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

译安帝之子绥赫称献祖，其妣称恭靖皇后；献祖之子舒噜称昭祖，其妣称威顺皇后；昭祖之子乌古鼐称景祖，其妣称昭肃皇后；景祖之子和哩布称世祖，其妣称简翼皇后；世祖之弟颇拉淑称肃宗，其妣称靖宣皇后；肃宗之弟英格称穆宗，其妣称贞惠皇后；穆宗的堂侄乌雅舒称康宗，其妣称敬僖皇后。这些人都是在世时没有做过皇帝的人，却追尊谥号、尊称到十一位君主，可以说太泛滥了。熙宗又确定始祖、景祖、太祖、太宗四庙，永远不得迁毁。事情都见于《本纪》。据《松漠纪闻》记载，金朝九代祖名叫堪布，号始祖；八代祖名叫额噜；七代祖名叫雅哈；六代祖名叫苏赫；五代祖名叫舒噜；高祖太师名叫呼兰；曾祖名叫哈里；曾叔祖太师名叫富勒敏；曾季祖太师名叫措格；伯祖太祖名叫乌噜斯。这些名字都与《金史》不同，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国语本来没有汉字，只能依靠声音相传的缘故。○金朝初年父子兄弟志同道合 金朝初年的风气质朴厚实，祖父说过的一句话，子孙终身奉行，不敢违背。女直的习俗是，儿子成年后就分居。景祖有九个儿子，嫡妻唐古氏（旧作唐括氏）生和卓，和卓以下依次为和哩布、噶顺（旧名劾孙）、颇拉淑、英格。到了应当分居的时候，景祖说：“和卓性情柔和，可以管理家事。和哩布有智谋和勇力，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噶顺也柔顺善良，容易听从。”于是命和卓与和哩布同居，噶顺与颇拉淑同居。后来景祖去世，世祖和哩布继承他；世祖去世，肃宗颇拉淑继承他；肃宗去世，穆宗英格继承他。兄弟之间相互传承，没有任何争端。《萨哈传》所说的，景祖既然已经有成命，所以世祖越过和卓而承袭节度使，和卓没有异议；世祖越过噶顺而把职位传给肃宗，噶顺也没有异议，这都是遵循景祖的意志。世祖临死时，召来穆宗说：“长子乌雅舒性情柔善；如果要办理契丹的事情，阿固达能够做到。”穆宗后来便把职位传给乌雅舒，最终传到太祖。兄弟之间这样做都很自然，没有勉强之处。太祖拥有天下以后，又把帝位传给弟弟乌奇迈，这就是太宗。到了太宗，本来没有立熙宗的意图（熙宗名▯，是太祖长子宗峻之子）。宗翰等人认为熙宗是太祖的嫡孙，应当立为皇帝，便与宗干、希尹等商定后入朝奏请。太宗认为从道义上说不能夺取他的继承权，于是授予熙宗安班贝勒（旧作谙班勃极烈，金朝最尊贵的官职，历代皇帝都由此继承大统），让他承继帝位。由此可见，开国初年，家庭内部同心协力，都以扩大门户、开拓疆土为念，完全没有自私自利之心；这就是他们能够在一方奋起，最终拥有天下的原因。熙宗即位后，也恭敬礼待各位叔父。不久，宗磐、宗隽、达兰（旧名挞懒）等相继因谋反被诛杀；熙宗又沉溺酒色，因猜疑忌恨杀死弟弟常胜、札拉（旧名查剌）。海陵后来又亲手杀死熙宗，夺取帝位，于是杀害太宗的子孙七十多人、宗翰和宗弼的子孙三十多人、舍音（旧名斜也）的子孙一百多人，其他内族又有五十多人；株连如野草蔓延，几乎没有留下活口。从世祖、肃宗的时代到这时还不到三四十年，骨肉便变成仇敌；宫廷内部横尸遍地、血流满地，祖宗质朴厚重的风气一下子消失，国脉也几乎断绝。幸而世宗即位，因太祖的子孙所剩无几，便委曲设法加以保全；他的堂弟京谋反，按理应当处死，世宗仍宽免了他的死罪。世宗在位三十年，很少发生诛杀宗族的事情。章宗时，又因为郑王永蹈、镐王永中的叛乱，便猜疑忌惮宗室，凡是亲王都设置傅及府尉等官，名义上是他们的属官，实际上是监视他们。后来到了宣宗、哀宗时期，镐厉王的子孙已经被禁锢四十多年，卫绍王的子孙也被禁锢二十多年，直到大中年间才释放；但这时国家已经灭亡了。自古以来，家门兴盛，没有不是由于父子兄弟同心协力、扩大基业的。等到衰败时，私心和短浅的见识出现，猜疑嫉妒、争夺侵夺，恩义情谊断绝，家门的福祚也随之消亡。家庭和国家的道理是一致的，应该像鼓槌击鼓一样紧密相应；这件事可以作为鲜明的鉴戒。据《晋书》载记，秃发乌孤临死时对群臣说：“眼下祸难未已，应当拥立年长的君主。”于是把帝位传给弟弟利鹿孤。利鹿孤将死时也说：“内外忧患很多，国家政务繁重，应当让〔亻辱檀〕继承事业，以成就先王的志愿。”〔亻辱檀〕有才干和谋略，他的父亲曾对几个儿子说，他不是你们所能比得上的，所以几个兄长不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想传给〔亻辱檀〕。由此可见，小部落的兴盛，也在于家庭和睦一致，并不是偶然的。○金代的文物制度远远胜过辽、元 金朝初年还没有文字，但建国以后，典章制度和诏令文书都文采斐然，值得观赏。《文艺传序》说，金朝凭武力取得国家，与辽没有不同；但一代的制度制作，能够自立于唐、宋之间，有些地方是辽所不能及的，这是因为金朝重文而不只是重武。太祖刚起兵时，就说诏令应当选择善于作文的人来撰写，命各地访求博学而文章雄健之士，敦促他们前往朝廷。（《本纪》）又因为女直没有文字，命希尹仿照汉人的楷书，依据契丹字的字形，结合本国语，创制女直字，颁布施行。（《希尹传》）可见太祖已经留心于文事。攻破辽国后，俘获契丹人、汉人，能够通晓汉语，于是各位王子都学习汉语。勖年轻时就喜爱学问，国人称他为秀才，能够用契丹字写诗作文，每逢游宴就作诗来表达心意。（《勖传》）宗翰能在两个月内完全通晓契丹大小字。（《宗翰传》）宗雄随从打猎时被流箭射伤，养病两个月，学习契丹大小字，便通晓了。（《宗雄传》）按勖当时是都统，宗翰、宗雄是元帅；那时尚未灭辽，他们已经如此好学。大概是王者之气所集中之处，出生的人都有异于常人的禀赋，所以即使不学习，也能达到文艺的末流水平。熙宗到孔子庙拜谒，追悔年轻时放纵游乐，从此阅读《尚书》《论语》《五代史》和《辽史》，有时甚至夜以继日。海陵曾经让画工秘密描绘杭州的山水，并亲自在画上题诗，其中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一句。（这些都见于《本纪》。）他在中秋等待月亮时作《鹊桥仙词》，格调尤其奇崛豪放，令人喜爱。（见《程史》。）他又曾命郑子聃、杨伯仁、张汝霖等人与进士一起考试，亲自阅览试卷，郑子聃名列第一。（《子聃传》）由此可见，他也能够评判文章技艺的高下。推算熙宗即位时年仅二十多岁；海陵在宗弼行省任职时，已经在宗弼军中，所以他们学习诗文，还在用兵建国的时候。（辽王宗干请张用直教导儿子，海陵和他的哥哥充也跟随学习，这件事发生在天眷之前。）世宗曾亲自撰写本曲，叙述祖宗创业的艰难；到上京时，曾为宗室父老演唱。世宗在燕京时，也曾修复观赏牡丹的旧日故事，晋王允猷作诗，唱和者有十五人。显宗处于太子之位时，尤其喜爱文学，与各位儒者讲论，到了二更以后仍不知疲倦。如今流传的赐给右相石琚的生日诗，也可以由此略见一斑。等到章宗以诗文著称，密国公▯又以书画流传后世，受到文艺熏陶已经很深，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只是帝王和宗室亲属的天性都与文事相契合，因此朝廷内外的风尚逐渐形成，成为一代风气。金源一代的文物制度，上面超过辽朝，下面胜过元朝，并不是偶然的。○金朝一人有两个名字

译金朝尚未灭辽以前，人的名字都取自本国语；进入中原、通晓汉文文义以后，于是又用汉字来取名。例如太祖本名阿固达，又名▯；太宗本名乌奇迈，又名晟；熙宗本名哈喇（旧作合剌），又名▯；海陵本名都古噜讷（旧名迪古乃），又名亮；世宗本名乌禄，又名雍；章宗本名玛达格（旧名麻达葛），又名▯景；宣宗本名乌达布（旧名吾睹），又名▯；哀宗本名宁嘉苏（旧名宁甲速），又名守绪。这是帝王有两个名字的情况。其他如乌页（旧名乌也），汉名为勖；舍音（旧名斜也），汉名为杲；萨哈（旧名撒改），汉名为思敬；尼堪（旧名粘没喝，又名粘罕），汉名为宗翰；斡里雅布，汉名为宗望；额尔衮（旧名讹鲁观），汉名为宗峻；鄂尔多（旧名讹里朵），汉名为宗辅；斡布（旧名斡本），汉名为宗干；乌珠（旧名兀术）…… 汉名为宗弼；摩罗欢（旧名谋良虎），汉名为宗雄；阿里布（旧名阿鲁补），汉名为宗敏；托卜嘉（旧名塔不也），汉名为宗亨。这些是皇族一人有两个名字的情况。又如布萨忠义的本名是乌者也；赫舍哩种塔的本名是撒曷辇；赫舍哩良弼的本名是罗索（旧名娄室）；唐括安礼的本名是干鲁古；伊喇忄造（旧名移剌忄造）的本名是移敌列；富察世杰的本名是お阿散；赫舍哩执中的本名是呼沙呼（旧名胡沙虎）；阿勒根彦忠的本名是お合山。这些又是平民姓氏中一人有两个名字的情况。大概国语名字便于彼此称呼，汉名则用于诏令、章奏，各有适用的地方。避讳的办法，是只避汉名，国语名字不避，因为国语原本只有声音而没有规范的文字。章宗避睿宗（宗尧）的讳，凡是太祖诸子中以“宗”字排行的，都加“山”改作“崇”。民间姓宗的人，也都改为姬姓。章宗又对孙即康说：“‘宗’改成‘崇’字后，它的下部仍然保留原字的整体，应当把‘示’字按照《兰亭帖》的写法写成‘未’字。” 孙即康上奏说：“唐太宗名世民，偏旁触犯讳字时，像把‘叶’字写作[B112]、把‘泯’字写作氵氐，正是这样的情况。”于是又拟定熙宗的庙讳；▯字由“面”和“且”构成，世宗的庙讳“雍”字由“系”构成。从此以后，避讳便越来越牵强繁琐了。○金朝记注官最为称职 《金史·本纪》记载世宗的嘉谟懿训最为详尽，比《贞观政要》多出数倍。推究其中原因，大概是当时记注官尽到了职责。大定年间，伊剌杰说，每当屏退众人议事时，即使史官也不能参与听闻，因而无从记录。世宗以此询问石琚，石琚说：“古代天子把史官安排在左右，言语行动都必须记录，是为了使君主有所警惕和畏惧。”皇上说：“我看《贞观政要》，唐太宗与臣下讨论事情，开始怎样议论，后来结果怎样，这正是史臣在旁边记录下来的。”从此，朝廷奏事、屏退众人议事时，记注官独自不回避，便从这时开始。（《金史·本纪》）黄久约任谏官入朝侍立时，按照旧例，宰相奏事，近臣就要退避。久约正要趋步退出，世宗制止了他。从此，谏臣也不回避，成为常例。（《久约传》）这样，不仅记注官不回避，谏臣也不回避了。有执笔记录的人在旁，天子唯恐失言，所以所说的话都合乎正理。记注官听到这些切近的言论，按事实记录下来，难怪记载得既详细又严密。章宗时，完颜守贞修撰起居注，与同官张▯上奏说：“唐代中书、门下官员入阁时，谏官跟随他们，是希望谏官能够听闻政事，有所进谏。又有起居郎、起居舍人，每逢皇帝临朝视事，便在左右相对站立；皇帝有命令时，就到台阶旁俯身听取，退下后记录下来，作为起居注。如今臣等却要回避，连在香阁陈述文字时也不让臣等侍立，那么凡是圣训以及议论政事的内容，臣等都没有机会知道，又记录什么呢？”皇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补阙杨庭秀又说，请求让及第的左右官中有一人负责史事，编纂日历。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仍命令把记录送到著作局润色后交付。（《守贞传》和《庭秀传》）所以《章宗本纪》所记载的皇帝训示也很多，都是因为记注官尽到了职责的缘故。○大定年间作乱的百姓特别多 金代九位君主中，世宗最为贤明。大定七年，大兴府曾上奏说监狱空了，朝廷赏钱三百贯，作为宴饮娱乐的费用；由此可知当时政务简明、刑罚清简。然而在二十多年中，谋反的人却特别多。大定六年，泰州百姓和卓（旧名合住）谋反，被处死。九年，契丹人爱实喇（旧名外失剌）等、冀州张和等，都因谋反被处死。十一年，归德府百姓臧安儿谋反，被处死。十二年，北京曹贵等、西北路纳哈塔齐锡（旧名纳合七斤）等、▯州百姓李方等、同州百姓屈立等、冀州百姓王琼等，都因谋反被处死。十四年，大名府僧人李智究等谋反，被处死。十八年，献州人殷小二谋反，被处死。十九年，密州百姓许通等、济南百姓刘溪忠等，都因谋反被处死。二十年，布沙堪（旧名蒲速▯宛）群牧所的罗和（旧名老忽）谋反，被处死。二十一年，辽州百姓朱忠等发表乱言，被处死。二十三年，潞州百姓陈圆发表乱言，被处死。大名府猛安人马和尚谋反，被处死。这些事情都记载在《金史·本纪》中。有道之世，作乱的百姓反而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世宗全面考核吏治，凡是有奸邪作乱之事，各主管官署都不敢隐瞒，所以奏报和审议的案件格外多吗？还是主管官署争着想通过揭发来邀功，于是把轻微的事情说成严重，以显示自己勤于办理政务吗？○金代考察官吏

译《金史·循吏传序》说，太宗占有中原以后，分别设置地方守令；熙宗才开始派使者去考察他们。考证天眷二年，命温都思忠等考察各路，查得廉吏杜遵晦等一百二十四人，每人晋升一级；贪官张轸等二十一人，则全部罢免。（《金史·本纪》）又命秉德考察河东路，太原尹图克坦恭（旧名徒单恭）与九县县令全都被罢免，只有杨邦基因为清廉，被认为是河东第一，召入朝廷任礼部郎中。（《邦基传》）又有宗贤任永定军节度使时，秉德巡视考察到了那里，士民端着盛水的盆和镜子，在他面前拜说道：“我们的使君清廉明察，就像这水和镜子一样。”秉德器重他，于是破格晋升两级。（《宗贤传》）这些都是熙宗时期刚开始设置这一制度时的事。上下都把吏治放在重要位置，所以举荐和弹劾足以显示劝善惩恶。世宗即位后，每隔几年就派一次使者考核官吏、决定升降。因此大定年间官吏奉行法令，例如伊喇道（旧名移剌道）出使时，清廉能干的景州刺史耶律补晋升一级，单州刺史石抹靳家奴等各晋升两级；贪污官员▯州防御使蒲速越等免于死刑，杖打一百五十下，除去名籍；同知睢州事乌古孙阿里补杖打一百下，削去四级官阶。（《移剌道传》）后来因为负责考察的使者有时根据个人亲疏好恶决定官员升降，又想设置提刑司来监督考察，但还没有来得及实行。章宗即位后，才设置九路提刑司进行核查。（《宗雄传》）不久又有上言者说，提刑司负责官员黜陟不合适，于是改设按察使。按察使所举荐、弹劾的官员，又另外派官员核查，于是按察使的权力被削弱，威望降低，官吏也就没有什么畏惧了。贾铉奏请，在派监察官时，另行派官员一同前往，不再另行核查，皇上采纳了。于是下诏说，监察御史分赴各路考察时，女真人要与汉人一同前往，汉人要与女真人一同前往。这就是金代考核官吏的大概情况。大概制度创立之初，上下都奉行法令，甄别必定公平；等到时间久了，弊病便逐渐产生。元代末年也曾派使者考察，但徇情受贿反而更加严重，民间歌谣说：“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辍耕录》）这种弊病是必然会有的。然而在吏治已经习惯于旧例的时候，偶尔实行一次，派公正的大臣分路考察，也未尝没有补益。○金代推排物力的制度 《周官》说，要按时确定百姓人数的多寡，辨别财物的多少，把这些数目登记给小司徒；每三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总考核。这本来是良好的制度。金代的制度也是分别按照百姓的贫富登记，以应付科差，称为“推排物力”，也称为“通检”。大定四年，梁肃奉命出使，通检东平、大名两路的物力；其他使者多把苛刻增减作为能干，只有梁肃所检定的数额被称为公平允当，朝廷于是下敕命各路以梁肃为准则。（《肃传》）大定十四年，又下诏讨论推排法。朝臣认为应当只核验现有产业；富察通说，必须全面检查各穆昆（旧名谋克）户的物力多寡，这样贫富自然分明，贫富分明，户籍也就确定了。如果遇到缓急事务，依据户籍征发科差，那么富户不能隐瞒，贫户也不会更加困苦。（《通传》）章宗时，多次派使者与各路按察司官员推排民户的物力，大概每十年一次。曾经告诫推排使贾益谦说：“如果有新近富强的户和已经衰败贫乏的户，即使召集众人推唱评定，衰败贫乏户也不要减免不尽。比如一户原有物力三百贯，如今减免二百五十贯，或者仍有不能承担的部分。新近富强户也不要全部增加，比如一户应当增加三百贯，只增加二百贯之类。你们应当尽心办理。百姓应当承担的赋税徭役，在十年之间，利害关系不是小事。”（《益谦传》）可见朝廷对于推排物力，未尝不是有意从轻减免。然而高汝砺上疏说：“推排只凭一时百姓的话来决定增减，主管官吏只求迅速定案，不再追究实际情况。因此豪强之人互相勾结而侥幸免除，贫弱之人受到压抑而无处申诉，很难指望物力能够均平。”（《汝砺传》）张万公也说，这恰好会助长告发攻讦的风气，增加奸猾官吏的弊病。（《万公传》）张弘信在山东进行通检，专门把查得物力多作为功劳，督促责罚苛刻急迫。宗室永元当面斥责他说：“朝廷因为差役调发不均，才设立通检法；如今却妄自增加农民的田产数额，鞭打甚至有人因此死亡。市肆商贩经营贸易有盈有亏，田园房屋的收益也有多有少，所以官员的子孙竟至于要和商贾一样承担上役，这难道是立法的本意吗！”（《永元传》）可见，通检这种办法虽然想使徭役平均，实际上却滋长了压制勒索、相互告发、行贿欺诈等弊病。考察金代的推排法，与宋代吕惠卿创立的手实法正相类似。手实法让百姓分别按照田亩、房屋、财货、牲畜的价值自行申报；凡是居有钱五贯，便征收息钱一贯；隐瞒不报的，允许他人告发，查实后以三分之一作为赏钱。于是百姓家中一尺椽木、一寸土地，都被检查搜括，没有遗漏，百姓无法生活。邓绾极力论述它的危害，说民间用来维持生计的财物，如今要全部令其申报核实，那么家家都有被告发的忧虑，人人都心怀隐匿的顾虑。而且百姓的生计，盈亏变化没有固定时间；有的春天还有，到夏天已经荡析离散；有的秋天储存，到冬天已经散失灭亡。公家的簿书怎么能够拘泥登记这些变化？结果只是让喜好争讼的人趋向赏钱、借机报怨，让畏惧法令的人至死守着秘密、忍受困苦罢了。因而神宗对于王安石、吕惠卿创设的新法并没有改动，却唯独对这种手实法特地下诏废止。宋代这种只实行不久便废止的弊政，金代却实行了几十年而没有改变，所以即使有世宗求治的愿望，也无法挽救百姓的困苦。（按《宋史·吕公绰传》记载，官府登记百姓的财产，并据此确定赋役轻重，以至于百姓不敢多养牛，导致田地荒芜；吕公绰特意上奏此事，于是牛不再登记入册。这说明仁宗时已经有按财产确定差役的办法，但宋代制度只是用它来确定差役，金代制度却还要求据此出钱，二者又有不同。） ○明安、穆昆分散安置在中原（明安，旧作“猛安”；穆昆，旧作“谋克”。）

译金代初年的本俗是：统领军民的有穆昆，即百夫长；有明安，即千夫长；穆昆的副职称为富勒珲（旧作“蒲里衍”）；正军的奴仆称为阿里喜。无事时就督课所属人员耕田放牧，发生战争时便率领他们出征。得到中原以后，担心中原士民怀有二心，便开始创设屯田军。凡是女直、奚、契丹人，都从本部迁居中州，与百姓杂居，按户授予田地，让他们自行耕种；春秋两季发给衣物，遇到出兵时才发给钱米。凡是屯田所在地，从燕南到淮水、陇山以北都有，在村落之间筑造营垒。例如山东路有把古鲁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霭哥蛮明安，山东西路有盆买必剌明安。正隆初年，又把上京各明安调起，安置在中都等地。（《纳合椿年传》）大定年间，又抽调山东明安八个穆昆，迁到河北东路酬干、青狗两个明安的旧地。最初进入中原时，他们所接受的田地大多分散在各州县。世宗不愿他们与百姓杂处，完颜思敬与图克坦克宁商议后，命明安、穆昆所属人员自行结寨聚居；凡是他们的土地与民田犬牙交错、相互穿插的，就彼此交换，于是成为永久制度。（《思敬传》）然而各明安、穆昆仗恃职位世袭，多有违法行为。有人请求让他们与流官一样接受考核升转，宗宪认为，太祖皇帝平定天下时，曾发誓封赏功臣，世袭这一职位，如今不能改变。其中有不称职的人，应当在其子弟中选择贤能者接替，于是把这写入法令。（《宗宪传》）章宗时，又下诏说，明安、穆昆既然不隶属于提刑司，就应当命监察御史考察他们的善恶。考察金朝开国时把明安、穆昆迁到中原，给他们土地让其屯田耕种，本来是想供养他们的身家；无事时耕作，有事时作战，用意非常深远。然而各军户不能屯田耕种，往往租赁百姓代为耕作，自己收取租金，甚至砍伐桑树、枣树当柴烧，并且私自出卖田地，日益贫困。太祖时，以三百户为一穆昆，十个穆昆为一明安。到宣宗时，则三十人为一穆昆，五个穆昆为一明安。哀宗时，又变为二十五人为一穆昆，四个穆昆为一明安，大概是末年人员更加耗损、减少了。○金、元都有“汉人”“南人”的称呼 金、元取得中原以后，都有汉人、南人的区别。金代把先取得辽地的人称为汉人，把后来取得宋朝河南、山东的人称为南人。元代则把先取得金地的人称为汉人，把后来取得南宋的人称为南人。《金史·宗颜勖传》说，女直人没有文字，攻破辽国、俘获契丹人和汉人以后，才通晓契丹汉字；这说明金代把辽地人称为汉人。《贺扬庭传》记载，世宗对贺扬庭说：“南人性情刚直敢作敢为，汉人性情奸诈，遇到事情多有回避。从前南人不熟习诗赋，所以考中科举的人少；近年河南、山东人考中科举的很多，几乎超过汉人。”这说明金代把河南、山东人称为南人。《元史·百官志序》说，各种官职都由蒙古人担任长官，而由汉人、南人担任副职。文宗下诏说，各道廉访司的官员，使用蒙古人二名，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名。这说明汉人、南人也是分别列出的名目。《程钜夫传》记载，世祖命程钜夫任御史中丞，台臣说程钜夫是南人，不宜任用。皇帝说：“你们没有任用过南人，怎么知道南人不能任用？从今以后，中书省、部、台、院必须参用南人。” 考察程钜夫，他是由南宋人归附而来，所以称为南人；这说明元代把南宋人称为南人。○宋、金、齐交割地界时，守土官随土地转属 宋、金、齐划分地界，前后并不相同，守卫地方的官员也随着土地转属自己所任职的朝廷。例如张孝纯原本是宋朝臣子，投降金朝后，金朝让他担任刘豫的宰相；刘豫被废后，他仍任金朝行台丞相。郦琼、李成、孔彦舟、徐文都由宋朝投降刘豫，刘豫被废后，他们都任职于金朝：郦琼任博州防御使，李成任安武军节度使，孔彦舟任郑州防御使，徐文任南京都虞候。刘豫本来就是金朝册立的，刘豫所任用的官员就是金朝官员；刘豫被废后仍在金朝任职，本来没有什么奇怪。至于金朝把河南、陕西土地交给宋朝，后来又重新夺取这些地方，当时守土官吏并没有迁改：土地在金朝手中，官员就属于金朝；土地归入宋朝，官员就属于宋朝；等到再次归入金朝，官员又属于金朝。例如郑建充原先任金朝知延安军事，齐国建立后，多次升任刺史；齐国被废后，因土地交给宋朝，任宋朝环庆路经略安抚使；金朝再次夺取陕西后，仍任经略安抚使、知庆州。张中孚在宋朝任职，担任知镇戎军，后来以原州叛乱投降金朝，任泾原路安抚使；齐国建立后，又归属齐国，任陕西诸路节度使；金朝把陕西交给宋朝后，他又在宋朝任官，获授开府仪同三司；后来金人前来索取，他又归属金朝，任行台兵部尚书。李上达原任金朝东平府司户，齐国建立后，任刘豫政权的吏部员外郎；齐国被废、土地交给宋朝后，李上达随土地归入宋朝；金朝再次夺取河南，李上达又归入金朝，任同知大名尹。像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个，仿佛边外番部一样，只是更换朝廷而不更换官职。大概金朝把土地归还宋朝时，宋高宗本来没有更换、安置官吏，又担心新近收复的州县官吏心中不安，于是下诏开导晓谕，并命检详刘豫伪政权的官员，换发告身；不久金朝又夺取旧地，所以这些官员也随着土地归金。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做官任职的变动非常仓促。也有宋朝补授任命、后来又随土地归金的人。《宋史·柳约传》说，金人归还侵占的疆土，柳约出任知蔡州。不久金朝背弃盟约，传檄河南，守臣都带着城池投降，唯独柳约派使者前往武昌，得到消息后返回。这说明柳约以外的守臣大多投降了金朝。○衍庆宫绘画功臣 绘画功臣，汉代有云台，唐代有凌烟阁，宋代有景炅宫、显谟阁、昭勋崇德阁。金世宗想到开国初年创业的艰难，也曾把各位功臣画像绘于衍庆宫。《金史·实实（旧名习失）

译传》所记载的共有二十一人：辽王舍音、金源郡王萨哈、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苏（旧名习不失）。金源郡王干鲁、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罗索（旧名娄室）、楚王宗雄、鲁王栋摩（旧名▯母）、金源郡王尼楚赫（旧名银术可）、隋国公鄂兰哈玛尔（旧名阿离合懑）、金源郡王完颜忠、豫国公普嘉努（旧名蒲家奴）、金源郡王萨尔罕（旧名撒离喝）、兖国公刘彦宗、特进乌楞古（旧名斡鲁古）、齐国公韩企先以及特进实实，都是功臣中最为显著的人。《阿里布传》（旧名阿离补）又记载了代国公罕都（旧名欢都）、金源郡王实图美（旧名石土门）、徐国公珲楚（旧名浑黜）、郑国公们图珲（旧名谩都诃）、濮国公实古讷（旧名石古乃）、济国公芬彻（旧名蒲查）、韩国公锡默阿里（旧名斜卯阿里）、元帅左监军巴尔斯（旧名拔离速）、鲁国公富察实嘉努（旧名蒲察石家奴）、光禄大夫蒙古（旧名蒙适）。隋国公和尼（旧名活丈）、特进托克索（旧名突合速）、齐国公博勒和（旧名婆卢火）、仪同三司乌雅富埒珲（旧名蒲卢浑）、仪同三司阿里布（旧名阿鲁补）、镇国上将军乌凌阿托云（旧名乌林答泰欲）、太师领三省事勖、太傅大{白大}、大兴尹持嘉晖（旧名赤盏晖）、金吾卫上将军马武（旧名马五）、骠骑卫上将军韩常、谭国公阿里布，共二十二人；这些人又大多是在景祖、世祖开国时立下显著功劳的人。大定十五年，又绘制了▯赫舍哩种塔、▯赫舍哩良弼的功臣像。泰和元年，续绘石琚的像。这就是金朝一代策勋的典故。○金朝用兵前后强弱不同 金朝刚兴起时，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了。大概是王气聚集于此，人们都强悍勇猛；完颜氏父子兄弟世代以作战为业，每次出兵都亲自冒着箭矢和飞石冲在士卒前面，所以能够以少击众。十多年间，他们灭辽取宋，纵横天下而没有敌手。看郦琼评论宗弼的话说：“江南各路将帅出兵，必定身处数百里之外，说这是持重。征召军队、更换副将校官，就派一个使者拿着空文书去晓谕，说这是调发。如今元帅亲临督战，箭石交集之中仍指挥三军，意气神色自如，将士看见这样，谁敢吝惜自己的性命呢？”（《郦琼传》）宋人吴▯也说，金人用兵时交替前进和退却，能够忍耐而且持久，命令严酷，部下必定拼死作战，所以能够取胜。（《宋史·吴▯传》）饶风岭一战，金人身披重铠仰攻山岭，一人先登，后面就有两人拥护跟进；先登的人一死，后面的人便接替进攻。（《吴▯传》《刘子羽传》）由此可以知道当时金军的兵力是多么雄健强悍。正隆年间用兵时，距离金朝开国还不远，所以大定初年仍能进攻江、淮，从宋朝取得胜利。等到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将相已经不懂军事，而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起初习惯于安逸，后来又困于饥饿贫乏；到了泰和末年与宋交战，虽然还能够侵扰淮、楚，袭击环、庆，但这只是宋朝韩▯胄轻率妄为、轻易遭到挫败，并不是金人不可抵挡。蒙古军兴起以后，金军遇到蒙古军，每战总是失败；他们离开燕京迁往汴京，对河北弃置不顾。二十多年间，只有完颜陈和尚在太昌原、倒回谷的两次战斗还算差强人意，其余时候都望风溃逃，同辽天祚帝、宋靖康年间的奔逃投降一模一样。当时刘炳上疏说：“太平日子长久了，人们不懂军事，将帅也没有才能，既没有平定危难的谋略，又没有效死尽忠的节操；对外假托持重的名声，对内却打算保全自己，挑选勇猛果敢的人来保卫自己，却把疲弱怯懦的人派出去作战，阵势稍一动摇，就望着敌人的尘土先行逃跑。”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金军兵力已经积弱到什么程度。兴定年间南侵，虽然根据《完颜赛不传》《讹可传》《乌古论庆寿传》《纥石烈牙吾塔传》等记载，屡屡夸大作战功劳；但《宋史·赵方传》《孟宗政传》《扈再兴传》等也说金兵屡次战败，那么《赛不传》等所说的取胜，大概也不是事实。《完颜合达传赞》说，金朝南渡以后用兵，取胜的功劳史书接连不断地记载，但疆土并没有扩大，双方杀伤也大致相当，有识之士对此感到怀疑，这大概已经看出金国史书夸大功劳、不足凭信了。至于唐州一战，损失军队七百人，主将讹论（今作额林）。他把这件事隐瞒下来，却把胜利上报，因此被御史纳兰弹劾。宣宗只是奖赏御史敢于直言，却对讹论置之不问；这尤其是把失败掩饰成胜利的明显证据。于是这种做法相互沿袭，成为风气，肆意欺骗粉饰。例如正大四年，蒙古军进入商、虢二州，移剌蒲阿（今作伊喇布哈）遇到蒙古的巡骑，俘获一人，便立即把这件事作为胜利上报。（《蒲阿传》）正大八年禹山之战，蒙古军稍稍退却，合达便把它上奏为大捷。各位宰相在尚书省设酒宴，左丞李蹊又高兴又流泪，说：“如果没有今天的胜利，生灵遭受的灾祸，哪里说得尽呢！”他大概确实把这当成了事实。当时民间躲避兵乱的人正打算据险自守，因此接到这份奏报便安然不动；没过两三天，蒙古军突然到来，这些人全都被杀，都是被这份捷报误导的。（《合达传》）这不仅是遇到敌人就失败，而且还隐瞒失败、报告胜利，已经习以为常了。把前后情况合起来看，金朝起初以数千人夺取天下还绰绰有余，后来却以天下的军队抵挡一方敌人都感到不足。那么，在太平时期居安思危，搜求训练军队，振奋士气，难道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吗？（按：禹山之战，据《元史·拖雷传》，这天大雾迷路，金人袭击蒙古军，双方杀伤相当。这样看来，合达奏报取胜也还不能说完全是虚假的。） ○金朝初年的汉人宰相

译《韩企先传》说，金太祖平定燕京后，才开始任用汉官担任宰相，赏赐左企弓等人，在广宁府设置中书省、枢密院；而朝廷中的宰相，则采用女直官号。（传赞说，这是仿照辽代南、北面官僚制度。）金太宗初年，没有作任何改变。张敦固被处死后，中书省、枢密院迁到平州。蔡靖率燕山投降金朝后，又迁置到燕京。凡是汉地选授官职、征调赋税，都由这些机构奉行皇帝的命令办理；从时立爱、刘彦宗、韩企先任宰相开始，他们的职掌都是如此。所以有关制度和安排，并不见于朝廷本身，只是管理官府政务、办理民间事务，对内供应京师，对外供给转运粮饷罢了。后来斜也、宗干掌权，劝太宗改变女直旧制，采用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开始设置尚书省以及下属各司、府、寺。天会十二年，任韩企先为尚书右丞，汉人正式担任宰相从此开始。（按：元遗山撰写《张万公碑》说，金朝制度中，尚书令以下设左右丞相作为宰相，尚书左右丞作为执政官；凡内族、外戚以及本国人中有战功者担任这些职位，其次是黄▯人，再其次才参用汉族进士，不过是为了表示公道而已。汉人并没有宰相的权力。） ○金朝风俗重视马匹 金朝初期靠战争建立国家，因此最重视马匹。景祖还是部落长时，有一匹黄马，驾车骑乘都很合意。景祖死后，辽国贵人争相想得到这匹马，世祖说：“灾难还没有平息，马不能给别人。”于是割掉了马的两只耳朵，称为秃耳马，辽人这才不再索取。（《阿疏传赞》）当时金朝兵力还很弱，桓▯、散达正处于强盛时期。他们想得到盈哥的大赤马和辞不失的紫骝马，世祖也不答应，于是便击败了他们。（《桓▯传》《散达传》）康宗去世，太祖即位，辽使阿息保前来吊唁。阿息保径直到了株岭处，查看赠送的马匹，想把它们取走，太祖大怒，将要杀他，宗雄劝阻后才作罢。（《世纪》）阿离合懑将死时，太祖前去探问病情，并询问国家大事。他回答说：“马是铠甲兵器所需用的，当前四方还没有平定，而国俗又多用良马殉葬，应当禁止这种做法。”（《阿离合懑传》）由此可以看出金源氏重视马匹。军旅之事完全依靠马力，这本来就是拥有国家的人应当留意的事。○金朝因破坏和议而灭亡 宋朝南渡以后，到绍兴七八年间，盗贼全都平定，韩世忠、岳飞等将领的兵力也逐渐强盛，已经有了收复中原的形势，所以当时有人认为和议是不对的；然而最终还是依靠和议获得了偏安。后来正隆年间南侵、开禧年间北伐，也都通过议和而停止用兵、平息事端。等到贾似道隐瞒和议、主张战争，宋国便灭亡了。大概在形势危急的时候，不得不谨慎敬畏、与邻国和睦相处，在濒临灭亡时谋求生存；如果仍然凭借虚浮骄矜的意气，必定会误国。金宣宗被蒙古军围困燕京时，派完颜承晖等人到蒙古军前请求议和，蒙古军已经解围。后来由于迁都汴京这一举动，给了蒙古借口，再次引发战端，使河北残破，关陕遭受蹂躏。到哀宗即位时，群臣说可以趁国丧派人去报丧，并附送遗留物品，借此同蒙古讲和。哀宗让尚书省、枢密院商议，但当权者有一种只能仰视蒙古而不能使蒙古俯首的形势，认为朝廷先派使者会损害国体，于是作罢。（《合达传》）正大六年，蒙古军围攻庆阳，哀宗命令陕省用羊和酒犒劳蒙古军，以图缓和其进攻；蒙古方面也派唐庆来议和，先派小使斡骨栾到行省。当时恰好取得太昌原之战的胜利，移剌蒲阿等人志气骄满，对使者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军马，可以傈饿战。” 斡骨栾回去后，把这句话报告给蒙古主，于是蒙古主怒不可遏，率领大军进入陕西。（《牙吾塔传》）这时金军不再南侵，宋人也有继续修好之意。正大八年，行省忽然用札付下达给襄阳制置司，约定共同抵御北方军队，并且索取军饷。札付，是上级发给下级的檄文；于是宋制置使陈该便恼怒并侮辱使者，宋、金之间的和好又断绝了。蒙古军围攻汴京时，哀宗派曹王讹可出京做人质，请求议和，蒙古军已经退兵。但飞虎军申福、蔡元又擅自杀死北方使者唐庆等人，于是蒙古的和议再次断绝，已经无法挽回了。这些都是不能审察时势，只凭虚浮意气，从而加速灭亡。金朝先是因为和议而误事，后来又反过来因为不和而自误，难道不也是一代兴亡得失的借鉴吗！○九公十郡王 宣宗害怕蒙古军逼近，向南迁都到汴京；黄河以北的残存百姓往往自行联合起来，各自保卫一方。朝廷商议后，选择其中有威望的人，暂时授予他们处理事务的权力；能够收复一道的，就授予本道观察使；能够守卫州郡的，就授予兵佐，于是封建的议论兴起。兴定四年，封沧海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使燕宁为东莒公，这就是九公府。其中武仙最为富强，张开次之，其余的人也都各自保卫一方。后来他们日渐衰败，例如郭文振迁到卫州，到了不能统率军队的地步，只寄居在卫州；张开不能守住潞州，闲居南京，部下离散，名义上还是旧日的公爵，实际上同普通百姓没有区别。九人以外，又有史咏也被封为平阳公，这是在胡天作死后，由史咏继任并受封。传赞说，其他书中记载还有沧海公张进、河间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张进、晋阳公郭栋；这些大概是正大年间后来续封的，就像史咏继承胡天作而受封一样。《金史》只有王福等九人有传，其他人都没有传。后来又有十郡王的封号。（见《国用安传》。）十郡王是李德明、封仙、张▯、张左、卓翼、康琮、杜政、吴歪头、王德全、刘安国。九公各自有传，十郡王没有传，只有德全、安国、封仙、杜政在《国用安传》中略有记载。大概这十郡王本来是哀宗发布的空名宣敕，听任国用安把它们赐给同盟中有功的人；这实际上是国用安部下的封赏，并非朝廷命令所封，也没有值得记载的大功绩，所以没有传。○金朝末年赐姓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