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译（何尚之是何偃的父亲，但《偃传》在第五十九卷，《尚之传》反而在第六十六卷。由此可见，《宋书》编撰时间紧迫，编排仓促，前后次序也来不及审订。） ○《宋书》记载晋、宋改朝换代之际 《宋书》是在齐朝撰成的，因此对于晋、宋易代之际的事情，本来完全可以不必避讳；可是《宋武纪》却逐一叙述宋武帝功勋卓著，以至于晋恭帝自愿禅让帝位，宋武帝还上表陈述谦让。晋帝已经退居琅琊王府第，上表又无法送达，于是宋武帝才即位；他封晋帝为零陵王，令其食邑一郡，使用天子的旌旗，一切礼制都采用晋朝旧典。这完全是一派唐虞时代相互揖让的光明景象，丝毫看不出有逼迫夺取的痕迹。（《宋武纪》中只有将要禅让时，有司把禅让诏草呈给晋帝，晋帝欣然说：“桓玄之时，天命已经改变；后来又被刘公延续下来，将近二十年。今天的事情，本来就是我甘心接受的。”这几句话多少透露出禅位并非出自晋帝本心。）到了零陵王去世时，零陵王是在被废之后才害怕遭祸，曾亲自同褚妃在床前煮食。宋武帝派褚妃的兄长褚淡之去探望褚妃，褚妃出门与他相见，士兵便越墙而入，给零陵王进药，零陵王不肯喝，于是用被子蒙住他将其杀死。（《南史》）这种悖逆凶残，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按史书笔法本应明确写出他的罪行。然而永初二年，史书却写零陵王去世，宋武帝车驾三次临朝，率领百官在朝堂上举哀，完全依照魏明帝为山阳公服丧的旧例，仿佛零陵王是高寿善终，而宋武帝的恩礼也十分周全。又如文帝被太子劭杀害，尤其是千古罕见的奇变，但《本纪》也只写“皇上在合殿驾崩”，享年四十七岁，完全不提被弑之事。其他如前废帝用药酒毒死沈庆之，《本纪》却写“新任太尉沈庆之去世”；明帝赐刘道隆死，史书却写“新任中护军刘道隆去世”；建安王休仁被毒死，史书却写“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杀”；明帝又赐巴陵王休若死，史书却写“巴陵王休若去世”。凡是遇到朝廷的过失和暴行，没有一件不极力加以避讳，这些都是照抄徐爰旧史的结果。沈约在齐朝撰写《宋书》，可以不必避讳；徐爰在宋朝撰写《宋书》，却不得不避讳。把事情在《本纪》中避讳，而将实情分散写在列传中，是当时国史的体例本来如此。沈约急于完成此书，于是把旧文全部抄录下来，没有时间订正罢了。《南史》记零陵王死亡时，写道宋朝人做了这件事；记文帝驾崩时，则写明元凶劭发动叛逆，皇帝在合殿驾崩。至于沈庆之、建安王、巴陵王的死，也直接写作“赐死”“毒死”，比《宋书》更接近事实。《宋书》记载宋、齐易代之际的笔法 沈约在萧齐时修撰《宋书》，永光年以后都是他的笔墨，所以对于宋、齐易代之际的事情，不得不多有避讳。例如《后废帝纪》，只是逐一叙述皇帝无道的事情，用来表明他必然应当被废黜并杀死。《顺帝纪》也只是叙述萧道成的功勋：进位为相国，封十郡为齐公，备有九锡；又进爵为齐王，增加十郡封地，使用十二旒的冕，设置天子的旌旗。下文说：“天禄永远终结，退位给齐王，皇帝迁居丹阳宫。”齐王登上帝位，封皇帝为汝阴王。建元元年，汝阴王在丹阳宫去世，享年十三岁，谥号顺帝。全篇完全看不出篡夺的痕迹。（《南史》记载，皇帝在东邸禅让帝位时，王敬则带兵陈列在殿廷，皇帝在宫内听到后，逃到佛像的伞盖下面。太后害怕了，亲自带领宦官小吏寻找他；有个黄门催促皇帝，皇帝发怒，拔刀将他杀死。皇帝出居丹阳宫后，齐兵负责守卫。齐建元元年五月，皇帝听到外面有奔驰的马声，害怕发生变乱，监守他的人便杀死了他，并以患病死亡报告。齐人认为监守者有功，赏给他食邑。）至于那些效忠宋室、谋划讨伐萧道成的臣子，史书一概称为“反”，称为“有罪”。例如升明元年，记载沈攸之起兵谋反，（《南史》写作起兵而不听从执政者。） 又记载司徒袁粲占据石头城谋反，（《南史》写作袁粲占据石头城，谋划诛杀萧道成，事情没有成功，不久便遭到覆灭。）吴郡太守刘遐谋反，（《南史》写作占据吴郡而不听从执政者。）王宜兴有罪，被依法诛杀。（《南史》写作他背叛执政者，被杀。）兖州刺史黄回有罪，被赐死。（《南史》写作他背叛执政者，被杀。）临澧侯刘晃谋反，被依法诛杀。（《南史》写作诛杀临澧侯刘晁。）这些都是如此。至于那些依附萧道成、帮助他的人，反而称作“起义”，如“张敬儿等起义兵”就是这样。撰写刘宋本纪，却把效忠刘氏的称为反，把效忠萧氏的称为义，这种笔法哪里可以写入史书？只是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过，书中也有一些地方微微透露了实情。例如《后废帝纪》说，废帝刘昱无道，齐王顺应天意人心，暗中图谋废立，与王敬则商议。王敬则联络刘昱身边的杨玉夫等二十五人，趁夜杀死刘昱；杨玉夫把刘昱的首级交给王敬则，王敬则奔驰到领军府呈给齐王。齐王于是穿着戎装进入宫中，以太后的命令迎接安成王即位。由此可见，萧道成是弑杀君主的主谋，已经无需再辩解。《沈攸之传》虽然不敢记载他“宁愿像王凌那样死去，也不愿像贾充那样活着”这句话（见《南史》），但仍保存了沈攸之上书武陵王刘赞的一封信，用来显示他忠于宋室的志向。（信中说：“下官身居重位，镇守一方，财富多到兼有金穴，难道不知道低眉顺从、苟且偷安可以保全余生吗？我为什么不顾全家百口，甘愿冒险遭难？实在是感念历代受到的知遇，想要报答宋室罢了。如果上天一定要使正道灭亡，忠节不能建立，即使全家都被粉碎毁灭，死上一百次也没有遗憾。”）《黄回传》也记载，他曾同袁粲约定，准备沿御道直奔台门，在朝堂上进攻齐王；适逢袁粲失败，这件事才没有实现。《刘秉传》说，齐王辅政后，天下人心都归附于他，刘秉暗中怀有异志，同袁粲、黄回等谋划作乱，被齐王诛杀。这些记载也分别显示了他们为宋室竭尽忠节。至于《袁粲传》，虽然不敢记载当时的谚语“可怜石头城，宁愿为袁粲而死，不愿让褚渊活着”，但传中说，齐王功高德重，天命已有归属；袁粲自认为受宋帝顾托，不愿侍奉两个姓氏，于是同黄回、卜伯兴等谋划假传太后命令，让卜伯兴等率领宿卫兵，在朝堂上进攻齐王。

译事情泄露后，齐王攻破石头城，袁粲被杀。这清楚地写出了他送往事居、事情不能成功便以死相继的行为，他的志向和节操是无人能够比拟的。又如《明帝诸子传》，随阳王▯、新兴王嵩，开头都先记载元徽四年时年仅六岁，下面却写齐朝接受禅让后，因谋反被赐死。元徽四年到升明三年齐朝接受禅让，仅仅相隔三年，那么▯等人当时只有九岁；九岁的人怎么能够谋反？却说他们因谋反被赐死，那么齐朝杀害这些亡国的幼童，其实情也就不言而喻了。这样看来，沈约记载宋、齐之间的事情，还不至于完全失实。因为是非公论，天下人都共同知道，本来不可能靠一只手遮住所有人的眼睛。沈约撰写《宋书》时，打算设立《袁粲传》，把此事请示皇帝，皇帝说：“袁粲本来就是宋室的忠臣。”（《王智深传》）刘祥在永明年间参与修撰《宋书》，讥刺和斥责禅让易代之事，王俭秘密上奏，皇帝虽然心中不满，却没有追究。（《南史·刘祥传》）又有诏令说：“袁粲、刘秉共同辅佐宋室，沈攸之的儿子沈景和在宋末特别有忠心。随着岁月过去，更应特别加以褒奖，可以都为他们改葬；他们的其他儿子中，灵柩还在西方的，也一并下令送回旧墓。” 由此可见，皇帝也不能遮掩天下的公论。考察沈约不避讳齐高帝废黜并杀害皇帝的事情，并不是为了彰显齐朝的罪恶，而正是为了说明苍梧王确实应当被废。废黜昏君、拥立明主，本来就有旧例；晋、宋之际距离汉朝还不远，霍光废昌邑王的事例，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因此，少帝义符因失德被徐羡之等人杀死，当时舆论也只是认为废黜后再杀死是过失，从未认为废立本身不对。前废帝子业无道，明帝联合阮佃夫等人将他杀死，当时舆论也从未认为明帝做错了。苍梧王无道时，阮佃夫、申伯宗、朱幼等人已经有废立的谋划，事情泄露后被杀。（《废帝纪》）齐高帝也曾先同袁粲、褚渊谋划废立，袁粲、褚渊不敢承当，于是作罢。（《齐高帝纪》）可见当时朝廷内外，本来没有谁不认为苍梧王应当被废，齐高帝的举动确实符合天下的公意。他给沈攸之的信中也说：“罢黜昏君、拥立明主，确实是前代的法则；我安定国家、宁息祸乱，有什么对不起前代贤人的地方呢？”这已经是公开表明自己认为此举理所当然。因此，沈约在书中说明齐王顺应天意人心，同王敬则谋划废立而不加避讳。后来齐郁林王无道，齐明帝废黜并杀死他，评论者也只痛恨他借废立之名进行篡夺，从未认为废掉郁林王是错误的。到了东昏侯无道时，宫廷内部有始安王萧遥光起兵想要废掉他，张欣泰、胡松等人又结党想要废掉他，许准又劝宰相徐孝嗣废掉他；宫廷外部有陈显达起兵想要废掉他，崔慧景又起兵想要废掉他；最后梁武帝起兵，终于使东昏侯丧命。这些事情本来都是因为废立已经成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做的事。东昏侯赐徐孝嗣、沈昭略死时，沈昭略骂徐孝嗣说：“废黜昏君、拥立明主，是古今的正当法令；宰相没有才能，才导致今天的局面。下官将高兴地同龙逢、比干相见；如果霍光来问您今天的事情，您拿什么话回答他？”又过了很久，梁武帝围攻城池，张稷召集王亮等人说：“夏桀有昏乱的德行，鼎迁移到了商；商纣暴虐，鼎迁移到了周。如今这个独夫自取灭亡于上天，这正是微子离开殷商的时候。”于是派范云等人前往梁武帝那里。由此可见，当时人心中各自都有伊尹、霍光的旧例，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沈约这样记载，正是为了说明齐高帝的举动符合天意、顺应人心。《宋书》本纪的记载笔法 《史记》记载汉高祖时，刚开始起兵称刘季，被封为沛公时称公，被封为汉王时称王，等到即位后才称帝，这是沿用《虞书》的旧法。《宋书》本纪记载刘裕起兵时就称高祖，等到封为豫章公才称公，封为宋王后称王，登上帝位后称“上”，这是仿照陈寿《魏志》的体例。《魏志》记载曹操刚起兵时就称太祖，后来才称公、称王；但是曹操被封公是在建安十八年，而《本纪》在建安元年叙述天子封太祖为武平侯时，下面忽然改称公，实在让人觉得前后两边都没有依据。《宋书》在封公后称公、封王后称王，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南史》则在起兵时就称帝，后来无论封公、封王以及登极，都称帝，这也是一种体例。《宋书》记载萧道成时尤其有不通之处。沈约在齐朝撰写《宋书》，自然不敢直接写萧道成的名字，所以在《宋明帝纪》中已经称他为齐王；《顺帝纪》中又称“录公齐王”“太尉齐王”“太傅齐王”，但那时他实际上还没有进爵为王。到升明三年才进爵为齐公，若承接上文，下面本应写“进齐王爵为齐公”，但这样文意不通，于是改写为“进太傅位为相国，封十郡为齐公”，下面才说“进齐公爵为齐王”。这样一来，前面已经称齐王，后面才封为齐王，终究觉得文义不顺。《南史》直接写萧道成的名字，大概是因为改朝换代以后已经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所以写起来容易得多。《宋书》和《齐书》的带叙法 《宋书》有一种带叙法：某人不一定另立传记，但他的事迹附带见于某人的传中，于是在某人的传里叙述他的履历来交代完整，下面仍然继续叙述本传人物的事情。例如《刘道规传》中，刘道规攻打徐道覆时，派刘遵担任将领；攻破徐道覆后，便附带叙述刘遵是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去世，下面又重新叙述刘道规的事情，以完成刘道规本传。这就是把刘遵的履历带叙在《刘道规传》中。《庐陵王义真传》中，义真从关中逃回，藏在草丛里，正遇到段宏来寻找，才得以继续上路；于是附带叙述段宏是鲜卑人，曾任容超的尚书，元嘉年间任青、冀二州刺史，下面又重新叙述义真的事情，以完成义真本传。这就是把段宏的履历带叙在《义真传》中。其他如《何承天传》带叙谢玄，《何尚之传》带叙孟ダ，《谢灵运传》带叙荀雍、羊▯之、何长瑜三人，也都是这种方法。大概如果每个人都各立一传，传记就多得写不完；但若不为其立传，这些人又确实有事迹可以流传。有了这种带叙法，既可以减少另立许多传记，又不会埋没这些人物，这确实是撰史的好方法。不过，其他史书为附传人物作传时，多半是在本传之后再附上此人的履历；这种写法却是在叙述本传事件的过程中，忽然插入附传人物的履历，这一体例是《宋书》独创的。

译至于《刘义庆传》，因为叙述义庆喜欢招纳文士鲍照等人，便接着叙述鲍照字明远，文章辞藻丰富而飘逸；又因为鲍照文辞丰富飘逸，便载入他的《河清颂》一篇，长达二千余字，并叙述鲍照害怕孝武帝忌恨他的才华，所以故意写些鄙俗的言语和累赘的句子来免除祸患。下文又重新叙述义庆的事情，以完成义庆本传。这样一来，一篇传记中义庆的事情反而少，鲍照的事情反而多，未免喧宾夺主。鲍照本来是有才华的文士，为什么不收入《文苑传》，却把他的赋颂载入别人的本传中？现在既不为鲍照立传，又把鲍照的颂文附入《义庆传》，这成什么史书体例呢？《齐书》也有许多带叙法。例如《文惠太子传》，因为叙述文惠太子诱捕梁州刺史范柏年，便附带叙述范柏年先前在梁州平定氐族叛贼的功绩；又附带叙述襄阳有人盗掘坟墓，得到竹简书，王僧虔认为那是科斗文写的《考工记》缺文。又因为叙述文惠太子让徐文景制作车舆、服饰和御用器物等，便附带叙述文景的父亲陶仁厌恶文景所作的东西，说他最终一定会使全家灭亡，于是搬家躲避。后来文景果然被赐死，陶仁竟然没有哭。又如《张敬儿传》，因为叙述张敬儿杀死沈攸之的使者，而姚道和没有杀沈攸之的使者，便附带叙述姚道和本是姚兴的孙子，自称祖父是天子、父亲是天子，自己曾任皇太子等等。《宋书》记载魏朝事情有许多错误 《宋书》有《索虏传》，叙述魏太武帝之后文成帝即位的事情，说太武帝有六个儿子：长子名晃，是太子；次子晋王，被太武帝赐死；次子秦王乌奕肝，和晃共同掌管国事，因为被晃进谗言，派往χ罕镇守；还有燕王、吴王、楚王。太武帝南征时，俘获了很多人，晃私下派人挑选其中一些，太武帝听说后，进行了大规模搜查，晃害怕了，谋划发动弑杀。焘假装死亡，派近侍召晃来迎接丧事；晃到达后便被抓住，用铁笼罩住，杀死了他，立秦王为太子。恰逢太武帝去世，当时宦官宗爱奉宠爱之人的意旨拥立吴王博真；宗爱、博真害怕被乌奕肝所害，便杀死乌奕肝，自己拥立吴王。燕王说：“博真不是嫡长子，应当拥立晃的儿子▯才对。”于是杀死博真和宗爱，拥立▯，这就是文成帝。考察《魏书》，太子晃极有美德，正平元年去世，谥号景穆；其次是秦王翰，改封东平王，就是《宋书》所说的乌奕肝；其次是燕王谭，改封临淮王；其次是楚王建，改封广阳王；其次是吴王余，改封南安王。正平二年，太武帝被中常侍宗爱杀死，宗爱又假传皇太后的命令，赐秦王翰死，迎接南安王余并拥立他。不久，我又被宗爱杀害，大臣长孙渴侯、陆丽等迎立皇孙▯，这就是文成帝。由此看来，太子晃是因病去世的，并不是太武帝赐死的。吴子是宗爱擅自拥立的，并非太武帝的遗命；后来又被宗爱杀害，也不是燕王杀死的。《宋书》所说的，大概是南北分裂时，只凭传闻加以记载，所以才有这样的错误。又如《宋书·柳元景传》，柳元景有堂弟光世，留在北魏做官。司徒崔浩是他的姐夫。拓跋焘南侵时，崔浩暗中另有图谋，柳光世便招集黄河以北的义士响应崔浩。崔浩的谋划泄露而被杀，河东大族被连坐的很多，柳光世向南逃奔而得以免罪。考察《魏书》，崔浩被杀，是因为他修撰国史并将其刻在道路上，受到众人嫉恨，事情上报朝廷，所以最终被灭族，并牵连柳氏、卢氏等族。这样看来，崔浩之死是由于国史，起初并没有另有图谋。《宋书》所说的，大概是柳光世南逃时假托的说辞，后来竟被写入史籍罢了，当然应当以《魏书》为准。《北史》叙述太子晃、秦王翰和南安王余的事，都依据《魏书》。《南史·柳元景传》也只说，堂弟光世留在乡里，在北魏任河北太守，同崔浩亲近；崔浩被杀后，光世向南逃奔，却没有说崔浩因另有图谋而遭祸，这本来就是认为《宋书》所记不足凭信。

译《宋书》和《南史》都没有为沈田子、沈林子立传。宋武帝建立宋朝时，武将功臣中以檀道济、檀韶、檀祇、王镇恶、朱龄石、朱超石、沈田子、沈林子最为突出。沈田子跟随武帝攻克京口，平定京城，消灭慕容超。卢循进逼京城时，沈田子与孙季高从海道袭击广州，捣毁卢循的巢穴，使卢循无处可归，最终被杀。武帝北伐时，沈田子先进入武关，占据青泥；姚泓率大军来抵抗，沈田子大败姚泓，于是平定长安。武帝在文昌殿宴请诸将，举杯向沈田子说：“咸阳能够平定，是你的功劳。”后来军队回师，留下沈田子以及王镇恶、傅弘之、王修等辅佐桂阳公刘义真镇守长安。适逢赫连勃勃来侵犯，沈田子与王镇恶出兵抵御。有人说王镇恶本是北方人，想把南方人全部杀掉，自己占据关中；沈田子于是伪造武帝的命令杀死了他，自己回到刘义真那里，却被长史王修杀死。这样看来，他虽然身死，但勇猛刚烈本来就在诸将之上。沈林子跟随武帝消灭慕容超，而卢循突然抵达京城，沈林子与徐赤特在查浦据守抵抗。徐赤特轻率出战而失败，沈林子收集败兵，再次交战将其击破。徐道覆又来到，沈林子再次据塘作战，适逢朱龄石到达，便与沈林子合力作战，贼军才败散而去。武帝每次征讨，沈林子都冲锋陷阵，走在最前面，到了夜里便召回担任宿卫。武帝北伐时，沈林子担任先锋，在襄邑杀死董神虎，在解县袭击薛帛。他与檀道济等攻打蒲坂，沈林子认为蒲坂城池坚固深险，不可能突然攻下；潼关又是天险，而王镇恶孤军深入、没有援助，如果让姚绍先占据潼关，便难以图取，于是急忙赶赴潼关。但姚绍已经率领关中的军队前来，设置长围。诸将疑惧沮丧，商议想渡河避开他的锋芒。沈林子极力争辩，认为不能这样做，便率领部下进攻姚绍军的西北部。姚绍的军队稍稍退却，沈林子乘乱逼近，姚绍于是大败。沈林子接着进军屠灭定城，杀死姚鸾，驻扎在黄河岸边，击退姚瓒。姚绍又派姚伯子等凭借河流固守险要，切断粮食援助，武帝命沈林子多次交战，将其大败。于是粮运畅通无阻，最终平定长安，擒获姚泓。攻克关中的功劳，沈林子又是其中最突出的。沈约撰写《宋书》时之所以不为这两人立传，是因为将他们的功绩详细记载在《自序》中，以彰显他们的家世和功勋，所以功臣传中缺少了他们。李延寿撰写《南史》时，既不像沈约那样另有《自序》记载他们的功绩，本应将这两人立传，同檀道济、朱龄石等一起列入功臣传中，却竟然遗漏了他们，仍把他们附在《沈约传》中。由此可见，李延寿作史，只是对正史已有的内容加以删节、分合，并没有再另行订正。《齐书》的旧本 《齐书》也有其依据。建元二年，诏令檀超和江淹掌管史职。檀超等上表提出编纂条例：改用齐朝建元的纪年，不采用宋朝年号；封爵分别在本传中详细记载，不必另列年表；设置十志，其中《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照班固，《朝会》《舆服》依照蔡邕、司马彪，《州郡》依照徐爰，百官依照范蔚宗；太阳、月亮和日食、月食记入《五行》，应当改入《天文志》；皇帝的女儿应当立传，以备记载甥舅关系的重要性；又设置《处士传》《列女传》。诏令内外群臣详细议论。王俭议论认为，食货是国家的根本事务；至于《朝会》，前代史书没有记载，只是蔡伯喈一家的意见，应当设置《食货志》，删去《朝会志》；日月应当仍归入《五行》；皇帝的女儿如果有高尚的德行、卓绝的操守，就应当载入《列女传》，如果只是平常的美好品行，就不必立传。诏令规定，日月灾异归入《天文志》，其余依照王俭的意见。（见《檀超传》。）这就是齐朝修撰国史的体例。此外还有豫章人熊襄著《齐典》，沈约也著《齐纪》二十卷，江淹撰《齐史》十志，吴均撰《齐春秋》，这些都见于各人的本传。现在考察萧子显的《齐书》，只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八志，而《食货》《刑法》《艺文》仍然缺失。列传中也没有《帝女传》和《列女传》，那些节义足以流传的人都收入《孝义传》；把《处士传》改为《高逸传》，又另立《幸臣传》。它的体例与檀超、江淹以及王俭所议的相比，都有一些不同，大概是以檀超、江淹的旧制为本而稍加改变。《檀超传》中说，檀超修史的功业还没有完成便去世了，江淹将其续成，但仍未完备。这正说明萧子显修撰《齐书》并没有完全沿袭前人。

译《齐书》缺少一卷 《梁书·萧子显传》说，他所撰的《齐书》有六十卷。如今《齐书》只有五十九卷，大概是萧子显想仿照沈约，撰写一卷《自序》附在书后，还没有来得及完成，或者已经写成却没有编入吧。考察《南史·萧子显传》，其中记载他的《自序》有二百多字，难道就是附在《齐书》之后的作品，而李延寿把它撮取大意收入本传了吗？《齐书》记事用笔的用意 萧子显本是齐高帝的孙子、豫章王萧嶷的儿子，所以《高帝本纪》对于高帝指使王敬则结交杨玉夫等人杀害宋苍梧王的事情不加记载，只说杨玉夫杀死皇帝，把首级交给王敬则，再送给高帝，这是替尊长避讳。他在记述接受宋顺帝禅让的地方，也仿照《宋书》的体例，记载九锡文和禅位诏，完全看不出篡夺的痕迹。然而，在顺帝退位时，他写到顺帝从东掖门出去，问今天为什么不演奏鼓吹，左右无人回答；这也稍微显露出禅让之事都是高帝所为，而宋帝并不知道。郁林王无道，被萧鸾（即明帝）废黜并杀死，本来就没有什么需要隐讳的。至于《海陵王纪》，则记载宣城王（即萧鸾）辅政，海陵王的一举一动都要请示后才实行；海陵王想吃蒸鱼和蔬菜，太官以没有记录宣城公命令为由，竟不给他，显见明帝根本不把幼主放在眼里，早已把他看作案板上的肉。七月废黜海陵王，十一月就说海陵王有病，多次派御医诊视，于是将他杀死。本纪直接记载这些事情，尤其深刻地揭露了明帝悖逆的罪行。明帝把高帝、武帝的子孙几乎杀光，萧子显是高帝的孙子，幸而没有被杀，对明帝怀有隐痛，所以不再替明帝避讳。萧子显在梁武帝时期修撰史书，他叙述郁林王失德的地方不过六七百字，叙述东昏侯无道的地方却有二千多字。极力写东昏侯的罪恶，正是为了显示梁武帝出兵是正义之举，这也是作史时隐含的用意。《褚渊传》先叙述他在宋朝时的经历：宋明帝在藩国时，向来同褚渊友善；即位后，对他深加信任，临死前还急召褚渊，把后事托付给他。接着便叙述褚渊见到萧道成，认出他是非同寻常的人；苍梧王无道，萧道成与褚渊、袁粲谋划废立，袁粲不肯，只有褚渊赞成。顺帝时，沈攸之起兵，袁粲另有图谋，褚渊对萧道成说：“西面的祸患容易平息，您应当先防备内部。”萧道成于是杀了袁粲。传记末尾又叙述他的儿子褚贲，因为痛恨褚渊在宋朝失节，终身不在齐朝做官，并把封爵让给弟弟褚蓁。全篇对于褚渊失节的地方不置一词，但他辜负恩义、丧失气节的事实自然显现出来。又如《王晏传》，先叙述他在宋朝时全心依附齐高帝，经常参与秘密谋议。到齐武帝即位后，更加任用和亲信他，早晚都召见他，和他谈论朝政；从豫章王以下的人都降低身份同他交接。齐武帝临死时，遗诏把尚书事务交给王晏，命他长期任职。等到郁林王无道、明帝辅政并谋划废立时，王晏立即响应，推戴奉迎明帝即位，自以为有辅佐皇帝登基的功劳。又如《萧谌传》，先叙述他在齐武帝时期，武帝把他当作心腹，机密事务都让他参与掌管；临死时还命令萧谌在身边值宿。郁林王即位后，对他更加信任，萧谌每次外出值宿，郁林王整夜睡不着，等萧谌回来才安心。明帝辅政时，有时不能进宫进言，就托付萧谌入内代为陈说。郁林王对他亲信到这种程度，但萧谌已经暗中依附明帝。废立之时，郁林王还亲手写信呼唤萧谌，却不知道萧谌已经替明帝领兵充当先锋。又如《萧坦之传》，先叙述他在郁林王时期，深受信任，始终不离左右，还能入宫内拜见皇后；他受信任到了这种程度，却又改而依附明帝。谋划废立时，萧谌还迟疑不决，不敢举事，萧坦之说：“废黜天子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如今曹道刚等人已经有所猜疑，明天如果不立即办成此事，我有百岁的老母，难道能坐等遭受祸败吗？正应当另作打算。”萧谌惊慌失措，第二天便废黜了皇帝，这是萧坦之的力量。这几篇传记都是同一个用意：不加评论，却使这些人的品行自然显露出来，也确实是高明的史笔。古代从来没有孙子替祖父撰写正史，只有萧子显为祖父撰写本纪，为父亲豫章王作传，所以在《豫章传》中铺陈到九千多字。虽然过于繁冗，却也不失为显扬父亲的孝心。只是豫章王是齐高帝的第二个儿子，本应收入齐高帝诸子传，与临川王萧映等合在一卷，却把临川王等列为高祖十二王，编在第三十五卷，而豫章王另立一卷，编在第二十二卷，排在文惠太子之后，以显示豫章王不同于其他诸子。这只是想尊崇自己的父亲，却不合义理。又如《宗室传》，衡阳王萧道度、始安王萧道生都是齐高帝的兄长，本应编在齐高帝、齐武帝诸子之前；但齐高帝的儿子编在第三十五卷，齐武帝的儿子编在第四十卷，萧道度等人反而编在第四十五卷，这也是编次时失于考察。至于萧宝寅为躲避梁武帝的灾难逃入北魏，被封为齐王，这件事怎么能够隐没真实情况呢？况且《和帝纪》既然说萧宝寅入魏，《宝寅传》却说他在中兴二年谋反被诛。（《南史》说，他谋反后逃奔北魏。）难道是萧子显修史时，萧宝寅在北魏还没有音信，于是用“诛”字来结束这件事吗？（汲古阁本就是这样，也可能是传刻时的错误，应当另外寻找其他版本校勘。）至于《魏虏传》说，北魏太子晃因为谋杀太武帝，于是被杀，这大概仍然沿袭了《宋书》的错误；又说北魏文明太后冯氏本是江都人，太武帝南侵时掠得她，把她纳为妾。考察可知，冯太后是长乐郡信都人，她的父亲西域郡公冯朗，曾任秦州、雍州刺史，因犯罪被杀；冯太后后来没入宫中，因选拔而被立为皇后，起初并不是江都人。又说她的祖先是匈奴女子，名叫拓跋，嫁给李陵；北方习俗以母亲的名字作为姓氏，所以拓跋氏实际上是李陵的后代，但对此非常忌讳，凡是说他们是李陵后代的人往往被杀。考察《魏书》《齐书》《周书》等书，都没有这种说法，那么这也同样是传闻造成的错误。《齐书》采用类叙法最为妥善

译《齐书》比《宋书》更为简洁明净，《豫章王嶷传》和《竟陵王子良传》写得过于铺张，这是另有用意。其他如《刘善明传》中所陈述的十一件事，只概括他的言语加以记载；《张欣泰传》中所陈述的二十件事，只记载其中一条，如果是《宋书》，一定会全部记载。《孝义传》采用类叙法，尤其合乎体例。因为每个人各立一传，传记数量就会多得无法胜数；但如果不立传，又会把他们完全遗漏，所以每篇传记往往类叙数人。例如《褚澄传》叙述褚澄精通医术，因而又叙述徐嗣的医术比褚澄更加精湛。《韩炅敏传》叙述他的妻子卓氏守节，因而又涉及吴康的妻子赵氏、蒋隽的妻子黄氏、倪翼的母亲丁氏；篇幅不多，却把这些人的事迹都记载齐全。只有《张敬儿传》忽然记载沈攸之写给萧道成的绝交书，以及萧道成的答书，共有三千多字；同张敬儿有关的，不过是沈攸之离间张敬儿，而张敬儿没有听从的几句话罢了，却铺叙到这种程度，未免喧宾夺主。又如《柳世隆传》，记载讨伐沈攸之时的一篇尚书符檄；考察《宋书·沈攸之传》，也有一篇尚书符檄，文字却不相同，这实在无法解释。考察可知，类叙法本来起源于班固的《汉书》。例如《鲍宣传》之后，依次叙述当时有清名的人士纪逡、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等；《货殖传》之后，类叙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豉樊、小翁等人。后来范蔚宗的《后汉书》，在《董卓传》中叙述李傕、郭汜、张绣等人，在《公孙瓒传》中叙述阎柔、鲜于辅等人。陈寿的《三国志》，在《王粲传》之后叙述当时的文人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以及阮籍、嵇康等人；在《卫觊传》之后叙述潘勖、王象等人；在《刘劭传》之后叙述缪袭、仲长统、苏林、韦诞、夏侯惠、孙该、杜挚等人。这是古代本来就有的史法。《齐书》之后，《梁书》也有这种类叙法。例如《滕昙恭传》因为叙述滕昙恭的孝行，便连带记述徐晋济遭遇火灾时藏身棺中的事情；又因为叙述普济的孝行，便连带记述宛陵女子搏虎救母的事情。又如叙述何逊擅长作诗，便连带记述会稽人虞骞、孔翁归、江避等人也都能作诗，这些都是类叙法。此后，只有《明史》使用这种方法最多。

译《梁书》完全依据国史立传 《梁书》本来是姚察所撰写的，后来由他的儿子姚思廉续成。（相关说明见前文。）如今仔细阅读全书，可以知道姚察又是以梁朝国史为依据的。各篇列传一定先叙述人物历任的官职，然后记载他的事实，末尾又记载朝廷为其善终而发布的诏令，这是国史的体例。有美德一定记载，有恶行则一定替他避讳。例如昭明太子的母亲丁贵嫔去世，梁武帝把贵嫔葬在对长子不利的地方，昭明太子听信墓工的话，埋下蜡制的鹅等物来压胜，后来事情败露，昭明太子因忧惧而死。（事情见《南史》和《通鉴》。）但本传没有记载。临川王萧宏统率军队北伐，害怕北魏军队而不敢前进，军政不协调，于是大败，丢弃的铠甲和兵器填满山谷，军队损失了十分之八九。这是梁朝第一次大败的事情，（见《南史》和《通鉴》。）但本传只说出征日久，诏令班师，于是退兵回还，完全没有一字提到溃败的迹象。其他如郗皇后的嫉妒、徐妃的失德、永兴公主的淫乱悖逆，也一概不记。由此可见，国史本来就是有所避讳而不记，姚察便沿袭了旧史。最明显、可以据此看出的，是梁简文帝的诸子。除大器、大心、大临、大连、大春、大雅、大庄、大钧、大威、大球、大昕、大挚之外，还有大款、大成、大封、大训、大圜，但都没有传记。元帝的儿子，除方矩、方等、方诸之外，还有方略，也没有传记。《梁书》说，其余诸子本书没有记载，所以缺略。所谓“本书”，就是梁朝国史。昭明太子有五个儿子：豫章王欢、河东王誉、岳阳王▯、武昌王警、义阳王鉴。武帝因昭明太子去世，没有立他的儿子继承帝位，所以分别封为大郡王，以安慰他们的心。现在《梁书》中欢等人都没有传记，只有誉有传记，而且与武陵王纪合在同一卷。这一定是元帝时期的国史，因为纪和誉都曾起兵抗拒元帝，所以一同列入叛逆一类。豫章王欢有个儿子叫栋，被侯景拥立，建年号、改元，不久便把帝位禅让给侯景。侯景失败后，元帝派人杀了他。这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但《梁书》却没有为他立传。贞阳侯明陷于齐，齐人拥立他，让他入主梁朝宗庙，后来被陈霸先废黜。齐人把他召回，他死在途中，追谥为闵皇帝。方等还有一个儿子叫庄，敬帝时在齐国做人质。陈霸先将要篡位，王琳向齐国请求，让庄做皇帝；庄在郢州即位，后来兵败，仍进入齐国，被封为梁王。这些也都是梁末应当立传的梁朝后裔，但《梁书》同样没有为他们立传。王琳在梁、陈易代之后，仍然竭尽心力效忠萧氏，历经艰险、百战不息，最终以死相殉；他尤其是梁室第一忠臣，是必定应当立传的人，但《梁书》也没有记载。大概敬帝时，王室多有变故，没有时间建立史馆；进入陈朝以后，又没有人记载这些事情，所以没有可供依据的国史，《梁书》也就没有为他立传。由此尤其可以看出，《梁书》完全以国史为依据，国史有的就立传，没有的就缺略。《南史》增加了十多篇传记，对《梁书》的补益很大。（又如兰钦有个儿子叫京，在东魏刺杀高澄，本应把这件事附在《兰钦传》之后；《梁书·兰钦传》完全没有一个字，《南史·兰钦传》也没有附带记载，这是什么原因呢？） ○《梁书》编排传记时失于检察的地方 古代从来没有把开国君主的母亲编入《皇后传》的，始于沈约的《宋书》，《梁书》也沿袭了这一做法。武帝即位后，追尊他的父亲顺之为文皇帝，母亲张氏为献皇后，于是《皇后传》开头就列入张后。然而，顺之的官职和事迹已经写入《武帝纪》，并没有另立纪传；那么张后生武帝时出现菖蒲花祥瑞的事情，也可以写在《武帝纪》中，却特意在诸后传之首另立一传。这就成了妻子有传、丈夫没有传，很不符合修史体例。又，武帝有兄弟九人，本应立《宗室传》，就像《宋书》的长沙王道怜、临川王道规那样。《梁书》却改变了这个例子，编成“太祖五王”和“嗣王四人”。考察起来，太祖本来只是武帝追尊其父的称号，并不是亲自做过皇帝的人；把他的儿子列在太祖名下，已经属于安排不当。既然把他们系属于太祖，那么长沙王懿是太祖的长子，自然应当叙列在太祖诸子之首；其余衡阳王畅、永阳王敷、桂阳王融，也应依次列入，合称太祖九王。可是因为他们死在齐朝，便没有为他们立传，反而把他们附带写在各自儿子的嗣王传中。他们的意思是：临川王宏、安成王秀、南平王伟、鄱阳王恢、始兴王忄詹，都在武帝登极后亲自接受王爵，所以列为太祖五王；懿、▯▯、敷、融则是在死后追封的，所以只为他们的嗣子立传，以区别于生前受封的五王。然而，这九王都是太祖的儿子，也都是武帝所封的；五人系属于父亲，四人系属于儿子，强行加以区别，终究没有意义。既然不立《宗室传》，吴平侯景又是武帝的堂弟，不便附在太祖诸子之中，此外又没有合适的位置，只好另立《萧景传》，仿佛同姓而不属于宗室。这大概都是国史原有的编排次序。国史本来是在武帝时期修成的，因为诸王都是武帝的亲兄弟，如果列作《宗室传》，反而像是把他们推远了，所以修史者创立了这种体例，却不知道这样反而造成了许多窒碍。姚察修《梁书》时，时代已经改变，本来应当改正，却仍旧沿用原书体例，这是为什么呢？《南史》把他们全部收入《宗室传》，就比较恰当了。《梁书》把萧颖胄附在他的弟弟《萧颖达传》中，这样安排倒很恰当。因为颖胄与梁武帝一同起兵，还没有平定建邺就先去世了；他既不算梁朝臣子，不便列入《功臣传》，而且属于远支宗族，也不便收入《宗室传》。《齐书》虽然在《萧赤斧传》后附带记载了他，但《梁书》终究不能缺少他的事迹，附在《颖达传》中非常合适。《南史》却也把他附在《赤斧传》中，作为齐朝宗室记载。○《梁书》有许多记载死后加恩饰终的诏书

译《梁书》中的诸王和功臣列传，一定要记载他们死后加恩、为死者增饰名誉的诏书，大概是因为国史的体例本来如此；到了修入正史时，本应删去，以免繁复。可是《王茂传》的诏书说：“表彰德行、记载功勋，是明哲君王的法则；追念死者、追远祖先，是前代典籍明确的教诲。”《吕僧珍传》的诏书说：“思念旧臣、厚待死者，是前代君王的规范；追赠荣誉、加以优厚待遇，是历代通行的规矩。”《南平王伟传》的诏书说：“表彰德行、记载功勋，是前代君王的规范；谨慎地对待死亡、追念远祖，是历代通行的规矩。”《孔休源传》的诏书说：“谨慎地对待死亡、追念远祖，是历代通行的规矩；褒扬德行、酬答功劳，是先王的规范。”篇篇如此，实在令人作呕。后来修史的人也知道这些话芜杂冗长，到了《蔡道恭》《范云》《冯道根》《昌义之》《周舍》等传，便删去这些套话，只保留诏书中叙述其生平功绩的部分，这样就比较恰当了。○《梁书》有《知足传》，却没有《方伎传》《梁书》中有些人不必立传却立了传，也有些人应当立传却没有立传。除了处士之外，又另立《知足》一门，序文说，鱼豢《魏略》有《知足传》，谢炅运《晋书》有《知足传》，《宋书》也有《知足传》（现在沈约的书中没有这一门，大概是徐爰旧本所有的）。所以《梁书》也保留了这一门。然而所谓知足，不过是官位成就后退隐，稍微不同于钟声漏尽仍然不停夜行的人罢了。传中像顾宪之的政绩，自然可以收入《良吏传》；其余陶季直、萧▯示素之类的人，实在没有必要为他们一一立传。至于《方伎》一门，历代都没有废弃。梁朝时的沙门释宝志，精通佛学，能够预知未来，他的谶记往往流传到后世。即使是散见于各传中的记载，例如《南史·梁武纪》说，天监年间，宝志有诗道：“从前三十八岁，今年八十三岁。四中又有四，城北火势熊熊。”武帝命周舍把它记录下来。武帝三十八岁时攻克建邺，八十三岁时同泰寺发生火灾；“四月十四日”正是起火的日子，他说的话全都应验了。《王僧辨传》说，天监年间，宝志有谶语道：“太岁在龙年，将要没有道理；萧氏历经霜打，草应当死亡；其余的人散去，共十八字。” 当时人认为萧氏应当灭亡，李氏应当兴起，于是有李洪雅在湘州起兵，后来被王僧辨擒获。《徐陵传》说，徐陵几岁时，家人带他去拜见宝志，宝志拍着他的头说：“这是天上的石麒麟啊。”这些事见于《南史》。即使只从《梁书》来说，《何敬容传》记载，宝志对敬容说：“您后来一定显贵，但最终还是会因何氏而败。”等到敬容做了宰相，担心姓何的人会给自己带来祸患，便压制、埋没宗族中人，使他们不能出仕；后来河东王誉揭发他请托的私信，他于是遭到败亡，这就是“何败何”应验的事情。《刘▯传》记载，宝志在兴皇寺遇到▯，惊叹说：“隐居学道，清净成佛。”这样的说法共有三条。这些又见于《梁书》。那么宝志一生中一定还有许多可以记述的事情。况且《王筠传》记载，王筠奉诏撰写开善寺宝志大师碑文，文辞非常华美洒脱。这说明宝志不仅受到当时人的敬重，连君主也尊崇奉祀他，怎么能没有传记呢？可是《梁书》没有《方伎》一门，因此少了这篇传记。《南史》把他的传记附在陶宏景之后，可以补足《梁书》的缺漏。○古文从姚察开始 《梁书》虽然完全依据国史，但行文却经过自己的锤炼，简直想要远追班固、司马迁。六朝竞相崇尚骈俪文，即使叙述事实的文章，也多以四字成句，很少使用散文单行；《梁书》却多用古文写作。例如《韦▯传》叙述合肥等地的战功，《昌义之传》叙述钟离之战，《康绚传》叙述修筑淮堰，都笔力刚健、文锋锐利，曲折而明白流畅，彻底洗去了六朝文章芜杂冗长的习气。《南史》虽然号称简洁，但也不能增删一字。至于各篇传论，也都用散文写成。魏征的《梁书总论》还使用骈偶文，唯独这些传论卓然超出骈四俪六的文风，可见姚察父子是无人能够比及的。世人只知道六朝以后古文从唐代韩昌黎开始，哪里知道姚察父子已经在陈末唐初振兴古文了呢？○《陈书》有许多避讳 《陈书》记载武帝进封公爵、封给十郡，享受如九锡的礼仪；进封王爵、封给二十郡，设置天子的旌旗；以及梁帝禅位、退居别宫，陈武帝奉梁主为江阴王，奉行梁朝正朔，第二年江阴王去世，丧葬依照礼制办理，件件都特意书写，完全看不出有逼迫夺位的痕迹。这固然是仿照前代史书的格式，当时国史本来就是这样写的，姚察父子当然不能特意改变体例。只是本纪中避讳不写的事情，还可以依靠列传分散记载。衡阳王昌本是武帝的儿子，陷在北周，未能回来；武帝去世，侄子文帝即位，昌才归来，文帝派侯安都去迎接，侯安都却让他在江中溺死。（见《南史》。）本纪只写衡阳王昌去世，《昌传》也只说他渡江时船在江中毁坏，因溺水而死；即使《侯安都传》也只说昌渡过汉水后去世。（《南史·昌传》则说他渡江时，侯安都在江中使他坠落，并对外声称他是溺死的。）起初完全看不出他是被害的。始兴王伯茂是废帝伯宗的弟弟，和伯宗一同住在宫中；伯宗被宣帝废黜后，伯茂出宫住到自己的府第，宣帝派店伶之于途中。 《陈书·伯茂传》只说他在路上遇到盗贼，死在车中，措辞也很隐晦，同样看不出被害的痕迹。不只是这样，刘师知为了陈武帝杀害梁敬帝，入宫诱骗敬帝出宫；敬帝察觉后，绕着床奔跑，说：“师知出卖我。”刘师知抓住敬帝的衣服，行凶者便对敬帝加刀。（见《南史》。）刘师知弑君叛逆的罪行上达于天，怎么能曲意替他避讳呢？可是《陈书·刘师知传》完全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件事，只叙述他议论大行炅前侠御不应穿吉服的一篇奏疏，又记载沈文阿、徐陵、谢岐、蔡景历、刘德藻等人各自的议论，共三千多字，铺陈成篇，以显示刘师知议论礼制特别精通；这难道不是曲意为他回护吗？又如虞寄本是梁朝臣子，侯景之乱时逃回乡里，流寓晋安；陈宝应优厚地接待他，梁元帝任命虞寄为中书侍郎，陈宝应却把他留下，没有遣送。后来陈武帝取代梁朝，陈宝应有异心，虞寄害怕祸及自身，不接受他的官职，曾经住在东山，穿着居士服。这不过是他能预见祸患、远离灾害罢了，他对陈武帝并没有君臣名分。如果他把报答梁朝作为心愿，正应当辅佐陈宝应抗拒陈武帝；可是他反而写信劝陈宝应向陈武帝称臣，信中还称陈武帝为“主上”“今上”，用来把自己寄托在班彪《王命论》的立场上。试想班彪本来是汉朝臣子，所以应当归心于汉；虞寄并不是陈朝臣子，何必预先依附陈朝呢？他不出仕陈宝应时，还不失为洁身自好、远离祸害；等到他推戴陈武帝，恰好显出他只是观望风势、迎合时局罢了。然而《陈书》专门以这件事为虞寄立传，而且详细记载他的信件一千多字，想借此显示他的卓识和高尚品格。也应该想一想，虞寄同陈武帝有什么名分情谊，为什么要这样急切地推崇奉承他呢？大概姚察父子原本与刘师知以及虞寄的哥哥虞荔一同在陈朝做官，进入隋朝后，又与虞荔的儿子虞世基、虞世南一同做官，所以多有顾忌偏袒，替他们立了美传。《南史》在《刘师知传》中明确记载了这件事，确实是直笔；但在《虞寄传》中也完整收录了他劝陈宝应的信，同样十分无识。

译○萧子显、姚思廉都替父亲作传并收入正史 司马迁、班固、沈约撰史时，都把自己的父亲写入《自序》，从未另立父亲的传记，列入正史。只有萧子显撰写《齐书》时，为他的父亲豫章王嶷立传；姚思廉修撰《陈书》时，也为他的父亲吏部尚书姚察立传。凡是父亲一生的行为事迹，以及朝廷给予的优礼、名流的褒奖，没有一项不细致地写入，因此《嶷传》达到七千多字，《察传》也达到三千多字。作为人子，能够借助国史来表彰自己的父亲，这也是人生极大的幸运。有人怀疑，《嶷传》只记载他的儿子子廉、子恪、子操、子行、子光，却不记载子显；这应当是子显亲自替父亲作传，所以隐去了自己的名字。至于《察传》还记载思廉在陈朝任法曹参军，入隋后任司法，似乎不像是姚思廉自己所写。然而传末说，姚察所撰的《梁》《陈》二史没有完成，虞世基上奏请思廉接续完成；从那以后，逐渐有了撰写续补之事等语，却没有说思廉何时去世，由此可见《察传》实际上是思廉自己写的。况且姚察的父亲僧坦，凭医术在梁代闻名，官至太医丞，他所得的赏赐，全都供姚察游学使用，这件事见于《南史》。但《陈书·察传》只说，姚察的父亲上开府僧坦在梁代知名，二宫对他礼遇优厚，每次得到赏赐，都拿来供姚察兄弟作为游学的费用，却不说他是凭医术得到宠幸，也不说他曾任太医丞。大概姚思廉以家人从事方伎为耻，认为这会降低家世，所以替他避讳了。这样看来，《察传》是思廉自己写的，毫无疑问。○八朝史到宋代才流行 南北八朝的史书，《宋书》在齐朝成书，《齐书》在梁朝成书，《魏书》在北齐成书，其余各史都是唐初修成的。然而，虽然成书于唐初，实际上天下并没有流行。看苏洵等人进呈《陈书》时说，《陈书》和《宋书》《魏书》《齐书》《梁书》等书，传抄流传的很少，秘书省收藏的本子也多有脱漏错误。嘉祐六年，才开始下诏校勘。于是臣等说，恐怕馆阁所藏不足以据此订定，请下诏让京师和天下藏书之家把所有本子都上交。到七年冬天，才逐渐收集起来，因而得以相互参照校勘。又如刘▯等校勘《北齐书》时说，《文襄纪》的开头与《北史》相同，末尾却多取自《魏孝静帝纪》；其中给侯景的书信，载在《梁书·侯景传》中；此外篇章次序尤其没有条理。大概原书已经散佚，后人杂取《北史》和《高氏小史》等书加以补缀。这样看来，到了宋代，连原本也已经失传了；即使从天下搜求，最终也没有办法订正。由此可见，各部正史在整个唐代都没有流行于世。大概是因为卷帙繁多，唐代还没有雕版印刷的方法，必须靠抄写，若不是有强大的力量，根本无法完备收藏。只有《南史》《北史》的卷帙稍微简少，容易抄写完成。所以天下间多有这两部书，世人所能看到的八朝事迹，只能依靠它们。如果没有雕版印刷的方法，各部正史大概早已一部也保存不下来了。●卷十 ○《南史》仿照陈寿《三国志》的体例 《宋书·武帝本纪》记载晋帝进封爵位、禅位的诏书和策文，不下十多篇；《南史》只保存九锡策和登极告天策，其余全部删去，这大概是仿照陈寿《魏志》的旧例。汉献帝建安十八年，赐曹操魏公爵位，封给十郡，加授九锡，已有策文；建安二十年，又进封曹操为王，裴松之《注》中有献帝的两道诏书；到禅位给曹丕时，袁宏《汉纪》中有一道诏书，裴松之《注》中又有三道手诏。但陈寿《魏志》一概不载，只保存九锡策一道、禅位策一道。《南史》删节《宋书》，也只保存九锡、禅位两篇策文，由此当然可以知道它是仿照陈寿《魏志》的体例。○《南史》《北史》给子孙附传的体例 为一个人立传，而把他的子孙都附在传记中，这是《史记》世家的体例。至于列传，则各自根据某人有值得流传的事迹而为之立传，本来不必涉及他的后代；偶尔有父子、祖孙都各自值得立传的，才把他们连带写在一起。例如《前汉书》中的楚元王（后裔刘向、刘歆）、周勃（儿子周亚夫）、李广（孙子李陵）、张汤（儿子张安世，孙子张延寿）、金日▯（儿子金安上）、疏广（兄长的儿子疏受）、萧望之（儿子萧育、萧咸、萧由）、翟方进（儿子翟宣、翟义）、韦贤（儿子韦玄成）；《后汉书》中的来歙（曾孙来历）、邓禹（儿子邓训，孙子邓骘）、寇恂（曾孙寇荣）、耿▯（弟弟耿国，儿子耿秉、耿夔）、窦融（弟弟窦固，曾孙窦宪，玄孙窦章）、马援（儿子马廖、马防）、伏湛（儿子伏隆）、梁统（儿子梁竦，曾孙梁商，玄孙梁冀）、桓荣（儿子桓郁，孙子桓焉，曾孙桓鸾，玄孙桓典、桓彬）、班彪（儿子班固）、班超（儿子班勇）、杨震（儿子杨秉，孙子杨赐，曾孙杨彪，玄孙杨修）、荀淑（儿子荀爽，孙子荀悦）。陈实（儿子陈纪）；《三国志》中的袁绍（儿子袁谭、袁尚）、公孙度（儿子公孙康，孙子公孙渊）、曹真（儿子曹爽）、荀▯（儿子荀恽，孙子▯）、钟繇（儿子钟毓）、王朗（儿子王肃）、杜畿（儿子杜恕、杜预）、胡质（儿子胡威）、诸葛亮（儿子诸葛乔、诸葛瞻）、张昭（儿子张承、张休）、步骘（儿子步阐）、吕范（儿子吕据）、朱恒（儿子朱异）、陆逊（儿子陆抗）、陆凯（弟弟陆允），代代合计不过十几个人。然而《后汉书》中，班彪和班固合为一传，班超和班勇又合为一传，一家父子尚且各自立传。《三国志》中，诸葛瑾和诸葛恪是父子，也同样各自立传。至于把子孙附在祖父传后的体例，沈约的《宋书》已经开了先例；但像萧思话、萧惠开，徐羡之、徐湛之，谢弘微、谢庄，王弘、王僧达，范泰、范奕，王昙首、王僧绰，颜延之、颜峻，都是父子；檀道济、檀韶、檀祗，谢晦、谢瞻，都是兄弟，却仍然各自立传。这是因为他们的事迹应当分别记载，所以不把他们混杂在一起，使读者一看就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