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

译史浩追封会稽郡王，又加封卫王。韩[疑字]胄生前封平原郡王。史弥远生前封会稽郡王，死后又追封越王。郑清之也追封魏郡王。各位武臣大多有战功，封爵稍微宽一些还说得过去；文臣凭借权势宠幸得到王爵，也实在太亵渎了。此外，外戚中也有封王的，他们起初都是因为子孙尊崇皇太后之族：如宋太祖追封杜太后之弟杜审进为京兆郡王，宋真宗追封生母李太后的父亲李英为常山郡王，宋仁宗追封真宗潘皇后的父亲潘美为郑王，郭皇后的弟弟郭守文为谯王，都是这种情况。章献明肃刘皇后的父亲刘通追封魏王，则是因为刘后曾垂帘听政。李宸妃的弟弟李用和封陇西郡王，也是因为他是仁宗的生母之弟。只有仁宗张贵妃（追册为温成皇后）的父亲张尧封为清河郡王，这是皇帝自行封赠外戚之始。仁宗慈圣光献曹皇后是曹彬的孙女，神宗时追封她的曾祖曹芸为魏王、祖父曹彬为韩王、父亲曹[疑字]为吴王，皇后的弟弟曹佾也封济阳郡王，这样就连及四代了。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神宗追封她的父亲高继勋为康王、哥哥高遵甫为楚王。高宗又追封皇后的弟弟高士逊、高士林以及侄子高公纪、高公绘， 모두为王。神宗钦圣向皇后的弟弟向宗回封永阳郡王、向宗良封永嘉郡王，都是宋徽宗时封的。哲宗孟皇后的父亲孟彦弼封咸宁郡王、弟弟孟忠厚封信安郡王，则是宋高宗时封的。宋徽宗的王皇后、郑皇后没有封王。韦贤妃是高宗的生母，高宗封她的弟弟韦渊为平乐郡王。钦宗朱皇后的父亲朱伯材封恩平郡王，是钦宗所封。高宗吴皇后的父亲吴近封吴王，弟弟吴益封大宁郡王，大概还封为新兴郡王。孝宗郭皇后的父亲郭[疑字]封荣王，弟弟郭师[疑字]封永宁郡王，都是由后来成为皇帝的儿子所封。光宗李皇后的三代亲属都封王，是光宗时的事。宁宗封杨皇后的弟弟杨次山为永阳郡王，他的两个儿子杨谷、杨石也都封王，也是在宁宗时封的。理宗谢皇后的三代亲属都封王，则是在度宗时封的。○宋代优待周后人的厚待 宋太祖是被军士拥立的，登上帝位后，把周恭帝和符太后迁居到西宫，将周恭帝的帝号改为郑王，将符太后改称周太后。在西京修建周朝六庙，派官员迁置周朝祖先的神主，命周宗正郭[疑字]按时祭祀，又派工部侍郎艾颖拜谒嵩陵和（宋太祖的）庆陵。（周世宗的）建隆三年，郑王迁出居住到房州。开宝六年，郑王才去世，距离禅位已经十四年了。宋太祖穿素服为之举哀，停止朝会十天，谥为恭帝，命令将其迁葬在庆陵旁，陵墓称为顺陵。仁宗嘉祐四年，下诏查取柴氏谱系，在各房中推选一位辈分最长的人，按时奉祀周朝。没过多久，又录用周世宗的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在此以前已经对郭氏加恩，到这时又恩及柴氏。）又下诏，周世宗的后裔每逢郊祀都录用其中一人为官。至和四年，于是封柴咏为崇义公，赐给田十顷，奉祀周室，并赐给西京周庙祭祀所用的器物和服饰。神宗又录用周世宗的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熙宁四年，崇义公柴咏退休，其子柴若讷承袭爵位。宋徽宗下诏，柴氏后裔已经封为崇义公的，再授恭帝后裔官职为宣教郎，主管周陵庙，使周朝世代成为三恪。南渡以后，高宗又命柴叔夏承袭崇义公爵位；理宗又下诏，周世宗的第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承袭崇义公爵位。这些事情都见于《本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大概柴氏所受的恩赏一直延续到与宋朝相始终；宋朝这样优待亡国之后，可以说是很厚重了。○宋代郊祀的费用 宋代制度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亲郊，大小官员都可以荫补子弟。赵思诚上疏说，寒士在铨选部门任职，必须等待数年才有空缺；如今每逢亲祠之年，任子约有四千人，十年以后就要达到一万二千人，那么寒士中就会有人三十年不能参加选授。可见郊祀的恩荫已经极其冗滥。此外还有赏赐，计算每次要用缗钱五百多万，大半用金、银、绫、绢以及[疑字]折合其价值发给。景德年间郊祀耗费达到七百多万，东封又八百多万，在汾上祭祀又一百二十万。丁谓任三司使时，编写《景德会计录》，此后历代郊祀常以此为标准。仁宗举行明堂祭祀，费用又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后来因为西夏用兵，国家财政日益困窘，于是下诏削减郊祀所赐的银绢：原来三四千的减为一千，一千的减为三百，一百的减为二十，特别制定为法令。然而宝元元年，统计京师收入的金帛为一千九百五十万，支出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这一年由于郊祀的缘故，收支数额比平常年份多，看来也没有真正大幅削减。（以上都见《食货志》。）神宗时，司马光曾上疏请求允许百官辞去南郊赏赐，神宗不准。君主敬奉上天，应当专心诚意地举行祭祀，恩泽多有什么可贵之处，为什么要让浮费达到如此地步？这样一来，君主明白地奉事上天的典礼，反而成为百官侥幸求取恩惠的机会，实在毫无意义。况且每年举行一次亲郊，是古今的大礼；如今反而因为浮费太多，不得不改为三年举行一次，这又是由于百官受到恩泽，造成君主懈怠废弛，是尤其不可取的大问题。考察范镇的奏疏说，赋税徭役繁重，转运使又在正常赋税之外进纳羡余钱来资助南郊，这种没有名目的征敛多得数不清。如此看来，南郊的费用大体上是出自外任官员征敛后进献的羡余，这又是因为百官滥受恩惠，而搜刮万民的财力。制定这样的制度，岂不是太荒谬了吗！○宋代俸禄优厚的制度 《宋史·职官志》记载俸禄制度：京朝官中的宰相、枢密使，每月三百千，春季和冬季的服料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一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每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以下各级按此递减。节度使每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按品级分别发给，以下各级也按此递减。所有俸钱都发一成现钱，二成折价支付，这就是正俸。禄米方面，宰相、枢密使每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以下各级按此递减。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使、防御使一百石，以下各级按此递减。所有一石只发六斗，米、麦各一半。熙宁年间又下诏，县令、录事等官，原来三石的增加到四石，原来两石的增加到三石，这也属于正俸。俸钱、禄米之外，还有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以下各级按此递减。（职钱只发给京朝官，外任官员不发，因为另有公用钱。）

译元丰官制实行后，俸钱略有增减。在京各官署的供给数额都合并为职钱；例如以大夫身份担任郎官的人，既领取大夫俸禄，又领取郎官职钱，比宋初的数额已经优厚。到崇宁年间，蔡京掌权，又增加供给、食料等钱；例如蔡京任仆射时，除了领取仆射俸禄外，又领取司空俸禄，比元丰的俸禄制度更加增加一倍了。俸钱、职钱之外，还有元随[疑字]人衣粮。（在京任宰相、枢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的，都有随身人员；其余官员只配[疑字]人。）宰相、枢密使各有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有五十人，节度使一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以下各级按此递减。衣粮之外，又有[疑字]人餐钱。（中书、枢密以及正刺史以上官员，[疑字]人都有粮；其余只发餐钱。）朝官从二十千至五千，共七等；京官从十五千至三千，共八等；诸司使、副等官共九等。此外还有茶酒厨料的供给，薪、蒿、炭、盐等物资的供给，饲马用刍粟的供给，米、面、羊口的供给。官员在外任职的，另有公用钱：从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共四等；节度使从一万贯至三千贯，共四等；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以下各级按此递减。公用钱之外，还有职田制度：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等藩镇三十五顷，防御使、团练使以下各级按品级递减。选人、使臣没有职田的，另有茶汤钱。建炎南渡时，因为战争兴起，宰执请求俸钱、禄米暂时只发三分之一；开禧年间用兵，朝臣也请求减半发给，这些都是一时的权宜措施，后来仍恢复原来的制度。这就是宋代一朝俸禄制度的大概，它对士大夫可以说是优厚了！只是因为发给的俸禄赏赐优裕，所以入仕的人不再为身家生计担忧，各自努力于治理政绩；从真宗、仁宗、英宗诸朝来看，名臣接连出现，吏治清明善良；到了有事之时，仍有很多人慷慨报国。绍兴年间支撑半壁江山，德祐年间战死疆场，历代以来为国捐躯尽节的人，只有宋末特别多。虽然这对挽救灭亡没有作用，但不能说不是供养士人的回报。然而赏赐俸禄过于优厚，归根到底容易耗损国家财力。给百官的恩惠只怕不够，从万民那里取得的财物却一点余裕也不留下；这是宋代制度不可作为后世法则的地方。○宋代祠禄制度 宋代制度设置祠禄官，用来使老臣安逸、优待贤者；从真宗设置玉清昭应宫使开始，任命王旦担任。后来王旦因病退休，于是命他以太尉身份兼领玉清昭应宫使，给他宰相俸禄的一半，祠禄制度从此开始。京城中有玉清昭应宫、景[疑字]宫、会[疑字]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任使者。（王曾以次相身份担任会[疑字]观使，曹利用以枢密使兼领景[疑字]宫，班次在王曾之上。后来王曾升任昭文馆大学士，担任玉清昭应宫使，于是班次在曹利用之上，见《王曾传》。）充任使者的俸钱，玉清昭应宫每月一百千，景[疑字]宫七十千，祥源观五十千，见《职官志》。丞郎、学士充任副使，普通官员充任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自领取相应的俸禄。最初设置时人数很少，后来为了优厚礼遇年老而罢职的大臣，人数逐渐增加。熙宁年间，王安石想用这种职务安置持不同意见的人，于是制定法令，规定宫观职务不限制人数，任期以三十个月为一任。又下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都依照嵩山崇福宫、舒州仙[疑字]观设置管干、提举等名目，让任职者据此领取俸禄，并允许按照方便选择居住地点。又下诏，除授宫观职务不得超过两任；兼用执政恩例的不得超过三任。绍兴以来，跟随皇帝车驾南来的士大夫没有空缺职位可以安置，于是允许承务郎以上的官员暂时差充宫观职务一次。（每月得到供给，按各人的资序发给，降低二等支付。）人数不受限制。后来因为请求任职的人很多，又制定法令，稍微恢复祖宗旧有条法：一任按照定法办理，二任作为恩典。（绍熙五年庆寿赦令规定，宫观、岳庙任职已满、不应再行请求的人，现在因庆寿恩典，年龄在八十岁以上者，特许再请求一次。）京官任期两年，选人任期三年，都是在优厚待遇中含有加以限制的意思。见《职官志》。○宋代恩荫泛滥 荫补子弟本来是朝廷施惠于臣下的制度，但没有像宋代这样泛滥的。文臣从太师以及开府仪同三司，都可以荫补子孙以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属，并异姓亲属和门客；从太子太师到保和殿大学士，可以荫补到异姓亲属，但不能及于门客；从中大夫到中散大夫，可以荫补到小功以下亲属，但不能及于异姓亲属，武臣也依照这种等级区别办理。凡遇南郊大礼和诞圣节，都有荫补；宰相、执政可以荫补本宗、异姓亲属、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到谏议大夫可以荫补本宗一人；寺长、寺副、监以下直到左右司谏，可以荫补子或孙一人；其余官员依照这种等级递减。此外还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以及现任三少、使相的，可以荫补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的，可以荫补一人；其余依照这种等级递减。此外还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以及现任三少、使相的，可以荫补五人；曾任执政官到大中大夫以上的，可以荫补一人；诸卫上将军可以荫补四人，观察使可以荫补三人；其余依照这种等级递减。由此看来，一人入仕，子孙亲族都可以获得官职，官位高的甚至还可以及于门客、医士，真可以说是泛滥了。

译（以上都见《职官志》。）不过，这还属于固定的常例，不是出于特别恩典。天圣年间，下诏规定，五代时期三品以上官员的告身尚存者，允许其子孙凭荫补任用，这样就连前代的人也包括在内了。明道年间，录用已故宰臣以及员外郎以上致仕官员的子孙，授予官职各有等级，这样又扩大到了已故臣子的子孙。甚至新皇帝即位时，监司、郡守派遣亲属入朝庆贺，也可以获得官职（见《司马旦传》），这就更加超出了通常的荫补范围。曹彬去世，授予他的亲族、门客和亲校二十多人官职；李继隆去世，授予他的儿子官职，又录用他门下二十多人；雷有终去世，授予他的八个儿子官职，这些都是因为功臣而加以荫补。李沆去世，录用他的儿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女婿苏{曰邛}、妻兄的儿子朱涛，都授予同进士出身；王旦去世，录用他的子弟、侄子、外孙、门客常从，授官的有几十人；他的几个儿子服丧期满后，又各升一级官职；向敏中去世，他的儿子、女婿都升官，又授予几名亲校官职；王钦若去世，录用他的亲属以及他所亲信的二十多人，这些都是因为优厚眷顾而加以荫补。郭遵战死，授予他的四个儿子官职，甚至连他的女儿中出家为尼的，也赐给紫袍；任福战死，授予他的儿子和从子共六人官职；王▯战死，授予他的三个儿子官职；徐禧战死，授予他的家属十二人官职，这又是因为死于国事而给予优厚抚恤。范仲淹上疏说：请规定乾元节所施恩泽，必须在职满三年的人，才可以荫补子弟。可见在仲淹上奏以前，刚刚到任就可以获得荫补。阎日新上疏说：群臣的子弟凭荫补得到官职，往往还没有脱离孩童年龄就领取俸禄，希望从今以后年满二十岁才开始发给俸禄。（《职官志》记载：荫补嫡子、嫡孙不限年龄；其他子孙必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必须年满二十岁。这大概是后来续定的制度。）龚茂良也上疏说：庆寿礼举行时，如果从一命以上都普遍升迁，不知道每月增加发给的俸禄会有多少。这说明刚刚获得荫补就已经发给俸禄了。朱胜非上疏叙述宣和年间谏官的议论说：“还跟着竹马队伍行走，已经进入佩荷囊的行列。”这说明刚刚获得荫补就可以穿着有品级的官服了。熙宁初年，下诏规定齐、密等十八州以及庆、渭等四州，都由中书选授官员，不得按照恩例奏请补官。这说明其他州的通判都可以通过荫补奏请授官了。金安节上疏说：致仕官员遗表所施的恩泽，不应奏请授予异姓亲属，使他们可以凭借丰厚财产买官。这说明恩荫甚至可以听任买卖了。（以上都见各人的本传。）其中虽然也有稍加限制的措施，神宗下诏说：各位大臣年满七十岁而直接被授予致仕的，不得推恩于子孙。（见《职官志》。）又下诏说：原来每年任用一人的任子，改为三年任用一人；原来三年任用一人的，改为六年任用一人。孝宗下诏说：年满七十岁而不请求致仕的，遇到郊祀时不得荫补。又下诏说：终身任宫观职务的人，不得奏请授予子弟官职。这些措施虽然略微节制了荫补，但所削减的毕竟有限。朝廷优厚抚恤臣下固然是应该的，却到了这样猥滥的地步，不仅打开了侥幸进身的门路，也白白耗费无穷的国家经费，使民力竭尽来供养冗员，难道是国家长久之计吗？○宋代恩赏的优厚 宋代制度规定，俸禄和赏赐之外，又时常有恩赏。李沆生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去世，都各赐银五千两，这是因为他们是宰执大臣。雷有终平定蜀地有功，特意拨给廉镇公用钱每年二千贯；他死后所欠的债达千万，官府替他偿还，这是因为他是功臣。戴兴任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一万两，每年另外增加给钱一千万；王汉忠出任襄州知州，在固定俸禄之外，每年增加给钱二百万，这是因为他们是藩镇大臣。又如李符任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宋▯、王化基初次入仕任右补阙时，就各赐钱三百万。宋▯任知制诰，又赐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升任侍御史，赐钱三十万。魏廷式任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抟任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即使是普通庶僚，没有特别功绩，也受到额外赏赐。甚至魏震因为温州进献祥瑞之木，作赋献上，于是赐银二千两，这未免也太泛滥了。仁宗去世，遗赐大臣每人价值一百多万的钱物。司马光率领同僚上言说，国家遭遇大忧患，朝廷内外都很困乏，不应采用乾兴年间的旧例。如果遗赐确实不能推辞，那么应允许侍从官进献金钱，以帮助支付修筑山陵的费用。朝廷没有允许。这就可以看出宋代恩赏的大概情况了。南渡以后，吴▯去世，赐钱三十万。蜀地将领郭浩、杨政各赐田五十顷。魏胜战死，赐银一千两、绢一千匹、住宅一所、田一百顷。吴▯去世时，高宗已经成为太上皇，仍赐银一千两。大概南宋疆域狭小而赋税较少，赏赐也稍有减少。○宋代冗官和冗费 宋朝开国时，设置官职、划分职责，还有一定的员额。后来荐举、辟召范围扩大，恩荫泛滥，杂流官员卑杂繁多，祠禄官增多，日积月累，终于达到无法计算的地步。真宗咸平四年，有关部门说，裁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多人。所裁减的已经如此之多，未裁减的数量也就可想而知了。王禹▯说：臣的籍贯在济州，以前那里只有一名刺史、一名司户，从来没有耽误政事。后来设置了一名团练推官，又增加设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监酒、榷税又增加四人；在曹官之外，又增加司理。一州尚且如此，天下的情况就可知道了。（见《禹▯传》。）杨亿上疏说：员外官的增置没有限定数目，如今员外郎有三百多人，郎中也有一百多人，其余太常博士、国子博士等又不少于数百人，大都参加常朝，不知道自己应当掌管什么职务，只是凭借恩惠资序迁升。（见《职官志》。）宋祁上疏说：朝廷有三种弊病，天下官员没有固定员额，这是第一种冗滥。州县并没有比从前扩大，官员却是旧日的两倍，请设立限定员额，作为固定法令；门荫、流外、贡举等科，等到官职出现空缺时，按照员额补充官吏。又说：使相、节度使，耗费最多。

译设置节度使，有的负责边镇，有的统领驻军，公用钱是用来犒劳众人、款待宾客的。如今大臣被罢免，往往还蒙受恩典而授予节度使之职，白白消耗国家费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从今以后，凡不是边境要地、没有军队驻屯的地方，不得兼任节度使；已经带有节度使名号的，不得留在近藩及京师。（见《祁传》。）范坦也说：户部每年的收入有限，如今节度使有八十多人，留后到刺史又有几千人；如果不是因军功取得这些官职，应当减去他们一半的俸禄。（见《坦传》。）考察《向经传》记载：方镇有公使钱，按惯例被官员私下用来供养自己，离任时便全部带走。大臣罢免退职后，多优待他们，给以节度使的空名；待制以下的官员也有时带有留后、刺史等名衔，他们应得的分例也与现任官员相同，所以宋祁、范坦都想削减这些费用。这就是在冗官之上又增加了冗费。徽宗时，卢策上疏说：皇祐年间收入三千九百万，而费用只有其中三分之一；治平年间收入四千四百万，而费用占五分之一；熙宁年间收入五千六十万，却全部耗尽。如今各道按月所需的费用，急迫得连一天也难以维持。这还是北宋全盛时期已经如此；南渡以后，疆域既小而耗费却更多。廖刚上疏说，刘晏用一千二百万贯供给中原军队还有余裕，如今用三千六百万贯供给川、陕一军却还不够。川、陕军队共有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其中官员一万一千零七人；给士兵的钱还不到给官员钱的十分之一，可见冗员的问题在官员而不在士兵。（见《刚传》。）这就是军官方面的冗费。汪应辰上疏说：班直转官只用三天，而堂吏就领取食钱一万缗；工匠清洗器物只给一百多千钱，而堂吏却领取食钱六百千；塑造显仁神御历时半年，工程还不到一半，堂吏领取的食钱已经支出三万、银绢六百两匹。（见《应辰传》。）这就是堂吏方面的冗费。由此类推，国家的力量怎么支撑得住呢？○南宋取于民没有限度 宋朝初年，国家费用虽然铺张，但君主都恭谨节俭，吏治也▯，还没有严重扰害百姓的事情。自从王安石实行青苗等法，百姓才开始受害（当时又有免役钱、常平积剩钱、无额上供钱，见《蔡幼学传》。），但那时仍是以富国强兵为出发点。到了徽宗时期，蔡京执掌国政，专门用“丰亨豫大”的说法迷惑皇帝，动辄引用《周官》“惟王不会”作为说辞，于是发展到向百姓无止境地搜取财物。当时在赋税之外，还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各自搜括，彼此不相统属，任意催逼征收。又有大礼进奉银绢、赡学籴本钱。（也见《蔡幼学传》。）宇文粹中上疏说：朝廷的一切支出都取给于百姓，陕西的上等户大多抛弃田产而住到京师，河东的富人多抛弃田产而进入川蜀，可见西北所受的祸害。甚至花石纲造成的骚扰，运输一块石头，民间要耗费三十万缗，于是东南地区又陷入极大困境。南渡以后，因为军需紧迫，取于百姓更加没有限度。有一种所谓经制钱，本来是宣和末年陈亨伯任经制使时创立的杂征办法，后来便以此命名。建炎年间，高宗在扬州，四方的贡赋不能送到，吕颐浩、叶梦得说：陈亨伯曾经设置这种制度，应当仿照实行，以应付缓急。于是征收增加的酒钱、卖糟钱，典卖田宅增加牙税钱，官员请领俸给收取头子钱，楼店务增加三分房钱，并令各路宪臣掌管，通判负责执行。绍兴五年，孟庾提点财用，又请求以总制司为名，在经制钱的数额上增析出总制钱。州县收取头子钱，每贯收二十三文，其中十文作为经制上供钱，十三文充作本路费用，其他杂税也一概仿照办理。征收常平钱物时，旧法每贯收头子钱五文，也增加到二十三文；除五文依旧法收取外，其余全部归入总制钱。乾道年间，又下诏各路出纳，每贯增加收取十三文，充作经总制钱。从此每千文收取五十六文。这两项合起来都称为经总制钱。又有一种所谓月桩钱：绍兴二年，韩世忠的军队驻扎建康，吕颐浩等商议，命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供军需；漕司不考虑各州军的财力，统一摊派，于是州县横征暴敛，江东、江西所受的祸害尤其严重。又有一种所谓板帐钱：缴纳米时收取耗损利息，交纳钱帛时多收糜费；借富人犯法而加重处罚，放纵胥吏受贿并考核其收入；追索盗赃时不赔偿失主，检查财产时不顾卑幼的份额；死亡僧人和绝户的财产不等核实便没收入官，逃亡户的财产和荒废田地不予注销，反而强行征纳。有关部门本来知道这些做法不合法，但因为板帐钱负担太重，不能不横征暴敛。▯熙五年，湖北漕臣说：绍兴九年，下诏规定财赋以十分为比例，留出一分充作上供；从绍兴十三年开始，每年增加二分。鄂州原有定额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多缗，如今增加到十二万九千多缗。岳州原有定额五千八百多缗，如今增加到四万二千一百多缗。民力已经衰败，实在无从征出。这是在孝宗有道之时，已经达到了极其▯削百姓的危害。（以上都见《食货志》。）此外又有和买折帛钱。此前咸平年间，马元方建议：在春天预先把钱发给百姓，帮助他们渡过困乏；到夏秋时令他们把绢交给官府。这是先发钱、后交绢，百姓起初认为便利；后来改为钱、盐分给，再后来就直接向百姓征取。林大中上疏说：如今又不收取他们的绢，命令缴纳折帛钱，于是用两匹缣折合一匹缣的价值。（见《大中传》。）这样看来，南渡以后的折帛，比青苗法更加苛虐。赵开总管四川财赋时，把榷卖的利益全部征取，直到大幅改变酒法；曲和酿酒器具都由官府自行置办，允许酿户带米到官府自行酿造，每斛缴钱三千，头子钱二十二文；酿造多少不限定数量，只看所缴的钱。

译当时张浚驻兵兴元，希望得到将士拼死效力，以图恢复失地；每十天犒劳一次、每月赏赐一次，费用不可计算，全部交给赵开筹办。赵开办理粮食财赋，计算筹划没有遗漏，供给军需常常还有余裕，但他留下的制度最终成为蜀中百年的祸害。（见《开传》。）到了贾似道创议购买公田，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多万亩，命令百姓把私家田租作为缴纳给官府的定额。（见《似道传》。）于是民力已经竭尽，国家也随之灭亡。总的考察南宋向百姓征取财物，大概不比唐代按旬输纳、按月运送轻；当时生活的百姓，不知道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宋代军纪的松弛 五代自从石敬瑭过分姑息以来，军纪长期松弛，丧失军队、丢失土地，一概不追究。周世宗鉴于这种过失，在高平之战中斩杀首先逃跑的樊爱能、何徽以及将校七十多人，于是骄横的将领和懈怠的士兵没有不知道畏惧的，这就是他向南攻取江淮、向北平定三关，所到之处必定取胜的原因。宋太祖以忠厚之道开国，从未杀戮一名大将；但当时正处于王业兴盛的时运，所到之处都能成功，本来没有必要诛杀。可是太宗、真宗以后，竟相沿成习，认为理所当然，不再有驾驭将领的纪律。例如太宗雍熙四年，刘廷让与契丹在君子馆交战。刘廷让先约定李继隆前来援助，等到交战时，李继隆却不派一名士兵，退守乐寿，导致刘廷让全军覆没，刘廷让仅带着几名骑兵逃回。李继隆的罪过，按军法本应治罪，但太宗反而下诏自责，并释放李继隆，不予追究。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侵，宋将傅潜统率步兵、骑兵八万人，不敢交战，闭城自守。部将范廷召请求出战，傅潜不得已分兵八千给他，并仍答应派兵出援。范廷召又向康保裔请求援助，康保裔前来救援，力战而死，但傅潜的援兵始终没有到达。皇帝仅仅把傅潜流放到房州。当时钱若水认为傅潜既然不能取胜，朝廷又不能依法处置，极力请求斩杀他，皇帝没有听从。仁宗时，西夏人侵犯塞门砦，砦中士兵只有一千人；赵振在延安，手下有八千人。塞门砦被围已经五个月，告急文书多次送到，赵振却只派一百人前往。塞门砦于是陷落，砦主高延德、监押王继元都死于敌手。庞籍在秦州弹劾赵振，赵振于是只被贬为白州团练使。（以上都见各人的本传。）战争凶险、战事危急，如果前面没有重赏诱导，后面没有严刑诛罚逼迫，谁肯拼死决战取胜？可是李继隆等拥有关重兵，却坐视副将的军队覆没、将士丧命而不顾；军政如此，今后还凭什么驱使人呢？这就是宋朝不能与人争强的原因。○宋代科场处分的轻微 唐代有“通榜”的惯例。陆贽主持贡举时，认为崔元翰、梁肃的文才冠绝当时，凡是梁肃、崔元翰所推荐的人，都录取了。（《唐书·贽传》）例如崔群因为梁肃推荐，说他是可以担任公卿辅弼的人才，陆贽于是录取他中第，就是这种情况。（《群传》）韩愈以文章著名，遇到有才华的举子，总是替他们宣扬声誉，并向主持贡举的人推荐，往往都能考中，所以士人争相投奔他。（《文献通考》）不过，通榜仍然要看才学。当时还没有糊名的制度，考官看见姓名后加以选拔；如果确实与才学相称，人们也佩服其公正，没有异议。至于徇私而考中的，唐代钱徽主持贡举时，段文昌托他录取杨浑之，李绅也托他录取周汉宾；发榜时二人都没有入选，但录取的人中有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弟弟殷士，于是段文昌上奏说钱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新考试，试题由宫中发出，分别是《孤竹管赋》和《鸟散余花落诗》。举子大多不知道典故出处，被黜退的有孔温业、赵存约等十人。于是贬钱徽为江州刺史，贬李宗闵为剑州刺史，贬杨汝士为开江县令。（《旧唐书·钱徽传》）由此可见，唐代科场的处分本来很轻。到了五代，郑珏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张全义替他向有关官员说情，于是他得以中第。（见《欧史·珏传》）桑维翰参加考试，也因张全义向有关官员说情而考中。（《洛阳缙绅旧闻记》）崔税将要主持贡举时，有个叫孔英的举子，平素品行丑劣。宰相桑维翰对崔税说：“孔英来了。”崔税不明白他的意思，反而以为桑维翰是托请录取孔英，于是考取孔英为进士。（见《薛史·▯传》）这属于凭权势和利害关系作弊。后唐清泰年间，■导主持贡举，将要封闭试院时，刘涛推荐薛居正说他将来必定做到台辅，■导便录取了他，后来薛居正确实做了宰相。（《宋史·薛居正传》）李度擅长写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的诗句，枢密使王朴记录下这两句，向主持贡举的申文炳推荐，于是申文炳擢升李度为第三名。（《宋史·李度传》）这也是通榜遗留下来的风气，虽然不是出于权势利害，但因为知道这个人而录取他，究竟也还是一种弊端。聂屿和赵都一同参加考试，赵都向郑珏行贿，郑珏告诉他第二天一定会考中。聂屿听说自己没有考中，便大肆辱骂来报信的人来恐吓郑珏；郑珏害怕了，于是让他们两人都考中。（《薛史·珏传》）这竟然是靠贿赂而考中。五代是乱世，这类作奸作弊的事情习以为常，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稍微表示惩罚的事例：后唐同光三年，礼部侍郎裴▯主持贡举，他所录取的新科进士符蒙正等人受到舆论非议，特别下诏命翰林学士卢质复试。王澈改列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没有黜退落第，裴▯也免于追究。后周广顺年间，赵上交主持贡举，新进士李观不应当列入榜中，舆论喧然。中书门下认为李观所考的诗赋失韵，于是黜退了他，并贬谪赵上交的官职，由侍郎降为詹事。（见《上交传》）显德年间，刘涛考试不精，王朴弹劾他。世宗命翰林学士李▯复试，黜退七人，刘涛因此获罪而降职贬谪。（见《涛传》）又有刘温叟考进士，录取十六人，有人诬陷他，皇帝发怒，黜退其中十二人，刘温叟被贬官。（见《温叟传》）可见五代时即使有科场处分，也不过是降职秩，宋初沿袭了这一做法。开宝年间，李▯主持贡举，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控告李▯徇私。皇帝发怒，特意命令复试，结果多人被黜退，李▯被责授太常卿。

译（见本纪及《▯传》）真宗时，三司使刘师道让弟弟刘几道参加进士考试，并托请考官陈尧咨。当时已经实行糊名考校，刘师道便在试卷中作了记号，结果刘几道被擢升考中。不久事情泄露，诏令将刘几道从进士名籍中除名，永远不得参加科举；刘师道被责授忠武军行军司马，陈尧咨被责授单州团练使。这大概就是五代和宋代科场处分的情况。只有王钦若主持贡举时，有个叫任懿的人托熟识王钦若的僧人惠秦，送给王钦若白金二百五十两行贿。恰好王钦若已经进入试院，僧人便托他的门客把事情告诉王钦若的妻子李氏。李氏派奴仆祁睿进入试院，把任懿的姓名和白金数额写在手臂上，告诉王钦若，任懿于是得以考中。后来事情泄露，王钦若反而把罪责推给同知举官洪湛，洪湛于是被远地贬谪。（见《钦若传》及《湛传》）因为涉及受赃受贿，所以处分比较重。然而收受贿赂、舞弊取士，竟然只达到流窜贬谪的程度，科场的法令也太过松弛放纵了。○定罪归刑部 宋太祖曾对宰相说：“五代诸侯跋扈，有人违法杀人，朝廷置之不问。人命极其重要，姑息藩镇，难道应当这样吗？从今以后，各州判决死刑案件，都要记录案情上奏朝廷，交给刑部复核。”于是把这规定写成法令。这是建隆三年制定的。（见本纪）有了这项制度以后，天下的重大案件都必须等候刑部复核，按理说应该不会再有擅自杀人的事了。然而，李及任秦州知州时，有个禁军士卒白天在市中抢夺妇人的金钗，官吏把他抓来，李及当时正在看书，审问得知事实后，立即命令将他斩首，自己仍照常看书。（见《及传》）张咏任益州知州时，有个小吏犯法，张咏给他戴上刑具，刑具锁住他的脖子。小吏恼怒地说：“不杀我，枷锁就不能取下。”张咏立即命令将他斩首。（见《咏传》）范正辞奉诏检阅州兵并押送他们到京城，有个叫王兴的人害怕出行，便用刀割伤自己的脚，范正辞将他斩首。王兴的妻子到登闻鼓院上诉，太宗认为范正辞有威严果断的作风，特意提拔了他。（见《正辞传》）王济任睦州知州时，有个狂僧突然闯入州衙，散布妖言，王济和转运使陈尧佐审查属实后将他斩首。（见《济传》）吕公弼任成都知府时，营卒犯法，▯不肯受杖刑，说：“我宁愿拿剑死。” 吕公弼说：“杖刑是国家的法令，拿剑杀你是你自己要求的。”于是先杖打他，再将他斩首。（见《公弼传》）文彦博任益州知州时，正在宴饮击球，听到外面喧闹得很厉害，原来是卒长杖打一名不服从的士卒。文彦博把他叫进来询问情状，命人把他带出去施杖，他又不肯受杖；于是再次叫进来把他斩首，打完球才回去。（见《彦博传》）舒▯任临海县尉时，有个百姓辱骂并驱逐继母，事情闹到舒▯面前，舒▯命令杀掉他；那人不服，舒▯起身亲手将他斩首，随后投递弹劾自己的状章离职而去。（见《▯传》）既然定罪归刑部，却仍有像上述几位官员这样擅自杀人的人。考察郑▯的奏疏，其中说：军法的便宜处置权，只能施行于所管辖的军队，其他人应当奏报朝廷；这样看来，军政事务本来就有便宜行法的条文。比如张咏任益州知州时，正值王均、李顺等人叛乱之后，本来就应当使用重典来警戒凶顽之徒；其余案件也都是军士玩弄法令，所以或许不妨概括地用便宜之法处置。舒▯只是小吏，却擅自杀死违逆父母的儿子，虽然不违背法律，但这件事并非军政，官职也不是执掌刑狱的宪府，却把生杀之权专擅于己，也可以看出宋代政治实在太过松弛。○宋辽金夏交际仪 《金史》有《交聘表》，凡是金与宋、夏、高丽之间的和战、庆贺、吊祭等事情，打开书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宋朝的邻国比金朝更多，《宋史》更应当有《交聘表》，却反而没有，这是修史者的疏漏。大致说来，两国交往往往最重视礼仪。澶渊之盟规定，宋为兄，辽为弟，所以辽使常常稍微处于屈从地位。《宋史·程琳传》记载：契丹派萧蕴、杜防来宋，萧蕴拿出座次图给程琳看，说：“中原使者坐在殿上的高位，如今我的座位却在下面，请把它升高。”程琳说：“这是宋真宗所定的，不可以改变。”此事才作罢。这样看来，真宗最初确定和议时，宋使到辽，燕饮宴享的礼节比辽使到宋更尊贵。然而辽人也常常故意自居尊大，不肯稍微屈服。程师孟出使辽国到达涿州时，契丹来迎接的人面向南坐在正席，涿州官员面向西，而给宋使设置的席位面向东。程师孟不肯就坐，呵斥傧相更换座次，于是他与迎接者东西相对而坐。（见《师孟传》）吴奎出使契丹归来，在路上遇见契丹使者。契丹认为金冠较为尊贵，纱冠次之；过去两国使者相见时，双方服饰的尊卑总要相称，到这时契丹使者戴纱冠，吴奎于是也降低自己的礼仪规格来相见。（见《奎传》）沈立出使契丹时，恰逢契丹举行册礼，契丹想让他穿契丹服装，否则就只在门外相见。沈立说：“北方使者来到南方，从来没有要求他们改变服装，何况只在门外相见呢？”于是契丹作罢。（见《立传》）哲宗去世，辽使来吊祭，胡宗炎到边境迎接，使者不更换服装，胡宗炎据礼义折服他，等到他听从命令后才与他相见。（见《宗炎传》）辽道宗派使者带着自己的画像来索取宋徽宗的画像，还没有得到答复，道宗就去世了；天祚帝即位后，又再次提出请求。宋使张升前往辽国，想先得到辽国新君的画像，于是对辽方晓谕说：“过去文成弟弟尚且对兄长屈尊，先行致敬，何况如今是伯父呢？”天祚帝于是先把自己的画像送来。（见《升传》）这些就是宋、辽兄弟之国之间使者往来的旧例。至于宋与金交往的礼仪，则前后有所不同。据《金史》记载：金使张通古到江南时，宋主想面向南坐，让张通古面向北坐，张通古不肯，要求备马回北方。宋主于是设置东西座位，使者面向东，宋主面向西；接受书诏时，跪拜、起身等都依照礼仪进行。（见《金史·张通古传》）然而《宋史·本纪》记载：张通古到达时，皇帝正处于谅闇期间，难以举行吉礼，便命秦桧代理冢宰，接受书诏后进呈。

译《桧传》以及《王伦》《李弥逊》《勾龙如渊》等人的传记都说，金使到来时，朝廷议论汹汹；秦桧迫于公众舆论，嘱托王伦向张通古等人极力说明，请他们同意秦桧到使馆接受书诏，并让低级官吏穿朝服引导，把书诏送入禁中。这才是当天的实际情形。至于《通古传》所说的按照礼仪拜受诏书，也许是张通古回国后自我夸耀的说法。到了宋孝宗与金世宗重新确定和议时，改称奉表为国书，称臣改为称侄，凡是回访使者，都采用敌国之礼。（《孝宗纪》）但金使到宋时，宋主仍有起立接受书诏的礼仪。金朝完颜仲初任报问使时，完颜仲奏请规定与宋主相见的礼仪，世宗说：“宋主起立接书，就把书交给他。”到了宋朝，果然依礼执行。（《金史·完颜仲传》）孝宗曾想改变接受书诏的礼仪，派范成大到金国陈述请求，世宗没有答应。后来金朝派完颜璋来祝贺宋朝正旦，宋使到使馆取了书就离去，完颜璋回国后被杖打一百，除去名籍。金朝派梁肃来诘问，宋朝仍然送书谢罪。（见《金史·完颜璋传》）第二年，刘仲诲来祝贺正旦，宋朝仍想改变接书礼仪，刘仲诲不答应，于是仍按旧礼举行。（按：这件事《宋史》有错误。《孝宗纪》说：完颜璋来祝贺正旦，因为关于接受书诏礼仪的商议不合，诏令等待改日举行，另以太上皇的旨意暂且听任仍用旧礼；这样看来，完颜璋起初并没有失礼。而《金史·璋传》说他因为出使时失礼，回国后被杖打罢黜，则说明宋朝失礼之处确实存在。《宋史》所说以太上皇诏令暂且仍用旧礼，应该是第二年刘仲诲来祝贺正旦的事，错误地记在了完颜璋到达的那一天。）不久，金使乌林答天锡来祝贺会庆节，要求孝宗下殿阶询问金主的起居，皇帝不答应，乌林答天锡跪着不起。宰相虞允文请皇帝回内宫，命使者第二天随朝班上寿。（见《宋史·孝宗纪》及《允文传》）大概又是因为宋朝到完颜璋的馆舍取书一事，所以金国想要求宋朝增加礼数作为报复；而孝宗立即起身入内，也是临时采取的权变措施。又有金朝黄久约任祝贺宋朝皇帝生日的副使，恰好宋朝接待使者的正使生病，宋朝想让馆伴副使代替正使执行礼仪。黄久约说：“如果副使也生病了，难道要让都辖、掌仪等人来行礼吗？”最终便命令正使独自上前行礼，黄久约自己与宋朝馆伴副使并骑而行。（见《金史·黄久约传》） 大概是因为两国交往的礼仪关系到国家体面，所以双方都不肯使自己屈居下位。至于两国使臣朝贺时，则都有山呼、舞蹈的礼节。金海陵王喜欢听宋使山呼的声音，便让神卫军学习这种礼仪。（见《金史·蔡松年传》）这说明宋使到金国时要山呼。金朝张▯出使宋朝时，正逢金世宗去世、灵柩停殡，因此接受赏赐时不行舞蹈礼。（见《金史·张▯传》）这说明金使到宋朝时，若不是遇到国丧，也要行舞蹈礼。两国之间又都有避讳的规定。金海陵王立太子光英，宋朝便把光化军改为通化军，把光州改为蒋州。金章宗任命完颜匡为祝贺宋朝正旦的使者，命令临时改名为弼，以避宋朝的讳。（见《金本纪》）这又是双方互相避讳的事例。至于西夏对宋朝，起初李继迁、李德明父子本来臣属于宋；自从元昊自立为帝后，不再称臣。后来议和，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兀卒”翻译过来是“我的祖先”，宋朝认为这种称呼不合礼义，没有答应。后来再次确定和议，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约定称臣、奉行宋朝正朔，并把所赐敕书改为诏书而不署名；宋使到西夏时，采用宾客之礼。但宋使到达后常常只住在宥州，不让他们到兴州、灵州，而元昊在自己的国家中仍然自称皇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宋史·杨告传》）杨告任西夏旌节官告使时，元昊专门设置面向南的尊位以自居尊大，杨告便移坐到宾客的位置，元昊也不能使他屈服。这大概是最初册封时的事。西夏对辽、金两朝也称臣，但交往礼仪略有不同。金世宗问张汝弼：“夏国、高丽都称臣，我的使者到高丽，可以与高丽王行相对等的礼；但夏王却站立着接受使者的拜礼，为什么？”左丞完颜襄说：“辽、夏本来是甥舅之国，夏国因为辽国公主的缘故，接受辽使的拜礼。本朝与夏国约定遵行辽国的礼制，所以也这样做。”张汝弼说：“这种礼仪已经实行几十年了，不可以改变。”世宗听从了他的意见。（见《金史·张汝弼传》）由此可见，西夏对辽、金虽称臣，却接受辽、金使者的拜礼，这与宋朝所规定的与使臣以宾主身份相见的礼仪不同。到了金哀宗时，金朝重新与夏国议和，夏国不再称臣，而是把金当作兄长侍奉；双方各用本国年号，夏国派使者来聘问，只在国书中自称弟而已。（见《金哀宗本纪》）刘豫接受金朝册封为齐帝时，金宗翰等人议论说：既然是藩辅之国，奉表称臣，那么金朝诏书到达时，齐廷就应当避开正殿，与金使行相对等的礼。金太宗下诏说：“既是邻国的君主，又是大朝的儿子，只有使者刚到时，亲自询问他的起居，以及使者临行时有奏报，才起立；其余时候都按皇帝之礼行礼。”这又是刘豫作为金朝子皇帝时所遵行的礼仪规定。●卷二十六 ○岁 币 宋真宗与辽圣宗订立澶渊之盟时，确定岁币数额为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时，辽兴宗以索取土地为借口引发战端，双方再次订立盟约，增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夏主元昊接受宋朝的归附条件后，宋朝赐给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南渡以后，高宗与金熙宗达成和议，岁币为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孝宗再次与金世宗议和，改为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开禧年间出兵失败后，宁宗再次与金章宗议和，增加到银、绢各三十万两、匹。到金哀宗时，宋朝停止给付岁币。几年以后金朝灭亡。元太宗曾派王楫来索取岁币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宋朝没有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