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论

译○关于按六等定罪、三日后除服的议论 安禄山发动叛乱时，唐朝臣子中地位贵重如宰相陈希烈、关系亲近如驸马张▯，都甘心跟随叛贼，〔字迹不明〕着脸做叛贼的臣子；这样的人即使处以极刑，难道能说是过分吗？后来广平王收复东京，陈希烈等数百人被押送到长安。崔器制定仪注，让陷入叛贼一方的官员都露着头、光着脚，在含元殿前抚胸叩头，并且一概请求将他们处死。李岘反对此事，认为这不是更新政治应有的典制；伪官中有的或许是陛下的亲戚，有的或许是功臣旧臣的子孙，如果一概依法处以极刑，恐怕有违仁慈宽恕，何况残余贼寇尚未平定，还有许多人是被迫陷入贼军的；如果把他们全部杀掉，就会更加坚定他们跟从贼军的心。于是议定分六等定罪。（《器》《岘》等传）《旧唐书》说，李岘这次奏议使无数人得以保全性命；《新唐书》也说，因此士大夫得以重新获得生路，贼军也不能使人把怨恨归于天子，这些都归功于李岘。这样看来，都是认为崔器处置过重，而李岘持论公平。考察当时，萧华从贼军中归来，奏报说，有些做伪官的人被安庆绪驱赶到河北，听说广平王宣布恩命释放他们，都相互对望而后悔。等听说崔器议定的刑罚太重，众人的心又动摇起来。（《器传》）李勉也奏告唐肃宗说：“罪魁祸首还没有消灭，被叛乱玷污的人却很多，他们都想洗心革面、归顺教化；如果把他们全部杀掉，就是把天下人推给凶恶的盗贼。” 因此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很多。大概当时的形势，或许有不得不从轻处理的情况；然而这只是权宜之计，用来分化瓦解贼党还可以，若竟把李岘所奏当作正确的论调，那就不对了。堂堂大一统的朝廷，臣下平日享受俸禄、接受官职，一旦贼兵到来，便甘心跟从贼人。这样的行为若不诛杀，国法还在哪里！可是当时人们无不认为李岘正确而崔器错误，这是为什么呢？又如代宗去世时，遗诏规定官吏和百姓三天后除去丧服。常衮认为，所谓吏是府史一类，本来应当与庶民同例；至于朝廷大臣，则应以二十七天为准。崔▯甫认为，吏就是指官僚而言，百官都应三天除服。皇帝刚刚入殓，哀痛和肃穆正深，即使有遗诏，臣子又怎能忍心立即改穿吉服？常衮的意见本来就是正确的论断，可当时人们又无不认为崔▯甫正确而常衮错误。大概自六朝以来，君臣之间的大义就不明白了，人们把贪生自利、背弃国家、忘却君主看成平常的事情。唐朝虽然统一天下已经一百多年，但人们的见闻和习尚仍有“吸丁改”之弊。颜常山、卢中丞、张睢阳等因义愤而奋起的人，就不能一一列举了。到了宋代以后，人们才开始知道把忠义看得重要；即使力量达不到，也还勉励自己去做，难道不是正统学术昌明的功效吗！间架、除陌、宫市、五坊小使给百姓带来的祸害 德宗初年任用杨炎为宰相，制定两税法，天下人都得到它的好处。唐初实行租庸调法；自开元以来，户籍不再修订，丁口相继死亡，田亩不断转卖，贫富升降，全都与从前不同了，可户部每年仍把空文上报。戍守边疆的人免除租庸，六年后准许回乡；玄宗对外族用兵，戍卒多有战死，边将隐瞒不报，所以户籍仍未注销。王钅共任户口使，认为户籍还在而丁口已经不在，这样就会有隐漏的赋税没有征收，于是查考旧户籍，追征三十年来的租庸，百姓于是极其困苦。至德以后，天下战乱兴起，各种科敛共有数百种，已经废除的没有删去，重复征收的没有取消，百姓十天一缴、每月一送，毫无休息。官吏趁机作奸，富人家丁口多的，可以通过做官、求学、出家、学道等途径免除赋役；贫苦人家无所凭借，丁口便仍登记在册。因此，朝廷上免除了丁税，民间的赋税却增加了；天下人几乎都流离成为浮户，乡里居住、附着土地的人，百户中不过四五户。杨炎于是请求实行两税法：各种费用先估算总数，再向百姓征收，分春、秋两季缴纳；租、庸以及各种杂徭全部省除，但丁额不废，田亩的税仍然保留，以大历十四年为标准平均征收。天下果然认为这样便利。（《杨炎传》）由此可见，德宗颇能任用人才、治理财政，使百姓的祸患稍稍得到缓解。后来因在河南、河北用兵，每月耗费一百多万缗；德宗听从卢杞、赵赞等人的计策，规定商人的本钱超过一千万的，借用其超过部分来供给军队，军队停战后由官府偿还。于是命京兆强行索取并大肆搜查，怀疑有人登记、占有的财物没有全部交出，就鞭打拷掠，因而自缢而死的人接连不断，但仅仅得到八十万。又对典当铺和储存粮食的人实行四取其一，也只得到二百万，而市场已经全都关门停业了。于是设置间架、除陌的法令：房屋每两间架为一间，上等每间征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官吏拿着筹码进入屋内计算，隐瞒不报而没有交足的，两间架就抵罪；告发者赏钱五万。凡公私交易，旧法大抵每千钱抽算二十钱，于是请求增加到五十钱；经纪人把售出的货物登记在征算之中，自己相互交易的，命令自行申报；有隐瞒不报的，每千钱没收二万钱，告发者赏钱一万。由此，经纪人得以操纵权力，互相告发的事情纷纷发生；朝廷实际收入还不到应收的一半，而怨恨诽谤的声音却传遍天下。泾原军发生叛乱时，叛军在市场上喊道：“不再夺取你们商人的租金和质押物了！不再征收你们的间架税和除陌钱了！”于是德宗逃到奉天，长安失守。李晟收复京城后，德宗才返回宫阙。这本来也是可以稍稍吸取前车之鉴、设法救济民瘼的，可是后来又任用裴延龄、李实等人，横征暴敛的名目层出不穷。裴延龄谎称，左藏库亏空隐藏了二千万，请求另设库房把它作为羡余，以充作天子的私费。于是大肆搜查市场店铺，夺取商户收入进献给皇帝，以证实他所说的话。逮捕工匠，逼迫他们完成工程，称作“敕索”；不给他们工钱，却称作“和雇”，也不给他们劳役报酬。（《裴延龄传》）李实任京兆尹时，暴虐征敛、苛刻索取，百姓无法生活。优人（伶人）成辅端编作讥讽的话说：“秦地山河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意思是百姓都在卖田卖房来缴纳赋税。李实上奏弹劾他，说他以低贱的技艺诽谤国家，把他杀了。（《李实传》）这就是朝廷官员把搜刮民财作为职责。德宗又听任宦官主持宫市，设置了数十上百人，到店铺左边察看货物，称为“白望”。他们没有诏书，也不查验证明，只要声称是“宫市”，就没有人敢问罪。大抵给的价钱连应有价钱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还要索取宫门内外的供奉费和脚力钱，甚至有人挑着重担赶到店铺，最后空手回来。有个百姓卖一头驴和一些柴，宦官只用几尺绢换取，又索要其他费用，还把驴赶进官府。百姓愿意留下柴、退还绢帛后离去，却不被允许，百姓愤怒地说：“不过一死罢了！”于是打了宦官。有司把他拘捕后上报，德宗贬黜了宦官，赏给百姓绢十匹，但宫市并没有废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谏臣们接连上奏论说此事，德宗都不采纳。京兆尹吴凑上奏说，宫中所需之物，责成臣下即可办妥，不必派宫使，也没有得到答复。正逢张建封入朝，把这件事说了出来，宫市才稍稍收敛。（《张建封传》《吴凑传》）而且不只是这些，德宗又听任宦官放纵五坊小使，在外面肆意为害。每年秋天，他们到京城附近查验鹰犬，所到之处便强行索取供给。稍有不合意，就把罗网张在百姓家的门口和水井旁，不让人出入，也不让人汲取井水，说是怕惊扰供奉的鸟雀。他们还成群结队到酒家饭馆饮酒吃饭，临走时留下满箱蛇，告诫店主人说：“我要用这些蛇供给鸟雀，你们好好喂养，不要让它们饥渴。”主人重重贿赂他们，他们才肯把蛇带走。（《裴度传》）▯县令崔发听到门外喧闹斗殴的声音，属吏报告说五坊小使正在殴打百姓，崔发命令属吏将他们逮捕，当时天色已经昏黑。天子听说后大怒，把崔发收捕下狱。举行御楼大赦那天，崔发被囚在鸡竿下，有五十多个宦官拿着杖棍殴打他，打得面破齿折；诏令释放所有囚犯，却不释放崔发。李渤上疏对此极力论说。（《李渤传》）德宗并不是十分昏庸，却放纵属下残害百姓到这种地步，大概是因为他天性贪利，又喜欢亲近小人，毒害才流传到如此程度。豪奢宴饮 大历二年，郭子仪入朝，代宗下诏赐给他软脚局。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第五琦、黎干等人，各自出钱三十万，在郭子仪宅第设宴。当时田神功也入朝在京，请求为他设宴，于是鱼朝恩以及郭子仪、田神功等人轮流置办宴席，列席的公卿大臣有一百人，一次宴会的费用竟达到十万贯。（《郭子仪传》）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将相的奢侈。名门父亲的儿子往往败坏德行 房玄龄、杜如晦是唐代一朝的名臣，可是玄龄的儿子遗爱、如晦的儿子荷，都因谋反被诛杀。上官仪曾赞成高宗废黜武后，事情未成而被杀；他的孙女婉儿没入宫中，依附武后而受到宠爱，后来又帮助韦后谋反。狄仁杰的儿子景晖任魏州官员，因贪婪残暴而被百姓憎恨，连狄仁杰的生祠也被毁坏。宋▯以正直的声誉震动天下，但他的儿子浑等人放荡无行，为舆论所鄙薄。李泌是贤能的宰相，可他的儿子繁却依附裴延龄；阳城弹劾裴延龄时，曾让李繁撰写奏疏草稿，李繁竟默默记住内容后告诉裴延龄，使裴延龄得以先行上奏。这些都是名臣之子却败坏德行、损毁家声，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只有李义府依附武后，而他的儿子李湛却与张柬之等人诛杀张易之兄弟，可以说是能够纠正父亲过错的人。李世▯将死时，对弟弟弼说：“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建立起家业，也希望把福泽留给后代，却都遭遇痴愚的儿子，败坏家业、使子孙相继衰落。我的儿子如果有品行不合常轨的，赶紧把他打死，然后再上奏。”他希望儿子保全家业的心，可以说十分迫切了。然而李世▯依附武后，是为了保住地位、守住家业；他的儿子敬业却起兵讨伐武后，因而被夷灭宗族。即使不能保全家业，也可以说是能够洗雪先人耻辱的人。李▯的子孙 关于李▯的子孙，《旧唐书》本传说，李▯的儿子敬业起兵讨伐武后，失败而死，因此获罪并被夷灭宗族；他的子孙中有人逃入吐蕃。贞元年间，有个吐蕃将领徐舍人攻掠延州，对僧人延素说：“我本是英公第五代孙，遭逢武后造成的变故，我的祖先起义未能成功，子孙流落在外，已经这样三代了。虽然世代都担任官职，但思念根本的心从未忘记。”可见李世▯的子孙已经没有留在中原的了。然而《卫次公传》说，次公任兵部侍郎时，英公李▯和大理卿徐有功的孙子，都因某些牵累而不能按常规调任；卫次公说：“你祖先的功勋属于王室，难道能受常规限制吗？”于是给予优先补授。这样看来，李▯的后人仍然有在唐朝做官的。安禄山被押送京城一事 《张九龄传》说，范阳节度使张守▯派副将安禄山讨伐奚、契丹，安禄山战败，张守▯把他押送到京城，请求按照朝廷法典处置。张九龄判词说：“穰苴出兵，必定诛杀庄贾；孙武教练军队，也曾斩杀宫女。张守▯若执行军令，安禄山不应免死。”皇帝特意赦免了安禄山。张九龄上奏说，安禄山脸上有反叛之相，请趁他获罪把他杀掉。皇帝说：“你不要因为王夷甫预见石勒的旧事，就误杀忠良。”于是把安禄山放回去。这样看来，安禄山因犯罪被送到京城，确有其事。然而考察《张守▯传》，并没有这件事。（《新唐书》《旧唐书》都相同。）《安禄山传》也只说，安禄山战败，应当处斩；安禄山呼喊道：“您难道不想消灭两蕃吗？为什么要杀壮士！”张守▯于是宽赦了他。后来因为安禄山多次俘获敌军，便提拔为副将，并收养他作为儿子。（《新唐书》《旧唐书》也都相同。）这里同样没有押送京城一事。当时大将掌握着部下的生杀大权，要杀就杀；既然不杀而宽赦了他，又为什么要把他送到京城请朝廷处置？我怀疑这只是传闻造成的讹误，并非事实。不过安禄山反叛以后，玄宗在蜀地，想起张九龄当年的先见之明，下诏褒奖追赠；诏书中说：“先觉与蓍策相合。” 这句话指的就是这件事。刘禹锡被贬逐在外，因为按照被贬臣子不得任职于善地的惯例，这件事是张九龄任宰相时上奏提出的，所以追究并怨恨他，说：“曲江能够看出胡儿有反叛之相，足以称为名臣。然而他最终没有后代，难道不是提出禁锢被贬臣子建议的报应吗？”这样看来，安禄山被送到京城、应当处斩而获赦，确实又是当时众所共见、众所共闻的事实了。睢阳殉节者还有姚り

译睢阳的灾难，张巡、许远固然是千古共知的人物；其次是南霁云、雷万春，也还为人们所传诵，却不知道殉难者还有姚り。姚り本是姚崇的从孙，与张巡、许远共同守城。据《旧唐书》本纪记载，尹子奇攻陷睢阳后，杀害张巡、姚り、许远，可见姚り的记载还排在许远之前。《新唐书》本纪也说，安庆绪攻陷睢阳，太守许远、张巡、郓州刺史姚り、左金吾卫将军南霁云都为之死难。可见两部正史本纪都有姚り。即使《新唐书》《旧唐书》的《张巡传》中，也都说张巡与姚り一同被俘并被杀；《许远传》中又说许远与姚り共同守城达一年之久，张巡、许远传记之后还都另有《姚り传》。三人未死以前，诏令任命张巡为御史中丞、许远为侍御史、姚り为吏部郎中；死后，诏令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姚り为潞州大都督。三人同样守城，同样殉难，同样加官，同样获得追赠和抚恤，没有一项不同；可是今天只流传张巡、许远二人，姚り却没有人提及其姓氏，这难道就是所谓幸与不幸吗？考察张巡、许远合传，起初是韩愈撰写的；《新唐书·张巡传》《许远传》末尾又说，睢阳人至今仍祭祀他们，称为双庙。这样把张巡、许远称为“双忠”，而不提姚り，从唐代就已经如此了，或许是因为他守城的功劳稍逊一筹吧？然而既然同样死于守城，身后的名声却相差悬殊，未免使他有受冷落之感，所以特意把他表彰出来。考察张巡派南霁云、雷万春二将攻破宁陵的贼军时，还有别将二十五人：石承平、李辞、陆元▯、朱▯、宋若虚、杨振威、耿庆、马日升、张维清、廉坦、张重孙、景趋、赵连城、王森、乔绍俊、张恭默、祝忠、李嘉隐、翟良辅、孙廷皎、冯颜，（见《新唐书·张巡传》，其余四人姓名失载。）后来都死于睢阳之难。那么张巡死时一同被杀的三十六人中，石承平等人也都在其中。如今既然《张巡传》中还保存着他们的姓名，那么张巡、许远的庙中应当增加祭祀姚り，并让他居于正位；还应增加祭祀石承平等人，让他们列于从祀之位。唐初对《三礼》《汉书》《文选》的研究 六朝人最重视《三礼》之学，唐初仍然如此。张士衡跟随刘轨思学习《毛诗》《周礼》，又跟随熊安生、刘焯学习《礼记》，都精心探究其中的大义。当时接受他学业的人，以贾公彦最为著名。（《张士衡传》）贾公彦撰有《周礼义疏》五十卷、《仪礼义疏》四十卷。贾公彦的儿子大隐也继承了他的学业。又有李玄植，跟随贾公彦学习礼学，撰写《三礼音义》，流行于世。（《贾公彦传》）王恭精通《三礼》，另作义证，内容非常精密广博；文懿、文达都是当时的大儒，每次讲学都广泛列举前代儒者的义理，来阐明王恭的说法。（《孔颖达传》）王玄感曾撰写《礼记绳愆》，徐坚、刘知几等人都深为赞叹。（《王玄感传》）王方庆尤其精通《三礼》，学者有疑难前来询问，他一定探究其中的精微之处；门人编次成《杂礼答问》。（《王方庆传》）其他如褚无量、韦▯、高仲舒、唐休▯、苏安恒，也都精通《三礼》，分别见于各人的本传。今天《新唐书》《旧唐书》中所见的诸儒论著，例如王方庆、张齐贤论述每月都举行告朔礼的说法。（《旧唐书·王方庆传》《新唐书·张齐贤传》）王玄感主张服三年之丧应为二十七个月，张柬之主张二十五个月，一种依据郑康成的说法，另一种依据王肃的说法。（《旧唐书·张柬之传》《新唐书·元感传》）史元灿议论禘、祫礼三年举行一次和五年举行一次的区别。（《韦纟舀传》）朱子奢议论七庙、九庙的制度。（《朱子奢传》）韦万石、沈伯仪、元万顷、范履冰等议论郊丘、明堂配享的问题。（《沈伯仪传》）这些人各自都有根据，并不是抄袭他人之说。至于据此议论政事的，如卢履冰、元行冲论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三年丧并不正确；彭景直论说陵庙每日祭祀并不正确；康子元驳斥许敬宗先燔柴而后祭祀并不正确；黎干驳斥归崇敬请求让景皇帝配享天地并不正确；唐绍、蒋钦绪、褚无量驳斥祝钦明请求皇后助祭郊天并不正确；陈贞符论说隐太子、章怀太子、懿德太子、节愍太子四座庙在四时祭祀并不正确，这些都见于各人的本传。李▯风辨析太微之神不能作为天，见《萧德言传》。韦述议论堂姨和舅父不应服丧，见《韦纟舀传》。这些人的论说无不引证广博，考辨确切，可以作为千百世的准则。后来元行冲奉诏，把魏征的《类礼》列入经书，并与诸儒共同作注疏，完成五十篇，准备把它立为学官教材，却被张说阻止；元行冲又撰写论文加以辨明。大历年间，还有仲子陵、袁彝、韦彤、韦ぇ等人以礼学闻名，成为家学。由此可以看出，唐人用心研究《三礼》，考察古代义理来裁断当时政事，致力于成为有实际用途的学问，而不只是借此炫耀博学。其次是《汉书》之学，也为唐初人竞相推重。隋代时，萧该精通《汉书》，曾撰写《汉书音义》，受到当时人的珍视。（《萧该传》）包恺也精通《汉书》，当时研究《汉书》的人，以萧氏、包氏两家为宗师。（《包恺传》）刘臻精通两部《汉书》，人们称他为“《汉》圣”。（《刘臻传》）又有张冲撰写《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写《汉书刊繁》三十卷。可见《汉书》之学，隋代人已经用心研究，到唐代则更加把考订研究作为专门事业。颜师古为太子李承乾注释《汉书》，解释详细明白；李承乾上表进献，唐太宗命令把它编入秘阁。当时人称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的忠臣。

译他的叔父游秦撰写《汉书决疑》，颜师古多采用其中的观点。这就是颜师古为《汉书》作注，而直到今天仍被奉为准则的原因。（《师古传》）房玄龄认为颜注文字繁多难以省览，又命敬播撮取其要旨，编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因此大为流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和他的弟弟【字迹有误】都精通《汉书》，号称大秦君、小秦君；当时研究《汉书》的人，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指授，便认为无从入门。又有刘纳言，也以精通《汉书》闻名。（《敬播传》）姚思廉年少时向父亲姚察学习《汉书》。（《思廉传》）思廉的孙子姚班认为，姚察所撰《汉书训纂》被后来给《汉书》作注的人大量隐去姓氏，窃取为自己的说法，于是撰写《汉书绍训》四十卷，来阐明自家的学说。（《姚【字迹有误】传》）又有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胤传》）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善传》）王方庆曾向任希古学习《史记》《汉书》，任希古升官后，王方庆仍跟随他，直到学业完成。（《方庆传》）其他如郝处俊喜爱阅读《汉书》，能够背诵。（《处俊传》）裴炎也喜爱《左氏传》《汉书》。（《炎传》）这些都是唐人专心研究《汉书》的事例，他们各自承袭旧说，不敢凭主观臆测穿凿附会。至于梁昭明太子的《文选》之学，也始于萧该撰写《音义》。到了唐代，曹宪撰写《文选音义》，最受世人重视；江淮一带研究《文选》的人全都以此为依据。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相继教授《文选》，于是这门学问大为流行。许淹、公孙罗各自撰有《文选音义》流传于世，李善撰《文选注解》六十卷，上表进献，获赐绢一百二十匹。直到今天谈论《文选》的人，都以李善的注本为定本；杜甫诗中也有“熟精《文选》理”一句，大概这确实是词章之学的鼻祖。○唐代古文并非始于韩愈、柳宗元 《新唐书·文艺传序》说：唐朝兴起一百多年后，诸位儒者争相以各自的学问成名。大历、贞元年间，才华出众的人接连出现，他们探究、体会圣人之道，沉潜涵泳于圣人的境界。于是韩愈倡导古文，柳宗元、李翱、皇甫【字迹有误】等人应和，唐代文章由此完备，成为一代法式，这达到了它的极盛。宋景文因此说，唐代古文是由韩愈倡导开始的，其实并不是这样。考察《旧唐书·韩愈传》，大历、贞元年间，文章大多崇尚古学，仿效扬雄、董仲舒的著述，只有独孤及、梁肃最受称道，文章深邃精奥。韩愈跟随他们交游，锐意钻研仰慕，想在当代振兴文风；考中进士后，便把文章投给公卿，前宰相郑余庆替他宣扬声誉，因此成名。可见，在韩愈之前，早已有以古文著名的作家。如今独孤及的《文集》还流传于世，已经改变骈体而成为散文，其中优长之处有先秦、西汉文章的遗风，只是还没有自行开创新的面貌罢了。又如《陆宣公奏议》，虽然也没有脱离骈偶的习惯，但对事情的指斥切中要害，细微之处全都写到；文章气势又浑厚浩大、流转自如，顺着不得不如此发展的方向自然推进，难道能因为它使用骈偶就轻视它吗？这些都在韩愈之前，本来就已经有人较早地开创了这种风气。○唐代前后米价贵贱的数额 贞观年间，一斗米值三钱。（《魏征传》）唐玄宗东封泰山那一年，东郡一斗米十钱，青、齐一斗米五钱。（本纪）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兵役不止，田地荒废，又加上摊派户税的弊端。正如李渤奏疏所说，渭南县长源乡原有四百户，如今只剩一百户；阌乡县原有三千户，如今只剩一千户。由于把逃亡户的赋税平均摊派给其他户，十家中有五家逃亡，就让没有逃亡的五家共同承担他们的税，就像石头投入井中，不沉到底便不会停止。因此逃亡的人越来越多，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代宗永泰元年，京城一带一斗米值一千四百钱。（本纪）京畿地区【字迹有误】的谷穗用来供应宫廷厨房。（《刘晏传》）到了麦子成熟以后，市场上有醉汉出现，已经被惊叹为祥瑞。与贞观、开元年间相比，米价几乎达到几十倍、上百倍；读史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世道的变化。至于发生攻战的地方，城池被围、粮食断绝，更有不能按照通常情形来推论的。鲁炅守卫南阳，贼将武令【字迹有误】、田承嗣等攻打了几个月，一斗米涨到四五十千钱，有价钱却没有米；一只老鼠值四百钱。（《炅传》）安庆绪在相州被围时，一斗米值七万钱。（《庆绪传》）黄巢占据长安，百姓逃进山寨，多年停止耕种，贼军坐守空城，粮价急剧上涨，一斗米三十千钱。官军把山寨中的百姓全都抓来，卖给贼军作为食物，一个人值几十万钱。（《巢传》）杨行密围攻扬州，城中的草根、树木果实、皮囊、皮带全都吃尽；城外军队掳掠人口来卖，每个人值五十千钱。张雄有军粮，双方约定交换，一斤黄金、一条通犀带只能换五升米。（《高骈传》） ○长安的地气 地气的盛衰，时间久了必然会发生变化。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地气由西北转向东北，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关中自古就是帝王建都之地，周、秦、西汉相继在这里建都；苻秦、姚秦、西魏、后周也曾相继割据。隋文帝把都城迁到龙首山下，距离旧城只有二十多里，仍然属于秦地；从此统一天下，形成大一统。唐朝沿袭了这一格局，到开元、天宝年间，长安的繁盛达到了顶点。盛极必衰，这是本来就有的道理。当时地气将要从西方转向东北，所以突然出现安禄山、史思明，作为这一变化的征兆。此后河朔三镇名义上虽然属于唐朝，实际上只相当于对化外之地实行羁縻，不能再像臂膀和手指一样听从中央调遣。这大概是因为东北的气运将要兴起，而西方的气运已经不能把它完全包容、收摄了。东北的气运刚开始兴起而还不强盛，所以虽然不受西方控制，却还不能控制西方；西方的气运逐渐衰弱但还没有穷尽，所以虽然不能控制东北，却还没有被东北控制。然而气运已经一天天衰薄，帝王居处于是不能安定。于是玄宗为躲避安禄山而有成都之行，代宗为躲避吐蕃而有陕州之行，德宗为躲避泾原军而有奉天、梁州、洋州之行；地势的【字迹有误】动荡不安，和气也逐渐消耗、离散。

译等到僖宗逃往成都，又逃往兴元，再逃往凤翔；昭宗逃往莎城，又逃往华州，还在凤翔被劫持，被迁往洛阳，从此长安被夷为普通郡县。长安被夷为郡县之时，契丹的阿保机已经在辽地兴起，这正是地气由西方转向东北的真实迹象。只是地气虽然向东北转移，却还在【字迹有误】凝结，所以只有幽州、蓟州一带兴起，不能统一中原。向东北转移的气运，又有洛阳、汴梁作为迤逦暗中引导的通道，如同堪舆家所说的“过峡”。经过一二百年，东北的气运积聚得越来越稳固，于是金源拥有了天下的一半，元、明于是拥有了天下的全部。到了我朝，不仅拥有天下全部，而且又向西北扩展数万里塞外地区，全都受东北控制，这就是王气完全凝结于东北的明证。可是又有谁知道，促成这种转移的关键，竟在开元、天宝年间呢？现在把《唐书》所记载的开元、天宝以后长安景象日渐衰败的地方撮要叙述出来，便可以验证地气的变化。唐人诗歌所歌咏的长安都会的繁盛、宫阙的壮丽，以及韦曲的莺花、曲江的亭馆、广运潭的奇【字迹有误】异锦绣、华清宫的香车宝马，到天宝年间达到了顶峰。安禄山的军队攻陷长安时，宫殿没有受损；收复京城时，唐军在香积寺交战，贼将张通儒守卫长安，听说战败便逃走，没有来得及焚烧抢掠。（只有太庙早已被贼军焚毁，所以肃宗进入京城后，制作九庙神主，在长乐殿举行告祭。）长安都会的雄伟华丽还和原来一样。代宗时，吐蕃烧毁的只是街道和【字迹有误】房舍，宫殿仍然如旧。朱泚之乱时，李晟收复京城，诸将请求先攻取外城，然后向北清除宫阙中的敌军。李晟说：“如果先收取坊市，地方狭窄，人员喧闹，不是好办法。贼兵都在禁苑中，应当从禁苑进攻；贼兵来不及逃走，宫阙就能保全。”于是从光泰门进入，朱泚果然逃走。远方居民甚至过了一夜才知道这件事，那么坊市也就没有受到损害。所以李晟的奏表中说：“钟【字迹有误】没有受到惊动，宗庙的面貌和原来一样。”大概长安的地运还剩一百多年，所以不至于在一天之内全部扫灭。黄巢之乱时，九条大道和三座宫城，宫室还大体完整；自从各道勤王军队击败贼军后进入城中，争夺财物、互相攻打，又纵火焚烧抢掠，市肆损失了十分之六七。大内只有含元殿独自保存下来，此外只剩下西内、南内和光启宫。僖宗在蜀地时，下诏命京兆尹王徽修复长安。王徽逐渐修整，使其稍有完整；到奉表请求皇帝返回时，表中说：“起初商议修建，尚未完全达到壮丽。”由此可知，长安已经不是从前的景象了。到了昭宗时，因为王重荣、李克用在沙苑交战，田令孜劫持皇帝出逃，焚烧坊市，又烧毁宫城，只剩下昭阳宫、蓬莱宫两座宫殿。皇帝回到京城后，座席还没有坐暖，又因李茂贞逼迫而逃往华州；岐军进入京城，宫室和【字迹有误】闾全都化为灰烬。自中和以来，王徽修葺建筑的功劳，到这时又被扫荡殆尽，于是长安的王气衰竭，再也没有剩余。（见《李晟》《王徽》《田令孜》及《黄巢》等传。） ○黄巢与李自成 流寇中有事迹恰好相似的人。黄巢起初跟随王仙芝做盗贼，王仙芝被杀后，黄巢才成为盗贼首领。李自成也先跟随高迎祥做盗贼，高迎祥被擒后，李自成才成为盗贼首领。这是第一处相似。黄巢以草寇身份起兵，攻陷京城，占据宫阙，僭越称号、改换年号。李自成也以草寇身份起兵，攻陷京城，占据宫阙，僭越称号、改换年号。这是第二处相似。黄巢进入京城以前，锋芒不可抵挡；进入京城、僭越称帝后，逆运已经达到尽头，不久便一败涂地。李自成从襄、陕向京城进军时，凶威同样无人能敌；进入京城、僭越称帝后，逆运也达到尽头，不久同样一败涂地。这是第三处相似。黄巢因为民谣中有“逢儒则肉，师必覆”的话，于是告诫军中不得伤害儒生，被俘百姓只要自称儒生，便放掉他们。军队到了福州，杀人如麻，经过校书郎董朴家时，下令说：“这是儒者。”于是熄灭火，不再焚烧。李自成所任用的牛金星，是一个科举落第的举人，他常常对进士、官员施加毒害，却告诫军中不要伤害举人。到了河南，贼将误杀一个县令，有人报告说：“这是举人。”众人惊慌离去。这是第四处相似。黄巢进入长安后，下令三品以上官员全部停职，四品以下官员一律改换任所。李自成进入京城后，也下令三品以上官员全部停职，四品以下官员仍任原职。这是第五处相似。难道贼军中有人知道黄巢的旧事，所以仿效他吗？黄巢失败后逃往狼虎谷，被林言斩杀，事情见于《唐书》和《资治通鉴》。可是小说家说黄巢其实没有死，后来在嵩山、洛阳一带做了和尚，并在自己的画像上题写“铁衣著尽著僧衣”一句。李自成逃到九宫山，被村民打死，事情见于《明史》；可是评论者说他的部众还有几十万人，怎么会死在村民手里，于是也有人传说他在武当山做了和尚。这两个贼寇前后的事迹，为什么竟如此相似呢？●卷二十一 ○薛居正《五代史》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下诏修撰梁、唐、晋、汉、周五朝史书；后来所谓《五代史》，只是后人概括的名称。开宝七年闰十月，史书修成，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监修者是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是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字迹有误】、刘兼、李穆、李九龄。（见《宋史》及晁公武《读书志》《玉海》所引《中兴书目》。）这些人都以各朝实录为稿本，这是官修的史书。后来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收藏在家中。欧阳修去世后，熙宁五年下诏征求此书，刊刻发行。（见《宋史》。）于是薛、欧两部史书同时流传于世。到了金章宗泰和七年，下诏停止使用《欧史》，于是《薛史》逐渐湮没。只有前明《永乐大典》大量收载了它的遗文，但这些文字已经割裂混乱，不是《薛史》原有的篇章次第。恭逢我朝皇上开设四库馆，命令诸位大臣从《永乐大典》中甄别辑录、编排纂修；其中缺失的部分，就从宋人著作中征引《薛史》的文字来补足。于是《薛史》重新成为完整的史书，仍得以列入正史，遂构成二十三史之数。如今重新覆按考察此书，虽然文笔远远比不上《欧史》，但事实记载较为详尽。大概《欧史》专门重视史书体例和笔法，《薛史》专门重视叙述事实，两者本来就不可缺少。一本沉没四五百年的书，一旦重新出现，使考究古事的人能够互相参照、核对订正，这样给后来的学者带来的好处，实在不是微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