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入相

译张浚在绍兴五年被授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江稽饵马；因吕祉一事被罢职。孝宗初年，又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旧担任都督。前后共两次任宰相兼枢密使。朱胜非在建炎三年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不久出任洪州知州。绍兴二年，又入朝任宰相。吕颐浩在建炎四年代理尚书右仆射，改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江东安抚使。绍兴元年，又被任命为少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秦桧从金国归来后，绍兴元年被任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罢职。绍兴八年，又被任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汤思退在绍兴二十七年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不久罢职。隆兴六年，又被任命为左仆射。史浩在隆兴元年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不久奉祠退居。▯熙五年，又任右丞相。当时孝宗把仆射改称为丞相。梁克家在乾道八年被任命为右丞相，后来出任建康知府。▯熙九年，再次被任命为右丞相，封为仪国公。郑清之在端平初年任右丞相，不久请求罢职。七年，又被任命为太傅、右丞相。吴潜在▯▯十一年被任命为右丞相，十五年出任庆元判官。不久又被任命为特进、左丞相。程元凤在宝▯年间被任命为右丞相，出任福州判官。度宗初年，又被任命为少傅、右丞相。陈宜中在德▯元年被任命为特进、右丞相，受到弹劾后最终离职；召回朝廷后，仍任右丞相。元军攻入时，他连夜逃走。益王在福州即位后，又任命他为左丞相。文天祥在德▯初年被任命为右丞相，出使元军后脱身归来。益王即位后，仍任命他为右丞相。○王安石得到神宗信任 王安石以新法祸害天下，任用奸邪之人，变更法令，逐渐造成靖康之难。人人都归罪于安石，认为他是祸乱的首要责任者，却不知道这实际上根源于神宗有雄心壮志。神宗自以为具有大有作为的才干，曾想收复燕云、发扬祖先的功业。他还是颖王时，就已经同韩维谈论功名。（见《韩维传》。）即位后，富弼因入宫奏对，立即说：“希望陛下二十年不要谈论用兵。”大概已经看出了神宗的意图。（见《富弼传》。）神宗又同王安礼谈论汉文帝，遗憾汉文帝的才能不能创立法令、改革制度。（见《王安礼传》。）苏颂出使契丹回来后，神宗询问契丹的山川地势和民情，苏颂说：“他们讲和已经很久了，没有别的意图。汉武帝如果长期勤于征讨，匈奴始终不服，到了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才叩头称藩。唐朝中叶以后，河湟陷于吐蕃，宪宗想收复却不能，直到宣宗时，吐蕃才把三关七州归还。可见外国的反叛和归附没有定数，并不取决于中国的盛衰。”苏颂的话大概有所讽谏。（见《苏颂传》。）起初太祖曾想积存缣帛二百万匹，用来取得幽州、蓟州，另行储藏在景福殿；后来神宗在这座库房上题词说：“五代末年失去国运，犭严狁十分强盛。太祖创建国家，想到要有所惩戒，于是设置内府，以此作为招募士卒的基础；后世子孙应当守护它，怎敢忘记太祖的志向。”又有诗说：“我常常虔敬警惕，妄想遵循先帝遗业。只是我的武略资质不足，何时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见《食货志》。）由此可见，神宗很早就有夺取燕、云之地的志向。后来神宗同大臣议定，准备出兵，把这件事告诉慈圣光献太后，太后说：“吉凶悔吝都产生于行动，成功了不过是面向南方接受祝贺而已；万一事情不顺利，国家和百姓所受的牵连，哪里说得尽呢！如果可以夺取，那么太祖、太宗早已夺取了，何必等到今天！”（见《慈圣光献曹后传》。）考察这些传记，可知神宗的意图在于使用武力、开拓边疆、收复中国旧地，以成就盖世功业；但环顾朝臣，都习惯因循守旧，没有人能够承担这件事。王安石一出现，就把他们全都斥为流俗之人，另行谋求创立非凡事业，超过前代；神宗于是正合心愿，不知不觉间如鱼得水、如胶投漆，全心全意地接纳了他。想要用兵，必须先聚敛财力，于是青苗、免役等法开始实行；想要聚敛财力，必须先任用相应的人，于是吕惠卿、章▯之流得到进用。即使满朝官员极力争论，宫内有慈圣光献太后，朝外有韩琦、富弼等老臣，都认为安石不可任用，但神宗坚持得更加用力，维护得更加坚决。所以当时有人说神宗和介甫就像同一个人，史臣也说神宗凭着好大喜功的资质，王安石出来与他相遇，难怪其流毒无法遏止。这样看来，并不是安石误导了神宗，实际上是神宗急于追求功名的念头误了自己。后来不敢把军队用于北方，只稍微在西部试用军队；炅武之役中，军队覆没，将领丧命，百万百姓遭受涂炭。神宗半夜得到战报，起身绕着床榻行走，直到天亮都没有入睡。（见《宣仁高后传》。）大概到这时才知道非同寻常的事情不能侥幸成功，但已经晚了。韩维的论说真好：“圣人的功名，是因事情而显现的，不能事先存有追求功名的心。”这真是深刻懂得治国之道的论说啊！○青苗钱并不是始于王安石 王安石用青苗钱祸害天下，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青苗钱这个名称并不是从安石才开始的。《宋史》记载，赵瞻回答神宗说，青苗法在唐朝末年实行过，范镇也说唐朝末年的制度不足以效法。考察《资治通鉴》，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征收青苗钱，用来供给百官俸禄，这就是青苗钱的开始。《旧唐书》记载，乾元年以来因为用兵，百官缺少俸禄，于是商议按照天下田地的青苗数量摊派税钱，命御史府派官员征收，用来充作百官的俸禄。永泰二年，侍御史韦光裔任使者，征得钱四百九十万贯。这年冬天，诏令减少青苗地头钱，每三份取一份，后来遂成为常制。每年特意设置使者，如崔涣兼任税地青苗使，刘晏兼任诸道青苗使，杜佑充任江淮青苗使，都是这种情况。《食货志》记载，大历元年，全国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征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令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律十五文，德宗又增加三文，用来供给▯广骑。《通鉴集览》说，所谓青苗钱，是不等到秋收时征收，而是在禾苗正青的时候就征收。

译这说明唐代所谓的青苗钱，同宋代的制度并不相同：宋代制度还包括把钱贷给百姓并加收利息，唐代则只是按田亩加征税钱。（按：唐代长安、万年两县有官府设置的本钱，分摊给各户，收取利息来供给杂费。宋代的青苗钱，正是唐代杂税钱制度的做法。）宋代的青苗钱则起初是地方长官自行实行的，本来是为了使百姓获利。《宋史·李参传》记载，李参任陕西转运使时，辖区内戍兵很多，苦于粮食不足，于是命百姓估量麦、粟的剩余，先借给他们钱，等麦、粟成熟后交给官府，称为青苗钱。几年以后，官仓中有了多余的粮食。这就是安石青苗钱的来源。李参实行时，确实是善政；但仁宗天圣五年，已经特意下诏废止，大概也是因为实行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弊端。至于安石，他最初任鄞县知县时，曾把谷物贷给百姓，规定利息让他们偿还，使新粮和陈粮相互调剂，百姓非常便利。安石操守廉洁，亲自在一个县实行，百姓自然得到利益而没有受到损害。等到入朝掌权后，因为这件事已经在一个县取得成效，便想在全国实行；但仍不敢立即推行，于是让苏辙议论此事。苏辙极力陈说其中弊端，安石才不再谈论。适逢河北转运使王广廉上奏请求以度牒作为本钱，在陕西漕司私自实行青苗法（就是采用李参的办法）。春天发放，秋天收回，这同安石的意图相合，于是便果断推行了。（见《苏辙传》。）世人只知道宋代青苗法始于安石，却不知道李参先在下层官府私自实行，王广廉又向上奏请实行。然而，假使让贤能的官吏在一州一路自行实行，不仅安石能够使百姓获利，李参已经先取得了成效，甚至王广廉也未必最终会害民。等到把它写入正式法令，求取进身的人便把借贷数量多当作有能力，而不顾百姓愿意与否；不肖之徒又借此施行按户计征、像箕筲一样搜刮的手段，所以百姓只受到它的祸害，却看不到它的利益。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这种情况：一个人实行能够成为有利的政策，推广到天下实行却又变成祸害。何况青苗钱虽然说利息不得超过加二，但一年之中总共发放、收回两次，这样利息已经加到四成；有关官员又按中等收成规定价格，使百姓偿还时一定要用钱，那么所规定的价格又一定超过市场价格，百姓偿还的本息甚至加到五六成，这就已经不是安石最初的办法了，这正是它害民的原因。就像常平仓、社仓，何尝不是古人的善政？然而沿袭到后世，常平仓春天借粮、秋天归还，发放时克扣，收取时浮收，只是供不肖官吏从中谋利。社仓听任百姓自行管理，本来应该更没有弊端；但州县担心主管此事的人侵吞，于是每年签派富裕人家承办，便产生了拿到钱后卖掉粮食、以此放贷的弊端。又必定每年派小官去稽核，于是产生索取馈赠的弊端。自古以来并非没有好的法令，但一经不肖官吏之手，往往就会百弊丛生，这就是所谓只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一成不变而能自行治理的法令。《孟子》说：“有仁爱的心而没有仁政，百姓就不能受到它的恩泽。”哪里知道有仁政而没有仁爱之心，不仅不能使百姓受到恩泽，反而还会使他们转而受到它的祸害呢！○车盖亭诗 哲宗即位后，蔡确散布浮言，说是由于自己拥立和保护了哲宗。失势以后，他便心怀怨恨；到了安陆，曾游览车盖亭，作诗十首，其中有一首使用郝甑山的典故。甑山，是唐代郝处俊所封的甑山公；高宗想把帝位让给武后，郝处俊进谏劝止。蔡确引用这个典故来比拟宣仁后，并且还有“沧海扬尘”等话，尤其悖逆。汉阳军知军吴处厚得到他的诗，作了笺注后上奏。于是左、右谏议张焘、范祖禹，左、右司谏王岩叟、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接连弹劾蔡确，他于是被贬为英州别驾，安置在新州。宣仁后说：“皇帝是由父亲传位给儿子，有什么可挑拨离间的言论？蔡确却自称有定策之功，妄自煽动事端，谋求将来炫耀、蛊惑人心的凭借。我不忍明说，姑且以讥讪皇上为名把他驱逐罢了。”这正是宣仁后见识深远、考虑周密之处。若论蔡确用心的奸险、措辞的凶悖，即使杀戮他也不足以遮蔽其罪过；如今只是把他远远流放，已经是宽大的刑典了。然而当时众口一词，都认为处罚过重；即使号称正人君子的，也拼死竭力为他营救。认为圣明的朝廷应当务求宽厚，在宣仁后垂帘听政时极力进言，并且向哲宗进言的，是范纯仁和王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万口〕 认为对诗句的注释近于搜罗摘取，不可以此开告发攻讦的风气的，是盛陶。认为因诗获罪于蔡确，不是敦厚风俗的做法的，是李常。认为恐怕由此开启罗织罪名的渐端，上疏论说此事，听到蔡确被贬的命令后又封还任命诏书的，是彭汝砺。认为如果减轻蔡确的罪，就显得皇帝以孝治天下有所不足；如果重罪蔡确，又会使太皇太后的仁政受到小小损害；皇帝应当下令设置狱案逮捕审治，太皇太后再颁发手诏赦免他，这样皇帝的孝和太皇太后的仁就都能保全的，是苏轼。甚至范祖禹先前已经弹劾蔡确，听到把他安置到新州的命令后，又说自乾兴以来，不流放大臣已经六十多年了，一旦实行，恐怕人心不安。更有邵康节在局外评论，也说蔡确并不可惜，但他既然做过宰相，就应当按宰相的身份处置他，并认为范纯仁懂得国家体制。由此可见，当时朝廷内外、朝野上下，没有不认为贬谪蔡确是处置过当的。这是宋朝待士人过于宽厚的缘故。即使有罪恶，也只按罢黜、贬谪处理，很少有流放岭海的，久而久之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认为理当如此；一旦出现这样的远谪，便群起惊怪，不论获罪深浅，反而认为用刑过滥。政令因此松弛，人人没有畏惧，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这正是宋朝不能强盛的原因。○同文馆之狱

译神宗病重时，邢恕同蔡确秘密谋划拥立，诱骗宣仁后的侄子公绘说：“延安年幼，（即哲宗。）雍王、曹王都是贤王。”公绘惊恐地快步走出去，邢恕的计谋没有成功；他反而散布谣言，说太后有意拥立雍王，让首相王▯知道这件事。蔡确于是约王▯一同入宫问疾，假装用这番话引诱王▯说出相关言论，并让开封府的蔡京在外面埋伏持剑的士兵，等王▯的话稍有不同就杀掉他。后来王▯说皇上自有儿子，邢恕的计谋便无从施行。此事稍稍传到宣仁后耳中，于是罢黜邢恕，让他出任随州知州。邢恕和蔡确又散布谣言，说太后有废立皇帝的意图；他们欺骗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让他抄写一封信，声称他的父亲司马光曾对范祖禹说：“如今皇帝年少，国家人心疑惑，宣训一事尤其值得忧虑。”宣训，是北齐娄太后的宫名；娄太后曾废黜孙子济南王，改立小儿子演，他们以此比拟宣仁后想废掉哲宗而改立雍王。司马光受到天下人的信任和敬服，所以他们想把这句话说成出自司马光；又担心人们怀疑不是司马光说的，因此一定要欺骗他的儿子司马康亲笔抄写，之后才可以使人相信，他们的用心可说十分狡猾了。适逢蔡确被贬到新州，邢恕也被远谪，这件事没有实行。绍圣初年，章▯、蔡卞执掌国政，想要报复元▯年间的诸位贤臣，召邢恕入朝任御史中丞。于是邢恕重新追究以前的说法，又恐吓高遵榕的儿子士京，让他追诉说其父在世时知道王▯谋划拥立雍王，以此证实自己的说法。他们总想拿这件事作借口，陷害各位正直之士，并诬陷宣仁后，以显示自己和蔡确拥护哲宗的功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此前刘挚、吕大防任宰相时，文潞公的儿子及甫正在服丧，担心服丧期满后不能得到京官，于是写信给邢恕说：“改月就要授官，入朝任职的命令却未必能够确定。司马昭的野心，路人都知道；再加上粉昆，必定想把我这微薄之身作为泄愤的对象，实在令人寒心。”这里所说的司马昭，本来指的是吕大防。粉昆，是因为世人把驸马都尉称为粉侯；当时韩忠彦执政，他的弟弟韩嘉彦娶了公主，所以把韩忠彦称为粉昆。到这时，邢恕把这封信给蔡确的儿子蔡渭看，（《刘挚传》称蔡渭，《邢恕传》称蔡懋，二人都是蔡确的儿子。）让他上呈这封信，控告当时的宰相刘挚、吕大防等人，诬陷他们的父亲蔡确图谋危害宗庙社稷，并把这封信作为证据。章▯、蔡卞于是想借此诬陷刘挚以及梁焘、王岩叟等人，认为他们有废立皇帝的意图，便在同文馆设置狱案，任用蔡京、安▯共同审理。及甫于是改变说法，托称他的亡父曾说司马昭指的是刘挚；所谓粉，是说王岩叟的脸白得像粉；所谓昆，是说梁焘的字为况之，“况”仍有兄长之意。他们将要罗织成废立皇帝的案件，以杀害刘挚等人，并以悖逆之罪加在司马光、吕公著身上，甚至想追废宣仁后；适逢没有确实的证据，及甫只是说，怀疑事情的形势是这样；向太后、太妃等人也极力说明宣仁后曾在哲宗面前诬陷他们，这件事才作罢。章▯又上疏说，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人改变神宗的成法，害怕陛下一旦推行新政，自己必遭欺君之罪，于是暗中策划倾覆动摇朝廷。皇帝说：“元▯年间的诸臣果真如此吗？”▯、京说：“确实有这种心思，只是反过来装出惊讶的样子罢了。”皇帝于是把刘挚、梁焘等人的子孙禁锢起来。（见《刘挚传》、《邢恕传》、《蔡确传》、《章▯传》、《安▯传》等。）唉！他们本来只是为了保住一己的权位，却想用悖逆的罪名诬陷正直之人，图谋将其一网打尽，甚至诬陷到皇太后身上；奸人的用心筹划，真是可怕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秦桧制造的文字之祸 秦桧赞成议和，把这看作自己的功劳，又唯恐别人议论自己，于是制造文字狱，以此倾陷善良之士。于是，那些依附权势、谋求进身的人揣摩迎合他的意旨，只要有一句话、一个字稍微涉及忌讳，无不争先恐后地告发攻讦，于是祸害遍及天下。如今《高宗本纪》中所记的有：茶陵县丞王庭▯作诗为胡铨送行，因被认为诽谤讥讪而停职，编管辰州。曹咏说李孟坚诵读其父李光所撰的私史，言语涉及诽谤讥讪，诏令送大理寺审理。案件审结后，李光遇赦免罪，永远不再起用；李孟坚被除名，编管峡州。（《李光传》则说是陆升攻讦李孟坚私自撰写国史。）胡寅、程▯、潘良贵、张焘等八人因牵连获罪，分别被贬黜降职；胡寅被责授果州团练副使，安置于新州。又诏令大理寺审讯太常主簿吴元美诽谤诗文的案件。右迪功郎安诚因文字诽谤讥讪获罪，编管惠州。副尉刘允中因指斥诽谤讥讪获罪，弃市。叶三省、王远因与赵鼎、王庶通信，三省被削去官职，居住筠州；王远被除名，编管高州。黄岩县令杨炜因诽谤被除名，编管万安军。知台州萧振被削职，居住池州。大府丞范彦辉因诽谤讥讪被除名，编管荆门军。从政郎杨炬因其弟杨煜曾上书诽谤，编管邕州。知建康府王循友因秦桧搜罗摘取罪证，命大理寺审讯；后来免死，安置循州。王▯因与李光交往，被投入狱中，除名，编管辰州。故学士程▯任知饶州。洪兴祖、转运使魏安行因《论语讲解》受到猜疑，洪兴祖编管昭州，魏安行编管钦州；程▯的子孙也一并论罪。通判沈长卿、县尉芮烨作诗讥讽，二人被除名；沈长卿编管化州，芮烨编管武冈军。知泉州宗室令衤令因与罪人交结获罪，安置汀州。又命大理寺审讯张析依附胡寅的案件。这些都是《本纪》所记载的。散见于各传的事例还有：胡铨先因上书攻击和议，被贬为监广州盐。罗汝楫弹劾他横加议论，胡铨被除名，编管新州；守臣张棣又攻讦他与客人唱和酬答、含有怨恨诽谤之意，于是再次迁往吉阳军。李光因违忤和议被贬到藤州，守臣说他作诗讽刺，于是再迁琼海。吕愿中又告发李光与胡铨作诗讥讽，李光于是又迁昌化军。赵鼎逃窜到潮州，又迁吉阳军。

译秦桧命令当地军府每月把赵鼎的生死情况申报尚书省。赵鼎知道秦桧一定会杀自己，于是绝食而死。张浚逃窜到连州，又迁往永州。大概这几个人名声越高，秦桧越加忌恨他们，所以不但使他们本人遭受逃谪，多次濒临死亡，凡是同他们交往的人，也必定受祸，绝不宽贷。王庭▯已经因为作诗赠送胡铨而获祸；胡铨先被贬广州时，朝士陈刚中写启事表示祝贺，也被贬为知安远军。又有宜兴人吴师古刻印胡铨的奏疏流传，因此流放袁州。通判方畴也因给胡铨写信，被除名，编管永州。这些都是因胡铨而受到牵连的人。叶三省、王远、王▯已经因为与赵鼎、李光通信而获祸。吴元美下狱时，因为家中有潜光亭、商隐堂，被人首先告发，说亭名“潜光”是有意党附李光，堂名“商隐”是无意侍奉秦桧。所谓党附李光，指的也是李光。此类是因赵鼎、李光而受到牵连的人。江西运判张常先把前任帅臣张宗元与张浚的书信注出并上报，牵连逮捕了几十家，几乎要诬陷他们谋反。此类是因张浚而受到牵连的人。秦桧曾把胡铨、赵鼎、李光、张浚等人的姓名写在一德格天阁中，一心想杀掉他们。赵汾案件发生时，他的父亲赵鼎已经死了，秦桧命大理寺审讯赵汾，想让赵汾自行诬认与胡铨、李光、张浚等人谋划大逆，牵连到的当时名士多达五十三人。恰逢秦桧死去，他们才得以免罪。假如秦桧不死，那么他肆意加害人的行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又如程▯等人因《论语》获罪，是因为程▯曾经撰写《论语说》。书中解释“弋不射宿”时，说孔子不愿暗中伤害人；洪兴祖为它作序，魏安行为它刻印，所以二人也都受到牵连。赵令衤令获罪，是因为他观看秦桧的《家庙记》时，口头背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被秦桧的侄女婿汪召锡告发，因此安置汀州；后来又被牵连进赵汾案件，几乎丧命。又有胡舜陟因讥笑朝政而下狱死。黄龟年因议论秦桧而被贬。太学生张伯麟在墙上题写：“夫差，你难道要杀掉越国而杀死你的父亲吗？”于是被杖打脊背，刺配吉阳军。闽、浙发生大水，白谔说有“燮理乖谬”之语，被刺配万安军。高登又在考试策问中询问闽、浙大水的原因，郡守把这件事上报，秦桧把它当作罪名，将高登编管容州。进士黄友龙因诽谤讥讪获罪，被黥面发配岭南。内侍裴咏因指斥获罪，编管邕州。径山僧人清言因诽谤讥讪被黥面。何兑诵读他的老师马伸在靖康年间城池被围时请求保全赵氏的奏书，秦桧认为这是分割自己的功劳，于是将何兑编管英州。郑圮、贾子展因为在集会中说了嘲笑、戏谑议和的话，郑圮逃窜到容州，贾子展逃窜到德庆。这些人未必与胡铨等有关，只是言语文字稍微触犯秦桧的忌讳，就横遭诬陷迫害，这样的事更是数不胜数。秦桧又上疏禁止民间野史，允许人告发，并且禁止民间结社讲习经书。甚至司马▯亲自说《涑水记闻》不是他的曾祖司马光所著，李光家也把李光收藏的一万卷书全都焚毁。他的威势和气焰如此酷烈，真是可怕啊！○秦桧、史弥远专擅权力 蔡京、章▯的奸恶，还不过是谐臣媚子的伎俩，迎合长君、逢迎君主，暗中操弄威权和赏罚；君主能够任用他们，也还能够罢免他们。至于秦桧、史弥远掌握国政，则诛杀、奖赏、任用、罢黜，全都由他们主持，君主反而在上面束手无策，不能稍微表示可否，几乎如同曹操对汉献帝一样。姑且不必逐一指实他们的事情，只看《宋史》各篇列传就可以知道。《李浩传》说，自从秦桧掌权后，堵塞了进言的途径。等到皇帝总揽威权，李浩和王十朋等人才相继上书言事。《王纶传》说，绍兴二十六年，高宗亲自处理政事，收回并掌握权柄，把诸贤从闲散之地召回。甚至虞允文上疏说，秦桧窃取权力十八年，秦桧死后，权力才归于陛下。这句话是直接在高宗面前奏陈的，那么可知秦桧未死以前，高宗不能掌握权力。《洪咨夔传》说，史弥远死后，皇帝才亲自处理政事。《崔与之传》说，端平初年，皇帝才开始亲政。《郑清之传》说，端平元年，皇帝已经亲自总理各项政务，显明地独自决断。《真德秀传》说，史弥远死后，皇帝亲自处理政事。《魏了翁传》说，史弥远死后，皇帝亲自处理政务。由此可知，史弥远未死以前，理宗不能掌握权力。纵观古今权臣执掌国政的情况，从来没有像这两个人这样专擅的。然而秦桧掌权十八九年，威势和赏罚都出自自己，名字列入《奸臣传》，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唾骂不止。史弥远辅佐宁宗十七年，又辅佐理宗九年，他掌握权力的时间已经超过秦桧。秦桧只是杀害岳飞、使赵鼎等人逃谪，而史弥远竟擅自废掉宁宗所立的皇子，另立嗣君，他目无君上的罪行比秦桧更加严重。可是史弥远在世时受到的责骂很少，死后又没有列入《奸邪传》，这是因为秦桧仇视正人、铲除异己，聚集了众人的怨恨；而史弥远对善类肆意施毒较轻，所以没有人指责他。这样看来，史弥远的狡猾，岂不是更胜于秦桧吗？至于贾似道专擅国政，威权震慑君主，甚至度宗向他下拜，他的权势更超过秦桧和史弥远。这已经是亡国的时运：君主既昏庸，臣下又狂妄荒谬，实际上没有大奸大恶之才，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了。○宋朝南渡诸将都是北方人 宋朝南渡后的诸将，虽然功业建立在江南，但他们全都是北方人。张浚是凤翔府成纪人。韩世忠、张宗颜都是延安人。岳飞是汤阴人。刘光世是保安军人。刘▯是德顺军人。吴▯、吴▯、郭浩都是德顺军陇干人。杨存中是代州崞县人。王德是通远军熟羊砦人。王彦是上党人。杨政是原州临泾人。牛皋是汝州鲁山人。曲端是镇戎人。成闵是邢州人。解元是保安军德清砦人。王渊是熙河人。赵密是太原清河人。李宝是河北人。魏胜是宿迁人。王友直是博州高平人。李显忠是绥德军青涧人。统计这些名将，没有一个不是出自山、陕一带；由此可见，南宋的偏安，仍然依靠北宋遗留下来的力量。其他不太著名但守城抗节的人，也多是北方人。例如守建宁而死的杨震，是代州崞县人；守隆德府而死的张确，是▯州宜禄人；守震武而死的朱昭，是府谷人；守代州而死的史抗，是济源人；守永兴而死的郭忠孝，是河南人。后来德▯年间国家灭亡时，能够作战的将领尤其要推张世杰；张世杰也是范阳人，是跟随张柔戍守杞地、后来因获罪而投奔宋朝的人。○端平年间进军洛阳

译宋理宗端平元年（即金哀宗天兴三年、元太宗六年），宋与蒙古共同灭金的时候，蒙古缺粮，宋朝资助三十万石。张柔被箭射中，宋孟珙竭力将他救出。两国当时正敦睦邻好，起初并没有嫌隙。宋朝如果确实想收复三京八陵，就应该先命孟珙等人在军前议定。可是他们没有作这样的谋划，退兵以后，郑清之、赵范、赵葵等人忽然想乘虚收复中原，以致战事接连、祸患相继，当时议论的人都把责任归咎于进军洛阳之师。（赵范奏报说，赵葵、全子才轻率地派遣偏师收复西京，赵楷、刘子隆参与谋划而失策，军队退却时没有纪律，导致后阵败覆；又说扬义之败，都是徐敏子、范用吉怠于赶赴救援所致，因而不能支撑。这就是所谓进军洛阳之师。）现在考察《宋史》和《金史》，宋军是先进入汴京，后来才进入洛阳。这一年正月金朝灭亡，三月便派朱扬祖、林拓前往洛阳拜谒陵寝；这不过是派官员前去察看，并不是立即挑起事端的举动。然而《宋史·孟珙传》说，当时淮地军府限定日期进军，蒙古听说宋军前来争夺河南，已经设置哨所到孟津，并增兵戍守潼关；拜谒陵寝的使者侦知这一消息，疑虑畏惧，不敢前进。孟珙说：“淮地军队从汴京出发，不到十多天不能到达。我带轻骑快速奔驰，不到十天就可以办完事情。”于是他与两位使者昼夜兼程，到达陵寝下完成礼仪后返回。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月哪一天，但可以知道陵寝使者尚未到达，宋兵已经出发了。又据《金史·崔立传》，天兴二年正月，哀宗逃到归德，崔立留在汴京，带领汴京投降蒙古。崔立依仗势力横行无忌，李伯渊、李琦、李贱奴等人憎恨他。第二年正月，金朝灭亡。六月，李伯渊等听说附近有宋兵，假意与崔立商议防备，和崔立一同巡视城池，于是杀死了崔立。这年六月中，宋兵已经到达汴京。后来赵范镇守襄阳，和李伯渊等人亲昵交往，终于导致襄阳失守。由此可见，李伯渊杀死崔立后，立即投奔了宋军。宋军在这一年六月到达汴京，是没有疑问的。（《宋史·赵葵传》也说，当时是在盛暑中行军。）《续通鉴纲目》说，全子才到达汴京后，赵葵从滁州率淮地军队五万人来会合，对全子才说：“我们占据关隘、守卫黄河，如今抵达汴京已经半个月了，还不赶快进攻洛阳、潼关，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于是传檄命范用吉等率兵向西进发，徐敏子任监军。到达洛阳后，城中寂静，没有人响应。到了晚上，有三百多家残存百姓登城投降。这就是宋军先进入汴京、再进入洛阳的明确证据。到达洛阳的第二天，所携带的粮食已经吃完，而蒙古军已经到来，宋军于是战败退回。这件事，《宋史》《金史》的纪传都记载得不清楚，只有《续通鉴纲目》记得较为详细。再用《元史·刘亨安传》来验证：甲午年平定蔡州后，不久宋军二十万人进攻汴京，将要前往洛阳，元帅塔察儿派刘亨安抵御，宋军奔逃溃败。这又清楚地说明，当日宋军是先到汴京，后来才到洛阳。而《宋史》的纪传只说进军洛阳的军队挑起了事端，是因为宋军败在洛阳而不是败在汴京。

译○《宋史》缺少人物传记 《宋史》的各篇列传，从理宗以后，大概又对文臣记载较详、对武臣记载较略，不只是遗漏彭义斌等人。王坚镇守合州，功劳最大；《理宗本纪》中记载，诏令叙述王坚守合州的功劳，给他提升官阶两转。合州解除围困后，又诏令提拔王坚为宁远节度使，驻守兴元，兼任知合州，封清水县伯。各篇列传中提到他的，《张珏传》说，张珏与王坚协力抵御元兵，元军攻打九个月也不能攻下。《王安节传》说，王安节是王坚的儿子；他的父亲镇守合州有功，被贾似道忌恨，调任知和州，忧郁而死。后来王安节镇守常州，城池被攻破后被俘，元人问他的姓名，他说：“我是节度使王坚的儿子。”于是被杀。这些是《宋史》中记载的。至于《元史》中的记载，《宪宗纪》说，宪宗进攻合州，派宋朝降人晋国宝招降王坚，王坚不答应；晋国宝离开后，王坚又追上并将他杀死。宪宗率领全部军队在城下作战，进攻一字城、镇西门、东新门、奇胜门、护国门，都没有攻克。汪田哥又挑选士兵登上外城，王坚率众持盾抵抗；适逢下雨，元兵的梯子折断，后军不能前进，于是停止进攻。《赵阿哥潘传》也说，宪宗驻军钓鱼山，守将王坚夜间前来劫营，赵阿哥潘将他击退。《汪德臣传》说，王坚凭借险要地势固守，五个月不能攻下；汪德臣来到城下喊道：“王坚，我来使你这一城军民活命，应当赶快投降！”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飞箭射中。这些是《元史》中的记载。王坚镇守合州，几乎不逊于张巡镇守睢阳，竟然没有专门的传记。王佐镇守利州，父子都为难而死。《理宗纪》说，王佐坚守孤垒，元朝派降将南永忠前来劝降，王佐辱骂他，南永忠流着眼泪离去。《王翊传》《张珏传》也都说，元兵攻陷长宁，王佐父子都战死。《元史·宪宗纪》说，宪宗包围长宁，守将王佐和副将徐昕等出战，将元军击败。宪宗又督率军队在望喜门奋力作战，攻破城池，王佐战死；又杀了王佐的儿子及徐昕等四十多人。这样看来，王佐镇守长宁，也确实应该有专门的传记，但《宋史》没有记载。《元史·伯颜传》说，伯颜从鄂州顺流而下，杀死郢州将领赵文义、范兴。军队到达沙洋后，派人拿着黄榜和赵文义的首级进入城中招降；守将王虎臣、王大用烧毁黄榜，杀死使者；有人私下谋划出城投降，王虎臣把他杀了。伯颜又命吕文焕前来招降，也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攻破城池，擒获王虎臣、王大用，将他们杀死。由此可见，王虎臣、王大用都竭力守卫孤城，坚守气节、宁死不屈，《宋史》却都没有为他们立传，甚至没有在其他人的传记中附带记载他们的姓名。又有尹玉、麻士龙，都是文天祥派去救援常州的人；尹玉战死于五牧，麻士龙战死于虞桥，事迹见于《德▯纪》和《元史·伯颜传》。可是《宋史》给尹玉立了传，却没有给麻士龙立传，也没有在《尹玉传》中附带记下麻士龙的姓名，这同样是遗漏。○张世杰、李庭芝、姜才 元军攻下江南时，张世杰把水师停泊在焦山下，奋力作战却失败了，从此宋军再也不能作战。柯维骐说，张世杰为什么不据守镇江、瓜州来扼守敌军的冲要？等到读了《元史》才知道当时的形势并不是这样。这一年（宋德▯元年，元至元十二年），贾似道兵败以后，伯颜径直进趋建康。当时镇江府马军总管石祖忠先献城投降，行枢密院使阿塔海随即来驻守京口，设置木栅保护民居，又分兵屯驻瓜州，以断绝扬州的援兵。（《阿塔海传》）阿术另受命攻打扬州，也先派兵驻扎在瓜州。宋朝淮东制置使把瓜州城中的房舍全部焚毁，迁走百姓后离开，阿术便修筑楼橹来守卫那里。（《阿术传》）这样，瓜州有阿术，镇江有阿塔海，张世杰没有地方可以据守，只得停泊在焦山，进行决死之战。至于李庭芝、姜才守卫扬州，宋亡以后仍能支撑半年，也有原因：当时临安虽然已经陷落，但扬州所属的高邮、宝应、通泰、真州仍都在抵抗防守，所以还可以凭借它们的粮食援助。考察《宋史·文天祥传》，文天祥从镇江逃出，到达真州，苗再成得到制置司的檄文要捉拿文天祥，于是借口把他放走。又据《元史·阿术传》，真州的冯都统来袭击瓜州，阿术派阿塔赤将他击败。这说明真州当时仍由扬州守军控制。又据《阿术传》和《苫彻传》，宝应运粮给扬州，姜才率领军士迎接粮食，苫彻夺走了他们的马匹和二万粮袋。这说明高邮、宝应也仍由扬州守军控制。《博罗欢传》说，宋亡以后，淮东各城仍然坚守，博罗欢从西小河进入漕河，截断通州、泰州的援兵。（《怯怯里传》记载也相同。）这说明通州、泰州也仍由扬州守军控制。当时蒙古军有两个大营，一个驻扎在扬州北面的湾头，一个驻扎在扬州南面的扬子桥，已经牢牢扼住了要害。然而文天祥《指南录》说，蒙古军南北两个营寨每天早晚一定会互相巡哨，巡哨结束后，仍有乡民往来贸易，所以文天祥等人能够向贩卖者求取剩下的糁羹来充饥，并逃到通州入海。《宋史·姜才传》也说，姜才常常出兵到高邮、真州运粮来供给军队。在马家渡与元将史弼彻夜苦战，也是为了保护粮运。由此可见，扬州城南北虽然有敌兵包围防守，但物资粮食仍然可以运入城中。所以阿术说：“宋朝已经灭亡，只有李庭芝还没有投降，是因为外面的援兵还很多。” 于是元军又在扬州北面的丁村设置栅栏，以扼断高邮、宝应的粮食供应，留下军队驻扎在新城（邵伯埭），以切断泰州。（《阿术传》）这样一来，李庭芝等人陷入极大困境，逃入泰州；泰州城陷落后，他们就被元军擒获了。评论古事，如果不把《宋史》和《元史》相互参照考察，就无法弄清当时的实情。又据《姜才传》，德▯帝向北迁徙到瓜州，姜才率领四万军队直捣瓜州，想夺回皇帝；交战三时，众人拥护皇帝向北而去。考察起来，皇帝既然向北行进，应当经过扬州城下，为什么姜才不在城下截击他？这一点也可以从《姜才传》中推测出来。当时元军修筑了长围，从扬子桥一直到瓜州，向东北跨过湾头到横塘，向西北延伸到丁村，务求用长期围困来消耗扬州；这说明扬州城北面都有长围防护。大概瓜州交战以后，元军就护送皇帝从围墙外向北离去，所以姜才无法在那里拦截并夺回皇帝。○夏贵

译宋朝的夏贵在宋亡以后投降元朝，所以《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但他毕竟是宋末的功臣，从《元史》的本纪和列传中可以看出来。中统元年，夏贵在淮南新城驻军，元将隋世昌乘战舰抵达城下，交战后击退宋兵。（《隋世昌传》）中统二年，元将张庭瑞在蜀地虎啸山筑城，夏贵率领数万军队包围它。城墙被炮石打得处处穿透，张庭瑞便用木栅加以防护；木栅又被毁坏，于是依靠大树张挂牛马皮来抵挡炮石。夏贵认为城中人饮用山涧水，便在城外截断水源；张庭瑞把人畜粪便煮沸后倒入土中，以排泄臭气，城中人饮了几合水，嘴唇都生疮裂开。张庭瑞坚守一个多月，等到宋军稍有松懈，便奋力出击。（《张庭瑞传》）元将焦德裕前来救援，夜间逼近夏贵营寨，命令士卒每人拿三支火炬，夏贵受到惊吓而逃走。（《焦德裕传》）中统三年，李▯▯在济南反叛，宋将夏贵乘虚袭取蕲州、宿州等城。（本纪）万户李义战死，夏贵又进攻邳州，守将李杲哥出城投降。夏贵离开后，李杲哥进入城中，谎称自己有保全城池的功劳，不久事情败露，被处死。（本纪）夏贵焚烧房舍离去，李杲哥的弟弟又率三万军队与夏贵一同前来援助，元将郭侃将其击败。（《郭侃传》）当时夏贵已经攻陷亳、滕、徐、宿、邳、沧、滨七州以及利津等四县，张弘略在涡口阻挡他，夏贵这才离去，张弘略于是把失去的土地全部收复。（《张弘略传》）中统四年，宋将夏贵率兵进犯蜀中虎啸山寨，元将赵匣剌前往抵御，把他击退。（《赵匣刺传》）至元元年，元将刘元礼任潼川路汉军元帅，宋将夏贵率五万军队来进犯，诸将认为双方兵力悬殊、无法抵敌，面露惧色；刘元礼手持长刀大声呼喊，冲入敌阵，于是击退了夏贵的军队。（《刘元礼传》）至元二年，宋将夏贵想进攻虎啸山，元廷下诏派石抹纥扎率一军驻守那里。（本纪）至元六年，元军进攻宋朝襄阳，宋将夏贵率五万军队、三千艘运粮船，从武昌前来救援。当时汉水暴涨，夏贵乘夜间偷偷向上游驶进，元将赵璧派出伏兵，夺取了他的五艘船。第二天早晨，阿术率骑兵追击夏贵，赵璧率水军追击夏贵的水军，双方在龙尾洲交战，夏贵战败离去。（《赵璧传》）夏贵又停泊在鹿门山西岸，与元军相持七天，元将李庭和水军万户解汝楫进攻他，斩杀宋将王▯、元胜。（《李庭传》）至元七年，元将史权驻扎在荆子口，宋将夏贵用一万艘船载着壮士，想逼近江面进攻，史权将其击败。不久，宋军把粮食转运到随州，夏贵又扼守前路，史权再次将他击败。（《史权传》）至元九年，元军修筑正阳两座城池，宋将夏贵率十万水军前来进攻，元将董文炳登城抵御。一天夜里夏贵离去后又回来，飞箭射穿董文炳的左臂并射入腋下；董文炳拔出箭交给身边的人，先后中了四十多箭，箭用尽后力气也耗尽，于是昏厥过去。第二天，水灌入外城郭，董文炳移营躲避洪水，夏贵乘机进攻，压迫元军列阵。董文炳伤势很重，便让儿子董士选代替自己作战，夏贵败退。（《董文炳传》）至元十一年，宋将夏贵率十万水军包围正阳，掘开淮水灌城，城池几乎陷落。元将塔出冲破包围进入城中，随后又出城交战，于是解除了正阳之围。（《塔出传》）刘整又在大人洲追击并击败夏贵。（《刘整传》）孟义也夺取了几艘宋船。（《孟德传》）夏贵得知亳州没有防备，便带兵袭击亳州，元将贾文备将他击败。（《贾文备传》）这一年，伯颜的大军已经从郢州向东顺流而下，到达汉口；夏贵用一万艘战船，分别扼守各处险要。伯颜于是扒开堤坝，从沙芜口进入长江，夏贵在阳逻γ迎战。元将谒只里奋勇冲击夏贵的军队，缴获战船一百艘，夏贵向东逃走。（本纪以及《伯颜传》《李庭传》《谒只里传》等）至元十二年，伯颜的大军从鄂州向东顺流而下，到达丁家洲；夏贵与贾似道率水军横列在江面上。伯颜用大炮轰击，宋军的阵势动摇，贾似道逃往扬州，夏贵逃往庐州。（本纪以及《伯颜传》等）夏贵又想从太湖进入援救临安，元将李庭、薛塔剌海在峪溪口截击他，将其击败。（《李庭传》《薛塔刺海传》）高闹儿又在焦湖击败夏贵。（《高闹儿传》）由此看来，夏贵历经艰险征战，东奔西走，在宋朝末年竭力补救危局，差不多有二十年，确实是宋末的一位功臣。假如他能够保住危急的疆土，支撑南宋半壁江山，本来应当与南渡时期的韩世忠、岳飞等人相提并论；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能够以身殉国，也应当和边居谊、李芾、李庭芝等人一样以忠义流传后世。然而自从在峪溪口、焦湖战败以后，伯颜、阿术的大军分别驻扎在建康、镇江，夏贵想入援却没有途径，于是不能守住最初的志向。伯颜派人去攻打他，夏贵便写信说：“杀敌一万人，自己也要损失三千人，希望不要耗费国家的力量来攻打这座边城；如果行在投降了，这座边城还归谁所有呢？” （《洪君祥传》）第二年正月，宋朝灭亡。二月，夏贵于是把淮西献给元朝。他认为，等国家灭亡后才投降，终究胜过刘整、昝万寿、吕文焕、范文虎等人在宋朝尚未灭亡时就先行投降。然而《宋史》因为他投降元朝，便没有为他立传；《元史》又因为他在元朝没有功绩可记，也没有为他立传，白白使他数十年的劳苦成为虚无。推算当时他的年纪已经很大，即使苟且活着也只有几年，所以死后有人凭吊他说：“享年八十三，为什么不活到七十九岁？唉，夏相公啊，万代声名永远不朽！”（《宋稗史》）实在可惜！考察夏贵投降以后，他入朝觐见于上都，被授予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授任江淮行中书省左丞，因为江南盗贼突然发生，朝廷命令夏贵招抚。至元十七年，夏贵请求告老，朝廷同意了，并下诏授予他的子孙官职。不久夏贵去世，这些事都见于《元史》的有关列传。○宋代四六文大量采用本朝史事

译刘克庄的诗大量采用本朝史事，相关说明见《丛考》。但不只是诗，他所撰写的四六文也多把本朝史事作为典故。《贺谢司谏启》中说：“既然已经压下了陈了翁的谏疏，谁还敢触犯老蔡京的锋芒？假使施行献可的弹劾文章，天下难道会承受金陵之祸吗？质肃曾论说灯笼锦，有人讥讽他后来竟没有文章。道乡曾进谏瑶华宫，说事情并不止于此。”《贺刘察院启》中说：“欧阳修责备高若讷时，还在馆中任职；陈了翁触怒张浚、雷州时，正任博士。宁愿接受夷陵之役，也不发动绍圣年间的舟师。”《贺李制置启》中说：“寇莱公镇守北门时，契丹佩服他的声望和威重；范文正治理西夏时，元昊害怕得胆寒。”《贺傅侍郎挂冠启》中说：“欧阳修躲避关弓之害，文彦博则以此惩戒一网打尽的危险。”《上王师侍启》中说：“中年勇于退隐，有司马光、吕晦叔的风范；晚年气节如后凋之松，承载着刘元城、陈了翁的期望。”他在《授祕撰谢丞相启》中说：“词臣援引綦叔厚，请求公开揭露老秦桧的奸邪；言官怀疑曾子开，认为他有忿恨嫉妒新州的意思；司马光任用官吏，没有谁比子骏出任京东更为荣耀。范文正爱惜人才，没有夺去大年在阳翟任职的志愿。”《除云台观谢丞相启》中说：“惭愧自己不是韩驹、徐俯一类的人，将来却要与陆游、米芾相提并论。”《除宗簿谢丞相启》中说：“范仲淹、欧阳修和庆历年间的文治，只有圣俞没有被引用；马光祖、吕公著造成元祐年间的贤才云集，却唯独遗漏了无已。”由此可见，刘克庄的四六文也多把当时的史事用作典故。但这种文体实际上并不是从刘克庄才开始的，南渡以来已经有很多人这样写了。李刘《贺虞大参帅蜀启》中说：“小范胸中有百万兵，西方敌寇听到他的名声便胆战心惊；维弼献上治理河朔的十三条策略，北方边地都受到他的抚治。”《贺董司谏启》中说：“还想写作石守道颂扬功德的文章，幸好不要退还李师中押韵不合的诗。”《贺卫参政除江西帅启》中说：“夷狄向寇公询问，儿童传诵君实的名字。”《谢曾舍人启》中说：“讲说《战场文》时，人们正迷惑于五色斑斓；阅读《刑赏论》时，您从众人之中脱颖而出。”《上史丞相启》中说：“从前我居丧期间，想上呈范文正的奏书却没有门路；如今来到宫阙之下，想作石徂徕的颂文却又难以开口。” 《上卫参帅启》中说：“夷狄询问潞公的年纪，庆幸他还没有老；儿童传诵君实的名字，凭借这些声望持守它，哪里还用归去？”周必大《贺汪参政启》中说：“资历比甘宁还浅的彦博，却进入了宰辅之列；奉使来到西夏的仲淹，回朝后参与辅佐枢密院。”杨万里《回韩安抚启》中说：“苏轼在颍滨上书给太尉，欧阳修记述武康任上的气节。”熊克《贺汤丞相启》中说：“考察本朝宰辅的旧例，像先正文彦博那样屡次任相；自天圣初年以来，已经登上昭文馆首辅的位置；到景▯年间再次入朝，才屈居集贤院次辅之位。”王十朋《除馆职谢启》中说：“魏国公从甲科中奋发而出，尚且被推荐以后才召用；苏内相由制举擢升，也要经过考试以后才授官。”洪适《贺王宪启》中说：“有东坡与六君子的交游，也有庆历年间三位谏官的行列。”这些例子都早于刘克庄，却已经采用本朝史事了。与刘克庄同时以及晚于刘克庄的人，也多采用这种文体。王迈《上留经略启》中说：“刘元城在宋朝时，前来问学的门徒很多；陈了翁居住淮地时，登门求学的人也很多。”《上应经略启》中说：“笔下没有一点尘埃，具有大苏的文采。胸中拥有百万兵甲，具备小范的经世才略。”《贺曾宪启》中说：“拥有余庆历、元▯年间的典范气度，也有玉局、宛邱那样的风采。”《贺李仓曹启》中说：“在春日车舆旁舞动彩袖，终于实现蔡端明侍奉亲人的志愿；在石鼓旁敲响木铎，追寻朱紫阳讲道的盟约。”《贺郑枢密》中说：“从前中书省还没有寇忠愍，如果有他在，哪里会允许这样的言辞发生？如今我国已经任司马公为相，难道还容许有人制造事端？”李廷忠《贺娄同知启》中说：“辽人相互告诫，千万不要开启边境间隙，这是因为司马光掌握了朝政；澶渊一战就足以确定对辽的盟约，本来就是出自寇准在帷幄中的筹划。”方岳《贺李制置启》中说：“维弼谋划治理河朔的十三条策略，小范胸中拥有百万兵。”《谢李尚书启》中说：“韩琦受到当时舆论的喧誉，素来被欧阳修推重；苏轼长期陷于深文周纳之中，只有得到吕公著的推荐。”洪咨夔《到运使任谢政府启》中说：“想到司马光任用鲜于，以使齐、鲁地区蒙受福泽；王文正任命薛奎，以舒缓江、淮地区的力量。”《贺郑丞相启》中说：“庆历年间进用杜正献，彻底革除弊端；元▯年间任司马光为相，竭力端正人伦纲纪。” 《贺蔡侍郎升侍读启》中说：“好比从前邢▯处在咸平年间，与我们称为坡仙的苏轼处在元▯初年。”《贺李参政启》中说：“独乐园的自我闲适，难以留住君实；天章阁一旦开设，就立即任用了郑公。”林鉴《贺曾参政启》中说：“处置西部事务，没有比朝廷更合适的了，这本来已经符合吕申公精深的见识；告诫边疆官吏不要再开启边境间隙，不久将会继承司马相公的清名。”真德秀《宣召入院谢表》中说：“修治并进入翰林院，是在环滁出任地方长官的年月；苏轼侍奉禁庭，也是在从赤壁归来以后。”方蒙《贺徐枢密启》中说：“文彦博、富弼的声望，将在雄文中广泛传播；韩琦、吕夷简这样的世家，将一定在史册上增添光彩。”《谢王丞相启》中说：“狂放如范仲淹，实在辜负了晏公的推荐；刚直如苏轼，几乎给安道带来危难。”《致福建安抚李尚书启》中说：“吕晦叔虽然受到王安石厚待，怎么可以把私情托付给他？▯夫受到司马光的知遇，难道不会说出他的过错吗？”《回泉守赵侍郎启》中说：“善神在熙宁年间由谁来护佑？怪鬼已经在庆历年间哑然无声。”姚勉《谢应判县送酒启》中说：“诚斋写下《汝饮吾宴》一诗，诗的美好胜过酒味。”

译东坡说“我睡下了，你离去吧”这句话，似乎还不够贤雅。《回胡主簿启》说：“从前明道先生任职于▯县时，用德行教化人民；后来紫阳夫子任职同安时，用学问造就士人。”文天祥《贺江左相启》说：“潞公平章军国大事，司马光实际担任昭文馆职务；正猷在朝廷议论政事，微仲曾经担任左辖。”《贺马右相启》说：“简淡的品格独能周全应付事物，这就是晦叔能够在潞公、司马光之间有所建树的原因；忠恕之道片刻也不离身，这就是尧夫在正献、微仲之间可以无愧的原因。”《谢江枢密启》说：“在都堂称誉彦博，幸而借用了郇公的声誉；推荐仲淹担任馆职，岂敢忘记元献公的公正。”《致章签书启》说：“欧阳修参与掌握兵权，是在魏国公担任平章的时候；邵雍参与枢密院政务，是在潞公重新判理事务的日子。”“传播江西宗派的图谱，怎敢说自己已经加入文社；诵读徂徕称颂圣德的诗句，请允许我接着作歌。”《致胡丞相启》说：“考察韩琦、范仲淹的规模，追溯赵普、张浚的事业。”这些也都是用本朝人物来引用本朝的史事。大概宋朝国史的记载本来就散布在民间，如李焘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撰写《北盟会编》一类的书，如果不是取得国史原本，凭什么来撰述呢？由此可知，日历、实录，士大夫家中都有这类书；此外，名臣录、笔谈、遗事、家传、文集等，也随着时间不断刊刻流布，人人都能知道本朝的故事，所以引用起来很方便。●卷二十七 ○辽史 《辽史》过于简略。这大概是因为契丹的风俗本来就很少有记载。太宗会同元年，虽然曾下诏命有关官署编纂始祖奇善（旧名奇首）可汗的事迹，但《辽史》所记仅有他出生于都庵山、迁徙到潢河岸边而已，看来早已荒远模糊，无从考核了。历朝也有监修国史的官员，如刘慎行、邢抱朴、室▯、刘晟、马保忠、耶律隆运、耶律▯、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耶律阿苏（旧名阿思）、王师儒等，都是以此作为官衔的（见各人本传）。然而圣宗曾下诏要求修日历的官员不要记载琐事，道宗又取消史官参与听闻朝廷议论的资格，而让他们询问宰相后再记录。只有萧罕嘉努修撰国史时，圣宗在秋山打猎，熊、鹿使数十人受伤，他如实记下这件事；皇帝看见后命令删去，他出宫后又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认为史笔就应当这样。由此可知，其他记载大多有所隐讳而且草率。后来编成史册，到兴宗时，耶律孟简上言说：“本朝兴起以来将近二百年，应当有国史流传后世。”于是编纂《耶律▯赫噜》（旧名曷鲁）、《乌哲》（旧名屋质）、《休格》（旧名休哥）三人的传记进呈。兴宗才开始命令设置机构编修国史。当时由耶律古裕（旧名谷欲）、耶律庶成和萧罕嘉努实际负责编纂，于是记录约尼氏（旧作遥辇氏）以来的事迹以及各位皇帝的实录，共二十卷，进呈皇帝。圣宗以前的事情，大概都是在这时追述编成的。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呈太祖以下七位皇帝的实录，这又是以耶律古裕等人编纂的本子为基础加以审订的。当时刘辉对道宗说：“宋朝欧阳修的《五代史》把我国朝列在四夷之中，妄加贬低诋毁。臣也请求把赵氏起初兴起时的事情，详细附载在我国国史中。”据刘辉所说，不仅各位皇帝都有实录，而且逐渐已经有了完整的国史。到天祚帝乾统三年，又下诏命耶律俨编纂太祖以下各帝的实录，共成七十卷。这样，辽代的事迹大体齐备了。《辽史》的传赞说，这部书具备了一代治乱的事迹，也称得上用心勤勉了。辽代当时，国史只有这一部被称为完书，金熙宗曾在宫中阅读《辽史》，读的就是这一部。熙宗皇统年间，又下诏命耶律固、伊喇因（旧名移剌因）、伊喇子敬等人（旧作移剌子敬）续修《辽史》，后来由萧永祺完成，共记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于皇统七年进呈。这是金代第一次修撰的《辽史》。章宗又命伊喇履提控刊修《辽史》，由党怀英、郝俣充任刊修官，伊喇益、赵氵风等七人充任编修官；凡民间收藏的辽代碑志和文集，都送交主管官署。同修者还有贾铉、萧贡、陈大任等。泰和元年又增加三名人员，凡有改任官职的，允许把书稿随身带走。党怀英退休后，下诏命陈大任接续完成此书（这些都见于各人的本传）。这是金代第二次修撰的《辽史》。元朝修《辽史》时，耶律俨和陈大任所修的两部书都还存在。《后妃传序》说，耶律俨、陈大任的《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斟酌取舍后编入本篇。而《历象闰考》中还注明，耶律俨的“敝顺年”有闰，陈大任的“敝顺年”无闰，更可见元朝编修时完全以耶律俨、陈大任的两部书为依据。○辽史二 辽、金两代的兴起，都经历了几代祖宗的开创，才成就帝业。《金史》在《太祖本纪》之前先设《世纪》，叙述他的先世，最为清楚明白。《辽史》却一开篇就写《太祖本纪》，而把祖宗世代相传的情况反而附载在本纪的赞语中，所以叙述过于简略。肃祖、懿祖、元祖、德祖四代，他们的妻子已经在《后妃传》中立传，他们的丈夫反而没有专门的本纪，只附在赞语中，难道不是详略都失当吗？而且赞语中的叙述也不十分明白。书中说，奇善可汗生于都庵山，传到聂▯▯，聂▯▯让位给苏尔威而不肯自行即位。聂▯▯生必塔（旧名毗牒），必塔生海兰（旧名颏领），海兰生努尔苏（旧名耨里思），这就是肃祖。肃祖生萨喇达（旧名萨剌德），这就是懿祖；懿祖生伊德实（旧名匀德实），这就是玄祖。玄祖生色勒迪（旧名撒剌的，《北庭杂记》又作斡里），这就是德祖，也就是太祖安巴坚（旧名阿保机） 的父亲。他们世代担任约尼部的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太祖接受可汗的禅让，于是建立国家，书中这样说。《太祖本纪》又说，哈陶津汗（旧作痕德堇可汗）去世，群臣奉遗命请求立太祖为可汗；太祖推辞三次，才答应即位。考察《新唐书》的记载，契丹王锡里济（《旧唐书》和薛居正《五代史》都作习尔之）死后，族人沁丹（《唐书》《薛史》都作钦德）继位。他曾入侵，败于刘仁恭，于是用重金请求结盟，所以沁丹晚年没有成就。欧阳修《五代史》则说，约尼按照次序继位，受到刘仁恭攻击，八部人认为约尼不能办事，便从众人中选出安巴坚代替他。这大概就是《辽史》所说的接受可汗禅让。（钦德、痕德堇、遥辇，都是名字在传闻中发生的错误。）至于聂▯▯让位给苏尔威而不自行即位的事情，考察《耶律▯赫噜传》，其中说哈陶津汗去世，群臣奉遗命拥立太祖，太祖说：“我的祖先聂▯▯曾因认为自己不应当即位而辞让，我怎么可以接受呢？”▯赫噜说：“从前聂▯▯辞让，是因为当时没有遗命。