世人的非难。穆宗、文宗曾经下诏命史臣改修，但韩愈的女婿李汉、蒋系都身居显位，众人对此感到为难。又据《郑覃传》，文宗曾说，事情记载得不详细真实，难道史臣韩愈会屈从于人吗？可见当时议论此事的人都提出了很多异议。然而《路隋传》说，韩愈所记禁宫中的事情都切实直率，宦官不喜欢，纷纷议论说不对，因此文宗下诏命路隋刊定订正。路隋上奏说，周居巢、王彦威、李固言都认为不应改动。宰臣李宗闵、牛僧孺又说，史官李汉、蒋系都是韩愈的女婿，不可以参与撰修。只有我认为不是这样：韩愈所记的内容本来就不是他个人创作的，从元和年间到现在没有不同意见，只需指出其中最为荒谬的地方，交付有关部门刊定即可。于是下诏摘出贞元、永贞年间的几件事加以改正，其余不再改动。根据这些情况看，韩愈所撰的书并没有失实，只是宦官等人妄加议论罢了。）《宪宗实录》四十卷。（蒋系、沈传师、郑氵▯、陈夷行、李汉、宇文籍、苏景胤撰写，杜元颖、韦处厚、路隋监修。诏令路隋与韦处厚轮流入宫值班，书未完成期间暂免参加常朝。） 沈传师不久被授任湖南观察使，杜元颖援引张说、令狐▯亘的先例，上奏请求让沈传师带着史稿到任所完成此书。以上都见于各人的本传。按《宪宗实录》一共两次重修：武宗时，李德裕掌权，想掩盖他父亲李吉甫不善的事迹，便上奏请求重修，诏令准许，并且命令旧本不得加以删改，等新编成时一同进呈。史官郑亚等迎合李德裕的意旨，删削了很多内容。李德裕又上奏说，旧本记载了许多宫禁中的言论；公卿的议论和奏章必定有章疏，藩镇上表也有批答，如果只是从有关人家那里得到的材料，不能充分作为依据；今后实录所记载的内容，必须有根据才能写入。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李德裕是借此掩盖自己改修实录的痕迹。又据《李汉传》，李汉修撰《宪宗实录》时，记载宰相李吉甫的事情并不加以假借粉饰，李德裕憎恨他，便以他是李宗闵党羽为罪名，将他贬逐。这就是会昌年间的重修。等到宣宗即位，又下诏说，《元和实录》本来是不应刊改的书，李德裕竟擅自改动，夺去他人的美好名节，为自己的家门树立美名。周墀也上奏说，李德裕删改、窜入其他事情，以扩大他父亲的功劳。于是下诏命崔龟从等删去不实内容，这就是大中年间重新审定的本子。以上都见于本纪和各人的本传中。《穆宗实录》二十卷。（苏景胤、王彦威、杨汉公、苏涤、裴休撰写，路隋监修。）《敬宗实录》十卷。（陈商、郑亚撰写，李让夷监修。）《文宗实录》四十卷。（卢耽、蒋偕、卢告、牛丛撰写，魏▯监修。）《武宗实录》三十卷。（韦保衡监修。）宣宗以后没有实录。（大顺年间，曾下诏编修宣宗、懿宗、僖宗的实录，但由于日历和起居注已经残缺失散，史官裴廷裕于是搜集宣宗时的政事，向监修杜让能奏记，题名为《东观奏记》，共三卷。此后的各位皇帝都没有实录。）这些是见于各帝本纪、列传以及《艺文志》的实录。把各部实录中的史事总汇编成一部书，又另有国史。此前，吴兢在长安、景龙年间任史官，武三思、张易之等监修，所记事情多不真实。吴兢仕途不得意，便私下撰写《唐书》《唐春秋》，吸锻，后来出任荆州司马，随身带着史稿。恰逢萧嵩主持国史，便上奏派使者到吴兢处取来他的书，共六十多篇。（《吴兢传》）这是第一次编修国史，但还不完备。开元、天宝年间，韦述总撰国史一百一十二卷，另有史例一卷；萧颖士认为他属于谯周、陈寿一类的人物。（《韦述传》）这是第二次编修国史。肃宗又命柳芳和韦述接续编集吴兢所编的国史；韦述死后，柳芳完成其未竟之业，记载从高祖到乾元年间的事情，共一百三十篇。百叙天宝以后的事情，取舍不合体例，史官对此感到忧虑。（《柳芳传》）这是第三次编修国史。后来柳芳被贬到巫州，恰逢高力士也被贬居巫州，柳芳于是向高力士询问核实，而国史已经送交官府，不能再改，于是仿照编年体写成《唐历》四十篇，把高力士所传的事情记在各年之下，其中颇有不同之处。（也见《柳芳传》。）但柳芳所作只写到大历年间，宣宗于是下诏命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和蒋偕分年编撰，写到元和年间，称为《续唐历》三十卷。（《蒋偕传》《崔龟从传》等）这是第四次编修国史。唐代的实录、国史本来极其详备，但中期遭遇安禄山之乱，末期又遭遇黄巢、李茂贞、王行瑜、朱温等人的战乱，于是全部散失。据《于休烈传》说，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以及其他书籍三千六百八十二卷，都存放在兴庆宫；京城陷落以后，全都被焚毁。于休烈上奏请求下敕令广泛征求访求，凡有人收得这些书的，送交官府后给予重赏。几个月内仅仅收回一两卷，只有史官韦述把所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交官府。因此，天宝以后保存下来的只有韦述的本子。广明年间战乱以后，书籍散失殆尽；五代修《唐书》时，因为会昌以后的史事已经没有存本，屡次下诏征购访求。据《旧唐书·宣宗纪论》说：宣宗是贤明的君主，即使汉文帝、汉景帝也不过如此；可惜简册散失，保存下来的连十分之三四都不到。又据《五代会要》所说，有本纪、列传的只有代宗以前；德宗也只保存了实录；武宗甚至只保存实录一卷。这样看来，虽然下诏征购访求，得到的也没有多少。这就是五代时修《唐书》的困难。《新唐书·韦述等传赞》说：“唐代三百年，功业巨大、事情繁多；其间大盗两度兴起，国家典籍焚毁散失，大中以后，史录不再保存。所以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大臣、叛乱之人、奸佞之子，他们的善恶事迹混杂不清，有所吸丁。” 既然如此，不仅《旧唐书》有许多缺漏，即使《新唐书》搜集采录极其广博，对于文献无从查考这一点来说，也仍然感到不足。○《旧唐书》前半部全部采用实录、国史的旧本

译五代修撰《唐书》时，虽然史籍已经散失，但代宗以前还保存有本纪和列传；庾传美从蜀中得到的材料，也还保存有九朝实录。如今仔细阅读《旧唐书》的文义，可以知道这几个朝代的本纪、列传实际上是抄录实录、国史的原文。凡是在改朝换代以后修史，因为考察核实已经较为确凿，没有不根据事实直书的；如果实录、国史是在本朝编修的，就必然多有回护。看《旧唐书》回护之处很多，便可以知道它全部采用实录、国史的旧文，没有时间加以订正。以本纪来说，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弘之死，是武后▯▯造成的，但书中只写皇太子弘在合璧宫绮云殿去世。（《新唐书》记载天后杀死太子弘。）章怀太子死在巴邱，也是武后命令邱神▯逼迫他自杀的，但书中只写庶人贤死于巴邱。（《新唐书》记载天后杀死庶人贤。）薛怀义承受武后的宠幸，甚至被任命为行军大总管，并以宰相李昭德、苏味道为他的幕僚；后来薛怀义因蛮横放纵而被杀，但《后纪》中完全没有一个字提到薛怀义。（《新唐书》记载永昌元年白马寺僧薛怀义任行军大总管，出兵攻打突厥；证圣元年记载杀死薛怀义。） 张易之兄弟被诛杀，本来是张柬之等人谋划发动事变，但书中却写成张易之与弟弟张昌宗谋反，皇太子率领左羽林军和桓彦范等人将他们诛杀。（《新唐书》记载张柬之、崔玄▯等率羽林军讨伐叛乱，张易之等伏法被诛，皇帝恢复帝位。）后来张柬之等五王被武三思诬陷构罪而死，书中也完全没有记载。杨贵妃原本是寿王李瑁的妃子，后来度为女道士，号太真，又被召入宫中，这是开元二十八年的事情，本纪也不记载，直到天宝四载才开始记载册立太真杨氏为贵妃，而完全看不到她来自寿王府的痕迹。（《新唐书》则先记载把寿王妃杨氏度为道士，号太真，后来才记载册立太真为贵妃。）至于穆宗以下的各位皇帝都是宦官拥立的，本纪却完全不记载。凡是在前任皇帝的本纪中，必定先记载遗诏，说由某人继承帝位；而在新皇帝的本纪中，却只记载某月某日在灵柩前即位，仿佛帝位交接完全合乎正当程序，都是先帝弥留时所决定的，与宦官毫无关系。这就是本纪中的回护。至于列传，如《皇后传》中记载，宪宗的郭皇后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朝，一直享有皇后的尊位，各位皇帝都极尽孝养；等到宣宗即位，他的母亲郑氏原本是郭后的侍儿，与郭后有旧日怨恨，宣宗对郭后的奉养便很薄。郭后忧郁不乐，登上楼台，准备自尽；宣宗听说后很不高兴，这天夜里郭后突然死去。后来商议将她葬在景陵外园，太常王▯请求与景陵合葬，宣宗命宰相白敏中责问王▯。王▯说：“郭后是宪宗的元妃，侍奉顺宗时是他的儿媳，历经五朝，作为天下人的母亲，怎么能容许有不同意见呢？”王▯于是被贬。这说明郭后在宣宗时不得善终，这是事实。（见《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可是《旧唐书·后妃传》却说，各位皇帝都极尽孝养；宣宗继承帝位，是郭后的儿子，恩遇礼敬比前朝更加优厚；郭后在大中年间于兴庆宫去世。说得仿佛她享尽福禄、善终而死，完全没有嫌隙。又宣宗的母亲郑氏，本是丹阳人，有相面的人说她将生天子，李▯听说后便纳她为妾。后来李▯谋反，郑氏被没收入宫，宪宗宠幸她，于是生下宣宗。（见《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郑氏因李▯获罪而被没入掖庭，自有前因后果；但《旧唐书》只说她在宪宗时列于内职御女之中，旧史残缺，未能知道她的族姓和出身，也不知道她入宫的原因。这同样是避讳她的出身。曹王李明的母亲原本是齐王李元吉的妃子，太宗将她纳入后宫，生下李明；后来又把李明过继给李元吉作为后嗣。（见《新唐书·曹王明传》。） 然而《旧唐书》没有记载。杨弘武任吏部官时，高宗责问他授予官职的人多不是有才之士，弘武回答说：“我的妻子强悍，这是她所嘱咐的，所以我不敢违背。”这其实是借机讽刺皇帝。（见《新唐书·弘武传》。）《旧唐书·弘武传》没有记载。苏良嗣任宰相时，在朝廷遇见薛怀义，态度很是傲慢，良嗣便呵斥身边的人打他的脸，把他拖走。武后对怀义说：“你只管从北门出入，南衙宰相经过时，不要冒犯他们。”（见《新唐书·良嗣传》。）但《旧唐书·良嗣传》没有记载。甚至《褚遂良传》没有记载他陷害刘洎的事，《李世▯传》没有记载他因徇私迎合而拥立武后的事，《辛云京传》没有记载他激怒并促成仆固怀恩叛变的事。（怀恩率回纥可汗的军队讨伐叛贼，经过太原时，辛云京因为可汗是他的女婿，害怕遭到袭击，于是关闭城门，不出来犒劳军队。等回纥讨贼回来，经过城下时，他也不出来。于是怀恩大怒，便反叛了。《资治通鉴》记载得很详细，《旧唐书·怀恩传》也有记载，但《云京传》没有记载。）《田神功传》没有记载他先前曾任叛军将领的事。（神功起初任安禄山的兵马使，归顺朝廷后驻守陈州，与叛军交战失利，又投降史思明；思明命令他向南攻取江淮地区，于是他再次归顺朝廷。《旧唐书》竟然完全不叙述，只说他上元年间任平卢兵马使，在郑州击败叛军，好像从未失身于叛军一样；难道是因为他晚年忠诚朴实，便替他隐讳了吗？）《李勉传》没有记载他逃弃汴城的事。（李希烈进攻襄州，诏令李勉出兵救援。李勉认为，叛军进攻襄州，许州必然空虚；如果进攻许州，襄州的包围自然会解除，于是派将领进攻许州。军队还没有到达，就被叛军击败。希烈亲自来进攻汴州，李勉坚守不支，于是突围逃出。《旧唐书》不记载战败的情形，只说他如果同叛军交战，就会杀伤许多无辜，于是向南逃奔。传后的评论还说，与其坐等失败，不如躲避寇乱以保全军队，这就更是在替他洗刷罪责了。）《郝▯比传》没有记载马▯不肯修筑临泾城的事。（▯比任临泾将领时，请示他的主帅马▯，说应修筑临泾城来控制戎族骑兵。有人对▯说：“这样一来边塞就会长久安定，您还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呢？”于是马▯没有听从。《旧唐书》只说▯比向主帅请示而主帅不答应，却不写马▯的姓氏，似乎是在替▯隐讳。）《李辅国传》没有记载代宗派人夜间刺杀他的事，只说夜里有盗贼进入他家将他杀死；《鱼朝恩传》没有记载皇帝派人将他捉住并勒死的事，只说他自缢而死。

译大概当时朝廷的诏旨本来就把这些事定为盗贼杀人和自缢，所以国史便照此写了；这又是列传为尊者隐讳。实录、国史的记载既然有所回护，改朝换代以后修史时，考察出它不符合事实，本来就应当改正，直书其事。可是《旧唐书》的记载仍然如此，看来是完全采用旧史的文字，没有再刊正。现在考察《唐绍传》说：“先天二年，今上在骊山讲习武事，唐绍因为仪仗礼仪不合而被判处斩刑。”“今上”指玄宗，这是《玄宗实录》的原文。《刘仁轨传》后面引用韦述的评论说：“刘仁轨喜欢用甜言蜜语使人高兴，以此收取众人的声望；戴至德神色严肃地拒绝这种做法，把善行推归于君主，所以死后毁誉各不相同。”这段话引用的是韦述国史中的旧文。而《刘仁轨传》《裴行俭传》《郝处俊传》的传论，分别称仁轨为刘栾城，行俭为裴闻喜，处俊为甑山。不称姓名而称爵邑，史家没有这种体例，更可以看出这是韦述当时对前辈的尊称，而不是改朝换代后史官的用语。《崔元翰传》说李▯公镇守滑台，征召元翰为从事。▯公就是李勉。《薛亻丕传》说尚父汾阳王召他安置在部下。汾阳王就是郭子仪。这些都是元翰、亻丕家中写成的行状，送入史馆后，国史直接采用，来不及修改；五代修史时，也仍然采用而没有修改。只是因为完整保留了旧文，而旧时的史官本来都是名家，所以各篇列传中有些写得极其精妙。例如《高仙芝传》和《封常清传》，内容似乎分开又彼此相连；《常清传》中记载他临死前的谢表，文辞郁结激越而又悲凉，接着写到仙芝之死，再用几句叹息收束，使人觉得千年以后仍然有生气。又如《郭子仪传》，是裴▯修撰的，首尾整齐简洁，没有一句多余繁复的话。由此可以知道，唐代史官很有文学修养。到了会昌以后，已经没有可以依据的底稿，只是杂取朝廷文书和官府案牍拼缀而成，所以本纪记载吴湘案件竟有一千多字。咸通八年，甚至把延资库账簿中钱、绢的数目琐碎地列入，极像民间的记账簿。官员授职时，必先写旧官衔，再写新官衔，例如写某官某人担任某官，甚至刺史也写进本纪，因此动不动就占满好几幅篇页；即使是邸报中的除授名册，也没有这样繁琐。然而也有不能轻易诋毁之处：本纪有时只简略交代事情的缘由，而事情本身则在列传中详细叙述。这部书写庞勋之乱、黄巢之乱、李茂贞和王行瑜等人劫持迁徙皇帝，以及朱温篡位弑君，都在本纪中详细记载，不必翻阅各篇列传，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司马迁、班固本来就有这种体例，并不一定要在本纪中只摘录事件名目。其余列传虽然事迹稍微简略，但文笔极其简洁，与《新唐书》相比，反而显得更加老练。这样看来，五代修史的张昭远、贾纬等人，也都精通史学；他们在资料缺漏、文辞艰涩的情况下，仍能补缀完善，充分显示出编撰工作的艰难和文字功力的老到。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说《新唐书》远远胜过《旧唐书》，这是道听途说的看法。《新唐书》批评旧史的文字说，浅显就流于俚俗，简略就导致遗漏，或许是有所顾忌而不能尽情发挥，或许是因为浅显而仍然流于俗套，文采不足。这也只是偶尔摘取《旧唐书》中俚俗、缺略之处加以指责罢了；《旧唐书》的优点终究不能因此抹杀。○《新唐书》本纪的记载体例 《新唐书》的记载体例有许多值得议论的地方。武德元年，唐帝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贞观四年，李靖击败突厥，仍然记载隋萧后以及炀帝的孙子正道。这些都是大事，本纪却不记载。（《旧唐书》记载了。）薛举进犯泾州，虽然是因为秦王卧病，刘文静出战而失败，但主持军事的是秦王，于是只写“刘文静与薛举交战，战败”。（《旧唐书》写作“秦王与薛举交战，战败”。）秦王擒获窦建德，降服王世充，把俘虏献给朝廷，在市中斩杀窦建德，把王世充流放到蜀地。本纪只写“窦建德伏法”，却不记载王世充被放逐的事，那么王世充究竟怎样处置的呢？突利、颉利都是可汗，李靖擒获颉利就记载，突利来归附却不记载。侯君集擒获高昌王麴智盛就记载，李靖擒获吐谷浑慕容伏允却不记载。体例也不统一。凡是写“伏诛”的，是因为此人有罪而依法处死。玄宗在骊山讲习武事，因仪仗礼仪有失误而杀唐绍；唐绍死后，玄宗又追悔此事，说明他的罪本来不至于死，但史书却写“唐绍伏诛”。（《旧唐书》写作“唐绍在旌旗之下被斩”。） 封常清与安禄山交战失败，逃奔陕郡，劝高仙芝赶快据守潼关。仙芝到达潼关后，修治防守设施，叛军到来不能进入，只好离去。这两个人都没有死罪，史书却写“封常清、高仙芝伏诛”，这不是太苛刻了吗！这几个人都被写成“伏诛”。宦官陈弘志弑杀宪宗，侥幸逃脱罪责，文宗才开始在青泥驿赐死他。《新唐书·宪宗纪》已经写“陈弘志反叛，皇帝突然驾崩”，又在《文宗纪》的评论中说：“皇帝能够诛杀陈弘志，也足以伸张自己的志愿了。”那么在青泥驿赐死陈弘志，当然应当写作“伏诛”，可是反而写成“杀陈弘志”，好像他无罪而被冤杀一样，这就更加两头都失当了。奉天被围时，朱Г进攻二十多天，都是浑▯日夜抵抗作战，才保住了危急的城池；本纪却只写“甲子日，▯与Г在城下交战，将其击败”，好像▯只交战过这一次。宣宗大中元年，积庆太后去世，她是文宗的母亲，本纪却只写“皇太后”，这样竟像是宣宗的母亲。宰相王铎赴任沧帅，途中经过魏博，被节度使乐彦祯杀害，《新唐书》却只写“盗贼杀死义昌军节度使王铎”。这好像是在替乐彦祯隐讳。这些都是欧阳修过分追求简洁的过失。《新唐书》本纪和《五代史》都是欧阳修重新修撰的，但《五代史》是欧阳修私下撰写的，可以从容考订修改，所以没有留下这些可议之处。《新唐书》则要处理二百八十多年、头绪繁多的事迹，没有时间逐一校订到细节。平心而论，宋祁在列传方面的功劳，确实耗费了几十年的心力；欧阳修撰写本纪却不免草率，不能替他隐讳。当初进呈史书时，宋仁宗就下诏说《旧唐书》不可废弃，难道他早已有所看见吗！○《新唐书》本纪记载安史之乱

译欧阳修撰写本纪的体例是：凡属反叛者，即使是派遣部将出战，也一定写叛乱首领的姓名，不写叛军将领。但其中也有无法讲通的地方。比如秦宗权、董昌等人的部将不多，所发动的事变也小，写他们的首领自然不会混淆。至于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地盘广大、兵力强盛，派遣将领四处出兵；这些将领又都僭越担任大官，拥兵众多，分路专门征战，各自负责一方，怎么能一概只用叛乱首领的名义来记载呢？然而常山陷落，实际上是叛将蔡希德所为，史书却写成安禄山攻陷恒山郡。氵蚩水之战，实际是鲁炅与叛将武令▯交战而失败，史书却写成鲁炅与安禄山在氵蚩水交战，战败。炅宝西原之战，实际是哥舒翰与叛将崔乾▯交战而失败，史书却写成哥舒翰与安禄山在炅宝西原交战，战败。颍川陷落，实际是叛将阿史那承庆所为，史书却写安禄山攻陷颍川郡，俘获太守薛愿。而且安禄山进入东京后，就在东京僭越称号；潼关失守、天子幸蜀后，安禄山派张通儒任西京留守，田乾真任京兆尹，安守忠在苑中驻兵，安禄山本人从未亲自到过长安。据《苗晋卿传》记载，当时许多士大夫被叛军胁迫，从陈希烈以下都被送往洛阳。又据《崔光远传》，崔光远任京兆尹时，假称派他的儿子向东去见安禄山，安禄山仍然让光远担任京兆尹。（光远前往炅武后，安禄山才派田乾真任京兆尹。）这是安禄山没有到过长安的明证，但史书却写成安禄山攻陷京师。即使《新唐书·安禄山传》也说，安禄山还没有到长安，许多不法之徒就争相夺取大盈库和各官署的财物；安禄山到达后大怒，于是大肆搜掠三天，民间财产全被抢走。可见宋祁也确实把安禄山写成亲自到过长安。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庆绪杀死，庆绪也在东京，从未走出洛阳一步。（例如广平王收复西京时，庆绪从东京急忙调集大军，派严庄赶赴陕地，协助张通儒等抵抗。等到收复东京时，陈希烈等三百人都在天津桥南等待治罪。这又是庆绪据守东京、并未到过长安的明证。）然而至德二载二月，史书却写郭英▯与庆绪在武功交战，战败；又写郭子仪与庆绪在潼关交战，将其击败；又写子仪与庆绪在永丰仓交战，将其击败；又写崔光远与庆绪在骆谷交战，将其击败。广平王收复京城时，又写广平王与庆绪在澧水交战，将其击败，于是重新整顿军队。同时写庆绪逃往陕郡。（这竟然把庆绪写成从长安向东逃奔。）又写广平王与庆绪在新店交战，将其击败，于是再次收复东都。按照这种记载体例，好像庆绪处处都亲自身在军中。其实香积寺之战（就是澧水之战），是叛将安守忠、李归仁抵抗交战而失败，张通儒在长安就已经逃走了。新店之战，是叛将严庄从东京来助战而失败。可是《新唐书》一概写成庆绪，这不是会使读者感到困惑吗？（《代宗纪》中却明确记载，攻克京城后，代宗率领大军向东进发，安庆绪派他的将领严庄在陕州抵抗，代宗与郭子仪、李嗣业将其大败。这样又明明知道庆绪没有到过长安。）既然处处都写叛乱首领的姓名，到了河曲之战，却又写郭子仪击败安禄山的将领高秀岩；陈留之战，又写嗣吴王只击败安禄山的将领谢元同；常山收复时，写郭子仪、李光弼击败安禄山的将领史思明；雍丘之战，写张巡击败安禄山的将领令狐潮；堂邑之战，写颜真卿击败安禄山的将领袁知泰；白沙场之战，写张巡击败安禄山的将领翟伯玉；刘桥之战，写子仪击败庆绪的将领李归仁；清渠之战，写子仪与庆绪的将领安守忠交战，战败。这里又分别写出了叛军将领的姓名，而不写禄山、安绪，这又是自己扰乱了原有体例。

译○《新唐书》改编各篇列传 《旧唐书》为武后设有本纪，因此不再列《后妃传》。《新唐书》把她称制以后的政事编入本纪，却仍把那些猥亵的事迹另立传，放在《皇后传》中。《旧唐书》把诸位皇子的传记分别隶属于各位皇帝的朝代。《新唐书》则总编在《后妃传》之后。《旧唐书》没有帝女传，所以平阳公主附在她丈夫《柴绍传》的后面，太平公主附在她丈夫《武攸暨传》的后面。《新唐书》另立《公主传》。《旧唐书》没有《奸臣传》，许敬宗、李义府、李林甫、卢杞、崔胤、柳灿等人都列在普通列传中。《新唐书》另立《奸臣传》；李义府的儿子李湛能够与李多祚等人一同诛杀张易之兄弟，因此不附在他父亲的传后，而收入《多祚传》。《旧唐书》没有《叛臣传》《逆臣传》，只是把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以及高尚、孙孝哲、朱Г、黄巢、秦宗权列在末卷，略微表示区别。然而高尚、孙孝哲都是安禄山的将校，附在安禄山传后就可以了，何必另立专传？这两个人既然有专传，那么叛将中还有崔乾▯、张通儒、安守忠、尹子奇等，都是罪行严重的叛将，为什么又不为他们立传呢？朱Г既然列在末卷，而跟随Г反叛的叛臣源休、姚令言等人反而列在普通列传中，难道不是轻重倒置吗？《新唐书》则分为叛臣、逆臣两类，把李希烈、安禄山父子、史朝义父子，以及朱Г、黄巢、秦宗权、董昌等僭越称号、妄自称尊的人列入《逆臣传》。（《旧唐书》没有《董昌传》，《新唐书》增加了这一传。）他们的党羽则附在这些人的传后。把仆固怀恩、周智光、梁崇义、李怀光等背叛国家、擅自行动的人列入《叛臣传》。这样的分类确实有等级差别。只是黄巢没有在唐朝做过官，却列入《逆臣传》，实在觉得名实不相称；这就是《明史》设有《流贼传》的原因。《旧唐书》把杜伏威、罗艺、苑君璋、李子和都列入群雄中，与李子通、朱粲等人相次排列。然而伏威等人都是投降唐朝的；伏威入朝后不再离开长安，后来因辅公▯的诬陷而受到牵连，太宗登基时还曾为他昭雪。李子和投降唐朝后，历任官职几十年，最后善终。这些人怎么还能与群雄列在同一卷呢？罗艺、苑君璋虽然投降后又再次反叛，但既然已经做过唐朝臣子，唐朝的《新唐书》就应当另行编卷，不再与群雄并列。只有李密、萧铣也曾投降唐朝却仍被列入群雄，是因为这两人的土地广大、兵力众多，唐朝初年已经隐然如同敌国，与窦建德、王世充相当，不便把他们列入降臣之中。又，《旧唐书》把辅公┙排在伏威之后，是因为两人一同起兵；阚棱、王雄诞又排在辅公┙之后，是因为他们是伏威的部将。然而伏威投降唐朝后，辅公┙却反叛，而阚棱和王雄诞都为唐朝效力，这怎么能和辅公┙并列呢？《新唐书》把阚棱、王雄诞附在《伏威传》之后，而把辅公┙另列入群雄。 《旧唐书》把孔颖达、颜师古、马怀素、褚无量都列入列传，《新唐书》改列入《儒林》，因为他们精通经学。刘太真、邵说、于邵、崔元翰、于公异、李善、李贺都在列传中，《新唐书》改列入《文苑》，因为他们擅长文章辞章。孙思邈列在《方伎》，《新唐书》改列入《隐逸》，因为他的人品高尚，并不只是以医术著称。李▯风改列入《方伎》，因为他精通天文。武士▯改列入《外戚》，因为他是武后的父亲，尊崇达到极盛；武三思等人都是他的子孙，宠幸在当时无人能比，所以都附在他的传记之后。杨国忠也改列入《外戚》，因为他是杨贵妃的哥哥。邱神▯本来附在其父《和传》之后，后来改列入《酷吏》，因为他和周兴、来俊臣等人一样肆意施毒。马三宝本是柴绍家的奴仆，原附在《柴绍传》之后，后来改列入《功臣传》，因为他为国家立了功，这功劳不是柴绍可以据为己有的。祖孝孙、傅仁均没有专传，因为祖孝孙精通乐律，事迹已经收入《礼乐志》；傅仁均精通历法，事迹已经收入《历志》。杨元琰、薛季昶本来在《循吏传》中，后来改与桓彦范等人合为一卷，因为他们在诛杀二张时共同任事。李齐运本是蒋王恽的孙子，若按照《新唐书》把子孙附在祖父传后的惯例，应当收入《恽传》，但却另立专传，是因为他和裴延龄等人共同作恶，所以与他们合为一卷。王宰旧时附在其父《智兴传》之后，后来另立专传，是因为他讨伐刘稹功劳很大。独孤及旧时附在其子《朗传》中，《新唐书》则为独孤及立传而把独孤朗附在后面；两人的文章和品行相当，当然应当由儿子跟随父亲。沧州程日华旧时附在义武《张孝忠传》中，因为沧州本来属于义武。《新唐书》另立《横海传》，是因为当时程日华能够守住沧州，朝廷命令以沧州为横海镇，特授程日华为节度使，横海这一镇从此开始。甘露之变，《旧唐书》把它详细记在宦官《王守澄传》中，因为仇士良继承了王守澄的职位，所以合为一传。然而甘露之变最终与王守澄没有关系，《新唐书》因此另立《仇士良传》，并在传中详细叙述此事。此外，《新唐书》设立《宗室宰相传》，用来显示皇族中也有人才；设立《蕃将传》，用来显示外族人也能为朝廷效力。唐末各镇的周宝、邓处讷、刘巨容、顾彦朗、李罕之、王敬武、孟方立、杨行密、赵▯等人，旧书因为他们都涉及五代，不再为他们立传；《新唐书》却为他们立传，因为他们的事迹大多还属于唐末时期。可是赵光胤、王处直后来都先后在梁和后唐任职，《新唐书·赵光胤传》只记到他任知制诏为止，《王处直传》只记到天复初年受封太原郡王为止，这是因为这些官爵还是唐朝授予的，之后的事就不再叙述。韦应物、郑谷等人都有诗名，但没有可供立传的事迹，于是在《文苑序》中列出他们的姓名，说史家遗漏了他们的事迹，所以不能立传；这也可以看出《新唐书》考虑得周密。只有中宗的小儿子温王重茂，中宗去世后，韦后立他为帝；睿宗即位后，降封他为襄王；开元年间去世，追谥为殇帝。

译《旧唐书》有他的传，《新唐书》既没有把他列入帝纪，《皇子传》中也没有传，实在很是缺略。长孙顺德旧时在《功臣传》中，《新唐书》改为附在《长孙无忌传》之后。考察高祖亲自确定的功臣次序，首先是秦王，其次是裴寂、刘文静，再其次就是长孙顺德；如今反而不给他单独立传，却把他附在长孙无忌之后。苏瑰、张说旧时不在同一卷，《新唐书》既然认为当时有“燕、许并称”的说法，便改编为一卷。长庆年间的诗人，元稹、白居易齐名，《旧唐书》把他们列在同一卷，《新唐书》为什么又不合为一卷，反而把白居易与李▯等人列在一卷，排在中宗朝桓彦范等人之前，这岂不是颠倒时代了吗？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齐名，《新唐书》为什么在《文苑》中只有李商隐，而温庭筠却附在他的远祖《大雅传》之后呢？阳城撕裂诏书一事，足以称为真正的谏官，把他列入列传是可以的；司空图为避乱而隐迹，把他列入《隐逸》也是可以的，却又另设《卓行》一门来安置他。张易之兄弟，《旧唐书》把他们附在名臣《张行成传》之后，本来就不合适；《新唐书》没有别处可以安置他们，于是也附在《张行成传》之后。薛怀义旧时附在《外戚·武氏传》之后，本来就与该类不相称；《新唐书》因为没有地方可以附他，于是干脆不为他立传。《卓行》这一门既然可以创设，像薛怀义这类人难道不能另立《亻幸臣传》吗？李忠臣、乔琳旧时在列传中，《新唐书》因为他们晚年接受朱Г的伪命，于是改列入《叛臣传》。叛臣必须是高骈、朱玫等首先倡导叛乱的人，才应当专门立传；乔琳、李忠臣不过是跟随叛贼罢了。跟随叛贼的人中，像源休、姚令言等，都竭力助逆，只附在《Г传》中；乔琳、李忠臣曾经为国家立过功，晚年一时失足，却转而被列为叛乱首领，并且把同样附在《Г传》中的蒋镇等人也附到他们的传后，就更加不恰当了。难道是因为这两人曾经做过将相，所以对他们的责罚格外重吗？此外，《旧唐书》没有《藩镇传》，很让人觉得混乱。《新唐书》则把魏博、镇冀、淄青、横海、宣武、彰义、泽潞分别列为一卷，阅览时便觉得一目了然。然而既然按镇分别立传，那么一个镇的主帅更替承袭，本应依次直接记载，这些人的贤能或不肖自然会显现出来。《新唐书》却把田弘正、张孝忠等一心为国、始终守节的人另行提出，列入普通列传，于是使一个镇的次序中断，这也是分别过度的弊病。至于僧人玄奘，他是有唐一代佛教的主要宗师，这难道能没有传吗？《旧唐书》把他列在《方伎》中，是对的；《新唐书》因为他没有其他技艺，竟然不为他立传。难道没有想到，“方”指方外之士，“伎”指技艺；即使没有技艺，难道就不能把他作为方外之士来安置吗？我曾经说，《新唐书》一部书唯独缺少两位僧人：一位是品行高尚的玄奘，另一位是邪佞受宠的怀义，归根到底都是史家遗漏的事情。●卷十七 ○《新唐书》增加《旧唐书》的地方 五代纷乱的时候，唐朝遗留下来的传闻往事，既没有人记述，残缺的编册和旧籍也没有人收藏；即使悬赏下诏搜求，所得也很少，所以《旧唐书》征引的材料较少。到了宋仁宗时，太平已经很久，文教事业正兴盛，民间过去的记载大多流传出来，因此《新唐书》采录的材料大为增多。现在只看《新唐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如吴兢的《唐书备阙记》、王彦威的《唐典》、蒋▯的《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的《唐录政要》、南卓的《唐朝纲领图》、薛▯的《唐圣运图》、刘肃的《大唐新语》、李肇的《国史补》、林恩的《补国史》等书，不下数十种乃至上百种，都是《旧唐书》所没有的；由此可知，《新唐书》所谓“文字比以前简省而事情比旧书增加”，是有原因的。试着把《旧唐书》的各篇列传拿来比较，《新唐书》增加《旧唐书》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关系到当时的事势、历来的政治要务以及传主本人贤能与否、不能不记载的事情；另一类是琐碎言语和零散事情，只是用来增长博雅见闻而已。现在把它们分别列在下面，同时也附带列出《新唐书》删去《旧唐书》的地方。○《新唐书》增加《旧唐书》中有关系的地方 《代宗·沈后传》记载，沈后陷入贼中以后不知下落。（《新唐书》增加。）高力士的女儿冒充沈后，迎回上阳宫；高力士的儿子知道她不是真的，便把实情全部说出，诏令赦免了她。《李密传》增加记载：李密成为魏公，设置坛场即位，改年号为永平。又增加记载：李密与宇文化及隔着水交谈，责骂他弑君叛逆。又增加记载：贾润甫劝李密稍微节制发放兴洛仓的粮米，不要使粮食吃尽、人心离散。《王世充传》增加记载：炀帝到了江都，王世充请求把江淮地区的女子送入宫中。《徐圆朗传》增加记载：徐圆朗迎接彭城的刘世彻，想奉他为主。恰逢盛彦师被拘押在徐圆朗那里，徐圆朗担心两个凶徒联合起来，祸患就无法解除，于是劝说道：“您没有见过翟让任用李密却被李密杀死吗？”徐圆朗于是猜忌刘世彻，把他杀了。《房玄龄传》增加记载：太宗问创业和守成哪一件更难，房玄龄说创业难，魏征说守成难。太宗说：“房玄龄跟随我平定天下，魏征与我一起使天下安定，所以你们的见解各不相同。然而创业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守成的困难，应当由我和你们共同承担。”这正显示了太宗谋求治理天下的用心。《许敬宗传》增加记载：高宗想立武氏为皇后，许敬宗说：“乡下老人家多收了十斛麦子，还想再娶原来的妻子；天子富有四海，立一个皇后有什么不可以的？”（这正显示了他迎合皇帝的恶意。） 《刘仁轨传》增加记载：刘仁轨平定百济后，高宗派刘仁愿替换他回朝。刘仁轨认为百济刚刚平定，担心新派去的军队不能发挥作用，希望再留下镇守。（这正显示了他忠于国家的地方。）《旧唐书》只记载刘仁愿率军渡海，与原先镇守的军队交接，刘仁轨于是向西返回。《褚遂良传》增加记载：褚遂良进谏不要立武氏为后，说武氏过去侍奉先帝；武后从帷帐后面喊道：“为什么不把这个獠奴打死！” 《魏元忠传》增加记载：魏元忠第二次任宰相后，渐渐畏惧权贵宠臣，不能像从前那样坚持正道；袁楚客写信规劝他，书信全文都载入传中。《来济传》增加记载：来济进谏不要立武后，引用汉成帝把婢女立为皇后的旧事。《韩瑗传》增加记载：韩瑗进谏不要立武后，引用宗周时期褒姒的事情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