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锡文
本书译文中内嵌的原文不完整，故以断句原文为准，白话按可对应处挂出；部分段落无对照译文。
○九锡文
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亦自曹操始。（案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锡，然其文不过五百余字，非如潘勖为曹操撰文格式也。勖所撰乃仿张竦颂莽功德之奏，逐件铺张至三五千字，勖文体载正相同。）其后晋、宋、齐、梁、北齐、陈、隋皆用之。其文皆铺张典丽，为一时大著作，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载之。今作者姓名尚有可考者，操之九锡文，据裴松之《三国志注》，乃后汉尚书左丞潘勖之词也。（以后各朝九锡文，皆仿其文为式。）曹丕受禅时，以父已受九锡，故不复用，其一切诏诰皆卫觊作。（《觊传》）晋司马昭九锡文，未知何人所作，其让九锡表则阮籍之词也。（见《籍传》。）刘裕九锡文，亦不详何人所作，据《傅亮传》，谓裕征广固以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所作，则九锡文必是亮笔也。萧道成九锡文，据《王俭传》，齐高为太尉，以至受禅诏册皆俭所作，则九锡文是俭笔也。萧衍九锡文，据《任▯传》，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所作，又《沈约传》，武帝与约谋禅代，命约草其事，约即出怀中诏书，帝初无所改；又《邱迟传》，梁初劝进及殊礼皆迟文，则九锡文总不外此三人也。陈霸先九锡文，据《徐陵传》，陈受禅诏策皆陵所为，而九锡文尤美，是陵作九锡文更无疑也。高洋九锡文，据《魏收传》，则收所作也。他如司马伦亦有九锡文，伦既败，齐王ぁ疑出傅▯，将罪之，后检文草，非▯所为，乃免。（《▯传》）又以陆机在中书，疑九锡文、禅位诏皆机所作，遂收机，成都王颖救之，得免。（《机传》）而《邹湛传》谓赵王伦篡逆，湛子捷与机共作禅文，则九锡文必是机笔也。桓温病，求九锡文，朝廷命袁宏为文，以示王彪之，彪之叹其美，而戒勿示人，谢安又屡使改之，遂延引时日，及温死乃止。（《彪之传》）桓玄篡位，卞范之及殷仲文预撰诏策，其禅位诏范之之词也，九锡文则仲文之词也。（见《范之》、《仲文传》。）此皆见于各史列传者。至于曹丕授孙权九锡，孙权加公孙渊九锡，刘曜授石勒九锡，石弘授石虎九锡，石世授石遵九锡，苻登授乞伏乾归九锡，姚兴授谯纵九锡，其文与作者俱不可考。然亦可见当时篡乱相仍，动用殊礼，僭越冒滥，莫此为甚矣。
《汉书 武帝纪》，诸侯贡士得人者，谓之有功，乃加九锡。张晏注曰：“九锡，经无明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臣瓒曰：“九锡备物，霸者之盛礼。”然皆不言九锡出处。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鬯。案周制本有锡命之礼，如《诗》、《左传》所载“▯尔圭瓒，▯鬯一卣，彤弓矢千”是也，《纬》书仿之而演为九耳。
译《汉书·武帝纪》说，诸侯进贡的人才中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就称为有功，于是加赐九锡。张晏注说：“九锡，经书中没有明确文字。《周礼》把它说成九命，《春秋说》中有这种说法。”臣瓒说：“九锡是礼物齐备的盛大礼仪，是霸主的隆盛礼遇。”但这些说法都没有说明九锡的出处。据《后汉书》章怀注，九锡本来出自纬书《礼含文嘉》：第一是车马，第二是衣服，第三是乐器，第四是朱户，第五是纳陛，第六是虎贲，第七是斧钺，第八是弓矢，第九是▯鬯。考察周代制度，本来就有赐予命令、礼物的礼仪，如《诗经》《左传》所载“▯尔圭瓒，▯鬯一卣”就是这样；纬书仿照这种制度，把它推演成九项罢了。○一人而两部史书各自立传 同一个人而在两部史书中都有传记。例如后汉的董卓、公孙瓒、陶谦、袁绍、刘表、袁术、吕布等人，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因为这些人都与曹操并立，而且许多事情与曹操有关，所以必须在《魏志》中为他们立传，叙事才清楚。刘焉是刘璋的父亲；刘璋所据有的地方，又是昭烈帝后来凭借的地方。要记载昭烈帝，就必须先记刘璋；要记刘璋，就必须先记刘焉，所以也把他的传记列在《蜀志》的开头。等到范蔚宗修撰《后汉书》时，董卓等人都是汉末的臣子；荀▯虽然替曹操筹划谋略，但内心仍然效忠汉朝。这些人不能因为《三国志》中已有传记就不再立传，于是《后汉书》删去了有关内容，所以同一个人在两部史书中各有传记。这种情况，只有《晋书》和《宋书》的界限最清楚。沈约修撰《宋书》时，认为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等人虽然与刘裕一同起兵讨伐桓玄，但志在匡扶晋室，并不是宋朝的臣子，所以不收入《宋书》。到唐初修撰《晋书》时，便为刘毅等人立传，自然不再有重复出现的问题。陶潜隐居而保持节操，死于宋代，所以《宋书》把他列为隐逸传之首；但陶潜家世是晋朝臣子，不再出仕宋朝，始终是晋朝保持完节的人，理应收入《晋书》。因此修撰《晋书》的人特意把他列在《晋隐逸传》的末尾，于是两部史书都有他的传记。这是《宋书》借用了陶潜的事迹，而不是《晋书》夺取了《宋书》的内容。至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是一个人独自编纂的，因此南方人归附北方、北方人归附南方的，自然可以按照他们立功最多的地方来为其立传；他们先在某国出仕的经历，附带在传记中记载即可，不必再在那个国家另立一传。毛修之从宋朝辗转进入魏国，后来死在魏国，那么只在《北史》中立传就可以了，但《南史》又为他立传。朱修之从宋朝进入魏国，后来又逃回南方，因功被封为南昌县侯，那么只在《南史》中立传就可以了，但《北史》又为他立传。薛安都、裴叔业等人也无不如此，实在是太没有裁制了。又如裴矩在隋朝的事迹很多，而且《隋书·裴矩传》中已经叙述了他入唐做官的经历，《唐书》本来不必再为他立传，却又立了传，也是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