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三

译《汉书·循吏传赞》说：汉宣帝认为，太守是官吏和百姓的根本，太守频繁更换，下面的人就不得安宁。百姓知道太守将长期任职，不能欺骗蒙蔽他，于是便服从他的教化。所以，二千石官员只要有治理政绩，宣帝就常常下诏书勉励，增加俸秩、赏赐金钱，有时还封为关内侯；公卿职位有空缺时，就从这些人中选用。因此，汉代的良吏，在这个时期最为兴盛。这说明，自古重视吏治的，大多把长期任职作为成效。明太祖也曾仿效这种做法。兴化丞周舟已经升任吏部主事，百姓请求将他留下，于是太祖派他回去。丹徒令胡梦、通丞郭伯高、金坛丞李思进、归安丞高彬、曹县簿刘郁、衡山簿纪惟正，都因犯事应当逮捕，百姓到朝廷说他们多有善政，太祖便全部恢复他们的官职，纪惟正还升为参议。永州守余彦诚、齐东令郑敏等十人，因犯事被关进监狱，年高的百姓列举他们的政绩上报，十人都恢复官职，并且赏给这些老人往返道路的费用。县令沈昌、周荣等四人，都升任郡守。这些都是太祖时期的事。洪熙、宣德、正统年间，任期届满上奏请求留任的，还有邵阳令孙浩、长清令薛慎、吴桥令吴原、博野令陈哲、泰安令畅宣、砀山令刘伯吉、会宁令郭完、贵溪令徐士宗、常熟令郭南、平山令张▯、藁城令徐荣、安福令何澄、桐乡令田玉。（以上都见于《循吏传》。）况钟任苏州知府时，遭逢母亲丧事。郡中百姓到朝廷请求挽留，皇帝下诏让他起复任职。他任期届满应当升迁时，属地百姓二万多人请求留任，巡按把此事上奏，皇帝下诏将他升为三品，仍然掌管府务。陈本深任吉安知府，任期届满应当升迁，也因属地百姓请求而升为三品，仍然任事。后来他听到衙门前百姓家嫁女儿时的鼓乐声，笑着说：‘这是我来这里时还在吃奶的孩子，如今都要出嫁了，我难道还要留在这里吗？’于是请求退休离任；他总共在吉安十六年。罗以礼任西安知府，因母丧离职，继任者不称职，属地百姓追念他，便向朝廷请求，皇帝下诏让他起复任事。任满后，也升秩留任。莫愚任常州知府，任满后也升秩留任。陈敏任茂州知州，多次加秩，升至右参政，仍然掌管州务；他在茂州二十多年，官秩已经很高，各监司、郡守反而都在他的官秩之下。项忠任陕西按察使，任满九年后应当入都，军民请求留任，皇帝下诏让他回去任职。张▯任广东左布政使，考核期满，军民请求留任，巡抚陈濂上奏，皇帝于是仍让他担任原职。于谦巡抚河南、山西时，被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官吏百姓一千多人请求留任，英宗命令他仍旧巡抚两省。（以上见于各人的本传。）陈复任杭州知府，遭逢丧事，属地百姓请求留任，皇帝下诏让他起复。（见《耿九畴传》。）后来又有请求留任而未获准的情况。郭▯任吏部尚书时，担心其中有虚妄之事，请求重新核实，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从此便成为惯例。（《▯传》）郭登任衢州知府，因牵连获罪被征召，几百名年高的百姓到宫阙前伏地请求留任，皇帝没有答应。吴讷巡按贵州，将要任满回朝，属地百姓到宫阙前请求留任，皇帝下诏不许。（也见于各人的本传。）宣宗因刘迪、王聚邀请官吏百姓联名保证挽留，从此凡有属地百姓请求留任的，大多交给有关部门核实。大概任职时间一长就会产生弊端，因此不得不根据时势改变制度。特别选派朝廷官员出任地方长官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皇帝亲自选拔各部门中有声望的长官十一人担任刺史，命宰相和诸王为他们饯行，并亲笔书写十韵诗赐给他们。这就是特别选派朝廷官员出任地方长官的先例。明宣德五年五月，选拔朝廷官员九人为知府：赵豫任松江知府，况钟任苏州知府，罗以礼任西安知府，莫愚任常州知府，邵▯任武昌知府，马仪任杭州知府，陈本深任吉安知府，陈鼎任建昌知府，何文渊任温州知府，都赐给敕书，乘驿传赴任。（都见于《循吏传》及各人的本传。）这一年十一月，又选拔朝廷官员二十五人为知府，其中李骥任河南知府，王莹任肇庆知府，徐鉴任琼州知府，许敬轩任汀州知府，郑洛任宁波知府，王升任抚州知府。英宗正统元年，也选拔朝廷官员十一人为知府，其中王源任潮州知府，李湘任怀庆知府，翟福任南康知府。（都见于《循吏传》，其余人没有可考的资料。） 派遣大臣考察官吏 明朝初年，以十五名布政使分区治理天下。永乐初年，派遣给事中、御史分赴天下各地巡行，有司中奸诈贪污的人便逮捕治罪。后来又派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考察军民，回朝后并不成为固定制度。（《熊概传赞》）不久又派郭敦以礼部侍郎身份与给中事陶行ぅ一同巡抚顺天。（当时还没有巡抚这一官职，这是特别颁敕考察官吏。）吾绅任刑部侍郎时，奉敕考察两广、福建的地方官，有一位旧友任参政，也将他黜退。（《吾绅传》）正统初年，又分派大臣考察天下各地的地方官，刘辰前往四川、云贵，把不称职的人全部上奏罢免。（《刘辰传》）徐琦奉命与工部侍郎郑辰考察南畿官吏，罢黜违法者三十人。（《徐琦传》）段民任左参政时，奉命与巡按一起考察州县官吏是否廉洁或贪墨，并上报结果。（《段民传》）景泰年间，也派大臣巡行天下，考察并升降有司官员。礼部侍郎邹干到山西，罢黜布政使以下官员五十多人；巡抚朱鉴请求召回邹干，邹干又弹劾朱鉴。（《朱鉴传》）当时已经设置巡抚，却又派大臣考察，说明对吏治十分重视。考察官吏并派遣大臣，本来就是汉、唐的旧例。《后汉书·周举传》说：当时因为吏治弊端很多，皇帝下诏派八名使者巡行各地、考察风俗，选用一向有威望声名的周举、杜乔、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全部加守光禄大夫，分路巡行天下。刺史、二千石官员中有贪赃犯罪的，便用驿马押送上报；墨绶以下的官员，则当场收捕。周举把清廉忠正、应当表彰的情况上报。于是弹劾贪婪狡猾的人，表彰推荐公正清廉的人，天下人称他们为‘八俊’。唐太宗也派大理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考察官吏，决定升降；皇帝亲自裁决，因贤能而升擢的官员二十人，判死罪的七人，流放以下及罢免的有几百人。此后又多次派使者考察，唐玄宗也命尚书席豫等分道考核官员、决定升降。金源也有这种制度，熙宗时，派使者考察吏治的得失。（《宗雄传》）金世宗即位后，每隔几年就派使者考察一次，所以大定年间官吏都奉行法令，百姓不断繁衍增长，号称小康。（已见《金史》相关条目。）刘球所说考察长期没有实行，所以官吏多贪婪暴虐，百姓无法生活。大概太平日久，吏治逐渐松弛，派遣大臣严格考核，以此决定升降，本来也是整顿吏治的一种办法。

译但这也要看所派之人怎么样。例如元顺帝时期也曾派使者巡行各地，官吏犯罪的，四品以下停职等候处理，五品以下就地处置，民间一切利弊都听任使者办理。像成遵奉命出使山东、淮北时，升用廉吏九人，罢黜贪婪懦弱者二十一人。苏天爵奉命出使京畿，纠察弹劾了九百四十多人，当时有包拯、韩琦那样的声誉。（见《元史》各人的本传。）这些人确实都能够奏报弹劾。然而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当时奉命出使的人大多倚仗权势索取贿赂，民间有歌谣说：‘官吏像黑漆的皮灯笼，使者来时又加重一层。’又在永乐年间，邹缉上言说，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朝廷每派一名使者，就成了这些人供养自己的办法，有司奉承迎合还唯恐来不及。因此使者所到之处，有司公开行贿。后来梁廷栋也说，巡按御史的弊端在于盘查、访缉、馈赠、谢恩、荐举，有司为此支出的，多的达到二三万金。国家多派一名巡方官，天下就增加百万的摊派。这就是说，考察弊端反而适足以滋生弊端，关键仍在于选用使者是否得当！严厉惩处贪污官吏 洪武十八年，皇帝下诏把天下危害百姓的官吏全部逮捕，押往京师修筑城墙。（见《孝义传·朱煦传》相关记载。）皇帝刚即位时，惩治元朝政治松弛放纵的弊病，使用法律过于严厉，执行的人都战战兢兢地站立。（《周祯传》）官吏犯罪，受到笞刑以上处罚的，全都发配凤阳屯田，人数达到一万多人。（《韩宜可传》）又据《草木子》记载，明太祖对吏治要求严格，凡是贪婪残酷的守令，允许百姓到京城申诉。官吏贪赃达到六十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并且剥皮填草。在府、州、县、卫衙门左边，特意修建一座庙来祭祀土地神，作为剥皮的场所，名叫皮场庙。官府公座旁边，各悬挂一个剥皮填草的人皮袋，使人看见后触目惊心、引以为戒。（后来海瑞上疏，也列举太祖剥皮制袋，以及洪武年间规定枉法赃八十贯判处绞刑的法律，用来规劝切责当时的政治；见《瑞传》。）法令森严，各项职务都得到整顿，这就是《祖训》所说的革除前元姑息的政治，治理旧有风俗污染下的人的做法。考察起来，元世祖查抄阿合马家时，发现一张人皮；后来诛杀阿合马的儿子阿散，也剥了他的皮。可见元代已经有这种非法刑罚。明代长期任职的大臣 永乐以后几十年间，大臣中有许多人长期担任原职。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然起初不过是学士，但已经参与机务，后来官至公、孤，始终处在枢要之地，一步也没有离开内阁，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同时在内阁任职的，金幼孜三十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六卿中，蹇义任吏部尚书三十四年，夏原吉任户部尚书二十九年，胡氵荣任礼部尚书三十二年。满朝都是年高德劭之人，老成大臣接连出现。大概经过劫难之后，必然会有一番太和元气充满天地，诸位大臣正逢这个盛运，所以福禄安康，身体和名声都很顺遂。当时朝廷上优待老人、养育贤才的情形，确实可以想见；而诸位大臣眉发苍白、年高德重，光彩相互映照于朝班之中，朝廷内外一致称他们为名臣，没有不同意见，他们一定有能够符合众望的地方。至于只顾贪图恩宠利益、窃取威权的人，如万安做宰相十九年，刘吉做宰相十八年，已经引起了众多议论。到了严嵩做宰相二十一年，最终被列入《奸臣传》，受到千百年的唾骂。这样看来，三杨、蹇义、夏原吉等人德望深厚，始终没有污点，确实不是其他人所能比的。考察三杨同时在内阁任职时，还有黄淮、胡广，二人都任职十六年。后来李东阳任职十八年，徐阶十七年；蹇义、夏原吉之后，又有吕震任礼部尚书十九年，马文升历任各部尚书二十二年，王直、王翱任吏部尚书各十五年，也都长期处在职位上，名声与实际相称。到了明朝末年，内阁首辅职位像旅舍一样频繁更换，台省官员也像轮流值班一样不断更替。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间，更换宰相五十多人，刑部尚书十七人，（《乔允升传》）兵部尚书十四人，（《张凤翼传》）被杀的总督七人。（《郑崇俭传》）大概是国运将要倾覆，时局极其危急，人才浅薄低劣，动辄遭受祸患，这固然也是时势所造成的无可奈何啊！大臣荐举人才 《吏治》一条中记载，况钟、翟福等人出任地方长官，都是由大臣推荐的。然而洪熙、宣德、正统年间，大臣所推荐的不只是地方官，还有许多人。例如顾佐由杨士奇、杨荣推荐，从通政司升为都御史；陈勉由杨士奇推荐，从副使升为副都御史；高谷由杨士奇推荐，从侍讲升为工部侍郎，并进入内阁；曹鼐也由杨荣、杨士奇推荐，从侍讲进入内阁；王来由杨士奇推荐，从巡按升为左参政；彭勖由杨士奇推荐，从教职升为御史，负责督察南畿学校；孙鼎由杨溥推荐，也从教职升为御史，负责督察南畿学校；金纯由蹇义推荐，从普通属官升为刑部侍郎；陈寿由夏原吉推荐，从参政升为工部侍郎；郭敦由胡氵荣推荐，从副使升为礼部侍郎；刘球由胡氵荣推荐，从主事改任翰林侍讲；周▯由王直推荐，从郎中升为刑部侍郎；杨信民由王直推荐，从刑科升为左参议，后来又由于谦推荐，巡抚广东；罗绮由 于谦、金濂推荐，从谪戍任上恢复，升为大理右寺丞；罗通由 于谦、陈循推荐，从河泊所官升为兵部员外郎。

译李贤被贬为参政时，王翱上奏说李贤可以重用，于是李贤被留下任吏部侍郎，后来又恢复尚书职位，像以前一样进入内阁。崔恭由李贤、王翱推荐，从巡抚升为吏部侍郎。李绍也由李贤、王翱推荐，从学士升为礼部侍郎。王越由李贤推荐，从按察使升为巡抚大同。罗▯景正处于被贬官之时，由王恕推荐，升任福建提学。秦▯由王恕推荐，从布政使升为副都御史，总督漕运。余子俊由林聪推荐，从知府升为陕西参政。韩雍被弹劾，正等候吏部议处，适逢广西犭▯作乱，王▯说：‘韩雍的才气无人能比，平定贼乱非韩雍不可。’于是韩雍被升为都御史，统率两广军队。（以上见于各人的本传。）史书又称，李贤任宰相时所推荐提拔的年富、轩︼、耿九畴、王▯、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绍等人，都成为名臣。大概洪熙、宣德以来，大臣荐举人才的风气就是这样。当时推荐贤能的人，都是先采纳众人的评价、考核才干品行，然后才上报朝廷。苏州一郡拖欠赋粮八百万石，孝宗想找有才干、有力量的重臣前去整顿，杨荣推荐周忱，于是周忱以工部侍郎身份巡抚江南，果然兴利除弊，成为名臣。杨士奇起初不认识陈继，夏原吉在苏州、松江治水时，读到了陈继的文章，回来拿给杨士奇看。杨士奇认为他有才，于是推荐他任博士，后来改任翰林官。于谦担任河南、山西巡抚时，三杨在政府任职，都很器重于谦，他上奏请求的事情没有不获准的。于谦每次到京城议事，都空着口袋进京，诸位权贵不可能不有所期待；等到三杨去世，于谦便被降为大理少卿。由此可见，三杨等人荐举人才，都是出于极其公正的心意，不像后世那样以施恩来培植党羽。当时君主也全心信任大臣。例如永乐年间，朝廷选拔德高望重的儒臣侍奉皇太孙，杨士奇、蹇义推荐仪智，太子嫌他年老，杨士奇说仪智明白事理、操守端正，皇帝听说后立即任用他。虞谦被降职贬谪，杨士奇竭力为他申辩，说明虞谦历事三朝，具备大臣的体统，宣宗立即下令恢复他的职务。宣宗曾谈论朝廷官员贪婪放纵，杨士奇说没有超过刘观的；皇帝问谁可以代替刘观，杨士奇回答顾佐，于是皇帝就任命顾佐为左都御史。年富受到他人中伤，英宗知道他先前是杨溥推荐的，便不听信那些诬陷。君臣彼此信任到了这种程度，难怪正直贤能之士遍布朝廷内外，形成了当时大法小廉的政治局面。大概一个人的耳目有限，如果担心大臣荐举人才容易开启结党援引、形成门户的苗头，因而一定只任用自己所认识和提拔的人，恐怕十个人中也选不出一两个。只要能够选择十多个老成而德高望重的人，安排在辅弼职位上，让他们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就能把众多贤能之人的耳目合成为一个人的耳目，自然可以使人才各尽其用，这就是所谓‘明目达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明代内阁首辅的权力最重 明太祖废除了丞相一职，让翰林院和春坊详细阅看各部门的奏章，并兼管评议驳正。虽然设置了殿阁大学士，但官阶仅为五品，只是用来备皇帝顾问而已，并不参与政务。永乐年间，才开始命解缙、胡广等人进入文渊阁，参与机要事务；但他们都是编修、检讨、讲读一类的官员，阁中不设置属官，也不能专擅裁决各部门事务。整个永乐时期，官秩都没有改变。到了洪熙、宣德年间，三杨长期在内阁任职，所兼官职屡次加至师、傅，于是官阶更加尊崇，虽然没有丞相的名义，却已经有了宰相般的权重。不过，同在内阁中也有等级差别，大事都由首辅主持，次辅以下不敢与之争衡。宣德、正统年间，全国各地上报的建言奏章都由三杨主持处理。后来陈循、曹鼐等人进入内阁，杨士奇、杨荣相继去世，礼部援引旧例请求皇帝下旨，皇帝认为杨溥年老，才开始命陈循等人参与议政。（《陈循传》）由此可见，平常入阁的人，不能随意参与裁决。此后，首辅和次辅虽然同在禁中，但权势却大不相同。夏言任首辅时，严嵩甚至不敢与他分席而坐；严嵩想设酒宴邀请夏言欢聚，多次都不被允许。即使获准，夏言到了前一天又推辞，那么所征集的红羊、栈鹿之类珍馔已经全部落空。有一天，夏言答应赴宴，直到傍晚才到；宴席上只有三勺菜和一碗汤，宾主一句话也没有交谈就离开了。（《玉堂丛语》）所以严嵩对他恨之入骨。等到严嵩成为首辅，徐阶侍奉他的方式，也和严嵩侍奉夏言一样。因为吴中有倭寇，徐阶便假称是为了躲避倭寇，买宅子于豫章；又同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结为姻亲，并与江西士大夫结交乡里之谊，凡是可以用来结好求得免祸的事情，没有不做的。（《笔麈》）其后亦〔原文“签鹪”疑有OCR讹误〕而代之。到了张居正执掌国政时，次辅吕调阳恭谨小心，像属官一样。张居正因母亲去世服丧，三天没有出内阁，官吏把奏章封好送到他的宅第，请他票拟；吕调阳坐在内阁，等票拟送来后才出去。（《笔麈》）张居正回乡安葬母亲时，大事都必须通过驿站急送江陵，请他听取并裁决。（《明史》本传）这更加是礼制上超越同僚班次，几乎和贾似道休假时住在葛岭，官吏抱着文书到宅第请他批署没有区别了。韩〔原文作“▯广”，人名疑有OCR问题〕任首辅时，魏广微进入内阁，想要分取他的权力；但按照旧例，内阁中执笔票拟的只有首辅一人。魏广微于是嘱托魏忠贤传旨告诫韩〔原文作“▯广”，人名疑有OCR问题〕：同僚之间应当协力恭敬，并责备魏广微不要只作陪食之人。由此，魏广微分得了票拟的权力。这可以看出明代首辅和次辅之间的区别。考察明代的情况，首辅的权力虽然很重，但司礼监的权力又在首辅之上。王振窃取权柄时，票拟仍在内阁；然而涂〔原文作“▯”，字迹/OCR疑误〕的奏疏说，英宗时期，皇帝的批答常常参用宦官的意见，内阁有时不能参与，这说明已有一部分政务不完全出自内阁。到了刘瑾时，这种专擅更加严重。刘健的奏疏说，近来有些诏旨从宫中直接发出，内阁完全不得知情；凡是内阁拟议的内容，竟然还会被改动。这说明正德初年已经有了这种弊病。此后，凡有奏章，刘瑾都拿回自己的私宅，同妹夫孙聪、华亭的大奸猾张文冕一起商议裁决；所用措辞大多粗俗冗杂，由焦芳负责润色，李东阳只是低头听命而已。（《刘瑾传》）刘瑾失败后，李东阳上疏说，内阁和刘瑾所掌的职务彼此相关；凡是调取诏旨、撰写敕令，有的被改了多次，有的被直接删改，有的被拿到私人住所，借他人之手处理。我虽然委婉曲折地匡正和支持，但因循忍让，所受损害已经很多了。（《李东阳传》）这固然是李东阳为自己掩饰的说法，但刘〔原文作“ぇ”，字迹/OCR疑误〕的奏疏也说，近来批答奏章，阁臣不得参与，可见这确实是当时的事实。自刘瑾以后，司礼监于是专门掌握机密，凡是进呈皇帝的奏章以及下发的敕令、批复奏疏，没有不经过司礼监收发的。神宗身体不适，召阁臣沈一贯入宫，告诉他矿税之事可以同江南织造、江西窑器一并停止，所有内监都撤回，被捕入狱的建言大臣也都恢复官职。

译沈一贯出来后，中使捧着诏谕送到，内容完全和皇帝所说的一样。第二天皇帝病愈后又后悔了，中使二十人来到内阁，取回先前的诏谕，仍然将它交还宫中。（《沈一贯传》）由此可见，皇帝下旨后，旁边便有司礼监的人先把具体事项写出，再交给阁臣缮写拟定，所以司礼监的位置尤其重要而且接近皇帝。到了魏忠贤时期，王体乾任司礼监掌印，为避让魏忠贤，退居在他之下。凡是奏章送入宫中，王体乾和秉笔太监李永贞先摘录要点，向魏忠贤说明，听候他商议施行。（《宦官传》）许誉卿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说，内阁是国家政务的根本重地，然而票拟的大权却拱手交给了内廷。后来杨涟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假传圣旨，用一百多字叙述自己的功劳，大学士叶向高惊愕地说：“这不是宦官所能写出的，必定有人代他起草。”一查问，原来是徐大化所写。（《叶向高传》）由此可见，当时诏书敕令全都出自司礼监，并不借助内阁润色。《文震孟传》说，大臣进入内阁，按惯例应当向司礼监的大太监投递名帖，同时送上仪状。这说明司礼监的尊贵早已成为惯例，即使是首辅也要看它的脸色行事。究其根本，都是因为皇帝不亲自处理政务，所以权力向下转移。年长而能理政的君主在位时，尚且把票拟权交给内阁；到了昏庸幼稚的皇帝，距离皇帝较近的人权力便更加专擅，阁臣也只能听命了。○明代翰林院中书舍人不经过吏部 明代大学士原本没有属官。杨士奇等人的兼任官职已经很尊贵后，才开始设置中书舍人，选取擅长书写的人担任，不经过吏部铨选。霍韬的奏疏说，自从三杨等人结党专权以来，便把翰林院笼络成属官，把中书舍人变成门吏。因此，翰林官的升迁不经过吏部；而中书舍人在内廷任职时间长了，有的官秩可以升到尚书。（潘辰等人有的加授太常卿，有的加授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考察《明史·选举志》，中书舍人原有两条出身途径：由进士选任的，可以升任科道官、各部郎官；至于两殿、两房舍人，则不必经过吏部选拔，从甲科出身的监生以及儒士、平民中擅长书写的人，都可以担任。例如吕原的儿子吕〔原文作“{常心}”，人名疑有缺误〕因父亲荫补为国子生，被选为中书舍人。赵荣也因为擅长书写，从平民授任中书舍人，后来升为太常卿，仍然在内阁办事。叶向高任首辅时，任用已经革除监生资格的汪文言为中书舍人，这就是大学士自行选用中书舍人的成例。又如我朝顺治十一年，大学士范文程请求把詹事、翰林等官的升任补缺一律归吏部办理，这也可以看出明代翰林、詹事等官的升降同样由内阁掌握。○明代吏部权力很重 明初六部隶属于中书省，权力较轻，大多要听从丞相的意旨。洪武十三年，中书省被废除，六部的权力才专归本部，而吏部尤其重要。此后制度屡有创设：命令入朝觐见的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人才，从浮山人李信开始；朝觐官各自编造政绩，并绘制土地、百姓的图册，从昆山人余〔原文作“▯氮”，字迹/OCR疑误〕开始；仿照《唐六典》，从王府以下各部门都编集本部门职责，写成《诸司职掌》；规定吏员服役年限，考满后发给凭由，作为升任首领官的资格；选拔监生担任州县官，同时任命教职，这些从泰兴人翟善开始；官员每三年入朝一次，考核确定等级，从沂水人杜泽开始。这就是洪武年间吏部铨选政务的大致情况。（《明史·陈修传》）然而，虽然有这些制度，衡量才能授予官职，考核功过以决定升降，却都由吏部主持。永乐年间，郭〔原文作“▯”，人名疑有OCR问题〕任吏部尚书，请求从布政使到知府，都听任三品以上京官荐举。随后又请求御史、知县也都听任五品以上京官荐举。议论者认为他畏缩怯懦，不敢承担责任，反而开启了通过钻营求官的开端。（《郭〔原文作“▯”，人名疑有OCR问题〕传》）这说明在郭〔原文作“▯”，人名疑有OCR问题〕以前，布政使等官员都由吏部选用。宣德年间，两京六部官员有缺额，皇帝命廷臣推举适合担任地方长官而又能够入朝任职的人，郑辰由蹇义推荐，获得南京工部尚书之职。（《郑辰传》）这说明在颁布这道诏旨以前，六部堂官也由吏部推举任用。天顺年间，停止廷臣荐举地方大官，专门交给吏部办理。（《李贤传》说，按照旧例，地方长官由三品京官以敕令保举；李贤担心因此发生经营争夺，请求每逢职位空缺由吏部举荐两人，请皇帝选择任用，从此开始实行推举之例。）当时王直任吏部尚书，把任用郎官的事委托给各司郎官，抑制奔走钻营；凡巡按地方的御史回来，就命令他们详细列出所属官员的贤能与否，以备选用。（《王直传》）崔恭任吏部侍郎时，设置劝善惩恶簿册，凡有所听闻都记录下来，尚书王翱非常倚重他。（《崔恭传》）成化年间，选郎黄孔昭留心延请访求人才，用册子记录下来；任官时按照才能高低，分别配以事务繁简不同的地方，因此铨选安排公平允当。尚书尹〔原文作“▯”，人名疑有OCR问题〕想推举同乡担任巡抚，黄孔昭不同意；那个人晚上来下跪求情，黄孔昭更加鄙视他。尹〔原文作“▯”，人名疑有OCR问题〕对那人说：“黄君不离开铨选职位，你就不能得到这个官职。”（《黄孔昭传》）由此可见，巡抚等官员都由吏部任用；吏部公正，就能选用合适的人，否则便可以把高低得失掌握在自己手中，任意决定授予或罢免。所以严嵩执掌国政时，吏部、兵部两部负责选官的郎官各自拿着簿册，等候严嵩填写批发；当时称文选郎万〔原文作“き”，人名疑有OCR问题〕为“文管家”，武选、职方郎方祥为“武管家”。（于慎行《笔麈》）到了万历年间，孙丕扬主持吏部，不得已采用掣签法，来应付那些前来请托行贿的人，一时被称为最公正的办法。（《孙丕扬传》）这也是因为吏部在批注授予官职时可以暗中动手脚，所以设置这一办法来防止弊端。赵南星主持吏部时，搜访举荐被埋没的人才，安排他们分任各个官职，高攀龙等人都是他推举任用的。山西巡抚职位空缺，郭尚文请求得到这个职位，赵南星轻视他的为人，独自推举谢应祥。可见当时虽然有会同推举的制度，但实际上也都由吏部主持。周延儒说，会推的名义虽然公正，主持这件事的却只有一两个人，其余人都不敢发言。（《温体仁传》）熊开元的奏疏也说，督抚官职有缺，明天举行廷推，今天就传发名单；名单上却不列候选人的姓名，到了期限，吏部从袖中取出人选，群臣只有唯唯听从而已。（《熊开元传》）综合来看，可以看出有明一代用人之权全都出自吏部。吏部任用得人，所用的便都是正直之士；例如王恕任吏部尚书时所引荐的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才。弘治二十年，正直之士充满朝廷，政务修明，被称为极盛时期，这是王恕的力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译此后天启初年，周嘉谟、张问达、赵南星先后掌管吏部，起用被废黜或闲置的正直之士，任用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掌管宪台，任用李腾芳、陈于廷辅佐铨选，任用魏大中、袁化中主持科道，又把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原文作“き”，人名疑有OCR问题〕等人都安排为卿贰官。万历末年政务废弛之后，依靠这几年，才稍稍支撑住了倾颓的局面。不久换成阉党掌权，官员的任用便无法再谈了。这就是有明一代吏部的大致情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考察王恕能够任用正直之士，也有赖于司礼监太监怀恩认为王恕忠义，劝孝宗任用他，所以他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天启初年起用邹元标、王德完等贤人，也因为司礼监太监王安听取了汪文言的意见，因而广泛采纳人望，把他们安排在各个官位上。这说明吏部也要依靠宦官的力量，宦官的权力在吏部之上，由此更可以看清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明代扬州同时有四名知府 靖难军到达扬州时，江都县令张本迎接投降。明成祖因为滁州、泰州两名知州房吉、田庆成率先归附，便命令他们和张本一同担任扬州知府，与现任知府谭友德共同〔原文“同氵位”疑有OCR讹误〕处理府政，于是扬州一时有了四名知府。○永乐年间海外各番国前来朝贡 《明史·外国传》记载：永乐三年，浡〔原文作“氵孛”，国名疑有OCR问题〕泥国王麻那惹加那带着王妃以及弟弟、妹妹、子女渡海前来朝贡。国王死在会同馆，葬在安德门外。永乐六年，冯嘉施兰国酋长玳瑁、里欲二人一同前来朝贡。永乐九年，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喇带着妻子、子女和陪臣五百多人前来朝贡。永乐十年，浡〔原文作“氵孛”，国名疑有OCR问题〕泥王子遐旺又和他的母亲一同前来朝贡。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八哈喇、西王麻哈喇叱葛喇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喇卜，都带着家属和头目三百四十多人渡海前来朝贡；东王返回时在德州去世。这一年，又有古麻喇朗国王干喇义亦奔敦带着妻子、子女和陪臣前来朝贡，返回福建时去世。永乐十七年，满剌加王的母亲干撒于的儿沙前来朝贡。永乐二十二年，满剌加王西里麻哈喇带着妻子、子女前来朝贡。宣德六年，又来朝贡。大概这些都是海外小国，贪图利益而来。当时内监郑和奉命出海，寻找建文帝的踪迹，并用厚利诱使各番国前来，所以他们相继到来。宣德以后，便再也没有来过。当时称作“三保太监下西洋”，说是永乐朝的盛事。（《旧唐书·顺宗纪》记载，日本国王和妻子返回本国。由此可见，海外番王入朝时带着妻子同行，是他们原有的风俗。） ●卷三十四 ○明代中叶南北用兵的强弱不同 明代中叶，战功固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南方和北方的情形却有明显不同。大致说来，在南方用兵，容易荡平扫除；在北方用兵，则只能勉强防守。比如山云征讨广西蛮人，斩首二万二百六十；方瑛征讨贵州苗人，俘获、斩杀四万多人；陶鲁击破广东贼寇，斩首二万一千四百多人。其他斩获以千计的，屈指难数。至于在北方用兵，自宣德以后，瓦剌、俺答、小王子等寇敌先后侵扰边境，中国长期驻扎重兵防御，也只能勉强自保；偶尔有战胜，也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例如王越在红盐池取得的胜利，擒获、斩杀三百五十人；在威宁海取得的胜利，斩首四百三十多人；石彪和杨信斩杀鬼力赤，生擒四十多人，斩杀五百多人，评论者都认为这是西北战功第一。石彪又攻击并斩杀把秃王，杀死一百二十人；追到三山墩，又斩杀七十二人，因此被封为定远伯。刘聚等人攻击阿罗出，斩首一百六十人；朱永在开荒川击败敌军，斩杀一百六十人，边地人士也认为这是数十年来未有的战功。这些都是当时所谓的大捷，王越、石彪甚至凭此被封为侯、伯。至于郭登在栲栳山的战斗，也不过斩获二百多人。姜〔原文作“▯”，人名疑有OCR问题〕在苦水墩的战斗，斩获一百多人；姜应熊击破套寇，斩获一百四十人；安国在偏头关的战斗，斩获八十多人。甚至仇钺在万全攻击寇敌，只斩获三级；朱晖攻打河套，也只斩获三级；追击寇敌到庆阳，斩获十二级。（以上都见于各人的本传。）同黔、粤地区的用兵相比，何止相差千倍、百倍中的十分之一〔原文“千伯之十一”疑有文字讹误，具体数意不确定〕，然而这些战果竟然也被列入功劳簿，凭此升迁官秩。由此可知北方强、南方弱，是自然环境造成的，固然不能说南方征剿者都是良将，北方防守者都是庸将。○明代边省进行攻剿时动用的兵力最多 明代边省凡是进行攻剿，动用的兵力都很多，大概都是就近征调民兵、土兵，所以军饷节省，兵员也容易集合，并不是全部使用官军。考察永乐年间征讨安南，动用兵力八十万。（《张辅传》）正统年间征讨麓川，动用兵力十五万。（《王骥传》）景泰年间征讨都匀苗人乜富架，动用兵力八万。（《顾溥传》）成化年间，韩雍征讨大藤峡，先用十六万兵力攻破修仁、荔浦的贼巢。（《韩雍传》）王越上奏请求出兵搜讨河套，需要兵力十五万。（《王越传》）弘治年间，闵〔原文作“▯”，人名疑有OCR问题〕征讨永安瑶人，动用兵力六万。（《闵〔原文作“▯”，人名疑有OCR问题〕传》）正德年间，思恩府岑〔原文作“▯”，人名疑有OCR问题〕同田州岑猛互相仇杀，总督潘蕃征讨他们，动用兵力十万。（《潘蕃传》）嘉靖年间，岑猛图谋作乱，总督姚镆征讨他，动用兵力八万。（《姚镆传》）当时准备征讨安南，议定动用兵力十三万二千多人。（《毛伯温传》）元江土舍那鉴作乱，巡抚鲍象贤征讨他，动用兵力七万。（《鲍象贤传》）吴桂芳命俞大猷征讨翁源贼首李亚元，动用兵力十万；殷正茂命俞大猷征讨韦银豹，动用兵力十四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