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

译《河间王孝恭传》中，《旧唐书》说孝恭击败并降服萧铣，高祖非常高兴，命画工画下他的相貌拿来观看。考察孝恭是高祖的堂侄，高祖难道会不认识他，还要画他的相貌吗？《新唐书》则说，皇帝下诏画下击败萧铣的情状进呈。《长孙顺德传》中，《旧唐书》说长孙顺德因事获罪被免官，随后发病，太宗鄙视他说：“顺德没有慷慨刚烈的节操，反而多有儿女情态。如今有病，有什么值得过问的？”这番话显得没有来由。《新唐书》说，长孙顺德因为女儿去世而感病。皇帝认为他没有刚强之气，被儿女之情牵累。《许敬宗传》中，《旧唐书》说太宗征伐高丽，皇太子在定州监国，许敬宗和高士廉共同掌管机要事务。岑文本在行军驻地去世，便命许敬宗代理中书侍郎。太宗在驻跸山击败高丽，许敬宗在御前立马，接受诏旨起草诏书。这样一来，许敬宗就突然从太子所在的定州来到了行军驻地。《新唐书》改为岑文本去世后，皇帝通过驿站传召许敬宗到行军驻地。《韦陟传》中，《旧唐书》说韦陟去世后，太常拟定谥号为“忠孝”，颜真卿驳斥说：“忠，是以自身许诺给国家，在危难时献出生命；孝，是早晚侍奉父母，使父母在家庭中得到欢乐。这两种行为不能合在一起，很难用‘忠孝’二字作为谥号。”《新唐书》改写颜真卿的话为：“为国尽忠和奉养亲人不能同时做到，不应把两种行为合在一起作为谥号。” 《元载传》中，《旧唐书》记载元载的父亲景升任员外官，居住在岐州；元载的母亲带着元载嫁给景升，冒用元氏姓。这样的文字无法理解，那么元载原来究竟姓什么呢？《新唐书》说，元载的父亲本来姓景，为曹王妃元氏主持田租事务，便向王妃请求，冒充元氏。《崔光远传》中，《旧唐书》说郭子仪在汲郡与贼兵交战，崔光远率一千人渡河援救。后来崔光远在魏州，派李处▯抵御贼兵，郭子仪却愤怒而不去救援，李处▯于是战败。这件事很不清楚：崔光远曾经救过郭子仪，郭子仪为什么反而发怒，不救崔光远呢？《新唐书》说，郭子仪在汲郡作战时，崔光远只率一千人援助他，作战并不卖力，所以在魏州之战中，郭子仪发怒而不救。《唐俭传》中，《旧唐书》说唐俭劝高祖起兵，高祖说：“天下已经大乱，从私情说是图谋生存，从公义说是拯救溺水之人，我将考虑这件事。”《新唐书》改为：“丧乱正处于剡，按私情应当图谋生存，按公义想要拯救溺水者，我当替你考虑。”这样竟然把“公”指作唐俭了。《王雄诞传》中，王雄诞本是杜伏威的部将。他擒获李子通、降服汪华和闻人遂安，都是在杜伏威归降唐朝以后，为唐朝效力。《旧唐书》先叙述高祖下诏命杜伏威派王雄诞讨伐他们，所以后文所说的战功都是王雄诞为唐朝尽力。《新唐书》没有先交代这件事，于是这些攻讨便全都成了为杜伏威效力。王雄诞修筑遂安营垒，用国家的威炅开导他们；这里所说的“国家”，究竟是唐朝，还是杜伏威？魏征回答太宗关于忠臣、良臣的议论，《旧唐书》说：“良臣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福禄无穷。忠臣自身遭受诛杀，君主陷入大恶，家国一同灭亡，只留下空名。”《新唐书》改为：“良臣自身承担美名，君主取得显赫称号，子孙世代承继，福泽流传无穷。忠臣自身遭受诛杀，君主陷入昏乱邪恶，国家丧亡、家族灭绝，只取得空名。”不过是改动了几个字，没有其他意义。傅奕请求废除佛教的奏疏中，《旧唐书》说，齐朝章仇子他上表说，僧尼、寺院、佛塔耗费损害国家；各僧人依附宰相，在朝廷上进谗毁谤；各尼姑依托妃嫔和公主，暗中进行谤ゥ，于是章仇子他最终死在西市。意思是说，他因为劝谏佛事而被僧尼陷害，但原文已经不太明白。《新唐书》改为，章仇子他说僧尼塔庙，对外显现为毁谤宰臣，对内显现为嫉妒妃嫔。这样更加无法理解，也丧失了原意。《李光弼传》中，《旧唐书》说李光弼命令荔非元礼从羊马城率精兵出战，以抵御贼兵。《新唐书》说派元礼在羊马作战，贼兵大败。把“羊马城”的“城”字删去，只说“战羊马”，成了什么话呢？《卢汝弼传》中，《旧唐书》说太原使府有龙泉亭，卢汝弼的父亲卢简求任节度使时，亲手在亭子西墙上写了一首诗。卢汝弼后来任副帅，每次在亭中宴饮聚会，从不坐在宾客的位置，只是面向西方低头而已。《新唐书》改为，太原府有子亭，卢简求任职时多在亭中题写；每次在亭中宴饮，卢汝弼从不坐在宾客的位置。改后反而不清楚了。甘露之变，《旧唐书·本纪》记载，仇士良率兵诛杀王涯、贾饣束、舒元舆、李训、王▯、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十多家。考察当时的情况，李训见事情败露后立即出逃，郑注当时也还在凤翔，并非在同一天被杀。《新唐书》先记载：壬戌日，李训谋划诛杀宦官，未能成功，出逃；戊辰日，凤翔监军杀死郑注。这一记载较为明确，但它记载李训出逃后仍被杀，却又没有说明。王涯等人被杀后，朝廷中没有宰相，于是任命郑覃、李石同任中书门下平章事；然而《新唐书》却把郑覃、李石入相写在仇士良杀朝臣之前，这也是错误。大概是因为《旧唐书》把甘露之变系于壬戌日，《新唐书》则系于乙丑日，所以才造成了这种错误。《新唐书》把旧有的骈体文章全部删掉 欧阳修、宋祁二位先生都不喜欢骈体文，所以凡是遇到诏诰、章疏中用四六骈体写成的文章，就一定全部删去。比如德宗在奉天发布的诏书，使山东的武夫悍卒没有不感动流泪的；讨伐李怀光的诏书，对功劳和罪过都不加掩饰，叙述也完全合乎事实，但《新唐书·本纪》都没有记载，连《陆贽传》也没有收录。列传中，例如李密讨伐隋帝的檄文，是祖君彦所作；徐敬业讨伐武后的檄文，是骆宾王所作；太宗时徐贤妃劝谏讨伐高丽以及大兴土木的一篇奏疏；封常清临死前的谢表；代宗时独孤皇后去世，皇帝命令常衮撰写的哀册文，情感和文辞都十分凄切哀婉，当时被称为绝作；李克用收复更订城以后，杨复光所上报的露布，把各位将领的功劳记载得最为详尽丰富。这些文章至今还在传诵，但各人的列传都没有记载，只有徐贤妃的奏疏节录了几句话。至于《旧唐书·毕构传》中，有一篇诏书列举贪官造成的弊害，最为切中要害。（诏书说：乡邑民户之间，钱财物资全都耗尽；有的人土地上长着椿、干、梓、漆等树木，有的人家里有牲畜、财产，便被暗中告发，并且全都被夺取。如果有人稍有吝惜，就借故加以绳治，使用粗大的杖、大号的枷，动不动就危及性命，使人含冤忍痛，却没有地方申诉。）

译也因为这些文章采用四六骈体，就把它们删去了。一代自有一代的文体；自文、明以来，诏书和奏疏还崇尚骈丽文辞，都被载入纪传，这是我国史书一向的旧法。如今却因为它们是骈体文而全部删掉，于是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的文章不能流传于世，终究难免带有偏见。只有《凌烟阁续图功成诏》一篇属于骈体，却完整地载在《李晟传》中，这是因为事情本身重大，不用四六体的诏书便不足以与之相称；这正是宋子京善于因事制宜的地方。其他骈体文章中如果有新颖的语句，不忍心舍弃，就宁可代为改削后保存下来。比如姜皎在玄宗还是临淄王时便一心拥戴他，几乎因此遭受大祸；玄宗即位后，赐给他的诏书说：“否卦处在闭塞之时，便会灭宗毁族，朕对你的负欠一定很深；泰卦达到亨通之时，便如山如河一般广大，朕所给予你的酬报还不足以补偿。”《新唐书》改写为：“否卦处在闭塞之时，必定灭掉你的宗族；泰卦达到亨通之时，所给予你的酬报还不足以补偿。”又如王志▯论述政事不能过于宽纵的奏疏中说：“人民怠慢，官吏混浊，虚伪日积，贪赃深重；如果用宽纵的办法治理它，这同让王良驾驭▯旱、在奔▯的马奔驰时舍弃缰绳和马鞭有什么不同？请俞跗来治疗疾病，却把药物停留在皮肤肌理之间一样。”《新唐书》改写为：“舍弃缰绳和马鞭而让▯马奔驰，王良就不能驾驭▯旱；把药物停留在皮肤肌理之间，俞跗就不能治疗疾病。”这样改写后，文辞确实更好。又如昭宗被刘季述废黜，幽禁在宫中；复位以后，谴责刘季述罪状的诏书说：“被幽禁受辱的时候，要纸笔，便担心被用来起草诏书；要锥子刀子，便担心被用作凶器。朕所穿的衣服，白天穿，夜里洗；嫔妃和公主，连被褥丝绵都缺少。钱币连一串都无法送入，丝帛连一尺一寸也难以取得。”《新唐书》没有刊载这篇诏书，却直接采用诏书中的话来叙述皇帝被幽禁受辱的情状，说皇帝的衣服白天穿、夜里洗，食物从小孔送入，甚至连纸、笔、铜钱，也担心会被用来起草诏书或制作凶器，因而不给他。那时正值寒冬，公主和嫔妃、宫女都没有被褥和絮绵，悲惨的情状传到了外朝。这可以看出，宋子京对于四六体文章，既不想保留，又不忍完全舍弃，因此曲折周旋的苦心。又如《郭虔▯传》中独自保留了一篇骈体诏书，是玄宗因为郭虔▯与阿史那献不和，特意为他们调解而写的。这件事并没有多大关系，却独独保存下来，是因为《旧唐书·郭虔▯传》中没有这篇诏书，所以转而补入，以显示他采集材料的广博。其他像章疏一类涉及政体和治道的文章，有的就把四六体改为散文，有的节录其中的重要语句保存下来，当然并不是一概删除。这正是宋子京用意深刻的地方，他并没有因为文辞的形式而埋没其中的议论。《新唐书》喜欢采用韩愈、柳宗元的文章 欧阳修、宋祁二位先生都推崇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所以宋景文编纂《唐书》列传时，凡是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可以收入史书的，必定全都采录，不遗漏一篇。《张巡传》采用韩愈的文章，《段秀实传》采用柳宗元的《书逸事状》，《吴元济传》采用韩愈的《平淮西碑》碑文，《张籍传》又载入韩愈答复张籍的一封信，《孔▯传》又载入韩愈请求不要接受致仕的一篇奏疏；而在《柳宗元传》中，载入他写给萧亻免的一封信、写给许孟容的一封信、《贞符》一篇和《自儆赋》一篇。这可以看出，他对于韩愈、柳宗元二位先生有特别的偏爱。又在《刘禹锡传》中载入刘禹锡亲自写的《子刘子》一篇，用来表现他的处境和志向；《杜牧传》中载入他的《罪言》一篇，用来表现他经世济民的才能。这都是文人之间因气质相近而彼此珍惜，有些事情虽非有意安排，却自然形成如此。《白居易传》中，《旧唐书》记载了他给元稹的信，极力叙述作诗的功效以及由此获得声名的情形；后来白居易调任忠州，与元稹在夷陵相遇，流连于文章和酒宴之间，画《木莲荔枝图》寄给朝廷官员；晚年回到东都，写作《池上》诗篇，借以寄托对樊素、小蛮的情怀，以及同香山僧如满结成香火社等事情。《新唐书》却把这些一概删去，专门叙述他上疏劝谏吐突承璀不能领兵，进献《虞人箴》来警戒喜好打猎的穆宗，以及筹划河朔事务、请求让李光颜领兵、让裴度镇守太原等奏疏，与《旧唐书》的立意完全不同。大概《旧唐书》专门表现他的诗才高超、胸襟旷达，把他列入恬淡一类；而《新唐书》则要表现他在朝廷任职时的风采和议论，以说明文人之中也自有名臣。这又是宋景文的深层用意。《新唐书》详细记载章疏 《新唐书》对于《旧唐书》中应当保存的奏疏，有的是骈体文，有的虽然不是骈体文但杂乱词句过多，于是都加以节录保存，因为文章虽然杂乱，所说的内容却值得采录。节录保存的有：徐贤妃劝谏兴兵和大兴土木的一篇奏疏，李大亮劝谏赈济突厥的一篇奏疏，房玄龄劝谏讨伐高丽的一篇奏疏，褚亮论九庙、七庙的一篇奏疏和劝谏皇帝打猎的一篇奏疏，于志宁劝谏太子李承乾的书信以及请求缓刑等奏疏，许敬宗推荐张元素、令狐德▯等人的一篇奏疏，刘仁轨奏报战士得不到恩赏便难以为国效命的一篇奏疏，高季辅奉诏陈述时政得失的五篇文章，韦承庆劝谏太子李贤的一篇奏疏和论明堂灾异的一篇奏疏，韦嗣立关于修建学校、停止刑杀、禁止封户等奏疏，徐彦伯的《枢机论》，薛登论选举过于泛滥的一篇奏疏，韦凑驳议改葬节愍太子的一篇奏疏，张廷▯劝谏建造大佛像的一篇奏疏，杨绾请求恢复古代孝廉制度的一篇奏疏以及请求公卿大臣共同考核议论的一篇奏疏，郭子仪辞去尚书令的一篇奏疏，《王屿传》中梁镇劝谏祭祀的一篇奏疏，《皇甫▯传》中裴度劝谏皇甫▯入相的一篇奏疏，《窦参传》中窦参被贬后，德宗想杀他，陆贽劝说杀他罪责太重的一篇奏疏，《陆贽传》中劝谏设置琼林库、大盈库的一篇奏疏，萧仿劝谏举行佛事的一篇奏疏。这些都是因为旧有奏疏文字繁杂，所以删取其中重要语句保存下来。

译其他如《魏征传》中，魏征与封德彝在太宗面前讨论大乱之后容易治理的问题，以及劝戒兴建土木、论述刑罚和赏赐、君子和小人不应混杂任用、十惭十思等奏疏；《马周传》中论述大安宫应当崇奉、太庙应当重新祭祀、刺史不可世袭、乐工不可授官、太子应当预先教育、任官法令必须慎重选择等奏疏；《魏元忠传》中论述文官、武官两条仕进途径的一篇奏疏，凡是《旧唐书》已有的，仍然一个字也不删；其中还有《旧唐书》没有而《新唐书》补出的内容。《张九龄传》载入他请求重视地方长官的一篇奏疏，用来表现当时重视京官而轻视地方官的弊病。《宗楚客传》载入他陈述符命的一篇奏疏，用来表现他求取媚悦。《张廷▯传》载入他劝谏袭击回鹘以及购买蕃马的两篇奏疏，因为这些事情关系边防。《崔涣传》载入他弹劾元载的一篇奏疏，用来揭露元载的罪恶和崔涣的正直节操。《李晟传》中，收复京城以后李怀光仍占据河中，载入李晟所奏李怀光有五项不可赦免的罪状，用来表现李晟公正忠诚、以国事为重。至于《高郢传》载入他劝谏营建章敬寺的一篇奏疏，《杜佑传》载入他请求裁减官员、节约用度的一篇奏疏，《程元振传》载入柳伉弹劾程元振的一篇奏疏，也都关系国家财政和利害、百姓生活的忧乐，没有不一一写入篇中的。这正是宋子京修史的深刻用意，并不是只看重简洁清净，便把一切都删掉。《新唐书》和《旧唐书》相互不同的地方 本纪记载，仪凤二年，刘审礼与吐蕃在青海交战，战败。《旧唐书》记载刘审礼被俘，《新唐书》说刘审礼战死。开元四年，突厥可汗默啜被杀。《旧唐书》说他被拔曳固杀死，首级传送到京师；《新唐书》说拔曳固的部将郝灵▯斩杀了默啜。开元二十年，打败奚、契丹，向宫阙献俘。《旧唐书》说信安王▯献俘，《新唐书》说忠王李浚献俘。当时李浚担任元帅但尚未出征，▯担任副元帅并打败敌军；《新唐书》以主帅为主来记载，《旧唐书》则依据实际情况记载。天宝十一载，李林甫去世。《旧唐书》说李林甫在行在所去世，《新唐书》说李林甫被罢免。考察当时的情况，李林甫随从皇帝到骊山，死在住所里；他生前从未先被罢官。后来削夺他的官爵，是死后的事情，却先记载为被罢官，实在没有根据。永泰元年，郭英▯死亡。《旧唐书》说剑南节度使郭英▯被兵马使崔旰杀死；《新唐书》说崔旰反叛，节度使郭英▯逃到炅池，被普州刺史韩澄杀死。成▯的死，《旧唐书》说成▯率水军援救鄂州，雷彦恭乘虚袭击并攻陷江陵，军士听说后全都溃散，成▯投水而死；《新唐书》说成▯与杨行密在君山交战，战死。哀帝即位。《旧唐书》说蒋元晖假传遗诏，立辉王祚为皇太子，随后即位；《新唐书》说朱全忠已经杀死昭宗，假传诏书立辉王为太子，随后即位。列传中，关于邵王李重润之死，《新唐书·本传》说，中宗的儿子李重润与妹妹永泰郡主及郡主的丈夫武延基，私下议论张易之兄弟出入宫禁，张易之兄弟后来发怒，用杖将他们打死。《武延基传》说，武延基与李重润等私下议论，因此都获罪，被勒死。两传所说的杖杀和缢死略有不合。《旧唐书·张易之传》则说，李重润等人私下议论张易之兄弟，张易之兄弟后来把他们交给太子审问（中宗当时任太子），太子将他们一并勒死。《武延基传》又说，武则天命令他们都自杀。这样，两传一说是中宗将他们勒死，一说是武则天命令他们自杀，也不相符合。大概中宗杀他们，或者命令他们自杀，都是迫于武则天的威势。《新唐书》干脆记作武则天杀了他们，较为直截了当。史朝义之死。《旧唐书》说史朝义兵败后投奔幽州，伪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在莫州擒获了他，史朝义送上降表归降。《新唐书》说史朝义逃到莫州，想要决死作战，田承嗣请求亲自守卫莫州，并劝史朝义前往幽州，准备凭借李怀仙的军队迎战。史朝义于是把老母和幼子托付给别人，自己前往幽州。到了范阳，李怀仙的部将李抱忠不接纳他；史朝义谋划逃入蕃地，李怀仙招呼他前来，他到了幽州后被勒死。这样看来，史朝义是在幽州被擒，而不是在莫州。杨思训之死。《旧唐书》说，慕容宝节把妾安置在别的房间，邀请杨思训饮酒；杨思训责备他不应该背弃妻子而宠爱妾，妾因此发怒，暗中把毒药放进酒里，杨思训喝完便死。《新唐书》则说，慕容宝节邀请杨思训谋划叛乱，杨思训不敢回答，慕容宝节害怕他泄露此事，于是毒死了他。裴、马。《旧唐书》说裴行俭与李敬玄一同掌管选官事务，有能干的名声，当时称为“裴、李”；《新唐书》说裴行俭与马载一同掌管选官事务，当时称为“裴、马”。考察《新唐书·卢从愿传》，说高宗时，吏部中称职的官员是裴行俭、马载；到这时，卢从愿与李朝隐掌管选官事务，也有声望，所以称作前有“裴、马”，后有“卢、李”。王仙芝之死。《旧唐书》说王仙芝打败了宋威，朝廷以王铎代替宋威讨伐贼军，斩下王仙芝的首级献到宫阙之下，因此斩杀王仙芝的人是王铎；《新唐书》说王仙芝攻打洪州，宋威前去救援，在黄梅打败王仙芝，斩杀贼军五万人，俘获王仙芝，将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师，因此斩杀王仙芝的人是宋威。上官仪之死。《旧唐书》说，上官仪被许敬宗诬陷为与梁王李忠共同谋反，于是被赐死。《新唐书》说，武后得势以后，皇帝受她控制，想要废黜她，召上官仪来起草诏书。左右近臣奔走告诉武后，武后亲自申诉，皇帝羞惭退缩地说：“是上官仪教我的。”因此许敬宗加以诬陷构陷，上官仪被杀。卢奂治理广州，有清廉的节操。《旧唐书》说，开元以来，广州府清廉的人只有宋▯、裴▯先、李朝隐和卢奂四人；《新唐书》说是李朝隐、宋▯和卢奂三人。哥舒翰之死。《旧唐书》说火拔归仁擒住哥舒翰，把他送给安禄山，使他投降；安禄山把哥舒翰关在苑中，暗中杀死了他。《新唐书》说广平王收复东京时，安庆绪挟持哥舒翰渡过黄河向北逃跑；等到战败，才把他杀死。第五琦担任租庸使。《旧唐书》说贺兰进明命令第五琦入蜀奏事，玄宗立即命令他主管江淮租庸使事务，因此这是玄宗授予他的官职。《新唐书》说肃宗在彭原时，第五琦替贺兰进明前来奏事，皇帝立即命令他主管江淮租庸使事务，因此这是肃宗授予他的官职。李揆之死。《旧唐书》说李揆奉命担任入蕃会盟使，走到凤州便去世。《新唐书》说李揆到了蕃地，蕃族首领问道：“听说唐朝有天下第一的李揆，您就是他吗？”李揆害怕被扣留，便说：“那个李揆哪里肯来呢？”回来走到凤州，才去世。这样看来，李揆是在进入蕃地以后，才在归途中死于凤州。

译《韦见素传》中，《旧唐书》记载韦见素是杨国忠引荐的，处在宰相职位上不表明是非，只是查验署字而已，以至于凶悍的胡人侵犯朝廷，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出。《新唐书》则说安禄山请求用蕃将代替汉将，韦见素说大乱将要发生了；第二天，他与杨国忠一起入朝觐见，极力陈述安禄山反叛的迹象。这就是说，韦见素并不是从来没有说过话。大概他上奏说安禄山必定反叛，也只是附和杨国忠的意思罢了。然而《旧唐书》的传论又说韦见素直言极谏，只是君主不听；唯独他正面临祸难，而人们不责怪他，当时的舆论认为他是在向杨国忠取容，却不知道当时的形势使他无法匡正挽救。这又与本传不同。难道本传是国史的原始底本，而传论则是修史者平心静气后提出的评论吗？《吕渭传》说，中书省中有一株枯柳，德宗从梁州、洋州返回后，这株柳树又重新荣茂，当时人把它看作瑞柳；吕渭参加进士考试时，便以此事命题。《旧唐书》说皇帝听说后很赞赏，《新唐书》说皇帝听说后并不高兴。《姜公辅传》中，《旧唐书》说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新唐书》说他是爱州日南人。《阳惠元传》中，阳惠元被李怀光袭击后出逃，李怀光派冉宗追赶他。《旧唐书》说阳惠元计穷无策，父子三人一同投进井中，冉宗把他们全都捞出来杀害。《新唐书》说阳惠元披头散发、袒露身体作战而死，两个儿子阳晟、阳▯藏在井中，也被杀害。《韩游瑰传》记载，《旧书》说，德宗为躲避京师的战乱，仓促出京前往奉天，游瑰率兵前往救难，从乾陵向北到达醴泉，抵御朱泌。正好有人从京城来，说朱泌的军队早晚就要到了，德宗急忙命人追召游瑰到奉天。游瑰刚到，‘Г兵’也到了，于是交战。这样看来，游瑰到奉天，是因为德宗召他来的。《新书》说，游瑰赶往醴泉时，接到诏令前往便桥，途中遇到‘Г兵’；游瑰想返回保护奉天，中使翟文秀说：‘我们的军队到奉天，贼兵也会跟着到，这等于引导贼兵逼近皇帝。不如在这里扎营抵御他们。’游瑰说：‘贼兵很多，如果在这里抵挡他们，他们还能够分兵前往奉天。不如先进入奉天护卫皇帝。’于是返回奉天，‘Г兵’果然到来，便与他们交战。这样看来，诏令是让游瑰前往便桥，而游瑰把救驾看作急务，自行前往奉天。《刘稹传》中，《旧书》说，刘稹抗拒朝命时，他的从父、故节度使刘从谏的妻子裴氏召集诸将的妻子入宴，哭着对她们说：‘回去后分别告诉你们的丈夫，不要忘记先相公对他们的提拔，我如今把母子二人托付给你们了。’众妇人都哭了起来，所以诸将为刘稹竭尽全力。后来刘稹伏法，裴氏也因此被处以极刑。《新书》则说，刘从谏的妾张氏一向怨恨裴氏，便诬告上奏，说裴氏讲过这样的话，使她陷于极刑。《李师道传》中，李师道死后，《旧书》说他的妻子魏氏出家做了尼姑，《新书》说魏氏被没入掖廷。《王铎传》中，《旧书》说黄巢作乱、官军收复京城后，封王铎为晋国公，加授中书令；根据收复京城诸将的功劳，命王铎评定他们功劳的高下，代行皇帝的权力授予爵位和赏赐。下文又说，黄巢出关时，崔溥请求亲自讨伐他，于是任命崔溥为都统，罢免王铎的都统职务。这样看来，收复京城时，王铎正担任都统。《新书》则说，黄巢接连战败，宦官田令孜知道贼军必败，想让功劳归于自己，于是构陷王铎，使他被罢为检校司徒。王铎的功业将要完成，却因才能出众而被夺去职权；然而最终仍凭借当时的形势，不到几个月便平定了京师。这样看来，王铎在京城尚未收复以前就已经被罢免都统了。考察收复京城的露布是宦官杨复光所上，其中没有王铎的名字，那么王铎应当早已被罢免都统，《旧书》应当有误。《王龟传》中，《旧书》说，王龟任浙东观察使时，江淮盗贼起兵攻打州郡，王龟被贼人杀害；这就是说王龟是被贼军杀死的。《新书》只说他调任浙东观察使，死后追赠工部尚书，看起来却像是没有被害。《元稹传》中，《旧书》说，元稹住在敷水驿，与内官刘士元争夺厅堂，被刘士元打伤了脸。《新书》说，中人仇士良来到后，元稹不肯让出厅堂，中人发怒，打伤了元稹的脸。考察白居易为营救元稹所上的奏疏，也说是元稹与刘士元争厅；而《新书》说是仇士良，大概是刘士元跟随仇士良到达后，由刘士元打伤了元稹。（《仇士良传》也说他与元稹争厅，那么当时仇士良确实亲自到了敷水驿。） 《李绅传》中，《旧书》说，李▯征召李绅担任掌书记，李绅没有接受，李▯发怒，准备杀他；李绅逃走而免于一死。《新书》说，李▯胁迫中使上奏，请求让自己留任，又召李绅起草奏疏。李绅假装害怕，到了连一个字也写不成的地步，一落笔就涂掉。李▯把刀架在他面前，命人换纸，但他最终还是写不成。于是李▯召许纵代他起草，并把李绅囚禁在狱中；直到李▯败亡，李绅才获免。《路岩传》中，路岩任宰相时，把亲信属吏边咸托付给他；边咸又与郭筹相互勾结作恶。《旧书》说，事情败露后，边咸出任成都尹，改任荆南，不久又被罢免。《新书》说，事情败露后，边咸被贬为新州刺史，赐令自尽，并剖取他的喉咙。此前路岩曾上奏说，被赐死的人应当剖喉验看，到了这时反而应验在自己身上。宪宗被弑一事，《旧书》记作宦官陈弘庆所为，《新书》作陈弘志。《旧书》说陈弘庆等人弑逆，却不提王守澄；《新书》说王守澄与陈弘志等人共同弑杀皇帝。《杨复光传》中，《旧书》说，杨复光任监军讨伐贼军，派吴彦宏劝降黄巢，黄巢当即命尚君长等人奉表归顺朝廷。宋威妒忌这项功劳，率军进攻贼军；黄巢发怒，又重新进行剽掠。《新书》说，杨复光劝降的是王仙芝，王仙芝派尚君长出降；宋威秘密请求杀掉尚君长，所以王仙芝又反叛。考察当时王仙芝是贼首，黄巢是他的部将，杨复光劝降王仙芝是很明确的。《张巡传》中，《旧书》说张巡是蒲州河东人，《新书》说他是邓州南阳人。《郑畋传》中，《旧书》说，郑畋镇守凤翔时生病，于是上表推荐李昌言，诏令批准了这件事，并召郑畋到行在。《新书》说，黄巢占据京城后，郑畋移檄讨伐他，派大将李昌言率军向京城进发。李昌言却反过来率军袭击郑畋，郑畋登城对他说：‘我正要入朝，你如果能替国家讨伐贼军，那就可以了。’于是交出军队离去。《通鉴》的记载与《新书》相同。《王重荣传》中，《新书》说，宦官田令孜因为王重荣不肯把盐池交还给禁军供应军需，便派朱玫讨伐他。王重荣率领李克用带兵而来，在沙苑交战，禁军大败。（《通鉴》记载相同。）《旧书》只说，沙苑之战中，禁军不是被王重荣打败的；田令孜挟持天子前往宝鸡。李克用听说后，才与王重荣入京救援。这样一来，似乎沙苑之战与李克用无关，直到皇帝出奔后，他才起兵勤王。这或许是后唐修史时为李克用避讳。

译○《新书》和《旧书》各有纪传记载互相不同的地方 《旧书》本纪记载，幽州军队发生叛乱，驱逐节度使史元忠，推举陈行泰为留后。雄武军使张绛上奏说，陈行泰不能担任主帅，请求用本镇军队讨伐他；朝廷批准了，于是杀死陈行泰。诏令张绛主持留后事务，并赐名为张仲武。这样看来，张绛就是张仲武。但《新书》却说，陈行泰杀死史元忠，张绛又杀死陈行泰；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讨伐张绛，朝廷于是任命张仲武为节度使。这样张绛和张仲武显然是两个人。考察《旧书·张仲武传》，其中说史元忠被陈行泰驱逐，陈行泰又被张绛驱逐；正好张仲武派属吏吴仲舒带着表章到京城，宰相李德裕询问缘故，吴仲舒说，陈行泰、张绛都是客将，所以人心不归附；张仲武是旧将，向来怀有忠义之心，可以担任主帅。李德裕于是上奏任命张仲武为节度使。可见《旧书》列传中也从未把张绛和张仲武当作一人，只有本纪说张绛被赐名为张仲武，这是本纪与列传明显互相矛盾的地方。综合《新书》列传和《通鉴》考察，可知《旧书》的错误在本纪而不在列传。《新书》本纪又记载，杀死梁郡公李孝逸。考察《新书·孝逸传》，李孝逸因讨伐徐敬业有功，后来被武三思诬陷，将要被处死；后来朝廷念及他过去的功劳，免除死罪，流放到儋州。《旧书·孝逸传》也这样记载。由此可见，李孝逸并没有被杀。这也是《新书》的错误在本纪而不在列传。○《新书》和《旧书》中的错误 《严武传》中，《旧书》说，肃宗收复长安后，任命严武为京兆少尹；因为史思明阻挡军队，严武未能赴任，便在京城闲居。考察长安就是京兆，长安既已收复，为什么不能赴京兆少尹任职？史思明又曾逃离长安，为什么因为他阻挡军队，严武就不能赴任京兆？这一定是错误。大概说的是东都少尹。当时史朝义还占据东都，像刘晏也被任命为河南尹，因为盗贼占据都城，只能寄治于长水。既然如此，严武所任的少尹应当是河南少尹。《新书》则说，严武已经被授为京兆少尹，因房▯一事获罪，被贬为巴州刺史。这样看来，《旧书》所说因贼军阻挡而不能赴任，是错误的。《鲁炅传》中，鲁炅守卫南阳一年，与贼将田承嗣等人日夜交战，力量不支，于是率众突围，逃到襄阳。《新书》和《旧书》都这样记载，这就是说鲁炅已经逃到了襄阳。然而《虢王巨传》说，虢王李巨奉命任河南节度使，诏令贬鲁炅为果毅，以来▯代替他。李巨上奏说：‘如果鲁炅能够守住孤城，功劳足以抵补过错，那么应当怎样处置他？’玄宗说：‘你根据情况酌情处置。’李巨到了内乡，贼军解围离去。李巨于是到南阳，宣读诏敕贬黜鲁炅，削去他的章服，命他随军效力。当晚，又因皇帝的恩命，仍命鲁炅恢复原职。据此，鲁炅当时还在南阳。《来▯传》也说，鲁炅守卫南阳，诏令让来▯代替他；虢王李巨上奏说鲁炅能够守住南阳，于是诏令二人各自恢复原职。下文又说，贼军攻打南阳数月，来▯前往救援，被贼军击败。由此可见，鲁炅当时也还没有失守南阳。几篇传记相互核对，都不相合。应当是李巨到达南阳时，鲁炅还在守城，贼军暂时退去；后来贼军再次进攻，来▯前往救援，又被贼军击败，鲁炅于是逃到襄阳。《郭子仪传》中，《新书》说，代宗即位后，郭子仪害怕程元振进谗言，于是搜集肃宗所赐的一千多篇诏敕献上。考察《旧书》中郭子仪给代宗的表章说：‘陛下赐给臣诏书一千多篇，从炅武、河北、河南，到臣所经过的地方，承蒙陛下赐给手诏敕书，共二十卷，臣冒死献上。’这些是代宗当时为广平王、与郭子仪一同收复两京时，军中往来的手札；代宗即位后，所以才称它们为诏敕。《新书》把它们认为是肃宗的诏敕，实在错误。《旧书》记载，兴元元年，李抱真、王武俊在京城东南击败朱滔，擒获他的伪相朱良▯、李俊等人，朱滔逃回幽州。考察朱Г、朱滔、王武俊、李抱真、田悦、田绪等人的传记，当时朱Г因泾师之变僭越占据京城；他的弟弟朱滔以及王武俊、田悦等人正联合起来抗拒朝廷命令。朱Г派人册封朱滔为皇太弟，让他发兵赶往洛阳，与自己形成合势。朱滔率兵南下，田悦借口不出兵相助，朱滔发怒，于是攻打田悦的贝州。王武俊、李抱真认为朱滔强横，难以共事，于是联合出兵袭击朱滔，大败他，朱良▯等人被擒，朱滔逃回幽州。也就是说，朱滔到达贝州就败退了，从未接近京城。《新书·王武俊传》等却说在经城击败朱滔，《田绪传》又说与王武俊等人在泾城击败朱滔。那么，《旧书》所说的京城东南，大概是经城、泾城的讹误，这个地方应当在贝州一带。《新书》本纪在记载这场战事以前，又说浑瑊与朱滔在武川亭交战并击败他。朱滔在贝州败退后就回幽州了，而武川亭是武功的地方。朱滔既然没有到达京城以西，怎么会有与浑瑊在武川亭交战的事情呢？根据浑瑊、朱Г二人的传记，当时德宗在梁州、洋州，浑瑊任行营副元帅；李晟正包围京城中的朱Г，浑瑊从行在赶来救援。朱Г派韩▯、宋归朝、张庭芝等人进攻武功，浑瑊与吐蕃军在武川亭击败他们，斩首数以万计。这样看来，浑瑊在武川亭击败的是朱Г的将领，而不是朱滔；《新书》却说浑瑊与朱滔在武川亭交战，这又是《新书》的错误。也可能原书写的是与朱Г交战，刻印时讹误成了朱滔。（欧阳修所修之书，对于贼将通常都写贼首的姓名，也可能因为朱Г所派的将领而直接记作朱Г。） ○《新书》和《旧书》的刻本各有脱漏错误的地方 《旧书·张巡传》中，安禄山攻陷河洛，许远守卫睢阳，贼将尹子奇围攻了一年。张巡认为雍丘是小城，储备不足，大股贼军压境必然难以守住，于是率领士卒假装投降。这是至德二年正月的事。玄宗听说后认为这很壮烈，授予张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考察张巡当时正在假装投降，玄宗为什么听说后反而认为壮烈？大概是张巡认为雍丘难以守卫，所以假装投降以便突围，同时带兵到睢阳，与许远共同守城，因此皇帝听说后才加以嘉奖。《新书》说，张巡在雍丘时，粮饷运输道路断绝，于是率领部众撤出，守卫宁陵；到达睢阳后，与太守许远、城父令姚り等人合兵，派雷万春、南霁云等在宁陵以北作战，杀死贼军一万人。朝廷下诏授张巡为主客郎中、河南节度副使，正是这件事。《旧书》所说的那些内容，一定是有文字脱漏。

译《新书·李光颜传》末尾突然叙述宋威、曾元裕讨伐王仙芝的事情。大将张自勉上表请求讨伐贼军，诏令他乘驿马赶赴军中。宋威忌妒张自勉，请求把他隶属于自己的部下，想借事杀掉他。宰相知道他的阴谋，不同意，于是让张自勉代替曾元裕。考察王仙芝之乱距李光颜已经将近一百年，与李光颜有什么关系，却把这件事接在《李光颜传》之后？这也一定是编排错误。●卷十九 ○贞观年间直言进谏的人不只有魏征 贞观年间直言进谏的人，首先要推重魏征。太宗曾对魏征说：‘你前后进谏二百多件事，不是极其真诚，怎么能做到这样？’又对朝臣说：‘人们说魏征举止粗疏怠慢，我只是欣赏他的柔和可亲罢了。’魏征因病请求辞职，皇帝说：‘金子一定要经过锻炼才能制成器物，我正把自己比作金子，把你当作良匠，怎么可以离开呢？’直到今天所流传的《十思疏》《十惭疏》等奏疏，都是别人不敢说的话，而太宗全都听取采纳了。这时贞观年间君臣之间的关系，确实可以追比虞舜时都、俞、吁、咈等人直言进谏的盛况。然而当时直言进谏的人不只有魏征。现在考察《新唐书》《旧唐书》的各篇列传：薛收劝谏皇帝不要打猎，皇帝立即赏赐他黄金四十铤以示鼓励。孙伏伽进谏说元律师的罪不应判死刑，皇帝立即把兰陵公主的园宅赏给他，价值一百万。有人认为赏赐太厚，皇帝说：‘我即位以来还没有人进谏，所以这样赏赐他。’温彦博进谏说长安令杨纂失于察访，罪不应判死刑，皇帝立即赦免了杨纂。虞世南进谏不要田猎，进谏说山陵制度不宜过分厚葬，进谏说不宜写宫体诗，担心天下人跟随风气而迷失；又进谏说不要因功劳高而自我夸耀，不要因天下太平而自我懈怠。皇帝曾说：‘群臣如果都像虞世南，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好呢？’ 马周进谏说，大安宫应当尊崇奉祀，宗庙应当亲自祭祀，乐工王长通等人不应当赐予官职；皇帝把价值二百万的大宅买来赏给他。庐江王李瑗的姬妾侍立在皇帝身旁，王珪说：‘陛下明知李瑗杀死自己的丈夫而把她据为己有是不对的，为什么又让她侍立左右？’皇帝立即把她遣出宫去。王珪进谏说，祖孝孙是雅士，不应当让他教习女乐。皇帝虽然责备了王珪，第二天却后悔了，告诉房玄龄让群臣不要因此而不敢进言。姚思廉进谏不要临幸九成宫，皇帝赏赐绢帛五十匹。高季辅指陈当时政事的得失，皇帝赏给他钟乳一两，说：‘你进献的是像药石一样的忠言，所以我用药石来报答你。’戴胄进谏不要修建洛阳宫，皇帝嘉奖了他。张玄素也进谏不要修建洛阳宫，甚至认为这比隋炀帝还严重。皇帝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与桀、纣相比又怎么样？’张玄素回答：‘如果这项工程最终兴建，结果同样会归于祸乱。’皇帝叹息说：‘我没有仔细思量，竟到了这种地步。’于是下令停止工程，赏赐绢帛二十匹。褚遂良进谏说，皇帝宠爱魏王李泰过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褚遂良又进谏不要到东岳举行告成封禅，皇帝立即停止了封禅。张玄素出身于令史，皇帝询问他的履历，张玄素惭愧得无法回答；褚遂良说，张玄素已经升到三品，陛下不应当在群臣面前追问他的出身门户，皇帝也为此后悔。皇帝经常谈论山东人物，张行成说，天子应当以四海为家，不应当把东西地域作为界限；皇帝认为他说得好，赏赐他马一匹、钱十万、衣服一袭。裴仁轨私自役使守门人，皇帝想杀他，李乾▯上奏说他的罪不应判死刑，皇帝立即免除他的死罪。权万纪不能用正道教导太子李承乾，皇帝想杀他，柳范说：‘房玄龄尚且不能阻止陛下打猎，怎么可以只责罚权万纪？’皇帝大怒，拂袖而入；过了很久，却单独召见柳范，安慰并晓谕他。皇帝喜欢与群臣辩论，刘洎极力进谏，皇帝下诏答复说：‘轻视事物、傲慢待人，恐怕就是由此产生的，我应当虚心改正。’刘洎又说，近来上书的人有时被当面追问得无言以对，恐怕会堵塞进言的道路；皇帝说：‘你说得对，我应当改正。’这些事情都见于各人的传记。魏征曾说：‘陛下引导臣下让他们进言，所以臣才敢于进谏。如果陛下不接受，臣哪里敢冒犯龙鳞？’皇帝曾设宴款待韦挺、虞世南、姚思廉等人，对他们说：‘龙有逆鳞，人主也有。你们却能够不避触犯，常常这样做，我还担忧什么国家危亡呢？’这些臣子敢于进谏，实际上是因为皇帝能够接受劝谏。只是仁慈善良的君主能够采纳教诲，而英明睿智的君主却往往难以接受进言。凭着太宗天赋的智谋和勇力，亲手平定天下，处理事务、决断时机，行动起来没有遗漏的谋略，本来应该俯视一切，认为臣下没有一个能合自己的心意；可是他却虚心接纳意见，唯恐别人不肯进言。他并不只是为了博取善于纳谏的名声，而是真能把意见施行于政事。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他亲眼见过炀帝刚愎自用、猜忌多疑，自以为聪明雄强，以至于人心瓦解了还不知道，盗贼蜂起却没有人敢报告，最终国亡身死，成为世人的大﹃。所以他深知一个人的耳目有限，思虑难以周全；如果不集中众人的智慧、广泛听取意见，就难以求得治理，而掩饰错误、拒绝劝谏，只会自找祸患。炀帝厌恶进谏，说：“有进谏的人，当时不杀他，最终也不让他活在世上。”苏威想进言却不敢，于是趁午日进献《古文尚书》，炀帝说：“这是在讥讽我。”立即削除他的名籍。萧▯劝谏征伐辽东，随即被调出京城任郡守。董纯劝谏巡幸江都，立即被赐死。从此人人都闭口不言，直到国破身亡还没有醒悟。（见吴兢的奏疏。）这些都是太宗亲眼见到的事。正因为看得深切，所以畏惧得深，这正是张廷▯所说的“多难能兴邦，深切忧患能启发圣明”。这些都说明，事情越危急，志向越锐利；处境越紧迫，思虑越深远。魏征进谏时，也常常拿隋朝作警戒，说：“隋帝难道厌恶天下安定，不希望国家长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