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

译一代之中的大臣很多，若不是大奸或大忠，本来不可能全部记载；但有些本来一定应该记载的人，反而遗漏了。俞文豹《清夜录》记载，靖康之变时，上皇将要前往金军，中书舍人姜尧臣极力劝谏，不能前往，却被番使用骨朵击死。曹勋《北狩录》记载，四太子要求王婉容做黏罕的儿媳，王婉容自刎而死。这两件事忠贞节烈、气势凛然，是史书列传必定应该记载的，然而列传中都没有。彭义斌从山东起兵，跟随李全归顺宋朝，随即与赵范、赵葵击破金兵；彭义斌又独自进攻到下湾渡，在淮地袭击金人。（见《贾涉传》。）后来因李全在楚州作乱，制置使许国逃亡而死，彭义斌斩杀李全的使者并大骂李全，发誓一定要报这个仇。正好李全进攻恩州，彭义斌立即出战，将他击败。李全请求制置使徐▯稷写信，想同彭义斌联合讲和；彭义斌写信给赵善湘说：“不杀李全，恢复中原就不能成功。只要能派兵扼守淮地，截断他的南路，就一定可以消灭贼军。贼军平定以后，我在河北作战，盱眙的诸位将领在河南作战，神州就可以恢复了。”（见《李全传》。）赵范也对赵善湘说：“彭义斌逼迫李全，就像大山压鸡蛋一样；但他一定要请示以后才讨伐李全，是因为他知道尊重朝廷。” （见《赵范传》。）李全写信给制置司，诬陷彭义斌谋反。朝廷虽然知道彭义斌的功劳，却忌惮李全，不想给他奖赏。彭义斌等不到朝命，于是向北拓展土地，进攻东平。严实暗中向蒙古将领博罗罕求救，同时又同彭义斌联合讲和。彭义斌也想借严实取得河朔，然后再图谋他，于是以兄长之礼对待严实，不夺取他的军队，却把青崖▯固所掠夺的严实家属扣留下来，不予归还。彭义斌进攻真定，迫使金将武仙投降，部众达到数十万人。攻下真定后，他取道西山向北进军；博罗罕的军队这时才到，彭义斌分兵给严实，表面上帮助他，暗中却伺机对付他。严实陷入危急，立即投奔博罗罕的军队，同博罗罕会合，在内黄的五马山与彭义斌交战。彭义斌兵败被擒，史天泽劝他投降，彭义斌厉声说：“我是大宋的臣子，难道肯做别人的属下吗！”于是为此而死。（见《元史·严实等传》。）后来朝廷讨伐李全的诏书中说，彭义斌凭借忠义拓展疆土，大大施展了皇帝的谋略，已经加以赠谥并追封。（见《李全传》。）这样看来，彭义斌的忠义和功勋，比赵立、李宝、魏胜等人更有过之，《宋史》怎么能没有他的传记呢？如今却只零散见于《李全传》等传中，而不另立专传，难道不是遗漏吗？又如吴缜撰写《新唐书纠谬》，直到今天他的书还流传着，但《宋史》却没有他的传记。刘克庄的诗集、文集，使他成为宋末的一位大家，如今也没有传记。这些都是史家疏漏的地方。○《宋史》编排次序不当的地方 《宋史》中还有一些不必另立传记的人。欧阳修的《五代史》不立韩通传，是因为替本朝避讳。《宋史》补立了他的传记，并把李筠、李重进同列为“周三臣”，这是对的。其他如张从恩、扈彦珂、薛怀让、药元福，都是五代时人。张从恩归入宋朝，改封许国公，收入《宋史》是可以的；但扈彦珂、薛怀让、药元福在宋初就病死了，赵晁、李谷、窦贞固、李涛、赵上交、张锡、张铸边、归谠、刘涛等人也都没有在宋朝做官，那么为他们立传是为了什么？或许因为《五代史》没有为他们立传，所以不得不在《宋史》中保存他们的事迹；然而李谷、李涛在五代时还有事迹可以记载，其余人本来不值得书写，却一概收入列传，仍然只不过叙述他们历任的官职，像今天记载仕途履历一样，这也算什么史书呢？宋朝臣子中，《宣缯》《别之杰》《邹应龙》《金渊》《张▯》《饶虎臣》《戴庆▯可》等人的传记，也只是叙述履历，完全没有一件言语或事迹，那么为他们立传是为了什么？其他编排次序上的错误，还有更多应当改定的地方。张宪、牛皋、杨再兴都是岳飞的部将，旧史本来把他们附在《岳飞传》之后；元人修史时，却另编成卷。（相关说明已经见于前文。）刘子羽、胡世将与吴▯兄弟在蜀地共同立功、共同任事，应该同吴▯、▯前后相次排列，如今也各自编成一卷。这还可以说是因为文官和武官有区别。解元、成闵都是韩世忠的部将，应该附在韩世忠传之后；郭浩、杨政都是吴氏的部将，用兵始终同吴氏有关，应该附在吴▯、▯之后；如今却都另编成卷，大概也是元人改动旧史后重新排列的。王友直、李宝都是从北方起义后归顺宋朝的，已经同列一卷。李显忠也是从▯延起兵，辗转经过数国，冒死向南投奔宋朝，功名尤其显著。魏胜在涟水起兵，占据海州后归顺宋朝，并同李宝共事。这几个人应当汇编为一卷，以李显忠为首，魏胜、李宝、王友直依次排列；如今却都各自编成一卷。秦桧专擅国政十九年，凡是身居政府的人，没有不因稍有触犯他而被斥退的，只有王次翁始终受到秦桧怜爱，因此王次翁应该附在《秦桧传》之后。陈自强依附韩▯胄，同王次翁依附秦桧是一样的，因此陈自强也应该附在韩▯胄之后。然而他们都被编入列传，没有注明是奸党，这是为什么？权邦彦是徽宗、钦宗时期的人，死于高宗绍兴三年，却被排在宁宗时期诸臣之列；汪若海、张运、柳约也都是钦宗、高宗时期的人，却被排在理宗时期诸臣之列；林勋、刘才邵等人都是高宗、孝宗时期的人，却又被排在德祐末年李庭芝等人的行列中，这不是把时代颠倒了吗？《南唐世家》既然已经立有《韩熙载传》，刘仁赡、皇甫晖、姚凤都是在南唐保全节操的人，为什么不为他们立传，附在韩熙载传之后？南唐的徐铉、北汉的杨业后来都在宋朝做官，已经收入宋朝臣子的传记；南唐的周惟简、西蜀的欧阳迥也都在宋朝做官，历任官职多年，为什么又不收入宋臣传，而仍附在《南唐世家》《西蜀世家》之后？这些都是自己扰乱体例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元人修史时草率从事，只凭自己的想法排列次序，不再详细审定。

译○史家把一人列入两篇传记 史书所载人物太多，修史的人又不止一个，来不及彼此核对，于是出现同一个人重复列传的情况。比如顾宁人指出，《元史》列传中，第八卷的速不台就是第九卷的雪不台；第十八卷的完者都就是第二十卷的完者拔都；第三十七卷的石抹也先就是第三十九卷的石抹阿辛，都是一人立了两传，可见修史者办事草率。不过，蒙古人以本民族语言取名，译成汉字时只求读音相同，字形不必一致，所以造成这种错误，还可以有所解释。至于《旧唐书》，列传第七十二卷已有杨朝晟，第九十四卷又有杨朝晟；第五十一卷已有王求礼，第一百三十七卷又有王求礼；《宋史》列传第一百十六卷已有李熙靖，第二百十二卷又有李熙靖。考察他们的事迹，确实是同一个人，并不是偶然姓名相同的人，这说明修史的草率比明代修《元史》时更加严重。至于《辽史》中有三个耶律托卜嘉，（旧史姓名作耶律挞不。）一个在列传第二十六卷，一个在第二十九卷，一个在第四十一卷；又有两个萧罕嘉努，（旧史姓名作萧韩家奴。） 一个在列传第二十六卷，一个在第三十三卷；又有两个萧塔喇噶，（旧史姓名作萧塔剌葛。）一个在列传第十五卷，一个在第二十卷。《金史》中又有两个达兰，（旧史姓名作挞懒。）一个在列传第十卷，（又名古云，旧史姓名作彀英。）一个在第十五卷；又有四个罗索，（旧史姓名作娄室。）一个在列传第十卷，其余三个在第五十七卷，同列于一传，当时已经用大娄室、中娄室、小娄室来区别；又有两个额尔克，（旧史姓名作讹可。）也同列于一传，当时也有草火讹可、板子讹可的区别。这些则是姓名虽然相同，但实际上是不同的人。大概辽、金、元三朝都以本民族语言取名，各人的本族语姓名本来就可能相同，所以才有这种情况。至于《金史》的“碎不得<角┦>”就是《元史》的速不台，（就是元将围攻汴京、俘掳金朝妃后及宗族向北而去的那个人。）《宋史》的“兀良哈<角┦>”就是《元史》的兀良合台，（就是征讨交趾后经粤西北归的那个人。）这又是修史时各自根据所译的汉字列入传记，没有时间互相校订造成的。○监刻本《宋史》的脱漏和错误 我家收藏的两部《宋史》，是前明南监、北监刻本各一部，其中错字、脱句多得数不清。例如《尤袤传》记载，高宗去世，灵车将要启行，忽然讨论配享，洪迈请求采用吕颐浩、韩世忠、赵鼎、张浚。尤袤说，祖宗的典故是先举行附祭，然后才讨论配享；如今却忽然在灵车启行之前决定配享，又不加以详细讨论，恐怕无法使功臣的子孙心服，于是下诏重新讨论。后来最终采用了四个人。当时杨万里也认为张浚应当配食，争论此事没有被采纳，于是被调出京城任职。尤袤转任礼部侍郎，等等。考察杨万里所著《诚斋挥麈录》，说洪景卢因为张浚杀害曲端一事，停止让张浚配享；这样看来，是洪迈停止了张浚配享，而今本传记反而说洪迈请求采用张浚。又考察《杨万里传》，高宗去世后，洪迈没有等集议配享，独自把吕颐浩等人的姓名上报，杨万里上疏责骂他，极力说明张浚应当配享。因此洪迈本来没有把张浚列入配享人选，《尤袤传》所说的张浚，应当是张俊的错误。配享兼用文臣、武臣，洪迈既然请求采用吕颐浩、赵鼎两名文臣，那么武臣必定是韩世忠、张俊。又如《曹勋传》记载，绍兴二十九年，曹勋作为王伦的副使，出使金朝担任称谢使；金主准备进攻淮地，曹勋和王伦返回，说双方和好没有其他问题。考察王伦的经历，他从建炎元年起就担任通问使出使金朝；绍兴二年，粘罕派王伦回宋报信；绍兴七年，王伦再次出使金朝后返回；绍兴八年，又前往金朝，并偕同张通古前来；绍兴九年，再次充任使者，奉迎徽宗灵柩和太后，却被扣留在河间；绍兴十四年，金人想授予他官职，他不接受，于是上吊而死。这样看来，王伦死于绍兴十四年，怎么可能在绍兴二十九年还同曹勋一起出使呢？等到查阅《王纶传》，其中说绍兴二十八年，金人将要背弃盟约，边境的报告接连传来。绍兴二十九年，朝廷议论想派泛使去侦察情况，王纶请求前往，曹勋担任副使。到达金朝后，接待礼节非常隆重；回来后说邻国恭敬顺服，是陛下威德所致。或许当时金人已经谋划侵犯长江，只是特意用善意欺骗王纶罢了。根据这些才知道，曹勋所担任副使的对象是王纶，而不是王伦。又如《张邵传》记载，张邵最初出使金朝，在潍州遇到秦桧，回来后上书称说秦桧忠贞守节。后来他的弟弟张祁下狱，将要牵连张邵，恰逢秦桧去世，张邵得以免罪。这几句话上下不连贯：张邵既然对秦桧有恩德，秦桧自然会结党保护他；秦桧死了，他就不可能免于牵连，然而传文反而说秦桧死后张邵得以免罪。这一定是有脱落的字句，是刊刻时校勘不精造成的，应当另找善本加以改正。

译○赵良嗣不应列入《奸臣传》马植是燕地人，凭借夺取燕地的策略向童贯进言，入朝奏报，受到徽宗宠信，获赐姓名李良嗣，后来又赐给他国姓。谋取燕地的议论由此兴起，这固然是招来祸患的首要谋划；但李良嗣只是提出这个策略，朝廷听不听则取决于朝廷大臣的议论。后来李良嗣奉命出使，经过海道到金朝，同金太祖约定：金朝取得中京大定府，宋朝取得燕京析津府。从此双方往返多次。适逢金太祖去世，金人想改变原来的约定，只给宋朝燕京以及蓟、景、檀、顺、涿、易六州。李良嗣说，原来的约定是山后、山前十七州，如今这样做，信义在哪里？金人不答应。李良嗣又奉命出使，说：“本朝顺从大国的事情已经很多了，难道平州、滦州这一件事也不能依从吗？”金人又不答应。后来李良嗣再次前往，金人把答复文书的草稿给他看，说：“燕京是我国凭借兵力攻下的，它的租税应当输送给我国。”李良嗣说：“租税随着土地产生，哪有只给土地而不给租税的道理？”金人说：“燕京的租税有六百万，如今只取一百万；否则，就把涿州、易州还给我们。”李良嗣说：“我国自己凭借军队攻下了涿州、易州，如今你们却这样说，难道没有是非曲直吗？” 这样看来，李良嗣奉命往来，能够凭借言辞抗拒强大的邻国。（以上都见于《续通鉴纲目》。）所以《宋史》本传也说，他往返六七次，很能从容周旋、竭尽心力，同金人争辩。如果没有收纳张觉的事情，金人也很难立即挑起战端；中华的疆土重新归入版图，李良嗣本来应当进入《功臣传》。可是张觉背叛金朝来投降，主持国政的人贪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谋划，轻率地招纳了他。李良嗣当时苦口婆心地争辩，认为这样会失去强邻的欢心，日后就无法挽回。但满朝大臣如在醉梦之中，最终没有听从，果然使金兵得到借口；不但新近得到的土地全部丧失，甚至导致銮舆被掳往北方，神州沉沦。这是王黼等人贪图功劳、喜欢惹事，谋划国事不善造成的，与李良嗣无关。然而事后追究祸患的起因，却把罪责归给李良嗣，判处重刑，已经不免失当；修史的人又把他列入《奸臣传》，同蔡京等人并列，实在不是平允的评论。○王 伦 王伦出使金朝，历经艰险、几乎死去多次，最终促成了和议。世人只因胡铨上疏斥责他是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张焘上疏斥责他虚妄荒诞，许忻上疏斥责他卖国，于是众口一词，认为他不是善类，甚至史传中也有他家贫、品行不端、多次犯法而侥幸免罪的说法。不知道这些话只是出于当时不赞成和议的儒生对他的诋毁；评论一代人物的人，应当体谅他的用心，记载他的功劳，并怜悯他的节操。王伦本是王旦弟弟王勖的后代，并不是市侩或乡里的首领。他出使是在建炎元年，当时金人正掳走二帝向北而去，凶焰正盛，谁敢亲自进入虎口？只有王伦慷慨请求前往，他的胆量和勇气已经远远超过同辈。到了金朝后被扣留，过了很久，尼玛哈（旧名粘罕。）派乌陵思谋到来，王伦立即以和议打动他，希望让他送还两宫、归还原来的土地。尼玛哈虽然没有答复，但和议实际上由此开始；即使洪皓后来用“畏天、保天”的话开导悟室，也还在这之后。不久尼玛哈有答应和议的意思，绍兴二年，先派王伦回宋；第二年就派李永寿、王翊前来，正赶上刘豫侵犯，和议于是搁置。绍兴七年，徽宗、郑后的讣告传到，又派王伦充任使者，奉迎徽宗灵柩和郑后，并请求归还河南、陕西的土地。这一年冬天，豫州已经被废除，赵伦入朝拜见金主，金国于是派乌陵思谋、石庆偕同赵伦前来议和。大定八年，赵伦再次出使金国，金国立即派张通古等人前来，答应归还梓宫、母后以及河南、陕西的土地。大定九年，赵伦充任使者再次前往，金国最终先把河南、陕西的土地交还给他，约定如果宋朝使者不背弃盟约，就把死者和生者都归还，失去的疆土也可以恢复。赵伦的功劳，难道是南渡以来文武群臣所能相比的吗？只是金人自己后悔失策，不久便毁弃先前的协议，赵伦于是被拘禁在河间。后来和议再次达成，他便不能亲身参与这件事了。然而，在敌方势力正盛之时提出议和，与在两国即将恢复和平之日取得成功，难易本来就不同；况且赵伦所提出的和议，是请求将帝后和疆土全部归还，并没有谈到岁币。等到秦桧主持和议时，不但一寸土地也没有归还，反而每年输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白白只得到一位太后的两具灵柩而已，其难易程度更不能用路程来计算。何况李永寿等人前来，还是依靠赵伦过去在云中的交情，才稍稍减损了他们的骄横傲慢；张通古等人前来，又依靠赵伦委婉周全地调解保护，使秦桧能够到馆舍接受国书，免得使皇帝的尊严受辱。赵伦在局势艰难之际周旋应对，即使朱弁、洪皓一类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朱弁、洪皓大概只能保全臣子的节操，赵伦却还兼顾并成就国家大事，他所承担的任务格外艰难。所以洪皓回国后，也极力称说赵伦以自身殉国，国家却舍弃而不加任用；在紧急情况下还凭什么使用这样的人呢？这实际上深深佩服他心力俱已耗尽。赵伦被拘禁六年后，金人想任用他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当时两国和议已经形成很久，仇敌变成友好，即使接受金国官职，也不能算是反过脸来侍奉仇敌；何况赵伦家本来在莘县，乡土已经属于金国，就个人打算来说也很方便。然而他竭力拒绝接受，甘愿被金人勒死。（《金史》说赵伦已经接受官职，后来又辞去，于是被勒死；《宋史》则说他不接受官职而被害。考察赵伦，如果已经接受官职，怎么还会抗辞拒绝？所以一定是没有接受官职。）这不只是谋划国家大事的忠诚，经历百般艰难也不顾惜；也是为国献身的刚烈，甘愿一死而不屈服。与朱弁、洪皓等得以回到故国、亲身享受荣宠的人相比，他的身世尤其不幸，志向和节操也尤其令人悲痛。可是连他死后的微薄名声，又被市井无赖的几句话拿来作为口实，以至于如今道听途说的人几乎都把他看作争功用权、纵横捭阖之人，这一点不能不赶紧辨明。○宋初投降的王室子弟遍布朝廷内外

译用武力较量而灭掉别人的国家，用才能较量而使别人的臣民称臣，没有不猜疑防范、最终发展到杀戮的；唯独宋朝初年不是这样。周保权被擒后，被授予千牛卫上将军，修缮京城旧宅让他居住。（湖南）高继冲献出土地归降，宋朝只命王仁赡掌管军府事务，仍然让高继冲镇守当地。等到高继冲入朝，改授武宁军节度使、徐宿观察使，镇守彭门，共十年。他的叔父高保衡历任宿、怀、同、汝四州知州以及光化军知军。他的臣属孙光宪也任黄州刺史，梁延嗣也任复州防御使。（荆南）刘钅长作战失败被擒，仍然封为恩赦侯，赐给住宅让他居住在京师，后来进封彭城郡公。（南汉）李煜的城池被攻破后才投降，被封为违命侯，居住在京师，后来封为陇西郡公。他的子弟大多被授予大将军、卫将军等官职；李从善任通许监军，李从讠甫历任随、复、成三州知州，李季操历任淮阳、涟水二军以及蔡、舒二州知军，李仲寓任郢州刺史十多年；他的臣属徐铉等人也都在京师任官，其余更不必说。（南唐）孟昶投降后，赐给京师住宅，封为秦国公，不久去世。孟昶的儿子元▯历任贝州、定州知州，又任镇州兵马钤辖，调任滑州；因病请求改任小州，于是调任滁州，后来在那里去世。元珏历任宋、曹、兖、郓四州都巡检，出任滑州知州。他的臣属伊审征任静难军节度使，调任延安镇守。赵彦韬被授为兴州刺史，调任澧州。毋守素历任赵州、容州知州，兼任本管诸州水陆转运使。（西蜀）陈洪进献出土地归降后，封为杞国公，赐给住宅居住在京师。他的儿子文显仍任泉州知州，调任青、齐、庐三州知州。文颢历任房、康、同、耀、徐、衡六州知州，文ダ历任海、濮、潍、沂、黄五州知州，文顼历任登、舒二州知州。（漳泉）钱ㄈ献出土地归降后，封为淮海国王，赐给礼贤宅，居住在京师，后来出任武胜军节度使，改封南阳国王。他的儿子惟▯多次加授各镇节度使，常住京师。惟治任真定军府知军，兼任兵马都部署。惟济历任绛州、潞州知州，又任永州团练使，改任成德军。惟演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许州判官。钱ㄈ的弟弟俨任和州判官，昊历任宋、寿、泗、宿四州知州。他的臣属孙承▯任大名府知府，改任滑州知州；沈承礼任密州知州。（吴越）刘继元投降后，封为彭城郡公，赐给京城甲等住宅一处，授任保康军节度使。他的臣属李恽历任广、许、孟三州知州，马峰在西京分司任职。（北汉）统计各个投降的国王以及各位投降的臣属，没有一个不被保全的。这些僭越称号、虚假建国而割据的人，归降本来就不是他们一向的意愿，何况新建立的国家，民心还没有安定，国势容易动摇，怎么能一点也不加以顾虑？可是宋朝对他们的君主都赐给京师住宅，让他们居住在皇帝身边；他们的子弟和臣属又都分别在各州郡任职，掌握军队和百姓的权力，而朝廷之上却没有听说有急切苛刻、猜疑防范的做法，投身新朝任职的人也都安然各自尽力，没有反复不安、图谋叛乱的意图。由此可以看出宋太祖、宋太宗包容天下的宽宏气度，以及震服一代人的神威，这不是靠欺诈和武力行事的人所能相比的。对此持异议的人往往说宋朝开国之初就失之于软弱，哪里知道不依靠欺诈和武力来显示强大的人，其强盛反而更大呢！○宋朝各位皇帝的御集都建阁收藏 宋朝各位皇帝的御集分别建阁收藏，是从真宗开始的。真宗晚年，把自己所写的诗文给丁谓等人看，说：“我在听取和阅览政事之余，以笔墨自我娱乐；虽然不足以垂示后世作为规范，但这也是我一生寄托心意的地方。”丁谓等请求刻板刊行，共七百二十二卷，并修建天章阁来收藏。从此以后，各位皇帝的御集都仿照这个先例，但阁名彼此不相同。英宗修建宝文阁，收藏仁宗御集；神宗又把英宗的御书附在其中。哲宗修建显谟阁，收藏神宗御集。（元祐二年，已经下诏命苏辙、刘▯等编次神宗御集，元祐四年进呈，先收藏在宝文阁；元符元年，另建显谟阁收藏。）徽宗修建徽猷阁，收藏哲宗御集。高宗修建敷文阁，收藏徽宗御集。孝宗修建焕章阁，收藏高宗御集。宁宗修建华文阁，收藏孝宗御集；又修建宝谟阁，收藏光宗御集。理宗修建宝章阁，收藏宁宗御集。度宗修建显文阁，收藏理宗御集。每位皇帝各建一阁，虽然颇为繁琐耗费，但也足以彰显恭敬谨慎，并且可以看出各位皇帝文治的盛况。此外，每座阁都设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职，使他们专门负责掌管。（以上都见于本纪。）例如神宗任命章衡为宝文阁待制，对他说：“你是仁宗朝的状元，宝文阁是收藏御集的地方。从来没有任命过专人，现在把这个职位安排给你。”说的就是这件事。（见《章衡传》。） ○录用名臣的后代 真宗录用唐朝白居易的后代白利用为河南府教授，录用元稹的七世孙为台州司马，录用裴度的孙子裴坦为郑州助教。又录用唐朝长孙无忌、段秀实等人的后代，都任教官。仁宗录用唐朝狄仁杰、张九龄、郭子仪、颜真卿的后代；神宗录用唐朝魏征、狄仁杰、段秀实的后代，这些事都见于本纪。考察《旧唐书·段秀实传》，自贞元以后，凡是赦书褒奖忠臣，必定把段秀实列在首位。又据贞元六年的赦书，授予颜真卿一个儿子五品官。文宗时期，又任命颜真卿的曾孙颜宏式为同州参军。《五代史·刘遂清传》说，唐朝浑、郭、颜、段四家的后代，每逢颁布赦书，就让其中一子取得出身资格，通常已经成为固定制度。这说明唐朝和五代时已经有这种制度，宋朝大概是仿照实行的。○宋朝皇后所生的太子都不吉利 真宗由皇太子登基，他的母亲是李贤妃。仁宗由皇太子登基，他的母亲是李宸妃。神宗被立为皇太子时，他的母亲本是高皇后，但神宗出生时她还住在英宗未即位时的府邸中，尚未成为皇后。哲宗由皇太子登基，他的母亲朱德妃也不是皇后。只有钦宗出生时，他的母亲王氏已经被册立为皇后，所以钦宗以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后来即位，最终被金国迁徙到北方。南渡以后，光宗的母亲是郭皇后，宁宗的母亲是李皇后，但她们生育皇帝时也都还住在潜邸，尚未成为皇后。只有度宗的皇后全氏，在成为中宫皇后后生下德祐帝。（咸淳三年册立全氏为皇后，咸淳七年生下皇帝▯。）德祐帝刚一登基国家就灭亡。统计有宋一代，皇后在正式成为皇后之后所生的太子，只有靖康帝和德祐帝两人，而这两人都是亡国之君，这是无法解释的事情。

译○又有已经立为太子却不能继承帝位的 宋太宗的昭成太子元禧、真宗的悼献太子▯、哲宗的献愍太子茂，虽然都在死后获得追赠，却从未在生前真正成为储君。那些出生后就被立为太子的，有钦宗的嫡长子谌，他是朱皇后所生；他出生时朱氏虽然还没有成为皇后，但已经是正妃，所以谌作为嫡皇孙，当时已经被称为宋朝自祖宗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钦宗登基后，立谌为皇太子，后来谌竟随钦宗一起北迁。高宗的元懿太子赵甫是潘贤妃所生，苗刘之变时，被拥立为帝，改年号为明受；高宗复位后，立他为皇太子，不久夭折。孝宗的庄文太子忄耆是郭皇后所生的嫡长子，乾道元年立为皇太子，二十四岁去世。宁宗的景献太子赵询本是宗室子弟，开禧初年立为皇太子，二十九岁去世。后来又抚育宗室子贵和为皇子，赐名▯；虽然没有加授太子称号，但已经处于储君地位，继承帝位的人选已经确定，后来被史弥远擅自废黜，降封为镇王，最终不得善终。这说明不只是正皇后所生的太子不吉利，即使不是正皇后所生而被册立为太子的，也不都是吉利的。○宋朝初年的考古之学 考辨古代史实的学问，到南宋时最为精深广博，郑樵、李焘、王应麟、马贵与等人就是这样。然而宋朝初年掌管制诰的臣子已经多有博学雅正之人。乾德三年，范质等三位宰相一同被罢免，将只任用赵普一人为宰相，却没有宰相署名发布书敕，太祖问陶谷，陶谷说：“自古以来宰相从未有过空缺，只有唐文宗甘露之变时，几天没有宰相，由左仆射令狐楚奉行诏令。如今尚书也是南省官，可以书写并发布书敕。”窦仪说：“这不符合太平时期的法令典章。皇弟开封尹兼同平章事，就是宰相，可以书写并发布书敕。”太祖听从了他的意见。窦仪的议论固然正确，但古代偶尔有朝廷没有宰相的旧例，陶谷却能够独自记得。后来赵普独任宰相，太祖想设置一个副职，却为名称而感到困难，便问陶谷宰相以下一级有什么官职，陶谷说：“唐朝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于是任命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仓促之间被问到一个问题，就能援引旧例，可见他熟悉典故，腹中没有什么典故是不存在的。太祖改年号为乾德，以为这是古代从未有过的年号；后来在宫中得到乾德钱，便询问窦仪，窦仪回答说魏、蜀曾经有过这个年号；询问得知钱果然是从蜀地流来的，太祖才叹息说：“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 太宗时期，皇子元杰封为吴王，任扬州、润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洎说，六朝时皇子封王，以郡作为封国，设置傅、相、内史等官，辅佐王治理；有时王子不前往封国，就由内史处理郡中事务。唐朝改为长史，凡是亲王被授予大都督但不前往镇守，而由朝廷命大臣到该郡任职的，就有长史这个称号，意为亲王的上佐。例如段文昌出镇扬州，称为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载义出镇幽州，称为卢龙军副大使、知节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就是这种情况。如今吴王既任大都督，又任长史，这就成了吴王自己担任自己的上佐。仅从这几件事，就可以看出各位臣子对于朝廷章程、国家典制，无不早有深入研究，仓促之间也能找到依据，足以供朝廷讨论制定制度时参考。又钱ㄈ去世，谥号为“忠懿”，张洎撰写复核状，其中有“受宠若惊，居亢无悔”的话，张亻必驳斥说：“‘亢龙无悔’不是臣子所应该说的话。”张洎在答复中说：“《易经》的九三爻，王弼注说，处在下卦的极点、上卦的下方，因时势而戒惧，所以比上九爻的亢进更好。《正义》说，九三处在下卦的极点，是臣子的处境；它能够避免亢龙的灾祸，是因为谨慎自守而免除祸患。这就是说，臣子能够避免处于亢极地位所带来的灾祸。《汉书·梁商传赞》说，身处显贵盈满的地位，却能够以谨慎厚重自始至终。杨植作《许由碑》说，九州的微小财物，以及一个人的亢极地位。杜鸿渐《让元帅表》说，俸禄地位已经达到极高处，超过了限度。卢杞作《郭子仪碑》说，身居亢极之位而没有悔恨，内心却更加谦下。张说作《祁国公碑》说，既没有目牛无全的境界，也没有亢龙之悔。这些都是就臣子而言的。”于是皇帝下诏，认为张洎援引旧事都有明确依据，罚张亻必一个月的俸禄。只凭一个“亢”字就援引这么多典故，论辩广博到这种程度，他的学问由此可知。神宗有一座殿名叫宣光，哲宗问林希古代是否有这个名称，林希回答说：“这是石勒的殿名。”于是改名为显承。这又说明各位臣子熟悉经史之学，能够追溯本源、依据原典，并不是只凭口才应付。至于朝廷章程和国家旧事不加讲求，就会有蔡京把唐太宗误认为宋太宗，从而废除尚书令这样的事情。（徽宗下诏说，尚书令太宗曾经担任过，如今不必再设置。议论此事的人说，宋太宗从未担任过尚书令，只有唐太宗曾经担任过；如今是把唐太宗误认为宋太宗，这是蔡京执掌国政却不学无术造成的。见《蔡京传》。）至于不讲求经学义理和历史学，就会有章▯认为北郊祭地只能称为“社”，因而想废除北郊大礼这样的事情。（章▯认为北郊只能称为社，黄履说，天子祭祀天地都称为郊，所以《诗序》说“郊祀天地”。社是土地神，怎么能把祭祀大地之神也称为社呢？北郊的议论于是确定下来。见《黄履传》。）这样看来，北宋掌文学的臣子考察典故、援引经史，都确实有依据，哪里是后代所能相比的呢？○宋朝初年严厉惩治贪赃官吏

译宋朝以忠厚之道开国，各种罪罚全都从轻减免，唯独治理贪赃官吏最为严厉。这是因为宋太祖亲眼见到五代时期贪官污吏肆意横行，百姓无法生活，所以登基以后使用重法来惩治他们，用来堵塞污浊混乱的源头。考察本纪，太祖建隆二年，大名府主簿郭ダ因犯贪赃罪被弃市。乾德三年，员外郎李岳、陈偃、殿直成德钧都因犯贪赃罪被弃市。蔡河纲官王训等人把糠和土混入军粮，在市中被磔刑处死。太子中舍王治因收受赃物、杀人，被弃市。开宝三年，将军石延祚因监管仓库时与属吏共同作奸贪赃，被弃市。开宝四年，将军桑进兴、洗马王元吉、侍御史张穆、左拾遗张恂，都因贪赃被弃市。刘祺贪赃较轻，被杖责后流放海岛。开宝六年，中允郭思齐、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林，都因贪赃被弃市。这些就是太祖时期的法令。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因监管仓库时收受贿赂、开出虚假券契，被弃市。侍御史赵承嗣隐瞒官钱，被弃市。太宗又下诏规定，各级职官因贪赃论罪，即使遇到赦免也不得恢复任用，永远作为固定制度。中书令史李知古因收受赃物、擅自更改法令，被杖杀。詹事丞徐选因犯贪赃罪，被杖责处死。御史张白因用官钱买卖，被弃市处死。汴河主管粮运的官吏夺取漕运军粮，被砍断手腕，在河岸示众三日后斩首。这说明宋太宗时的法令还没有松弛。然而寇准说，祖吉、王淮都轻侮法律、收受贿赂；祖吉因为赃款少仍被处死，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盗取主管守藏的财物达千万，却只受杖刑，难道不是不公平吗？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疑字]法、曲意宽纵的情况。到宋真宗时，弃市之法不再见到，只是杖刑后流放海岛。例如员外郎盛梁收受赃物，被流放崖州；著作郎高清因贪赃被杖打脊背，发配沙门岛。大概与宋初相比，法令已经松弛放纵了。《仁宗本纪》中连杖刑后流放的事例也不再见到。《苏颂传》记载，知金州张仲宣因枉法受赃，依法官援引李希辅的先例，应杖打脊背、刺面并发配海岛；苏颂上奏说仲宣赃款少，应当减刑，神宗说：“免去杖刑而只刺面，可以吗？”苏颂以“刑不上大夫”作答，于是免除刺面，永远定为制度。从此宋代命官犯罪受赃而应处死的，按惯例不再加刑。当时评论者说，苏颂一句话就废除了刺面之刑，认为仁人说的话所产生的好处非常广泛。（见《苏颂传》。）这更可以看出，姑息宽纵已经成为风气，反而把庇护奸邪、滋养贪欲当作善政；对于不肖官吏违法横征强取，大概已经不再深究。后来又有青苗法、免役法的搜刮克扣，以及花石纲的抢夺掠取，终于导致民怨沸腾、盗贼纷纷起兵。宋江等三十六人在黄河以北横行，官军上万人也不敢捕捉。方腊叛乱时，凡是抓到官吏，必定任意杀戮，砍断肢体，剖取肺肝；有的用鼎中的油熬煮，有的用强弓劲矢射杀，残酷毒辣到了极点，以此发泄他们的愤怒。陈遘奏疏所说的“贪污好利之人依仗法律侵吞牟利，不知满足，怨恨痛苦积结在百姓心中”，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见《陈遘传》和《方腊传》。）南渡以后，高宗虽然下诏，要求按察官每年上报所检举揭发的贪赃官吏姓名，以此评定官员的优劣进退，但《本纪》中没有见到因此治罪的人。只有孝宗时，上元县的李允升犯贪赃罪，免于死刑，杖打脊背、刺面，发配惠州牢城，没收他的财产；失于监察的上级官员也都降职罢黜。广东提刑石敦义犯贪赃罪，刺面后发配柳州，没收其家产。知潮州曾造犯贪赃罪，免于死刑，发配南雄编管，没收其家产。参知政事钱良臣因失察、荐举贪赃官吏，被削去三官。这时法令虽然比宋初稍微宽松，但在长期因循废弛之后有了这样的整顿，风气也因此大为改变。真德秀所说的乾道、[疑字]熙年间，在朝廷任职的人以贿赂送到门口为耻，在外任职的人以携带财物进京行贿为耻，都是孝宗留下的功业。理宗虽然也下诏，要求监司每半年把考核中去除贪赃官吏的数目上报，按多少评定优劣；守臣如果帮助监司完成其未能做到的部分，就以一年所去除的数目评定优劣，（见《本纪》。）这也算是相当注意综合考核的。但当时汤焘上疏说，贿赂中有过去从未有过的东西，所以百姓遭受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祸害；贿赂所需的费用多得无法穷尽，所以百姓有无法穷尽的忧患。（见《汤焘传》。）由此可知，朝廷的诏令已经成为具文，而官吏的[疑字]削仍旧。贾似道也上疏说，充裕财用的办法，没有比除去贪赃官吏更紧迫的；宋太祖曾在朝堂上杖杀贪赃官吏，孝宗确实实行刺面，如今应当仿照实行。（见《贾似道传》。）以贾似道的狂妄荒谬，尚且知道贪赃官吏不能不严惩，还追念宋太祖、孝宗遗留下来的法令，那么这两位皇帝难道不是可以说知道应该致力于什么吗？●卷二十五 ○宋代封王的制度 宋初臣下很少有人被封为王。石守信去世后，追封武威郡王；王审琦去世后，追封琅琊郡王；高怀德去世后，追封渤海郡王；王景生前封太原郡王，死后封岐王。这些人都是前代的功臣，本来地位就崇高显贵，后来一旦尽心归附新朝，在藩镇中效力，所以用封赐土地来荣宠他们。辅佐新朝建立的功臣中，只有赵普死后封真定郡王，曹彬死后封济阳郡王而已。（赵普后来又加封韩王。）到宋徽宗时，追封王安石为舒王，蔡确为汝南郡王，封爵才开始泛滥。当时宰相何执中死后封清源郡王，郑居中死后封华原郡王。甚至宦官童贯也在生前封广阳郡王，名位和器用被轻慢亵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南渡以后，武臣封王的有：韩世忠生前封咸安郡王，后来追封蕲王；张俊生前封清河郡王，后来追封循王；杨存中生前封同安郡王，后来追封和王；吴[疑字]生前封新安郡王，后来追封信王。死后追封的有：吴[疑字]为涪王，岳飞为鄂王。（宁宗时封。）刘光世为安成郡王，（孝宗时封。）后来又加封[疑字]王。文臣封王的有：秦桧生前封建康郡王，后来追封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