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译（《宋史·扈蒙传》）从此以后，宋代的史事记载比较详细谨慎，每一位皇帝都有一部该朝日历；日历之外又有实录，实录之外又有正史，足以看出其记载的完备。现在考察《宋史》本纪，太平兴国三年，命令修撰《太祖实录》（史官为李▯、扈蒙、李穆、郭贽、宋白等，沈伦负责监修，共完成五十卷，见沈伦、李▯等人的传记）。又下诏把军国政务中重要的事项，命参知政事李▯等记录后送到史馆。宋真宗初年，命钱若水等修撰《太宗实录》（钱若水奏请杨亿参与此事，全书共八十卷，杨亿独自修成五十六卷）。不久又下诏让吕端、钱若水重修《太祖实录》。宋仁宗命吕夷简、夏竦修撰先朝国史，王曾任提举，天圣八年成书，吕夷简上呈。宋英宗命韩琦修撰《仁宗实录》，宋神宗熙宁二年修成，韩琦上呈。这一年，宋神宗命学士吕公著修撰《英宗实录》，修成后由曾公亮上呈。熙宁十年，又下诏修撰仁宗、英宗两朝史书。只有《神宗实录》前后改修过多次。宋哲宗元祐元年，命吕大防等人编修，以司马光家中收藏的记事为底本，元祐六年修成，元祐七年又修神宗史，这就是第一次修撰的版本。绍圣元年，章▯掌权，请求重修《神宗史》；蔡卞也说，先帝的盛德大业，实录中记载的内容多有可疑、不确实之处，请求重新刊定，于是诏令任命蔡卞为修撰。蔡卞专门取用王安石的日录，便把元祐年间修成的史书全部改动，并贬斥原来的修史官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等人。绍圣三年成书，章▯上呈，这就是第二次修撰。宋徽宗时，又下诏修撰神宗、哲宗两朝实录和两朝史书，都由蔡京、蔡卞主持其事。宋钦宗初年，已经命令改修诋毁宣仁后的史书，但还没有完成。到了宋高宗时，隆祐太后对皇帝说宣仁后贤德，是古今少有的，只因奸臣诬蔑诽谤；建炎初年虽然已经下诏辨明，但史录又被董删定，恐怕无法慰藉地下的宣仁后。宋高宗惊惧起来，立即告诉朱胜非说：“神宗、哲宗两朝的史书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应当召范冲来刊定。”范冲于是编成《考异》一书，明确说明取舍：旧文用墨笔书写，删去的用黄笔书写，新修的用朱笔书写，世人称为《朱墨史》。《哲宗实录》又另编成一书，名为《辨诬录》（《徐▯传》说，《神宗正史》修了五年还没有完成。徐▯认为，元祐、绍圣年间的史臣好恶不同，一方拥护司马光，一方拥护王安石，所以议论纷纷。綦崇礼也上疏说，《神宗实录》的墨本是元祐年间修成的，已经完成成书；朱本出自蔡卞之手，有许多附会之处。《哲宗实录》则由蔡京提举编修，颠倒扰乱是非，难以作为依据。）范冲修成后，赵鼎上呈，这就是第三次修撰。《徽宗实录》到绍兴八年才开始修，绍兴十一年成书，由秦桧上呈（后来又有龚茂良修成的版本）。《钦宗实录》则是隆兴年间蒋芾等人修撰的。宋高宗与金朝达成和议后，先命史馆编修《靖康建炎忠义录》，后来又有魏杞等人上呈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陈俊卿、虞允文等人上呈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会要，赵雄等人上呈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志，王淮等人上呈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列传；这些都是宋孝宗、宋光宗两朝续成的书。《高宗实录》直到淳熙十五年才开始修撰（当时宋高宗已经去世），宋宁宗庆元三年成书，由京镗等人上呈。嘉泰二年，陈自强等人又上呈《高宗实录》和高宗正史。然而宋高宗在位时本来就有日历。绍兴二十六年，认为秦桧所修的日历不恰当，于是下诏重修。宋孝宗隆兴元年，下诏修撰《太上皇帝圣政记》；隆兴二年成书，命令进呈德寿宫（当时宋高宗是太上皇）。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实录，都是宋理宗时期完成的。但宋光宗接受禅位后，立即下诏修撰《寿皇圣政》和《日历》，绍熙元年成书，进呈重华宫（当时宋孝宗是太上皇）。宋宁宗接受禅位后，也下诏修撰《太上皇圣政》和《日历》，庆元三年成书，进呈寿康宫（当时宋光宗是太上皇）。后来又有李心传修撰的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史嵩之上呈的中兴四朝国史，谢方叔上呈的中兴四朝志传，也都是宋理宗时期成书的。《理宗实录》成于宋度宗咸淳四年，由贾似道上呈。宋度宗也有时政记七十八册。这些可以看出宋朝重视史事的大概情况。士大夫所撰写的史书，还有数不胜数的。宋高宗时，汪藻曾编纂从元符庚辰到建炎己酉三十年的事迹，綦崇礼曾上奏请求把他的书送入史馆。宋孝宗时，李焘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从建隆到治平共一百八十卷，后来又续成六百八十七卷。洪迈进入史馆，编修四朝帝纪，又编修一祖八宗共一百七十八年的史事，成为一部书。理宗端平二年，又下诏让太学生陈均编写《宋长编纲目》。〔OCR：▯▯〕十一年，又下诏将龙图阁学士楼〔OCR：▯〕所著《中兴小传》一百篇、《宋十朝纲目》和《掇要》两部书，交付史馆誊写。此外，王〔OCR：▯〕有《东都事略》，李丙有《丁未录》，徐梦莘有《三朝北盟会编》。这些书从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起，至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死亡止，前后四十五年，共三百五十卷。这些都是收入史馆、用来资助编纂校订的书；其他未上交史馆的名臣传、言行录、家传、遗事之类，多得像牛拉着书走会流汗那样数不胜数，更不用说了。所以，宋一代的史事原本极其详备，但其中对是非善恶加以回护、隐讳和粉饰的地方，也正是由此造成的。○《宋史》大多以国史原本为依据

译宋代国史在宋朝灭亡时都被元朝取得。元人修史时，大概只是就宋朝旧本稍加编排次序；如今仍有一些痕迹可以推知。《道学传序》说，旧史把邵雍列入《隐逸》，并不恰当，现在将他置于《张载传》之后。《方技传序》说，旧史有《老释》《符瑞》两志和《方技传》，现在删去前两志，只保留《方技传》。《外国传序》说，前代宋史有《女真传》，如今既然已经编有《金史》，按义理应当删去。《夏国传赞》说，现在史书所记的谥号、庙号、陵名，同时采用《夏国枢要》等书；如果与旧史有〔OCR：▯〕牾的地方，就保留疑问，等待考证。这些都可以看出元人依据宋朝旧史另行编订的痕迹。然而，也有另行编订反而失当的地方。例如《张宪传》开头就说“张宪是岳飞所喜爱的将领”，大概旧史的《张宪传》原本附在《岳飞传》之后，所以从岳飞的叙述写起；如今张宪另立一卷，不再附在岳飞传后，这句话便完全没有来由了。又如《牛皋传》之后总叙岳飞的功劳，说岳飞命令牛皋以及王贵、董先、杨再兴等经营东、西京，汝、颍、陈、蔡各郡，又派梁兴渡过黄河，联络忠义社，攻取河东、河北的州县。不久，李宝在曹州获胜，董先在颍昌获胜，刘政在中牟获胜，张宪收复淮宁府，王贵的部将杨遇收复南城军，梁兴会合太行忠义军，在垣曲和沁水击败金人；金人的张太保、李太保等率众投降，又攻取怀州、卫州，金人大为骚动。不久，岳飞回朝后被投入狱中而死，世人都以此为遗憾。考察这段文字，它是总叙岳飞的功劳，并不是叙述牛皋的功劳；但却放在《牛皋传》的末尾，可见旧史也曾把《牛皋传》附在《岳飞传》之后，所以《牛皋传》末尾又反复叙述岳飞的功劳，并以岳飞入狱而死作结。如今《牛皋传》也另立一卷，不再附于岳飞传后，可是《牛皋传》末尾总叙岳飞功劳的部分，却没有移到《岳飞传》之后，于是便觉得《牛皋传》反而多出这段赘文。这是只凭主观意思割裂篇章，却没有来得及校订的过失。叶梦得既然被列入《文苑传》，那么他的著作，如《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之类，本应叙述进去；可是全篇只叙说他的吏治功绩，没有一句涉及文章，这一定是旧史原本把他列入普通列传，元人编排时因为他素来有文名，便把原传调入《文苑》，却没有补写他擅长文章的事迹。也有不完全依据旧史，而是另行编纂增入的情况。例如《唐恪传》后面说，当时蔡京、王黼掌权，援引提拔他们的人很多，如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赵野等，国史都遗漏了他们的事迹，现在附带记载在这里。这样看来，余深等五人的传记，旧史原本并没有。《康保裔传》记载，康保裔战死，前来援救的只有张凝、李重贵；后来李重贵官至郑州防御使，改任左领军大将军后退休。张凝加官殿前都虞候，死后追赠彰德军节度使。大概旧史没有给张凝、李重贵二人另立传，所以把他们附在《康保裔传》中。又如《王翊传》后附记文州守刘锐、通判赵汝〔OCR：▯〕，二人相约誓死守城；被围十五天，取水的道路断绝，军民有半个月滴水未进，甚至到了吮吸妻子儿女鲜血的地步。城池将要陷落时，赵汝〔OCR：▯〕仍提刀冲入阵中，身中十六箭，被俘后死去。刘锐先杀死自己的妻子，又与父子三人登上文王台自刎而死。这也说明旧史没有给刘锐和赵汝〔OCR：▯〕另立传，所以把他们附记在《王翊传》中。如今张凝、李重贵各有专传，刘锐、赵汝〔OCR：▯〕二人合为一传，由此可见，这四人的传记也是旧史原本没有、而由元人增补的。既然增补了这四人的传记，那么《康保裔传》《王翊传》中附载他们事迹的地方本应删节，以免重复；可是仍然保留旧文而没有删去，这又是元人来不及仔细审订的过失。有的传记完全采用旧史，而其中的是非却有错误，便在传赞中另行发表议论，以作辨别。例如《谢深甫传》通篇叙述他俨然是一代名臣，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但编排时却把他列入胡〔OCR：▯〕、陈自强的卷中。传赞说，韩〔OCR：▯〕胄严禁伪学时，善良之士因此几乎一扫而空，谢深甫执政时，正与韩〔OCR：▯〕胄同时；而且他曾弹劾陈傅良、赵汝愚等人，明显是在与正直之士为难。这样一来，传文把他写成君子，赞语却把他写成小人。又如《赵雄传》说，孝宗有意任用张〔OCR：┉〕，赵雄和虞允文加以压制；传赞却说赵雄与虞允文共同谋划用兵，他们的议论与张〔OCR：┉〕相同，并把旧史中所谓压制张〔OCR：┉〕的说法斥为诬陷。这样一来，传文把他写成小人，赞语却把他写成君子。由此可见，各传都是宋朝旧史的原本，修史时全都沿用旧文，只是在传赞中另行辨别是非。这又说明修史者虽然来不及改正原文，却还保留了褒贬公正的一面。只是这些增立传记以及辨正之处，究竟是在世祖时期修成的，还是顺帝时期修成的，就无法推考了。大概《王翊传》中附带记载刘锐、赵汝〔OCR：▯〕，是世祖时期修成的；刘锐、赵汝〔OCR：▯〕另行立传，则是顺帝时期修成的。又如《陈宜中传》记载他前往占城后没有回来，《马廷鸾传》记载宋亡七年后他才去世，这也一定是顺帝时期修成的；如果是世祖时期，那么陈宜中、马廷鸾的生死尚且还不知道，又怎么能预先写入呢？○《宋史》各传中回护隐讳的地方 元人修《宋史》，度宗以前的内容大多依据宋朝国史，而宋朝国史又多根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所以其中的是非不能全部相信。像章〔OCR：▯〕、吕惠卿、蔡确、蔡京、秦桧等大奸大恶之人，当然无法隐讳粉饰；其余人物则有过错必定极力隐讳，即使事迹散见于其他人的传记中，本传也不记载。有功劳必定详细写出，即使功绩未必确实出自此人，只要与他稍有关系，也一定曲意牵合。这并不是修史者存心忠厚，想在本传中详细写他的善行，在其他传记中错杂写出他的恶行，以此使善行流传长久而使恶行隐约难见。原来宋人的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的很多，都是子弟、门生用来标榜父亲、老师的，当然必然夸扬其善而隐讳其恶；遇到有功的地方，就总要迁就附会来分取功劳；有罪时则含糊其辞来躲避。宋代修国史的人仓促草率地编立传记，元人修史时又没有时间相互参校考证，而全部沿用旧文，是非失当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前吴缜作《新唐书纠谬》，并不广泛采集其他书籍，而是只摘取《新唐书》本身相互矛盾的地方，作为辨证的依据。现在也仿照这个例子，在后面摘出几十条，读者可以看看。

译李纲关于靖康年间围城的事情：姚平仲想要劫营，以士卒不能迅速出战为理由，李纲赞成他的主张，命令城外军队都听从姚平仲的指挥，于是终于导致失败。（见《姚平仲传》。）据此看来，劫营的计策，李纲实际上参与了谋划。但《李纲传》却说，姚平仲秘密上奏请求劫营，半夜有中使传达诏旨，让李纲负责策应，好像李纲起初并不知道。这大概是因为姚平仲战败，为了显示失策不在李纲；这件事本来记载在李纲所著《靖康传信录》中，宋代史馆仓促草率地编立传记，便形成了这种说法。吕好问在靖康之变时，朝臣中有很多人因接受张邦昌伪朝的命令而获罪。高宗因为邓肃在围城中亲眼见到这件事，便命邓肃陈奏。邓肃请求分三等定罪，其中以待制身份而担任伪朝执政的列为第一等，即王时雍、徐秉哲、吴开、吕好问、莫俦、李回，共六人。（见《邓肃传》。）这样看来，吕好问的罪属于第一等，他想做伪朝的辅佐功臣，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吕好问传》不记载他参与叛逆的事情，反而详细记载他劝阻张邦昌不要接受帝位，以及催促张邦昌派使者迎接高宗等事。韩世忠韩世忠固然是一代名将，然而他年轻时任性凭意气行事，也有许多值得议论的地方。王明清《避乱录》记载，杭州妓女吕小小因犯罪被关进狱中，适逢钱塘守邀请韩世忠吃饭，韩世忠替她说情把她释放出来，接连喝下大杯酒，带着妓女离去。王明清《挥麈录》又记载，王渊有个姓周的妓女，被赵叔近得到；陈通作乱时，赵叔近招降陈通，王渊派张俊、韩世忠讨伐陈通，并杀死赵叔近，把妓女带回王渊处；王渊把她赏给张俊，张俊不敢接受，于是给了韩世忠。考察这两件事，都是出自王明清的记载，或许是因为韩世忠曾以京口娼妓梁氏为妻，于是附会出来的。吕小小的事情不见于其他书；周氏的事情见于《宋史·赵叔近传》，但只说把周氏送归王渊，没有说送给韩世忠，因此王明清的记载或许接近诬妄。至于《宋史》各传，韩世忠驻军镇江，刘光世驻军建康，因为私人怨愤想要交战，常同曾弹劾韩世忠骄横凶狠、肆无忌惮。（见《常同传》。）当时刘光世的部将王德擅自杀死韩世忠的部将，适逢诏令调动驻军，韩世忠于是派兵袭击王德的后方，并夺取建康守的官署。（见《赵鼎传》及《季陵传》。）调动驻军时，刘光世害怕韩世忠扼守道路，便赶往白鹭；韩世忠果然派人袭击他。（见《刘光世传》。）张浚因为韩世忠的部下逼迫谏臣使其坠水而死，便上奏弹劾韩世忠，削夺他的观察使职务。（见《张浚传》。）滕康也弹劾韩世忠夺取御用器械、逼死谏臣，却只罚金了事，今后如何惩戒他人？（见《滕康传》。）韩世忠又曾在内侍李〔OCR：е〕家饮酒，持刀刺伤弓匠。（见《魏〔OCR：▯工〕传》。）这些都是韩世忠年轻时粗鲁豪横的过错，也没有必要隐讳，但《韩世忠传》没有记载。张浚张浚一生不赞成议和，以复仇雪耻为志向，固然属于正直之人。然而李纲入朝任宰相时，宋齐愈因为依附逆党被处死，张浚担任御史，便弹劾李纲，说他凭个人意气杀害侍从，并且指责他买马招军的罪行。（见《高宗纪》及《李纲传》。）张浚又曾推荐秦桧，说他可以担当大事。（见《赵鼎传》。）陈东到宫门上书，已经被杀，张浚又上奏说胡〔OCR：▯呈〕删削陈东的奏书，以平民身份擅自掌握进退大臣的权力，于是追究责任，将他编管安置。原来张浚是黄潜善的门客，〔OCR：▯呈〕则是李纲的门客。（见戴植《鼠璞》。）张浚又曾经与岳飞讨论吕祉、王德、郦琼的军事问题，意见不合，岳飞因此解散军队，奔赴父亲丧事而归；张浚上奏说岳飞的意图在于兼并军队，以此要挟君主，于是命张宗元暂时代管岳飞的军事。（见《高宗纪》。）汪伯彦被贬后，张浚因为汪伯彦过去曾经提拔过自己，于是与秦桧援引郊祀赦恩，起用汪伯彦为宣州知州。（见《汪伯彦传》。）如今《张浚传》都不记载这些事，只有杀曲端一事略见于传中，而且又说曲端的部将张忠彦投降金朝，所以把曲端投入狱中，仿佛并不是冤杀。叶梦得叶梦得起初是蔡京的门客，蔡京倚重他为心腹，曾经替蔡京制定元祐党籍，把人分为三等定罪。后来他任应天府知府，因为属于蔡京党羽而被削职。（见毛注、强渊明、胡安国等传。）建炎元年，叶梦得任杭州知州，军校陈通作乱，叶梦得被擒。（见《高宗纪》。）如今《叶梦得传》不记载这些事。胡安国胡安国原本是秦桧推荐任用的。吕颐浩引荐朱胜非来倾倒秦桧，胡安国便弹劾朱胜非不应重新任用。胡安国请求离职，秦桧三次上疏挽留他。吕颐浩想要罢免秦桧，席益说：“胡安国在讲筵任职，应当先罢免他。”原来胡安国极力声称秦桧比张浚贤能。（见《秦桧传》。）如今《胡安国传》不记载这些事。刘一止刘一止是秦桧一党的人。秦桧设置修政局，有人说修政局应当废除，刘一止与林待聘却极力说不能废除。（见《秦桧传》。）如今《刘一止传》不记载这些事。何铸何铸曾经与罗汝楫一起弹劾岳飞。（见《罗汝楫传》。）又曾替秦桧弹劾王居正，说他是赵鼎一党，于是被削职奉祠。（见《王居正传》。）又曾弹劾张九成为赵鼎一党。（见《张九成传》。）又曾弹劾廖刚与陈渊等人结党营私。（见《廖刚传》。）如今《何铸传》全都不记载这些事，反而说他审理岳飞一案时极力辨明岳飞的冤屈，认为不应无故杀害一名大将，仿佛是能够主持公道的人。李显忠李显忠在宿州战败，是因为攻破宿州时，李显忠想把缴获的金帛私自占有，不拿出来犒赏军队，与邵宏渊发生争执，于是导致军队溃败。（见《胡铨传》。）如今《李显忠传》却说，邵宏渊想打开仓库犒赏军队，李显忠不同意，只用现钱充作赏赐，士卒都不高兴，于是导致溃败。这样一来，好像李显忠只是谨慎对待仓库物资，完全没有私心；然而定罪时李显忠所受的贬谪却特别重，那么这场激变并非没有原因。《孝宗纪》也说，李显忠在宿州作战，邵宏渊没有援助，李显忠失利；各位将领认为李显忠、邵宏渊两将不和，于是大败。这同样是在替李显忠隐讳。岳珂岳珂镇守当涂时，主管茶盐事务，自称是在谋求增加利入，横征暴敛的手段层出不穷，商旅无法通行，国家收入反而比以前减少。他又设置贪婪刻薄的官吏，打开告发攻讦的渠道，以此欺骗百姓并没收他们的财产。百姓李士贤有稻米二千石，岳珂把他关押了半年。（见《徐鹿卿传》。）袁甫弹劾岳珂贪污暴虐而不知约束，掌管总饷二十年，像焚烧山林、抽干湖泽一样搜刮。（见《袁甫传》。）如今《岳珂传》全都不记载这些事。

译史弥远韩〔OCR：▯〕胄用兵，将要危及国家社稷；杨皇后本来就与韩〔OCR：▯〕胄有嫌隙，便让荣王〔OCR：▯严〕入宫上奏，宁宗没有答复；皇后于是让她的弟弟杨次山暗中联络史弥远、钱象祖等人谋划此事。韩〔OCR：▯〕胄正在早朝时，史弥远派中军统制夏震率兵把他拥到玉津园，击杀了他；史弥远等人才把这件事入奏。皇帝仍然不相信，等知道他已经死了，才下诏罢免他的官职，随后又下诏诛杀他。（见《杨皇后传》。）当时史弥远想诛杀韩〔OCR：▯〕胄，皇后、皇子从中主张此事；史弥远把计划告诉钱象祖、李璧，说有御笔可以行事。钱象祖想先上奏审查，李璧担心拖延便会泄露事情，史弥远于是让夏震赶快杀死韩〔OCR：▯〕胄。（见《韩〔OCR：▯〕胄传》及《李璧传》。）综合几篇传记参看，当天应当是先杀韩〔OCR：▯〕胄，后来才上奏皇帝；皇帝这才下旨罢免他的官职，又加以诛杀。而《史弥远传》却说，战端已经开启，人人都害怕韩〔OCR：▯〕胄而不敢说话，史弥远极力陈述形势危急，皇子询（即荣王〔OCR：▯〕）入宫上奏，于是罢免韩〔OCR：▯〕胄。后来台谏、给舍交相上章弹劾韩〔OCR：▯〕胄，于是才将他诛杀，并召史弥远到咸和殿应对。这样说来，似乎是先上奏请求得到诏旨，然后才执行诛杀；这显然是在隐讳他擅自杀人的事实。而《宁宗本纪》也记载：开禧三年十一月甲戌，诏令说韩▯胄轻率开启战端，可以罢免其平章事职位。乙亥，礼部侍郎史弥远奉密令，让殿前统制夏震在玉津园杀死▯胄，完全如《弥远传》所叙。这大概是实录的记载方式本来如此，不愿让人看出大臣擅自杀人、朝廷的威权已经下移。因此，《弥远传》隐讳他擅杀的情节，还算有些说法；至于他拥立理宗一事，则隐讳得更加厉害。宁宗自从皇子询去世后，就收养宗室子贵和为皇子，赐名▯。史弥远买来一个善于弹琴的美人，把她纳入宫中，让她侦察皇子的动静，▯很宠爱她。有一天，▯指着舆地图说：“这是琼州、崖州，将来应当把史弥远安置到那里。”又曾在几案上写道：“史弥远应当被发配八千里。”美人把这些话告诉史弥远，史弥远于是暗中谋划拥立沂王之子贵诚，让郑清之辅导他。宁宗去世时，史弥远在宫禁之中，便宣召贵诚到灵柩前，举行哀哭礼毕，然后召见▯，封他为济王，令他出居湖州。（见《济王▯传》。）先帝预先确立的储君，竟敢擅自废黜；而所立的人又不是先帝所认识的人，即使拿唐代宦官所谓“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相比，也没有达到这样横行无忌的程度。因此，史弥远的罪过上通于天，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隐饰的了。可是《宁宗本纪》完全没有记载他废立皇帝的罪行，只说：皇帝去世，史弥远传达遗诏，立侄子贵诚为皇子，改名为昀，登上皇帝之位；封皇子▯为济阳王，让他出居湖州。写得好像宁宗在仓促之际另有遗命，而史弥远只是奉行遗命罢了。大概当时史弥远正掌握政权，史馆的实录又都由他监修，所以记载方式本来就是如此。而《弥远传》是后人编修的，本应没有什么忌讳，却也只用“宁宗崩，拥立理宗”七个字了结这桩公案，对这种奸谋逆节竟然一句也没有载入。这更加可以看出，宋代旧史都是依据各家表志、行状等材料来立传，元人修史时又全部沿用旧说，几乎没有加以订正。贾涉、李全投降宋朝以后，曾与金兵交战。贾涉任制置使时，按照朝廷命令规定：杀死太子的人赏节度使，杀死驸马的人赏观察使。李全把所得的金牌交给贾涉，说是杀死四名驸马所得的，贾涉于是上奏授予他观察使一职，其实那四名驸马并没有死。季先死后，李全想兼并他的军队，便谎称那支军队有三千名虚报的军籍，清查后可以节省费用。贾涉于是把军队交给他，并准备派人核查，李全忽然报告说，昨天听说邳州有警报，自己已经派七千人前去赴援了，于是无法核查。李全前往山东时，贾涉出郊劝农，傍晚回来，李全驻扎在楚州的军队挡住道路，使他无法进城。贾涉派人告诉李全的妻子杨氏，杨氏挥手命令军队退下，贾涉这才进城。（见《李全传》。）如今《贾涉传》完全不记载这些事，反而说李全得到玉玺献上，朝廷因此赏给他节度使，贾涉叹息说：“朝廷只知道官爵可以换得他的心，哪里知道一个人骄横起来就会达到无法劝止的地步呢！”这样写，竟好像贾涉连群盗都能驾驭。这篇传记也一定是他儿子贾似道当政时由史馆编成的，元人又沿袭下来而没有改动。端平初年，郑清之、赵范、赵葵在宋朝任事。宋朝派将领孟珙与蒙古军共同灭金。当时宋朝与蒙古本来和睦交好，彼此没有嫌隙，却突然出兵进入洛阳，谋求收复中原，战端于是由此开始。据《贾似道传》，灭金时，孟珙与蒙古约定以陈州、蔡州为界。孟珙的军队尚未回来，赵范便谋划发兵占据ゾ函，重新夺取中原土地，结果被元军击败。因此，挑起争端的人，赵范实际上是祸首。然而当时朝廷的命令已经让赵范任开封府尹、东京留守，让他的弟弟赵葵任应天府尹、南京留守，让全子才任河南府尹、西京留守，可见朝廷已经有主谋此事的人。据《王万传》，郑清之掌权时，谋划乘虚夺取河洛地区。又据《真德秀传》，郑清之挑起战事，军民死者达数十万，国内外都受到极大损耗。由此可见，这件事是在外由赵范兄弟负责，在内由郑清之主持。然而《赵范传》不记载他主谋用兵的事，反而说灭金后赵范对理宗说：“宣和年间海上结盟，起初非常美好，最终却因此招来祸患，不能不引以为鉴。”《赵葵传》也记载他上奏说：“国家的兵力还不充足，姑且实行和议。等到根本已经壮大，再恢复中原。” 这样看来，两个人又好像能够审察、估量时势，不肯轻率举兵、制造事端。《郑清之传》也不记载他主谋开战拓边的事情，反而记载理宗因边境警报而非常恐惧，郑清之秘密上疏说，陛下忧虑悔恨过度，恐怕会损害刚健宏大的志向，于是又好像是能够扶危定倾、在事情发生后加以补救的人。这大概都是因为战端已经发生以后，国家的祸患日益加深，撰写传记的人各自隐讳自己最初谋划上的过失，国史也因此沿袭了这种写法。至于《李宗勉传》说，端平年间出兵汴州、洛阳，李宗勉认为不可；《崔与之传》说，朝廷夺取三京，崔与之跺脚长叹；《乔行简传》说，收复三京，乔行简担心力量不能接续；《赵汝谈传》说，朝廷商议出兵，赵汝谈竭力陈说不可，等到三京收复后，赵汝谈面有忧色，不久洛阳方面的军队果然失败。这又是因为用兵以后祸败接连发生，撰写传记的人各自替他们记载了事先看出祸患的明智。○《宋史》各传中附会失实的地方

译《李继隆传》说，徐河之战获胜时，辽将裕悦（官名，旧史写作“于越”）率领八万骑兵前来交战，李继隆与尹继伦列阵等待。敌军正在吃饭，尹继伦出其不意地出击，把他们击退。考察《尹继伦传》，当时尹继伦率兵巡行道路，辽国的裕悦耶律休格（旧史名为休哥）率数万骑兵遇到他，却不与他交战而向南行进。尹继伦说：“这是轻视我。他们如果获胜，就将驱赶我向北；即使不获胜，也会把怒气发泄到我身上。”于是尹继伦让士兵口中衔枚，夜间悄悄跟在他们后面，天还未亮就到了徐河。耶律休格正在会合吃饭，准备交战，尹继伦从阵后出其不意地发动突击，耶律休格大败逃走。这说明尹继伦的突击并没有和李继隆一同列阵，而《李继隆传》却说李继隆与尹继伦列阵等待，这不过是想写成李继隆也有共同的功劳。《余靖传》说，狄青击败侬智高后，立即班师。余靖留在广西，派人进入特磨道，捕获侬智高的母亲、儿子和弟弟三人，押送到京城。考察《萧注传》，侬智高逃往大理，他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寄居在特磨道，萧注侦察得知他们的下落，把他们全部擒获并押送到京城。可见，捕获侬智高母子的人是萧注，余靖只是因为镇守广西而成为他的长官；但《余靖传》却把这项功劳全部归给余靖，完全没有提到萧注。《李纲传》说，宋徽宗因为金兵日益逼近，命皇太子担任开封牧。李纲对吴敏说：“设置牧这个职位，难道不是想把留守的职责交给他吗？但是如果不授予他相应的名位，就不能这样做吧？”吴敏说：“称为监国可以吗？”李纲以唐肃宗炅武年号的设置并非出自明皇，使后世为此惋惜作为回答。第二天，吴敏便以禅让帝位的事情进言，并说李纲也有这个主张。这样看来，传位的主张本来是李纲首先提出的。考察《吴敏传》，宋徽宗准备把帝位内禅给太子，蔡攸探知皇帝的意图，引吴敏入宫应对，于是又推荐李纲入见。因此，内禅的意图本来出自宋徽宗。《蔡攸传》说，皇帝想实行内禅，亲自写下“传位东宫”几个字，交给李邦彦。李邦彦不敢接受，便把它交给蔡攸；蔡攸又嘱托他的门客吴敏，于是议定此事。又据《李熙靖传》，道君皇帝说：“外人把内禅看作吴敏的功劳，却不知道这本来是我的意思；否则进言的人就要被灭族了。”综合几篇传记来看，内禅本来出自宋徽宗，而《李纲传》所说的或许不是事实；也可能是李纲的主张恰好与皇帝的意图相合，于是帮助皇帝作出了决定。考察张端义《贵耳录》，宋徽宗听说金人攻破燕地后，立即命当值学士黄中令起草罪己诏，并传位给太子。第二天诏书颁出，渊圣即位。张端义又记载宋徽宗的话，说诏书中关于处置各项事务的内容，蔡攸全都说不对，只有传位这一件事，他想把它做成自己的功劳。这也是内禅出自皇帝本意的一个证据。《李纲传》说，李纲出任湖广宣抚使，荆、湖、江、湘之间的盗贼多得数不清，多的达到数万人，李纲把他们全部荡平。又据《张浚传》，张浚到达潭州时，杨幺的贼众二十多万人相继投降，湖区的盗寇全部平定。考察当时的情况，长沙有刘忠，聚集数万人，是韩世忠杀死他的；曹成践踏湖湘道以及贺州等州，是岳飞平定他的；杨幺也是被岳飞攻击并斩杀的。如今却把这些功劳全部归给李纲和张浚，对各位将领的攻讨功绩几乎不加提及。虽然李纲任宣抚使，张浚任督视，各位将领的功劳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功劳，但最终却抹杀了将领们的功绩，把荡平各个贼寇全说成是李纲和张浚的功劳。而且《李纲传》把功劳归给李纲，完全不提张浚；《张浚传》则把功劳归给张浚，又不提李纲。《岳飞传》说，军中捕获了乌珠（旧史名为兀术）的间谍，岳飞假装认为他是自己派出的间谍，写了一封蜡书，约定与刘豫共同杀死乌珠；又割下自己的大腿肉，把蜡书藏在其中，命令间谍送给刘豫。间谍回去后，把书信给乌珠看，乌珠大惊，骑马飞驰报告他的主人，于是废黜了刘豫。又据《张浚传》，郦琼叛变投奔刘豫，张浚急忙派人把蜡书送给郦琼，金人果然怀疑刘豫，不久便废黜了他。考察刘豫原先曾贿赂金国元帅达兰（旧史名为挞辣），才被立为皇帝。后来他出兵侵犯宋朝总是失败，多次请求金兵援助，金国领三省事宗磐说：“先帝立刘豫，是想让刘豫开拓疆土、保卫边境，使我们能够按兵不动、让百姓休养。如今刘豫进不能取胜，退不能守住，战乱祸患接连不断；顺从他的请求，刘豫得到利益，而我们承受弊害，怎么能答应他呢？”于是金国才产生废黜刘豫的意图。正好刘豫又请求出兵，金国便命达兰、乌珠假称南下侵犯，来到汴京，宣读诏书废黜刘豫。可见，刘豫被废，是因为他进攻不能取胜，并且屡次请求金兵援助；如今却把这件事归功于张浚、岳飞的两封蜡书，真可以说是牵强附会了。（《王伦传》说，绍兴七年，王伦出使金国，到了睢阳，刘豫想索取并查看国书，王伦坚决拒绝。） 王伦到达涿州后，见到达兰，详细说明刘豫无理强索国书，并且说刘豫忍心背叛自己的根本，将来怎么能保证他不背叛大国呢？这一年冬天，刘豫果然被废。这又是把废黜刘豫的功劳归给王伦出使造成的。《李显忠传》说，金主完颜亮南侵，将要渡过长江时，王权从和州逃回。诏令让李显忠代替王权，命虞允文催促李显忠与王权的军队交接，于是取得采石之战的胜利。李显忠派一万人渡江，完全收复淮西各州郡。完颜亮严厉责备各位将领，各位将领便杀死了他。考察《虞允文传》，虞允文奉命前往催促李显忠赶赴王权的军队。虞允文到达采石时，王权已经离开，李显忠还没有到，宋军三三两两地散在各处，解下马鞍坐在路旁。虞允文想到坐等李显忠会耽误国家大事，于是召集各位将领，用忠义勉励他们，各位将领都拼死作战，取得大胜。第二天，又在扬林口击败敌军，李显忠才到达。可见采石之战与李显忠没有关系。而《李显忠传》却说因为催促李显忠交接军队，所以取得了这场胜利，写得好像功劳出自李显忠。完颜亮因为采石战败，立即赶往瓜洲，限定日期渡江；尚未渡江就被杀，也不是因为李显忠收复淮西而责备将领。况且当时海陵王从采石到瓜洲马上就到，中间能有多少时间，李显忠哪里能够全部收复淮西？应当是海陵王被杀以后，李显忠乘金兵退却而收复淮西。可是一定要说海陵王因为李显忠收复淮西而严厉责备将领，因而被杀，这又是曲解事实的说法。《贾涉传》说，李全攻取海州以及密州、潍州，收复登州、莱州，又联合青州的张林，张林带着滨州、棣州、淄州、济州、沂州等州前来投降；从此以后，恩州、博州、景德，以及直到邢州、沼州等十多个州相继请求投降。《贾涉传》的檄文说，中原地区凡是带着土地归附以及反戈来效力的人，朝廷在封爵授官方面都不会吝惜。

译考察当时的情况，金国衰败混乱，各路盗贼分别割据，李全乘此机会北上，金国元帅张林占据青州、莒州、密州、登州、莱州、潍州、淄州、滨州、棣州、宁州、海州、济南等州，李全前去招抚他，他便投降。李全的表文说：“举七十城的完整齐地，归还三百年的旧主。”当时这些确实是李全的功劳，却被附在《贾涉传》中，竟然好像是贾涉发出指示、进行谋划的结果。●卷二十四 ○《宋史》中数人共同办事却把功劳分别归给个人的传记 贝州发生王则之乱，讨伐平定它的是明镐和文彦博。但《郑骧传》却说，王则反叛，郑骧讨伐并平定了他，竟像是郑骧一个人的功劳。又《杨燧传》说，杨燧进攻贝州，挖掘地道进入城中，贼军平定，功劳第一。《刘阒传》又说，刘阒跟随进攻贝州，挖掘地道，刘阒首先进入，众人才跟随进去；于是登上城墙，牵着绳子让军队渡过，天快亮时军队全部进入，贝州平定，功劳第一。这样，单是挖地道进入城池一件事，就各自占有了第一功。夏竦去世后，赐谥“文正”，司马光、刘敞都加以驳斥。《司马光传》说，司马光认为美好的谥号没有比“文正”更好的，夏竦是什么人，哪里配得上这个谥号，于是改谥为“文庄”，却略去刘敞也参与了这次论议，写得好像只有司马光一人提出驳议。《刘敞传》又说，刘敞上疏三次，谥号才改为“文庄”，也略去司马光，又好像是刘敞一人促成了改谥。孝宗去世时，光宗因病不能到宫中穿丧服；赵汝愚拥立宁宗一事，据《赵汝愚传》和《赵彦逾传》，当时宰相留正离职，朝廷内外人心汹汹，赵汝愚谋划拥立嘉王（即宁宗），想依靠殿前都指挥使郭杲来办事，便把这件事告诉赵彦逾。赵彦逾过去曾对郭杲有恩，于是接受命令，把赵汝愚的谋划告诉郭杲，郭杲便带兵护卫宁宗即位。可见，这个谋划本来出自赵汝愚，赵彦逾与他共同促成了此事。后来赵汝愚因为拥立之功被韩▯胄忌恨，遭受的祸害最为惨烈，正是因为这件事。而《叶适传》却说，当时赵汝愚没有主意，叶适责备知閤门事蔡必胜，不能坐视不管；蔡必胜于是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閤门事韩▯胄三人共同定下计议。叶适急忙把这件事告诉赵汝愚，赵汝愚便派韩▯胄、关礼以将帝位内禅的事情奏告太皇太后，第二天趁举行礻覃祭之时，便拥立嘉王即位。这样一来，这个谋划又成了叶适与蔡必胜等人商定后再告诉赵汝愚的。（考察《绍熙行礼记》，又说当时赵汝愚没有主意，宗室赵彦逾责备他说，同姓的卿大夫不能坐视不管。赵汝愚说：“怎么办？事情紧急，朝承天门喊几声，然后自杀罢了。”赵彦逾说：“那没有用。”于是他提出计策，请求太皇太后让嘉王即位，并尊光宗为太上皇帝，让韩▯胄共同促成此事。根据这一说法，最初谋划又归于赵彦逾；然而《宋史·赵彦逾传》不记载他最初谋划定策的事情，或许《绍熙行礼记》所说不是当时的事实。） ○《宋史》各传中错误和谬误的地方 《袁彦传》中有刘仁赡投降的说法，《张保续传》中也有刘仁赡率领将士出城投降的说法。薛居正《五代史》记载，周显德四年，世宗亲自征讨寿州，刘仁赡上表请求投降。可见《薛史》原本就有这句话，但《薛史》只是抄录实录，没有进一步详细考察事实。至于《欧史》，已经辨明刘仁赡并未投降，实际上是副使孙羽趁刘仁赡病重，伪造他的书信来投降，因此特意把刘仁赡列入《死节传》。如今《宋史·袁彦等传》仍然这样说，难道元人修史时连《欧史》也没有查对吗？《韩世忠传》说，韩世忠驻扎在焦山，认为乌珠（旧史名为兀术）到来后一定会登上金山龙王庙察看虚实，于是命一百人埋伏在庙中，另一百人埋伏在岸边。果然有五名骑兵闯入庙中，伏兵很高兴，先击鼓出击，只捉到两人，另外三人逃脱；其中有一个穿绛色袍、系玉带的人丢下衣带飞驰逃走，访查后才知道那人就是乌珠。考察金山在水中，怎么可能骑马进入，又骑马逃走？这一定是错误。《舆地纪胜》说伏兵埋伏在北固山龙王庙，这较为合理。然而撰写传记的人在这些地方也没有加以订正。《曹友闻传》记载，元兵攻打武休关，击败都统李显忠的军队，于是进入兴元。考察李显忠，他是在绍兴年间归顺宋朝的，死于乾道年间，距曹友闻与蒙古兵交战时已经六七十年了，怎么还能统领军队呢？或许另有一个李显忠，但史书又没有分别说明。《陈宜中传》记载，朝廷派张全会同尹玉、麻士龙援救常州，尹玉、麻士龙都战死，张全却一箭未发便逃回。文天祥请求杀掉他，陈宜中却释放他而不追问。《文天祥传》也说，朱华、尹玉等人在五牧作战，败兵渡水时，拉住张全军的船，全军砍断了他们的手指，众人都溺死了；张全一箭未发，逃了回去。这样看来，张全根本没有作战。但《尹玉传》却说，淮地将领张全、广地将领朱华在五牧大战，如此张全又成了奋力作战的人。功劳和罪过混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有刘师勇和姚讪守卫常州数月，城陷后，刘师勇拔出栅栏边战边走；他的弟弟的马跌入壕沟，跳跃着不能出来，刘师勇举手同他诀别后离去。这说明刘师勇守卫常州，直到城破才离开。事情见于《张世杰传》《元史·伯颜传》和《郑所南集》。但《王安节传》却说，刘师勇收复常州后，立即赶赴平江，让王安节留在常州拒守；这样又好像刘师勇从未经历常州陷落的祸难。这又是同一部史书自相矛盾的地方。《吕蒙正传赞》说，本朝三次入相的，只有赵普、吕蒙正。然而吕蒙正以后，又有张士逊、吕夷简、文彦博，都曾三次入相；蔡京更是四次入相。《吕蒙正传赞》的说法也没有经过深入考察。○《宋史》列传中还有遗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