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俱有故事

译明朝制度规定，凡是百官和普通百姓，都可以上书议论政事。《邹缉等传赞》说，太祖开创基业，广泛开放进言的渠道，朝廷内外的臣僚上书建言，不受本职范围限制；即使乡野中的微贱之人也可以上书。到了宣德、正统年间，这种遗风仍未衰替；虽然太平日久，朝廷宫禁深严，但身穿宽袖儒服的布衣百姓、掌管文书的属吏，早晨上陈密封奏事，晚上就能送达宫门，这样做是为了广泛听取意见，防止耳目闭塞。（各传中，如监生练纲上书议政，谪戍之人范济上书议政，仪卫司余丁聊让上书议政，前卫吏张昭上书议政，布衣老人贺炀上书议政。有官职的人员，如侍讲刘球劝谏征讨麓川，讥刺王振；郎中章纶、大理卿廖庄请求恢复沂王的储位；翰林罗伦弹劾李贤为父服丧夺情；修撰舒芬等劝谏皇帝南巡；杨慎等争论大礼；员外郎杨继盛、经历沈炼等弹劾严嵩，这些人都不是言官。《明史》中这样的列传多得数不清。）而科道官员以进言为职责，他们的责任尤其专一，权力也尤其重大。《职官志序》说，御史是天子的耳目：凡大臣奸邪、小人结党，都要弹劾；凡百官卑劣、贪污，都要弹劾；凡上书扰乱既定法制的，也要弹劾；遇到考察官员时，御史与吏部共同负责官员的黜陟；重大案件审判重囚、在外朝会同审讯时，御史又与刑部、大理寺共同评议裁判。政事的得失、军民的利弊，都可以直言不讳。又有六科给事中，凡诏令有失当之处，就可以封还驳正；直到朝廷议论大事、推举大臣、会同审理重大案件时，也都可以参与。这些足以看出言官的职掌。然而纵观有明一代上书建言的人，前后风气也不相同。从洪武直到成化、弘治年间，朝廷风气朴实，建言者多出于公正的好恶、辨明是非的正气，并不全都把偏激做作当作时尚。（例如刘球、章纶等人的奏议，固然关系到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这样的重大问题；其他如天顺年间十三道御史张鹏等共同弹劾石亨、曹吉祥；成化年间给事中李俊等弹劾佞幸李孜省、僧人继晓；御史姜洪、曹鼐等弹劾大学士万安、刘吉，并推荐王恕、王[疑字“▯”]、李秉等可以担当重任；御史毛宏因为钱太后将要另行安葬，邀请百官伏地哭临于文华门，最终使钱太后得以附葬英宗陵寝之类。《张伦等传赞》说，当时党门户之争尚未形成，士人自我砥砺名节，从未有向政府承迎旨意、向权贵效力逞强的行为，不像末世那样。因此，他们的言论即使有正确或错误，但用心却是公正的；上等的是爱国，次一等的也是爱民。） 正德、嘉靖年间，逐渐有更多人凭意气行事。（例如正德年间劝谏南巡，被罚跪在午门、遭受廷杖的有一百多人；嘉靖年间议论大礼，伏地哭于左顺门的也有一百多人；李福达案件中，弹劾郭勋而获罪的有四十多人，这些都已经有了喧嚣叫嚣的习气。）张璁所说的：言官只是结党求胜，对内把公卿当作奴隶，对外把所属官员视如草芥，任性放纵、横行无忌。这固然是台谏官的恶习，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刘瑾扰乱朝政时，御史蒋钦上疏弹劾他，被廷杖三十；再次弹劾，又被杖责三十；过了三天，他又在灯下起草奏疏，听到鬼声，蒋钦知道那是先[疑字“炅”]劝阻他，便奋笔写道：“我既然已经把自身交付出去，就不能再顾虑了。死就死，这份奏疏不能改！”于是把奏疏上呈，又被杖责三十而死。许天锡想弹劾刘瑾，知道一定会遭祸，于是以尸体进谏，夜里击打登闻鼓后上吊自尽，并预先把奏疏托付给家人，待自己死后上呈。（见各本传。）世宗时，杨最等已经因为劝谏设醮而被杖打致死。严嵩主持国政后，又杀害杨继盛、沈炼等人；但御史桑乔、谢瑜、何维柏、喻时、童汉臣、陈绍、叶经、邹应龙、林润等，给事中王韬孟、陈[疑字“▯岂”]、沈良才、厉汝进等，仍然先后上疏弹劾严嵩，遭受廷杖、贬谪戍边，直到死也不后悔。（都见于各人的本传。）况且皇帝非常憎恨言官，认为用杖刑、充军还不足以遏制他们的言论，于是便长期把他们关押起来，使他们困顿。比如沈束在狱中一共十八年，《传》后的赞语说，皇帝的威势越是震慑人，士人的气节却没有衰退。由此可见，各位大臣虽然不免有过于激烈之处，但他们拼死竭力争论朝廷施政的得失，终究是后世无法相比的。万历年间，张居正长期掌握大权，驾驭下属就像捆扎湿物一样紧，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便立即斥退；科道官员都看风向行事，纷纷屈服。夺情一事，出面上疏弹劾的人反而来自翰林和各部属官，（翰林吴中行、赵用贤，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等。）而科道官曾士楚、陈三谟等还联名上章请求让张居正留任。等到张居正回乡安葬父亲，他们又请求催促他返回朝廷。直到张居正生病，科道官还一同为他设醮祈祷。这是言路的一次变化。后来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先后入阁为相，专门顺从张居正的做法，以宽厚态度待人，于是言路的势力又扩张了。张文熙、丁此吕等立即抗章弹劾阁臣，于是阁臣和言路便势同水火。万历末年，皇帝懒于处理政务，对奏章一概不阅，朝廷大臣更加专门发表危急激烈的言论，以此自我标榜、显示与众不同。（《叶向高传》说：皇帝不阅奏章，群臣既然无法看到政事的得失，便更加结党互相攻击。不久发生了争论李三才一案，党争的势力于是形成。）这是言路的又一次变化。（例如熊廷弼、王化贞一案，朝臣各自有所偏袒。江秉谦说，今天的事情不是经略和巡抚不和，而是喜欢或厌恶经略、巡抚的人彼此不和；不是关于战守的意见不一致，而是支持经略、巡抚的人的意见不一致。《满朝荐传》也说，当时辽东一带全部丧失，国事正处于危急之中，而朝廷大臣却正在结党，放纵浮泛的议论，完全不把国事当作急务。）高攀龙、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士大夫大多依附他们。不久发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争论纷纷，像聚众诉讼一样；凡是与东林不合的人，众人都共同指斥为邪党。天启初年，赵南星等掌握政权，把他们几乎全部废黜、斥退。等到魏忠贤的势力强盛，被斥退的人都想借助他的力量来倾覆东林，于是像飞蛾扑火、蚂蚁聚集〔原文“▯▯”疑为OCR误字〕一样纷纷趋附，而科道官反过来成了他的鹰犬。（《魏忠贤传》）周宗建说，汪直、刘瑾当权时，言路还很清明，所以不久就失败了。如今权势宦官反而借助言官进行报复，言官又借助权势宦官来壮大声势，这是言路的又一次变化，而风气也就更加败坏了。（各类附逆者见《阉党》条。）崇祯帝即位后，阉党虽然全部被铲除，但各自建立门户、互相攻击争胜的习惯，已经牢不可破；是非纷纷而起，喧闹纷扰，最终导致灭亡。

译（袁继咸上疏说，三十年来，只因为三案的纠葛，彼此不断进行惨烈争斗。《吕大器等传》的论赞说，自万历以后，国事纷乱喧嚣，朝廷内外势同水火，宁可坐视国家沦亡，也不能破除各个门户彼此对立的局面。所以到了流亡桂林、朝夕之间都难以支撑的时候，吴地、楚地的党徒仍然互相倾轧，还是南京翻案时的旧习。熊廷弼上疏说，朝廷上的议论完全不懂军事，敌情稍缓便哄然催促出战，等到战败才忧惧不敢说话；等到臣把局面刚刚收拾安定，那些忧惧的人又哄然起来。又上疏说，臣认为东西南北各方想要杀掉的人，诸位大臣能为边疆大局容纳的就容纳，不能为门户之见容纳的就排斥。卢象升也上疏说，台谏诸臣不问事情的难易，不顾个人的死生，专门以求全责备为务；即使有人有卓越的才能，又从哪里施展呢？看这几道奏疏，就可以知道明末言路的恶习了。○明末书生误国 读书人只会空谈文章义理，不揣度时势，没有不耽误别人、危害国家的。宋朝南渡时，秦桧主张和议，形成偏安的局面；当时议论的人无不把不顾廉耻、侍奉仇敌看作秦桧的罪过，而后来竭力主张恢复失地的人，张德远一出任便失败，韩侂胄第二次出任又失败，最终还是靠和议来保全疆土。到了贾似道开始寻求和议，却又转而隐瞒这件事，轻率出兵，于是终于导致亡国。谢叠山之所以为兵事交战数年却没有一个使者往来而痛惜，正是这个原因。明朝末年也一样：外有我朝的军队，内有流寇的侵扰，向南进讨就担心北方，向北抵御又担心南方；如果早些同我朝讲和，能够集中全力对付流贼，尚且可以扫除他们。况且当时我太宗文皇帝并非一定想夺取中原，崇祯帝也并非不想同我朝交好。大凌河之战中，祖大寿投降我朝，后来虽然重新归明，但他的子侄已经在我朝任职；按理应当以通敌罪论处，皇帝却仍然任用他，这显然是想借祖大寿作为讲和的凭借。（见《邱禾嘉传》。）等到大军进入墙子岭，卢象升入援，杨嗣昌暗中主张互市的策略，卢象升见皇帝时说：“臣主张作战。”皇帝脸色变了，过了很久才说：“议和只是外廷的议论，你出去同嗣昌商议。” （见《卢象升传》。）可见，议和的策略，皇帝已经同杨嗣昌谋划过了。（《何楷传》说，杨嗣昌当时正主张议和，历举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与塞外讲和的故事，何楷与御史林兰友对此加以驳斥。）等到陈新甲担任兵部尚书，因为南北两面都陷于困境，便派使者同我朝议和。傅宗龙上奏此事，大学士谢升在皇帝面前说：“假如肯议和，和议也是可以依靠的。”皇帝于是把议和的事情告知陈新甲，命他秘密筹划，并告诫他不要泄露；这表明皇帝更加清楚地知道，按照当时的形势不能不议和。言官方士亮、倪仁祯、朱徽等去拜访谢升，谢升告诉他们，皇上正在奉先殿祈求签示，议和的意思已经决定了，各位最好不要多说；方士亮等人却立即群起弹劾谢升，使他被罢斥。（见《谢升》及《二臣传》。）陈新甲派去求和的马绍愉用秘密话语把消息报告给陈新甲，陈新甲的家人误把密信发出抄件。（《二臣传》这样记载，《明史》则说，是皇帝的手诏被他的家人误发抄件。）于是言官大为哗然，交相上章弹劾，皇帝迫于群臣的议论，又厌恶陈新甲暴露了皇帝的过错，便把陈新甲抛弃在市曹处死。（《新甲传》）从此皇帝再也不敢谈论和议，也没有人能够办理和议的事务，只能束手等待灭亡了。综合当时的形势来看，我太宗既然已经有同意议和的意向，崇祯帝也并非不愿意议和，只是因为朝廷议论纷乱，是非纷纷而起，最终不敢决定和议，以至于国力困顿到极点，国家和宗庙都陷于灭亡。这难道不是书生纸上空谈误害国家的明显证据吗！考察明朝末年书生误国的情况，并不只有议和这一件事。例如万元吉上疏说，孙传庭守卫关中，议论的人认为不应轻易出兵，但已经有人议论他逗留不进了。贼军渡过黄河后，群臣请求撤出关宁的吴三桂军队前去迎击，但已经有人议论这是丢失土地。等到贼势像燎原之火一样蔓延，群臣有的请求皇帝南幸，有的请求皇太子在南京监国，这些都是权宜而妥善的策略，却已经有人议论它们邪妄。仅从这道奏疏来看，就可以知道群臣不揣度时势，只是放纵自己的主观见解，误害国家而毫不顾惜。○明代宦官 明朝一代的宦官之祸，比起唐朝虽然稍轻，但到了刘瑾、魏忠贤时，也不亚于东汉末年。起初，明太祖制定法令，内官不得参与政事，品秩不得超过四品。永乐年间，派郑和下西洋，派侯显出使西番，派马骐镇守交趾；又因为西北各地的将领多是洪武年间的旧人，不能没有疑虑，于是设置镇守官，让宦官参与其中；京师内部又设置东厂侦察事务，宦官才开始得到进用。宣宗时，宦官使者四处出动，搜取花鸟以及各种珍奇物品也很多，但袁琦、裴可烈等人一有过犯便被诛杀，所以不敢放肆。正统以后，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管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钅广”疑为OCR误字〕、市舶织造等事务，到处都有宦官。何元朗说，嘉靖年间，有个内官对朱象元说：从前张先生（璁）入朝时，我们还要向他行礼。后来夏先生（言）当权时，我们可以平视他。如今严先生（嵩）当权，我们同他拱手行礼，他才进去。考察世宗驾驭内侍最为严格，四十多年间从未把事务交给他们办理，所以嘉靖年间内官最为收敛；然而前后已经有这样的不同，更何况正德、天启等朝呢！稗史记载，永乐年间，派内官到五府、六部去办事，他们都要离府部官一丈远行揖礼。途中遇到公侯、驸马，都要下马站在旁边。如今却把府部官像属吏一样呼来唤去；公侯、驸马在路上遇到内官，反而要回避他们，还称他们为翁、父；至于大臣，则一并叩头跪拜。这可以看出明朝一代宦官权势的大概。总的来说，明代宦官擅权从王振开始。但当时朝廷大臣依附他的，只有王骥、王▯等几个人，其他人还不肯低头，所以薛▯、李时勉都被诬陷害死。等到汪直擅权，依附他的人逐渐增多；他奉命出行时，巡按御史等都到马前迎拜，巡抚也穿戎装到路上拜见，王越、陈钺等人结成他的内援。但阁臣商辂、刘翊还接连上章弹劾，尚书项中、马文升等人也鄙视他，却因此遭到陷害；可见士大夫的气节还没有完全屈服。到了刘瑾时，焦芳、刘宇、张彩等人成为他的心腹，残害善良之人，征收勒索贿赂，毒害几乎遍及天下。但刘瑾憎恨翰林官不肯屈服，便借口《通鉴纂要》誊写不慎，谴责贬斥各位纂修官；由此可见，当时朝廷大臣还没有完全随风倒向他。

译而且王振、汪直都喜欢延揽名士：王振仰慕薛▯、陈敬宗的名声，特意寻找他们；汪直仰慕杨继宗的名声，亲自前去吊唁他；刘瑾仰慕康海的名声，因为康海救李梦阳，只说了一句话便把他从狱中释放出来。这也说明他们当时还不敢把朝廷大臣当作奴隶。等到魏忠贤窃取权力，那些因弹劾三案而获罪、因考察典例而被贬谪的人，想借助他的力量来倾覆正直之士，于是成群结队地依附他。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夫、李夔龙、倪文焕，号称“五虎”；武臣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称“五彪”；又有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号称“十狗”；此外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称号。从内阁、六部到四方督抚，无不是逆党，几乎就要酿成篡位弑君的祸乱了。《明史》记载，太祖规定，内官不许读书识字。宣宗才开始设置内书堂，选小内侍让大学士陈山教他们，于是成为定制；因此宦官中有许多人通晓文义。（《四友斋丛说》则说，永乐年间已经命令吏部听选教职人员，入内教书。王振最初以教职人员身份入内，后来自行阉割入宫，最终做到司礼监。）传了几代以后，宦官的势力便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然而考察宦官造成祸乱的原因，也不完全在于他们通晓文义。王振、汪直、刘瑾固然稍微懂得文墨，魏忠贤却目不识丁，而祸害反而更加猛烈。大体说来，祸乱总是由于君主年幼昏昧，茫然不理政事，所以这些人得以愚弄君主，窃取威权。比如宪宗稍能自主，汪直起初虽然放肆，后来终究被斥退，不再任用。武宗对刘瑾也能够将他擒获并处死。只有英宗、熹宗两朝，都是年幼即位，所以王振、魏忠贤得以肆意妄为。可是正统初年，三杨掌管国政，王振还心存畏惧，不敢放肆；等到三杨相继去世以后，他才变得跋扈而不可控制。天启初年，正直大臣充满朝廷，魏忠贤也还没有大肆横行；四年以后，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相继离去，他才施展毒害。计算王振、魏忠贤擅权的时间，多不过六七年，少则只有三四年，但祸败已经如此；假如正统、天启初年这两个宦官就立即大权在握，他们的祸害更将无法尽述。既然如此，广泛任用正直之人，以端正政治根本、防范祸乱根源，确实是拥有天下者的重要职责啊！考察明代宦官擅权时，他们的财富也惊人到骇人听闻。现在从记载中看到，王振当权时，每逢朝觐官员来拜见，通常要送一百金；送到一千金的人，才可以吃饱喝醉后出来。（《稗史类编》）当时贿赂之风刚刚兴起，一千金已经算是厚礼。然而王振被籍没财产时，有黄金白银六十多个库，玉盘一百件，六七尺高的珊瑚二十多株，（《明史·振传》）可见他的财富已经不可估量。李广死后，孝宗得到他的受贿账册，文武大臣送给他的黄米、白米各有一千、数百石，皇帝说：“李广能吃多少，竟然收下这么多米？”身边的人说：“这是隐语，黄色的是黄金，白色的是白银。”（《广传》）这样看来，他比王振更加严重。刘瑾当权时，天下三司官员入朝觐见，按惯例索取一千金，甚至有送四五千金的。（《蒋钦传》）科道官员出使回来，按惯例也有重额贿赂。给事中周▯龠办事回来，淮安知府赵俊答应借给他一千金，后来却没有给，周▯龠无计可施，到了桃源自刎而死。（《许天锡传》）偶然一次出使，就需要重额贿赂，其他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稗史又记载，布政使必须缴纳两万金，这就更不止四五千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石〕 刘瑾失败后，籍没的财产数量据王鏊的笔记记载，有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余万两，其他珍宝无法计算。算起来，刘瑾窃取权柄不过六七年，积聚的财富已经如此之多。后来钱宁被籍没时，有黄金十余万两，白银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宁传》）也几乎达到刘瑾的一半。到了魏忠贤窃取权柄，史书虽然没有记载籍没财产的数量，但他的权势胜过刘瑾，那么他的财富超过刘瑾，也可以由此知道了。然而收受贿赂的也不一定只是宦官，凡是权势所在，利益就会随之聚集。比如钱宁失败后，江彬凭武臣身份得到宠幸，籍没时有黄金七十柜、白银二千三百柜。（《彬传》）他就不是宦官。世宗时没有擅权的宦官，而严嵩担任宰相二十年，《明史》所记籍没的财产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其他珍宝多得无法计算。这已经很令人震惊了，但稗史记载，严世蕃和他的妻子把黄金埋在地下，每一百万两藏成一窖，共有十几窖，还说不能不让老人家看看。严嵩到那里后也大为震惊，担心财物藏得太多，最终会带来厚重的祸患。这样看来，史传所记载的还不是实际数目。现在考察沈炼弹劾严嵩的奏疏，其中说，严嵩把持御史的权力，即使州县的小吏也要用财物来求取职位；他索取巡抚、巡按的年度常例，以致各级官吏递相奉承，百姓的财产一天比一天减少。杨继盛弹劾严嵩的奏疏说，文武官员的升迁，不论是否称职，只问贿赂多少。将领向严嵩行贿，就不得不剥削士卒；有司向严嵩行贿，就不得不搜刮百姓。徐学诗弹劾严嵩的奏疏说，京城有警报时，严嵩秘密把财物运回南方；大车有几十辆，楼船有十多艘。王宗茂弹劾严嵩说，文官用贿赂从他门下出身，就一定会剥削百姓的财产；武将用贿赂从他门下出身，就一定会克扣军队的粮饷。陛下的府库不足以支撑各边一年所需的费用，而严嵩积聚的财物却可以支撑数年；与其发布出售官爵的命令，为什么不籍没他的家产来缓解祸患呢？周冕弹劾严嵩说，边疆大臣办事失败，只要向严嵩交纳贿赂，没有功劳也可以受赏，有罪过也可以不诛。文武大臣的赠谥，给予或剥夺、迟延或迅速，全看贿赂厚薄。张▯弹劾严嵩说，文武将吏大多都是靠贿赂得到升进。户部发放边饷，早晨从度支衙门出去，晚上就进入奸臣严嵩的府第；运到边疆的只有四成，送给严嵩的却有六成。边镇派人守候在严嵩门下，还没有送给他的父亲，先送给他的儿子；

译还没有送给他的儿子，先送给他的家人；送给家人的〔“严年”原文疑有OCR错误，含义不明〕已经超过数十万。董传策弹劾严嵩说，边军每年的军饷有数百万，其中一半进入严嵩家中。吏部、兵部拿着簿册到严嵩那里填写任用批注，文选郎万き、职方郎方祥，人们称他们为文、武两方面的管家。严嵩的财产很多，水陆舟车不断把财物运回他的家乡，每月没有空闲的日子。邹应龙弹劾严嵩说，严嵩籍贯本是袁州，却在南京、扬州广置良田美宅，不下数十处。综合这些奏疏来看，可以知道严嵩收受贿赂，确实是自古以来的权奸所未有。后来陈演被罢免宰相，因为财产太多而无法出行，国家发生变故后被闯贼俘获。这些人也都不是宦官。由此可以知道，贿赂随着权力聚集：权力在宦官手中，贿赂也聚集到宦官那里；权力在大臣手中，贿赂也聚集到大臣那里。这就是权门贿赂的前车之鉴。○魏阉生祠 魏忠贤生祠的兴建，始于浙江巡抚潘汝祯。潘汝祯因机户的请求，在西湖建祠，并上疏报告朝廷，皇帝下诏赐名“普德”。这是天启六年六月的事。从此各地纷纷仿效，于是遍及天下。同年十月，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在南京建祠。七年正月，宣大总督张朴、宣府巡抚秦士文、宣大巡按张素养在宣府、大同建祠。应天巡抚毛一鹭、巡按王珙在虎邱建祠。二月，蓟辽总督阎鸣泰、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在景忠山建祠。宣大总督张朴、大同巡抚王点、巡按张养素又在大同建祠。三月，阎鸣泰与倪文焕、巡按御史梁梦环又在西协密云丫髻山建祠，并在昌平、通州建祠。太仆寺卿何宗圣在房山建祠。四月，阎鸣泰与巡抚袁崇焕又在宁前建祠。（阎鸣泰共建了七所。）宣大总督张朴、山西巡抚曹尔祯、巡按刘弘光又在五台山建祠。庶吉士李若琳在蕃育署建祠。工部郎中曾国祯在卢沟桥建祠。五月，通政司经历孙如洌、顺天府尹李春茂在宣武门外建祠。巡抚朱童蒙在延绥建祠。巡城御史黄宪卿、王大年、汪若极、张枢、智铤等在顺天建祠。户部主事张化愚在崇文门建祠。武清侯李诚铭在药王庙建祠。保定侯梁世勋在五军营大教场建祠。登莱巡抚李嵩、山东巡抚李精白在蓬莱阁建祠。宁海县督饷黄书、黄运泰、保定巡抚张凤翼、提督学政李蕃、顺天巡按倪文焕在河间、天津建祠。河南巡抚郭增光、巡按鲍奇谟在开封建祠。上林监丞张永祚在良牧、嘉蔬、林衡三署建祠。博平侯郭振明等在都督府、锦衣卫建祠。六月，总漕尚书郭尚友在淮安建祠。这个月，顺天巡按卢承钦、山东巡按黄宪卿、顺天巡按卓迈；七月，长芦巡盐龚萃肃、淮扬巡盐许其孝、应天巡按宋祯汉、陕西巡按庄谦，分别在各自管辖的地方建祠。八月，总河李从心、总漕郭尚友、东抚李精白、巡按黄宪卿、巡漕何可及又在济宁建祠。湖广巡抚姚宗文、郧阳抚治梁应泽、湖广巡按温皋谟在武昌、承天、均州建祠。三边总督史永安、陕西巡抚胡廷晏、巡按庄谦、袁鲸在固原太白山建祠。楚王华奎在高观山建祠。山西巡抚弁志夔、巡按李灿然、刘弘光在河东建祠。每一座祠堂的费用，多的数十万，少的数万；他们搜刮民财，侵吞公帑，砍伐的树木更是不计其数。开封建祠时，毁掉民宅二千余间，建造九楹宫殿，礼仪规格如同帝王。参政周锵、祥符县令季寓庸肆意行事，巡抚只是低头听从而已。周锵同魏良卿友善，祠堂建成后，熹宗已经驾崩，他还写信给魏良卿，要为魏忠贤塑造镀金像。都城方圆数十里之内，祠堂彼此相望。有一个人在内城东街建祠，工部郎叶宪祖私下叹息，魏忠贤听说后，立即削除了他的官籍。上林苑一处竟建了四座祠堂。朱童蒙在延绥建祠，使用琉璃瓦。朝廷下诏在蓟州建祠，金像使用帝王的冕旒。凡是奏疏中的措辞全都像颂扬皇帝一样，称颂魏忠贤“尧天舜德，至圣至神”，而阁臣总是用骈体文加以褒奖答复。黄运泰迎接魏忠贤的塑像时，行五拜三叩首之礼，率领文武将吏列班站在台阶下，像最初一样行拜礼。随后又到塑像前祝祷，说某件事依赖九千岁扶植，叩首致谢；回来站入班列，又像最初的礼节一样再次叩首。黄运泰请求派一名游击将军守护祠堂，此后建祠的人都必定设置官员守护。许其孝等人正在为祠堂上梁时，熹宗的哀诏传到；他们哭临完毕，脱去丧服，换上吉服行礼。监生陆万龄来到，说孔子作《春秋》，魏忠贤作《要典》；孔子诛杀少正卯，魏忠贤诛杀东林党人。应当在国学建祠，使魏忠贤与先圣并受尊崇，并把魏忠贤的父亲配享在启圣公祠中。司业朱之俊立即替他办理。最后，巡抚杨邦宪在南昌建祠，拆毁周、程、朱三位贤人的祠堂来扩充地基，卖掉澹台灭明祠，还把祠中的塑像拖出来砸碎。等到这份奏疏送到时，庄烈帝已经即位，他一边阅读一边发笑。后来建祠的人，等到列入逆案。（《阎鸣泰传》） 阉党 崇祯年间制定逆案，凡是依附魏忠贤的人，分为五六等。列为首逆、处以凌迟的有二人，即魏忠贤和客氏。列为首逆同谋、立即处决而不必等秋后行刑的有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之子都督侯国兴、太监李文贞、李朝钦、刘若愚。交结近侍、秋后处决的有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原文作“▯”，疑为OCR误字]夫、李夔龙、曹钦程、许志吉、孙如洌、陆万龄、李承祚、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乾。交结近侍、属于次等而充军的有十一人：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郭钦、李之才。又次一等，判处徒刑三年、赎罪为民的，有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郭允宽、张我续、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凤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等共一百二十九人。

译减等处分、革职闲住的，有大学士黄立极等四十四人。魏忠贤的本族以及依附他的内官，又有五十多人。逆案确定后，他的党羽日夜谋划翻案，幸亏皇帝坚持不改，才没能撼动。福王时，阮大铖被起用，这个案件才开始翻案。（《崔呈秀传》）福王时，杨维垣为逆案翻案，追赐恤典的人有霍维华、刘廷元、吕纯如、杨所修、徐绍吉、徐景濂六人，赠官、荫封、祭祀、安葬、谥号一应俱全。赠官、荫封、祭祀、安葬而不赐谥号的，有徐大化、范济世二人。赠官并予祭祀、安葬的，有徐扬先、刘廷宣、岳骏声三人。恢复官职但不赐恤典的，有王绍徽、徐兆魁、乔应甲三人。至于王德完、黄克缵、王永光、章光岳、徐鼎臣、徐卿伯、陆澄源，虽然没有列入逆案，却受到清议压制，也分别给予了不同的恤典。（《霍维华传》） ○卷三十六 ○汪文言之狱 歙县人汪文言有智谋，负有侠义之气，进入京城后，捐资取得监生资格，运用计谋击败齐党、楚党、浙党。他考察东宫伴读王安的贤能，倾心与他结交，并同他谈论当时士人的品流。光宗、熹宗年间，外廷依靠刘一燝，而王安在内廷，按次序施行各项善政，汪文言在其中出力很多。魏忠贤杀死王安后，府丞邵辅忠于是弹劾汪文言，革去他的监生资格。汪文言离开京城后，又被逮捕交给司法官审讯，最后得到从轻判处。他更加往来于公卿之间，车马常常堵满门外。大学士叶向高任用他为内阁中书，韩广、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都同他交往。适逢给事中阮大铖与左光斗、魏大中有嫌隙，于是同给事中章允儒商定计策，嘱托同僚傅[原文作“▯魁”，疑为OCR误字]弹劾汪文言，并弹劾魏大中，说他与汪文言交往是为了谋求奸利。魏忠贤大为高兴，立即把汪文言交付诏狱。御史黄尊素对镇抚刘侨说：“汪文言不值得惋惜，但不能让士大夫因此遭受祸患。”刘侨认为他说得对。由于供词仍没有牵连到其他人，汪文言受廷杖并被革职，受牵连的人得以免罪。不久魏忠贤的势力更加壮大，把赵南星等正直之士全部逐出，梁梦环于是再次弹劾汪文言，汪文言又被交付诏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镇抚许显纯自行删改文书后上报，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李若星、毛士龙、袁化中、缪昌期、邹维琏、夏之令、王之[原文作“き”，疑为OCR误字]、顾大章、周朝瑞、李三才、惠世扬等人，没有不被牵连的；又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收受了杨镐、熊廷弼的贿赂。当时许显纯逼迫汪文言牵连各人，汪文言遭受了各种酷刑，始终不肯承认。许显纯于是亲手伪造汪文言的供状。汪文言奄奄一息时大声说：“你不要胡乱书写，将来我一定要和你当面对质！”许显纯于是当天就在狱中把他杀死。（《魏大中传》） 当时被定罪为收受赃款的人，魏大中三千金，周朝瑞一万金，袁化中六千金，顾大章四万金，周起元被悬断收受十万金，缪昌期三千金，周顺昌三千金，周宗建一万三千金，黄尊素二千八百金，李应升三千金，熊明遇一千二百金；赵南星也因汪文言狱案的供词被悬断收受赃款一万五千金，杨涟二万金，左光斗二万金。左光斗等人被诬陷收受贿赂，起初都不肯承认，但又害怕死于酷刑，希望交给司法部门审理后能稍稍缓解，于是全都自己诬认服罪。魏忠贤于是伪造圣旨，规定每五天审讯拷问一次，不交司法部门审理，众人才开始后悔失策。（见各人本传。） ○明末辽饷、剿饷、练饷 嘉靖年间，因为俺答入侵，户部侍郎孙应奎已经议定增加赋税，除北方各府以及广西、贵州之外，增收白银一百五十万两。（《刘纫传》）万历末年，辽东用兵，又增加赋税五百二十万两。（《杨嗣昌传》）崇祯二年，又因为军饷不足，兵部尚书梁廷栋请求增加全国田赋，于是户部尚书毕自严议定：在每亩加九厘之外（这就是万历年间增加的数额），再增加三厘。（《梁廷栋传》《毕自严传》）崇祯十年，杨嗣昌又请求增加二百八十万两，在原有粮额的基础上每亩加六合，折合每石白银八钱。皇帝于是下诏说：“不集中军队，就无法平定贼寇；不增加赋税，就无法供给军饷，这会使我的百姓劳累一年。”当时称为“剿饷”。剿饷原定征收一年便停止，到了十二年，军饷用尽而贼寇还没有平定，于是又听从杨嗣昌和督饷侍郎张伯鲸的建议，在剿饷之外再增加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前后总共增加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嗣昌传》）十五年，蒋德[原文作“▯景”，疑为OCR误字]对皇帝说：“既有旧饷五百多万两，新饷九百多万两，又增加练饷七百三十万两，臣的兵部实在难辞其咎；如今军队仍未训练好，只是徒然成为百姓的负担罢了。” （《德[原文作“▯景”，疑为OCR误字]传》）不久，便停止征收练饷。（《德[原文作“▯景”，疑为OCR误字]传》）大概皇帝也知道百姓贫困、财力耗尽，被催征赋税逼迫，越来越多人起来成为盗贼，所以停止了练饷。○明末督抚之多 明朝中叶以后，陕西已经有三个巡抚：陕西巡抚是一个，延绥巡抚是两个，甘肃巡抚是三个。山西也有两个巡抚：山西巡抚一个，大同巡抚两个。直隶的宣化也另设了一个巡抚。到了崇祯十四年，山海关内外设置两个总督，昌平、保定又设置两个总督，于是方圆千里之内有四个总督。又有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六个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个总兵，像群星和棋子一样分布，各地没有不设防的。（见《范志完传》。）当时局势十分危急，本来就是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明末巡抚多由边道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